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

  元旦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吉爾貝特沒有來信。但那兩天我收到過幾張遲發或因郵路堵塞延誤的賀卡，所以直到三日、四日，我還在盼著這封信，不過心裡明白，希望是愈來愈渺茫了。接下去的那些天，我哭了好幾次。誠然，這正表明了我和吉爾貝特斷交時，並不像自己想的那麼心意已決，心裡還留有一線希望，指望新年會收到她的來信。眼前希望破滅了，新的希望卻還沒來得及形成，於是就像一個服完了一瓶嗎啡，手頭卻沒有第二瓶的病人那樣倍感痛苦。不過，也許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兩種解釋彼此並不排斥，因為在一種感情中，往往可以包含兩種截然不同的因素——那就是最終會收到一封信的期望，讓我跟吉爾貝特的形象接近了一些，當初渴望見到她的企盼，以及到了她身邊，由她的一笑一顰所喚起的激情，此刻都讓她的倩影浮現在了眼前。現在有一種可能性，似乎只要我去爭取的話，我和她即刻就有可能和解，於是我不去考慮另一種情況，也就是乾脆不去爭取的情況。事實上，有所不為的行事態度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往往是被我們忽視的。要是有誰對神經衰弱的病人說，只要躺在床上靜養，不看報，他們的病狀就會漸漸緩解，他們是不會相信的。在他們看來，那樣只會加劇他們的病情。戀人的情形亦如此，他們先就抱著一種對立的態度，還沒去試一下，就斷然不肯相信有所放棄必能大有裨益。

  我心跳一直太快，遵囑少喝咖啡以後，情況正常了。於是我想，我之所以在疏遠吉爾貝特時會感到焦慮苦惱，是不是多少也跟咖啡因有點關係呢？而以往每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我總以為這是因為見不到女友，即使見到也看不到好臉色，我才感到痛苦的。不過，我當時憑著想像給出了一種錯誤解釋的種種痛苦，倘若根子真就是咖啡因的話(這也不足為奇，戀愛中的男人精神上所受的最殘酷的折磨，往往是由共同生活的那個女人在生理上的習慣造成的)，那麼它就像特里斯當和伊瑟在喝下很久以後效用還在持續的藥酒了[155]。減少了咖啡因的攝入量，健康狀況幾乎馬上有所好轉，然而心中的憂傷卻有增無減，咖啡因或許並不是直接誘因，但至少加劇了這份憂傷。

  到了一月中旬，對新年來信的期盼已經落空，失望引起的痛苦也漸漸平息了，節前的憂傷卻重又向我襲來。這份憂傷更讓我感到錐心刺骨地疼痛難當，因為它正是我自己打定主意，鐵著心，耐著性子，一點一點醞釀出來的苦果呀。跟吉爾貝特的關係，是我唯一珍惜的東西，可是處心積慮要毀掉它的，恰恰是我自己，我用長久不見她的辦法，來生成我的冷漠——而不是她的冷漠，但說到底，這兩種冷漠是同一回事。對自己身上愛戀吉爾貝特的那個我，我不遺餘力、持續不斷地使其處於一種痛苦的慢性自殺的境地，而與此同時，我不僅明白現在自己在做什麼，還清楚地意識到這樣做會給將來造成怎樣的後果：我不僅知道再過一段時間我就會不再愛吉爾貝特了，我還知道她會割捨不下，會想方設法要見我，但正如今天她這樣做只會碰壁一樣，到那時她的努力也將是徒勞的，這並非因為我還像今天這樣實在是太愛她，而是因為我那時肯定已經愛上了另外一個女人，一個讓我分分秒秒都在想念她、等待她，無法再為我已經毫不在意的吉爾貝特騰出哪怕一丁點兒時間的女人。而現在，我是真的失去了吉爾貝特(我已經下了決心不再見她，除非她正式要求我做出解釋，或者向我充分表明她的愛情，而這兩種情況都是不會發生的了)，但我卻更愛她了(我比去年更強烈地感到她對我有多麼重要，儘管那時候每天下午我都能稱心如意地和她在一起，心裡想著我倆的友誼是任何東西都拆不開的)。現在，我沒法兒允許自己有愛上別人的念頭，想到有一天我居然會對另一個女人產生同樣的感情，我就感到很厭惡，因為這個念頭不僅會奪走吉爾貝特，也會奪走我的愛情和痛苦：我曾含著淚試圖在自己的愛和痛中了解真實的吉爾貝特，現在卻必須承認，這份愛和痛並非她所專有，我遲早會把它給另一個女人的。因此——至少我當時這麼想——我們始終是超脫於具體對象之外的：當我們戀愛時，我們會覺得這份並不曾刻上具體對象名字的愛情，是在將來，甚至在過去，都有可能為另一個女人(不是這個女人)而萌生的；當我們不在戀愛時，我們之所以能很達觀地看待愛情中的矛盾，正是因為我們可以隨口說說的這份愛情，我們當時並沒有體驗過，因而對它並不了解，對它的認識是斷斷續續的，一旦感情真的來了，認識也就中止了。我知道，有一天我會不再愛吉爾貝特，即使我還無法清楚地想像，但痛苦已經幫助我猜到了這一天的存在。誠然，我現在還有時間去警告吉爾貝特，告訴她這一天正在漸漸趨近，它的來臨即便不是迫在眉睫，至少也是無法避免的——倘若吉爾貝特不來幫助我，不來趁我日後的冷漠現在還處於萌芽狀態時摧毀它。有過好幾次，我差點兒要提筆給吉爾貝特寫信，或者想跑去當面對她說：「當心啊，我已經下決心了。現在是我做的最後的努力了。這是我倆最後一次見面，很快我就會不再愛你了!」可是又何必呢？我有什麼權利指責吉爾貝特冷漠？難道我不是對除吉爾貝特之外的一切都表現出這種冷漠，卻又從不自責的嗎？說什麼最後一次!在我這兒當然是天大的事情，因為我愛吉爾貝特。可對她而言，這好比朋友在移居國外之前寫信說要來訪，這種來訪的要求，豈不就像那些偏偏愛上我們的討厭女人一樣，讓人避之唯恐不及嗎——因為，還有那麼些充滿樂趣的事情在等著我們呢。我們每一天的時間，都是有彈性的；我們感受的激情拉伸它，我們引發的激情壓縮它，而習慣則填滿它。

  何況，就是對吉爾貝特說了，她也不會明白的。我們總以為聽我們說話的就是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腦子。其實，我的話是岔著道兒，猶如必得穿過一道瀑布的水簾，變得沒法兒聽懂，變成一種毫無意義的、可笑的聲音，才能到達她的耳邊。人們借話語所表明的事實或道理，沒法兒直接取道而行，沒法兒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確鑿性。這樣的事實或道理，非得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後，才能在話語中真正成形。比如，在論戰中，某人置對方的種種論證於不顧，執意將觀點相左的對手斥為叛逆，而後來，等當初他曾深惡痛絕的立論終於引起他的共鳴之時，原先為之搖旗吶喊的對手卻早就不彈此調了。又比如一部力作，在高聲朗讀的崇拜者眼裡，毫無疑問它自然是傑作，但有些在場聽的人只覺得這是一部毫無意義的平庸之作，而等到這些人也承認它是傑作之時，可惜作者已經聽不見他們的頌揚了。同樣，愛情中的障礙，是在它面前灰心喪氣的人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從外面去摧毀的；只有等到他不再想它的時候，它才會由於一種來自另一方、來自曾經不愛他的那個女人的內心感情的努力而轟然倒塌，但對他來說，這已經沒有意義了。倘若我去對吉爾貝特說，我往後要對她冷漠了，再告訴她有什麼辦法不讓我這麼著，她一定會覺得這就表明我對她的愛、我對她的需要，比她預想的更深更多，她會因此更討厭和我見面。這份愛情，讓我經歷了前後矛盾的種種精神狀態，從而也就讓我比她更清楚地預見到了它的結局。我原本也許倒會寫信，或者當面告訴吉爾貝特的，因為已經有一段不算很短的時間過去了，沒錯，這段時間使我在她眼裡變得不是那麼不可或缺了，但同時，它也向她證明了，她在我眼裡也不是那麼不可或缺了。不巧的是，有些人有意無意地在她面前談到我，用的語氣卻讓她以為是我央求他們這麼做的。每當我得知由於戈達爾、我母親，甚至德·諾布瓦先生的笨嘴拙舌，我剛做出的犧牲又白費了，我一再克制所取得的收穫又全給毀了(而且讓吉爾貝特誤認為我不再想克制了)，心裡就有兩重煩惱。首先，我的克制好不容易有了點成效，這些討厭的人就在我全然不知的情況下，把事情弄得一團糟，我前功盡棄，一切又得從頭開始。另外，即使見到吉爾貝特，我也開心不了，因為在她看來，我現在既不安分又不老實，偷偷摸摸地暗中活動，圖的就是這麼個她不屑給予的見面機會。我詛咒這些無聊的說長道短，它們在關鍵時刻深深地傷害了我，其實這些人往往既不是想拆台，也不是想補台，他們說那些話並無深意，就是隨口說說而已，也有時候，只是因為我在他們面前多了個嘴，而他們又沒管好自己的嘴(跟我一樣)。當然，在終結這段愛情的整個可悲的過程中，有兩個人起的作用遠非這些人可比，這兩個人，總是在事情眼看就要解決的當口，突然另起事端，一個是由於心腸太軟，另一個則是太硬。然而我不會像對不合時宜的戈達爾那樣，去埋怨這兩個人，因為，他倆一個是我所愛的人，而另一個，就是我自己。

  

  不過，幾乎每次去看斯萬夫人，她都會邀請我去和她女兒一起喝下午茶，還要我直接給她寫信，告訴她我去不去，所以我常給吉爾貝特寫信。我在信里有意不寫那些我覺得最能說動她的話，我只是在為自己的淚水尋找一個溫柔的河床。因為，感傷和欲望一樣，是無須分析，只求一逞的；當你進入愛河時，你不會花時間去研究什麼是愛情，你關心的是第二天能不能見到心愛的人。當你走出愛河時，你也不會去細究你的憂傷是怎麼回事，你想著的是怎麼用最溫情脈脈的方式把這憂傷告訴她。你說的是你感到非說不可，而對方並不會理解的話，你是在為你自己說這些話。我在給吉爾貝特的信上寫道：「我原先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可是現在，唉，我知道這並不很難。」我還說：「也許我再也不會見您了。」我說這話時，仍然避免用那種冷漠的語氣，生怕讓她覺得我是在裝樣子，但其實我是流著淚寫這些話的，因為我覺得這些話所表達的，並不是我所願意相信，而是實際上真的就要發生的事情。我知道，下次她托人來說要和我見面時，我仍然會像這次一樣鼓起勇氣不做讓步，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絕過後，由於一直不見面，我慢慢地就會不再想到和她見面了。我是流淚了，但我覺得自己有勇氣(而且感到心裡甜滋滋的)犧牲跟她相會的幸福，以求有一天能讓她覺得我挺可愛——可惜到那一天，我已經不會在乎她是否覺得我可愛嘍。我假定(儘管知道可能性很小)此刻她是愛我的，上次我去看她，她不就是這麼說的嗎？我當作厭倦的情緒，其實只是一種帶著妒意的敏感，一種和我相似的裝出來的冷漠，這個假定，反而使我下的決心變得不那麼冷酷了。我想像過了幾年以後，我倆已經彼此相忘了，回首往事時我對她說起，我此刻在寫的這封信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她回答我說：「是嗎，你當時愛著我？你知道我多麼盼著這封信，多麼盼著和你見面，這封信又叫我哭得多麼傷心嗎？!」我從她母親家一回來就動手寫信，我一邊寫一邊想，也許我這正是在製造誤會，而這個想法由於它帶來的憂傷，也由於它帶來的快樂(我想像吉爾貝特愛著我)，卻促使我把信寫下去。

  我在斯萬夫人家喝過下午茶，告辭回家的時候，腦子裡想的是怎麼給她女兒寫信，可戈達爾夫人想的卻是另一些全然不同的事。她照例要做一番小小的巡視，要對斯萬夫人的新家具，對擺在客廳里很顯眼的最新藏品稱讚一通。而且，她總能從中找出幾件(為數很少的幾件)東西，是奧黛特當初在拉佩魯茲街的寓所就有的——尤其是那幾尊材質很珍貴的動物圖騰。

  不過，斯萬夫人從一位她很尊敬的朋友那兒學到了贗品這個詞——這為她開闢了一片全新的視野，因為這個詞所指的，恰恰是若干年前她覺得別致的那些東西——那些相繼與鍍金的菊花托架、吉魯小店的銀製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飾的信紙一起靠邊的東西(還不算那些裝飾壁爐架的、做成金幣模樣的硬紙片)。而且，那一間間牆壁顏色還漆得很深(與斯萬夫人稍後的白色客廳不可同日而語)，讓人感覺到藝術家的丟三落四和畫室的凌亂蕪雜的房間裡，東方的風格面臨18世紀歐洲風格的進逼，正在節節敗退。斯萬夫人為讓我坐得更舒服而拍松的椅墊上，繡的不再是中國龍，而是路易十五時代的花紋了。她最愛待在那個四周擺滿薩克森瓷器的房間裡，她常說：「沒錯，我喜歡這個房間，我愛待在這兒。我沒法兒生活在充滿敵意、裝腔作勢的東西中間；在這兒我才能工作。」(可她沒說是在畫畫還是在寫書，那會兒，寫東西的風氣剛傳入那些小有抱負、不甘寂寞的夫人小姐中間。)她喜歡薩克森瓷器，說起這種瓷器名稱總帶點英國口音，有時看到別的東西也會說：這可真漂亮，就像薩克森瓷器上的花兒。對這些瓷器，她看得比先前的那些瓷人、瓷缸還要貴重，下人哪怕只是隨手摸摸，她也會火冒三丈，生怕讓他們給碰壞了。而斯萬，這位溫文爾雅的男主人，瞧著妻子大發雷霆卻不露一絲慍色。要知道，清醒地看到某些缺點，絲毫無損於感情，反而會讓這些缺點顯得可愛起來。現在奧黛特很少穿日本晨衣接待熟朋友了，她喜歡穿一襲色彩鮮艷的縐紗浴袍，用手撫摸著胸前泡沫狀的花紋，或躺或坐，有如沐浴在這些可愛的泡沫中。她的神情是那麼怡然，讓人依稀感覺到她的皮膚是那麼清涼，呼吸是那麼舒暢，仿佛這浴袍在她已然不是普通的衣飾，而是如同tub和footing[156]一樣，對保持容顏完美和肌膚健康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了。她常說自己寧可沒有麵包，也不能沒有藝術和整潔，倘若看著《蒙娜麗莎》被燒毀，會比看見那一大幫子熟人給燒死更傷心。這些高論雖然讓女友們覺得有些反常，卻使她顯得卓爾不群，比她們都更出色，比利時大使因此每周要來拜訪她一次。所以，在以她為中心的這個社交小圈子裡，倘若有人聽說在別處，比如說在維爾迪蘭府上，斯萬夫人是被看作蠢女人的，此人一定驚愕萬分。由于思維敏捷，她更喜歡和男士交往，而不愛混在女人扎堆的地方。不過當她評論女人時，她用的卻是風流女子的眼光，專門挑剔她們身上不討男人喜歡的缺點，手腕和腳踝太粗啦，面色不佳啦，拼寫有錯啦，腿上汗毛太重啦，身上氣味難聞啦，眉毛是假的啦，等等等等。然而對當年曾以寬容的態度對她友好相待的某位女士，尤其是在這位女士陷於窘境之時，她會表現得比較溫柔，甚至會機敏地為這個女人辯解說：「人家對她不公平，我可以保證，她是個好女人。」

  對於戈達爾夫人和德·克雷西夫人府上的那些常客而言，要是已經很久沒見到她，那麼不僅她客廳里的家具，就連她本人，都會讓他們認不出來了。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輕了好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她發福了，身體更好了，神情更安詳，情緒更飽滿，整個人更容光煥發了；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她的新髮型，光滑平整的頭髮，使敷了玫瑰色粉底、神采奕奕的臉看上去似乎寬了些，以前顯得稜角過於分明的眼瞼和側面輪廓，現在都變得柔和了。而這種變化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奧黛特人到中年，終於找到了，或者說領悟到了一種個性化的臉部表情、一種確定的性格特徵、一種類型化的美，為她那張原先未經設計的臉上——長久以來它一直為臉部肌肉率性魯莽、全無控制的活動所累，片刻之間的些許疲勞，往往會造成一時性的衰老效果，讓人一下子仿佛老了好幾歲——配上了這種固定的、看似青春永駐的臉部表情。

  斯萬的房間裡，沒有擺放人家新近給他妻子拍的照片——這些拍得很美的照片上，奧黛特無論穿什麼裙子、戴什麼帽子，總是一副故作神秘、喜形於色的表情，把她得意揚揚的身姿和臉容展現在你眼前。斯萬放在屋裡的，是一張簡樸的老式照片，當時奧黛特的臉還沒有配上那個固定模式，所以從照片上還看不到日後才找到的青春和美。斯萬一貫忠於，或者說又恢復到一種迥然不同的觀念，在這個目光深沉、臉色倦怠、姿態似動又靜的瘦弱少婦身上，想必欣賞到了一種更有博蒂切利韻味的優雅。確實，他依然喜歡在妻子身上看到博蒂切利畫中的形象。奧黛特則不然，對於自己身上這些她不喜歡的東西，這些在一個畫家眼裡或許正是她的特徵，而她作為女人，卻覺得都是些缺點的地方，她並不刻意去強調，而是設法去彌補、去掩飾，她甚至不願聽人說起這個畫家的名字。斯萬買過一塊藍色和粉紅色相間的很精緻的東方披巾，當初他買下來，是因為《聖母讚歌》[157]中的聖母也戴這樣一塊披巾。可是斯萬夫人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聽任丈夫給她定做了一套衣服，上面綴滿了雛菊、矢車菊、勿忘草、風鈴草，和《春》[158]里的花神一模一樣。有時，傍晚時分她有些疲乏了，斯萬會悄悄地叫我注意看她那雙猶如在沉思的手，她無意間擺出的姿勢，看上去既很靈巧又有幾分不自然，跟聖母在聖書(書上已經寫著「聖母讚歌」這幾個字)上寫字前，往天使端著的瓶里蘸墨水的姿勢非常相像。不過斯萬接著說：「您別去跟她說，要不她聽了準會換個姿勢。」

  除了這個下意識地流露出幾分倦意，讓斯萬試圖從中找到博蒂切利的憂鬱韻味的動作外，奧黛特的整個身影是渾然一體的，身體的曲線自上而下，勾勒出女性的輪廓，舊日時興的那些高高低低、凹凹凸凸、縱橫交錯、凌亂散落的裝飾，統統被捨棄不用。而且，一旦身體曲線偏離了標準曲線，無論是太過還是不及，它都會痛痛快快地修正大自然的失誤，就整個一段線型做出調整，以彌補肉體和織物的缺陷。那些襯墊，那個可怕的裙撐的束結，連同帶垂尾的緊身上衣，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長久以來，這種由硬硬的鯨鬚撐著，蓋住裙腰的上衣垂尾，給奧黛特平添了一個假肚子，讓她看上去像是用一些零散的構件拼湊起來似的。蓬邊的垂直線條和褶襉飾邊的弧形線條，都讓位給了身體的曲線，絲綢的面料隨著身體曲線一起律動，就像美人魚輕輕地拍擊著海浪，閃爍著絲光的衣裙宛若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從長期的混亂和昔日時尚的陰影中掙脫出來，有了一種充滿人情味的表情。然而，斯萬夫人喜歡而且善於在新款式中保留某些舊款式的痕跡。有時，我晚上無心工作，又知道吉爾貝特和女友們上劇場去了，就臨時決定上斯萬夫人家去。這時我常會見到斯萬夫人穿著一身雅致的便裝，裙子是一種很好看的深顏色，這種深紅或橘紅由於已經不流行，仿佛就有了某種特殊的含義，裙子上斜斜地繡著一條寬寬的、鏤空的黑絲帶，讓人想起早年的荷葉邊。我沒跟她女兒斷交那會兒，有一天，春寒還帶著陣陣涼意，斯萬夫人邀我一起去動物園。她走得有些熱了，就稍稍解開上裝，露出了襯衣的鋸齒狀飾邊，這種飾邊，看上去就像她過去穿的背心的卷邊，尤其跟她幾年前穿的一件帶蓬邊的背心很相像；她的領巾——她對蘇格蘭格子花呢圖案的喜好是一以貫之的，不過顏色用得很淡雅(紅色成了粉紅，藍色成了淡紫)，看上去簡直就像最新款的閃光塔夫綢——靈巧地系在頦下，叫人納悶在哪兒打結的同時，會不由得想起已經不再時興的女帽系帶。只要她再這樣持續一段時間，那些年輕人在評論她的服飾時就會說：「斯萬夫人，你不覺得她代表了整整一個時代嗎？」優美的文體表現為多種敘述方式的疊合，以及從中透出的內在傳統的底蘊，斯萬夫人的服飾也是如此，它們會勾起你對背心或帶扣的朦朧回憶，讓你看到短披風的靈光一現，甚至從你心中喚起女帽飄帶那遙遠而模糊的印象。就這樣，它們讓昔日的服式局部地再現於眼前的具體服式之中，這些舊款式，如今的裁縫或制帽女工都已經做不出來，但它們留在了人們的記憶深處。這種再現，賦予了斯萬夫人一圈高貴的光暈——這或許是因為這些服飾既然毫無用處，就理應有一種比實用更高尚的目的，或許只是由於歲月流逝留下的痕跡，甚或只是由於這個女人所特有的一種衣著個性(正是這種個性，使那些各不相同的穿戴有了統一的格調)。你會感覺到，她的著裝打扮，不僅僅是為了身體的舒適或美觀；她的衣著，猶如整個一種文明的精緻而充滿靈性的表露，籠罩著她的全身。

  吉爾貝特在母親接待客人的那天，通常也會請朋友喝下午茶，所以，只有趁吉爾貝特碰巧不在家的舒弗勒里日[159]，我才能去斯萬夫人府上。到了那兒，總見到斯萬夫人身穿漂亮的長裙，有塔夫綢的，也有綾羅綢緞、絲絨雙縐的，款式不像平日裡的便裝那麼寬鬆，精心的搭配頗有些像出客的衣裳。這種裝扮，使這樣一個下午在居家的悠閒中平添了幾分機敏、活躍的意味。奔放簡潔的款式，既合身也和動作相配。而衣袖賦予這些動作的色彩，每次都在變換；藍色絲絨讓人看到突然下定的決心，白色塔夫綢表示愉快的心情，往前伸出胳臂這個動作所包含的雍容華貴的矜持，則由黑色的雙縐襯托得光彩照人，有如做出崇高犧牲時的微笑那般攝人心魄。與此同時，那些既無使用價值又無顯擺理由的繁複的飾件，也給色彩明艷的長裙增添了幾分淡然、幾分沉思、幾分神秘，那是跟斯萬夫人的憂鬱，至少是她的黑眼圈和指關節所蘊含的憂鬱相吻合的。藍寶石吉祥物、彩釉四葉車軸草、銀聖牌、金掛件、綠松石護身符、紅寶石細鏈、黃玉墜子，在這麼多飾物下面，長裙本身的彩色圖案，在鑲貼的裙腰上延續著自己的存在。那排小小的緞子紐扣並沒有扣合衣裳，而且也無從解開，那條精緻的飾帶則似乎在含蓄地暗示著什麼，它們跟那些飾物一樣，仿佛就為了——除此而外它們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顯露一種意圖，展示一件愛情信物，保守一段隱情，應和一種痴迷，保留對一次復原、一個誓願、一段愛情或一場雙仁核遊戲[160]的回憶。有時，絲絨胸褡上依稀顯出亨利二世時期的縫衩，黑色緞子長裙近肩處微微隆起，有些像1830年的燈籠袖，鼓起的裙裾則讓人想起路易十五時期的鯨骨撐，長裙因而無端有了一種戲裝的模樣，不動聲色地將往昔一絲淡淡的回憶滲入時下的生活，賦予斯萬夫人某些歷史上的女英雄或小說中女主人公的魅力。而倘若我這麼對她說，她就會說：「我跟我那些朋友不一樣，她們要打高爾夫球，穿運動套裝是師出有名，我憑什麼呀!」

  斯萬夫人送一個客人到門口返回，或者給一個客人端去一碟蛋糕，從我身旁經過時，看周圍亂鬨鬨的，就趁機對我說：「吉爾貝特特地叫我請您後天來吃午飯。可我吃不准您今兒來不來，要是不來，我還得給您寫信呢。」我仍然堅持不見吉爾貝特。這種堅持，在我已經變得不怎麼費勁了，因為，儘管你對一種傷害你的毒藥心有所好，一旦形禁勢格，你已經有一段時間不服用了，你就不會不珍視這份久違的寧靜，這種既無激動也無痛苦的狀態。一個人對自己說再也不想見到那個心愛的女人，固然並不一定完全出於真心，可要是他對自己說想再見到她，那也未必就是真話。我們能忍受與愛人的分離，往往是由於我們相信分離是短暫的，是由於我們想到的是重聚的那一天，而與此同時，我們卻又深切地感受到，相聚十有八九會導致嫉妒，跟我們日復一日對相聚時刻(這個時刻近在眼前卻一拖再拖)的渴念相比，這種嫉妒更讓人揪心，因此，即將與心愛的人兒重逢的消息，給我們帶來的激動未必是愉快的。我們一天天地拖宕著；我們並非不想早日擺脫分離所引起的難以忍受的焦慮，但是我們害怕那些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感情重又泛起。我們喜歡的不是這樣一次相聚，而是充滿溫情的回憶，在回憶中可以隨意加進自己的幻想，那位在現實中並不愛你的人兒，會在這孤獨的幻想中對你表白她的愛情!將自己的願望一點一點地摻入回憶，使回憶變得非常甜蜜——跟被你拖宕的會面相比起來，這樣的回憶要令人愉快得多。因為，在會面中你非但沒法兒讓對方說出你想聽的話，而且必須忍受對方新的冷遇和意想不到的粗暴對待!當我們不再戀愛時，我們都知道，不幸的愛情要比遺忘，甚至比模糊的回憶都痛苦得多。儘管我沒向自己承認，但我盼望的正是這種提前的遺忘所帶來的寧靜恬適。

  這樣一種從心理上漠視對方的隔離療法，它所引起的痛苦之所以會逐漸減弱，是另有一個原因的，那就是它在治療愛情病症(說到底，愛情是一種頑固的念頭)的過程中，漸漸削弱了這種頑固的勁頭。我的愛情仍然很熾熱，執意要贏回我在吉爾貝特眼中的全部信譽，我覺得，既然我主動跟她分手，我在她眼中理當信譽日隆才是，我不再見到她的那些日子，那些一天接一天、既無間斷亦無時限(倘若沒有哪個不知趣的傢伙插手干預的話)的日子，我是有一天賺一天，只贏不虧。不過，也許贏也贏得沒意思，過不了多久，我就會被宣布痊癒了。忍讓，作為一種習慣模式，可以使某些力量無限增強。剛和吉爾貝特鬧彆扭的那個晚上，我對憂傷的承受力還是很脆弱的，如今它卻已強大到無可估量的地步。然而，讓現狀持續下去的趨勢，有時會被突如其來的衝動所打斷，這時我們會聽任這種衝動爆發出來，因為我們心裡明白，這種衝動我們曾經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克制過，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克制下去。我們會在儲蓄罐就要存滿時，一下子將它倒空，我們也往往會在已經習慣上述療法時，來不及等待治療的結果，就突然中斷治療。有一天斯萬夫人舊話重提，又跟我說起吉爾貝特要能見到我，一定會很高興，這話猶如把我已經克制了那麼久不去想它的幸福，一下子放到了我的手邊，我一時千頭萬緒湧上心頭，突然意識到幸福的滋味我仍然是可能嘗到的；我簡直都等不及了；我決定第二天晚飯前一定要去斯萬夫人家，突如其來地出現在吉爾貝特面前。

  幸好我有個計劃要實施，這一天才不至於那麼難熬。既然我想拋開一切往事，跟吉爾貝特重歸於好，我當然要以戀人的姿態出現在她面前。她每天都會收到我送她的世上最美的鮮花。要是斯萬夫人——儘管她其實無權做一個如此嚴厲的母親——不許我天天送花，我就隔三岔五給吉爾貝特送些更珍貴的禮物。父母給我的錢，是不夠我買貴重東西的。我想到了萊奧妮姑媽給我的那隻中國花瓶，這隻瓷花瓶已經很舊了，媽媽每天都等著弗朗索瓦茲來告訴她：「這玩意兒完了。」意思就是花瓶裂成碎片了。既然如此，何不乾脆把它賣了？賣得的錢盡夠我去討吉爾貝特歡心的。我心想，它大概能賣到一千法郎吧。我讓人把它包起來；以前我都習慣了，從來不去看它，這下子要把它出手了，我倒禁不住好好看了它幾眼。我帶上花瓶，打算先順路把它賣了，然後再去斯萬夫人家。我對車夫說了斯萬家的地址，關照他走香榭麗舍大道，街角那兒有家挺大的中國古玩店，我父親認識店裡的老闆。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老闆當場買下花瓶，給我的不是一千，而是一萬法郎。我欣喜萬分地收下這筆錢；今後整整一年，我可以天天送吉爾貝特很多玫瑰和丁香了。馬車駛離古玩店；車夫覺著斯萬家離布洛涅樹林挺近，就很自然地沒走平常的那條路，沿香榭麗舍大道一直往前了。馬車駛過貝里街拐角，在離斯萬家很近的地方，我在暮色中好像瞥見了吉爾貝特的身影，她沒往家裡走，腳步緩慢而沉著地沿著相反的方向走去，在她身邊的是個年輕人，我看不清他的臉，但看得出他倆在邊走邊談。我從馬車上豎起身來，想叫車夫停車，但猶豫了一下，還是沒叫。只見兩人漸行漸遠，緩慢的步履畫出兩條柔和的平行線，沒入香榭麗舍的濃蔭。馬車隨即到了吉爾貝特家門口。斯萬夫人招呼我說：

  「哎呀，她可得後悔了，我真不知道她怎麼會不在家的。剛才上課那會兒，她覺得很熱，對我說要跟一位女友去透透氣兒。」

  「我好像在香榭麗舍大道見到她來著。」

  「不會是她吧。不管怎麼說，請別對她父親說起這事兒，他不喜歡她在這時候還外出。Good evening[161]。」

  我告辭出來，吩咐車夫原路返回，可是沒再見到兩人的蹤影。他們到哪兒去了？天都暗了，他倆那麼神秘兮兮地在談些什麼呢？

  我回到家裡，絕望地想著那出乎意料的一萬法郎，有了這筆錢，我原本是可以好好向吉爾貝特獻獻殷勤的，現在，我卻弄得下決心不再去見她了。沒錯，這趟去中國古玩店使我非常欣喜，我期待著從此以後吉爾貝特會高高興興，對我心存感激。可要是不去古玩店，馬車就不會走香榭麗舍大道，我也就不會遇見吉爾貝特和那個年輕人。就這樣，同一件事情派生出了兩個截然對立的枝丫，它生成的痛苦，完全抵消了它原先形成的歡樂。我此刻的際遇，剛好跟通常發生的情況相反。一般人企求歡樂，往往是苦於缺乏物質手段。拉布呂耶爾[162]說過，「家產菲薄而墮入愛河，是可悲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設法一點一點打消這種尋求歡樂的念頭。我的情況正相反，物質手段已經具備，可是，這第一步成功所引出的——不說是合乎邏輯的結果，至少可以說是出乎意料的結果吧，卻是歡樂消遁得無影無蹤。而且，仿佛還註定該是這樣似的。當然，一般而言，這種消遁，並不是在我們擁有足以期許幸福的手段的同一天晚上發生的。我們往往還會抱有希望，還會努力奮爭一段時日。可是幸福決不會就此降臨。如果有一天，外界的障礙都被排除、被克服了，我們的天性就會將鬥爭由外部轉向內部，我們的內心會漸漸地起變化，直到變得另有所好，不再屬意眼看就要到手的東西。要是情況變化得過於迅速，我們的內心來不及跟上的話，天性也不會就此放過叫我們就範的機會，它會用別的辦法——沒錯，那種辦法會比較遲緩一些，會更微妙一些，但照樣會奏效。於是，就在最後那一秒鐘，眼看要到手的幸福倏然離我們而去，或者說，天性靠著一股邪勁兒，讓我們到手的東西生生地毀掉了我們的幸福。當天性在一樁又一樁事情，在生活的一個又一個領域中連連受挫之時，它就會使出撒手鐧，使幸福具有一種心理上的不可能性。幸福這件事，是無法實現的；與它互為表里的，是極度的苦澀。

  我手裡攥著這一萬法郎，可是一點也派不上用場。不過我還是很快就把這筆錢花完了，即使當真每天送花給吉爾貝特，也未見得會花得這麼快。原因是一到黃昏時分，我就愁緒無法排遣，休想在家裡待得住，非得到那些我並不愛的女人懷裡去哭個痛快不可。向吉爾貝特獻殷勤這茬兒，我現在根本不去想了；一想到去吉爾貝特家，我就痛苦萬分。頭天我還覺得重見吉爾貝特是美妙無比的事情，現在我卻覺得這遠遠不夠了，因為，即使見了她，總還有那麼多不在她身邊的時間，我怎麼放心得下呢？一個女人就是這樣，往往在她自己並不知曉的情形下，憑藉她給我們帶來的新的痛苦，強化了她對我們的控制，而同時也強化了我們對她的要求。這個女人用這份痛苦，給我們套上又一重鏈索，把我們縛得愈來愈緊，而與此同時，我們原先覺得挺放心，以為足以拴住她的那根鏈索，這下也勒緊了。上一天我還可憐巴巴的，只消偶爾能見幾次吉爾貝特就心滿意足，唯恐惹她不高興，現在我卻不滿足了，恨不得再提好些別的條件。因為，戀愛和戰爭情況恰恰相反，在戀愛中吃了敗仗，反而會態度更強硬，提的條件更苛刻，不過當然，前提是他還有提條件的資格。我和吉爾貝特的情形並非如此。所以，首先我不想再上她母親家去。我一個勁兒對自己說，吉爾貝特不愛我，這我早就知道了，她呀，我想見就能見，不想見，就慢慢把她忘了。可是這些想法好比一張治不了病的藥方，跟不時浮現在眼前的那兩條平行線，跟吉爾貝特和那個年輕人緩步融入香榭麗舍大道的情景相比之下，這些想法顯得蒼白無力，絲毫不起作用。那是一種新的痛楚，它早晚也會消退，那幕情景終有一天會潷除毒質再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正如我們可以擺弄致命的毒藥而並不涉險，可以用少許火藥點菸而無須擔心引爆。在我身上，有一股力量在向我反覆顯示吉爾貝特黃昏散步的情景，而此刻，有另一股力量在奮力跟那股乖戾的力量抗爭：為粉碎記憶的輪番進攻，想像力正朝相反方向成功突破。是的，前一股力量仍在向我展示香榭麗舍大道上的那兩個身影，以及過去的一些讓我不快的場景，比如吉爾貝特在母親要她留下陪我時聳肩的鏡頭。但是，第二股力量卻勾勒出了一幅充滿希望的藍圖；動輒受制的過去，跟前景誘人的未來相比，顯得格外可憐。神情陰鬱的吉爾貝特在眼前浮現一分鐘，就會有許多個一分鐘沖淡這氣氛，我看到的她仿佛在想方設法跟我重修舊好，甚至要跟我訂婚!誠然，誠然，由想像力引向未來的這股力量，其源頭畢竟還是過去。吉爾貝特聳肩膀帶給我的煩惱漸漸淡去，我對她的魅力的回憶——使我盼望她重新回到我身邊的回憶，也隨之消退。然而對我來說，過去還遠遠沒有消逝。我仍然愛著我當真以為自己恨著的人。每回有人稱讚我髮型好、臉色不錯，我總想她要是在場有多好。這段時間裡有好些人表示想要接待我，可我討厭這種交往，拒絕上他們家去。我還曾和父母賭過一回氣，原因是我不肯陪父親去參加一個晚宴，這天晚上蓬當夫婦和他們的侄女阿爾貝蒂娜說好也要去，當時，阿爾貝蒂娜還是個剛剛長大的孩子呢。生活中的不同時期，就是這樣彼此交疊的。我們為了今天正愛著，而有一天會對她無所謂的女人，可以倨傲地拒絕去見一個我們此刻沒放在心上，而明天卻會愛上的女人，可要是我們同意了去見她，也許早就會愛上她，現在也就不會這麼痛苦了，不過當然，沒有這份痛苦，也總會有另一份痛苦。我的痛苦也是要變的。我驚奇地發現，在我內心深處今天是這種感情，明天卻是另一種感情，它們通常都跟吉爾貝特有關，不是由這種對她的希望，就是由那種對她的懼怕引起的。跟我心目中的吉爾貝特相比，我得承認，另一個吉爾貝特，那個真實的吉爾貝特也許是全然不同的，她不會理會我是否為她感到遺憾，她大概根本不會想到我，不僅遠遠不如我想她想得那麼多，而且比我臆想中的她想得還要少——當我獨自一人面對想像中的吉爾貝特，我總會假想她在想念我，總會探究她對我的真實情感，幻想她一直有意於我。

  有時，憂傷雖說程度在減輕，卻始終沒法兒從心頭排遣開去，在這種時候，應該對兩種情況加以區分，一種憂傷起因於對她不停地思念，另一種則是某些回憶喚起的，比如說一句傷人的話，或者收到的信里所用的某個動詞。一場愛情會帶來形形色色的憂傷，對此我們留待後文再說，在此我要說的是，這兩種憂傷中，第一種遠遠不如第二種那般痛徹肺腑。這是因為我們對所愛的人的總體印象，始終栩栩如生地保存在心間，我們會給它蒙上光環，不失時機地美化它，因此它留下的印痕，不說是期盼的陣陣甜蜜，至少也是一種綿綿憂鬱的寧靜吧。(還應該注意到，愛情的憂傷往往因併發症而病情加重，病期拖長，久久難以痊癒，而使我們受折磨的那個人的形象，在其中沒有起什麼作用。這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的起因可能微不足道，跟持續的高燒、遲遲不能康復的病情進展相比，顯得並不相稱。)不過，如果說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整體印象往往反映了一種樂觀主義的精神，那麼具體而微的回憶——那些刺人的話語、充滿敵意的來信(從吉爾貝特那裡，我只收到過一封這樣的信)——卻並非如此，你不禁會有這樣一種感覺，仿佛她整個人都融入這些回憶的瑣屑，有了一種咄咄逼人的意味，跟我們平時對她的總體感覺大不相同。這是因為我們看信時，不會像凝神望著心上人那樣胸中充滿寧靜而憂鬱的惋惜之情；我們按捺不住心頭的騷亂，急於知曉到底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不幸要降臨到我們身上。這種回憶喚起的憂傷，成因自有不同；它來自外部，沿著一條最折磨人的路徑抵達我們的心靈。我們以為心愛的女友的形象向來如此，一直沒變，其實這個形象是經過我們一再更新的。殘酷的回憶則早於這個更新的形象，它屬於另一個時代，見證了令人不堪回首的往昔，如今這樣的見證已經是少而又少了。這個往昔依然存在，但我們卻似乎在心頭抹去了它的痕跡，用一個美好無比的時代、一個人人相親相愛的天堂取代了它，而這些回憶，這些信，把我們拉回到現實，使我們的心痛楚地揪緊，感覺到我們日復一日懷在心裡的那種缺乏理智的希望，離現實有多麼遙遠。這並不是說現實就該永遠不變，儘管有時候情況確實如此。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這樣的女人，我們沒想再見到她們，而對我們並非故意的冷淡，她們也自然而然地報以同樣的冷淡。不過，由於我們不愛她們，我們便不會去在意已經有幾年不見她們了，而且在論證彼此不相見能產生怎樣的效果時，我們會忽略這個反例，正如相信預感的人會忽略預感沒有實現的實例一樣。

  但是，彼此不相見畢竟是會有效果的。總有一天，重見我們的欲望、興趣會在此刻無視我們存在的那顆心中重新萌生。只是得要有時間。而我們對時間的需求，正如心對改變的需求一樣過分。首先，時間恰恰是我們最不願付出的東西，因為我們所受的折磨已經夠殘酷了，我們急於看到它快點結束。其次，另一顆心改變所需要的時間，我們的心也會用來改變它自己，所以在我們原定的目標眼看要實現之際，它很可能已經不再是我們的目標了。不過，說目標會實現也好，說只有通過等待才能得到幸福(這時我們已經感覺不到幸福)也好，雖然都說得沒錯，但都只說對了一半。幸福總是在我們已經對它無所謂的時候來臨的。正是這種漠然的態度，才使我們變得不那麼苛求，才使我們相信它當初應該會讓我們欣喜若狂的(其實當時我們說不定覺得它很不圓滿)。一個人對於自己並不關心的事情，是不會苛求，是缺乏判斷力的。我們所不愛的人的言笑盈盈，相對於我們的冷漠而言可能已經是過分了，但對我們的愛情而言，卻也許還是遠遠不夠的。溫柔的話語、約會的提議，我們如今想到的只是它們可以帶來多少歡樂，而不是我們當初是怎樣急於看到下文，以及這種猴急是怎樣說不定毀了一切的。因此，當我們已經無法享受它，當我們已經不愛時才姍姍來遲的幸福，究竟是否就是我們曾為得不到它而痛心疾首的那同一個幸福，這確實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只有一個人能回答，那就是當時的那個我們；那個我們已經不復存在；而且，即使那個我們還能迴轉，幸福——無論是不是那同一個幸福——大概也會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的。

  我一邊等著看一個夢(儘管後來我對它也不在意了)里的事情是否真會發生，一邊想入非非，就像當初剛認識吉爾貝特時那樣，想像她當面或在信里請求我原諒，向我表白她只愛過我一個人，執意要嫁給我，一幕幕纏綿的場景相繼浮現在我眼前，吉爾貝特和那個年輕男子的形象，由於得不到養料的補給，終於在腦海中漸漸淡出了。要不是做了一個夢，我那時也許就會到斯萬夫人府上去了，在夢裡，一個朋友(我認不出是誰)對我背信棄義，還把我也看成那樣的人。夢中痛苦不堪的我猝然醒來，只覺得痛苦依舊，我努力回想夢中見到的這個朋友到底是誰，他有個西班牙名字，可我已經記不清了。我著手釋夢，同時扮演約瑟和法老的角色[163]。我知道有許多夢裡人的外貌是不足信的，那是可以偽裝，甚至可以把臉換掉的，就像不學無術的考古學家在修復大教堂殘缺的聖像時，把一尊聖像的頭安在了另一尊的身體上，而且連它們的特徵和名字也弄混淆了。夢中人物的外表是可能讓我們上當的。對心愛的人，我們只能憑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認出她來。我憑夢中的痛苦知道，那個剛才對我背信棄義，此刻還令我心頭作痛的姑娘，就是吉爾貝特。我回想起最後一次見她的那天，她母親不許她去上舞蹈課，她不知是成心，還是裝出來的，模樣怪怪地笑了起來，不肯相信我對她的一片誠意。這個回憶使我聯想起另一段往事。那是很久以前了，斯萬不相信我是當真的，認為我不會成為吉爾貝特的好朋友。我給他寫信也無濟於事，吉爾貝特跑來把信交還給我，臉上也帶著這種讓人難以捉摸的笑容。她沒有一下子把信給我，我還清楚地記得繁密的月桂樹後面的那幕場景。一個人痛苦時，思維就會轉向精神的層面。吉爾貝特此刻對我的反感，我覺得就像是生活對我的懲罰，懲罰我那天做錯的事。我們總以為，躲過了危險，比如說穿馬路時避開了車子，就躲過了懲罰。其實，懲罰來自內部。事故往往來自意想不到的方向，來自我們自身，來自心靈。吉爾貝特的那句「您要願意，我們就耗下去」，使我不寒而慄。我想像她在家裡的儲物間裡，跟香榭麗舍大道那個年輕男子在一起時，興許也是這樣的吧。我曾(在前一段時間)以為自己寧靜地置身於幸福之中，如今我放棄了幸福，又以為至少得到了平靜，而且可以就此保持下去，其實我都想錯了。只要另一個人的身影還在我們心中難以磨滅，那麼，隨時會被毀滅的就不僅僅是幸福；當幸福從眼前消逝，當我們受盡折磨，漸漸變得麻木的時候，那種所謂的平靜，跟先前的所謂幸福，同樣迷惑人，同樣不可靠。我之所以會歸於平靜，是因為那藉助夢境進入腦際，改變我們的精神狀態，改變我們欲望的東西，也在慢慢消亡，世間沒有真正持久、永恆的東西，痛苦亦然。而且，為愛情而痛苦的人，正如某些病人一樣，是自己最好的醫生。既然只有造成痛苦的人才能給他們以慰藉，既然那人是痛苦的根源，那麼，他們最終也就只能從痛苦中尋到止痛的藥方。到時候，痛苦自會把藥方顯示給他們，因為就在他們反反覆覆受著痛苦煎熬的過程中，痛苦會讓他們看到自己所思念的人的另一面，這另一面或是可怕之極，使人再無見她之念(因在與她歡聚之前，先得使她受苦)，或是可愛之極，使人只當這臆想的溫柔真就是她的優點，以此作為企盼的依據。但是，在我身上重又甦醒的痛苦，即便終於緩解了也是枉然，我打算儘量少去斯萬夫人家。這首先是由於，對墮入愛河而被拋棄的人來說，作為生活主要內容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這種情感，必然會發生變化，儘管表面上一仍其舊，但取代先前情感的另一種情感，其實是恰恰相反的。前一種情感，是一些使我們備受折磨的事件的後果或反映，即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等待，其中夾雜著懼怕，正因為我們所愛的人沒有新的消息，我們就更想立時就能做些什麼，但我們不知道一旦採取某個步驟(在這以後，也許就不再有可能採取其他步驟)，接下去會是怎樣的情形。然而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看到，使等待得以持續的，並不是對親身經歷的過去的回憶，而是對想像中的未來的企盼。從這一刻起，等待就變得幾乎是愉快的了。然後，前一種情感又會持續一小段時間，讓我們養成在期望中生活的習慣。我們赴最後幾次約會期間內心感到的痛苦，痕跡宛然還在，但畢竟已經變淡了。我們無意去復甦它，何況我們也看不清現在到底想要什麼。我們在心愛的女人身上占有的地方稍多了一些，就更覺得尚未占有的那些地方對我們至關重要，然而，既然新的欲望必定會從滿足中滋生出來，那些地方也就註定了是不會減少的。

  後來，又有另一個理由讓我就此當真不上斯萬夫人家去了。這個稍晚形成的理由，並非我忘記了吉爾貝特，而是我竭力想快點忘記她。誠然，自從巨大的悲痛漸漸緩解以後，拜訪斯萬夫人就又成了抑制心中尚剩憂傷的鎮痛劑，成了消遣散心的活動(這樣的鎮痛劑、這樣的消遣散心，當初對我來說是多麼珍貴啊)。但是，作為鎮痛劑有效的成分，對消遣散心卻並不適用，也就是說，這種拜訪跟我對吉爾貝特的回憶之間，有著過於緊密的聯繫。要想消遣散心，就必須調動種種跟吉爾貝特沒有任何關聯的思緒、意念和激情，去跟一種情感，一種由于吉爾貝特不在跟前而無法變得更強烈的情感相抗衡。這些跟我們所愛的人不相干的意念，會因此而占據一片地盤，它起初儘管很小，卻是從原先占據整個心靈的愛情那裡奪過來的。我們應當設法給這些意念補充養分，讓它們不斷壯大，這些被引進精神世界的生力軍，會趁那種情感退化成回憶的當口，跟它展開爭奪戰，從它那兒奪得愈來愈多的地盤，直至最終占據整個心靈。我意識到，這是扼殺愛情的唯一辦法，我還年輕，還有足夠的勇氣去這麼做，去承受最難忍的痛苦，因為我堅信，儘管要花時間，但我一定會成功。現在我給吉爾貝特的信里，閃爍其詞地把我不肯見她的理由歸結為我倆之間某個神秘的誤會，我一心指望吉爾貝特來問我，這個完全莫須有的誤會到底是怎麼回事，要求我做出解釋。但事實上，即使在極其一般的交往中，當收信人知道信上某句隱晦的、騙人的、指責的話，是對方有意試探他，他也就會樂不可支地慶幸自己握有——牢牢地握有了——操縱整個局面的主動權；此時他是絕不會要求做出解釋的。當雙方關係非常親密時，情況更是這樣了，縱使愛的一方滔滔不絕，不愛的一方依然冷若冰霜。吉爾貝特對這個誤會既不質疑，也不好奇，這樣一來，我倒反而弄得像真有這麼回事似的，每封信里都要提到這個誤會。這種虛幻的處境和矯飾的冷淡，卻自有一種魔力使你無法從中自拔。我每每寫到「自從我們的心分開以後」，心裡就盼吉爾貝特回信說：「可它們並沒分開呀，我們談談吧。」到頭來我自己都相信它們當真是分開了。我一次次地說：「我們的生活可以改變，但我倆的感情是無法抹去的。」就指望最後能聽到她說：「沒什麼好改變的呀，我倆的感情不是比以前更深了嗎？」

  重複多了，我自己都相信生活確實是改變了，而我們將在回憶中保留那已經不存在的感情，這就像一個神經質的人裝病，裝到後來真的成了病人。如今我每次要給吉爾貝特寫信，都得提到這一想像出來的改變，而她既然在回信中對此隻字不提，那就等於是默認，這一改變從此也就存在於我倆之間了。後來吉爾貝特不再保持沉默了。她也採納了我的觀點。我每次都對吉爾貝特這麼寫：「生活可以把我們分開，但對相聚時光的回憶永遠埋在我們心間。」她的回答總是：「生活可以把我們分開，但它無法讓我們忘懷那段對我們彌足珍貴的美好時光。」就好比在招待國宴上，來訪國國家元首的答謝詞總是跟東道國國家元首的致辭大致相仿的。(其實，我倆誰也說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生活究竟為什麼把我們分開了。)我的心不再那麼揪緊了。有一天，我在信上告訴她，聽說香榭麗舍那個賣麥芽糖的老婦人死了，我寫道：「我想您也會感到難受的，它喚起了我的許多回憶。」寫到這兒，我不禁淚如雨下，因為我發現我說到愛情用的是過去時，仿佛是在說一個幾乎被人忘記了的死者似的，其實儘管我不很情願這麼想，但我始終覺得這愛情還活著，至少是還會復活的。還有什麼東西，能比已經不願再相見的朋友之間的通信更溫情脈脈呢。吉爾貝特的信既客氣又得體，就像我寫給那些不熟悉的朋友的信一樣，而對我來說，能看到她寫來的這些客套話，心裡已經是甜滋滋的了。

  不過，每次拒不見她，在我漸漸變得不那麼難受了。而由於她對我來說不如以前那麼珍貴，帶著痛楚的回憶在不停地重現中失卻了威力，不足以摧毀佛羅倫斯和威尼斯在我心中日漸增強的魅力了。每逢這種時候，我就後悔當初放棄進入外交界的機會，為了不離開一個我以後不會再見到，而且幾乎已經忘記了的姑娘，而選擇一種定居的生活。我們為了某個人構建自己的生活模式，當最後終於可以接待她的時候，她卻不來了，接著她就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只剩我們自己，被囚於這種為她而設的生活之中。如果說我父母覺得威尼斯對我來說太遠也太熱，那麼去巴爾貝克全無旅途勞頓之虞，總該說是很方便了吧。可是這樣一來，勢必就得離開巴黎，不能去拜訪斯萬夫人了，雖說這種拜訪已經很難得，但我畢竟還能時不時聽到斯萬夫人說起她的女兒。我漸漸從這樣的拜訪中感到了某些與吉爾貝特無關的樂趣。

  春天臨近，天氣回寒，在冷冽的冰聖徒節和驟雨夾雪的聖周，斯萬夫人因為怕冷，常常在家裡裹著裘皮接待客人，她的雙手和肩膀縮在長方形的碩大手籠和潔白髮亮的披肩裡面，手籠和披肩都是貂皮的，她從外面回來沒將它們除下，看上去就像比屋外的白雪更耐久的最後兩撮冬雪，爐火的烘烤和季節的轉換都沒能讓它們消融。這凜冽寒冷而又鮮花綻放的幾個星期的全部真諦，就是在這個此後我不曾再去的客廳里，由一些更令人陶醉的白色，例如繡球花，向我揭示的，這些花兒簇聚在高高的、裸露的莖稈上，宛如拉斐爾前派畫作中線條分明的灌木叢，球形的骨朵分而有合，像報信天使那般潔白無瑕，散發出檸檬的清香。當松鎮的這位女主人，知道到了四月，即使天氣寒冷，也總會有鮮花開放，她知道冬季、春季和夏季並不如城裡人想像的那麼涇渭分明——那些城裡人直到初夏來臨，還以為這世界就只是些光禿禿的房屋兀立在雨中。斯萬夫人有貢布雷的畫匠把花送來，是不是就夠了？她是不是還要通過指定的花店給她送來地中海沿岸早熟的鮮花，以彌補尚嫌不足的春意呢？這我不得而知，也並沒在意過。斯萬夫人那冰晶閃爍的手籠邊上，綻放著繡球花，它們就足以讓我懷上思鄉的憂鬱了(在女主人的心目中，擺上這些繡球花，也許只是如貝戈特所說，讓它們跟屋裡的擺設和女主人的服飾組成一部《白色大調交響曲》)。它們提醒我注意，《聖禮拜五的奇蹟》代表著一種大自然的奇蹟，我們如果能更聰明一些，每年都可以親眼目睹這樣的奇蹟；白色的花兒散發著清香，那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但在貢布雷散步時屢屢駐足凝望過的花兒的香味。有了這些繡球花，斯萬夫人的客廳也就變得如同當松鎮斜坡上的小路一樣純潔無瑕，一樣在沒有葉片的枝頭綴滿爛漫的花朵，一樣充盈著清冽而明淨的芳香。

  可是我真該不再去想那條小路才是。這樣的回憶，弄不好就會讓我對吉爾貝特僅存的那點兒愛情就此延續下去呢。於是，雖說上斯萬夫人家已不會引起我的痛苦，我還是很少上她那兒去，想儘量少跟她見面。不過，既然我仍留在巴黎，我有時也就答應和她一起去散步。陽光明媚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天氣暖洋洋的。我因為知道斯萬夫人總在午飯前出門一個小時，到星形廣場附近的布洛涅林苑大道去散步(那會兒大家管這地方叫窮光蛋俱樂部，原因是經常有小老百姓去那兒一睹平時但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富翁貴婦的風采)，就請求父母允許我星期天——其餘的日子我中午都沒空——晚一點吃午飯，先出去散會兒步，到一點一刻再回家吃飯。五月里，吉爾貝特去鄉間朋友家了，所以我每個星期天都去散步。正午時分我來到凱旋門，守候在林苑大道的路口，眼睛盯住斯萬夫人要從那兒出來的小路拐角，她家離這兒只有幾米遠。由於是中午，許多散步的人都回家吃飯了，街上剩下的人寥寥無幾，大多衣著入時、舉止優雅。

  驀然間，在那條鋪著細沙的小路上，只見姍姍來遲的斯萬夫人腳步輕緩地款款而行，猶如只在正午盛開的最美的花兒，周身繁麗的衣飾，色彩每次不同，但我記得最牢的是淡紫色；她舉起長長的傘柄，在最為光彩動人的那一剎那，撐開一把寬幅陽傘的綢面，上面是跟長裙上的花瓣同樣的顏色。在她周圍是一隊隨從；其中有斯萬，還有四五個上午去她府上或是她在路上碰到的俱樂部成員：這支黑灰相間的馴順隊伍，簇擁著奧黛特近乎機械地前行，仿佛一副沒有生命的框架將她圍在中央往前移動，讓人覺得這個唯一目光炯炯的女人正越過這些男人，猶如越過面前的窗戶注視著前方。她纖弱而無畏，渾身上下閃耀著柔和的色彩，就像是屬於一個不同的、陌生的、尚武的種族，而她就憑此孤身與眾多的隨從相抗衡。晴朗的天氣，還沒給她帶來不便的陽光，都使她感到愉悅。她笑吟吟的，猶如一個完成作品後再無任何顧慮的藝術家，神情自信而安詳，確信自己的裝束——即使那班趣味低俗的行人欣賞不了——是品位最高雅的。她是為自己、為朋友而穿著，自然無須過於刻意，但也不可漫不經心；胸衣和長裙上的小花結在身前輕盈地擺動，仿佛那是些她並未忽略它們存在的小生靈，只要它們能跟上她的腳步，她便大度地聽任它們按自己的節律翻飛曼舞。她手上的那把陽傘，往往在她出現時還沒打開，她看著這把淡紫色的陽傘，仿佛這是束巴馬的紫羅蘭，當她那愉悅而溫柔的目光不是投向友人，而是投向一個沒有生命的物件時，它看上去仍然在微笑。就這樣，斯萬夫人為自己的裝束保留了，或者說拉開了一段距離，一段高雅充盈其間的距離，那些正和她熟稔地交談的男子，對這段距離既敬畏又悅服，從他們的神態中可以看到某種誠惶誠恐的意味。他們在喟嘆自己無知的同時，承認這位女友對自己該怎麼裝束確實是最了解、最有決定權的，這就好比承認一個病人對自己該格外注意什麼最了解、最有決定權，承認做母親的對子女該受怎樣的教育最了解、最有決定權一樣。斯萬夫人出來得這麼晚，何況身旁跟著這麼一幫對行人似乎視而不見的扈從，這就讓人不免想到她在那兒度過漫長的上午，待會兒還要回去吃午飯的那座宅邸；她的步態這麼悠閒，就像漫步在自家的花園裡，由此可見那宅子離得很近，她仿佛把宅子裡的那份陰涼都隨身帶了過來。但儘管這樣，見到她還是讓我對戶外空氣的暖意有了進一步的感受。我已經在心裡認定，她的裝束，是按照她所熟諳的禮拜儀規，通過一種必要的、唯一的方式跟季節、時刻聯繫在一起，變得相容無間的。正因如此，那頂柔軟草帽上的花兒，還有長裙上細細的飄帶，在我看來就如花園和樹林中的花兒一樣，開在五月天裡是再自然不過的；我要感受季節帶來的新變化，只消把視線抬到她那把傘的高度，它張開在那兒，猶如另一爿離得更近的、寬厚的、活動的、藍色的天空。雖然那些儀規是至高無上的，它們卻屈尊紆貴，向著清晨、春天和陽光表示它們的——斯萬夫人也因而表示她的——敬意，可我覺著清晨、春天和陽光並沒由於得到一位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睞而受寵若驚。為了它們，斯萬夫人特地穿了一襲色澤更明亮、面料更輕盈的長裙，寬鬆的領口和袖口讓人想到微微出汗的頸脖和手腕，她為它們費心費力，就好比貴婦人高興地俯允到鄉下去看望村民，儘管村里上上下下沒人不認識她，可她還是執意要在這天穿一身村姑的裝束。我等斯萬夫人一到，便向她問好，她讓我站住，笑吟吟地對我說「Good morning」。我們一起走了幾步。這時我明白了，她是為了自己的緣故而遵守這些穿著打扮的儀規，猶如那是一種智慧的最高形式，她身為大祭司理應照它行事。因為，當她覺得走得熱了，她便解開短外套上扣得整整齊齊的紐扣，或者乾脆脫下來交給我，於是我在她的襯衣上看見了一大堆縫紉製作的細節，要不是她脫了外衣，這些細節是任誰也發現不了的，就好比作曲家煞費苦心為各聲部寫下的分譜，聽眾通常是聽不到它們的音響效果的。而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套，也讓我看見了袖口上的精美細節，我久久地注視著它們，一半是出於好奇，一半也是想獻獻殷勤，那條色澤迷人的緞帶，那截淡紫色的襯緞，平時都是沒人看得見的，但做工之精細一如衣服的正面。就好比大教堂里那些隱蔽在高處欄杆後面的哥德式雕塑，這些雕像之精細，堪與寬大的門廊上的浮雕媲美，但是平時沒人會看見離地八十尺高處的這些雕像，直到有一天，有位偶然到此一游的藝術家發興想爬到高處俯瞰全城景致，才在兩座塔樓之間發現了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