第十八章 文立：由蜀入晉之「第一智臣」

  當代知名學者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一書中指出：司馬炎開創的晉國高層權力集團是由中原名門世族精英為主幹的，他們幾乎壟斷了朝廷上下的人事選任大權，而且彼此以血緣、姻親、郡望、鄉誼為紐帶，具有極為強烈的排外性。而鄧艾僅僅是出身寒門庶族，因其立下赫赫戰功而躍居太尉，便遭這些世族精英聯手絞殺、幾近滅門。

  然而，在晉初權力最高層的顯要位置上，卻屹立著一位來自被征服之地域的「異類」—他就是原蜀漢尚書、時任晉國散騎常侍的文立。

  文立原籍為蜀漢巴郡臨江縣人氏，是土生土長的益州系士族精英，在中原一域毫無人脈。和他同仕成都的蜀漢督軍裴越，出自河東郡裴氏一族，其父裴儁為原魏國尚書令裴潛之胞弟，本人為現晉國尚書令裴秀之從弟，他在中原晉廷的人脈背景可比文立雄厚太多了。然而，終裴越之一生，只做到了晉室議郎之職。而文立卻在晉國朝廷一路飛黃騰達，竟做到了散騎常侍、衛尉等上品要職。可見，文立在晉廷的「登龍」之術堪稱運用得爐火純青，甚至突破了門戶背景的制約和降臣身份的限制，實在是難能可貴。

  其實，縱觀文立在晉國仕途如此順遂的背後，還是有脈絡可尋的。他首先是擁有一位能在晉國仕途上對他帶來莫大助力的「好老師」：譙周。譙周當年勸說劉禪歸順司馬氏，可謂「通達時務」，司馬氏自然也對他這一份效忠之誠投桃報李—《三國志·蜀書·譙周傳》記載：

  時晉文王（指司馬昭）為魏相國，以（譙）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譙周本人在蜀中曾任「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摘自《三國志·蜀書·譙周傳》），又被陳壽譽為「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指董鍾舒）、揚（指揚雄）之規」，影響力頗大。而文立正是他門下首徒。《晉書·文立傳》記載：

  （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文）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

  有了這樣一層師門淵源，司馬氏對文立自會青睞有加。

  文立對他這位師父的「資源」開發十分到位。他師父譙周是以「順天應運」而揚名中原的。文立利用這一點，將譙周刻意「神化」以彰顯自己的價值。《三國志·蜀書·譙周傳》記載：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譙）周。（譙）周語次，因書版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指司馬昭）果崩。

  初一看，我們會十分佩服譙周的「未卜先知」，認為他有如「神人」。然而細細一想，這則故事卻十分蹊蹺：譙周本人從未見過司馬昭，怎會突然想起給遠在洛陽的司馬昭「算命」？他「算人之死」，於常人尚且有犯忌諱，何況是司馬昭？而且，他為什麼還要留下手筆刻意炫示於人？筆者以為，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文立本人於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天在洛陽親眼觀察過司馬昭，感到他的氣色並不太好，於是返回漢中與師父譙周相見，二人約定聯手上演一幕「大戲」給司馬氏君臣好好看一看。他讓師父譙周裝作口齒不清，然後寫下「典午忽兮，月□沒兮」的「預言」，這個「月□」，可能是「月酉」，可能是「月戌」，也可能是「月亥」，然後待時而奏。果然，司馬昭在當年八月病逝，文立就馬上呈進譙周「典午忽兮，月酉沒兮」這段「讖言」，便有了「先見之明」的美譽。而司馬昭身為蓋世之雄「應運而逝」，亦被魏國上下視為「天命奇譚」，反而不為犯忌。最巧妙的是文立還留了後招：讓譙周裝聾作啞，如果晉廷認為此舉犯忌而來追問，譙周則以「啞」而塞責，讓人抓不到把柄；如果晉廷認為此舉不犯忌而反有賞，那麼文立就可以站出來宣傳師父譙周的「奉天知命」「未卜先知」，從而使譙周和他二人大獲其利。幸好，以司馬炎為首的晉室高層集團也需要用譙周師徒編造的這段「讖言」來神化司馬昭為「天定之雄」「命世之英」。所以，司馬氏集團對此大加炫揚，為未來以晉代魏大做輿論鋪墊。而文立和譙周自然也是「造神」有功之臣，引起了司馬炎的高度重視。他這一表態認可，譙周的「失語」之症就突然痊癒了，還和前來探病的陳壽暢談無阻，以「孔子再世」而自命，並一直安安穩穩地活到了晉室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之冬。

  不過，這一樁以「讖言」而「造神」司馬昭的事件終局之後，最大的獲益者並不是譙周，而是文立。文立作為譙周門下的「顏回」，如此忠誠於大晉，很快便被司馬炎下詔為梁州首任別駕從事，協助晉廷安撫蜀漢士庶。

  再聰明再伶俐的臣子，要想在仕途上實現「跨越式」發展，也是需要合適的機遇的。當時司馬炎剛剛登基即位，缺乏自身的嫡系人事班底，在元老派和宗親派的雙重擠壓下，不得不「循規蹈矩」、低調而為。而且，元老派和宗親派在朝廷各結朋黨，晉國絕大多數的臣僚已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黨爭。司馬炎肯定不會從涉足黨爭的臣子當中寄予心腹之任，只會「另起爐灶」，選擇幾個「孤臣」來做自己的政治「白手套」—此刻，文立以外來降臣之身應運而出，便被司馬炎納入了視野。他平步青雲的機遇就此到來。

  然而，這時的司馬炎對文立的政務能力還不夠了解。為了進一步考察他的真才實學，司馬炎便將文立放到濟陰郡太守的職位上去「以觀成效」。

  文立在蜀漢時期已是官拜尚書、掌領機務，區區一個濟陰太守在他手中做來，又有何難哉？一兩年間，文立在濟陰郡任上「政事修明」的美譽便日漸升隆，司馬炎對此甚為滿意，再加上文立在先前「神化」司馬昭一事上的貢獻，於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將他選為自己嫡嗣司馬衷的太子中庶子。

  為了平衡朝中各派勢力，司馬炎先已選了元老派重臣李憙為太子太傅，再以齊王司馬攸為太子少傅，但對太子中庶子一職卻顯然頗費了一番思量。太子中庶子在歷朝歷代都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職位。居此職者，一般而言，非親臣子弟，即為國之棟樑。例如曹丕的太子中庶子是司馬懿，孫權嫡嗣孫登的太子中庶子為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其後，司馬懿、諸葛恪等人都成了本國的顧命輔政大臣。從這一職務的授予，可見司馬炎對文立確是非常器重的。

  文立自然也懂得司馬炎挑選自己為太子中庶子，是另有深意的。在西晉初年，司馬炎之太子司馬衷的「不慧」之名已是傳遍朝野上下。而中原本土派的名門世族集團中各個派系也對太子東宮的僚屬可謂是眾目所矚，都想安插自己方面的人手進去探察虛實。在司馬炎看來，倘若司馬衷的東宮僚屬選人不當，向外面「跑風漏氣」、泄密傳謠，豈非「引狼入室」？深思遠慮的司馬炎認為拋開中原本土派名門世族集團的各個派系，從外來降臣當中選擇一個與中原本土派毫無瓜葛而又才能不俗的名士文立出任太子中庶子，應是最為「保險」的。一來，他根基淺薄，只能依附皇權才能立足晉廷，易於控制；二來，他在中原「人生地不熟」，也不易捲入朝中本土派的朋黨「旋渦」。

  在明白了這一切之後，文立便留在司馬衷身邊兢兢業業地輔導教誨他，以自己的滿腔學識為司馬衷開發智慧。儘管收效甚微，司馬炎卻發現了他的忠勤不倦，於是稱讚他「任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把他視為自己的嫡系親信。

  隨著歲月的疾馳，司馬衷的「不令」之跡終難掩蓋，「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同時，齊王司馬攸又素有盛譽，成為可與太子司馬衷奪嗣的最強競爭者。

  此情此勢之下，司馬炎開始著手培植司馬衷東宮一系的勢力網絡。他認為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干」，又不似荀勖、馮（左糹右冘）等人在朝中囂張跋扈、惹人非議，於是把他提拔到散騎常侍之位上，成為自己的心腹智囊。

  文立這時也非常明白自己正是靠了晉廷的齊王攸奪嫡之爭而平步青雲的。他身處朝中多個派系勢力的「環伺」之下，唯有緊附皇權，謹言慎行，如履薄冰，絲毫不敢授人以柄。他行事之小心翼翼，竟達到了這樣的地步：他的至交好友程瓊「雅有德業」，完全可堪舉薦為國之用，而文立為了避嫌，居然無一語以上呈御前。憑著這一舉動，他得到了「廣休（文立字廣休）可謂不黨矣」（摘自《晉書·文立傳》）的公論，更為司馬炎所倚重。司馬炎正是看中了他的「無朋無黨」，才會授予他更大的職權。

  隨著文立在司馬炎心目中越來越受信任，他在朝中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司馬炎甚至將一些重要將臣的人事任免問題也拿來諮詢文立，文立通常表現得可圈可點。《晉書·唐彬傳》記載：

  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唐）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其實，文立早已摸清了司馬炎的心思：唐彬本是先帝司馬昭在世之時所欣賞的名臣，又與太尉陳騫等交好，來歷不凡，司馬炎肯定是要重用他的。而司馬炎此時故意拿出和文立同郡的楊宗與唐彬相提並論，顯然是在考驗文立是否「忠誠孤直」。文立回答得十分巧妙：他並不談論唐、楊二人的長短優劣，而是指出二人不同的嗜欲來請「聖裁」，既不落於「阿順上意」之名，又能模稜兩可留有餘地。果然，司馬炎心領神會，以「財欲可足，而酒者難改」的理由選定了唐彬。實際上，益州監軍主管軍風軍紀，選任一個酒鬼固然不妥，而改任一個貪官又豈能正身肅法？司馬炎和文立的這番君臣對話，只讓後人看到深深的權謀，而毫無啟示價值。

  咸寧年間齊王攸的奪嫡之爭達到最激烈的關頭，文立突然被司馬炎抬舉到了衛尉的要職上。衛尉之職，列為九卿之首，執掌皇宮內外警衛之庶務，通常是非宗室、外戚而不可充任的。司馬炎將他如此轉任，顯然是為了在與齊王司馬攸的激戰中以備萬一。而文立以自己的才識竟使得朝野上下對他這一任命毫無異議—「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摘自《三國志》）。這一點，令人委實嘆服：文立需要表現得多麼圓融練達，才會被晉朝那麼多的勢力集團共同認可啊！

  《晉書》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時西域獻馬，帝（指司馬炎）問（文）立：「馬何如？」（文立）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這是司馬炎對他應變之才的又一次考試，與漢文帝追問丞相陳平決獄、錢穀之事一樣。陳平當時回答：「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立和他的答覆有異曲同工之妙，體現了大臣之風與卿相之器。通過這次考試，司馬炎更加堅定了把文立樹為太子司馬衷之「柱石重臣」的決心。

  此時的文立兼任梁、益二州之大中正，「銓衡平當，為士彥所宗」（摘自《華陽國志》），已經成為益州系世族集團在洛陽晉廷的政治代言人。而他亦正準備著全力協助司馬炎在與齊王攸的謀嗣之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然而，那麼聰明圓通的他，那麼左右逢源的他，卻在大決戰的前夕—咸寧末年莫名其妙地暴病身亡了！老天爺輕輕一抹，就將他的一切努力化為烏有，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啊！

  他和那位「典午忽兮，月酉沒兮」的司馬昭一樣，費盡了心機，卻難逃宿命：在抵達了仕途的巔峰之際，也同時衝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

  文立的驟起與驟亡，說來也並不意外。只可惜，益州系士族們從此便在晉朝的最高權力層中失去了極為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