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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曹魏幕後的真正「孤臣」

2024-10-09 08:31:15 作者: 李浩白

  古人入仕大多追求成為國之「良臣」。劉向在《說苑》一書里對「良臣」進行了定義。

  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

  當然,「良臣」人人願當,那麼「孤臣」呢?在「良臣」的基礎上,該大臣若是「處眾以默、立身以晦、受謗無怨、忠君無悔」,那就是真正的「孤臣」。這樣的「孤臣」,又有幾人願當?他們在外人心目中甚至可能會被視為「奸佞之徒」,但他為主君所做的貢獻和業績卻是無形而巨大的。

  這樣的「孤臣」在歷史上不乏其人:西晉的開國元勛賈充,他被世人共稱為「奸佞之臣」,對他冷嘲熱諷、風言風語。賈充如此取怨於眾,只因他在當年雲龍門事變時指使成濟刺死了魏帝曹髦,替主君司馬昭背了「黑鍋」,也由此而為非司馬系的禮法之士所不容。然而,在司馬氏看來,賈充便是忠於司馬家而甘冒奇險的「孤臣」,所以對他倚重有加,厚任他為尚書令、魯郡公,「祿賜常優於群官」,還在多次政爭中為他「保駕護航」。

  其實,在曹魏一朝,也有一位類似賈充的「孤臣」,但是他比賈充「孤」得更加徹底,幾乎將自身所有的貢獻和業績淹沒在了史簡深處。他,就是董昭。

  董昭出身於山東濟陰董氏一脈,並不屬於漢末的名門望族之列。他早年被袁紹闢為參軍,憑其英勇之識、機變之才,一直做到了巨鹿太守、魏郡太守,在袁紹帳下可謂「春風得意」。然而好景不長,袁紹集團內部黨爭激烈,令他受陷而墮。原來,袁紹僅因董昭的弟弟董訪在袁氏的政敵張邈手下效勞,便聽信讒言,不分青紅皂白地遷怒於董昭。董昭只得遁身而出,雲遊中原,欲擇主而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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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董昭和袁紹當時的盟友曹操相識已久。他對曹操的看法是:

  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英雄也,當故結之。(摘自《三國志·魏書·董昭傳》)

  這一看法,使他從心底里把曹操視為自己的未來之主。當然,也不排除是曹操派來了「暗線」和他接上了頭,令他在外圍幫助曹操打開僵局,以實現其「迎天子以討諸侯」的大略。

  董昭暫時棲身在河內郡軍閥張楊的麾下,說服張楊與曹操交好,並通過張楊上表推薦曹操為兗州牧。在做成這一功勞之後,他又藉機遁走,來到漢獻帝身邊當了議郎。

  當時漢獻帝已返回洛陽舊都,卻身處楊奉、韓暹等軍閥的控制之下。而董昭則自覺地當起了曹操的「代言人」,替曹操作書與楊奉示好,以此換取曹操入京面聖。《三國志·魏書·董昭傳》對此過程進行了詳細描寫。

  (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冀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

  曹操獲賞,遂入朝謝恩,而實則欲將漢帝遷入自己掌握下的許縣,不想再受楊奉、韓暹等人的牽制。董昭對此大力支持,並建議曹操與楊奉交涉時不要先談許縣,而是假意聲稱將御駕遷入魯陽以便供運糧食。楊奉為人「勇而寡慮」,認為魯陽還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中,於是不曾懷疑,就答應了曹操。不料,曹操將漢獻帝遷出洛陽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入駐了許縣,徹底遁出了楊奉的勢力圈,從此可以毫無掣肘地實施其「奉天子以討不臣」之大略了。對董昭的種種貢獻,曹操也迅速給予回報:擢升他為河南尹,官秩為真二千石。

  此刻,袁、曹之爭也已然達到了臨界點。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紹秣馬厲兵,意欲南下討伐曹操。曹操也不甘示弱,以兵屯守官渡。與此同時,他故意通過漢獻帝公開下詔免去袁紹所領的冀州牧職務,把袁紹的宿敵董昭一舉提拔為冀州牧。在這一刻,董昭就成了曹操用來噁心袁紹、刺激袁紹的「工具」。他這一招果然有效,確實刺激到了「智不制情」的袁紹。袁紹一怒之下,不顧田豐、沮授等人的「持重之議」,在「備未周全」的情況下便倉促南來與曹操「孤注一擲」地對決。

  董昭雖然被曹操如此利用以對敵,他卻沒有半句怨言,任由曹操盡心施為。他已經和曹操站在同一陣線了,鬥倒袁紹是他倆共同的目標。就算曹操要拿他的人頭去迷惑袁紹,他應該也是心甘情願的。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取鄴城,討袁之役大獲全勝。這時,董昭很知趣地讓出了冀州牧這個重要職位,並請曹操自領而居。《三國志·魏書·荀彧傳》里寫道:

  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

  這個「或」是「某人、有人」的意思。根據史書前後的邏輯,這個「某人」應該就是董昭。他進言曹操,準備「復古置九州」,把冀州之域擴大,吞併幽州、并州及雍州之半部,然後封為曹氏的私有領地。

  但這一動議,很快便被朝中擁漢派領袖荀彧識破並勸阻。誰都看得出來,曹操剛平鄴城,就迫不及待地獨占冀州、吞併他州,這不是要成為第二個「袁紹」嗎?!此時,曹操也考慮到自己「擁漢滅袁」的口碑還不能自毀,代漢奪權的時機遠未成熟,於是「寢九州議」,退讓了下來。不過,他對董昭的表現還是滿意的,隔了兩年左右,便提拔董昭為「千秋亭侯」,與荀彧所領的「萬歲亭侯」相映成趣。也許,他如此之施為,是向荀彧暗示:董某人的擁曹代漢之功,與你荀令君的定亂安國之勛在本尊眼裡是不相上下的!你應該懂得,本尊此時此刻心目中的頭等大事,就是「代漢立曹」!

  其實,在這個時候,「擁漢匡復」還是漢末名門世族集團的主流共識,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也大多數是傾向於漢室中興的,董昭站出來擁曹易幟需要很大的勇氣。畢竟,擁漢派勢力太大,他們的反擊是常人難以承受的。可是,董昭還是硬挺了下來。

  這一挺,就挺到了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這一年,關中已被底定,荊州也入囊中,曹操可謂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代漢奪權的時機基本成熟了。董昭終于越眾而出,向曹操進言封建五等爵位制。

  後(董)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指曹操)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慚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宣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床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摘自《三國志·魏書·董昭傳》)

  他這一舉動頓時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軒然大波。面對擁漢派眾臣的洶洶來攻,他絲毫未曾退縮,並代表擁曹派集團公開站到風口浪尖上與荀彧進行筆戰。

  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強齊之眾,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摘自《三國志·魏書·董昭傳》)

  這一場暗戰並未持續多久,隨著荀彧在前往壽春協助曹操征討孫權的途中暴卒而畫上了句號。半年後,曹操升為魏公,享九錫之禮,居群臣之首。

  曹操晉爵加禮之後,依照常理,全力推進此事的董昭功不可沒,也應該隨之而受重賞。但實際的情況卻是:董昭在後面的七八年間居然一直是「不升不賞」、原地任職,於朝堂之上幾乎成了一個「透明人」。原來,他首倡勸進曹操晉公加爵,間接逼死了擁漢派領袖荀彧。而荀彧的門生故交遍布天下,他的至交好友是鍾繇、崔琰、毛玠,他的女婿是陳群,他的關門弟子是司馬懿,而華歆、郗慮、王朗等名士都是他舉薦入仕的,一個個身居高位,幾乎都是董昭不得不為之深深忌憚的「大佬」。如此情勢之下,董昭為了避免變成漢、曹之爭的「犧牲品」,只能「屏息斂跡」,夾起尾巴做人,在朝野上下隱身自保。正由於此,他又哪敢去外面炫耀自己勸進曹操的功績?他緘默了如此之久,久得連他自己都以為曹操父子已經忘掉了自己所做的貢獻了。然而,他的唇舌之間,依然沒有對外泄出半句怨言。

  終於到了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操之嗣子曹丕代漢登基、稱帝臨朝改元黃初。他並未忘記董昭的擁曹之功,一即位便拜他為大鴻臚。大鴻臚只是與董昭先前的諫議大夫官秩相當。表面上,董昭似乎沒有加官。但他的爵位卻進了一級,由千秋亭侯升為右鄉侯。須知,曹丕的左膀右臂陳群、司馬懿二人,此刻也是潁鄉侯和安國鄉侯。至少,在曹丕心目中,董昭和陳群、司馬懿一樣,亦是自己值得信任的忠良之臣。

  董昭不顧自己年過六旬,仍是兢兢業業地隨同曹丕南征北戰,一路上出謀劃策、言無不盡。曹丕對他也報以殊遇,賜其弟董訪為關內侯,以悅其心。

  雖是如此,在朝堂上下,董昭卻因當年勸進曹操之事而「臭名遠揚」。《三國志·魏書·蘇則傳》里寫道:

  (董)昭嘗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董昭「歸善於君,攬惡於己」,換來的是他終身極難升任清望之官,也始終不能位居要津。曹丕一想提拔他,便有風言風語而襲之,於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擱淺」。但董昭依然緘默著,仿佛這一切都在他的包容之中。

  數年之後,曹丕駕崩,新帝曹叡繼承大統。他即位之初,便發現朝中那些「權二代」私相結交、彼此吹捧,形成「浮華交會」之風,並影響到尚書台選曹的人事操作。在曹叡看來,他們不務正業、沽名釣譽、貪權逐利,用之則名不副實,不用則浮言四起,對自己的皇權造成了隱性的威脅,於是決定大加整治。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他突然重用起董昭來,一下把他提拔為主管人事選任大權的三公之一:司徒。董昭多年的苦心貢獻似乎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然而,和他的祖父曹操當年封董昭為冀州牧一樣,曹叡是推出董昭來替自己「干髒活」的。想整治「浮華交會」之風,就必須要選用最佳的執行者。這些「修浮華、合虛譽」的「權二代」個個來頭不小:何晏是曹操的養子,且貴為帝婿;夏侯玄是先帝曹丕生前好友夏侯尚之嗣子,又系大司馬曹真之外甥;司馬師為司馬懿之嗣子,又與夏侯玄為姻親;劉熙是中書監劉放的兒子;孫密是中書令孫資的兒子;衛烈是選曹尚書衛臻的兒子—朝中其他臣子誰敢站出來得罪他們?

  曹叡思來想去,覺得只有董昭才是堪當此任的最佳人選:他資歷深厚,可以壓服「權二代」背後的父輩勢力;他無派無系,才能不被各方勢力所牽制;他「臭名昭著」,應該也不在乎自己身上再被多潑幾盆「污水」。但,董昭自己會答應接下這樁「苦差」嗎?

  此時的董昭已經年過七旬,他本可不必再來蹚這一池「渾水」了。然而,曹叡一紙詔下,他終是挺身而出,替曹叡攬下了這樁「髒活」。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拖著老病之軀,義正詞嚴地發出了那道《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台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曹叡收到此疏,立刻順水推舟痛下重手,將那些「權二代」或貶或遷,狠狠地教訓了一番,讓他們規矩了很長一段時間。而這場被後世稱為「太和浮華案」的「始作俑者」—董昭,則再次被各方勢力集團推到火爐之上備受煎熬。畢竟,他出面得罪的,可是一大批名門世族啊!

  然而,曹叡還沒來得及力挺董昭對抗群臣—他就溘然辭世了!這位任勞任怨地為魏朝背了一輩子「黑鍋」、幹了一輩子「髒活」的孤忠老臣,就這樣撒手西去了!他留下了一地的罵名,卻只有曹魏的三代主君才能明白他真正的貢獻之所在。

  董昭死後,曹叡親筆賜予他「定侯」的諡號。根據諡法所載,「純行不爽曰『定』、德操純固曰『定』」。曹叡真是他的知音,懂得他這一生都是為了魏室在孤獨地「純行不爽」「德操純固」,所以給了他這個蓋棺定論的佳評。只不過,董昭已逝,滿朝上下還有誰會像他這樣盡心不貳地忠於大魏呢?這個問題在曹叡的心底始終縈繞不息,一直糾結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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