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縉的一封信

  李善長被誅殺後不久，一個叫王國用的中級官員向朱元璋上了一道奏疏，名為《論韓國公冤事狀》，韓國公就是李善長，這道奏疏的名字大意是「關於李善長是冤枉一事的分析」。但這道奏疏並非王國用所寫，而是由大才子解縉主筆。解縉是朱棣時代的風流人物，但在朱元璋的時代，他還沒有發出萬丈光芒。可就是這道奏疏，讓他一舉成名，被朱元璋加以重視，終成一代名臣。

  解縉這篇奏疏的大意是說：李善長老得都上氣不接下氣了，怎麼可能造反？人造反的目的是為了當皇帝，他都一大把年紀了，還能當幾天的皇帝？李善長現在所享受的待遇，和皇帝有什麼區別？他為何要放著好日子不過，冒險去重新創業？這和人情不符啊。自從打天下以來，李善長和皇上您始終是穿一條褲子的，他與您同出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他做丞相，您做皇帝，正是各得其所。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謀反的心。

  最後，解縉指出：殺李善長和殺別人的影響有大不同，李善長是文臣之首，是千萬文臣的偶像，您把文臣的偶像幹掉了，以後還有誰肯為您盡心出力？您看似殺了一個李善長，其實殺的是天下文臣的心啊!

  朱元璋看了這道奏疏後，沒有像王國用意料中的那樣咆哮如雷。他淡淡地問：「這是誰寫的？」

  王國用如實相告：「解縉。」

  朱元璋又淡淡地說了句：「稍作懲罰吧。」

  解縉就此被解職，但也只是被解職而已。王國用發現了朱元璋內心最深處的秘密：他當然知道李善長是被冤枉的，但要幹掉李善長，就必須說他謀反。

  然而，也許是解縉的這道奏疏起了作用，朱元璋把監獄中李善長的長子李祺釋放了。很多人都認為，李祺之所以被赦免，是因為他的夫人是朱元璋的長女。但是，像朱元璋這樣六親不認的人，他絕不會因為女兒就對李祺網開一面。更大的可能是，朱元璋雖然殺了李善長，卻心懷愧疚，為了保留李善長的血脈，所以赦免了李祺一家三口。

  即使是最惡的人，內心深處也有良知，只不過出現的次數很少而已。

  解縉說朱元璋幹掉的不是一個李善長，而是天下讀書人的心，這句話是驚醒不了朱元璋的。朱元璋殺人，就如遊戲一般。和當初的胡惟庸案、林賢案一樣，李善長案也牽連進了許多功臣，這些人全成了朱元璋屠刀下的魚肉。

  

  比如吉安侯陸仲亨，他在朱元璋消滅陳友諒的戰爭中功勳卓著，被封侯後仍然為朱元璋東征西討，累了個半死。胡惟庸在中書省時，陸仲亨和他往來甚密。在胡惟庸案爆發後，陸仲亨險些被牽連，但可能當時正需要用到他，所以朱元璋放過了他；在林賢案爆發後，陸仲亨嚇得心膽欲裂，不過朱元璋還是沒有動他。

  陸仲亨因這兩件事，漸漸得了抑鬱症，整日悶悶不樂。人心情不佳時就容易憤怒，所以陸仲亨對家奴們不是打就是罵。家奴們發現，無論自己怎麼努力，都伺候不好這個老爺。正值李善長案爆發，家奴們想到了一個永不會挨打受罵的辦法：告發陸仲亨當初與胡惟庸謀反。

  朱元璋得到告密信後，失聲叫道：「我早就知道他有問題，自我起兵時他就跟隨我，乃是我心腹，後來又被我封為侯爵，可他身居如此高位，卻一點都不高興，而且整日擺著張苦大仇深的臉(此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其居貴位而無雍和之色，默默然各帶憂容)!」

  這簡直太魔幻了，明明是朱元璋不停地用屠刀把陸仲亨逼成了苦瓜臉，可他現在又倒打一耙，而且只憑「整日不太高興」，就下令將陸仲亨處決，因權力而導致的病態，是多麼恐怖!

  和胡惟庸關係密切的陸仲亨難逃厄運，另一個被胡惟庸當成兄弟的平涼侯費聚，當然也不可能倖免。費聚曾在明帝國平定雲南之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胡惟庸案爆發時，他和陸仲亨躲過了；林賢案時，他也僥倖躲過了；但到了李善長案，他就再也無法躲過了。陸仲亨的家奴不但告發了主子陸仲亨，還把費聚也牽扯了進來。費聚和大多數人一樣，大喊冤枉；朱元璋也和處理大多數人時一樣，讓他閉嘴去死。

  費聚被搞得神經錯亂，他問朱元璋：「我為啥要造反啊？」

  朱元璋被問住了。不過，他有超人的記憶力和胡編的本事。他說：「當初咱們和張士誠打仗，你違抗過我一次聖旨，我斥責過你，之後你就懷恨在心，所以要謀反。」

  這回，費聚可就不再神經錯亂，而是精神失常了。這件事太久遠太久遠，費聚早就忘記了，連是不是發生過他都沒印象了。但朱元璋卻還記得，而且張口就來。

  陸仲亨和費聚還不算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南雄侯趙庸。1390年，他和燕王朱棣出塞攻打蒙古人。在取得勝利後，趙庸回南京，迎接他的，不是敲鑼打鼓的儀仗隊，而是朱元璋的特務們。趙庸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歸入了胡惟庸團伙，很快就被處死。趙庸臨死前抱怨說：「老子我如果真是胡惟庸的同黨，那可真能潛伏的，整整潛伏了十年啊。」

  除了上面幾個功臣外，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延安侯唐勝宗也以各種弔詭的藉口，被朱元璋誅殺。

  李善長案在一片血腥中結束了，胡惟庸案在十年的時間裡反覆三次，也終於結束了。不過，朱元璋的「大清洗」還沒有結束。所有人都看出來了：只要這個老屠夫還活著，大清洗就永不可能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