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降

  長山、大凌河之敗，使孫承宗的神話破滅。朝廷中的不滿和攻擊，猶如急風驟雨般向孫承宗和丘禾嘉壓來。

  在許多朝廷官員看來，朝廷剛與後金開始接觸議和，兵火才息，而孫承宗、丘禾嘉卻要惹是生非，去修築什麼大凌河城，惹惱了皇太極，遂造成了長山、大凌河慘敗。

  作為前線的最高指揮官督師，孫承宗自然應對長山、大凌河的失敗負一定責任。但所謂「築城起隙」之類的邏輯，孫承宗自然難以接受，心裡很不是滋味。同時，他更看出了溫體仁之輩的險惡，也體會到了在猜忌多疑的崇禎帝手下做事的難處。因此，在長山慘敗後，他便以年老為由，多次上疏，要求致仕。

  崇禎四年（1631）十一月，崇禎帝批准孫承宗致仕，令驛站車馬送其回高陽原籍。不久，因言官追論孫承宗「喪師辱國」之罪，崇禎帝下令奪其官職閒居，並剝奪寧遠世蔭。到清兵後來進攻高陽時，年近古稀的孫承宗尚率家人拒守。城破後，孫承宗望闕叩頭，上吊自殺，為大明朝盡了忠節。

  當時已調任南京太僕寺卿的原遼陽巡撫丘禾嘉，也被追論。丘禾嘉以病為由辭職。

  在孫承宗辭職後不到一個月，即此年閏十一月，山東便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登州游擊孔有德等將領發動叛亂。

  這批將領，原都是毛文龍的部將。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後，其舊部由副將陳繼盛統轄。但不久，參將劉興治在皮島發動叛亂，殺陳繼盛等十餘人。總兵黃龍隨即赴皮島鎮壓，皮島亂兵一鬨而散。

  孔有德、耿仲明原籍山東，礦徒出身，曾是遼東海盜，後投毛文龍，與尚可喜一起，被稱為「山東三礦徒」，是毛文龍手下的骨幹將領。孔、耿因不服黃龍統轄，便叛離皮島，率部來投登萊巡撫孫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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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州（今山東蓬萊）是當時山東半島上的重要軍事要塞之一。在天啟初，為了協調對後金的作戰，在山東設登州、萊州（今山東掖縣）巡撫，援助遼東前線。當時任登萊巡撫的是孫元化，嘉定人，舉人出身，被任命之前曾任寧前道兵備副使。

  就是這位孫元化，竟接收了皮島的叛將孔有德、耿仲明，並委以重任。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當時，登州要塞正有一位名叫特謝拉·科雷亞的葡萄牙人率領一些葡籍士兵，幫助明軍試鑄歐式大炮，並獲成功。

  大凌河被圍後，同屬孫承宗指揮的登萊巡撫孫元化，急令游擊孔有德趕赴前線增援。孔有德奉命北上，抵達吳橋時，因遇雨雪，部隊給養供不上，士兵開始搶劫。在另一位與孔有德有相同經歷的毛文龍舊部李九成的煽動之下，孔有德正式叛亂，隨即殺回山東半島。

  孔有德還兵大掠，先後攻陷陵縣（今陵縣）、臨邑（今臨邑）、商河（今商河），接著又殺入齊東，包圍德平，不久又舍德平而去，攻陷青城、新城，向半島殺去。

  山東巡撫余大成、登萊巡撫孫元化聞變，非常緊張，立即派兵來魯北應變。當時，余、孫兩人都不願把事情鬧大，力主安撫孔有德，並令沿途州縣，不得出兵邀擊，以免激化矛盾。孔有德將計就計，假裝投降，迷惑孫元化，而實際上卻率兵直趨登州。由於沿途州縣不敢出兵攔截，讓出通道，孔有德便順利殺到登州城下。

  孫元化急令部將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總兵官張可大也發南兵抗擊。兩路成合擊之勢。張燾進兵稍勝，卻下令退兵，張可大失去策應，被孔有德殺得大敗。形勢陡然緊張起來了。

  張燾的兵卒，多是遼東籍，與孔有德部關係不錯。他們見此情形，紛紛投入孔有德的叛軍行列。孔有德便令這些降卒再混入登州城中，作為內應。而孫元化不察敵情，不聽勸告，同意這些早已從叛的散卒進城。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及都司陳光福等，立即策應，舉火開門，讓叛軍從東門攻入登州城，登州便告失陷。此時是崇禎五年（1632）正月。

  孫元化是南直隸嘉定人，山東巡撫余大成是南直隸江寧人，總兵官張可大是南京羽林衛軍籍。這三位南直隸人，在這場兵變中，根本不是山東、遼東人的對手，被孔有德等騙得團團轉。

  登州淪陷後，孫元化自殺未成，與同城命官一起被俘。只有總兵張可大在斬殺其妾陳氏後，在其官署上吊自殺。

  孔有德令孫元化致書余大成，要求和談。余大成見事已鬧大，便上疏朝廷。崇禎大怒，撤掉了余大成、孫元化兩人之職。孔有德見孫元化已無利用價值，念其舊日收留之情，放其出城，放了他一馬。可是崇禎帝卻不會放過他。他與余大成兩人被逮到京師，最後余大成被充軍，孫元化竟被斬首棄市。

  孫元化是當時朝廷中少數幾個接受西方先進技術的高級官員之一，與徐光啟關係密切。徐光啟、周延儒等曾上書營救，但終未成功。崇禎皇帝這一刀，不僅砍掉了一個巡撫，同時也砍掉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科學家式的高級官員。本來，登州是一個應用先進西方技術的基地，但隨著孫元化的被殺，及其葡萄牙籍炮隊的毀滅（孔有德進城後，特謝拉·科雷亞及其炮手僅有三人倖免於難）。這個先進的技術基地也就被輕而易舉地毀掉了。更嚴重的是，許多已學會這些技術的原登州官兵，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在內，不久後投到了皇太極手下，反過來攻打大明。

  可惜崇禎帝不知道孫元化的價值！在人人知道徐光啟是大科學家的今天，又有幾人能知道孫元化呢？

  孔有德占據登州後，推李九成為首領，自己居第二位，耿仲明居第三。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將領，如李應元（李九成之子）、陳有時、毛承祿、陳光福等。他們有的來自直隸海灣中的島嶼，有的來自旅順。這批海盜、邊民、礦徒出身的職業軍人，在登州儼然建立起自己的「王國」。他們刻印建官，招徠海盜流寇，四出焚掠，弄得山東半島以致遼東前線都人心不定。

  崇禎帝重新任命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為登萊巡撫。按照原先的安排，謝璉駐萊州指揮，徐從治則駐青州負責供應糧草。而徐從治卻覺得自己駐紮在青州不足鎮撫萊州人心，便主動要求移鎮萊州。沒想到他一去萊州，就被孔有德圍在裡面達數月之久，最後連命也送在這裡。

  當時孔有德的部隊已先破黃縣（今黃縣）、平度（今平度）兩城，然後增兵攻打萊州。徐從治、謝璉兩位巡撫，與總兵楊御蕃分頭固守城池，拼死抵抗，形勢十分危急。麗外圍的各路援兵都駐紮在昌邑，由於山東巡撫徐從治被圍在萊州城內，援軍無人督察，諸將觀望，誰也不肯拼死馳援萊州。

  開始時，那位膽大的徐從治還敢出城偷襲叛軍，且稍有斬獲。但兵部尚書熊明遇認為此事尚有招撫的餘地，便派主事張國臣去山東處理招撫之事，並要求徐從治不要輕易出兵，破壞撫局。徐從治當然不干，先後三次上疏朝廷，力主撫局無望，應以武力解決。朝廷認為，兩撫臣都被困在萊州，應增設總督來山東前線，決定撫戰。

  侍郎劉宇烈於是被任命為總督，赴山東統轄騎、步兵二萬五千人，平定孔有德之亂。但劉總督本無籌略，赴山東後除整天派人去招撫外，不進行任何軍事行動，以免動而取咎。孔有德便故伎重演，說是要降，暗中卻把孫元化鑄造的大炮調到萊州城下，架起猛轟，打死了山東巡撫徐從治。萊州城危在旦夕。

  兩個月後，孔有德在朝廷的軍事壓力下，突然又向登萊巡撫謝璉提出投降，並約定降期，請萊州城中的文武官員出城開讀。已被困在城中六個月的登萊巡撫謝璉，在不得已之下，決定冒險，便與知府朱萬年出城受降。但當兵出身的總兵楊御蕃堅決不去，大概是因為他深知這些叛兵的品性。叛兵見到謝璉等人，連跪帶哭，態度誠懇，並擁之而去。謝璉剛被帶走，叛兵隨即攻城。他們把知府朱萬年押到陣前，要他呼喊勸降。朱萬年大聲喊道：

  「吾死矣。汝等宜固守！」

  城上的楊御蕃一看形勢危急，下令開炮，殺傷叛軍不少。而那位朱知府也在自己人的炮火下喪生。

  楊御蕃的幾炮，總算保住了萊州暫時不失。

  消息傳到朝廷，輿論大嘩，舉朝痛憤。於是總督劉宇烈被下了詔獄，兵部尚書熊明遇被撤職。朝廷上下沒有一人再敢提撫議。

  此年七月，崇禎帝決定不設總督、登萊巡撫之職，而提拔參政朱大典（浙江金華人）任山東巡撫，督各路兵馬數萬平叛。並從遼東調勁旅約五千人關參戰。後來名聞天下的吳三桂（總兵吳襄之子）當時就在這支隊伍中。

  朱大典至德州後，派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斬殺叛將陳有時。大軍推至昌邑時，總兵金國奇、參將祖寬為前鋒，與孔有德大戰於沙河，大敗孔有德。援軍乘勝追擊，直至萊州城下，迫使圍困萊州城的叛兵解圍而去。

  萊州城中的守軍，開始堅決不相信援軍已打到城下，解了萊州之圍。因此，當援軍向萊州城靠近時，吃盡了孔有德苦頭的守城兵民，還以為這又是孔有德玩的花招，立即開炮轟擊，城上城下相持不下。最後還是監餉太監高起，派了幾位手下的小太監入城，陳說前因後果後，城中守軍才開城迎接。當時大概也只剩下太監還沒有假冒，所以太監入城，還能取信於人。

  幾日之後，總兵金國奇等繼續進兵，與叛軍再戰於黃縣，斬殺敵軍上萬人，俘獲近千人，逃散及墜海者無數。此次大勝，扭轉了山東半島上的局勢。

  朱大典督兵以來，全仗遼東調來的五千精兵，衝鋒陷陣。像金國奇、靳國臣、祖寬及吳三桂等遼籍將領，個個能征善戰。用這些遼將遼兵，來攻殺孔有德手下的山東、遼東兵將，這步棋算是走對了。

  在黃縣大勝之後，官兵接著向叛軍的堡壘登州城進攻。登州城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大城之北，還有水城與大城相連。只要打開水城門，城中之敵就可以泛海而走遼東。因此，朝廷之兵久攻不下。說起來，登州城築得如此堅固、科學，還是孫元化的功勞。沒想到他的心血，沒有在對金作戰中被用上，反而為孔有德所利用，給朝廷出了個難題。

  好在叛軍過分自信，竟敢出城挑戰。叛軍首領李九成率兵掠陣，沒想到被官軍斬殺。這樣一來，原先的五位叛軍首領，已有陳有時、李九成被殺，僅存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毛文龍之子）三人。叛軍氣勢大受影響。

  當祖寬等奪取水城門外的護牆，登州通海之路有被切斷的危險時，孔有德感到緊張了。他用海船載著子女財帛，率先撤出登州，泛海而去，耿仲明等也隨之而去。主帥一走，剩下守城的兵士便沒有鬥志了。

  游擊劉良佐派人潛入永福寺中，挖坑道至城牆之下，放置炸藥，炸塌了城牆。官兵從缺口一擁而入，打進登州城中。殘敵退守城北丹崖山上的蓬萊閣，負隅抵抗。或許是因為朱大典這位文人出身的統帥，愛惜這座建於北宋英宗治平年間的文物名勝，所以心存善念，沒有動武，而是用了勸降之法。千餘殘敵無奈之下，下山投降，但仍有許多人不願投降，或跳海，或上吊。

  此時，已是崇禎六年（1633）的二月了。孔有德山東之叛，自崇禎四年（1631）閏十一月起，一直打到崇禎六年（1633）的二月，前後達十六個月之久。叛軍人數從開始時的千餘人，越打越多，最終竟有數萬之眾。由此可見當時朝廷的應變能力是何等之差！

  朝廷的武將士卒，在與外族後金作戰時，總是敗多勝少；在與陝西、山西的叛民作戰時，同樣也是敗多勝少。但令人不解的是，當這些為朝廷效力時似乎算不上是精兵強將的官軍，一旦叛亂或投敵後，卻都不差不弱。將還是原來的將，兵還是原來的兵，為什麼在為大明朝打仗時這麼差，而反過來打大明朝時卻又變得那麼強呢？！

  不知崇禎帝和他的那班朝廷官員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山東的勝利，實在是太重要了。崇禎帝即位後，仗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大，卻也是越打越輸，越打越糟。這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打敗了崇禎帝起初可能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而且原先也是朝廷軍官的游擊孔有德，在當時也算是大功一件，可慶可賀。

  於是，朱大典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世襲錦衣衛百戶。其他參戰將領，也是賞賜有差。那位追著孔有德、耿仲明泛海而逃，卻因慢了一步而被總兵官黃龍邀擊俘獲的毛承祿，被押到了北京。朝廷為此還搞了個獻俘儀式，最後把他寸磔而死。

  其實，崇禎皇帝和他的官員們，大可不必如此興高采烈。因為就在崇禎帝忙於鎮壓山東叛亂和陝西、山西之亂時，皇太極卻在瀋陽休養生息了年多，正準備著新的行動。而孔有德、耿仲明的來投，令他大喜過望。

  於是，皇太極開始了新的一輪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