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濟南人，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詞人。

  辛棄疾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動盪不寧的政治時代。自1127年「靖康之亂」發生後，北宋滅亡，南宋建立。此後，以淮河為界的南宋和北金，就一直處在一種活性對峙狀態中。所謂活性對峙狀態，也就是說，宋金兩家時戰時和，對峙不是鐵板一塊。前期，因為金人把戰火燃過長江，南宋王朝面臨存亡的危機，宋與金之間經常發生大大小小的戰鬥。而等到辛棄疾誕生的次年（1141），以殺害、黜退抗金英雄岳飛、韓世忠等人為代價的「紹興和議」訂立之後，保住了偏安局面的南宋王朝，就基本上走議和的道路了，充斥政壇的聲音也是以「和」為主。其間也不是沒有局部的戰鬥，孝宗時代就發生過一次失敗的北伐，結果是簽訂了屈辱的「隆興和議」（1164）；寧宗時代也有過一次草草北伐，結果是在更加屈辱的情勢下簽訂了「開禧和議」（1208）。在南宋政壇上存在著主戰、主和與主守三派的聲音，隨著主和派執政時期的到來，主戰派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抑制，他們的聲音也越來越微弱。所謂「以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的議論，是辛棄疾所生活時代中流行的政治輿論。究其原因，除了「東南嫵媚，雌了男兒」的地理文化影響和南宋君臣耽於一角山水間的享樂外，南宋對金作戰的勝機較少，以及由此而生的「恐金心理」，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位與辛棄疾同時期的詞人姜夔，曾在詞裡記錄下了時代的感傷：「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揚州慢》）連無聲無言的廢池喬木，都厭懼「言兵」即戰爭，這足見時代的創傷有多深、恐懼有多深，並且這個「厭兵」的民族危機有多深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南北隔膜，南宋文武百官對於金人內政不了解，對金人的軍事威脅不能作出知己知彼的分析和判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能對金人的威脅和南宋的勝機作出精確分析和有說服力判斷的辛棄疾，就顯得十分可貴了。儘管他作為一個北來人，作為一個有剛直不阿性格的英雄豪傑，在南宋政壇上常常遭到疑惑、猜忌，統治者從來也沒有把他的謀略心血認真對待過。

  辛棄疾為什麼會對於當時宋金的軍事問題有那樣清晰精銳的眼光？懷有這樣的軍事韜略和膽氣理想的人，是怎樣度過他坎坷不平的一生的？他是南宋第一流的詞人，並且能詩能文，其文學成就與他的生活和生命感受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繫？了解辛棄疾的一生，有助於我們弄懂這些問題。辛棄疾的一生，大概分為四個時期。

  （一）二十三歲以前的青少年時代，是他一生最為意氣風發的時期。出生在金人占領區的辛棄疾，少年時代就受到他很有民族感情的祖父辛贊的愛國思想的薰陶。他的祖父辛贊，雖然不得已做了金人治下的官，卻難以忘懷那一場給漢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靖康之亂」，常常帶著他們「登高眺遠，指劃山河，思投釁而起」，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辛棄疾的民族感情。其後，辛棄疾又因為參加科舉考試，在十四歲、十八歲兩赴金都燕京。這些經歷，使他對於金國山川、國情的了解，遠遠超過南宋的文武百官。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同時在全國大起徭役，強征民丁，踐踏良田，搜刮軍需，其中漢人受害尤深。這為本來就具有民族感情的辛棄疾等人，提供了一個反抗金人殘暴統治的機會。於是，已經二十二歲的辛棄疾，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背景下，聚合了二千義軍，樹起抗金旗幟。不久率部歸耿京領導的農民起義大軍，為掌書記，並且力勸耿京歸屬於南宋的節制，以圖得到宋朝的支持，實現抗金復土的大業。第二年，他奉表入宋，高宗召見。後來在北歸途中，得知義軍叛徒張安國殺耿京而投降了金人，他於是集合了五十餘騎，奇襲五萬人駐守的金營，生擒叛徒獻俘行在，又號召萬餘被脅降義軍反正歸南。他的這件別人萬萬難以做成的壯舉，使南宋畏怯金人的風氣為之一振。連宋高宗見了他，也「一見三嘆息」。此後，他開始了自己「江南遊子」式的南方宦遊生活。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二）從二十三歲到四十二歲，是他宦遊南方而不得志的時期。宋孝宗即位後，起用張浚這位主戰名將，準備北伐。然而因為各種原因，張浚很快就因兵敗被罷職，「隆興和議」成。從此，主和派人物掌握了朝政權柄。辛棄疾雖然雄心勃勃，壯志不減，先後上奏《美芹十論》和《九議》這些膽氣韜略勝過常人、謀劃審度富有說服力的抗金政見，但是在「厭言兵」的時代中，他的意見並沒有被採納。這不免讓他感慨憤郁，心中充滿了一個失志的愛國者的牢騷和悲涼。他的主戰愛國、感慨時政的詞作，有一大部分是作於這個時期。

  在此期間，他的職務在輾轉不定中漸漸升遷。由江陰簽判而知州事，由提點刑獄而安撫使。這不是因為他善於像一些官場投機者一樣夤緣鑽營，而是因為他實實在在地做出了政績。在滁州任上才半年，他就能把當地凋敝、荒陋的氣象一掃而空。在湖南任上，他創置的「飛虎軍」「雄鎮一方」。在江西任上，他舉辦荒政，嚴明果斷，卓有成效。此外，他在為南宋政權剪除「盜賊」的過程中，意識到了杜甫所說的「盜賊本王臣」的道理，洞悉了貪濁官吏迫使百姓為盜的事實，希望天子「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彌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這就說明他不僅有軍事才幹和治理地方的才幹，而且也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和憂國憂民的可貴思想。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憂患意識和清醒頭腦，他才難以忘懷自己的政治使命：抗金復土，安邦興國。然而由於他獨立、耿直的性格和操守，在等級森嚴而又本質平庸的南宋官場上，他所面臨的，就不能不是敵對政治力量的合謀悶殺。他在最成熟的中年時代被迫退隱長達十八年，就是他不能見容於藏污納垢、鉤心斗角的南宋官場的證明。

  （三）從四十三歲到六十三歲，他在帶湖和瓢泉度過了近二十年最成熟、最豐美的歲月。這對於他的思想變化影響極大。他一方面難以平息失志的苦悶，對於南宋官場加諸他的打擊憤郁不平，也難以忘懷抗金復土的英雄之念。另一方面，他又借山水徜徉來安慰自己的精神苦悶，借學道問佛來化解自己因壯志難酬和壯心不已的衝突而生的沉痛感。這樣，在不斷的精神衝突和對於衝突的化解與超越中，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華的老去，他漸漸地由一個志在抗金復國的英雄人物，一個與現實生活對立的理想主義者，轉而成了一個以道家思想為鏡筒重新觀察人間生活的理性主義者。這個轉變，是在第一次歸隱即四十三歲開始歸隱於帶湖的後期顯示出跡象，而在第二次歸隱即在五十五歲歸隱於瓢泉時基本形成的。說是基本形成，就意味著：如果沒有什麼外力的推動和激揚，在他日常的情感狀態和心理狀態中，儒家的拯濟之念已經退處於意識底層。那些上浮的部分，基本上已經是不免於激憤的「看破」和「放手」了。這由他稱許棄官歸隱的陶淵明由偶爾變為常態，甚至直接以莊子的「齊物思想」來重新解釋人間生活可知。他的理趣詞，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寫作的。

  當然，在這一時期中，並不是完全沒有外力的激揚。如他與堅持抗金的前吏部尚書韓南澗的唱和，就重新激起過他整頓乾坤的熱情。特別是他四十九歲臥病時，奇士陳亮從浙江來訪，更激起了他精神的狂濤巨浪。他把自己壓抑許久的愛國復土激情，吐發成詞中的橫空硬語：「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這巨浪狂濤的餘波，久久未息。但是這樣的英雄豪語，與那個根本不給機會的偏安時代實在是太不相容了，它缺少必要的現實養分作補給。所以，在他此後寫給陳亮的「壯詞」中，已經沁出了濃郁的生命悲劇意識。一句「可憐白髮生」，把英雄的豪語化為志士的淒涼。這就使出世思想得以乘虛而入，在安慰他的痛苦時也使他改變，成為他在缺乏外力激盪時思想情感的顯性狀態。

  他在這一時期里的詞作，可說是題材與主旨最為豐富複雜。除了早期常作的愛國復土詞、政治感慨和身世之感的詞外，寫景詞、農村詞、理趣詞加入進來，並且成了他這一時期集中表達的題材內容。

  （四）從六十四歲到六十八歲這最後的四年，因為抗金復土的一捻心火難以自滅，加上新當權的韓侂胄起用大批主戰人士，給人造成一種時移勢易的感覺，老病交纏並且世界觀里已經具有「外物」、「放手」思想的辛棄疾，再度出山用世，希望一生沉淪的志願能有實現的機會。他由起帥浙東直到改任抗金前沿的鎮江知府，並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對待時事。行在召對，他重申《美芹十論》《九議》的觀點，並且在智慧上更為成熟。在鎮江，他一方面積極備戰，派遣間諜了解敵方情勢，更謀劃建立江上萬人勁旅；另一方面，他又對於韓侂胄急躁冒進的態度憂心忡忡，借古諷今，希望能夠糾正執政者的這一危險態度。可惜，韓侂胄不僅沒有重視他這一老驥的智慧，還因細故再次將他罷免。這最後到來的打擊，把他的入世拯濟之念化為齏粉。後來，他還被授以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的要職，但本不以求官為榮的他，則以年老多病而力辭不就。現實的不可為，使他早已形成的出世思想再次占據上風，直到去世。

  辛棄疾善於詩文，而尤以詞名世。其傳世之詞六百餘首，數量之豐，質量之高，面目之豐富，風格之獨出與兼美，都堪稱兩宋詞人第一。他取得這樣高的文學成就，並不是來自於他對於文學事業的甘心俯首，他也從來沒有把文學事業作為他生命的至上追求。他的門生范開曾經在《稼軒詞序》中發出過知己般的感慨：「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追求定位在平戎恢復上，「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是他最為嚮往的境界。但是辛棄疾事實上的「不遇」，即沒有能夠在最直接的意義上成為挽救民族危機的英雄人物，卻使他把一腔熱血化為文學上的「英雄感愴」。他把自己冷落不遇的壓抑感和屢遭讒陷的悲憤感一吐於詞，把自己對於恢復中原的熱望一吐於詞，把自己對於時代政治生活中的夤緣、苟且風氣的批判一吐於詞，把自己不得已而自我排遣、自我化解痛苦與矛盾的心理努力借詞傾訴，還有他在調整世界觀時必然要感受到的對於功名價值、歷史價值的疑惑借詞表達，這就使他的詞成為其思想情感的活生生表達。讀他的詞，無論是打算接受還是不打算接受他那體兼各派、才近鋪張的獨特風格，人們都會不由自主地為他所蘊涵的強大感情勢能所打動。因為讀者在其詞中讀到的，是一個生龍活虎的真實存在。他的形象並不隱藏在文字的感傷紗幕後，也不扁平無力地「躺」在紙面上，而是活生生地立在那裡，等待著撞擊讀者的精神之門。清代詞學家陳廷焯稱他為「詞中之龍」，如果這不僅是指稼軒詞在藝術風貌上的變幻無窮，還兼指其詞所反映的主體風貌真力彌滿的話，那麼，這個評價可謂觸摸到了稼軒詞的本質與魅力所在。

  就內容來說，稼軒詞可謂是既表達時代主旋律，又具有生活多樣性的典範之作。我們把他的作品分為十一類：主戰愛國詞，政治感慨詞，身世之感詞，贈別會友詞，歸隱詞，理趣詞，懷古詞，寫景詞，農村詞，愛情詞，遣興詞。

  稼軒的主戰愛國詞，念念不忘家國之恨。他「舉頭西北浮雲」，「要挽銀河仙浪」；他「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他夜不成寐，聽著屋檐下的鐵馬兒，想起「南共北，正分裂」的無情事實；他夢見沙場，抒發自己雖失意潦倒卻不忘「天下事」的烈烈胸懷；他見到青山，想起戰馬的聯翩而來；手撫長松，幻想它們是長身挺立的十萬部下。無論是在地方官任上，還是廢職家居時；無論是獨自面對剩水殘山，還是與朋友對酒慨談，他心中最熾烈的精神關懷，都是收復那被金人鐵蹄踐踏的中原故地。

  稼軒的政治感慨詞，涉及面廣，內容豐富。對自己被頻繁調遣，難有作為，他悲憤鬱悶，意識到其「不偶然」，即意識到了朝廷對他的防範和猜忌；作為獨立而孤獨的人，他也曾產生過屈原《離騷》式的痛苦。對於朝廷主和派抑制主戰派的態度，他以為朋友籌劃未來曲致諷刺：「莫射南山虎，直覓富民侯」，「縱得封侯萬里，憔悴老邊州」。對於南宋政權內部主戰派越來越少的局面，他表達出知音難覓的惆悵：「朱絲弦斷知音少。」對於整個士林特別是政治高層崇尚清談的風氣，他借古諷今，以西晉士林的清談誤國來針砭當世。對於執政者借主戰派之名以求時望的陰暗心態，他諷刺得十分辛辣：「鄭賈正應求死鼠，葉公豈是好真龍。」對南宋官場上流行的苟且自保、隨俗俯仰風氣，他更是痛下針砭，一首《千年調·卮酒向人時》，畫活了沆瀣一氣的宦林群醜圖。

  稼軒的身世之感詞，是他的主戰愛國詞和政治感慨詞的餘波。因為他的生命追求，本來就是以光復神州為目標的。當然，愛國慨時之情，不再是此處的中心內容，而「江南遊子」式的惆悵悲憤和壯志未酬的情感痛苦，才成為最震撼人心的內容。他稱自己是江南「倦客」，他嘲笑當年嘆息天涯淪落的「江州司馬」，他把自己比擬成遭妒的「蛾眉」閒居無為，他嘆息朝廷「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還像杜甫一樣嘆息「儒冠多誤身」。他總結自己的人生履歷，難免嘆息其「羊腸九折歧路」的艱險。而他那「少年不識愁滋味」與「而今識盡愁滋味」的強烈對比，「壯歲旌旗擁萬夫」與今日「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的慘痛體驗，寫盡了一生不遇帶給他的身世沉淪之痛。為了排解這深沉的生命痛苦，他開始學習用出世思想來解釋世界。這就為其歸隱詞、理趣詞及農村詞與部分寫景詞的創作，提供了心理背景。

  稼軒的歸隱詞，經常用歸隱生活的樂趣與官場生活的險惡為對照，在陶淵明式的「意倦須還，身閒貴早」的灑脫中，又以「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的圖景，隱喻南宋官場帶給他的深刻精神挫折。他經常以遭遇「打頭風」的隱喻，來表現自己的理想和事業受阻的痛心。他的歸隱不是自覺的。在歸隱之初，他所用的抒情意象，是佩春蘭簪秋菊；他所借的抒情典故，是「卜居」的三閭大夫。這表明，此時他的情感是屈原式的憂憤。但是也應該注意到，隨著時間流逝和罷職次數的增加，他的思想傾向也發生了變化。他漸漸通曉了「進退存亡，行藏用舍」的道理，他有時甚至以「身後虛名，何似生前一杯酒」的放縱，來排解功名不諧的創傷。在借典上，他由追慕屈原而企蹤陶潛。由作意的「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到直接以淵明自稱：「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風。」這說明他的世界觀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裂變。裂變的程度，與他在不得已的狀態下勉強平衡自己精神痛苦的努力趨於同步。他多次以周顒諷刺假隱士的《北山移文》自嘲，以學道參禪的所得自解，就都是努力的表現。他在歸隱詞中展現的思考和覺悟的軌跡是清晰的，又是發人深省的。

  稼軒的理趣詞，雖然其間接的源頭是蘇軾的同類之作，但其直接的觸機，卻是伴隨著他的歸隱生活而出現的。它們以個人存在為關注的原點，向歷史、向他的原來信仰，提出了多層次的質疑，充分體現出理性主義者的深思品質。「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為客。」「嘆人間、哀樂轉相尋，今猶昔。」「此會明年誰健，後日猶今視昔，歌舞只空台。」「細看斜日隙中塵，始覺人間、何處不紛紛。」「無窮宇宙，人是一粟太倉中。」這些顯出悲哀感情印記的精思妙語，其實是對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鑑與覺悟。它不是被動的再現，而是詞人主動的獲取，表明了他不再是一個單純而執著的理想主義者。此外論齊物、談喧靜、喻心性、說剛柔的詞篇，本來應該是以散文去作的大題目，但因為作者改變了說理的門徑，或為取譬喻理，或為就象點擊，所以能以感性化的圖景，隱含著深邃的哲學精神。

  以農村生活、田園風光入詞，在宋代由蘇軾描寫徐州農村生活的《浣溪沙》首發其端。而稼軒則大其門庭，所寫較蘇軾更為深廣。在稼軒筆下，農村四季田園風光，春秋農事，田野勞作，男婚女嫁，民風鄉俗，乃至與野老的交往，無不畢見。這些詞，寫得清新脫俗，餘味雋永。

  稼軒的寫景詞，不僅記載著他江南宦遊或歸隱的經歷，而且表現出他獨特的審美情趣，與其他詞人筆下的風景了不相混。他或者借山水以寄情，或者寫山水以自娛，筆下風景，達到了千姿百態、動靜皆美的非凡境界。他寫青山，時而如「聯翩萬馬來無數」，時而「如對文章太史公」。寫溪水：「溪邊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雲，人在行雲里。」寫透了溪水的清澈幽美。寫錢塘怒潮，一會兒寫它如半空白鷺飛翔，一會兒寫它如白甲壯士與浪山鏖戰，把江潮從上升到鋪天蓋地而來的驚險壯美，寫得酣暢淋漓。他寫明月、白雪、紅蓮、白鳥，無一不構思得天趣盎然，個性化色彩鮮明。他那幅「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殘雪斗疏梅。亂鴉畢竟無才思，時把瓊瑤蹴下來」的風景小品，通過勾攝景物的「意念」，將靜態的風景點畫得栩栩如生。

  稼軒的懷古詞，分為兩部分：一是借古諷今之作，有現實針對性；一是沒有明顯目的的單純懷古之作。在他的借古諷今之作里，憂國之念、憂讒畏譏之心最為突出。他經常以漢代名將李廣的有功而不遇，抒發自己有才而被投閒置散的悲涼：「漢開邊、封侯萬里，甚當時健者也曾閒？」更以李廣遭遇的不公，來影射現實政治的不公：「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為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他以東晉名臣謝安晚年功高震主時的沉痛感受，表達遭到壓抑或違志逆意的痛心：「卻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他以歷史為鑑，警告韓侂胄不要好大喜功草率出兵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寫得大氣包舉，感慨深沉。他的單純懷古之作，寫得雖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如懷念大禹治水的萬世之功，令人想見他的胸懷氣度；而他對於歷史價值虛無的沉痛：「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歸根到底是由於生命的創造力受到現實抑制的表現。

  稼軒的贈別會友詞，將單純的別情和友情，與他的愛國情懷和人生感悟融會在一起，增加了情感的深度和濃度，也增加了情感的吸引力。他對朋友和親人，或激勵，或勸慰，或排解，充滿了真誠的關懷。「秋晚蓴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是多麼體貼溫馨的關懷；「明朝放我東歸去，後夜相思月滿船」，是多麼濃郁深沉的相思；「千古風流今在此，萬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又是多麼令人激動的勉勵！「富貴何時休問，離別中年堪恨，憔悴鬢成霜」，中年不堪的離情，壯志成空的憂恨，打成了一片；「今古恨，幾千般，只應離合是悲歡？」離別就像是一個觸媒，引動了他更深的人生憂患。「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一句，則傳達出他對友情無比強烈的體驗。稼軒贈別會友詞的魅力，在於它傳達出了作者獨特而精誠的情感體驗和著眼友情、放懷人間的開闊胸襟。

  稼軒的愛情詞作數量不多，品質也有雅有俗。總的來說，其雅詞兼有柳永詞的流麗和秦觀詞的婉約。那種纏綿悱惻的兒女情懷，那種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難言的微妙感受，稼軒能手到擒來，這當然顯示出他有出眾的情感體驗能力和對於語言情味的高超把握能力。「料得明朝，樽前重見，鏡里花難折。」寫盡緣短情長、對面難堪的幽恨；「小樓春色里，幽夢雨聲中。」真不遜色於晏幾道的筆下名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若教眼底無離恨，不信人間有白頭。」措辭質樸而寫情至深。對於他那些無法驗明「本事」的愛情詞，儘管前人多願意為之找出寄託的意義，以顯示作者作為一個愛國者在人格上的單純性，但他的大多數愛情詞，是沒有所謂寄託的，至多也只能說其中含有作者比較複雜的人生體驗。

  此外，他還有許多不能歸為以上類別的詞，如詠物詞、飲酒詞、動物小品詞等等，可以歸類為遣興詞。這是一個寬泛的類型概念。因為寬泛，所以主題並不集中，但這一點兒也沒有影響這類詞的情感和藝術魅力。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對於稼軒詞所作的分類，是依據其詞中的主要情境內容或情感趨向而為，並不是絕對的標準。這是因為稼軒詞的內涵一般都不單純，不少作品都兼有幾個類型的內容。

  稼軒詞的藝術風格，以豪郁為主。這是一種兼有豪放（外向性）和悲鬱（內斂性）的富有張力的風格。張力或者說詞中情感動盪、衝突幅度的巨大，是他與蘇軾豪放詞風的根本不同之處。他之所以會形成這樣一種獨具個人面目的抒情風格，關鍵就在於：一方面，他有著熾烈深厚的愛國激情，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使命感；另一方面，這種激烈奮發、渴望將個人的生命追求融合於抗金復土的時代需要之中的感情，由於主和派執政而受到了抑制，他失去了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外部環境，這形成了他心中內情與外勢的強烈衝突。另外，他不僅是作為一個失志的愛國者感受著他的時代生活，還以被猜忌的敏感的自北投南者感受著它。這使他胸中常蟠結著一股勃鬱憤懣之氣，隨處輒發，觸物而鳴，並形成了其詞時而怒張、時而憤郁、變化激盪的抒情效果。這是蘇軾筆下所沒有的境界。蘇辛雖被稱為同宗，但是蘇軾的詞風主自然雄放，清曠超逸，頗有幾分「仙氣」；而稼軒的詞風則主悲壯沉鬱，感慨蒼涼，更多的是「力氣」與「霸氣」。他和蘇軾的區別，是英雄之詞和才士之詞的區別。至於豪放風格，那種恣放的單向度的抒情，他的筆下也不是沒有，它主要表現為以放言議論的筆法來抒寫自己作為理性主義者的悟得。此外，細緻樸素的田園詞風，柔婉流美的婉約詞風，機智幽默或風趣辛辣的諧趣詞風，都是足以構成辛詞複雜性的類型化詞風。

  在表現手法上，稼軒詞雜取眾長，融會貫通，為我所用，又自成一體。其最主要的特色有三：一是合理汲取香草美人的詩歌抒情傳統的養料，善於運用比興象徵的手法，通過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改造，來傳達他心中沸郁幽怨的政治感慨；在他的筆下，蛾眉芳草、煙柳夕陽、怪石起舞、傷春怨燕乃至典故中的陳皇后等等，無不有比興意義，無不暗示著他自己的政治遭遇、政治感慨或國步堪憂的感情。二是熔鑄經史百家語典、事典，更精深曲折地傳達自己的思想感情。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是個北來人，是政治上的不得志者，他在抒憤寫懷的時候不能不有所顧忌；另一方面，是因為「百藥難治書史淫」的他，具有異常淵博的文史知識可資選用。他用典拉雜寬博，指使古人古語如使喚小兒，即使少數篇章不能不遭人異議。但總的說來，他的用典卻是加深了語言所能包含的意義層次，增加了短篇小幅的情思容量，令人含咀不盡，久而知味。他在這方面的成績斐然不凡，根源在於：他以熾熾燃燒的感情「洪爐」，把許多本來不相關的生僻的語典事典的「藥石」，融化成了有效而完美的藝術「金丹」。三是將散文化的手法引入詞中，擴大了詞的固有表現領域。所謂散文化，是指以理趣代替情趣，以議論代替抒情，甚至以鬆散的語言結構來代替精緻的語言結構。這集中地體現在他的理趣詞、歸隱詞和部分寫景抒懷詞中。如《哨遍·秋水觀》《踏莎行·賦稼軒，集經句》，這些詞中的理性思考內容，本來都應是散文措手的。還有具有散文化因素的作品，比如用典故時，完全移借前人口語或散文中成句，比如在描寫抒情中突然出現醒目的議論。以散文化的手法寫詞，這是對於詞體的一種冒險。稼軒的詞，冒險成功時多於失敗時。其關鍵的原因，就在於無論採用什麼手法寫詞，只要作者具有充沛、激烈的感情，其抒情文學的品性就不會有本質的改變。而稼軒正是做到了這一點。這樣的詞章，雖然從表面上看來不夠優美精純，但它比因循守舊或不敢稍越雷池的作品，還是更富有生氣。當然，具體到某篇作品，其是成功還是失敗，還有待於具體分析，此處只是對這些深具個人風格的手法運用作一總體評介。

  本書選詞一百五十餘首，作品依上文介紹，分成十一類並據類編年，力求顯示出稼軒詞的豐富情貌。同時，希望通過分類與編年，展示作者思想感情變化的軌跡，因為它雖然不是足本，但大體上反映出作者對於某類作品的集中寫作時間、寫作興趣與質量高低。

  作品編年，主要依據鄧廣銘先生的《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少量篇章有調整。

  作品箋注，以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和朱德才先生《辛棄疾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為基礎，力求簡明扼要。

  本書附有《辛棄疾詩選》和《辛棄疾簡明年譜》。不當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