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被趕出了家

  我們走了大約半英里，我的小手帕就濕透了，這時車夫突然停下了車。

  我向車外張望，想弄清停車的原因，結果驚奇地看到佩戈蒂從樹籬後衝出來，爬上了車。她一把抱住我，將我的臉緊緊壓在胸衣上，擠得我鼻子生疼。但我當時並沒意識到，後來才發現鼻子一碰就痛。佩戈蒂一個字都沒說。她鬆開一條胳膊，伸進口袋裡，一直伸到胳膊肘，取出幾紙袋蛋糕，塞進我口袋，又掏出一個錢包，放在我手裡。但她依然一言不發，只是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緊緊地抱了我一下，便下車跑開了。我現在認為，而且一直都認為，她當時長裙上的扣子一個都沒剩下。我從滾來滾去的扣子裡撿起一個，作為紀念品珍藏了很久。

  車夫看著我，好像在問，佩戈蒂會不會回來。我搖了搖頭，說我覺得她不會回來了。「那就走吧。」車夫對那匹懶馬說，於是馬就邁開了步。

  這時候，我已經哭幹了眼淚，開始覺得再哭也沒用了。何況，在我的記憶中，無論是羅德里克·蘭登，還是英國皇家海軍的那位艦長，誰都沒有在艱難情況下哭過。車夫見我決心不哭了，就建議我把小手帕鋪在馬背上晾乾。我向他道謝，採納了他的建議。在寬大的馬背上，我的手帕顯得特別小。

  我現在有空好好看看那個錢包了。那是個硬皮錢包，帶摁扣，裡面裝著三先令亮閃閃的銀幣。佩戈蒂顯然用白粉擦過銀幣，好讓我更高興。但裡面最寶貴的物品，是用紙包起來的兩枚半克朗銀幣，紙上有母親寫的字：「給大衛。永遠愛你。」我一看這個，又忍不住哭了起來。我請車夫行行好，把小手帕遞給我，但他說他覺得我最好別用手帕了，我想這話也對，就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不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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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實沒有再放聲大哭，只是由於先前太激動，仍然不免偶爾劇烈抽噎兩下。我們慢騰騰走了一會兒，我問車夫，他是不是要將我一直送到頭。

  「一直送到哪兒？」車夫問。

  「那兒。」我說。

  「那兒是哪兒？」車夫問。

  「倫敦附近啊！」我說。

  「唉，這匹馬呀，」車夫抖了抖韁繩，表明他指的就是這傢伙，「走不到一半，就會累成一堆死肉的。」

  「那你就只送我到雅茅斯嗎？」我問。

  「差不多，」車夫說，「到那兒之後，我會把你送去驛站，那裡的馬車會把你送到—不管什麼地方。」

  對這位車夫（他叫巴吉斯先生）來說，這些話算很多的了—我在前一章提過，他性情冷淡遲鈍，不善言談—我給了他一塊蛋糕作為酬謝。他一口就吞了下去，跟大象一般無二。他那張大臉上毫無表情，也同大象吃東西時一樣。

  「這是她做的嗎？」巴吉斯先生說。他總是無精打采地前傾著身子，腳踩踏板，兩隻胳膊放在膝蓋上。

  「你說的是佩戈蒂嗎，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說，「是她。」

  「沒錯。我們家所有的點心都是她做的，飯菜也都是她做的。」

  「是嗎？」巴吉斯先生說。

  他噘起嘴，像要吹口哨，但沒有吹。他坐在那兒盯著馬耳朵，仿佛在那上面發現了什麼新鮮玩意兒。他就這樣坐了好一陣子，最後開口道：

  「我想，她沒有心上人吧？」

  「你是說杏仁嗎，巴吉斯先生？」我以為他想吃點兒別的東西，還專門指出那是什麼。

  「心上人，」巴吉斯先生說，「我說的是心上人。沒人跟她相好吧？」

  「跟佩戈蒂相好？」

  「啊！」他說，「是她。」

  「噢，沒有。她從來沒有心上人。」

  「是嗎？」巴吉斯先生說。

  他又噘起嘴，像要吹口哨，但還是沒有吹，只是坐在那兒盯著馬耳朵。

  「你說，」巴吉斯先生沉思了好久才開口，「你家所有的蘋果派都是她做的，飯菜也都是她做的，對不對？」

  我回答說確實如此。

  「嗯，你聽我說，」巴吉斯先生道，「你應該會給她寫信吧？」

  「我當然會給她寫信。」我答道。

  「啊！」他說，把目光慢慢轉向我，「是這樣！你給她寫信的時候，請記著告訴她，巴吉斯願意，行不行？」

  「巴吉斯願意。」我天真地重複道，「就這麼一句話？」

  「不—不錯。」他想了想，說，「不—不錯。巴吉斯願意。」

  「可是，明天你就又回到布蘭德斯通了啊，巴吉斯先生。」我說。想到那時我已遠離家鄉，我不禁有點結巴。「你自己告訴她，不是更好嗎？」

  不過，他把頭一甩，拒絕了我的建議，然後再次確認了剛才的要求，鄭重其事地說：「巴吉斯願意，就這麼一句話。」我當即答應替他轉達。當天下午，我在雅茅斯的旅店裡等候驛車的時候，找來了紙和墨水台，給佩戈蒂寫了一封短箋，內容如下：「親愛的佩戈蒂，我已平安到達這裡。巴吉斯願意。問我媽媽好。你親愛的大衛。又及：他說他特別想讓你知道—巴吉斯願意。」

  我答應巴吉斯先生的委託後，他就陷入了沉默。我被最近這些事折騰得筋疲力盡，躺到車上的一個大口袋上睡著了。我睡得很香，一覺醒來，已經到了雅茅斯。車停進旅店院子。我對這裡的一切完全陌生。我原本暗自希望在這裡見到佩戈蒂先生家的什麼人，甚至是小埃米莉，但我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

  驛車停在院子裡，上上下下擦得鋥亮，但還沒有套上馬。看那樣子，根本不像要去倫敦。我一面這樣想，一面思忖我的行李箱究竟要送到哪兒去—巴吉斯先生把車趕進院子裡掉頭的時候，將行李箱放到院子石板路上，靠近驛車車轅—也不知道我究竟要被送到哪裡去。就在這時，一位女士從一扇掛著禽肉和大塊腿肉的凸肚窗里探出頭來，說道：「你就是從布蘭德斯通來的小紳士嗎？」

  「是的，夫人。」我說。

  「你姓什麼？」女士問。

  「科波菲爾，夫人。」我說。

  「那不行，」女士回應道，「沒人在這兒為姓這個的訂過飯。」

  「那默德斯通呢，夫人？」我說。

  「如果你是默德斯通少爺，」女士說，「為什麼一開始報的是另一個姓？」

  我向她說明了其中緣故，她便搖鈴，喊道：「威廉！帶他去餐廳！」話音剛落，院子對面的廚房裡就跑出來一個侍者。見到只是要給我這麼個客人帶路，他似乎頗為驚訝。

  餐廳是個又長又大的房間，裡面掛了幾張大地圖。假如那不是地圖，而是真正的異國他鄉，那我流落其間時的陌生淒涼之感也不會比此刻更強烈。我手拿帽子，在靠門最近的一把椅子的邊角坐下，覺得自己有些失禮。侍者特意為我鋪上桌布，還擺出了一套調味瓶，我想我肯定羞得滿臉通紅。

  他給我端來排骨和素菜，揭開蓋子時十分粗魯，叫我擔心哪裡冒犯了他。不過，他在桌旁給我擺了一把椅子，還和和氣氣地說：「來吧，大高個兒！坐下！」我這才大大地鬆了口氣。

  我道了謝，坐到桌邊。但我想要靈活運用手中的刀叉，或者不把肉汁濺到身上，實在十分困難，因為他就站在桌對面，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每次與他目光相交，臉就紅得嚇人。

  他看我吃到第二塊排骨，便說：「還給你準備了半品脫[1]麥芽啤酒呢。現在想喝嗎？」

  我謝了他，說：「想喝。」他聞言立刻將啤酒從酒壺倒進大玻璃酒杯里，對著亮光舉起來，讓杯中酒顯得很好看。

  「天哪，」他說，「看上去很多呀，對吧？」

  「看起來確實很多。」我微笑著答道。見他那麼高興，我也覺得很開心。他不停眨眼，滿臉粉刺，滿頭豎發，一手叉腰，一手對著亮光舉起酒杯，樣子相當和善。

  他不停眨眼，滿臉粉刺，滿頭豎發，一手叉腰，一手對著亮光舉起酒杯，樣子相當和善。（第66頁）

  「昨天這兒來了一位紳士，」他說，「一位很強壯的紳士，名叫托普索耶—或許你認識他？」

  「不，」我說，「我想我不—」

  「他穿著馬褲，扎著綁腿，戴著寬檐帽，穿著灰外套，繫著斑點領巾。」侍者說。

  「不，」我忸怩地說，「我還沒那種榮幸—」

  「他來到這裡，」侍者說，透過玻璃酒杯望著亮光，「點了一杯這樣的麥芽啤酒—我勸他別要，可他非要—剛喝下去，就倒在地上死掉啦。這種老酒，他根本喝不來。我根本就不應該拿出這種酒來。事情就是這樣。」

  聽了這個悲慘的故事，我大感震驚，於是說，我想我還是喝點水好了。

  「哎呀，你要知道，」侍者說，一隻眼閉著，另一隻眼仍透過玻璃酒杯盯著亮光，「我們這裡的人可不喜歡點了東西又剩下。這會惹他們生氣的。不過，要是你同意，我就替你喝了吧。我喝慣了，喝慣了最重要。我一仰脖子，一口喝下去的話，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的。我可以喝嗎？」

  我回答說，只要他覺得喝下去沒事，那我會非常感激他替我喝掉，否則就千萬別喝。他當真一仰脖子，一口把酒喝下去的時候，我承認我嚇壞了，生怕他遭受和離世的托普索耶先生一樣的命運，倒在地毯上一命嗚呼。但他一點兒事都沒有，看上去反倒愈發神采飛揚。

  「這是什麼呀？」他把叉子伸進我的盤子，問道，「不是排骨吧？」

  「是排骨。」我說。

  「上帝保佑！」他大喊，「我還不知道這是排骨呢。喝了這種啤酒，非得排骨解酒不可！你說我走不走運？」

  於是，他一隻手捏著骨頭拿起一塊排骨，另一隻手抓起一個土豆，津津有味地吃開了。我看他這樣，心中感到無比滿足。吃完這個，他又吃了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然後又吃了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吃完後，他給我端來一份布丁，放在我面前，似乎陷入沉思，出了一會兒神。

  「餡餅味道怎麼樣？」他回過神來說。

  「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驚呼，「哎喲，天哪，還真是布丁！嘿！」他湊近看了看，「這不會是約克郡布丁吧？」

  「沒錯，就是約克郡布丁。」

  「哎呀，約克郡布丁，」說著，他拿起一把湯勺，「可是我最愛吃的布丁呢！你說我走不走運？來吧，小傢伙，看看咱們誰吃得多。」

  當然是侍者吃得多。他反覆懇求我吃快點兒，贏過他。可是，我的茶匙沒法同他的湯勺比，我的速度沒法跟他的速度比，我的食量沒法跟他的食量比，我從第一口開始，就遠遠地落在了後面，簡直望塵莫及。我想，我還從沒見過誰吃布丁吃得像他這麼香。布丁吃光後，他大笑起來，好像還在享受布丁的美味一般。

  我見他這樣友善，這樣平易近人，就趁機向他要來筆墨紙張，給佩戈蒂寫信。他不僅立刻就把東西取來了，而且還在我寫信的時候，好心地站在我身後看我寫。我寫完信，他便問我去哪裡上學。

  我說：「倫敦附近。」我也只知道這一點。

  「噢！天哪！」他萬分沮喪地說，「真叫人難過。」

  「為什麼？」我問他。

  「噢，老天！」他搖著頭說，「他們在那所學校把一個男孩的肋骨弄斷了—兩根肋骨—他還是個小孩子呢。我猜他只有—我想想看—你多大了？」

  我告訴他八歲多，不到九歲。

  「就像你這麼大。」他說，「他們弄斷他第一根肋骨的時候，他八歲零六個月；他們弄斷他第二根肋骨的時候，他八歲零八個月，這要了他的命。」

  聽到如此湊巧之事，我無法向自己或者那位侍者掩飾臉上的不安，於是我問那是怎麼發生的。侍者的回答並沒有令我振作起來，因為他只說了三個可怕的字：「打斷的。」

  就在這時，院子裡響起了驛車的號角聲，轉移了我的注意力。於是我站起身，手上攥著錢包（我將錢包從口袋裡掏了出來），半是驕傲，半是羞怯，猶猶豫豫地問，要不要為什麼東西付錢。

  「有一張信紙，」他答道，「你付過信紙的錢了嗎？」

  我不記得我付過。

  「信紙很貴，」他說，「因為要交稅。三便士一張。咱們這個國家就是啥都要收稅。還有給侍者的小費，此外就沒別的了。墨水不必付錢，算我送的。」

  「你應該—我應該—我得要—請問，我付多少錢給侍者才合適呢？」我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

  「如果我沒有孩子，孩子又沒有出牛痘，」侍者說，「我就不會要你六便士。如果我沒有年老的父母和可愛的妹妹要養活，」說到這裡，侍者非常激動，「那我連一法新[2]都不會要。如果我有一份好差事，如果我在這兒待遇好，我不僅不會收你的錢，還會求你收下我的一點兒什麼呢。可我吃的是剩飯，睡的是煤堆呀。」說到這裡，侍者放聲大哭起來。

  我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覺得要是給他的報酬少於九便士，那簡直就是喪心病狂、鐵石心腸。於是，我從三個亮閃閃的先令中拿了一個給他，他畢恭畢敬地接過去，然後立即用拇指將銀幣彈到空中再接住，檢驗真假。

  有人幫我從車後上了驛車，這時我發現，大家都覺得是我一個人吃光了午餐，不禁感到有點兒尷尬。我之所以會發現這點，是因為我無意間聽到凸肚窗邊的女士對車上的警衛說：「照顧好那個孩子呀，喬治，不然他會脹破肚皮的！」此外，我還看見附近的女僕都出來看著我咯咯直笑，好像我是個「神童」一樣。我那位不幸的侍者朋友已經振作起來，見到這一幕，他似乎並不覺得煩亂，反而跟著別人一起「讚美」我，絲毫不難為情。如果我對他有所懷疑，那麼多半是由這件事引起的。不過，我還是更傾向於認為，即使在當時，出於小孩子單純的輕信，以及對年長者自然的依賴（倘若有孩子過早地喪失這種天性，變得世故圓滑，我會覺得難過），我對他總體上並沒有不太信任的地方。

  我得承認我很難受，因為我蒙受不白之冤，淪為車夫和警衛嘲笑的對象。他們說，驛車後部太沉是我坐在那裡造成的，還說我坐四輪貨車旅行更合適。我大肚皮的故事也傳到坐在車廂外的乘客中間，他們聽了也樂得前仰後合，問我在學校里是不是要交兩份或者三份伙食費，伙食費是給我特別打了折，還是按照普通標準收費，另外還問了些拿我尋開心的問題。但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有機會再吃東西時，我會羞於進食。剛才的晚餐我只吃了兩三口，接下來只能整宿挨餓了—我走得匆忙，把蛋糕落在旅店了。我的擔心果真應驗了。我們停車用夜宵的時候，雖然我很想吃，卻鼓不起勇氣進食，只好坐在火爐旁，說我什麼都不想要。但這並未使我免遭更多的譏諷。一個聲音沙啞、滿臉胡楂的紳士說我就像條大蟒蛇，一頓吃飽能頂半年，可他自己一路上除了拿瓶子喝酒的時候，幾乎都在從盒子裡掏三明治往嘴裡塞。取笑我之後，他又吃了煮牛肉，結果起了一身疹子。

  我們下午三點從雅茅斯出發，預計次日早上八點左右到倫敦。時值仲夏，傍晚天氣宜人。當我們穿過村莊的時候，我便會尋思農舍里是什麼樣子，住在裡面的人在做什麼。當有男孩追上我們，攀到車後，在那裡吊了一小段路的時候，我就會琢磨他們的父親是否在世，他們在家裡幸不幸福。所以說，除了不停地想像我要去的那個地方—我想像中的情形相當可怕—我還有許多事情可想。我記得，我有時候會任由自己思念家人和佩戈蒂，任由自己在混亂和迷茫中努力回想，在我咬默德斯通先生之前，我是什麼心情，是怎樣的孩子。可是，我想來想去都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我咬他的那件事似乎發生在遠古。

  晚上不像傍晚那麼舒服，因為天變涼了。我被放在兩位紳士中間（滿臉胡楂那位和另外一位），以免從車上栽下去，可他倆一睡著，就把我擠得嚴嚴實實，差點兒悶死。有時他們擠得我太厲害，我就忍不住喊道：「噢，拜託！別擠啦！」可他們一點兒都不喜歡我大喊大叫，因為這樣會擾了他們的清夢。我對面是個披著毛皮大斗篷的老太太，渾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在黑暗中更像一堆乾草，而不是一位女士。她帶著一隻籃子，半天都沒找到合適放的地方，後來發現我腿短，便索性塞到我腳下。這下我愈發動彈不得了，還被硌得生疼，難受極了。但只要我稍稍一動，籃子裡的玻璃杯便會碰到別的東西噹噹作響（玻璃碰到東西當然會響），她就會凶神惡煞般用腳捅我一下，說：「喂，別亂動！我敢說你的骨頭還嫩著呢！」

  太陽終於出來了，我的旅伴似乎睡得輕鬆些了。你無法想像他們一整夜睡得多麼辛苦，又是喘氣，又是打鼾，可怕極了。太陽越升越高，他們也越睡越淺，於是漸漸一個個醒來。他們全都假裝壓根兒沒合眼。要是有人說他們睡著過，他們就會一反常態，大發雷霆，反駁這一指控。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對此頗感驚訝。時至今日，我也仍然驚愕不已，因為據我觀察，在人類的所有弱點中，我們普遍最不願承認的弱點（我想不通這是為什麼），竟然毫無例外地是在驛車裡睡過覺。

  遠遠望去，倫敦是個多麼神奇的地方啊！我相信，我喜歡的所有英雄都在那裡一遍遍地反覆上演著冒險傳奇。我模模糊糊地覺得，那裡的美好和罪惡都比世上其他城市更多。當時的那些感受，這裡就不必贅述了。我們漸漸駛入倫敦，按時抵達我們要去的白教堂區的一家旅店。我記不清那家店是叫藍牛還是叫藍豬，只記得是藍什麼，驛車背後就畫著那個藍色的東西。

  警衛下車的時候，目光落到我身上，在售票處門口說：「這個孩子有人接嗎？從薩福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登記的姓是默德斯通，說是暫留在這兒，等人來接。」

  沒人回答。

  「請再用科波菲爾這個姓試試，先生。」我無助地垂下頭道。

  「這個孩子有人接嗎？從薩福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登記的姓是默德斯通，卻自稱姓科波菲爾，說是暫留在這兒，等人來接。」警衛說，「快點兒！有沒有人接啊？」

  沒有。沒人來接。我焦急地向四下張望，可旁人對警衛的話全無反應，只有一個扎著綁腿的獨眼男人建議說，他們最好給我套個銅項圈，把我拴在馬廄里。

  梯子拿來了，我跟著那個像一堆乾草的女士下了車。等她拿走了籃子，我才敢動彈。這時驛車上的乘客都下來了，行李也很快搬走了。此前馬已卸了套，牽走了。現在，連驛車都被幾個車夫推到不擋路的地方去了，可還是沒人來認領這個從薩福克郡布蘭德斯通來的滿身塵土的小伙子。

  我感覺自己比魯濱孫·克魯索還要孤單。他雖然孤單，卻沒人看著他，沒人看見他的孤單。我就這樣孤零零地走進售票處，值班的夥計招呼了我一下，我就來到櫃檯後面，坐在他們稱行李用的磅秤上。我坐在那裡，看著大大小小的包裹、行李和一本本帳簿，聞著馬廄的氣味（從那以後，只要聞到這種氣味，我就會想到那天早晨的情形），一連串極其恐怖的念頭開始湧入我的腦海。假如沒有人來領我，店裡的人會同意我在這裡待多久呢？他們會讓我一直待到把七先令都花光嗎？我晚上是不是要同行李一起躺在木箱裡睡覺，早晨在院子裡的水泵邊洗臉呢？還是說，我每天晚上都會被趕出去，第二天售票處開門了再放我進來，等人來接？假如這並不是什麼差錯，而是默德斯通先生制訂的計劃，好把我甩掉，那我該怎麼辦？即使他們允許我留在這裡，直到花完七先令，我也不能指望挨餓後還能繼續待下去。那樣顯然會給顧客帶來不便和不快，更別提還會連累這家藍什麼的旅店，搞不好還要給我付喪葬費呢。如果我立刻動身走回家，又怎麼找到回家的路呢？我怎麼能指望自己走那麼遠呢？就算我回到家，又怎能保證佩戈蒂之外的人好好對我？就算我找得到最近的有關機構，主動投身軍營，當個大兵或者水手，他們八成也不會接納我，因為我實在太小了。這些想法，還有其他一百個類似的想法，讓我渾身燥熱、頭暈目眩、憂懼驚恐。正當我焦躁到極點的時候，一個人走進來，跟值班夥計耳語了幾句，後者立即把我從磅秤上拽下來，推到那人面前，好像我是一件貨物，已經被稱了重、下了單、交了貨、付了錢一樣。

  和這個新相識手拉手走出售票處時，我偷看了他一眼。那是個年輕人，身材瘦削，皮膚蠟黃，雙頰深陷，下巴同默德斯通先生的一樣黑，但他們的相似處到此為止，因為他的絡腮鬍都剃掉了；他的頭髮毫無光澤，乾巴巴的，褪了色一樣；他身穿一套黑衣服，衣服也是乾巴巴的，褪了色一樣；袖子和褲腿都很短；他還繫著一條不怎麼幹淨的白圍巾。我當時就認為，現在依然認為，那不是他身上唯一的亞麻織物，但他身上顯露出來的，或是讓人看得到的亞麻織物，卻只有這條圍巾[3]。

  「你就是新來的那個學生吧？」他說。

  「是的，先生。」我說。

  我覺得我是，其實我也說不準。

  「我是塞勒姆學校的教師。」他說。

  我連忙鞠了個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面對這樣一位學者和教師，我實在不好意思提及像我的行李箱那樣平凡的物品，以至於走出院子一段路後，我才鼓起勇氣提到它。我謙卑地暗示，那箱子或許今後還用得著，於是我們又返回旅店，他告訴值班夥計，他已吩咐車夫中午來取行李箱。

  「老師，」我們走到先前那麼遠的時候，我說道，「請問學校遠嗎？」

  「離布萊克希思不遠。」他說。

  「那地方遠嗎，先生？」我怯生生地說。

  「不近，」他說，「我們得坐驛車去。大概有六英里呢。」

  我已經虛弱無力，疲憊不堪。一想到還要再苦熬六英里，我實在受不了。我鼓足勇氣告訴他，我已經一整夜沒吃東西了，如果他允許我買點兒吃的，我將感激不盡。他好像對此頗感驚訝—這時，我看見他停下腳步打量我—略作思忖之後，他說他要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我最好買點麵包，或者我愛吃的健康食品，拿到老太太家裡當早餐吃。我們在那兒還能喝些牛奶。

  於是，我們來到一家麵包店，隔著櫥窗向里張望。我提了一系列建議，都被他一一否決，因為那都是不健康食品，吃了會分泌過多膽汁。最後我們決定買一小塊看起來不錯的黑麵包，只花了三便士。然後，我們又在一家雜貨店買了一個雞蛋和一片五花鹹肉。我用第二個亮閃閃的先令付錢，找回來的零錢特別多，讓我覺得倫敦是個物價很低的地方。購入這些食物後，我們繼續前進，在一片鼎沸喧囂中穿行。我本就頭昏腦漲，睏乏不已，現在更被攪成一團不可名狀的亂麻。我們過了一座橋，那無疑就是倫敦橋（其實，我覺得他就是這麼告訴我的，但我當時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一直走到一戶窮苦人家房前。從房子外表和大門上方的石板銘文來看，我斷定這是救濟院的一部分，因為銘文寫著：這些房子是為二十五個窮苦女人修建的。

  塞勒姆學校的教師將一扇小黑門的門閂拔掉。那裡有一排一模一樣的小黑門，每扇門旁都有一個菱形小窗，門上方也有一個菱形小窗。我們走進一位貧窮老太婆的小屋，她正在扇火，要把小燉鍋燒開。一見教師進來，老太婆就不再去拉放在膝上的風箱，說了句什麼，我覺得好像是「我的查理」，但她又看見我也進了屋，就站起身，搓搓手，張皇失措地行了個半屈膝禮。

  「請給這位年輕的紳士做頓早餐，行嗎？」塞勒姆學校的教師說。

  「行嗎？」老太婆說，「當然行啊！」

  「菲比森太太今天怎麼樣？」教師說，朝坐在壁爐邊一把大椅子裡的另一個老太婆望去。那個老太婆里里外外穿了好多層衣服，我至今都為自己沒有把她錯當成一堆衣服坐上去而感到慶幸。

  「啊，她情況不妙。」第一個老太婆說，「今天又犯病了。要是爐火意外熄滅的話，我敢說她也會斷氣，再也活不過來了。」

  他們看著老太婆的時候，我也跟著瞧過去。雖然那天很暖和，她卻似乎只想著烤火。我覺得她連火上的燉鍋都妒忌。我有充分的理由斷定，看著爐火被強行徵用去為我服務，給我煮雞蛋、烤鹹肉，她感到無比憤慨。因為我在驚慌中看見，在烹飪過程中，她有一次趁沒人留意，沖我揮了揮拳頭。陽光從小窗戶射進來，但她和她坐的那把大椅子都背對陽光，把爐火擋在身前，好像在小心翼翼地保持爐火的溫暖，而不是爐火在給她保暖一樣。她注視著爐火，臉上寫滿了懷疑。我的早飯做好了，爐火終於空了出來。這令她無比喜悅，開懷大笑—我得說，她的笑聲非常刺耳。

  我坐下來享用黑麵包、雞蛋、鹹肉，還有一盆牛奶。那頓飯非常可口。我正吃得來勁的時候，第一個老太婆對教師說：「你帶笛子來了沒？」

  「帶了。」他答道。

  「吹一下吧，」那老太婆哄著他說，「快！」

  教師聞言，將手伸進大衣下擺，掏出他那支分為三段的笛子。他將三段擰在一起，立刻吹了起來。經過多年考慮，我對那段演奏的感受依然是：世上不會有人比他吹得更糟了。在我聽過的所有聲音中，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都不如他的笛聲那般可怕。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麼曲調—我懷疑他壓根兒就沒吹什麼曲調—但那聲音還是在我身上起了作用。首先，它讓我想到了我所有的傷心事，不由得淚如雨下；然後，它讓我丟了胃口；最後，它讓我困得要命，連眼睛都睜不開。現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我又不由得合上眼皮，打起了瞌睡。那間小屋和裡面的一切—角落裡敞開的柜子、幾把方背椅子、通往樓上房間的轉角小樓梯，還有擺在壁爐架上的三根孔雀翎子（我記得一進門就想過，如果那隻孔雀知道它的華麗羽毛註定淪落至此，不知會作何感想）—全從我面前漸漸消失了。我又打起瞌睡，沉入了夢鄉。笛聲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驛車行駛的轆轆聲，我又上路了。驛車顛簸了一下，我猛然驚醒，又聽到了笛聲，塞勒姆學校的教師蹺著二郎腿坐在那裡，吹著低沉哀傷的調子，而救濟院的老太婆滿心歡喜地在旁聆聽。接著，老太婆消失了，教師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笛聲沒有了，教師沒有了，塞勒姆學校沒有了，大衛·科波菲爾也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沉睡。

  我想，我夢見教師吹著低沉哀傷的調子的時候，救濟院的老太婆滿懷狂熱的崇拜，一點兒一點兒湊到他身邊，從椅背上俯下身，熱情地使勁摟了一下他的脖子，令他的演奏中斷了片刻。當時—或者緊接著—我進入了半睡半醒狀態。因為，當他又吹起來的時候—他暫停過演奏，這確有其事—我看見並聽見那個老太婆問菲比森太太美不美（她指的是笛聲）。菲比森太太回答說：「是的，是的！很美！」還朝爐火點了點頭。我相信，菲比森太太將演奏的功勞全都算在了爐火頭上。

  我似乎打了一個很長的盹兒。這期間，塞勒姆學校的教師把笛子擰開，分成三段，像先前那樣收好，然後將我帶走了。我們在很近的地方找到了驛車，坐到了車頂的座位。但我實在太困了，中途停車上客的時候，他們把我弄到了車廂里。那兒沒有其他乘客，我睡得很香。醒來的時候，我發現驛車正在一道綠葉繁茂的陡坡上緩緩爬行。不一會兒，車停下來，目的地到了。

  我們—教師和我—走了一小截路，就來到塞勒姆學校。學校圍著一道高高的磚牆，看上去死氣沉沉。牆裡開著一扇門，門上掛的銘牌上寫著「塞勒姆學校」幾個大字。我們拉了拉門鈴，一張陰沉的臉從門柵後面仔細打量了我們一番。開門後，我發現那張臉屬於一個大胖子，他脖子粗短如牛，裝著木頭假腿，額角外突，滿頭短髮。

  「這是新來的學生。」教師說。

  木腿男人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這沒花多少工夫，因為我本來就是個小不點兒—放我們進來，鎖住我們身後的門，拔出鑰匙。我們朝那座茂密昏暗的大樹掩映下的房子走去，那人忽然叫了一聲在前領路的教師：

  「喂！」

  我們回頭一看，只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門口，手裡拿著一雙靴子。

  「給你！梅爾先生，」他說，「補鞋匠在你外出的時候來過了。他說這雙靴子沒法再修補了，還說靴子原本的皮一點兒都不剩了，他不明白你怎麼還指望他修好。」

  說完，他把靴子朝梅爾先生扔過來。梅爾先生向後退了幾步，將靴子撿起來。我們繼續往前走的時候，他還是瞧著那雙靴子（恐怕非常鬱悶）。這時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腳上穿的那雙靴子已經破得不能再穿了，長襪上有個地方也破了，如同綻開的花蕾。

  塞勒姆學校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磚砌建築，兩邊有廂房，外表光禿禿的，沒有任何裝飾。房子周圍一片寂靜，我對梅爾先生說，我想學生們都出去了，但梅爾先生似乎很驚訝，因為我竟然不知道現在正值假期。我們邊往前走，他邊向我解釋：學生們都各自回家了；校長克里克爾先生帶著夫人和小姐去海邊度假了；我在假期被送進學校，是對我所犯罪行的懲罰。

  他把我帶進教室，我呆呆地注視著這裡。我從未見過如此淒涼孤寂的地方。如今，教室中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那是一個長長的房間，擺著三排長課桌、六排長凳，四周牆上釘滿了掛帽子和小黑板用的鉤子。骯髒的地板上，到處都扔著舊習字本和練習本的碎紙片。幾個用這種碎紙片做成的蠶房胡亂地放在課桌上。兩隻被主人拋棄的可憐小白鼠，在一座用紙板和鐵絲做成的腐臭發霉的城堡里上躥下跳，瞪著紅彤彤的眼睛，四處搜尋可吃的東西。一隻鳥兒被關在一個比它只大一丁點兒的籠子裡，在兩英寸[4]高的棲木上跳上跳下，不時可憐巴巴地撲騰兩下翅膀，卻從不婉轉歌唱，也不啁啾鳴叫。房間裡散發著一種很不衛生的怪味，像發霉的燈芯絨褲子、悶壞的蘋果、腐爛的書籍。即便這座房子從建成頭一天起就沒有屋頂，而且一年四季天上都在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刮墨水風，房間裡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墨水四濺。

  梅爾先生留下我，拿著他那雙無法修補的靴子上樓去了，我輕手輕腳地走到房間靠內的一頭，邊走邊觀察著這一切。我突然發現課桌上放著一塊紙板牌子，上面用優美的字體寫著：「當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上課桌，擔心桌下至少藏著一條大狗。我慌張地四下張望，卻怎麼也看不見狗。我還在到處搜尋的時候，梅爾先生回來了，問我爬到桌子上幹什麼。

  「請原諒，先生，」我說，「我在找狗呢。」

  「狗？」他說，「什麼狗？」

  「那不是狗嗎，先生？」

  「什麼是狗啊？」

  「要當心的那東西呀，先生，那個會咬人？」

  「不，科波菲爾，」他嚴肅地說，「那不是一條狗。是一個學生。科波菲爾，我收到了指令，要把這塊牌子掛在你背上。很抱歉剛一認識你就這樣對你，但我不得不如此。」

  說著，他扶我下了課桌，把那塊牌子像背包一樣綁在我肩上。它是專門為我打造的，背上去相當合身。後來無論走到哪裡，我都背著那塊牌子，仿佛它能給我帶來心靈的慰藉似的。

  沒有人能想像那塊牌子讓我遭了多少罪。不管人們看不看得見我，我總覺得有人在看牌子上的字。即便轉過身去，看不見人，也還是不放心，因為不管我的背朝向何方，總覺得那裡有人。那個殘忍的木腿男人加重了我的痛苦。他手握大權，只要看見我靠在樹上，或者牆上，或者房上，他的小屋門中就會傳出他的高聲咆哮：「喂，說你呢！就你，科波菲爾！把牌子露出來，否則我就告你去！」運動場是個鋪著石子的光禿禿的院子，正對校舍和廚房後部。我知道，僕人看見了那塊牌子，送肉的看見了那塊牌子，送麵包的也看見了那塊牌子。總而言之，我奉命每天早晨到運動場散步，凡是此時進出學校的人都看見了那塊牌子，知道要當心我，因為我咬人。我記得，當時連我都害怕起自己來，覺得自己真的就是一個咬人的野孩子。

  運動場有一扇舊門，學生有在這扇門上刻自己姓名的傳統。門上遍布這種刻痕。我很害怕假期結束，學生們返校，因為每當念到門上某個學生的名字，我就忍不住去想像，他會用什麼聲調和語氣念出「當心他，他咬人」這幾個字。有一個學生—叫什麼詹[5]·斯蒂爾福思—把自己的名字刻得很深，刻過很多遍。我覺得他一定會大聲念出牌子上的字，念完還會扯我的頭髮。還有一個學生，叫湯米[6]·特拉德爾斯的，我擔心他會拿這塊牌子開玩笑，裝出一副怕我怕得要死的樣子。第三個名叫喬治·登普爾，我覺得他會把牌子上的字唱出來。我這個畏畏縮縮的小傢伙望著那扇門，直到所有名字的主人—梅爾先生說，當時學校里共有四十五個學生—似乎異口同聲地拒絕與我交往，並用各不相同的方式大叫：「當心他，他咬人！」

  面對課桌和長凳的時候，我也會這樣想。上床去睡覺或者躺在自己床上，偷看一排排林立的空床鋪的時候，我也會這樣想。我記得，我夜復一夜地夢見，我像從前那樣和母親在一起，或者去佩戈蒂先生家參加宴會，或者坐在驛車車廂外的座位上旅行，或者又跟那位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飯。在所有這些情景中，人們都瞪著我尖叫，因為他們不幸地發現，我只穿著一件小睡衣，背上掛著那塊牌子。

  生活單調無聊，還要時刻擔心開學，這樣的痛苦簡直令人難以忍受！每天梅爾先生都給我布置很多功課，但因為沒有默德斯通姐弟在場，這些功課我都完成了，而且成績並不丟人。在做功課之前和做完功課之後，我會四處走走—當然，如前所述，是在木腿男人的監視之下。如今回憶起來，那一切是多麼鮮活啊！潮濕的校舍，院子裡長滿青苔的碎石板，一隻漏水的舊水桶，幾棵陰森森的老樹—樹幹已經變色，似乎雨天滴的水比別的樹更多，晴天透過的風卻更少！一點鐘，我們—梅爾先生和我—在飯廳靠內的一頭進餐。飯廳很長，空蕩蕩的，裡面擺滿了松木桌，散發著油膩的氣味。然後我們繼續做功課，直到喝下午茶的時間。梅爾先生用藍茶杯喝茶，我則用錫罐喝茶。從早晨直到晚上七八點，梅爾先生一整天都趴在教室里屬於他的那張書桌上，擺弄著筆、墨、尺、帳簿和書寫紙。我發現，他在清算近半年的帳目。晚上，把工作用品收拾停當之後，他就拿出笛子吹起來。聽到最後，我幾乎覺得，他會把自己漸漸從笛子頂端的吹孔吹進去，然後從指孔慢慢流出來。

  現在，我眼前浮現出了這樣的畫面：瘦小的我用手托著腦袋，坐在燈光昏暗的教室里，一面傾聽梅爾先生吹奏的憂傷笛聲，一面學習明天的功課。我看到自己已經合上書，卻依然傾聽著梅爾先生的悲悽演奏；透過笛聲，我仿佛聽見了昔日家中的歡聲笑語，聽見了雅茅斯荒灘上的呼呼風聲，感覺非常傷心孤獨。我看到自己孤零零地到樓上空蕩蕩的房間睡覺，坐在床沿啜泣，期待著佩戈蒂來安慰我。我看到自己早晨下樓的時候，從樓梯窗戶上一道長長的可怕缺口望出去，見到掛在外屋屋頂、上面立著風信標的校鍾，生怕鐘聲一響，就會把詹·斯蒂爾福思和其他學生召回學校上課。但在所有不祥的預感當中，這還不是我最害怕的。我最大的憂懼莫過於，木腿男人打開生鏽的大門，把可怕的克里克爾先生放進來。在上述所有情形下，我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十分危險的人物。但在所有這些畫面中，我都背著那塊警示牌。

  梅爾先生從來不跟我多說話，但也從不粗暴地對待我。我想，我們已是無須交談就能做伴的朋友。有件事我忘提了：他有時會自言自語，咧嘴冷笑，雙拳緊握，咬牙切齒，還會莫名其妙地抓扯自己的頭髮。但他就是這麼個怪人，起初我也很驚恐，但不久就習慣了。

  [1] 英制容積單位，1品脫約合0.568升。

  [2] 英國舊制銅幣，1法新合1/4便士。

  [3] 因為當時的襯衫是亞麻制的，所以這裡是說此人沒有穿襯衣。

  [4] 英制長度單位，1英寸約合2.54厘米。

  [5] 詹姆斯的簡稱。

  [6] 托馬斯的暱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