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個性行事及對後世的政治影響

  清代名臣曾國藩曾在給自己兄弟的家書中這樣評價董卓：「其智力橫絕一世。」在這樣一位理學大師的心目中，他至少認為董卓是一個才能超群的強者。

  

  確實，董卓身為一代梟雄，以其鮮明的個性特色和行事風格，在東漢末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異彩，令後人尋味不已。

  《後漢書·董卓列傳》里描寫他的個性為「粗猛有謀」。這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評語—既然是「粗猛」了，又怎會談得上「有謀」呢？難道在他那張「黑臉張飛」似的面孔下，竟還隱藏著滿腔諸葛亮一般聰慧縝密的心思？

  而《三國志·魏書·董卓傳》就對董卓的性格描繪得更為中和一些：「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

  由此可見，「粗猛」「好俠」這兩個詞語構成了董卓的個性底色。顯然，他這種個性的形成與他的家庭背景大有關係：他的父親是一個縣尉，專管捕盜治安之事，多與三教九流交遊。而他從小隨父親耳濡目染，自然也和那位著名的「亭長」劉邦一樣養成了豪俠之氣。而且這種豪俠之氣，還體現在他的日常行為上：

  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董卓以心換心，以俠舉而獲大利，自然更加堅定了他對自己這種「千金散盡還復來」之個性行事風格的堅持和固化。這一切，在他以後的人生歷程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漢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參軍入仕，很快就做到了軍司馬一職。他隨西涼名將張奐出征立下了戰功，朝廷獎賞了他九千匹布絹。他卻十分大方，「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而且，還引用了一段兵書典籍《黃石公·三略》里的名言為自己大做宣傳：「得而勿有，立而勿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後漢書》詮釋道：「為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可見，董卓並非不通文墨之士，還能借鑑兵書將策來指導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他的「將星」之路必定會走得十分順暢。

  也許，那個時候的董卓，心中最高的志向也不過是像樊噲、灌嬰一樣以勇作戰、以功揚名，成就一番登壇封侯的事業。

  在動盪不休、戰火紛飛的東漢末年，董卓的一身武藝和將略，得到了最佳的「用武之地」。短短十餘年間，他以羽林郎為起點，由軍司馬、郎中、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東中郎將一路做到東漢的前將軍。後世的關羽，那個所謂的「武聖」，在蜀漢的最高職務也就是「前將軍」。這些成就和殊榮，都是董卓依仗著自己實打實的軍功一步一步奮鬥而來的。

  面對董卓在西涼一域漸漸坐大成勢，朝廷越來越不放心了。《後漢書》里寫：「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於是，漢靈帝開始「出招」了：以明遷暗降之法，徵召董卓入京擔任少府卿。少府卿可是一個專管錢糧財貨的「肥差」。素來以吝嗇聞名的漢靈帝能夠拿出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職位來「釣」走董卓，也真算是下了一番血本。

  然而，此刻的董卓卻已是「胸中有謀」了。他深知「魚不可脫於淵」，在亂世之中，唯有兵權才是有效的立身之本。他萬一傻傻地去了京城，那可就「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少府卿這個職位的「油水」再多，自己手頭無兵無勢，分分鐘便會遭人毒手！

  於是，面對這巨大的誘惑，董卓硬是一口拒絕了，還上書宣稱自己是被治下的胡兵、義從們強行攔住了車駕而無法赴京。

  但漢靈帝已經將他視為尾大不掉的割據之患，在臨終前再下璽書，調董卓為并州牧，並將所有兵權轉付與忠臣皇甫嵩。這一次董卓仍然是大耍無賴，帶著自己的大隊兵馬開到河內郡境內便停駐下來，靜觀朝中的時局之變。同時，他的胞弟董旻也以奉車都尉之職潛伏在京師之中，和他隨時互通聲氣。

  果然，他的機會來了：

  及（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摘自《後漢書·董卓列傳》）

  董卓這時如狐捕兔，抓住了這個機會，火速入京，與董旻遙相呼應，趁亂奪得權柄，以武力為後盾而成為當朝第一權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注意這一點：董卓初時進京平亂，所帶的兵馬只有三千人。他這三千兵馬，原本就是拿來「清君側、誅閹宦」的。如果他當時有謀逆篡位之心，根本就不會只帶領三千兵馬，而應該換成三萬兵馬！

  到了京城之後，董卓施展種種手段，造聲勢、除丁原、控禁軍，來了個「反客為主」，以一介邊將之身而驟登首輔之位，確實是占儘先機、高人一籌。

  他的突然崛起，完全出乎名門世家出身的袁隗、袁紹、袁術、楊彪、王允等中樞之臣的意料。對這樣一個「異類」的發跡，他們豈肯甘居其下？於是，這些名士豪傑兵分兩路，各出其招予以應對：袁紹、袁術等遁往關東，到處遊說，組織十八路聯軍前來公開討伐董卓；袁隗、楊彪、王允等則在京都沉潛下來，韜光養晦，隱忍伺機，施展陰謀詭計暗中狙擊董卓。

  董卓也毫不示弱，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調動自己麾下的西涼勁旅，全力阻擊關東聯軍；另一方面，在後方以嚴刑重典立威，藉此震懾朝廷內外潛在的政敵。他雖然「粗猛」成性，但此時此刻確實還是「有謀」的。

  不過，董卓的對敵手法，依然偏重於生硬粗暴，缺乏必要的柔韌和靈活。

  （董）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摘自《三國志·魏書·董卓傳》）

  可惜，他實在低估了名士大夫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越是這樣簡單粗暴地威脅他們，其效果就越是適得其反。

  《後漢書·蓋勛列傳》里記載：

  時河南尹朱儁為（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蓋）勛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勛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

  以董卓粗猛剛毅之性，遇上蓋勛這樣理直氣壯的名士大夫，他也只能折節而應之。

  其實，在董卓之前，另有梟雄王莽是通過博學好文、沽名釣譽、廣攬士心而奪權成功的。他本是董卓的一面龜鑑。但董卓顯然沒有從他身上汲取經驗，仍以「粗猛」之風一意孤行。所以，他到死也只拉攏到了蔡邕等少數名士大夫的理解和有限的支持。從這一點來說，董卓的失敗可謂早已註定。

  當後來董卓退守長安，大築「萬年塢」，積穀為三十年之儲而自保時，他已是銳氣潛消而意趨保守，不再有開山闢地之魄力和吞吐四海的氣象了。

  對梟雄而言，失志則必亡。果然，沒多久，董卓中了王允的「內應連環計」，一時粗疏之下，被義子呂布刺殺於道旁。他的功業，也隨之煙消雲散。

  董卓死了。但他以一介邊將而雄踞高位、奪權成功的經驗，無論是正面的勝利還是反面的教訓，都被後世紛紜而起的各路梟雄們借鑑。

  他「挾天子以攬大權」的手法，完全被曹操、司馬昭照搬照抄了過去。

  他「以武力為立身制勝之本」的理念，也在曹操、司馬懿父子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他以廢帝立新而示威四方，更是被司馬師學得有模有樣。

  同時，他乏計謀以防身、無學識以廣交的缺點，也被曹操、司馬懿等人所揚棄。故而，曹操才會喜文樂賦、筆耕不輟，並嚴格要求其子曹丕、曹植等人以文武雙全為根基。他這麼做，是不想再步董卓之覆轍，極力讓沛郡曹氏融入名門世族集團的「文化圈」，以共同的文化紐帶形成固定的利益紐帶。而司馬懿父子更是以鴻儒而自居，牢牢執掌禮法大旗，拼命追求成為天下名門世家的領頭人，為自己一族獨攬朝綱而夯實政治基礎。

  可以這麼說，死去的董卓成了一面永恆的鏡子。三國時期幾乎所有的梟雄，都從他身上汲取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東西。

  當然，對這一點，幾乎所有的梟雄又都是秘而不宣、只做不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