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燦的撫局

  在敘述張獻忠谷城受撫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關情況。

  崇禎七年（1634）正月，因農民軍勢力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朝廷特進延綏總督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討伐之事。沒想到陳奇瑜這位書呆子，在漢中上了張獻忠等的詐降之當，失去了全殲農民軍主力的絕好機會。崇禎帝大怒之下，查辦了陳奇瑜，並重用了洪承疇。

  十二月，洪承疇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督晉、陝、豫、川、楚諸省軍務。洪承疇依靠鎮壓農民軍，由一位小小的道員接連破格升遷，至此而極。崇禎帝全力支持洪承疇，並令他於六個月內必須徹底解決問題。

  沒想到農民軍竟於崇禎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襲鳳陽，一舉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禎帝見洪承疇一人難當重任，便又任命湖廣巡撫盧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並規定盧象升負責東南，洪承疇負責西北，聯手合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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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象升接手東南戰事後，敢打敢拼，竭盡全力，其局面雖不能說占盡優勢，卻至少尚能維持。到崇禎九年（1636）春夏，正當盧象升與洪承疇對農民軍展開東西夾擊，形勢極為有利時，朝廷卻因清兵入侵，不斷抽調中原戰場上的邊兵精銳入衛北京。到九月份，崇禎帝竟下令當時正在鄖西追殺農民軍的盧象升，總督各鎮兵馬對抗清軍。不久，盧象升又被任命為總督，主持宣大、山西軍務，正式離開了中原前線。

  盧象升的調離，是朝廷的重大損失，直接導致了中原戰場的惡化。這一重大人事變動，雖說是首輔溫體仁暗中操縱，但崇禎帝也難辭其咎。

  接替盧象升的是王家楨。

  王家楨，直隸長垣人，天啟年間進士，素喜談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盧象升調赴邊關，王家楨才又被召復出，總督五省軍務，不久又兼河南巡撫。此人少有將才，既無才能，又無魄力，上任後除在河南南陽進剿當地農民軍首領楊四處外，竟然舉兵不知所進，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認為自己的處境比盧象升更難，註定難有起色，於是從一上任開始，便以身體有病為由連上辭呈。崇禎帝先是准他辭去總督之職，專任河南巡撫。不久，他的家兵竟發生了譁變。一方大將，竟連自己的家兵也約束不住，哪裡還談得上剿匪滅賊！崇禎帝一氣之下，將他革職。

  當時的西北，因有洪承疇及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力戰，尚可維持。而原由盧象升主持的東南，自從盧象升調離後，則因將帥無能而顯得困難重重，十分被動。除王家楨外，其餘如鄖陽撫治苗胙土、繼任者陳良訓、總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龜縮在鄖陽、襄陽城中，不敢出戰。他們當時寫的報告，內容大多是匪情。不過偶爾也有妙語，說什麼「大小數十戰，我既未敗，賊勢也未衰」云云。

  在這種局勢下，崇禎帝急於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觀。崇禎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書張鳳翼因清兵入侵損失慘重，不能安於其位，便自請赴邊帶兵禦敵。此舉正合崇禎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張鳳翼之請，同時準備起用新的兵部尚書，即楊嗣昌。

  楊嗣昌，字文弱，萬曆年間進士，湖廣武陵人。崇禎二年（1629），其父楊鶴曾因力主招撫而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赴陝北招撫農民軍，結果大敗而歸，被崇禎帝逮捕嚴辦，差點丟了性命。當時楊嗣昌為救父親，先後三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僅使其父終免一死，而且還多少感動了崇禎帝，對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崇禎五年（1632），楊嗣昌被任命為永平、山海關巡撫。崇禎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不久，因其父楊鶴去世，楊嗣昌卸職回家守制，又再居母喪，一直賦閒在家。

  崇禎帝選中楊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楊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對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樹，具有強烈的責任心。早在陳奇瑜主持剿局時，他就曾屢次上書，獻計獻策，頗得名譽。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外放後（不久即自殺），兵樞要職空缺，而朝中諸臣中也無合適之人，崇禎帝便想到了楊嗣昌。此時正好田貴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稱讚楊嗣昌之才，於是崇禎帝便正式下詔，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崇禎十年（1637）三月，楊嗣昌抵達京城，崇禎帝立即召見，君臣相見甚歡。崇禎帝認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為、能以宏大的氣魄徹底解決多年禍患的能幹之臣，因此他屢屢召見楊嗣昌，商討軍國大計，並予以絕對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楊嗣昌決心一傾其才，竭盡全力為崇禎帝出謀劃策，排憂解難。

  不久，楊嗣昌便向皇帝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計劃，即「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戰略。「四正」，即陝西、河南、湖廣、江北四個地區，此四區被作為正面戰場，由當地巡撫主剿。「六隅」，即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此六地被作為輔助戰場，由該六地巡撫分防協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網」，由總督、總理協調。這一計劃，是朝廷主動出擊的攻勢計劃。楊嗣昌企圖步步圍逼攻剿，把農民軍一網打盡。

  楊嗣昌與洪承疇有明顯不同。洪承疇老於世故，對農民軍能剿則剿，不過分強求，有時甚至是抱著「知其可為而不為之」的態度。楊嗣昌則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講條件，不看主客觀形勢，總以為只手也可力挽狂瀾。不過，他的這種態度，崇禎帝當時實在是太需要了。

  為了貫徹這一計劃，楊嗣昌一方面議兵議餉，一方面物色人選。

  楊嗣昌建議增兵十二萬。其中：鳳陽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陝西三邊總督官兵三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作為追剿之用；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一萬，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

  為了應付新增官兵的軍餉開支，楊嗣昌要求增餉二百六十餘萬兩。戶部尚書程國祥則認為至少需要二百八十餘萬兩。這筆餉銀，崇禎帝當然是拿不出來的，因此楊嗣昌建議按田畝加派。但其具體辦法，卻與盧象升不同。盧象升主張讓地主、富戶承擔重頭，而楊嗣昌卻主張依田畝一體均輸，不計貧富。崇禎帝接受了這一主張，並於崇禎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詔加征剿餉。剿餉之徵，可謂是飲鴆止渴，給本已艱難的窮苦小民加上了重壓，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裡的百姓甚至稱崇禎為「重征」。

  楊嗣昌還竭力推薦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王家楨為總理。他上疏說：

  「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剿殺，須得饒有膽識，臨機應變之才，非現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可！」

  熊文燦何許人也？與他素無交往的楊嗣昌，為什麼卻要如此力薦呢？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籍，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崇禎元年（1628）被任命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撫。在巡撫任內，他成功地招撫了海盜鄭芝龍，得以升任兩廣總督。後又借鄭氏之力，平定了海盜劉香，一時聲譽鵲起。崇禎四年（1631），徐光啟曾向崇禎帝推薦過熊文燦。後來，崇禎帝為了了解熊文燦其人，曾以赴廣西採辦藥材的名義派出一位親信太監，赴廣東密訪。熊文燦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饋送宴請。沒想到他酒後一時失言，竟把自己從兩廣總督這個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一日熊文燦宴請太監。席間太監談到了日益嚴重的中原形勢，連稱無人能為朝廷出力。

  已有幾杯酒下肚的熊文燦，聽到此言，故作姿態，竟拍案而起，大聲罵道：

  「諸臣誤國！要是我去，怎麼也不會弄成這樣！」

  太監見到熊文燦義形於色，正中下懷，便推心置腹地告訴他實情：

  「我此行目的，並不是赴廣西採辦，而是奉旨來專門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這就回去覆命，聖旨很快就會下來，你趕快早作準備。」

  熊文燦沒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連忙補救，舉出「五難四不可」等客觀原因，希望能推辭掉此職。太監聽後笑道，這些事等我見了皇帝後立即幫你請求解決，如果皇帝能不吝答應，你也就不能推託了。

  太監回京後，果然如實匯報，崇禎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燦的念頭。楊嗣昌見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薦熊文燦出任總理。

  崇禎十年（1637）十月，楊嗣昌準備就緒後，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的所謂「三月平賊」的狂妄計劃，經崇禎帝批准後正式下達。

  楊嗣昌的計劃，十分詳細。其主要內容是，以河南、陝西作為主戰場，並徹底切斷陝、豫之間的聯繫，防止兩地義軍合流。具體分工是，陝西巡撫扼守商、洛，鄖陽巡撫扼守鄖陽、襄陽，湖廣巡撫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陸）、黃安（今湖北紅安），安徽巡撫扼守英山、六安，鳳陽巡撫扼守住潁州、亳州（今安徽阜陽、亳縣）。同時，應天巡撫應堵住太湖、潛山一帶，江西巡撫應堵住湖廣之黃梅、廣濟一線，山東巡撫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撫應截住河南陝州（今陝安）、靈寶一線，保定巡撫應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帶。

  各地守住之後，由總理提督邊兵，監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撫率左良垂、陳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陝西的闖王、過天星諸部殺出潼關，則洪承疇應率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等部進入河南作戰。

  楊嗣昌的計劃，首先遭到了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反對。他認為，各邊精銳已經調空，各地民膏也已刮盡，增兵加餉只能是句空話，而且農民軍的主力集中在陝西，因此應先集中力量解決陝西的問題，只要陝西一定，各地的農民軍自然就會平定。

  孫傳庭的看法，代表了陝西將領的立場。洪承疇、孫傳庭等秦將，與楊嗣昌是有矛盾的。不過，他們也明顯感到了楊嗣昌的壓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紛紛指責洪承疇有意縱寇入川後，洪承疇更是日子難熬，惟有竭盡全力，加緊拼殺。至崇禎十一年（1638），洪承疇、孫傳庭基本擊潰了李自成部，總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疇在川、陝拼殺時，熊文燦也想竭力做出點成績。不過，熊文燦本錢不足，無法像洪、孫那樣風光，無奈之下，他又施出了舊法，最終釀成了大禍。

  熊文燦走馬上任後，請求以左良玉部六千為親兵，另外招募了兩千粵人和精通火器的「烏蠻」作為自衛。十月，熊文燦到安慶。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願受其節制，便縱兵與熊文燦的衛兵發生衝突。熊文燦只得把那些粵兵和烏蠻兵遣開，而左良玉也不受其節制。無兵可調的熊文燦，只得再請調邊兵。朝廷便把馮舉、苗有才部約五千人撥給熊文燦。

  熊文燦自江北進擊湖廣後，便在通衢大道上張貼招降告示，勸張獻忠、劉國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燦到達了廣濟（今湖北蘄春東南、黃梅之西）後，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馮舉、苗有才的五千之兵，人少勢弱，請求增調邊兵，另一方面又說什麼蘄春、黃梅一帶，農民軍在此活動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雞鶩，食有稻糧，沿江一帶物產豐富，所以招來了農民軍。他竟然建議，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堅壁清野，使農民軍得不到給養，則肯定不戰而退。

  崇禎帝閱後大怒，連斥熊文燦是在「玩寇」。楊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為熊文燦辯解，並增調了真、保、山西之兵三千人給他。

  熊文燦此舉，雖遭否決，但從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企圖。

  熊文燦確實想用招降的辦法來不戰而勝。在他看來，武力解決困難重重，不如走偏鋒，用招安之法瓦解農民軍，說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這方面的經驗。早在崇禎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盜鄭芝龍，立了大功。崇禎七年（1634），熊文燦曾試圖招撫海盜劉香，沒有成功，還受了處分。不過，熊文燦並未因此而放棄此道。到了湖廣，他便又想再試此法。

  據說熊文燦赴任時，曾專程上了趟廬山，去拜謁熟識的僧人空隱。空隱見他就說：「公誤矣！」熊文燦急忙令人退避，詢問原因。空隱說：「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意思是說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滅農民軍。熊文燦連說不能。空隱又問他：「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意思是問手下是否有獨當一面的大將。熊文燦對此也無把握。空隱一針見血地指出，兵將既不足於剿滅農民軍，而皇帝卻僅以空名把你推到這樣的位置，一旦失敗，則必誅無疑。熊文燦聽後，呆立良久，然後冒出一句：「撫之如何？」空隱答道：

  「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隱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燦的命運，並警告他流寇不同於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對重重困難，熊文燦仍決意以撫代剿。

  崇禎十年（1637）年底，熊文燦即派生員盧鼎進入張獻忠、劉國能營內招降。張獻忠一面表示願意接受招安，一面卻猶豫不決，把隊伍經安陸移到承天（今湖北鍾祥）、襄陽地區。

  春節前後，太監劉元斌在十天之內，連續兩次向朝廷上疏，報告張獻忠願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張獻忠部移駐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將闖塌天的部隊趕走，並發布告示，說什麼「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今欲釋甲歸朝，並不傷害百姓」。同時，拘集當地紳士為他具結擔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撫。

  就在張獻忠積極準備接受招撫時，闖塌天劉國能卻先行了一步。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劉國能在湖廣隨州（今湖北隨縣）正式向朝廷投降。

  劉國能是與張獻忠、李自成同時造反的，而且此時的實力已與張獻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況與其他首領又多少有點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較富裕，當初捲入造反浪潮，多少帶有點偶然性。數年來，雖轉戰南北，稍具勢力，但畢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談不上建功立業，也不能回鄉安居，與張獻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產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無疑是一條生路，加上他母親也力主投降朝廷，於是便決意立即歸附朝廷。

  劉國能的歸附，令熊文燦喜出望外。熊文燦立即為他向朝廷乞請赦罪，授予守備職銜，隸屬左良玉指揮。劉國能也是知恩圖報，竭盡全力為朝廷服務，終於在崇禎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為副總兵。

  劉國能的投降，對湖廣的局勢產生了很大影響。劉國能當時有部眾五六萬人，是農民軍的主力。劉國能一降，朝廷頓失重負，官軍不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擊其他的農民軍，局勢因此大變。

  四月，張獻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撫。

  劉國能一降，張獻忠明顯感到了壓力，加緊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燦貪財這一信息後，便派孫可望拿著兩塊一尺多長的碧玉和兩枚直徑逾寸的珍珠獻給熊文燦。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燦立即上書朝廷，建議招撫張獻忠，並派張大經為其監軍。

  張獻忠是位老謀深算之人，深知受撫僅是權宜之計，不論是真降還是假降，保存實力最為緊要。於是，他利用熊文燦等人急於招撫的心理，輔之以行賄等手段，與朝廷討價還價。

  他堅決不遣散部眾，更不願交出兵權。在乞撫之時，他不說「解散歸農」，而是稱帶兵萬名「剿賊自贖」。當熊文燦要調他四千兵馬時，他卻又以「安集未定」為藉口，不肯奉命。

  當時並不是沒有人看出其中的問題。兵部尚書楊嗣昌就很擔心張獻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養虎貽患，所以他主張要張獻忠先襲殺李自成或老回回（馬守應）後，方許招撫，否則就應藉此機會「厲兵剿殺」。不過崇禎帝卻在太監劉元斌和總理熊文燦的影響下，惟恐剿之不勝，錯過了招撫的機會。於是崇禎帝便當面駁斥楊嗣昌道：

  「豈有他來投降，便說一味剿殺之理？」

  皇帝的話自然是一錘定音，沒有人敢再噦嗦。

  三月二十五日，鄖陽巡撫戴東旻造報了招獻忠部的花名冊，其中解散歸農的約一萬八千人，精兵約一萬一千人。

  張獻忠就撫後，把大營安扎在谷城外十餘里的白沙洲，造屋買地，定居下來，並派兵監視谷城。

  對這種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員表示擔心。有人主張把張獻忠部調至前線作戰，也有人主張予以徹底遣散，以免後患。最後還是崇禎帝發了話，說張獻忠在谷城「造房種田，正是招撫的好處，又要遣散往哪裡去」。

  有了這句話，張獻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腳了。張獻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賄賂，以求支持。對熊文燦等地方大員，更是大獻媚心。他向巡撫林銘球行跪見禮，求封總兵職務，但又不到駐地襄陽駐防。兵餉不足，他就自立關梁徵稅，並抄沒豪紳大戶家產。張獻忠顯然想通過招撫成為一方霸主，並不是像劉國能那樣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這種局面，真不知是自身無能、腐敗，還是張獻忠神通廣大！

  對張獻忠的所謂成功招撫，大大鼓勵了熊文燦等主撫官員。熊文燦積極派人去招撫曹操（羅汝才）、老回回（馬守應）、射塌天（李萬慶）、革里眼（賀一龍）等，其手法也相當妥協、軟弱，以致於當時不少人譏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賊」。

  至崇禎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戰火又起，雙方互有勝負。

  但是，隨著李自成在陝西戰敗的消息不斷傳來，湖北、河南的農民軍首領開始動搖。

  十一月，羅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過天星、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等首領，從均州（今湖北均縣）上了武當山太和宮，向太監李繼政投降。李繼政移文熊文燦，熊文燦立刻派人招羅汝才等至襄陽，大宴於官署，並奏授羅汝才為游擊，分駐其眾於上津、房縣、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羅汝才不肯受官領糧，願為山農耕稼過活，並暗中與張獻忠來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順義王就已在河南信陽投降。不久，射塌天李萬慶也在河南投降。

  一時之間，農民軍投降之風盛行。即使沒有投降的，像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劉希堯、藺養成等（即革左五營），也由於勢單力孤而進入低潮。陝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徹底擊敗，不成氣候。十年以來一直困擾朝廷的內亂，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實，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內亂並沒有徹底解決，只不過是暫處低潮。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時機成熟，那些暫時歸順朝廷的首領必將捲土重來，再樹大旗。後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為了照顧到整體性，這裡必須先敘述一下清軍方面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