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大幕拉開 第一章 三國里董卓為什麼那麼厲害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東漢末年，皇權衰弱，宦官作亂，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據勢力也在平定「黃巾之禍」後得到了極大的膨脹。一個舊時代，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轉折關頭。

  正是在這樣混亂而複雜的時勢背景之下，漢末第一梟雄—董卓，帶著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似颶風般應運登場了。他和他的部下，在歷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鐵與火、血與矛的大劇，令人眼花繚亂。而且，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很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歷史的未來走向。

  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

  一般而言，史學界對董卓的評價大多傾向於負面。陳壽在《三國志》里就是這樣貶斥董卓的：「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裴松之也稱：「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依他們的說法，董卓之禍國殃民，甚至超過了當年的「竊漢大盜」王莽。

  董卓自竊權柄，至於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嶽，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

  不過，史學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論而中立評價董卓的。范曄在《後漢書·董卓列傳》里如此稱他：「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認為董卓優待名士大夫，並且也未有謀朝篡位之明顯舉動，不應該被一棒子打死。

  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在這兩種觀點之外，筆者以為：董卓其實是漢末被抹黑得最嚴重的一個「治國之權臣」。他的帶兵入京，也是被大將軍何進、太傅袁隗叔侄招來協助「清君側、誅閹宦、正朝綱」的。入京之後，他亦曾煞費苦心地平衡各方勢力，盡力撥亂反正，想為漢室再續一股氣勁的。可是，在名門世族集團和關東諸侯的歧視下，他身為邊將而入主中樞、他粗通文墨而執掌大權，就成了他的「原罪」—從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

  具體說來，名士大夫們和關東諸侯對董卓的抨擊，主要體現在這四個方面：一是他鴆殺少帝劉辯，草率行事，廢帝立威；二是他獨斷專權，壓制各方異己勢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盜墓鑄錢，惡政多多；四是他縱兵施暴，對西涼武人集團約束不力。

  針對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狀」，我們結合史書記載，來逐條剖析其中的真偽虛實，力爭還董卓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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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廢帝立威這個問題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戰了儒家正統的禮法秩序，確實稱得上是犯上作亂。他本是西涼邊疆的一個外臣，既無顧命輔政之責，又無三公樞機論道之職，一入洛陽便直接依仗武力強行廢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門世族集團望而生畏、聞而生忌。他連天子都敢廢黜，那麼，再罷掉這些三公九卿又豈在話下？如此一來，那些名士大夫當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處紛紜複雜的樞機之地，行事卻是這般簡單粗暴，自然是不妥的。這一點無須諱言。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里記載：「董卓與帝（劉辯）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劉協）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然而，從廢帝立新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去評論董卓是對是錯，我們卻可發現：董卓其實真的是做到了「廢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劉協，確實符合漢室正統的整體利益。

  再加上立劉協為太子，本就是漢靈帝的遺願。董卓執行這一大事，也是有法統依據的。儘管董卓實際上是借自己與漢靈帝之母董太后同姓的緣故，極為牽強地冒充董氏外戚的身份，來輔佐與董太后一脈淵源深厚的劉協的。

  返轉過來，我們也可以試想：如果董卓真的懷有篡逆之心，他必定會和後世的大權臣司馬昭選立曹奐一般，用一個平庸無能的少帝作為自己的傀儡。這樣做，更有利於他獨攬大權啊！當時，何進兄弟已死，何太后不足為患，少帝劉辯又是庸人之材，董卓完全可以對他們威逼利誘而操縱之。但實際上，他並未依此而為。恰恰相反，他選立了比少帝劉辯更聰明更睿智的陳留王劉協為新君，認認真真當起了輔政之臣。而劉協以他的聰睿之資，在風起雲湧的亂世中為東漢王朝再行續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認的合格之主。這不正好證明董卓當年的「廢昏立明」並沒有做錯嗎？

  第二，在獨斷專權、打壓異己這個問題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詞的。縱觀史書，董卓只有在兩件大事上「獨斷專行」過：一是廢帝立新；二是遷都長安。廢帝立新的是非功過，我們已經在上邊分析了，這裡不再贅言。遷都長安，是董卓感到關東諸侯的軍事壓力急劇增大，不得已而退回關中背靠隴涼以對抗之。那個時候的京都洛陽，已被關東聯軍三面包抄：東邊，曹操已經帶兵殺到了成皋；北邊，袁紹大軍直逼河內，先鋒王匡已進駐河陽；南邊，袁術和孫堅也打到了魯陽。在這三面受敵的情形下，董卓決定遷都避危，從軍事謀略角度而言，並無多大的謬誤。可以說，他當時的「獨斷專行」，其實是正確的。只不過名門世族集團捨不得在洛陽的既得利益，所以對董卓進行多方抹黑罷了。

  除了這兩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體事務上都是竭誠與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後漢書·王允列傳》里寫道：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為，也因名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而罷休。《後漢書·王允列傳》里記載：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栗，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

  所以，《後漢書·董卓列傳》里又稱：

  （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試想，連用人選舉這樣的核心事務，董卓都不得不俯從於名士大夫之公議，他平日裡又能如何「獨斷專權」得起來？

  即使是在與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關的重大問題上，他亦從來不是一意孤行的。《後漢書·獻帝紀》里寫道：

  （董）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後世的曹操在晉位魏公之前，也是裝模作樣地諮詢過荀彧的意見。荀彧公開表示反對後，曹操又豈有雅量而容之？還不是明催暗逼，不得魏公而不止？他的「獨斷專行」，可是遠遠勝過董卓了。

  第三，在倒行逆施、惡政多多這個問題上，董卓也是不甘「背鍋」的。《後漢書·王允列傳》里寫了，董卓將「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那麼，名士大夫集團的首領—司徒王允，就是董卓的政務代行者。董卓高踞垂拱，極少插手干預過朝廷的具體事務，他又何來的「倒行逆施」？至於「盜墓取財」，他也是拿來充實國庫以為軍用罷了。這種事情，後世的曹操不也幹過？曹操還專門設立了「摸金校尉」這個職位來做吶！

  其實，在治國方略上，董卓也是極力向名門世族靠攏的，極力做到以儒為本、以禮法治民的。《三國志·魏書》里寫：

  （董）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

  我們再來看出身儒家的晉武帝司馬炎開國施政，也是同樣下令：

  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

  這不正與董卓之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嗎？為何世人對晉武帝此舉便大加讚賞，而對董卓同樣之所為則視而不見？

  第四，在縱兵施暴、流毒四方這個問題上，董卓確實是責無旁貸的。這也是他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三國志·魏書·董卓傳》里寫道（董卓）曾派兵劫掠陽城，「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

  西涼武人集團因粗獷悍猛而致軍紀紊亂，這個責任自然該由董卓來擔負。但平心而論，他雖束下不嚴、擾民不安，但還能將亂軍的危害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不至於釀成大規模的暴亂。待他遇刺身亡之後，王允不能收撫西涼武人集團，那時候才真是悍將四起、軍卒橫行、綱紀大亂、民不聊生了！

  （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

  綜上所述，董卓之四大「罪狀」，有三項難以成立，有一項確有其事。整體而言，他畢竟還是功過相參的。至於朝野上下對他的種種抹黑，不過是他和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在徹底覆沒後喪失了歷史的「話語權」所致。

  歸根到底，董卓作為一個依靠軍功和武力起家的「政治暴發戶」，始終是被漢末占據主流階層的名門世族們所歧視和排斥的。他們認可的是曹操、司馬懿、諸葛亮那樣文武雙全的精英，而絕非董卓這樣的「異類」。

  然而，當後來的關東諸侯中袁紹、袁術等出身名門世族的軍閥紛紛割據自立之際，當後來的曹操挾天子而代漢立魏之際，當後來的司馬懿父子積威勢而亡魏成晉之際，人們會不會想起這個一心想以「周公」「尚父」之政治面貌而首登皇權中心的大梟雄董卓？

  他獨居高位卻並不攬權於私，他身負罵名卻並無篡逆之實，比起後世的魏武帝曹操、晉文帝司馬昭來，他臨死前的職務也仍是大漢朝的最後一任太師。即使是另一位著名的權臣桓溫，在咽氣之時還念忘不忘向朝廷索求九錫之殊遇吶！孰忠孰奸，豈非不言自明？

  公元192年5月，東漢初平三年四月，董卓死了，壓制各路野心家、陰謀家的最後一座「大山」崩倒了，東漢王朝從此真正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