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唐代詩壇上一顆耀眼的大星。他生活於大唐帝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歷盡坎坷與磨難。其一生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讀書漫遊時期（712—746）。

  杜甫聰明早慧，少年老成：「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至十四五歲，已在翰墨場上頗得稱譽（見《壯遊》）。以後又遊歷吳越、齊魯、梁宋等地，先後歷時十年，大大增廣了聞見。雖於二十四歲上試進士不第，但這並未影響杜甫的昂揚情緒。因為唐人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之說，所以他此時考不中進士並不遺憾，而且詩中還充滿了年輕人的自信與昂揚精神。於是，他望岳便吟「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寫馬便歌「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題畫鷹則題「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二、「古來材大難為用」（《古柏行》）——長安求宦時期（746—755）。

  這是杜甫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一段時間。他雖懷著「致君堯舜上」的宏大抱負來到長安，但卻困頓蹭蹬，衣食無著，過了十年「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其間於天寶六載（747）應玄宗求賢制舉，被奸相李林甫的一句「野無遺賢」擋在了仕途之外；天寶十載（751），他為朝廷祭太清宮、祭太廟和祀南郊之典而獻「三大禮賦」，雖得玄宗賞識，令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但最終仍是不了了之。所以杜甫直到四十四歲仍是功業無成。

  三、「有才無命百僚底」（《狄明府》）——短暫的為官時期（756—759）。

  或許是靠著娘舅的關係[1]，杜甫終於在四十四歲這年冬天謀到了一個在京城掌管兵甲器仗和門禁鎖鑰的小官——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然而，他當官不到兩個月就發生了安史之亂，洛陽很快失守。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六月十二日，玄宗離京奔蜀，十四日行至馬嵬，發生馬嵬兵變。二十日長安陷落，一朝文武百官盡作鳥獸散。

  七月，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史稱肅宗。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前往投奔，途中為叛軍所獲，解至長安。他在長安呆了九個月，終於在至德二載四月伺機逃脫，再投肅宗。他晝伏夜行，備嘗艱辛，最後才「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狼狽之狀可見一斑。憑著這一片赤誠，肅宗於五月十六日封他個左拾遺官，當了不到半個月，便因上疏救房琯觸怒聖上，險些掉了腦袋。多虧新宰相張鎬相救，才得以獲免。

  杜甫當官是個很「沒眼色」的人。肅宗是先自行稱帝，然後才為玄宗所追認的。房琯就是玄宗派來向肅宗授冊命的人，於是由玄宗的宰相變成了肅宗的宰相。對這樣一個父黨中人，即使沒有陳陶、青坂之敗，肅宗也不會久留在身邊的。杜甫不明就裡，只想盡拾遺之責，殊不知非但救不了房琯，反把自己也搭了進去。肅宗從此對杜甫不再信任，先是打發他回家探親，次年六月在貶房琯為邠州刺史的同時，把杜甫也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在華州任上幹了一年。在這一年裡，兵荒馬亂，畿輔饑饉，他實在看不出繼續留在這位置上還有什麼前途，終於下決心棄官西去。杜甫為官的時間滿打滿算也只有兩年零三四個月，然而時代的變亂和「百僚底」的地位，使他寫出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詩篇，也使他的創作有了不同凡響的「詩史」之譽。

  四、「錦江春色來天地」（《登樓》）——卜居蜀中時期（760—768）。

  雖然萬里作客，漂泊西南，但仰仗故人高適、嚴武的接濟和軍閥柏茂琳的照顧，杜甫在成都和夔州還是過了一段相對比較安閒、穩定的生活，也迎來了他創作上的又一個高峰。依蕭滌非先生統計：「夔州以前為第一階段，計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至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後約五年；在這一階段里，杜甫寫了四百八十五首詩。移居夔州為第二階段，約二年（七六六年四月至七六八年正月），時間雖不長，作品卻最多，一共寫了四百三十八首詩。」（《杜甫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初版）他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僅數量多，而且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技法純熟，體現了與安史之亂前後敘事風格不同的抒情特色。

  五、「百年粗糲腐儒餐」（《有客》）——漂泊荊楚時期（768—770）。

  不甘作客的杜甫，拖著老邁衰病之軀乘舟出峽，輾轉於荊楚之地，幾乎是過著乞討的生活。「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秋日荊南述懷》），甚至遇到一連五日不得食的窘況，終於在饑寒交迫中死於漂泊半途的船上。

  然而，不管命運把杜甫拋到哪種境地，他始終都因自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廢詩篇」（《歸》）。上至帝王將相、風雲雷雨，下至田父鄰媼、花鳥魚蟲，可以說寓目輒書，盡入詩囊。一首詩，便是他的一篇日記；一部少陵詩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樂的心史。而其間所折射的，則是那個盛極而衰的時代。這便是杜詩思想價值之所在。

  因為他把詩看作「吾家事」，所以創作上可以「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其七），可以「不薄今人愛古人」（《戲為六絕句》其五），可以「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其七），可以「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也可以「老去詩篇渾漫與」（《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終成繼往開來、位在至尊的詩壇泰斗。他在詩的體制上、句法上、語詞上都別開生面，各有標舉和創新。南宋人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說：「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為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為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人稱其先祖杜預為將軍武庫，而一部杜工部集卻端的是詩家武庫，方方面面的內容和各式各樣的技法盡在其中。後之元稹、白居易得其粗俗，韓愈、賈島得其險怪，李賀、李商隱得其精嚴。其在章法、句法、用典、鍊字方面的探索，更開啟宋人講求來歷、瘦硬生新的新詩格。

  杜甫擅長用離析開合之句，如「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言一生事業只落得一雙蓬鬢，天地之間唯此草亭屬於我。「身世」與「蓬鬢」「乾坤」與「草亭」間是一個大大的滑落，同時也是最為凝練的概括，猶如兩極間的超級連結。同類句法還有「乾坤一腐儒」（《江漢》）、「天地一沙鷗」（《旅夜抒懷》）等。此法正為宋江西詩派所襲用，黃庭堅《次韻王定國揚州見寄》曰：「未生白髮猶堪酒，垂上青雲卻佐州。飛雪堆盤鱠魚腹，明珠論斗煮雞頭。」「未生白髮」，本當有一番作為，以「猶堪酒」承之，則年富力強僅僅是尚勝酒力的資本；「明珠論斗」，將是何等豪奢，繼之以「煮雞頭」，則「論斗」者原是與明珠近似的雞頭米，讀之不禁令人啞然失笑。他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黃庭堅《寄黃幾復》）、「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蘇軾《過永樂文長老已卒》）等，俱得一波三折之妙，實由老杜句法中生出。

  以古詩筆法、文章筆法入律詩，是老杜的另一特色，實乃細極而求粗、細極而求變者。如《白帝城最高樓》這首拗律的「獨立縹緲之飛樓」「杖藜嘆世者誰子」，全是文章筆法；《望岳》（西嶽）之「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所思》之「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全是律句中的拗體。此法為中唐韓愈所效法，更為宋之蘇軾、黃庭堅所光大。

  唐人律詩，絕少通首用典者，杜甫卻做了這方面的嘗試。如本書所選之《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是一首賀竹橋一日造成的賀詩，詩曰：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

  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

  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

  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八句詩七用典事，且皆與渡水和橋有關。末兩句以秦始皇造石橋渡海千年不成，反襯皂江竹橋建造之快。全詩詼諧幽默，實已遠唐風而開宋調。我們把宋蘇軾所寫竹閣詩與此竹橋詩對讀，便不難看出個中淵源。

  蘇軾《孤山二詠·竹閣》曰：

  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

  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

  兩叢恰是蕭郎筆，十畝空懷渭上村。

  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

  竹閣在杭州廣化寺柏堂之後，是唐白居易守杭州時為鳥窠禪師所建。蘇軾熙寧六年（1073）通判杭州，訪舊跡而有此作，八句詩中有六句用典。篇中處處不離居易，處處不離竹，點化白詩入己詩，貼切自然，恰到好處，而大量用典正是宋人以學問為詩的一大特色。從對比中可以看出，老杜之詩已露出這樣的端倪。

  老杜詩中的詼諧幽默處亦是開啟宋詩的重要方面。他在大曆四年（769）初到潭州的《清明》詩中寫道：

  此身漂泊苦西東，右臂偏枯耳半聾。

  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

  雙眼尚可流淚，而因右臂偏癱，所以只剩左手還能向空書字（用晉人殷浩書空作「咄咄怪事」典）。清人朱瀚曰：「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書空，既可噴飯。只點『左』字，尤為險怪。」（仇兆鰲《杜詩詳註》引）後來在潭州餓飯，又有《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曰：

  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

  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

  此詩一如陶淵明之賦「乞食」。雕胡飯唯「憶」其「滑」，錦帶羹僅「聞」其「香」，詩人之饑寒困頓可知。非思之切、求之急，便不會有「溜匙」「暖腹」之句。唯不知「兩侍御」最終致其杯罌否？《詩經·小雅·賓之初筵》有「左右秩秩」之語，又有「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屢舞僛僛」「側弁之俄」的種種醉態，老杜信手拈來，言「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宗武生日》），化老病之況為黑色幽默，令人笑而含淚。其他如寫騎馬摔傷事曰：「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增入「人生快意」之議論，便頓生風趣。杖藜老翁，自難躍馬。而杜甫卻說：「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南楚》）著一「妨」字，便見出詼諧，補之以「不是故離群」，更見出老翁的少年心。在《晚晴呈吳郎見過北舍》中，杜甫寫兩老翁相向而立，只用「竹杖交頭拄」五字，以竹杖之手柄交頭代替人之交面，體物之細膩令人咋舌。如此「戲作」手法，於宋詩最是常見。蘇軾記六瓶酒被摔碎的憾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黃庭堅言歸隱不得之苦衷曰：「白髮齊生如有種，青山好去坐無錢。」（《次韻裴仲謀同年》）秦觀述居京任秘書省正字之清寒曰：「日典春衣非為酒（化用老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詩句），家貧食粥已多時。」（《春日偶題呈上尚書錢丈》）諸如此類，俱可在老杜詩中找到伏脈。老杜在鍊字、鍊句方面更被講求「無一字無來處」的江西詩派奉為師祖，從本書的「點評」中讀者自可辨明，此不多論。

  以上主要從章法句式、隸事用典、語言風格等方面討論了杜甫詩歌的藝術特色。為避免流於空泛，本文著重從開啟宋詩方面落墨，因討論杜詩藝術的專著、文章已經很多，這裡不再複述他人成說。

  杜甫之詩，有著很大的涵蓋面和包容性，所以不同時代、不同心態的讀者，便會從中讀出不同的杜甫來。舊時代，以為杜甫所以為古今詩人之首，在於他「一飯未嘗忘君」（見蘇軾《王定國詩集敘》）；新中國則又認為杜甫在詩歌里「運用人民的語言，訴說人民的情感」，因此可以稱之為「人民的詩人」（見朱東潤《杜甫敘論》）。鑑於這種種認識上的差異，本書在選篇上儘量顧到杜甫思想情感、生活閱歷的方方面面，力求表現出一個立體的、完整真實的杜甫。而按詩歌內容分類的選注方式，正好適應了多側面表現詩人風貌的需要，所以本書按照感時、書懷、交遊、覽古、品藝、詠物、紀行、思親、遣興的順序，共劃分出九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既有近幾十年來杜詩選本中習見的《兵車行》《潼關吏》《無家別》（這方面的內容以其過於熟濫而在選目上適當做了緊縮），也有向來不曾為選家所關注的新面孔。如：

  九載一相見，百年能幾何？

  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鋤來。

  竹杖交頭拄，柴扉掃徑開。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讀這樣的作品，我們不得不為杜甫待友的溫潤、酒後的瀟灑和體物的細膩所感動，而且對許多讀者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動——不能讓讀者有新的感動，不能讓讀者對杜甫有新的認識，這個選本便沒有了存在的意義。

  杜詩注本，可謂沈沈夥頤，至有「千家注杜」之說。清人仇兆鰲的《杜詩詳註》更是舊注之集大成者。加之當代研究者的孜孜努力，原以為杜詩在注釋方面已無太多伸展的餘地。但這本杜詩類編選注下來，才發現杜注之陳陳相因者、以訛傳訛者、脫註失注者並不在少數。茲擇要舉證如下：

  一、史實不確。《所思》：「苦憶荊州醉司馬，而今樽酒定常開。」杜甫自言荊州司馬是崔漪。仇注引蔡夢弼注曰：「崔漪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亦從此說，而將仇注中表推測的「蓋」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貶荊州司馬」。此系因襲舊說而誤。實際上，崔漪並非由吏部貶荊州司馬。《舊唐書·肅宗本紀》稱，崔漪與杜鴻漸是擁戴肅宗自立的功臣，肅宗即位後擢升「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為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又據《舊唐書·顏真卿傳》載：「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貶漪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貶右庶子，並未離朝。貶荊州司馬事史傳無載，反倒是杜詩可補史傳之闕，而諸本所言史實均誤。

  二、出處不確。《題桃樹》：「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信莫打慈鴉。」仇兆鰲注「兒童」句曰：「古樂府有《莫打鴉》。」（標點依中華書局1979年版排印本）但遍查《樂府詩集》，並無「莫打鴉」之題，翻檢漢魏樂府，亦無直言「莫打鴉」者，唯《魏泰詩話》載趙宋之梅堯臣作有《莫打鴨》詩，諷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詩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鴰鶬。鴰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荒。」仇兆鰲必以「鴨」為「鴉」而誤記為古樂府矣。

  三、語詞不確。《絕句漫興九首》：「隔戶楊柳弱裊裊，恰似十五女兒腰。」仇註：「鮑照詩：『竅竅燕弄風，裊裊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將「柳」與「腰」聯繫在一起的便是鮑照。查鮑詩，其《在江陵嘆年傷老》曰：「竅竅燕弄風，裊裊柳垂道。」如此，鮑詩與「腰」並無干係，引詩所注者唯「裊裊」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狀柳者實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詩曰：「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從庾信到杜甫，雖描述上重心稍有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於「柳」；而今之「柳腰」，則重心在「腰」。從以人狀柳，到以柳狀人，此又古今詞義之一轉也。中華版《杜詩詳註》已在出版說明中指出仇注引書常有錯誤。編者在注釋中細加檢核，發現所言果然不虛，且經過查證的引文常有於注杜無補的情況。此舉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例，余不贅。

  四、漏注典事。《園人送瓜》：「東陵跡荒絕，楚漢休徵討。」仇注承宋趙次公注，僅註上句為故東陵侯邵平青門種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實亦隱括種瓜典事。據劉向《新序·雜事》載，戰國時梁大夫宋就曾為邊縣令，地臨楚界。楚梁邊亭俱種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搔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慾搔楚瓜以報復，宋就不許，且派人夜間偷澆楚瓜，使楚瓜亦美。梁楚由是成為睦鄰。「休徵討」當由此出。詩先讚美送瓜主人，再敘食瓜之樂，末以種瓜典事作結。脫注搔瓜之典，「楚漢」句便無著落，無形中減少了許多韻味。

  以上種種，已努力在注釋中作了彌補與糾正，唯不知尚有多少欠缺。

  感謝主編祖美老師的信任，將選注杜詩的重任交付與我，使我有了一個「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的機會。這番實踐首先讓我打破了對舊注的迷信與依賴，同時也使我認識到即使如杜甫這樣一代又一代人投入很大力量去研究的作家，也仍有鞭長不及處，更遑論我們還有許多並未去用心墾殖的生土地。古典文學研究真是一項篳路藍縷的事業，從事這項事業的人應該少在熟悉的風景里兜圈子，而多一些暴虎馮河的開拓。

  [1]杜甫《贈崔十三評事公輔》：「舅氏多人物。」《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