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精神安定。一絲風都沒有。空氣靜止……

  克利斯朵夫神閒意適，心中一片和平。他因為掙到了和平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喪，覺得這種靜默很奇怪。情慾睡著了；他一心以為它們不會再醒的了。

  他那股偏於暴烈的巨大的力，沒有了目的，無所事事，入於矇矓半睡的狀態。實際是內心有點兒空虛的感覺，「看破一切」的悵惘，也許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遺憾。他對自己，對別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鬥爭，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難。他到了一個階段的終點，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穫；要汲取先前開發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舊作才被那班天然落後的群眾發現而讚賞的時候，他早已把它們置之腦後，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更向前進。他每次創作都感到同樣的愉快。在他一生的這一時期，藝術只是一種他演奏得極巧妙的樂器。他不勝羞愧地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以藝術為遊戲的人。

  易卜生說過：「在藝術中應當堅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氣，還有充實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義的熱情與痛苦。否則你就不能創造，只能寫些書罷了。」

  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寫書。那他可是不習慣的。書固然寫得很美，他卻寧願它們減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氣。好比一個休息時期的運動家，不知怎麼對付他的筋骨，只像一頭無聊的野獸一般打著呵欠，以為將來的歲月都是平靜無事的歲月，可以讓他消消停停地工作。加上他那種日耳曼人的樂觀脾氣，他確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結局大概就是這麼回事。他私自慶幸逃過了大風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這點成績也不能說少了……啊！一個人終於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來面目……他自以為到了彼岸。

  兩位朋友並不住在一起。雅葛麗納出走以後，克利斯朵夫以為奧里維會搬回到他家裡來的。可是奧里維不能這樣做。雖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卻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過從前的生活。和雅葛麗納同居了幾年，他覺得再把另外一個人引進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簡直是褻瀆的——即使這另一個人比雅葛麗納更愛他，而他愛這另一個人也甚於愛雅葛麗納——那是沒有理由可說的。

  請記住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克利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這問題，又驚異，又傷心，又氣惱……隨後，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點醒了，他便突然不作聲了，認為奧里維的辦法是對的。

  可是他們每天見面，比任何時期都更密切。也許他們談話之間並不交換最親切的思想，同時也沒有這個需要。精神的溝通用不著語言，只要是兩顆充滿著愛的心就行了。

  兩人很少說話，一個耽溺在他的藝術里，一個耽溺在他的回憶里。奧里維的苦惱漸漸減輕了，但他並沒為此有所努力，倒還差不多以苦惱為樂事：有個長久的時期，苦惱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義。他愛他的孩子，但一個只會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據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對愛人的感情遠過於對兒子的感情。我們不必對這種情形大驚小怪。天性並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樣的感情的規律加在每個人身上是荒謬的。固然，誰也沒權利把自己的責任為了感情而犧牲。但至少得承認一個人可以盡了責任而不覺得幸福。奧里維在孩子身上最愛的一點，還是這孩子的血肉所從來的母親。

  至此為止，他不大關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知識分子。但與世隔絕不是自私，而是愛夢想的病態的習慣。雅葛麗納把他周圍的空虛更擴大了；她的愛情在奧里維與別人之間劃出了一道鴻溝；愛情消滅了，鴻溝依舊存在。而且他氣質上是個貴族。從幼年起，他雖然心很溫柔，但身體和精神極其敏感，素來是遠離大眾的。他們的思想和氣息都使他厭惡。——但自從他親眼看見了一樁平凡的瑣事以後，情形就不同了。

  他在蒙羅區的高崗上租著一個很樸素的公寓，離克利斯朵夫與賽西爾的住處很近。那是個平民區，住在一幢屋子裡的不是靠少數存款過活的人，便是雇員和工人的家庭。在別的時期，他對於這個氣味不相投的環境一定會感到痛苦；但這時候他完全不以為意；這兒也好，那兒也好：他到處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鄰居是些什麼人。工作回來——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個差事——他便關在屋裡懷念往事，只為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處不能算一個家，只是一間充滿著過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間越黑越空，形象就越顯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樓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覺已經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裡。有些人對於事物要過後才看得清楚。那時什麼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節也像是用刀子刻下來的。奧里維就是這樣：他心中裝滿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動，那些影子便浮起來。跟它們素昧平生的奧里維居然認出了它們，有時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它們已經消滅了！……

  有一天出去的時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圍著咭咭呱呱的女門房。他素來不管閒事，差不多要不加問訊地走過去了，但那個想多拉一個聽眾的看門女人把他攔住了，問他有沒有知道可憐的羅賽一家出了事。奧里維根本不知道誰是那些「可憐的羅賽」，只漫不經意地，有禮地聽著。等到知道屋子裡有個工人的家庭，夫婦倆和五個孩子一齊自殺了的時候，他像旁人一樣一邊聽著女門房反覆不厭地嘮叨，一邊抬起頭來望望牆壁。在她說話的時間，他漸漸地想起那些人是見過的；他問了幾句……不錯，是他們：男的——他常常聽見他在樓梯上呼里呼嚕的喘氣——是麵包師傅，皮色蒼白，爐灶的熱氣把他的血都吸乾了，腮幫陷了下去，鬍子老是沒刮好；他初冬時害了肺炎，沒完全好就去上工，變成復病；三星期以來，他又是失業又沒有一點兒氣力。女的永遠大著肚子，被關節炎把身子攪壞了，還得拼命忙著家裡的事，整天在外邊跑，向救濟機關求一些姍姍來遲的微薄的資助。而這期間，一個又一個的孩子生下來了：十一歲，七歲，三歲，中間還死過兩個；最後又是一對雙生兒在上個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個最好的時期！一個鄰居的女人說：

  「他們出生那天，五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十一歲的小姑娘於斯丁納——可憐的丫頭！——哭著說，要她同時抱一對雙生兄弟，怎麼吃得消呢……」

  奧里維聽了，腦海中立刻現出那個小姑娘的模樣——挺大的額角，毫無光澤的頭髮往後梳著，一雙驚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長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她捧著食物，就是看到她抱著小妹子，再不然手裡牽著一個七歲的兄弟——那是個嬌弱的孩子，相貌很細氣，一隻眼睛已經瞎了。奧里維在樓梯上碰到她，總是心不在焉地，有禮地說一聲：「對不起，小姐。」

  她一聲不出，只直僵僵地走過，也不閃避一下，但對於奧里維的虛禮暗中很高興。上一天傍晚六點鐘，他下樓還最後看到她一次：提著一桶炭上去，東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窮苦的孩子，那是極平常的事。奧里維照例招呼了一聲，並沒瞧她一眼。他往下走了幾級，無意中抬起頭來，看見她靠在欄杆上，伸著那張小小的抽搐的臉瞧他下樓。接著她轉身上去了。她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兒去呢？奧里維認為她是有預感的。他想著這可憐的孩子手裡提著炭等於提著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對於可憐的孩子們，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這兒，他沒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裡。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著幾堵壁，自己就生活在這些慘事旁邊：怎麼還能安安靜靜地待在家裡呢？

  於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裡非常難受，覺得世界上多少人受著千百倍於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難，他卻為了失戀而成天地自嗟自嘆，不是太沒有心肝了嗎？當時他非常激動，把別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為動心。他聽著奧里維的敘述，把才寫的一頁樂譜撕了，認為自己攪這些兒童的玩意兒簡直是自私自利……但過後他又把撕破的紙張撿起來。他完全被音樂抓住了，而且心裡感覺到，世界上減少一件藝術品並不能多添一個快樂的人。饑寒交迫的悲劇對他也不是新鮮的事，他從小就在這一類的深淵邊上走慣而不讓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對自殺還抱著嚴厲的態度，因為他這時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個人為了某一種痛苦竟會放棄鬥爭的。痛苦與戰鬥，不是挺平常的嗎？這是宇宙的支柱。

  奧里維也經歷過相仿的磨難，但從來不肯逆來順受，為自己為別人都是這樣。他一向痛恨貧窮，因為那是把他心愛的安多納德磨折死的。自從娶了雅葛麗納，讓財富和愛情把他志氣消磨完了以後，他就急於丟開那些悲慘年代的回憶，把跟姊姊兩人每天都得毫無把握的掙取下一天的麵包的事趕快忘掉。現在愛情完了，這些形象便重新浮現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當時的心境，他覺得痛苦在社會上觸目皆是。社會簡直是一所醫院……遍體鱗傷，活活腐爛的磨折！憂傷侵蝕，摧殘心靈的酷刑！沒有溫情撫慰的孩子，沒有前途可望的女兒，遭受欺凌的婦女，在友誼、愛情與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滿眼都是被人生斲傷的可憐蟲！而最慘的還不是貧窮與疾病，而是人與人間的殘忍。奧里維才揭開人間地獄的蓋子，所有被壓迫的人的呼號已經震動他的耳鼓了：受人剝削的無產階級，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殺的亞爾美尼，被窒息的芬蘭，四分五裂的波蘭，殉道的俄羅斯，被歐洲的群狼爭食的亞非利加，以及所有的受難者。奧里維為之氣都喘不過來了；他到處聽見他們的哀號，不懂一個人怎麼還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地和克利斯朵夫說著。克利斯朵夫心緒被擾亂了，回答說：「別煩了！讓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靜下來，便氣惱了，咒著說：「該死！我這一天完全給糟掉了！你算是有進步了，嗯？」於是奧里維趕緊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說，「別老望著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們應當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來呀。」

  「當然。可是怎麼救呢？是不是我們也跟著跳下去？你就是這個辦法。你有一種傾向，只看見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說，這種悲觀主義是慈悲的，可是教人泄氣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這麼多的苦難之後，還會有這種心腸嗎？只有努力去減少人家的苦難，你才會快活。」

  「對。可是亂打亂殺一陣就能幫助不幸的人嗎？多一個不中用的兵是無濟於事的。我能夠用我的藝術去安慰他們，給他們力量，給他們快樂。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麗的歌能夠使多少的可憐蟲在苦難中得到支持？應當各人干各人的事！你們法國人，真是好心糊塗蟲。只知道搶著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為了西班牙還是為了俄羅斯，也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我喜歡你們這個脾氣。可是你們以為這樣就能把事情攪好嗎？你們亂鬨鬨地投入漩渦，結果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瞧，你們的藝術家自命為參與著世界上所有的運動，可是你們的藝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票的小名家跟壞蛋，居然自稱為救世的聖徒！嘿，他們不能少灌一些壞酒給群眾喝嗎？我的責任，第一在於做好我的事，替你們製作一種健全的音樂，恢復你們新鮮的血液，讓太陽照到你們心裡去。」

  要散布陽光到別人心裡，先得自己心裡有陽光。而奧里維就感缺少。像今日一班最優秀的人一樣，他不能獨自發揮他的力量，只有跟別人聯合起來才能夠。可是跟誰聯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誠的，他被一切的政治黨派與宗教黨派摒諸門外。他們因為胸襟狹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擠。一朝有了權力，他們又加以濫用。所以只有被壓迫的人才吸引奧里維。在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認為在反抗遠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處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們周圍而且是我們多少負有責任的。攻擊別人的罪惡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惡的人，真是太多了。

  於是他先從幫助窮人入手。亞諾太太因為參加著一個慈善組織，便介紹奧里維入了會。一開始他就遇到好幾樁失意的事：他負責照顧的窮人並不都值得關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沒有得到好的反應，他們提防他，對他深閉固拒。並且一個知識分子根本難於在單純的慈善事業上面獲得滿足：在災禍的國土中，這種辦法所灌溉到的園地太小了！它的行動幾乎老是支離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無計劃，發現什麼傷口就隨時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論，它的志願太小，行動太匆忙，不能一針見血地對付病源。而探討苦難的根源正是奧里維不肯放過的工作。

  他開始研究社會的災難。在這一方面，嚮導絕不愁缺少。當時社會問題已經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個問題。在交際場中，在小說或劇本中間，大家都談著。每個人都自命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為此消耗了他們最優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種美妙的理想讓他們風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的生命力，充沛的元氣，不願意毫無生產。他們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動上面，或者——更謹慎地——消耗在一宗理論上面。或是攪航空，或是攪革命；或是做肌肉的活動，或是做思想的活動。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需要有個幻象，覺得自己參與著人間偉大的活動，在那裡革新世界。他的感官會跟著宇宙間所有的氣息而震動，覺得那麼自由，那麼輕鬆！他還沒有家室之累，一無所有，一無所懼。因為一無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地捨棄一切。妙的是能愛，能憎，以為空想一番，吶喊幾聲，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窺伺待發的狗，常常捕風捉影地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樁違反正義的事，他們就瘋起來了……

  黑夜裡到處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間，從這一個農莊到那一個農莊，此呼彼應。夜裡一切都騷動得很。在這個時代，睡覺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風帶來多少違反正義的回聲！而違反正義的事是沒有窮盡的；為了補救一樁不義，你很可能做出另外一些不義。而且什麼叫作不義，什麼叫作暴行呢？——有的說是可恥的和平，殘破的國家。有的說是戰爭。這個說是舊制度的被毀，君王的被黜。那個說是教會的被掠。另外一個又說是未來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脅。對於平民，不平等是不義：對於上層階級，平等是不義。不義的種類那麼多，每個時代都得特別挑一個——既要挑一個來加以攻擊，又要挑一個來加以庇護。

  那時大家正在竭力攻擊社會的不公道，同時也在不知不覺地準備新的不公道。

  當然，自從工人階級的數量與力量增高，成為國家的主要機軸以來，社會的不公道特別顯得不堪忍受，特別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階級的政客與謳歌者怎樣宣傳，工人階級的現狀並沒變得更壞，反而比從前改善。今昔的變化並非在於現代的工人們更苦，而是在於更有力量。這種力量是資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經濟與工業發展的必然的趨勢造成的；因為這種發展把勞動者集合在一起，使他們成為可以作戰的軍隊；工業的機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勞動者手裡，使每個工頭都變成支配光、支配電、支配力的主宰。近來一般領袖正想加以組織的這些原動力中間，有一股烈焰飛騰的熱度和無數的電浪，流遍了整個社會。

  有頭腦的中產階級所以被平民問題震動，絕不是——雖然他們自以為是——為了這個問題的合於正義，也不是為了觀念的新奇與力量，而是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問題所牽涉的正義而論，社會上千千萬萬別的正義被蹂躪了，誰也不動心。以觀念而論，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東一處西一處地撿得來，犧牲了旁的階級而依了一個階級的身量剪裁過的。那不過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則」同樣荒謬的「原則」——例如君權神聖，教皇無誤，無產階級統治，普及選舉，人類平等——倘使你不從鼓動這些原則的力量方面著眼而單看它們的理由，還不是同樣的荒謬？但它們的平庸是沒有關係的。無論什麼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內容，乃是靠那道在歷史上某些時期放射出來的生命的光輝。仿佛一股濃烈的肉香，連最遲鈍的嗅覺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來說，最崇高的思想也沒有什麼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價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價值），靠了他們灌輸給它的血液而有了傳染性的時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1]，才突然之間開花，長大，放出濃郁的香味布滿空間。——張著鮮明的旗幟，領導工人階級去突擊布爾喬亞堡壘的那些思想，原來是布爾喬亞夢想家想出來的。只要不出他們的書本，那思想就等於死的，不過是博物館裡的東西，放在玻璃櫃中的木乃伊，沒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眾抓住了，那思想就變了群眾的一部分，感染到他們的狂熱而變了模樣，有了生氣；抽象的理由中間也吹進了如醉如狂的希望像穆罕默德開國時代的那陣熱風。這種狂熱慢慢擴張開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熱風是誰帶來的，怎麼帶來的。而且人的問題根本不相干。精神的傳染病繼續蔓延，從頭腦狹窄的人物傳達給優秀人物。每個人都無意之間做了傳布的使者。

  這些精神傳染病的現象在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權階級堅壁高壘，竭力撐持的貴族國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層階級與平民之間沒有藩籬可守的民主國家，這種現象來勢特別猛烈。優秀分子立刻被傳染了。他們儘管驕傲，聰明，卻抵抗不了疫勢；因為他們遠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強。智慧是一座島嶼，被人間的波濤侵蝕了、淹沒了，只要等大潮退落的時候，才能重新浮現。大家佩服法國貴族在八月四日夜裡放棄特權的事[2]。其實他們是不得不這樣做。我們不難想像，他們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會對自己說：「哎，我乾的什麼事啊？簡直是醉了……」好一個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釀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釀成美酒來灌醉老法蘭西的特權階級的葡萄藤，並非特權階級栽種的。佳釀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絕不沾唇而只在旁邊聞到酒香的人也不免頭暈目眩。這是大革命釀出來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庫中只剩幾瓶泄氣的了；可是我們的曾孫玄孫還會記得他們的祖先曾經喝得酩酊大醉的。

  使奧里維那一代的布爾喬亞青年頭昏腦漲的，是一種同樣猛烈而更苦澀的酒。他們把自己的階級作犧牲，去獻給新的上帝，無名的上帝——平民。

  當然，他們並非每個人都一樣的真誠。許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階級，為的是要藉此顯露頭角。還有許多是把這種運動作為精神上的消遣，高談闊論的訓練，並不完全當真的。一個人自以為信仰一種主義，為它而奮鬥，或者將要奮鬥，至少是可能奮鬥，的確是愉快的事；甚至覺得冒些危險也不壞，反而有種戲劇意味的刺激。

  這種心情的確是無邪的，倘使動機天真而沒有利害計算的話。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地上台的，把平民運動當作獵取權位的手段。好似北歐的海盜一般，他們利用漲潮的時間把船隻駛入內地，預備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時候把征略得來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領不行。但是兩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經養成了一批精於此道的海盜。他們非常大膽地衝進去，對於一路上覆沒的船連瞧都不瞧一眼。

  每個黨派都有這種惡棍，卻不能教任何一個黨派負責。然而一部分真誠的與堅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險家以後所感到的厭惡，已經對自己的階級絕望了。奧里維認識一班有錢而博學的布爾喬亞青年，都覺得布爾喬亞的沒落與無用。他對他們極表同情。最初，他們相信優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創立許多平民大學，花了不少時間與金錢，結果那些努力完全失敗了。當初的希望是過分的，現在的灰心也是過分的。民眾並沒響應他們的號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應召而來的時候，他們又把一切都誤會了，只學了布爾喬亞的壞習氣。另外還有些危險人物溜進布爾喬亞的使徒隊伍，把他們的信用給破壞了，把平民與中產階級一箭雙鵰，同時利用。於是一班老實人以為布爾喬亞是完了，它只能腐蝕民眾，民眾應當不顧一切地擺脫它而自個兒走路。因此，中產階級只是發起了一個運動，結果非但這運動沒有他們的份，並且還反對他們。有的人覺得能夠這樣捨身，能夠用犧牲來對人類表示深切而毫無私心的同情是種快樂。只要能愛，能捨身就行。青年人元氣那麼充足，用不著在感情上得到酬報，不怕自己會變得貧弱。有的人認為自己的理智和邏輯能夠滿足便是一種愉快；他們的犧牲不是為了人，而是為了思想。這是最剛強的一批。他們很得意，因為憑著一步一步的推理斷定自己的階級非沒落不可。預言不中，要比跟他們的階級同歸於盡使他們更難受。他們為了理想陶醉了，對著外邊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們收拾得乾乾淨淨才好！」他們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論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別人的暴力。因為宣傳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遠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聲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務員，勤勉、認真、馴良的公務員。他們在理論上宣揚暴力，其實是對自己的文弱、遺憾、生活的壓迫的報復，尤其是在他們周圍怒吼的雷雨的徵兆。理論家好比氣象學家，他們用科學名詞所報告的天氣並非是將來的，而是現在的。他們是定風針，指出風從哪兒吹來。他們被風吹動的時候，幾乎自以為在操縱風向。

  然而風向的確轉變了。

  思想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別因為它流行得快。法國多少的共和黨人，不到五十年就厭惡共和，厭惡普選，厭惡當年如醉若狂爭取得來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數」是神聖的，能促進人類的進步，現在可是暴力思想風靡一時了。「多數」的不能自治，貪贓枉法，萎靡不振，妒賢害能，引起了反抗；強有力的「少數」——所有的「少數」——便訴之於武力了。法蘭西行動派的保王黨和勞工總會的工團主義者居然接近了，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爾扎克說他那個時代的人「心裡想做貴族，但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黨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夠在同輩中找到許多不如他的人」……這樣的樂趣也可憐透了！而且要強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認低下才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建立一種威權，使優秀分子（不論是工人階級的或中產階級的）拿他們的優越把壓迫他們的「多數」屈服。年輕的知識階級，驕傲的小布爾喬亞，是為了自尊心受了傷害，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黨或革命黨的。至於無所為而為的理論家，宣揚暴力的哲學家，卻高高地站在上面，像準確的定風針似的，發出暴風雨的訊號。

  最後還有一批探求靈感的文人——能寫作而不知道寫什麼的，好比困在奧利港口的希臘水手[3]，因為風平浪靜而沒法前進，不勝焦灼的等待好風吹滿他們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特萊弗斯事件出其不意地從他們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來，投入公共集會。在先驅者看來，仿效這種榜樣的人太多了。現在多數的文人都參加政治，以左右國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點兒藉口，他們馬上組織聯盟，發表宣言，救護宗廟。有前鋒的知識分子，有後方的知識分子，都是難兄難弟。但兩派都把對方看作唱高調的清客而自命為聰明人。凡是僥倖有些平民血統的人自認為光榮之極，筆下老是提到這一點。他們全是牢騷滿腹的布爾喬亞，竭力想把布爾喬亞因為自私自利而斷送完了的權勢恢復過來。但很少使徒能夠把熱心支持長久的。最初那運動使他們成了名——恐怕還不是得力於他們的口才——大為得意。以後他們繼續幹著，可沒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顯得可笑。久而久之，這種顧慮漸漸占了上風，何況他們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懷疑的人，自然要覺得他們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厭倦了。他們等待風色和跟班們的顏色，以便抽身引退；因為他們受著這雙重的束縛。新時代的伏爾泰與約瑟·特·曼德爾[4]，雖然文字寫得大膽，實際是畏首畏尾，非常膽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們的歡心，把自己裝得很年輕。不管在文學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們總是戰戰兢兢的跟著他們早先倡導的文學潮流亦步亦趨。

  在這個布爾喬亞的先鋒隊中間，奧里維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個因為膽怯而變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標本名叫比哀爾·加奈。出身是有錢的布爾喬亞，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無緣的；家裡的人儘是些法官和公務員，以怨恨當局，跟政府鬧彆扭而丟官出名的；這批中間派的布爾喬亞，想討好教會，很少思想，可是很會用思想。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個有貴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頑固，狹窄，落伍，老是苦悶而發牢騷的社會，終於使加奈氣惱之極——尤其因為太太又丑又可厭。他資質中等，頭腦相當開通，傾向於自由思想，卻不大明白它的內容：那在他的環境裡是無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圍沒有自由，以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獨自走路：在外邊才走了幾步，就很高興地和中學時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頗有些醉心於工團主義的人。在這個社會裡，他覺得比在自己的社會裡更不得勁，但不願意承認：他總得有個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種色彩（就是說沒有色彩）的人。這一類的傢伙在法蘭西有的是。他們自慚形穢：不是躲起來，就是染上一種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時染上好幾種。

  依著一般的習慣，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別最厲害的朋友接近。這個法國人，十足的布爾喬亞，十足的內地人氣質，居然形影不離的跟一個青年猶太醫生做伴。他叫作瑪奴斯·埃曼，是個亡命的俄國人。像他許多同胞一樣，他有雙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夠在別的國家像在本國一樣的安居，一方面又覺得無論什麼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對革命感到興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還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經歷的和旁人經歷的考驗，為他都是一種消遣。他是真誠的革命黨人，同時他的科學頭腦使他把革命黨人（連自己在內）看作一種精神病者。他一邊觀察，一邊培養這精神病。由於興高采烈的玩票作風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專門找那些與自己對立的人來往。他和當權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廳都有關係；東鑽鑽，西混混，那種令人起疑的好奇心使許多俄國革命家都像是騎牆派，有時他們弄假成真，的確變了騎牆派。那並不是欺騙而是輕浮，往往是沒有利害計算的。不少干實際行動的人都把行動當作演戲，儘量施展他們的戲劇天才，像認真的演員一樣，但隨時預備改換角色。瑪奴斯儘可能地忠於革命黨人的角色；因為他天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又喜歡破壞他所僑居的國家的法律，所以這個角色對他最合適。可是歸根結底，那不過是一個角色而已。人家從來分不清他說的話中間哪些是實在的，哪些是虛構的；結果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聰明，喜歡譏諷，有的是猶太人與俄國人的細膩的心理，能一針見血地看出自己的跟別人的弱點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費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覺得拿這個桑丘·潘沙[5]入堂·吉訶德式的隊伍挺好玩。他老實不客氣地支配他，支配他的意志，時間、金錢——並不是放在自己口袋裡（那他不需要，誰也不知道他靠什麼過活的），而是用來對他的主義做最不利的宣傳。加奈聽人擺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瑪奴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實際並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歡平民。並且他不是勇敢的人。這個又高又大，身體魁梧，肥肥胖胖的漢子，小娃娃式的臉，鬍子剃得精光，呼吸急促，說話甜蜜，浮誇，孩子氣十足，長著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還是很高明的拳擊家，骨子裡卻是個最膽小的人。他在家屬中間因為被認為是搗亂分子而很得意，但看著朋友們的大膽暗中直打哆嗦。沒有問題，這種寒戰的感覺並不討厭，只要是鬧著玩兒的。可是玩意兒變得危險了。那些混蛋居然張牙舞爪地凶起來，野心越來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觀念，和布爾喬亞的怕事的脾氣，都發急了。他不敢問：「你們要把我拉到哪兒去呢？」但他暗暗詛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頭破血流，也不問同時會不會砸破別人的腦袋。——可是誰強迫他跟他們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嗎？但他沒有勇氣，他怕孤獨，好比一個落在大人後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數人一樣，沒有一點兒意見，除非是不贊成一切過激的意見。一個人要獨立，就非孤獨不可；但有幾個人熬得住孤獨？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裡頭，能有膽量排斥偏見，丟開同輩的人沒法擺脫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幾個？要那麼辦，等於在自己與別人之間築起一道城牆。牆的這一邊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裡的自由，牆的那一邊是大批的群眾。看到這情形，誰會遲疑呢？大家當然更喜歡擠在人堆里，像一群羊似的。氣味雖然惡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們儘管心裡有某種思想，也裝作有某種思想（那對他們並不很難），其實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麼！……希臘人有句古諺：「一個人先要了解自己。」但這班幾乎沒有什麼「自己」的人怎麼辦呢？在所有的集體信仰中，不問是宗教方面的或社會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為可稱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種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種，人類是燃料；那麼這火種所能燃燒的火把，一向不過是寥寥幾根，而往往還是搖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穌，都懷疑過來的，其餘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時節，從大火把上掉下來的火星才會把整個平原燒起來。隨後大火熄滅了，殘灰餘燼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過寥寥數百人。其餘的都自以為信仰或者是願意信仰。

  那些革命家中間，許多便是這樣的人。老實無用的加奈願意相信自己是個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對著自己的大膽吃驚。

  所有這些布爾喬亞都標榜種種不同的原則：有的是從感情出發的，有的是從理智出發的，有的是從利益出發的；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書》，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馬克思、蒲魯東、約瑟·特·曼德爾、尼采，或是喬治·索雷爾。有的革命家是為了趨附時髦，有的是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為了需要行動，抱著犧牲的熱情；有的是為了奴性特別強，像綿羊一般馴良。可是全部都莫名其妙地被狂風卷著。你可以遠遠地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塵滾滾，表示大風暴快來了。

  奧里維和克利斯朵夫望著這陣風卷過來。兩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奧里維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對他們的平庸覺得受不了；但他也窺見暗中鼓動他們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別是悲壯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卻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發生興趣的是人，不是主義或思想。他對這些故意裝作不關心，譏笑改造社會的夢想。他素來喜歡跟人彆扭，再加對於風靡一時的病態的人道主義有種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別自私。他因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體力和意志驕人，把一切沒有他那種力量的人看作貪吃懶做。他既是從窮苦與孤獨中間掙扎出來的，別人為什麼不照樣的做？……呵！社會問題！什麼叫作社會問題？是指吃不飽穿不暖嗎？

  「那個味道我是嘗過的，」他說，「我的父親，母親，我自己，都是過來人。只要你跳出來就是了。」

  「這不是每個人辦得到的，」奧里維說，「有病人，有倒霉的人……」

  「那麼大家去幫助他們呀，不是挺簡單嗎？可是像現在這樣去捧他們絕不是幫助。從前人們擁護強者的權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擁護弱者的權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擾亂現代的思想，虐待強者，剝削強者。今日之下，一個人病弱、窮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堅強、健康，克服環境等等反變成了缺點。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強者最先相信這種觀點……這不是一個挺好的喜劇題材嗎？奧里維，你說！」

  「我寧可讓人家取笑，可不願意教別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誰不跟你一樣想呢？看到一個駝子，我的脊樑就覺得不舒服。我們不能不演喜劇，可不應當由我們去寫喜劇。」

  有人相信將來會有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克利斯朵夫可絕不為這種夢想著迷。他的平民式的頭腦，認為將來仍舊逃不出過去的一套。奧里維指摘他說：

  「倘若人家關於藝術問題跟你說這種話，你不要跳起來嗎？」

  「也許。總之我只懂得藝術。你也是的。我素來不信那般談外行事情的人。」

  奧里維也同樣不信任這等人。兩位朋友甚至過於懷疑，老是跟政治離得遠遠的。奧里維不免有點兒慚愧地承認他從來沒使用過選舉權，十年以來沒有向市政府領過選民登記表。他說：

  「幹嗎要去參加一出我明知毫無意義的喜劇呢？選舉嗎？選誰？那些候選人對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說不上看中哪一個。而且我敢斷定，他們一朝被選出了，都立刻會背棄他們的主張。監督他們嗎？逼他們盡責嗎？那不過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既沒有辯才，也沒有不擇手段的勇氣和不討厭行動的心情。所以還不如放棄權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沒有參加罪行！」

  但他儘管把事情看得這樣清楚，儘管厭惡政治上一切應有的手法，仍舊對革命抱著虛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虛幻，可並不放棄希望。這個神秘的現象是從種族來的。奧里維的民族是西方最愛破壞的民族，為了建設而破壞，也為了破壞而建設的民族——它跟思想賭博，跟人生賭博，老是推翻一切，預備從頭做起，拿自己的血做賭注。

  克利斯朵夫並沒這種遺傳的救世精神。他的濃厚的日耳曼氣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認為世界是沒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論，說一大套空話罷了。他說：

  「我用不著掀起革命——或是長篇大論地討論革命——來證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著像那些青年一樣，推翻政府來擁立一個君王，或是立什麼救國委員會來保衛我。這算證明一個人的力量嗎？那才怪了！我會保衛自己的。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喜歡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統治宇宙的規律。可是我跟這個規律之間用不到中間人。我的意志會發號施令，同時也知道服從。你們滿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麼該記得你們的高乃依說過：『只要我一個人就夠了！』你們希望有一個主宰，就表示你們軟弱無用。力是和光明一樣的，只有瞎子才會否認！你們得做個強者，心平氣和的，不用理論，不用暴行；那時候，所有的弱者都會像植物向著太陽一般地向著你們……」

  他儘管說不能為了討論政治而浪費時間，實際上並不真的那樣不關心。在藝術家立場上，他也受到社會騷動的影響。因為一時沒有熱情鼓動他，他便彷徨四顧，問自己究竟是為誰工作。看到現代藝術的那般可憐的顧客，身心交憊的優秀分子，存著玩票心理的布爾喬亞，他不由得想道：「為這些人工作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思想高雅，博學多聞，懂得個中甘苦，能夠賞識新奇，賞識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並非沒有。但他們厭倦一切，靈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為藝術是虛空的。他們只對音響的或思想的遊戲感到興趣，而多數還得為世俗的事分心，為無數不必要的事耗費精神。要他們接觸到藝術的核心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藝術不是血肉構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意兒。他們的批評家造成了一種理論，證明他們的沒有能力擺脫玩票作風是對的。即使有幾個人還有相當的彈性，對於強烈的和弦能夠發生共鳴，可沒有力量消受；他們在人生舞台上已經殘廢了：不是神經病就是癱瘓。藝術在這個病院中間又能做些什麼呢？——可是在現代社會裡，藝術根本沒法擺脫這些變態的人：他們有的是金錢和報紙；唯有他們才能使一個藝術家活下去。所以藝術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際晚會中拿出他披露肝膽的藝術，充滿了內心生活的秘密的音樂，給一般趨時的群眾和厭倦不堪的知識分子作娛樂——更確切地說，是給他們解悶，或者是讓他們有些新的煩悶。

  克利斯朵夫尋訪真正的群眾，相信人生的情緒和藝術的情緒都是真實的、能夠以新鮮的心情來接受的群眾。他暗中受著大家所預告的新社會——平民——吸引。因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脫弗烈特和一班微賤的人，啟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聖的音樂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這方面。像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樣，他想著一些大眾藝術的計劃，什麼平民音樂會，平民劇院，內容他也不大說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讓藝術有個更新的機會，以為社會運動使他感到興趣的就只有這一點。其實他是騙騙自己：像他那么元氣充足的人，絕不能不受當時最有活力的行動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爾喬亞的理論家。這一類的樹所生的果實往往是乾癟的。所有生命的精華都凍結了，變了空洞的觀念。克利斯朵夫對這些觀念是不加區別的。他無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張一朝凝結為一種學說之後，他也不再愛好。他存著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會那些擁護強權的理論家，也不理會奉承弱者的理論家。在無論什麼喜劇里，愛發議論的角色是最不討好的。觀眾不但更喜歡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覺得串反派的角兒也不像他那麼可厭。在這一點上，克利斯朵夫跟群眾的心理完全相同，認為呶呶不休的談論社會問題只能教人起膩。但他很好玩地打量著別人，打量著那些相信的人和願意相信的人，受騙的和但求受騙的人，以劫掠為業的海賊，和生來給人剪毛的綿羊。對於像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實人，他很寬容。他們的庸俗不至於使他感到像奧里維那樣的難堪。他對無論什麼角色都用一種親熱而含譏帶諷的心情看著，自以為跟他們所演的戲毫不相干，並沒覺得他慢慢地已經參加進去。他自以為只是一個旁觀者，看著狂風吹過。殊不知狂風已經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帶著走了。

  這齣社會劇可以說戲中有戲。知識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劇中的喜劇，民眾不愛看的。正戲乃是民眾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節，連民眾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變化在那個戲裡只有更多。

  說白當然多於行動。不論是布爾喬亞還是平民，所有的法國人都是盡多盡少的話吞得下的，正如盡多盡少的麵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樣的麵包。有為細巧的味覺用的高級的語言，也有為塞飽餓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養的語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卻不一樣——味道、香氣、意義，都各各不同。

  奧里維第一次參加一個民眾集會的時候，嘗到這一類的麵包，覺得毫無胃口，食物鯁在喉頭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辭的單調和野蠻，空洞的濫調，幼稚的邏輯，抽象的理論和亂七八糟的事實，好比做壞了的芥末醬，只能使奧里維作嘔。一方面是用字不恰當，另一方面還沒有平民談吐中那點兒生動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報紙上的字彙，褪色的服裝，從布爾喬亞的修辭學舊貨店中撿得來的。說話的煩瑣尤其使奧里維駭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簡潔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煉出來的，由上層階級琢磨出來的。大都市裡的平民絕不能單純，老是喜歡尋找纖巧而複雜的辭藻。奧里維不懂這些浮誇的話對聽眾所能發生的影響。在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門而入。我們把別個種族的語言叫作外國語。殊不知在同一個種族裡，語言的種類幾乎跟社會的階層一樣的多。唯有為人數有限的上層階級，語言才是幾世紀的經驗的結晶；為其餘的人，它只代表他們自身的和他們的集團的經驗。那些被優秀分子用舊了、摒棄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從優秀分子遷出以後，又搬進了新人物。你要願意認識主人，就得走進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這麼辦了。

  他和工人們發生關係是由一個在國家鐵路上辦事的鄰居介紹的。那鄰居四十五歲，個子矮小，未老先衰，頭髮都禿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幫癟縮，彎彎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長相顯得人很聰明，畸形的耳朵，邊上的肉裂成了幾片：他渾身上下都是衰敗的模樣。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爾喬亞，家裡為了教育這個獨子，把一份薄產花光了還沒有能完成他的學業。很年輕的時候，他謀到了一個國家機關的差事，那在貧窮的中產階級眼裡是救星，其實是死亡——是活埋。一朝進去之後，再也出不來了。他又犯了一樁錯誤——那是現代社會的許多錯誤之一——愛上一個美麗的女工，結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個孩子。當然他得養活這一家幾口。這個聰明而一心想進修的男人被貧窮困住了，覺得心中有些潛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艱難窒息了，卻又不甘屈服。他從來不得清靜：當著會計處的職員，整天消磨在機械的工作里；一起辦公的都是又俗氣又饒舌的同事，講些廢話，罵罵上司，算做對無聊的生活出氣，同時也嘲笑他，因為他不懂得把求知慾在他們面前藏起去。回到家裡，他只看到一個氣味難聞的、醜惡的寓所，和一個吵吵嚷嚷、庸碌之極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當作懶蟲或瘋子。孩子們一點不像他而像母親。為什麼他得過這種生活呢？這算是公道的嗎？牢騷、痛苦、窮困、無聊的職業，使他從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時的光陰來修心養氣，找不到一小時的靜默，他給折磨得力倦神疲，煩躁不堪。為了想忘掉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結果更把他斷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這個悲劇大為震動：殘缺不全的個性，沒有充分的修養，沒有藝術趣味，但生來是為做些大事業的，現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壓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個游泳健將的手臂。他又喜歡又羨慕克利斯朵夫，帶他去參加群眾集會，見到革命黨里的某些領袖，那是他為了怨恨社會而結交的。因為想做貴族而沒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極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卻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為他並不需要做平民，對這些集會很感興味。會場上的演說使他覺得好玩。他不像奧里維那樣感到厭惡，對語言的可笑也並不敏感，認為所有多嘴的傢伙都是半斤八兩。他素來瞧不起高談闊論。但他雖沒費心去了解那套辭令，卻在演說家與聽講者的心裡咂摸到說話的音樂。演說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聽講的人的共鳴，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為了好奇，居然結識了幾個演說家。

  對群眾最有影響的一個是加齊米·育西哀——深色頭髮，臉很蒼白，年紀在三十與三十五之間，相貌像蒙古人，個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氣又熱烈又冷靜，頭髮很少，鬍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於他那種空泛、急促、跟語氣不調和的姿勢，也不在於他的失音的，常帶嘶嘶聲的浮誇的說話，而是在於他這個人本身，在於他深信不疑的態度。他似乎不允許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眾願意想的，所以群眾和他很投機。他把大家期待的話三遍、四遍、十遍地告訴他們，像發瘋般拼命在同一隻釘子上盡敲；他的群眾也學著他的樣盡敲，盡敲，直把那隻釘嵌入肉里。——除了這種本領以外，他過去犯的許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聲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裡給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厭煩死了，憤憤不平地恨著命運。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從小就被工作和貧窮把身子磨壞了，做過玻璃匠，白鐵匠，印刷工人；又害著肺病，使他對他的主義，對自己，常常心灰意懶，有時又興奮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態的；就是說一半是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為了衝動。他的學問是亂七八糟自修來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徹，例如科學，社會學，以及他幹過的各種手藝；對許多別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準確的觀念，有愚昧無知的地方，有非常實際的頭腦，有偏見，有經驗，有對布爾喬亞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舊對克利斯朵夫很好，因為看到一個知名的藝術家來交結他，心裡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來當領袖的，無論做什麼事，對工人們都很不客氣。他雖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實上對高級的人比對低級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還遇到工人運動的別的幾個領袖。他們之間沒有多少好感。共同的鬥爭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動，可是沒有把大家的心聯合起來。可見所謂階級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暫時的。許多年深月久的敵對狀態不過是被延緩了一下，掩飾了一下，實際是始終存在。在工人領袖中間，我們照舊看到南方人與北方人的對立，彼此存著根深蒂固的輕蔑的心理。幹這一行的嫉妒另外一行的工資，而每行又自以為比別行高卓。但人與人間最大的區別還不在於這些而在於氣質。狐狸，狼，綿羊，天生吃人的野獸，和天生被人吃的野獸，因為階級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著鼻子嗅著，彼此都認了出來，毛都豎起來了。

  克利斯朵夫有時在一家兼賣牛奶的小飯店裡吃飯，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為罷工而被撤職的鐵路職員西蒙開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團主義者。他們總共是五六個人，聚在盡裡頭一間屋子裡，靠著又小又黑的天井，兩隻掛在亮處的金絲雀老是叫得很有勁。和育西哀同來的是他的情婦，美麗的貝德，個子結實而風騷的姑娘，沒血色的皮膚，戴著大紅便帽，眼睛迷迷糊糊的帶著笑意。一個年輕的小白臉像跟班一樣盯著她，那是聰明而裝腔作勢的機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這一幫中間的「雅人」。他自命為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布爾喬亞最激烈的一個，但氣質上是個最要不得的布爾喬亞。多少年來，他每天早上都要買些一個銅子一份的文學報，把上面的黃色小說吞下去。這些讀物把他變成一個頭重腳輕的怪物：腦子裡想著精益求精的尋歡作樂的玩意兒，身體卻骯髒到極點，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極點。他最喜歡病態的富翁們做興奮劑用的「奢侈」。因為肉體享受不到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當然是渾身難過的。但這樣一來，他跟有錢的人並肩了，而且他還恨他們。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這種人，更喜歡電氣匠賽白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倆最受聽眾歡迎的演說家，可沒有滿嘴的理論。他有時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兒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說是十足地道的法國人。個子很結實，年紀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臉，圓圓的腦袋，紅紅的頭髮，留著一大簇鬍子，脖子跟嗓子都像牛一樣。他和育西哀同樣是能幹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歡吃喝。虛弱的育西哀看著這麼健旺的身體非常妒羨；他們倆雖是朋友，暗中卻抱著敵意。

  飯店的主婦奧蘭麗，四十五歲，當年大概長得很美，現在經過了時間的侵蝕還頗有風韻，她拿著件活兒坐在旁邊聽他們談話，臉上掛著一副親切的笑容，嘴唇跟著他們的話扯動：隨時也穿插一兩句，一邊工作一邊顛頭聳腦地替自己的話打拍子。她有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和兩個從七歲到十歲的孩子，一男一女——他們伏在一張滿著污點的桌上做功課，吐著舌頭，不時把一兩句他們不應該聽的話聽在耳里。

  奧里維陪克利斯朵夫去了兩三次，覺得混在這班人中間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場中嚴格的時間限制，不是被那個頑強的汽笛叫喚得去，就不知道會浪費多少光陰：或是在工作以後，或是在上下班之間，或是在偷懶的時候，或是在失業的時期。克利斯朵夫那時無事可做；在舊作已完，新作還沒有端倪的階段，他也不比他們更忙，很高興把肘子撐在桌上，抽菸，喝酒，談天。可是奧里維以他布爾喬亞的本能，以他思想須有紀律、工作須有規則、時間必須經濟等等的習慣，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歡這樣的糟蹋光陰。並且他既不會說話，又不會喝酒。最後還有那種生理上的不舒服，潛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間的反感：心靈要求溝通而肉體抱著敵意，仿佛是肉對於靈的反抗。他單獨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時候，常常很激動地說應當親近群眾；一朝面對了群眾，他可沒法親近了。而嘲笑他那種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費力地可以和街上隨便遇到的工人稱兄道弟。奧里維看到自己跟這些人隔離，非常傷心。他勉強學他們，和他們一樣思想，一樣說話；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夠響亮，不夠清楚，音調跟他們的不一樣。他學他們的某些談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頭，就是聲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覺得很窘，同時也教別人發窘。在他們眼裡，他是一個形跡可疑的外人，誰也對他沒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會鬆一口氣。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滿著敵意，跟一班因饑寒交迫而憤懣不平的工人看中產階級的目光一樣。或許這態度同時也是對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見。

  那批人中間願意接近奧里維的只有奧蘭麗的兩個孩子。他們對布爾喬亞當然沒有怨恨。那男孩子還受著布爾喬亞思想的誘惑呢。他的聰明足夠他去愛這種思想，卻不夠去了解。長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奧里維帶到亞諾太太家裡，看著華麗的陳設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樂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鮮艷的衣衫，她心裡快活到極點；她有那種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階級而跳進布爾喬亞的安樂窩。奧里維完全沒心思培養她這種傾向；而她對於他的階級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補償別人暗中對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著一腔熱誠想了解他們，事實上也許太了解他們了，把他們觀察太仔細了，使他們生了氣。但他的觀察並非由於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於喜歡分析人家心理的習慣。

  他不久便發現了隱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劇：第一是那個侵蝕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婦的殘忍的遊戲。她的確很愛他，覺得有他這樣一個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機太旺了；他知道她將來會逃掉，同時也為了嫉妒而心裡苦惱。她卻以此為樂：挑撥男人，用眼風逗他們，喜歡瘋瘋癲癲的東拈西惹。也許她在背後和格拉伊沃欺騙育西哀，也許是故意要他這麼相信。總而言之，這種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會發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愛她喜歡的人。他不是宣傳女人和男人同樣有權利可以自由嗎？有一天他咒罵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地提醒他這一點。他的關於自由的理論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戰。他的心還是一個舊時代的人的心：專制，嫉妒；他的理智卻是一個新時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於她，她就是個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變的女人。——奧里維眼看著這場暗鬥，憑著自己的經驗知道這個鬥爭的殘酷，所以對育西哀極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奧里維窺破他的心事，但絕對不感激他。

  另外有個人也用著寬容的目光在那裡留神這一場愛與恨的遊戲。那是飯店的主婦奧蘭麗，不動聲色地把一切看在眼裡。她是懂得人生甘苦的。這健全、安靜、規矩的女人，年輕的時代也胡鬧過來：最初在花店裡做工，有過一個布爾喬亞的情人，而且還有別的。以後她嫁了個工人，變了賢妻良母。但她懂得一個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個喜歡玩兒的姑娘，常常用幾句親切的話替他們排解：

  「唉，咱們總得彼此遷就才行。犯不上為這麼一點兒小事生氣……」

  「她也並不奇怪她說的話毫無用處……」

  「那永遠是沒用的。人總是自尋煩惱……」

  她有一種平民式的達觀，可以使苦難不至於在心中多留痕跡。苦難，她也有過的。三個月以前，她那麼疼愛的十五歲的兒子死了……非常悲傷……可是現在她有說有笑，照常辦事了。

  「盡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說。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並非自私，而是迫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強，老注意著「現在」，不能留戀「過去」。她適應既成事實，也適應可能臨到的事實。如果革命來了，把一切都顛倒了，她還是會站定腳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兒，總是得其所哉。骨子裡她對革命的信仰不過爾爾。她對什麼事都不怎麼相信。不消說，她彷徨的時候也會去起課卜卦，看到出喪的行列也從來不忘記畫十字。她頭腦開通，胸襟寬大，像巴黎的平民階級一樣，懷疑而不悲觀。雖是革命黨員的妻子，她對丈夫的、丈夫的黨派的、別的黨派的思想，照舊像母親看孩子那樣，抱著嘲弄的態度，正如她覺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樣可笑。很少事情能夠使她激動；但她對一切都感到興趣。運氣好也罷，壞也罷，她都能夠擔當。總而言之，她是個樂天派。

  「愁什麼！……只要身體好，一切就有辦法……」

  這樣一個女子當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氣相投的。他們用不著多說話就覺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視而笑，聽著別人嘮嘮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個兒笑著，眼看克利斯朵夫也捲入了辯論，比別人更興奮。

  克利斯朵夫沒注意到奧里維的孤獨與難堪。他並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們吃喝、嬉笑、生氣。他們也不猜忌他，雖然彼此爭論得很激烈。他老實不客氣對他們說出心裡的話，其實也說不出究竟是贊成他們還是反對他們。他根本沒想過這一點。要是有人強迫他選擇，他一定會站在工團主義[6]方面，而反對社會主義以及主張建立一個政府的任何主義——因為政府這個怪物只能製造公務員跟機器人。他的理智贊成同業工會的努力，那柄兩面出鋒的利斧可以把社會主義政體那種抽象的觀念，和貧乏的個人主義同時剷除。個人主義只能分散精力，把群眾的力量化為個別的弱點；而這個近代社會的大弊病是應當由法國大革命負一部分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