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的戰後安置及其深遠影響

  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司馬昭在拿下壽春城、消滅諸葛誕之後，本想調遣諸將輕兵深入，大舉南下，招迎唐咨等人在吳境的親信子弟，乘隙直取東吳。

  這時，王基站出來勸諫。

  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逾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指曹操）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摘自《三國志·魏書·王基傳》）

  司馬昭權衡之下，認為他所言可取，再一次聽從了他的建議，休兵不動。

  在安置降兵降將方面，司馬昭亦是從寬從仁，毫無苛酷。一是對吳軍的安置，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摘自《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二是對諸葛誕舊部的安置，「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諸葛）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余皆赦之」。三是對各個降將的安置，「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表（文）鴦、（文）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

  對司馬昭的種種舉措，後世史學家習鑿齒深為嘆服。

  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指司馬昭）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擒三叛，大虜吳眾，席捲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錶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他挾淮南全勝之威回朝，魏帝曹髦只得以晉公之爵、相國之尊、九錫之禮迎賞於他。司馬昭卻堅持「守謙讓之實」，固辭不受。但任何人都清楚，他以晉代魏、一統八荒，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罷了。

  其實，我們中立而客觀地來看待這場後三國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壽春之役，會發現司馬氏集團也從中暴露出了一些重大的隱患問題；在此役中，王基、石苞、州泰等累有戰功的幹將們絕大多數的年紀都比司馬昭本人還大，基本上都是司馬懿、司馬師時代遺留下來的軍事班底。這顯示出司馬氏集團軍事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較為嚴重。司馬昭通過這場大戰役並沒有選拔出多少年富力強的新秀人才。他的弟弟司馬亮在戰爭中竟遭失利免官。只有鍾會一人在出謀劃策方面表現突出，成了他的智囊臂助。但這畢竟掩蓋不了他麾下新秀匱乏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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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數年後他發動滅蜀之役時，王基、州泰等皆已先後去世，而他所能任用的主要還是鄧艾、諸葛緒這樣的老將。至於杜預、胡烈等軍中新秀，才在那個時候漸漸冒出頭來。

  相反，倒是東吳這邊，孫（左糹右林）、朱異及其他吳將幾乎均遭挫敗，而陸遜之嗣子、「陸家軍」之首領陸抗卻脫穎而出，在局部戰爭中戰績頗豐。《三國志·吳書·陸抗傳》記載：

  （孫吳）太平二年（公元257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陸）抗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

  這說明：吳國雖敗，但也不乏新秀俊才。江東的半壁河山，終有陸家軍可以倚為棟樑。司馬氏集團固然兵強馬壯、糧豐械足，但要一舉吞滅吳蜀，亦非一朝一夕而可達成。

  但即使如此，司馬昭在「壽春之役」以寬受降、以仁待敵的做法也讓吳、蜀二國的士大夫階層有所感觸。所以，在後來的歲月里，蜀漢、東吳都在戰敗之後皆因信服司馬氏的寬大為懷而先後舉國降服，而不是死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