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的全盤謀劃

  面對諸葛誕在淮南專擅坐大的情況，司馬昭毫無姑息之念。他並非不知道強征諸葛誕入京的後果，但他依然非常強硬地發出了徵調詔書。這是因為：他早已成竹在胸，要借用諸葛誕的人頭來做自己立威天下的「祭品」。從這一點而言，諸葛誕其實是被司馬昭強行「逼反」的。

  當諸葛誕叛亂的消息傳來，《晉書·文帝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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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者請速伐之，帝（指司馬昭）曰：「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

  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眾擊寡，蔑不克矣。」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荊、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司馬昭對蕩平諸葛誕之役已經有了兩個心理準備：一是打大仗、打硬仗；二是打持久戰、打攻堅戰。既然不能在旦夕之間了結此役，他反而顯得不慌不忙、從容不迫。畢竟，司馬氏集團的綜合實力對諸葛誕一方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有了這樣的底氣，司馬昭準備放開手腳，謀劃著名將這一場平叛之戰打出響噹噹的口碑來，並作為展現司馬氏集團超強實力以威懾四海的標誌性戰績。

  從這個目標出發，司馬昭和他的「謀士團」認真選定了自己的戰略性構思藍本。而這個藍本，就是那位「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曾與司馬師齊名的玄學放達派名士首領夏侯玄所寫的《樂毅論》。雖然夏侯玄先前已經作為司馬家的隱性政敵早被除掉了，但他這篇代表著後三國時代軍事戰略思想最高水準的絕妙文章《樂毅論》仍然在魏國上下發揮著深遠影響。司馬昭和他的謀主鍾會，曾經都是夏侯玄的「粉絲」。他倆基本上都是以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來指揮壽春平叛之役的。

  司馬昭和鍾會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夏侯玄的《樂毅論》確實寫得理明而詞暢、高瞻而遠矚，實為用兵伐敵之至高龜鑑。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莒即墨（為劣是以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

  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覇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誅哉？其與鄰敵何以相頃？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從後面的戰役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司馬昭和他的「謀士團」「戰將團」幾乎完全是遵循著《樂毅論》中「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的原則去實施執行的。司馬昭就是要把壽春之役打成一場舉世矚目的「仁義之戰」「德攻之戰」，令吳、蜀二方為之折服。

  確定好《樂毅論》為戰略指導思想後，司馬昭便開始著手布局圍剿諸葛誕了。

  大將軍司馬文王（指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摘自《三國志·魏書·諸葛誕》）

  在他親自出馬之前，麾下大將王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已然率領先鋒部隊搶先趕到壽春城下，結柵設壘，連營立陣，準備圍而攻之。

  諸葛誕卻固守城中，並未發兵迎擊—他在等候東吳援軍的大舉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