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逝去的時光·第三冊

  女囚

  每天清早，我臉對著牆，還沒轉過身去看一眼窗簾頂上那條陽光的顏色深淺，就已經知道當天的天氣如何了。街上初起的喧鬧，有時越過潮濕凝重的空氣傳來，變得喑啞而岔了聲，有時又如響箭在寥廓、料峭、澄淨的清晨掠過空曠的林場，顯得激越而嘹亮；正是這些聲音，給我帶來了天氣的信息。第一輛電車駛過，我就聽得出車輪的隆隆聲是滯澀在淅瀝的細雨中了，還是行將馳向湛藍的晴空。但也許還在我聽到這些聲音之前，已經有一種更敏捷、更強烈的，不斷瀰漫開來的東西，悄悄地從我的睡夢中掠過，或是給矇矓的睡意罩上一層憂鬱的色彩，預兆冬雪的即將來臨，或是讓某個時隱時現的小精靈一首接一首唱起禮讚太陽光輝的頌歌，直到我開始在睡夢中綻出笑臉，閉緊眼瞼準備承受耀眼的光亮，終於在一片熱鬧的音樂聲中醒來。說起來，我在那段時間裡簡直是足不出戶，只在這間臥室里感受著外界的生活。我知道布洛克曾經說過，他在傍晚來看我時，總聽見有說話的聲音；既然我母親遠在貢布雷，而他在我房間裡又從沒發現有旁人，他就認定我是在自言自語。過了好久，等他知道阿爾貝蒂娜當時跟我住在一起，而且我把她藏起來，不讓她見任何人以後，他就聲稱他總算明白了，我在那段時間裡為什麼從來不肯出門。他錯了。但他又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每件事情，即便從情理上說是勢所必然的，我們也沒法在一開始就把它的本來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而有些人，往往愛抓住別人生活中某個確有其事的細節，就忙不迭地引出全然不是那麼回事的結論，或根據剛剛發現的一丁點兒事實，就立馬做出風馬牛不相及的解釋。

  此刻我在想著，我這位女友跟了我從巴爾貝克回來以後，就丟開了乘船旅行的念頭，在巴黎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裡，她的房間跟我相隔不過二十步路，就在走廊盡頭，在父親那間裝飾著掛毯的書房裡。每當夜深我倆分手的時候，她總要把舌頭伸進我的嘴裡，仿佛這就是我每天的食糧和營養品，世上有著那麼些肉體，我們為之所受的痛苦，最終會使我們享受到一種精神上的愉悅，她的舌頭就有這麼一種近乎神聖的品質。作為比較，我馬上聯想起的並不是承蒙博羅迪諾隊長允許讓我在兵營度過的那個夜晚，他的好意所能治癒的畢竟只是短暫的苦惱，我想起的是父親讓媽媽來睡在我旁邊的小床上的那個夜晚。每當生活又一次要將我們從看來無法逃避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的時候，它往往是在種種不同的，甚至全然相反的情況下這麼做的，以致我們在看清它所賜予的恩寵的那會兒，不免感到其中似乎有一種瀆聖的意味!

  阿爾貝蒂娜從弗朗索瓦茲那兒聽說，我把窗簾拉得緊緊地待在黑黝黝的房間裡，但是並沒有睡覺，她就放心大膽地洗澡，不怎麼怕在她那間盥洗室里弄出聲音來了。這樣一來，我也常常不再多等一會兒，就提前進我那間跟她毗連的舒適的浴室去洗澡。從前有過一位劇院經理，花費了好幾十萬法郎，用真的綠寶石星星點點地鑲嵌在紅角兒扮演皇后坐的寶座上。俄國人的芭蕾舞卻教會了我們，只要燈光打得恰到好處，單憑光線的閃爍就能變幻出同樣奢華奪目，然而更絢麗多姿的奇珍異寶來。這種相對來說已經是非物質的裝飾雖則美妙，但是當早晨八點鐘的陽光傾瀉進來，使一個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的人所見到的日常的一切頓時熠熠生輝的時候，那景觀卻顯得美妙得多。兩間浴室的窗子，用的都不是光玻璃，而是一種老式的磨砂玻璃，為的是讓人從外面瞧不見裡面。陽光驟然照亮了蒙著薄紗似的玻璃，給它們抹上一層金黃色，沐浴在這舒適的陽光中的，仿佛不再是長久以來被雷同的生活節奏所湮沒的我，而是一個更年輕的我，我陶醉在回憶之中，宛如置身於空曠的大自然，面對染成一片金黃色的樹叢，甚至耳邊還依稀有一隻鳥兒在鳴囀。這是因為我聽見阿爾貝蒂娜在反覆不停地哼著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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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憂傷本就瘋瘋癲癲，

  誰聽它傾訴，誰就更加瘋癲。[1]

  我太愛她了，對她的這種糟糕的音樂趣味，我只是挺快活地笑了笑。這首歌，去年夏天曾經叫蓬當夫人喜歡得不得了，但沒過多久她就聽說這是首愚蠢無聊的歌曲，從那以後她逢有客人來的時候，就不叫阿爾貝蒂娜唱這支歌，而讓她唱：

  一支告別歌從騷亂的心間湧出。[2]

  它也變成了「這個女孩讓咱們聽得耳朵起繭子的一首馬斯內的老曲子」。

  一片烏雲掠過天際，掩蔽了陽光，我看著那遮羞的壓花磨砂玻璃暗淡下去，融進一片灰暗之中。兩間盥洗室的隔板很薄(阿爾貝蒂娜的那間完全一樣，也是一間浴室，以前媽媽在時，因為怕有聲音吵我，從來不使用，好在她在我們的套間另一頭還有一間)，我倆在各自的盥洗室里洗澡時，可以彼此交談，除了水聲，不會有別的聲音打斷我們的談話，這種親昵的感覺，住旅館時由於住所狹小而又貼得很近，常常可以體味到，但在巴黎就很難得了。

  有些個早上，我就這麼躺在床上，盡著性子做我的白日夢，因為我吩咐過，我沒打鈴誰也別進我的房間，而裝在床上方的拉線開關又裝得很不方便，總是要找好半天才能找到，往往我找著找著就不耐煩了，寧可一個人在床上躺著，這一來就幾乎又要睡上一覺。這並不是說我對阿爾貝蒂娜住在這兒漠不關心。她跟那些女友的分手，使我的心得以免受新的痛苦，讓它能在一種假寐中得到休憩，來癒合它的創傷。然而，她帶給我的這種寧靜，卻並不是歡樂，而只是一種減輕痛苦的撫慰。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沒有從這寧靜中重嘗我曾因過於強烈的悲痛而與之絕緣的許多歡樂，但那絕非阿爾貝蒂娜給我帶來的，而且，我不再覺得她有什麼漂亮可言，我對她已經感到厭煩了，我清楚地感覺到我並不愛她；那些歡樂，恰恰是阿爾貝蒂娜不在我身邊時我才嘗到的。所以，一早醒來，尤其是在天好的日子，我並不馬上讓人去把她叫來。我覺得前面說起過的那個在身體裡面唱歌的小精靈，比她更讓我高興，我就先那麼待著，再躺上一會兒，聽它獨個兒對我唱那禮讚太陽的頌歌。我們每個人都是由一些小精靈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並不就是那些最外露的。在我，等它們一個接一個地被病魔擊倒以後，還會剩下兩三個生命力特別頑強的精靈，其中少不了有那麼個哲學家，他只有在兩件藝術品，在兩種感覺之間找出共同之處以後，才會感到快樂。這最後的一位，我有時暗自在想，不知是否很像貢布雷的眼鏡商放在櫥窗裡面預報天氣的那個小矮人兒，每逢晴天他就掀開風帽，碰上雨天就又戴上。這個小矮人兒，我領教過它的自私：天快下雨時我總會悶得透不過氣來，這陣發作要等雨下來了才會緩解，可是這個小矮人兒根本不管這些，當我渴盼已久的雨點終於落下來的時候，他就收起了那副快活的模樣，怒氣沖沖地把帽兜砰地蓋上。而我又相信，在我彌留之際，當我身上所有其他的那些我都已經結束生命，我也只存最後一息的那會兒，倘若有一縷陽光從天際灑下，這個氣壓計小人兒也準會怡然自得地掀開風帽歡唱：「哦!終於放晴嘍。」

  我按鈴喚弗朗索瓦茲。我打開了《費加羅報》。瀏覽一遍以後，知道報上沒登我寄給報社的文章，或者說所謂的文章吧，那還是很久以前當我坐在佩斯皮耶大夫的馬車裡，凝望馬丁鎮的鐘樓時寫的，最近找出來以後，只是稍稍做些改動就寄出了。接下來，我讀媽媽的來信。一個年輕姑娘單獨和我住在一起，使她感到不可思議，大為反感。離開巴爾貝克那天，正當她瞧著我神情沮喪，覺得讓我獨自一人待在巴黎很放心不下的時候，她聽說阿爾貝蒂娜也和我們一起，而且看著人家把阿爾貝蒂娜的箱子也裝上小火車，這時她也許是挺高興的，那幾隻又窄又長的黑箱子，就挨在我們自己的箱子(就是在巴爾貝克大酒店讓我在它們旁邊哭了一宿的那些箱子)的邊上，我只覺得它們樣子挺像棺材，但並不知道它們將給家裡帶來的是生命還是死亡。不過我當時甚至都沒往這上面去想，因為在唯恐羈留巴爾貝克的擔驚受怕過後，能在那麼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攜著阿爾貝蒂娜同行，在我已經是喜出望外了。但對這安排，如果說一開始媽媽並沒有什麼敵意(她對我這位女友說話的態度非常客氣，就像一個兒子剛受了重傷的母親在對盡心竭力照顧他的那位年輕情婦表示感激之情)，那麼當她看到這個安排全部兌現，這位姑娘在我們家愈待愈久，而且沒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家的時候，她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然而我得說，這種敵意，她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向我表示出來過，正像過去她已經不敢責備我的浮躁和疏懶一樣，現在她顧慮重重——這一點也許我當時並沒有完全看出來，或者說不願意看出來，——生怕對這位我說過將來要做我妻子的姑娘說長道短，會給我的生活投下陰影，削弱我今後對妻子的恩愛之情，還說不定就此在我心裡撒下內疚的種子，使我在母親離開人世時，會因為自己娶了阿爾貝蒂娜讓她感到過不快而追悔莫及。對一項她自知已無法讓我改變的抉擇，她寧願做出贊成的姿態。可是，所有在那段日子裡見過媽媽的人都對我說，她除了因為外婆去世而顯得很悲傷以外，還總有一種終日憂心忡忡的神情。這種無法排遣的思慮，這種內心波瀾的起伏，使媽媽感到太陽穴發漲發燙，她整天都把窗子開著，想讓自己涼爽些。但她始終沒能做出決斷，她害怕會給我不好的影響，破壞她所認為的我的幸福。她甚至下不了決心不准我先讓阿爾貝蒂娜暫時留在家裡。媽媽不想顯得比蓬當夫人更苛刻，這事兒先不先是這位夫人擔著干係，可她倒是一點兒沒覺得有什麼不合適的，這真叫媽媽大為吃驚。但無論如何，她在動身去貢布雷那會兒，總覺著把我和阿爾貝蒂娜兩人這麼撂下，還真有些懊悔，因為我外婆日夜都需要她照料，所以她在那兒可能要待上(事實上是確實待了)好幾個月。可她到了貢布雷以後，卻叨惠于勒格朗丹的高情雅意和一片至誠，簡直沒什麼事要乾的，那位先生不辭勞苦地把大小事兒都包攬下來，一星期一星期地推遲返回巴黎的行期，其實他跟我外婆並不熟，他這麼做，只是因為首先她是他母親的朋友，其次他覺得這位行將棄世的病人喜歡由他照料，離不開他。附庸風雅是一種大可詬病的心態，可是它不會蔓延，不致損傷整個心靈。我的想法跟媽媽正相反，對她去貢布雷我心裡大為高興，因為不然的話我就得擔心(我不能對阿爾貝蒂娜明說，讓她別露口風)媽媽早晚會發現阿爾貝蒂娜和凡特伊小姐交情很好。在母親而言，這不僅是對一樁她要求我別先對阿爾貝蒂娜把話說死，而我自己也愈來愈覺得難以忍受的婚事，同時也是對阿爾貝蒂娜獲准待在這個家裡這件事本身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除了這個至關重要而媽媽卻毫不知情的原因之外，媽媽的態度還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外婆很崇拜喬治·桑，主張美德在於心地高尚，而媽媽又以外婆為楷模，因而受了這種富有教益、豁達大度的思想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有傷風化的所作所為也使她受到影響，在這雙重影響之下，她現在對女性的言行舉止是頗為寬容的，換了從前，或者即便是今天，但換了屬於她在巴黎或貢布雷的中產階級圈子裡的女友，她是會顯得很嚴厲的，可是現在有我在她面前極力稱頌這些女性心地高尚，而她又那麼愛我，所以有好些地方她也就原諒她們了。

  不過，就算撇開合適不合適的問題不說，我相信阿爾貝蒂娜還是有很多地方使媽媽覺得難以忍受的。從貢布雷，從萊奧妮姑媽，從所有的親戚那兒，媽媽保留了做事有板有眼、講究條理的習慣，而在我這位女友的頭腦里，是根本沒有這種概念的。她進房間從來不知道關門，而要是房門開著，她也會毫無顧忌地直闖進去，就跟一條狗、一隻貓沒什麼兩樣。她那有點不很知趣的嫵媚，這會兒就使她在這家裡簡直不像一位年輕姑娘，而像一隻家養的小貓小狗，就那麼在房間裡進進出出，冷不丁地出現在每個你沒想要她來的地方，有時還走來跳上床跟我並排躺著——這在我倒是一種極好的休息，——就像為自己做了個窩兒，一動不動地待著，全然不來惹我；換了是人的話，可就不會這樣了。但後來，她終於還是向我的睡眠制度屈服了，非但不再貿然闖進我的房間，而且在我按鈴之前再也不弄出聲音來了。叫她不敢對這些規矩掉以輕心的，是弗朗索瓦茲。她是貢布雷那些忠心耿耿的女僕中的一個，她們知道自己主人的地位，她們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就是讓他不折不扣地得到她們認定他該得到的一切。當一位生客告辭，想要給弗朗索瓦茲一些賞錢，讓她跟幫廚的年輕女僕去分的時候，往往還沒等這位先生來得及把錢放進弗朗索瓦茲的手裡，她已經在對那個跑來道謝的女僕發話了，說出的話既快當，又板實，不容對方不聽，直到那女僕照她吩咐的那樣，不是忸忸怩怩地，而是大大方方地道了謝才算完事，貢布雷的本堂神父並不是一位天才，但他也清楚有哪些事是自己該做的。由於他的勸引，薩茲拉夫人的一位信新教的表兄弟的女兒改宗皈依了天主教，而且結下了一段在他看來完美無缺的姻緣。這樁婚事的對方是梅澤格利茲的一位貴族。年輕人的父母寫了一封信，原意是想了解些情況，但口氣相當倨傲，對女方原宗新教頗有微詞。貢布雷本堂神父寫了封措辭強硬的回信，結果那位梅澤格利茲貴族馬上回了封口氣迥然不同的信，謙恭卑順之致地懇求能有跟年輕姑娘結合的殊榮。

  弗朗索瓦茲畢竟沒有本領做到讓阿爾貝蒂娜對我的睡眠抱有敬意。但在她身上，真可以說渾身上下滲透了傳統的乳汁。對於阿爾貝蒂娜全然出於無心地提出要進我房間或讓我給她要件什麼東西諸如此類的要求，她不是三緘其口，就是斷然回絕，阿爾貝蒂娜在驚愕之餘，終於明白了自己是置身於一個奇怪的地方，這兒時興一套陌生的習俗，舉手投足都得受一些不容她違抗的規矩的管束。她在巴爾貝克時對此已有預感，而到了巴黎，就乾脆打消了抗拒的念頭，每天早上耐心地等聽見我的鈴聲以後才敢弄出響聲。

  再說，弗朗索瓦茲對阿爾貝蒂娜的訓導，對這位老女僕本身也有好處，她從巴爾貝克回來後整日價不停地長吁短嘆，現在漸漸地聽不見了。當初臨上火車那會兒，她忽然想起忘記跟旅館的女主管告別了，那個照看各個樓面的長唇髭的女人，幾乎都不認識弗朗索瓦茲，只是見面時對她頗為客氣。但弗朗索瓦茲執意要下火車趕回去，到旅館去對這位樓面主管說聲再見，等第二天再動身。我出於理智，更出於驟然產生的對巴爾貝克的懼怕，沒有同意她去實現這份心意，她卻因此怏怏不樂，終日處於一種病態的、焦躁不安的惡劣情緒之中，即便時過境遷，情況依然不見好轉，她把這種情緒一直帶到了巴黎。因為，按照弗朗索瓦茲心目中的法典，正如她從聖安德烈教堂的浮雕畫上看來的那樣，盼著一個敵人早點死掉，甚至親手去置他於死地，都是可以允許的，但倘若沒有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沒有向人還禮，像個不折不扣的粗人那樣，沒有在動身前向一位樓面主管告別，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在整個旅途中，沒有向那個女人道別的追憶，無時無刻不重現在弗朗索瓦茲的眼前，使她的雙頰升上一片樣子很嚇人的鮮紅顏色。一路上直到巴黎，她不吃一點東西，不喝一口水，這與其說是為了懲罰我們，或許不如說是因為那段回憶壓在她的胃裡，真的把「胃袋」弄得「沉甸甸」了(每個階層都有它的病理學)。

  媽媽每天有一封信給我，每封信里必定有德·塞維涅夫人書簡的摘句，這麼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含有對外婆懷念的因素。媽媽在信上寫道：「薩茲拉夫人請我們去吃了一頓她獨擅勝場的早餐，要是你可憐的外婆還在，她又該摘引德·塞維涅夫人的話說，這早餐讓我們不邀客人來家而得以排遣孤寂了。」我一開頭回信時，傻乎乎地說了句：「從這些摘句，你的母親一眼就看得出是你摘的。」這一下，三天以後我就讀到了：「可憐的孩子，如果你是為了對我說聲我的母親，那麼你找德·塞維涅夫人幫忙可是找錯人了。她會像她回答德·格里尼昂夫人那樣對你說：『她對您就那麼不算回事嗎？我還以為你們是一家子的呢。』」

  這會兒，我聽見了我的心上人在她的房間裡進進出出的腳步聲。我按了鈴，因為已經是安德蕾帶司機來接阿爾貝蒂娜出去的時間了，這個司機是莫雷爾的朋友，是從韋爾迪蘭家借來的。我曾經對阿爾貝蒂娜說起過我倆結婚的頗為渺茫的可能性；可我從沒對她很正式地談過這事；她呢，出於矜持，每當我說到「我不知道，不過也許是有可能的」，她總是帶著憂鬱的微笑搖搖頭，像是在說「不，不會的」，那意思也就是說：「我太可憐了。」於是，我在跟她說我倆的將來「什麼都說不準」的同時，眼前就儘量讓她開心些，日子過得舒坦些，也許我還下意識地想通過這樣做來使她希望嫁給我。對這種奢靡的生活，她抱著一種取笑的態度。「安德蕾的母親瞧我成了像她一樣的闊太太，一位照她的說法『有車有馬有畫兒』的夫人，一準要對我板起臉來了。怎麼？我從沒告訴過您她是這麼說的？哦，她是個怪人!讓我吃驚的，是她居然還把畫兒抬到能跟輕車駿馬相提並論的地位。」

  下面我們就會看到，儘管阿爾貝蒂娜說話傻裡傻氣的習慣還沒改掉，但確是已經有了令人驚異的長進。可這跟我全然不相干，對一個女人在智力上的優點，我一向看得很淡漠。也許，能讓我感到有趣的，只有塞萊斯特那種另有一番的語言天才。比如說，當她瞧准阿爾貝蒂娜不在，抽空子跑來跟我攀談的時候，我總禁不住要輕輕地笑一陣子，她稱我是：「在床上休憩的天使!」我說：「瞧您說的，塞萊斯特，怎麼是『天使』呢？」「哦，要是您以為您跟那些在咱們這塊卑微的土地上遊蕩的凡夫俗子有什麼共同之處，那您就大錯特錯了!」「那怎麼又是在床上『休憩』呢？您明明瞧見我是在躺著睡覺。」「您可不是在躺著睡覺啊，難道您見過有誰是這樣躺著睡覺的嗎？您只是在這兒休憩一下。這會兒，您穿著這件白睡衣，再加上這麼擺動脖子的姿勢，看上去就像只白鴿兒。」

  阿爾貝蒂娜，即使是在一些最瑣屑不過的事情上，也跟不幾年以前在巴爾貝克的那個小姑娘判若兩人了。在說到一樁她很反感的政治事件的時候，她居然也會說什麼「這可真是太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就在這個時候，她學會了對一本她認為寫得很糟的書這麼說：「這本書還挺有趣的，不過話得說回來，寫這本書的倒像是頭豬。」

  我的房間在我按鈴以前禁止入內，這使她覺得挺逗的。由於她得了我們家尋章摘句的家傳，她就從她在修道院演過，而我又告訴過她我很喜歡的那幾齣悲劇中引經據典，一個勁兒地把我比作亞哈隨魯[3]：

  未經召見擅自進見，

  就是膽大妄為罪不容誅。

  不論官爵，不問男女，

  厄運概莫能逃，令人膽虛。

  就連我……

  亦為律條所囿，與其他女子無異，

  為和他說話，若非靜等駕幸，

  至少亦得候他召見。

  她的外貌也起了變化。那雙細細長長的藍眼睛——現在更細更長了——有點變了模樣；顏色依舊沒變，但看上去就像是一汪清水。以致當她閉上眼睛時，你會覺得就像是合上了一道簾幕，遮蔽了你凝望大海的視線。在我腦子裡留下最深印象的，大概就是她臉上的這個部位——當然這只是指每晚跟她分手時而言。因為，比如說吧，等到了第二天早晨，那頭波浪起伏的秀髮又會使我同樣地感到驚嘆不已，就像我瞧見的是一件從沒見過的東西似的。不過，在一位年輕姑娘笑吟吟的目光之上，又有什麼東西還能比紫黑光亮的華冠也似的一頭秀髮更美的呢？笑容平添了幾分情意，而濃密秀髮的末梢上的那些澄瑩的小髮捲，卻更接近可愛的肌體，仿佛這就是從那兒傳來的乍起的漣漪，叫人看得心旌飄搖。

  她一走進我的房間，就縱身跳到床上，有時候還會一本正經地向我解釋我這人有哪些地方怎麼怎麼聰明，以一種真誠的激情向我起誓，她寧願死去也不願離開我：那些日子我都在刮好臉以後才叫她來的。她屬於那種不會找出自己產生某種感覺的原因的女人。一張鬍子颳得很乾淨的臉使她們引起的愉悅，會被解釋成一個在她們眼裡將為她們的未來奉獻幸福的男子在道德品行上的優點，但這種幸福卻又會隨著鬍子的生長而變得黯然失色，成為莫須有的東西。

  我問她要去哪兒。「我想安德蕾要帶我到比特-肖蒙公園去，我從沒去過那兒。」當然，我沒法從那麼些其他的話中間判斷出她這句話是不是在說謊。再說，我相信安德蕾會把阿爾貝蒂娜和她一起去過的地方都告訴我的。在巴爾貝克，我對阿爾貝蒂娜感到極其厭煩的那會兒，曾經半真半假地對安德蕾說過：「我的小安德蕾，要是我早些碰到您有多好!那樣我就會愛上您的。可現在我的心已經給押在別的地方了。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經常見見面，因為對另一個女人的愛情使我感到無限憂傷，只有您能幫助我，給我以安慰。」誰料這幾句戲言，時隔三星期之後卻當了真。安德蕾在巴爾貝克那會兒想必是以為我在說謊，我其實愛的是她，這會兒在巴黎，也許她也仍然是這麼想的。因為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實在是變幻莫測，所以旁人是簡直沒法領會其中奧妙的。而由於我知道她會把她跟阿爾貝蒂娜一塊兒做些什麼，一五一十地都告訴我，所以我就請她上這兒來，她也接受了邀請，幾乎天天來找阿爾貝蒂娜。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放心地待在家裡了。安德蕾曾是那伙姑娘中的一員，憑這一點，我就相信她是會從阿爾貝蒂娜身上得到所有我想知道的東西的。說實話，我現在可以真心誠意地對她說，唯有她能慰藉我的心靈，使它得到寧靜。

  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挑選安德蕾(她正好改變主意，不回巴爾貝克，留在巴黎了)跟阿爾貝蒂娜做伴，跟阿爾貝蒂娜告訴我的話也有關係，她告訴我說，在巴爾貝克那會兒，她的這位女友對我很有情意，可我一直以為安德蕾那時挺討厭我，如果我當初知道是這麼回事，也許我愛上的就是她了。「怎麼，您對這事一點都不知道？」阿爾貝蒂娜對我說，「我們可是常拿這事開玩笑呢。再說，難道您從沒注意到她說話想事都在學您的樣子嗎？每逢她剛從您那兒回來，事情就更是顯而易見了。用不著她告訴我們她有沒有跟您見過面。她這麼一到，只要是剛從您那兒來的，那麼從她臉上一眼就看得出來。我們幾個人你瞧我我瞧你的，笑得個不亦樂乎。她就像個燒炭佬，渾身從頭黑到腳，卻要人家相信她不是燒炭的主兒。磨坊夥計不用告訴人家他是幹什麼的，別人一瞧他那一身麵粉，還有肩上那扛包的印兒，就全明白了。安德蕾也是這樣，她跟您一個模樣地皺著眉頭，過後又把長長的脖子這麼一扭，還有好些我說不上來的名堂。要是我從您房間拿了一本書，哪怕我走到外面去看，人家也知道書是從您這兒拿的，因為這書上有股子熏藥的怪味兒。還有些事，說起來都是瑣屑不起眼的小事，可是骨子裡還真是些挺夠意思的事兒。每當有人說到您怎麼怎麼好，看樣子對您挺看重的，安德蕾就會歡喜得出神。」

  不過，我擔心阿爾貝蒂娜會趁我不在跟前耍些花樣，所以還是勸她這天別去比特-肖蒙公園，換個別的地方，比如聖克魯去玩玩。

  當然這壓根兒不是因為我還愛著阿爾貝蒂娜，這我自己也清楚。愛情，也許無非就是一陣激動過後，那些攪得你的心翻騰顛動的旋流的餘波而已。阿爾貝蒂娜在巴爾貝克對我說起凡特伊小姐的那會兒，的確有過這樣的旋流攪得我的心上下翻騰過，可是它們現在平息了。我不再愛阿爾貝蒂娜了，因為此刻在我心中，當我在巴爾貝克的火車上了解到阿爾貝蒂娜的少女時代，知道她或許還是蒙舒凡的常客時我所感到的那種痛楚，確實已經不復存在了。所有這一切，我已經翻來覆去地想夠了，痛楚已經平復了。但是，阿爾貝蒂娜說起話來的某些樣子，不時還會讓我揣測——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她那尚且如此短暫的人生歷程上，她一定接受過許許多多恭維和求愛的表示，而且是滿心歡喜地，也就是說是以一種狎昵風騷的姿態去接受的。因而她對什麼事都愛說：「是嗎？真的嗎？」當然，要是她就像奧黛特那樣說什麼：「瞧他吹得，是真的嗎？」我是不會多生這份心的，因為這種話本身就夠可笑的，讓人聽了只會覺得這個女人頭腦簡單，有點傻氣。可是阿爾貝蒂娜說「是嗎？」的那種探詢的神氣，一方面給人一種很奇怪的印象，覺得這是一位自己沒法做出判斷的女同胞在求助於你的證實，而她則像是不具備與你同等的能力似的(人家對她說「咱們出來一個鐘頭了」或者「下雨了」，她也問「是嗎」)；另一方面，遺憾的是這種無法對外界現象做出判斷的能力上的缺陷，又不可能是她說「是嗎？真的嗎？」的真正原因。看來倒不如說，從她長成妙齡少女之日起，這些話就是用來應付諸如「您知道，我從沒見過像您這樣漂亮的人兒」「您知道我有多麼愛您，我愛您都愛得要發瘋了」之類的話的。這些「是嗎？真的嗎？」就是在賣弄風情地應承的同時，故作端莊地給那些話一個回答，而自從阿爾貝蒂娜和我在一起以後，它們對她只剩一個用處，就是用一個問句來回答一句無須回答的話，比如說：「您睡了一個多鐘頭了。」「是嗎？」

  我覺得我對阿爾貝蒂娜已經沒有任何愛情可言，回憶往日的歡樂時我從不會去想起我倆在一起度過的那段時光，但對她每日的行止，我始終在暗中掛著心；當然，我逃離巴爾貝克，為的就是讓她再也沒法去跟這個那個朋友會面，我一直對她的這幫朋友提心弔膽的，生怕她跟她們混在一起會為了逗個樂兒，說不定還是為了拿我逗個樂兒，就干出些傷風敗俗的事來，因此我當機立斷決定離開那兒，意在一勞永逸地斬斷所有這一切對她有害的聯繫。阿爾貝蒂娜有一種不同一般的惰性，一種把什麼事情都忘在腦後、隨遇而安的本領，以致那些聯繫一旦切斷之後，糾纏我多時的恐懼症也就不治而愈了。但正像它所由緣起而又無以名狀的邪氣一樣，這種恐懼也會以各種模樣出現。在我的嫉妒還沒有找到新的附體以前，我還能在痛苦已成過去之際，得到一段時間的安寧。可是，些許細微的誘因，就能引起一種慢性病的復發，同樣，對激起這種嫉妒的人的邪惡而言，一點小小的機緣就能觸發它(在一段貞潔的間歇過後)再度施威於不同的對象。我可以把阿爾貝蒂娜和她的同夥分開，從而驅走邪魔似的纏繞著我的幻覺；但是，即使我能夠讓她忘掉那伙人，切斷她和她們的聯繫，她的尋歡作樂的欲望卻是根深蒂固，而且也許正等待時機隨時準備宣洩出來的。而巴黎和巴爾貝克同樣地為這種宣洩提供著機會。

  無論在哪個城市都是一樣的，她根本無須去尋找，因為邪惡不僅存在於阿爾貝蒂娜身上，而且存在於別人身上，任何尋歡作樂的機會都是那些人所求之不得的。只消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就能把兩個如饑似渴的人兒撮合在一起。對一個機靈的女人來說，先裝出什麼也沒瞧見的樣子，過五分鐘再朝那個已經心領神會、兀自等在一條小馬路上的人兒走去，三言兩語就安排好一次幽會，這真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有誰能看出半點破綻來呢？對於阿爾貝蒂娜，事情更加簡單，她若想把那種曖昧關係保持下去，只用對我說她挺喜歡巴黎的某處近郊，很想再去一次就行了。所以，只要她回來得太晚，或是出去兜風的時間長得難以解釋(儘管結果也許還是讓她輕而易舉地給解釋了過去，而且其中絕無半點與情慾有涉的理由)，就足以讓我舊病復發，這回它可是跟我想像中的一幕幕背景並非巴爾貝克的場景纏在了一起，而我則極力想把這些場景連同以前的印象一併抹去，仿佛排除一次轉瞬即逝的誘因，就能消弭一場先天疾病的病因似的。我沒有意識到，我之所以能這麼做，靠的正是阿爾貝蒂娜多變的性格，正是她那種對不久前還是情之所鐘的對象說忘就忘，甚至立時生出厭恨來的本領，我這樣做，不時會使某個我不認識但曾給她以樂趣的對象蒙受深切的痛苦，我更沒有意識到，我把痛苦加在這一個個對象身上，其實也是枉然的，因為這些對象都將相繼被拋棄、替補，在被她輕率拋棄的舊人橫陳沿途的這條通道之側，還有一條平行的小路展示在我面前，那是一條只容我偶爾停步匆匆喘口氣的無情的畏途；如果當時能仔細想一想，我該明白只有在阿爾貝蒂娜和我兩人中有一個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那個時刻，我的痛苦才會休止。還在我們剛回到巴黎的那會兒，我就對安德蕾和司機關於陪阿爾貝蒂娜外出兜風的報告不滿意，當時我就感覺到，巴黎的近郊和巴爾貝克的近郊同樣使我不放心，有好幾天，我親自陪阿爾貝蒂娜出遊，可是不管上哪兒，我照樣摸不透她到底在幹些什麼，她照樣盡可以背著我做小動作，我一個人監視她，困難更多，最後我乾脆帶她回了巴黎。說實話，離開巴爾貝克那會兒，我還以為就此帶著阿爾貝蒂娜離開了蛾摩拉[4]呢；唉!蛾摩拉在這世上真是無所不在喲。我一半出於嫉妒，一半出於對這種興趣(非常難得遇到的情形)的懵懂無知，無意間安排下了一場捉迷藏的遊戲，而阿爾貝蒂娜在這中間始終沒讓我逮住過。

  我會冷不丁地向她發問：「噢!順便問一句，阿爾貝蒂娜，不知是我瞎想還是您真對我說過，您認識吉爾貝特·斯萬？」「是嗎，我說過她在課堂里老愛跟我說話，因為她有一套法國歷史的筆記；她還挺客氣的，把這些筆記借給我，我看完以後就帶回教室去還她，我倆只在課堂上見面。」「您看她是不是屬於那種我所不喜歡的姑娘？」「哦!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哪。」

  不過，除了一味做這種類似審訊的聊天以外，我更經常的是把待在家裡節省下來的這點精力，全部花在想像阿爾貝蒂娜出遊的情景上，我用一種熱切的口吻跟她談到我們一起出遊的計劃，無從兌現的計劃使這種熱切顯得那麼無可指摘。我表示了去巴黎聖堂[5]重睹彩繪玻璃風采的強烈欲望，並為無法單獨陪她成行深感遺憾，她瞧著我那種熱切的模樣，就溫柔地對我說：「哦，我的小乖乖，既然您看來這麼想去，那麼就上點勁兒，和我們一塊兒去唄。只要您願意，我們等多久都行，等到您準備好為止。另外，要是您覺得單獨和我在一起更有趣的話，我只消打發安德蕾回家，讓她下回再來就是了。」然而這些邀我出遊的話，卻正增強了我的安全感，使我更安心地待在家裡了。

  我沒想到，把看守阿爾貝蒂娜以平息我內心騷亂的任務，如此這般地託付給安德蕾和司機，讓他倆去費神監視阿爾貝蒂娜之後，我卻就此變得愈來愈遲鈍，那種絞盡腦汁馳騁想像的衝動給遏制下去了，那些由揣度、阻止別人要做的事的意願所激發的靈感也不復出現了。更危險的是，就我的個性而言，可能性所構成的世界總要比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更讓我覺得容易明白些。這固然有助於去了解人的心靈，但也容易受人欺騙。我的嫉妒由想像而生，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折磨，而與可能性並不相干。然而，人們乃至整個民族(因而我也包括在內)，在其生命史上都可能會有那麼一天，感到自己身上需要有一個警長，一個明察秋毫的外交官，一個安全部門的首腦，這些人物從不根據可能性去做八面來風的臆測，而是進行準確的推理，暗自在算計著：「倘若德國如此這般宣稱，那麼它必是另有企圖，那絕非某種泛泛而談的企圖，而是極其明確的某事某事，而且可能已在付諸實施。」「如果此人已經逃跑，他一定不是逃往目的地a， b， d，而是逃往目的地c，必須在該地組織搜捕，具體方案如下……」天哪，這方面的本領我生來就欠缺，現在我又習慣了讓別人去代我操那份監視阿爾貝蒂娜的心，自己圖個清靜，所以乾脆聽任那點微弱的本能麻木、萎縮乃至消亡。至於我想待在家裡的原因，我是很不願意向阿爾貝蒂娜講穿的。我告訴她說，醫生囑咐我臥床。這不是真話。即便是真話，當初這道醫囑也並沒能阻止我陪阿爾貝蒂娜出遊。我請她允許我不跟她和安德蕾一起出去，在此我只想說其中的一個原因，一個出於明智的考慮的原因。每次我和阿爾貝蒂娜出去，只要她稍稍離開我一會兒，我就會惴惴不安：我揣想她也許是在和什麼人說話，或者是在拿眼風瞧什麼人。要是她情緒不佳，我又會想，大概我把她的約會給攪了或是耽誤了她的時間。真實，從來就只是一種把我們引向未知世界的誘餌，而我們在探索這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是沒法走得很遠的。最好的辦法是儘量不去知道，儘量不去多想，不為嫉妒提供任何具體的細節。遺憾的是，即使與外界生活隔絕，內心世界也會滋生種種事端；即使我不陪阿爾貝蒂娜出去，獨自在家遐想，紛沓的思緒中時而也會冒出一鱗半爪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東西，它們就像一塊磁鐵那樣，把未知世界的某些蛛絲馬跡牢牢地吸住，從此成了痛苦的淵藪。哪怕我們生活在密封艙里，意念的聯想和回憶，仍然在起作用。

  但這些內心的撞擊並不一定是即刻產生的。阿爾貝蒂娜剛出門，孤獨所具有的那種啟人心智的效能，俄頃之間就使我恢復了生氣；我也要在這剛開始的一天享受自己的樂趣。可要是當天的天氣不僅不能喚起我對往昔的想像，而且不能向我展示眼前的真實世界，展示這個對任何沒有為一些不起眼(因而不足道)的情況所迫，非得待在家裡不可的人來說都是一目了然的真實世界，那麼光憑享受一番樂趣的一廂情願的願望——這種任性的、純粹出於本能的願望——是還不足以給我帶來這些樂趣的。有些個晴天，寒意襲人，街上的聲音異常清晰地傳到耳際，與我之間的溝通顯得那麼暢達，仿佛房子四周的牆壁都給拆了似的，每逢電車駛過，它那叮叮噹噹的鈴聲就宛如一把銀刀在敲擊玻璃的房子。更美妙的，是我在心裡聽到的那把潛在的小提琴奏出的令人陶醉的新的旋律。隨著溫度和外界光線的變化，琴弦變得時而緊張，時而放鬆。在我們體內，這潛在的樂器在日復一日單調劃一的生活節奏中保持著沉默，讓它奏出如歌旋律的正是差異和變化音樂的那個源泉：有些日子裡，天氣的變化會使我們即刻從一種音樂氛圍轉換到另一種氛圍。我們會回憶起一支久已忘懷的曲調，歌的旋律會以數學般的精確浮現在記憶中，甚至都來不及去辨認這到底是哪支歌，便會信口唱了出來。唯有這些內在的變化(儘管它們也是受外界影響產生的)，才會引起我對外部世界印象的改變。腦海中那扇久久關閉的交流溝通之門開啟了。小城生活的片段、歡愉郊遊的場景，都在意識中浮現出來了。隨著琴弦的顫動，我全身都震顫了起來，我相信，為了能再有一次如此奇妙的體驗，我會願意付出業已逝去和行將到來的全部生命作為代價——這些生命所留下的痕跡，早晚是要給習慣這塊橡皮拂拭殆盡的。

  雖然我沒有陪阿爾貝蒂娜去做長途的郊遊，但是我的心神卻比她的行蹤更加飄忽不定，我拒絕了用我的感官去領略這個美好的早晨，但我在自己的想像中欣賞著所有那些與之相似的早晨，那些已經有過和還會再有的早晨，更確切地說，我在欣賞的是某一個典型的早晨，所有跟它相似的早晨都只是它時斷時續的再現，我一眼就能認出它們；因為清冽的風兒吹過，就會把當天的福音書掀到一頁頁合適的位置，穩穩噹噹地齊著我的視線，讓我躺在床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它們。這個理想的早晨，以酷肖所有類似的早晨的永恆的真實，充實我的心靈，給我帶來一種不因體質孱弱而興味稍減的歡樂：幸福舒暢的感覺，往往並不是從健全的體魄，而是從不曾消耗的盈餘精力中產生的，我們不必靠充實精力，只須靠縮減活動，就能同樣獲得這種感覺。我在病床上積累的充盈精力，使我全身震顫，心頭突突地跳個不停，猶如一部不能移動的機器兀自在原地運轉。

  弗朗索瓦茲來生火，往爐膛里扔了些小樹枝引火。一個夏天下來已被遺忘的那股氣味，氤氳在爐膛四周，生成一種魔幻般的氛圍，我在其中依稀覺得自己正在看書，一會兒在貢布雷，一會兒又在冬西埃爾，我感到快活極了，儘管人還在巴黎的房間裡，卻仿佛正要動身沿梅澤格利茲的方向去散步，要不就是去找聖盧和他的那些在軍營的朋友。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我們回想積聚在記憶中的往事所感受到的樂趣，在有些人身上，例如在那些身受病痛折磨而又時刻懷著康復希望的人身上，會表現得格外強烈，難支的病體和懷抱的希望，一方面使他們不可能到大自然中去尋找跟回憶吻合的圖景，另一方面又使他們有足夠的自信，以為自己很快就能那麼去做，因而面對這些回憶仍會顯得充滿渴念、無限神往，面前的這一切，在他們已不僅僅是回憶或圖景。然而，即使它們對我來說永遠只是些回憶而已，即使我在回想起它們時僅僅是看見一些圖景而已，有時冷不丁的，由於一種感覺同一效應，它們會使我整個兒地變成那個當初見到它們的孩子或少年。不僅戶外的天氣起了變化，室內的氣味有了異樣，而且在我身上年齡倒了回去，人也變了模樣。清冷的空氣中透出的樹枝氣味，宛如一段逝去的歲月，一塊從往昔的冬日漂來的見不到底的浮冰，闖進了我這間不時留有這種香味或那種亮光痕跡的屋子，這些痕跡猶如歲月流逝留下的印痕，甚至還在我懷著契闊已久的希望的喜悅辨認出它們以前，我就已經置身其間，整個兒沐浴在它們當中了。陽光照在我的床上，穿過我瘦弱軀體的透明遮擋，溫暖著我，使我有如水晶玻璃似的變得通體灼熱。這會兒，我就像一個連醫生還禁止他吃的菜餚也照吃不誤的餓慌了的恢復期病人，又想起了阿爾貝蒂娜，心想跟她結婚勢必會弄糟我的生活，既然我得承受把自己奉獻給別人這麼一個對我來說過於沉重的負擔，而且由於她無時無刻不在我眼前，我勢必得過一種喪失自我的生活，再也沒法享受到那種悠然獨處的樂趣。問題還不止於此。即便我們所要求於生活的只是它能給予我們的種種願望，其中也總有一些——那些不是由物，而是由人激起的願望——會有它們獨特的稟性。所以，倘若我從床上起來，撩開一會兒窗簾，那可並不僅僅是像音樂家打開一會兒琴蓋那樣，也不僅僅是為了證實一下陽台和街上的陽光是不是完全和我的回憶合得上轍，我那樣做，也是想瞧一眼那個挎著筐衣裳的洗衣女工和穿著件藍罩衫的麵包鋪女掌柜，或者是那個用彎彎的扁擔挑著牛奶罐、穿著圍裙翻出白帆布袖口的送奶女人，再不就是想瞧瞧那個跟在家庭女教師後面、滿臉驕氣的金髮小姑娘，總之，我想瞧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它跟其他圖景在外表上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別，已足以使它跟那些圖景之間，用音樂的語言來說，有如兩個不同的音符那樣迥然相異，而我只要有哪一天見不到它，這一天就會因其無法為我追求幸福的願望提供對象而顯得蒼白貧乏。不過，見到這些事先想像不到的女性，雖然給我帶來了愈來愈多的歡愉，使這街道、這城市、這世界都變得更令我嚮往，更值得我去探索，但因此也使我急不可待地渴望恢復健康，走到外面去，沒有阿爾貝蒂娜在身邊，做個自由自在的人。有多少次，當那個把遐想留給我的陌生女人或是步行，或是把車子開得飛快地從屋前經過的時候，我總為自己的病體沒法跟上目光而感到痛苦，我的目光追隨著那個女人，猶如火槍的槍子兒從窗洞裡射出去似的落在她身上，不讓她的臉容從我的眼裡消失，因為我在這張臉上期待著幸福——一個幽居如我的人從未嘗到過的幸福——的賜予!

  至於阿爾貝蒂娜，我對她的情況已經不感什麼興趣。她一天比一天變得難看。只有當我聽說她怎麼撩撥起別的男人的慾念的那會兒，我才重又感到痛苦，想把她從他們那兒奪回來，讓她當著我的面給高高地吊在桅杆上。她能使我痛苦，但絕不會使我快樂。正是這種痛苦，維繫著我和她之間的這種乏味膩人的關係。一旦這種痛苦得以解脫，減輕痛苦的努力——它有如一種讓人備受折磨的遊戲，逼得我付出全部精力——也隨之變得全無需要之後，我就覺得她對我已經變得毫無意義，而我對她想必亦是如此。使我感到沮喪的是這種狀況還會持續下去，我有時甚至希望聽到她干下了什麼駭人聽聞的醜事，能讓我在病體康復之前跟她吵一場，然後好讓我倆重歸於好，讓那根把兩人拴在一起的鏈子換個樣兒，變得柔軟些。與此同時，我又利用許許多多個場合，許許多多次作樂的機會，在兩人的交往中給她製造了一種幸福的幻象，而這種幸福我自問是無法真正給她的。我一旦身體恢復，就要去威尼斯；可是，倘若我娶了阿爾貝蒂娜，我怎麼能成行呢？我對她百般猜疑，哪怕就在巴黎，當我決定要走動一下的時候，也總要帶著她一塊兒出去。即便我整個下午都待在家裡，我的思緒還是一路跟隨著她，我眼前會浮現出一幅藍蒙蒙的幽遠的場景，以我為中心綿延生成一片朦朧空廓、飄移不定的地帶。「要是阿爾貝蒂娜，」我對自己說，「在哪回兜風的時候，想到我不再跟她提起結婚的事兒，下個狠心就此不回來，乾脆上她姨媽家去，也不要我對她說聲再會，那她就會省掉我不少事，免得我為兩人的分手去那麼擔心了!」我的心，自從它的傷口癒合以後，開始跟我的這位女友分道揚鑣了；我可以在想像中毫不費力地把她挪開，讓她離得我遠遠的。沒有了我，十有八九會有別人娶她的，而她，有了自由，也許就會去干出那種種叫我膽戰心驚的荒唐冒險的事兒。可是，這會兒的天氣這麼好，我拿準她晚上就得回來，所以即使她可能幹下傻事的念頭在我腦子裡冒了頭，我還是能很灑脫地把它甩在一邊，讓它在頭腦里的哪個旮旯里無聲無息地待著，就像那是某個想像中的人物乾的壞事，跟我的現實生活毫不相干似的；我的腦子輕鬆自如地運轉著，覺得自己具有一種既是生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力量，它好似一種肌肉的活動，一種精神的亢奮，使我超越始終羈絆著我的憂心忡忡的狀態，開始在自由自在的氛圍中活動，而一旦進入這種氛圍，就覺得不論是死命地去阻止阿爾貝蒂娜跟別人結婚，還是想方設法不讓她跟別的女人相好，它們在我自己眼裡，就跟在一個不認識她的陌生人眼裡同樣顯得有悖情理。

  然而，嫉妒又屬於那種誘發因素變幻莫測、無從控制的間發症，這些誘發因素往往在這個病人身上是一個樣兒，在另一個病人身上完全是另一個樣兒。有的哮喘病人發病時，非得打開窗戶，站在風口裡呼吸從岡巒拂來的新鮮空氣，病情才能緩解；而有的哮喘病人卻得待在城裡，躲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才行。但既然生的同是嫉妒病，他們又會都有對某些事可以循例不究的脾氣。有的人並不在乎受騙上當，只要別人把事情告訴他，讓他知道真相就行，有的人卻但願別人能把事情瞞著他，其實這兩種人同樣可笑，因為，如果說後一種人由於別人對他隱瞞了真相而更稱得上真正受了騙，那麼前一種人要知道真相則無非是要讓煩惱滋生、延續、周而復始。

  而且，嫉妒的這兩種不同的偏執表現，對隱情懇請告知也好，拒不與聞也好，常常都會走到偏執狂的地步。我們看到，有些受了情婦疏慢的嫉妒的男子，依然允許她委身於別的男人，只要事情得到過他的許可，而且就在近邊，即使不在他眼皮底下，至少也是在他的屋頂底下進行。在那些上了些年歲，而情婦還很年輕的男人中間，這種情形是屢見不鮮的。這種男人感覺到自己已經難以討得情婦的歡心，有時甚至已經無法滿足她的要求，於是，與其讓她欺騙自己，倒不如把一個能使她開心卻不會給她出壞主意的男人，引進家裡的一間鄰室。對另一些人，情況截然相反：在一個他所熟識的城市裡，他絕不允許情婦離開自己半步，完完全全把她當奴隸一般看待，但他又可以同意她跑開一個月，到一個他完全陌生的、無從想像她在那兒會怎樣生活的國家去。我對阿爾貝蒂娜，就同時有著這兩種以偏執求安寧的心態。如果她是在我的附近尋歡作樂，而且是由我慫恿她這麼做的，我就能監視她的一舉一動，不用擔心會受她的騙，所以也就不會嫉妒；如果她去了一個我完全陌生的遙遠的國度，叫我無從想像，不能也不想再去了解她是怎樣行事的，那我或許也不會嫉妒。在這兩種情形下，或是由於了如指掌，或是由於一無所知，都無從產生疑竇。

  夕陽吐著餘暉，回憶把我帶進了一種久遠而清新的氛圍，我感受著這種氛圍，猶如俄耳甫斯呼吸到人間不曾有過的、來自天堂的美妙氣息那般的欣喜。可是暮色終於降臨，將我沉浸在憂鬱之中，我下意識地望望掛鍾，看阿爾貝蒂娜還有多久才能回來，我發覺還來得及穿好衣服下樓去，就某些衣著打扮的問題，請教一下房東德·蓋爾芒特夫人，因為我正打算買些東西給阿爾貝蒂娜。有時候，我在院子裡碰到公爵夫人徒步出門去買東西，而且即便天氣不好，她也總戴著女便帽，穿著皮大衣。我心裡很清楚，在好些聰明人的眼裡，這位太太根本算不了什麼，既然現在已經沒有公爵領地或親王封邑，那麼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這個名頭也就全無意義了；可是我對公爵親王也好，城堡封地也好，都有另一種不同的看法。這位不分晴雨都穿著皮大衣的太太，當年她作為公爵夫人、親王夫人、女子爵所擁有過的那些城堡采地，在我眼裡似乎仍在她手裡，就如建築物巨石門楣上鐫刻著的那些人物擎著他們所建造的大教堂或者他們所保護的城市。不過這些城堡、森林，只有我心靈的眼睛才能看見它們擎在這位穿皮大衣、戴手套的太太，這位國王表妹的手上。我的肉眼，在天色陰沉的日子所能看見的僅僅是公爵夫人敢於用來武裝自己的一把雨傘。「天有不測風雲，還是帶著保險些，要不萬一我走得挺遠，汽車討的價錢又太貴，我可怎麼辦哪。」「太貴」呀，「我可付不起」呀，這些話都是公爵夫人整天掛在嘴上的，還有一句是：「我可太窮啦。」讓人分不清她這麼說，是因為她覺得作為一個有錢人，說說自己很窮挺有趣，還是因為她覺得作為一個(貴族儘管裝得像一個鄉下女人似的)不像那些有了幾個錢就看不起窮人的暴發戶似的視財如命，自有一種瀟灑的意味。但也可能這只不過是她在某個生活階段的一種習慣，她挺富有，但相對於支撐這個場面的開銷來說又不夠富有，總難免感到錢不夠用，而她又不願意讓人覺得她想瞞著人家，於是就乾脆自己放在嘴上說了。一個人用開玩笑的口吻說的事兒，往往正是使他感到心煩意亂的事兒，只是他不願意顯出煩惱的樣子，而且暗地裡也許還懷有一種僥倖心理，指望談話的對方聽出自己開玩笑的口吻，也就以為這事兒不能當真了。

  不過在晚上的這個時候，我知道公爵夫人一般總是在家的，對此我感到挺高興，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更方便地向她詳細請教阿爾貝蒂娜用得著的種種知識了。我下樓去的時候，幾乎根本沒去想一想這事兒說起來有多奇怪：這位讓我在童年時代感到那麼神秘的德·蓋爾芒特夫人，這會兒我上她家裡去僅僅是出於實用的目的，想派她個用場，就像是在打個電話似的，當年電話曾是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它的奇蹟曾讓我們感到神乎其神，驚嘆不已，可是時至今日，逢到要約裁縫來或者招呼店家送冰激凌來的時候，我們拿起電話就打，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想著「電話」這回事。

  阿爾貝蒂娜對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都有強烈的愛好。我也禁不住每天都要給她買點新鮮玩意兒。每當她眉飛色舞地對我說起她那雙一眼就能看出某件衣物是否風雅的眼睛隔著窗戶或是在院子裡瞧見德·蓋爾芒特夫人圍在頸脖里、披在肩膀上或是拿在手裡的長圍巾、皮披肩或陽傘的時候，我心裡很明白，這位小姐的口味生來難弄(跟埃爾斯蒂爾交談，受了他的趣味的影響之後，越發變得考究了)，別說一件只不過是看上去還過得去的東西，就算它確實很漂亮，在一般人眼裡已經是很雅致的了，但只要實際上並非全然如此，它就絕不會合她的口味；我悄悄地跑去請教公爵夫人，阿爾貝蒂娜喜歡的那件衣裳是在哪兒定做，怎麼定做，照什麼樣子定做的，我要怎樣才能一模一樣地也弄到這麼一件，還包括製作者的秘密，他的特色(阿爾貝蒂娜把這叫作「風度」「派頭」)，確切的名稱——名頭響亮也至關重要——以及我得讓人選用的料子的質地。

  剛到巴爾貝克那會兒，我就告訴阿爾貝蒂娜說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跟我們在同一幢樓里，就住我們對面，她聽見這個顯赫的頭銜和姓氏時的那副神氣，說它是冷漠、敵對、蔑視都還嫌輕，那是一個生性高傲、感情熾烈的人在無力實現自己願望時的一種情緒流露。儘管阿爾貝蒂娜的性格可能自有它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所包含的那些優點卻只能在我們的愛好這個框框裡面，在我們對自己不得不放棄的那些愛好(對阿爾貝蒂娜來說就是冒充高雅)的哀悼——這就是平時所說的反感——中間，去求得發展。阿爾貝蒂娜對社交圈子裡的人的這種反感，僅僅是她性格中很小的一個部分，但它作為其中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個側面，使我感到興趣——那就是對貴族的一種飽含怨懣的眷戀——這恰好跟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貴族氣質所表現出來的法蘭西性格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對那種貴族氣質，阿爾貝蒂娜因其無法企及，也許倒並不怎麼放在心上，但她記得埃爾斯蒂爾曾對她說過公爵夫人是巴黎穿著最講究的女人，所以在我這位女友身上，對一個公爵夫人所表現的具有共和色彩的蔑視讓位給了對一位裝束優雅的女人的強烈興趣。她常常向我打聽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情況，而且慫恿我上公爵夫人那兒去徵詢有關她的衣著打扮的意見。這些事其實我可以去向斯萬夫人討教，出於這一目的我也確實給她去過一封信，不過我覺得德·蓋爾芒特夫人在穿著藝術上似乎更勝一籌。如果我在拿準她沒出門，而且關照好等阿爾貝蒂娜一回家就通知我以後，我下樓去瞧見公爵夫人穿著一襲薄霧也似的灰色中國縐紗長裙，一派飄飄欲仙的樣子，我就會覺得她之所以像這樣子出現在我眼前，是出於一些很複雜的原因，而且是應該這樣而不可能是別的樣子的，我聽憑自己浸潤在這種恬適的氛圍里，有如置身於某些霧氣蒙蒙、籠罩在珠灰色調中的寧謐的下午；如果反過來，她穿的是一件綴滿朵朵黃的、紅的火苗的中國睡袍，那我就會出神地望著它，猶如望著一輪耀眼的落日；這些衣著，並非一種無所謂的、可以隨便更換的裝飾，而是一種確定的、帶有詩意的現實，如同一天的天氣，如同這一天中某個時刻特定的光線。

  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所有這些長裙和睡袍中間，最能反映一種明確傾向、具有一種特殊意義的，要算是福迪尼仿照威尼斯古圖案製作的那些長裙。也不知是由於它們的這種歷史淵源，還是由於它們中間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緣故，這些長裙被賦予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性質，使穿著這些長裙等你前去或是跟你交談的這個女人，變得異乎尋常地重要起來，仿佛這裝束是長時期深思熟慮的成果，仿佛這談話是超脫於日常生活之上，有如小說中的場景似的。在巴爾扎克的小說中，我們見過其中的女主角在接待某位來客的日子特意穿上這件或那件裝束。如今的服飾已經不像這般具有個性了，但福迪尼的長裙算得上是個例外。寫小說的人在描寫這些長裙時，不會有任何含糊之處，因為這些長裙是確實存在的，它上面的最細微的圖案，也像一件藝術品的真跡那樣可以讓你細細端詳。面對兩件絕非大致上差不多，而是每件都有鮮明個性，甚至可以分別給它們取個名兒的長裙，究竟是穿這件，還是穿那件，這位夫人的確是得做一番選擇的。

  不過，說了長裙，我還得再說說這位夫人。我覺得這會兒的德·蓋爾芒特夫人，甚至比當初我戀慕著她的時候更可愛了。因為我在她身上已無所期待(我去她那兒已不是出於看望她的目的)，所以當我把腳擱在壁爐柴架上聽她說話，仿佛在讀一本用往昔的語體寫作的書的時候，我幾乎是像獨自一人待在那兒似的無拘無束，心境平和而寧靜。我的精神境界是超脫的，因而我能夠細細地品味她的談吐中那種法國式的典雅，其韻味的純正，在今天的口頭和書面語言中都已是不可復得了。我聽著她娓娓而談，猶如聆聽一首風味純正的可愛的法蘭西民歌，甚至覺著依稀能在其中聽出她對梅特林克的有所微詞(不過，鑑於女人缺乏主見，易為文學界的時尚所左右，如今她或許已經受了姍姍來遲的褒譽的影響，對這位比利時劇作家讚賞不已了)，正如我能覺著梅里美對波德萊爾，司湯達對巴爾扎克，保爾-路易·古里埃對維克多·雨果，梅拉克對馬拉美都有過微詞一樣。我知道，這些嘲貶別人者就思想而言都比他們嘲貶的對象有更大的局限性，然而他們的語彙確是更純正的。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語彙幾乎跟聖盧的母親不相上下，簡直到了一種令人讚嘆的境界。今天的那些愛說「實則」(而不說「其實」)、「更有甚者」(而不說「尤其」)、「大驚失色」(而不說「大吃一驚」)等等的作家，我可不是從他們的蒼白乏味的語彙中，而是從跟一個叫德·蓋爾芒特夫人或者叫弗朗索瓦茲的女人的交談中學到古風的語體和一個個詞兒的真正讀音的，我在五歲那年就從弗朗索瓦茲那兒知道，大家是不說塔爾納，而說塔爾，不說貝阿爾納，而說貝阿爾的。所以我在二十歲進社交圈子時，就用不著再讓人教我不該像蓬當夫人那樣說「德·貝阿爾納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