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柳永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和其他文學名家相比，不僅他的生平仕履情況至今仍有很多謎團，而且對其人其詞，歷來也褒貶不一，褒者譽之為「學詩當學杜，學詞當學柳」（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引項安世語），貶者譏之為無行浪子、淫詞穢曲。對同一文人出現如此截然兩歧的評價，是不甚多見的。然而儘管以柳詞比附杜詩，可謂推許過當，比擬失倫，但柳永詞的地位和影響，實不能因其淺近卑俗而過於輕視。柳永不僅在宋代詞壇是傑出的第一流作家，放在整個文學史上來觀照，也絕對稱得上是開宗立派、影響一代的大家。如果沒有柳永，宋代詞壇的藝術趣味和審美理想就缺失了重要的一極，而他在詞體發展等方面所做的貢獻，更是促進宋詞繁榮和俗文學演進的強大動力之一。

  一

  柳永，初名三變，字景莊，後更名永，字耆卿。因其排行第七，故人稱「柳七」。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徙居崇安（今屬福建）五夫里金鵝峰下。他的祖父柳崇，五代時以儒學著名，終生不仕，老於布衣，「以行義著於鄉里，以兢嚴治於閨門」（王禹偁《小畜集》卷三〇《建溪處士贈大理評事柳府君墓碣並序》）。柳永的父親柳宜，生於後晉天福四年（939），曾仕於南唐，任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〇《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入宋後，先後任山東雷澤、費縣、任城令，通判全州，贊善大夫，官終工部侍郎。柳宜有三子：柳三復、柳三接、柳三變，三變最幼，與二兄均負文名，時稱「柳氏三絕」。柳永即出身於這樣一個書香仕宦的家庭中。

  由於《宋史》無傳，柳永的事跡多見諸野史雜著中，且有不少互相牴牾之處。因此關於其生平仕履，雖經後人多方考辨，但仍難以確知。柳永生於何時，各家說法不一。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跡新證》（《文學研究》1957年第3期）推斷柳永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而吳熊和先生《從宋代官制考證柳永的生平仕履》（《吳熊和詞學論集》）一文，則推定柳永的生年還應提前至雍熙二年（985）之前，應當是可信的。

  柳永的一生，以他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舉為分界線，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多流連於汴京的秦樓楚館，恣情浪遊，而後期則遊宦四方，驅馳行役。這種生活經歷在他的創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柳永的家世出身決定了他並不是一個淡泊功名的人，他早年曾屢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未能及第，如其《鶴沖天》「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之詞，便是落第後的自遣自慰之語。或許正是科場的蹭蹬，使得他從此放浪形骸於聲色酒樂之中，與平康巷陌的歌伎樂工們結下了不解之緣。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中記載，柳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世」，從此文學史上便多了一位風流才子。柳永詞中經常可以看到對自己早年這種浪遊生活的回憶：「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戚氏》），「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笛家弄》），「常是因酒沉迷，被花縈絆」（《鳳歸雲》）。柳永在其《如魚水》詞中說自己「藝足才高，在處別得艷姬留」，他所眷之歌伎「艷姬」，僅在其詞中提到的，就有心娘、佳娘、蟲娘、酥娘、師師、秀香、瑤卿、香香、英英等十餘人，他的不少詞，就是為這些歌伎所寫的，有些歌伎還能同他以詞相唱和。在這種「縱游倡館酒樓間，無復檢約」的生涯中，柳永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這成就了他和他的詞聞名天下的聲望，但也為此而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不僅是科舉中的挫折，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云：「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宋仁宗）特落之，曰：『且去填詞，何要浮名！』」而且在他後來的仕宦經歷中，也屢屢因為這種狹邪生活，而被士大夫們視為無行之人，以致坎坷流落。實際上，柳永的此種生活方式，一方面固然是與其個性氣質有關，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未必沒有可能是為生活所迫的結果。柳永並非出自大富之家，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中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以一個文人的身份，而需歌伎的「資給」，其間自有不少淒涼與辛酸吧。柳永詞中有那麼多描寫歌伎的作品，應該說是與此有關係的。柳永前期即汲汲於功名科第，宋真宗年間，還趁著「天書」事件的機會，寫了好些應制頌聖之作，以求一售。但又流連於坊曲之間，過著縱情遊冶的生活，這種看似兩歧的生活方式，實則是其內在心理矛盾的體現，也預示了他一生的悲劇命運。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為了替自己親政擴大影響、延攬聲譽，宋仁宗增加了進士及諸科的名額，並且特開恩科，對歷年來舉場沉淪失意的士人，格加放寬尺度，規定「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四）柳永終於在這次科舉中及第了，有可能就是以恩科特奏名，而得到「同進士出身」之身份的。此時他已年過半百了。中舉後的柳永，官運並不亨通。他的首任職位是睦州（今浙江建德）團練推官，屬初等幕職官。據葉夢得《石林燕語》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六載，柳永到任方月余，知州呂蔚即具狀薦舉之，但侍御史郭勸以其與制不合，加以駁回。對柳永來說，初入仕途，即改官受阻，已經開始感受到了宦遊的艱辛，再加上幕職官風塵作吏、供人驅使的境地，使他產生了對官場的厭倦之意，如他在睦州所作的《滿江紅》中說：「遊宦區區成底事，平生況有雲泉約。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就是這種情緒的流露。此後整整八年，柳永都未得升遷。直到慶曆三年（1043），朝廷下詔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為柳永磨勘改官提供了一次機會。但這次仍然沒有成功，據張舜民《畫墁錄》載：「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晏殊）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彩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但此後不久，柳永終於由泗州判官改為著作佐郎，得以升為京官，結束了「久困選調」的處境。柳永改官後，循資而遷，三年一轉，由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官終屯田員外郎，故後世稱之為「柳屯田」。此時柳永當已是六十九歲的老人了。宋代官員七十歲致仕，柳永致仕後榮譽性地轉了一官，為屯田郎中，故亦稱之為「柳郎中」。上述官職在宋代都屬於寄祿官，並非是實際職務，按照宋代制度，改官後的京官必須先外任縣令，柳永當也不例外。《餘杭縣誌》卷一九職官表上載柳永曾任餘杭（今屬浙江）令。明代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誌》殘文，謂柳永改官後曾任西京靈台（可能是指陝西渭南縣）令。羅燁《醉翁談錄》庚集卷三謂柳永曾宰華陰（今屬陝西）。《乾道·四明圖經》卷七記載柳永嘗監曉峰（在今浙江定海）鹽場。但具體何時則都難以確考。這些職務宋代叫「差遣」，是官員實際所擔任的職務，可以看出，柳永所任的多是地方小官，而且他宦遊的地域範圍是比較廣的。因此柳永後期作品中，雖不免仍多懷舊之詞，但早年的風情明顯減退，如《長相思》中所云「又豈知，名宦拘檢，年來減盡風情」。於是遊宦羈旅便成為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其中又以作於江淮和兩浙一帶的居多。另外他在任曉峰鹽場官時還寫過一篇《鬻海歌》，是反映鹽民生活疾苦的詩作，這與他早年風流浪子的面目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柳永的卒年，一般都遵從唐圭璋先生之說，定在皇祐五年（1053）。而吳熊和先生則認為，柳永應卒於至和元年（1054）之後的一二年間（《柳永與孫沔的交遊及柳永卒年新證》），亦可信從。柳永最後身歿於潤州（今江蘇鎮江），死後境況也很淒涼，殯葬無著，棺木擱置於僧寺之中，直到二十餘年後王安禮知潤州時，才出資為柳永擇地安葬，並由柳永的侄子撰寫了墓志銘（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附記）。宋元話本中謂是由眾歌伎醵錢安葬，雖屬小說家言，不可為據，但也說明了一代詞人的不幸命運。

  

  二

  柳永一生所經歷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正是北宋社會承平之時。隨著社會的穩定，都市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家家弦唱，處處笙歌，這種社會環境為專供娛樂消遣的詞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現實土壤。柳永詞就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應運而生。他改變了詞自五代《花間集》以來的傳統發展方向，繼承和發展了詞在初起階段作為民間俗文學的特徵，大量採用俚俗淺近的市井新聲入詞，與當時文人詞日趨雅淳之風便有所不同了。但柳永一方面採用市井新聲，一方面又進行加工提高，形成了柳詞所特有的「柳氏家法」、「屯田蹊徑」，創造出了其自身的獨特風格，從詞調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詞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以至於後人譽之為「宋詞革命巨子」（薛礪若《宋詞通論》）。具體而言，柳永詞的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柳永以其創作發展了慢詞。慢詞即慢曲子，調長拍緩，在音樂上變化繁複，悠揚動聽，一般字數較多。唐五代詞調基本上都是短小的令曲，雖偶有慢詞出現，但影響不大。入宋以後，市井新聲競起，「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東京夢華錄·序》），這種新聲勃興的盛況使詞調獲得了大量的新增與擴充，而所增者大都為慢曲長調，從此令詞小曲就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此轉變過程中，柳永詞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柳永在宋代是以精通音律而著稱的詞人，他致力於嘗試新曲，以新的詞風來推動新的樂曲的流行。柳永詞中屢提及這種「新聲」，如「風暖繁弦脆管，萬家競奏新聲」（《木蘭花慢》）、「是處樓台，朱門院落，弦管新聲騰沸」（《安公子》）、「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鳳棲梧》）等。一部《樂章集》中大部分就是這類新聲。柳永詞作共存二百餘篇，凡用十六宮調，一百五十餘曲，其中除十餘調是沿用唐五代舊曲外，其餘的都是首見於柳永詞的。論創調之多，兩宋詞人無出其右。這其中又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採用當時的市井新聲入詞，一是將前代令曲改造而成的。而所創之調中，又大都是慢曲，有些曲調在教坊曲、敦煌曲中本為小令者，柳永亦衍為長調。如《長相思》本雙調三十六字，柳永度為雙調一百零三字；《浪淘沙》本雙調五十四字，柳永度為三疊一百四十四字。這就開闢了詞曲由小令進入長調的新階段，詞調從此也就日趨豐富和繁盛了。

  其次，柳永詞多用賦體，發展了慢詞的藝術技巧。晚唐五代以來的令詞，由於受到篇幅短小的局限，遂以「深」、「細」、「小」而見長，注重含蓄朦朧地表達心靈深處隱約幽微的情感體驗。而慢詞勃興之後，傳統的令詞作法已與慢詞龐大的結構、繁複的聲律不相適應了。而柳永不僅在詞調和音律上發展了慢詞，在技巧上亦打破傳統，創造性地採用賦體筆法，為慢詞長調的創作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賦者，鋪也。長調即宜於鋪陳。柳詞善於鋪敘，無論是敘事寫景，還是抒情議論，都能做到委婉曲折，層層深入，細膩妥帖，淋漓盡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情感歷程。結構上大開大闔，迴環往復，一唱三嘆。如他的《望海潮·東南形勝》一詞，便可以說是一篇用詞體寫就的杭州賦，而其不少描寫汴京繁盛的詞作，又何嘗不是一篇篇具體而微的《汴都賦》呢？另一方面，柳永的不少詞還表現出強烈的故事化傾向。即在一首詞中，首尾俱足地鋪寫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猶如一部獨幕甚至多幕的歌劇。像他膾炙人口的名作《雨霖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全詞由餞別寫到催發，到淚眼相對，到執手告別，到別後的酒醉，到次日清晨的酒醒，到對將來的懸想，依次層層敘述離別的場面和雙方惜別的情懷行動，如同一首帶有敘事性的劇曲，寫出了動人的惜別一幕。它的細膩感、故事性和直接面對市井民眾的感染力，就不是令曲所能夠達到的。宋代李之儀謂唐五代詞，「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跋吳思道小詞》）就是從詞史的角度肯定了柳詞以賦體作長調對宋詞發展的貢獻。

  第三，詞格上的雅俗並存。宋人多言柳永詞近俗，或謂「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李清照《詞論》），或謂「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卻掃編》卷五），或謂柳永「長於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黃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可以看出，他們雖承認柳永詞藝術技巧上高妙，但對其淺近俚俗的詞格頗有異詞。實際上，柳詞這種世俗化的傾向，代表的是一種新的審美趣味和藝術風範，是城市市民階層的生活理想與精神風貌在藝術領域的反映。作為與高雅的文人詞相對的一極，它是構成宋詞豐富多彩面貌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柳永詞也並非一味淺俗，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可謂俗不傷雅，雅不避俗。如其名作《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闋，其中既有「想佳人妝樓顒望」這樣的「俗極」（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之語，也有著被蘇軾賞識的「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這樣的高雅之句。雅俗雜陳，正是柳詞之所長。而從接受和傳播的層面來看，柳永的許多名作，也是雅俗共賞的，並非僅僅在市井民眾中流傳。宋人筆記中有不少關於文人偏好吟唱柳永詞的記載，甚至和尚、道士也都愛好柳詞，如《皇朝事實類苑》中所記的邢州開元寺僧法明，金全真教祖師王重陽等，都幾乎從柳詞中參禪悟道。不僅如此，柳永詞還遠傳至異域，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記西夏國「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三記金主完顏亮聞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在兩宋甚至歷代詞人中，作品能流播如此久遠，是不多見的。

  第四，柳永詞所開創的「柳氏家法」，真正代表了詞體的本色與正宗。關於詞的正宗與別調問題，歷代詞論家討論得很多。但詞在唐宋時代，就其實質而言，是隨市民文化而興起的一種通俗音樂文藝，要討論詞的本色，便不能脫離這個根本性質。詞本起於民間，文人參與詞的創作之後，雅化與文人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從這點來看，無論是周邦彥、姜夔也好，蘇軾、辛棄疾也好，他們的創作都是為這個趨勢添磚加瓦，都可謂是別調。惟有柳永詞，卻仍然保持了民間通俗文藝的本來面目。柳詞上承敦煌曲，下開金元曲子，在其間起著重要的橋樑和中介的作用。清代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中說：「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已還樂語所自出。」金代董解元的講唱文學作品《西廂記諸宮調》，體格即與《樂章集》為近。元曲中的大量作品，在格調和氣質上都與柳詞十分類似。因此在詞、曲的風會轉移中，柳永詞所發揮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過去對這一方面重視不夠，值得加以進一步的研究。

  三

  本書分類編排，按照柳永詞的內容分為九類。以下就各類稍作說明。

  1．彩線慵拈伴伊坐：青樓幽怨

  這一部分主要收錄的是描寫歌伎心理活動、佳人體態以及歌伎們精妙技藝的作品。

  2．衣帶漸寬終不悔：浪子心曲

  其中主要收錄了柳詞中以男性口吻表達對歌伎的眷戀之情和相思情意的作品。

  3．楊柳岸曉風殘月：離情別緒

  其中主要收錄了描寫離情別緒的作品，不僅是這種生離，另處還包括了幾篇描寫死別的悼亡之作。

  4．路遙山遠多行役：羈旅愁思

  柳永在中舉之前似即有南北漫遊的經歷，中年之後，為宦四方，驅馳不已，遊宦羈旅之感遂成為他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描寫這種經歷和情緒的作品收錄於此。

  5．燈月闌珊嬉遊處：四時節序

  其中主要收錄了描寫四時節序和時令的作品。

  6．太平時朝野多歡：承平讚歌

  北宋經濟繁榮，物康民阜，特別在當時的一些大都會中，富庶繁盛的景象尤其明顯。本類中主要收錄了柳永描寫這種承平氣象的作品，可謂是都市風光的讚歌。柳詞中的不少投贈之作，也在表達投贈之意同時，描寫了當地的太平景象，故亦附於此類中。

  7．人間三度見河清：應制頌聖

  這一類中收錄的都是應制頌聖之作，主要是呈獻給宋真宗與宋仁宗的作品，有的與當時著名的「天書」事件有關，有的是祝賀皇帝生辰的壽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的盛世氣度。

  8．遊宦區區成底事：人生感慨

  本類中收錄的都是表達人生感慨的嘆歌，具有強烈的北宋市民文化氛圍。

  9．天然淡濘好精神：詠物抒懷

  這類主要收錄了柳詞中的幾篇詠物之作。

  以上九類篇幅不一，各類所錄作品或多或少，依柳詞實際面貌而定，不強求勻稱一致。九類共選錄詞作一百四十六首，手此一編，可以說柳詞的大致面目已略具於是了。每首之下，先作簡注，注文力求精確簡約。復綴以點評，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雖不敢說能做到不負古人，總是希望能不誣古人吧。但注評不過是著者一己的體會，終是不可替代原作的，因此還是重在使讀者能循此去體味原作，古人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得魚忘筌，舍筏登岸」，注評的最高理想是使讀者能捨棄注評，直接與古人的心靈相交流，本書能起一些鋪路的作用，則足可寬慰矣。另外，書末附有《柳永簡明年譜》，以供讀者參考。

  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得到了叢書主編陳祖美先生的大力支持，她對後學的熱情鼓勵與關懷，令人銘感無已。本師吳熊和先生多年來耳提面命、傳道解惑，沒有先生的關愛和指導，本書也不可能順利完成。同時，本書的寫作，參考了薛瑞生先生的《樂章集校注》，姚學賢、龍建國兩位先生的《柳永詞詳註及集評》，謝桃坊先生主編的《柳永詞賞析集》等大著，得益匪淺。另外我的妻子樊葵女士不僅不辭辛勞地操持家務，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也是本書的第一位讀者，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修改意見。謹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由於本人學力有限，在詞作的分類和注評中，一定存在不少舛陋和失誤之處，敬請方家斧正和廣大讀者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