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的全盤謀劃
2024-10-09 08:33:47
作者: 李浩白
面對諸葛誕在淮南專擅坐大的情況,司馬昭毫無姑息之念。他並非不知道強征諸葛誕入京的後果,但他依然非常強硬地發出了徵調詔書。這是因為:他早已成竹在胸,要借用諸葛誕的人頭來做自己立威天下的「祭品」。從這一點而言,諸葛誕其實是被司馬昭強行「逼反」的。
當諸葛誕叛亂的消息傳來,《晉書·文帝紀》記載:
議者請速伐之,帝(指司馬昭)曰:「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
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眾擊寡,蔑不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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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荊、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司馬昭對蕩平諸葛誕之役已經有了兩個心理準備:一是打大仗、打硬仗;二是打持久戰、打攻堅戰。既然不能在旦夕之間了結此役,他反而顯得不慌不忙、從容不迫。畢竟,司馬氏集團的綜合實力對諸葛誕一方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有了這樣的底氣,司馬昭準備放開手腳,謀劃著名將這一場平叛之戰打出響噹噹的口碑來,並作為展現司馬氏集團超強實力以威懾四海的標誌性戰績。
從這個目標出發,司馬昭和他的「謀士團」認真選定了自己的戰略性構思藍本。而這個藍本,就是那位「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曾與司馬師齊名的玄學放達派名士首領夏侯玄所寫的《樂毅論》。雖然夏侯玄先前已經作為司馬家的隱性政敵早被除掉了,但他這篇代表著後三國時代軍事戰略思想最高水準的絕妙文章《樂毅論》仍然在魏國上下發揮著深遠影響。司馬昭和他的謀主鍾會,曾經都是夏侯玄的「粉絲」。他倆基本上都是以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來指揮壽春平叛之役的。
司馬昭和鍾會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夏侯玄的《樂毅論》確實寫得理明而詞暢、高瞻而遠矚,實為用兵伐敵之至高龜鑑。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莒即墨(為劣是以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
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覇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誅哉?其與鄰敵何以相頃?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從後面的戰役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司馬昭和他的「謀士團」「戰將團」幾乎完全是遵循著《樂毅論》中「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的原則去實施執行的。司馬昭就是要把壽春之役打成一場舉世矚目的「仁義之戰」「德攻之戰」,令吳、蜀二方為之折服。
確定好《樂毅論》為戰略指導思想後,司馬昭便開始著手布局圍剿諸葛誕了。
大將軍司馬文王(指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摘自《三國志·魏書·諸葛誕》)
在他親自出馬之前,麾下大將王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已然率領先鋒部隊搶先趕到壽春城下,結柵設壘,連營立陣,準備圍而攻之。
諸葛誕卻固守城中,並未發兵迎擊—他在等候東吳援軍的大舉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