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多張面孔

  大明朝歷經正德、嘉靖和隆慶三朝而至萬曆，近七十年的風風雨雨，已使它千瘡百孔，根基不穩了。當時的明帝國，已到了非徹底整治不可的緊要關頭。開國之君朱元璋留下來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來越不能適應現實需要。兩百多年前朱元璋的統治政策，是依據帝國當時的實際情形制定的。這位從鳳陽農村殺出來的半文盲皇帝，做夢也想不到兩百多年後帝國的具體狀況，這事實上也不能歸咎於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國之策仍必須被奉為金科玉律，在帝國推行。儘管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朝廷也做過些修修補補，但「祖宗之法」的大義宏旨，無法也無人敢去從根本上觸動。這種制度與現實的嚴重脫節，導致了一系列問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危機，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這種局面，對於萬曆帝這個不滿十歲的小皇帝來說，自然無能為力。幸好有首輔張居正能承擔輔佐幼主的重任。他在兩位實權人物萬曆生母慈聖太后和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了局面，使帝國在萬曆初期一度呈現出中興的勢頭。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是明代後期最有作為也是最有爭議的權臣。他屬於那種有出眾才能並且能通過政治手腕去施展才能的傑出文官。他的從政經歷，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請記住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進士的張居正，熬到隆慶元年（1567）二月，終於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入閣，並在同年的四月晉升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之初，張居正本是一般的大學士，但他很快就利用上層矛盾，踢開了絆腳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他首先支持另一位大學士高拱，趕走了資深的首輔徐階，讓高拱取而代之，自己則伺機而待。隆慶帝死後，張居正終於抓住機會，利用高拱一個言辭不當的失誤，把高拱趕回了老家，自己登上了首輔的寶座。在這一過程中，太監馮保主持的司禮監起了關鍵作用。作為大學士的張居正，去結納一個太監，即使在當時也算不上什麼光彩的事，但張居正毫不猶豫地去做了。因為他深知馮保與萬曆帝、慈聖太后朝夕相處，在宮內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這一點上，張居正要比其對手高拱精明得多。這也是張居正做事的一貫風格。

  張居正的官職是內閣首輔。內閣是明代才開始設立的一種機構。明初丞相一職被廢除後，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權力機構，承擔了大量繁雜的行政事務。事實上，任何一個皇帝，無論他有多麼英明能幹、精力過人，大概都無法做到事必躬親，而必須依靠一個秘書機構來做先期處理，分擔壓力。內閣的出現，正是迎合了這種需求。

  既然是皇帝的秘書機構，那麼，內閣的權力就很值得玩味。在某些時候，如皇帝年富力強精明能幹時，內閣就可能僅僅是一個處理公文至多也只是提出初步意見的秘書班子。但假如皇帝不具備上述的條件時，內閣就很有可能變成實際上的權力機構，而領導內閣的首輔也就很有可能成為帝國的真正統治者了。

  張居正就是這樣一位利用各種條件使自己擁有實權的首輔。在萬曆朝最初的十年中，張居正在慈聖太后、馮保的有力支持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治和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到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時，帝國的局面已有了明顯的改觀。如張居正經過數年的努力，給萬曆帝留下了一筆數目不小的財政積余，南北兩京及一些省份，都有相當數量的存銀。這相對於隆慶朝時的財政而言，簡直可以說是奇蹟。張居正的理財能力，確實令人嘆服！也正是有了這筆積累，萬曆皇帝親政後尚能支撐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經得起一番折騰。

  不過，張居正的做法，在當時就有不少人看不過去。現在看來，張居正之所以要這樣做，除個人利益之外，也實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觀原因。

  張居正交結馮保，並通過馮保影響慈聖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議。其實，張居正此舉也是傳統做法。張居正的所作所為，必須借皇帝的名義進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時的皇帝，還僅是個孩子，事實上並不具備親政的能力。因此，張居正自然要交結內廷，取得支持，而同時也希望通過嚴格的教育，來引導小皇帝能走正路。儘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擁有至高無上的至尊地位，但張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個孩子，只有嚴加督導才能成為明君。前任首輔高拱曾說當時的萬曆帝，是「十歲幼童何能盡理天下事？」真可謂是一語中的。雖然張居正就是用這句話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里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實情。他後來對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嚴，其「不敬」的程度遠遠要超過高拱的那句話，以致萬曆帝只要聽說「張先生來了」，就打心眼裡感到害怕。當然，張居正在死後也為他的做法付出了慘重代價。

  張居正在任用親信、打擊異己、獨攬大權方面的做法，也招致許多攻擊。他在統治期間，大量安插自己的親信，不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幹將，如吏部尚書張瀚、王國光，都御史陳玠等等，絕對聽命於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軍隊等部門也安插親信，執行旨意，控制地方。張居正要這樣做，原因自然複雜，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國體制方面的原因。因為張居正雖位尊首輔，但實際上卻不能對現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沒有立法權。不僅如此，即使在具體行政事務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見通知下面的親信，再由這些親信用公文的形式上達，然後張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態，提出處理意見，並用皇帝的名義向下面推行。以張居正為中心的這套非正式的網絡，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機構所難以相比的。

  因此，從體制的角度來看，張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質上與後來的魏忠賢並無二致。他在內依憑皇帝的信任和權威，在外則廣植親信，自成體系，以避開行政系統的低效率及其干擾。這也是明代權臣首選的政治手法。至於對朝廷的影響，則要看具體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這並不是要替張居正說什麼辯護詞。事實上，張居正也確實做了不少傳統權臣難免要做的事。他的兩個兒子竟先後考中了進士，入了翰林院，別人則自然要起疑心，懷疑張居正是否做了手腳。張居正在其父親去世後，儘管再三要求「丁憂」回鄉，但最後還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奪情」留京，帶孝理政。但在許多人看來，張居正是貪戀權位，不遵孝道。張居正回家省親時，竟用了三十二人的大轎。儘管這是皇帝特許的，但不少人仍堅持認為，這種行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嚴重的是，張居正在家鄉的財產急劇增長，而僅靠他每年數百兩白銀的俸祿，是絕無可能做到的，這樣也就難免別人有進一步的聯想了。到張居正一死，這些都成為他罪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