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校刊《古文辭類纂》後序

  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為校勘，乃知各有脫訛，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者也。不知為姚先生原本所據尚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為《古文約選》，劉海峰學博所為《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即所纂此書，不但評註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

  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即出行笥所錄姚先生晚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征君惇元；征君即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間，四方書賈足跡罕至，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觀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刊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為俗本所囿矣，至刊版改從毛氏汲古閣所刊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真氏《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為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宇。惟單據《漢書》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真。

  

  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借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即句讀尤不可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論。我朝乾隆三年冬，詔刊《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曾上《重刊經史事宜札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註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瞭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為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旨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為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巳無失。昔顏秘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旨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己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間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為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雲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

  第康、吳之本，校刊雖未精善，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纂大旨。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武進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

  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國家平治之際，而己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於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峰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

  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為古文之衰且七百年，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峰。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為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為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遍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閎雋，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沉酣淫詖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

  先生為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鐘山講席。先生曰：「為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註》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撰。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啟昌任為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啟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為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啟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間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沒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

  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真希元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計。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為也；執一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為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眾，而至今訖無善本，其以是也夫！

  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耋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搜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採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

  啟昌於先生，既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向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殊庭欽，同事讎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舊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寧吳啟昌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