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克利斯朵夫極目所及，沿著大路，在池沼周圍，在山崖的坡上，在戰場與廢墟中間，在法蘭西的高山與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種的土地：這是歐羅巴文明的大花園。它的可愛不但是由於土地的肥沃，並且也由於那個不知勞苦的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不倦的開墾，播種，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說他變化無常，他的性格可一點沒有變。在中世紀哥德式的塑像上，奧里維敏銳的目光還能辨認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徵；正如在克盧埃或迪穆斯捷的畫筆下，他能認出現代交際社會或知識分子的疲倦而帶點譏諷意味的面貌，在勒拿[22]畫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農民的精神與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舊在今日的心靈中流動。帕斯卡爾的精神也依舊存在，不獨於深思虔敬之士為然，即在庸碌的中產者或工團運動的革命黨心中也有痕跡可尋。高乃依與拉辛的作品對於民眾始終是活的藝術；巴黎的一個小店員，會覺得路易十四時代的悲劇，比托爾斯泰的小說或易卜生的戲劇對他更接近。中世紀的歌，法國傳說中的特里斯坦，對現代法國人的關係，比華格納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紀以來在法國花壇中不斷開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麼龐雜，究竟都是親屬，而且跟周圍的別的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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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斯朵夫對法國的認識太膚淺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變的面目。他在這個富麗的景色中最覺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奧里維所說的，各有各的園地；每一方園地都用牆壁，籬垣，以及種種的柵欄，和旁的園地分隔著。充其量也不過偶爾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樹林，或者河這一邊的居民不得不比對岸的居民彼此擠得緊一些。各人都關在自己家裡。而這種不可侵犯的個人主義，經過了幾世紀的毗鄰生活以後，非但沒減退，反而更強了。克利斯朵夫心裡想：

  「噢！他們這批人多孤獨！」

  以孤獨而論，克利斯朵夫和奧里維住的屋子可以說是一個典型。那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個規矩老實，不怕辛苦的小法蘭西，可是在它各個不同的分子中間毫無聯繫。一所搖搖欲墜的六層樓的老屋子，地板在腳底下格格地響，天花板已經被蛀壞了，雨水直打進克利斯朵夫和奧里維住的頂樓，使他們不得不找些工人來把屋頂胡亂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聽他們在頭頂上工作，談話。其中有一個使他覺得又好玩又討厭：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語，自個兒笑著，唱著，說些野話，傻話，一邊不斷地跟自己說話，一邊不斷地工作。他每做一件事總得在嘴裡報告出來：「還得敲一隻釘呢。我的工具到哪兒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兩隻。還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嗎？……」

  克利斯朵夫彈琴的時候，他先靜了一會兒，聽著，隨後又大聲地打著唿哨；碰到曲子輕快流暢的段落，他重重地敲著錘子，在屋頂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下，爬上凳子，從頂樓的天窗里伸出頭去想罵他。可是一看見他騎在屋脊上，嘴裡滿銜著釘，嘻開著那張年輕老實的臉，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來，那工人也跟著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開始跟他搭訕。臨了，他記起爬上窗來的動機，便說：

  「啊！我問你：我彈琴不會妨害你嗎？」

  他回答說不，但要求他別挑太慢的曲子彈，因為他跟著音樂的節拍，慢的曲子會耽誤他的工作。他們像好朋友一般的分別了。克利斯朵夫六個月內和整幢屋子裡的鄰居說的話，還不及他一刻鐘內跟這工匠談的多。

  每層樓上有兩個公寓，一個是三間屋的，一個是兩間屋的，根本沒有僕人住的下房：每個家庭都自己動手，只有住在底層和二樓的是例外，他們的屋子也是由兩個公寓合起來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奧里維同樣住在六樓上的鄰居是一個姓高爾乃伊的神甫，年紀四十左右，非常博學，思想很開通，胸襟很寬廣，原來在一所大修院裡教《聖經》，最近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羅馬的處分。他接受了處分，雖然心裡並沒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聲，既不想反抗，也不願意聽人家的勸告，把主張公布；他躲在一邊，寧可坐視自己的思想崩潰而不肯把事情張揚出去。對於這一類隱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談話，但那教士客客氣氣的，冷冰冰的，絕對不提到他最關切的問題，他的傲氣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層，正好在兩個朋友的公寓底下，住著一戶人家；男的是工程師，叫作哀里·哀斯白閒，夫婦倆有兩個七歲至十歲之間的女兒。他們都是優秀的可愛的人，老關在自己家裡，尤其因為處境艱難而羞於見人。年輕的太太不辭勞苦地工作，但常常為了清寒而心裡屈辱。他寧願加倍地勞苦，只要不讓人知道他們的窘況。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領會的一種心情。他們是新教徒，法國東部出身。幾年以前夫婦倆捲入了德雷福斯事件的大風潮。為了這件案子，他們激動得差點兒發狂，正像七年[23]中間無數如醉若狂的法國人一樣。他們為之犧牲了安寧，地位，社會關係，把多少親切的友誼都斬斷了，自己的身體也差不多完全搞壞了。他們幾個月的不能睡覺，不能飲食，翻來覆去地討論著同樣的論點，像瘋子一樣的固執。他們互相刺激，情緒越來越激昂：雖然膽小，怕鬧笑話，卻照舊參加示威運動，在會場上發言；回到家中，兩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兒亂跳；夜裡他們倆一齊哭了。為了戰鬥，他們把熱情與興致消耗完了，等到勝利來到的時候已經沒有那個勁再去體會勝利的快樂，沒有精力再去應付生活。當初的希望那麼高，犧牲的熱情那麼純潔，以致後來的勝利比起他們所夢想的果實竟是近乎諷刺了。他們那麼方正，認為世界上只有一條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們此刻在政治上討價還價，使他們感到悲苦的幻滅。他們一向以為鬥爭中的伴侶都是激於義憤，主張正義的——可是一朝把敵人打倒了，他們立刻撲過去搶贓物，奪政權，爭榮譽，爭位置，也輪到他們來把正義踩在腳下了！只有極少數的人依舊忠於他們的信仰，始終貧窮，孤獨，被所有的黨派遺棄，同時他們也丟開所有的黨派，無聲無臭地退隱在一邊，讓悲哀與憂鬱把他們磨著，對什麼都不存希望，對人類厭惡到極點，對生活厭倦到極點。工程師哀斯白閒和他的妻子便是這一類的戰敗者。

  他們在屋子裡沒有一點兒聲音，怕打攪鄰人，尤其因為他們時常被鄰人打攪，而為了傲氣不願意聲張。克利斯朵夫看到兩個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勁兒老是受到壓制，覺得可憐。他是喜歡孩子的，在樓梯上一碰見他們就表示種種的親熱。女孩子們最初有些膽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遠有些笑話講給她們聽，或者分些糖果給她們吃。她們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們先也並不領情，可是這個常常把鋼琴聲和砰砰訇訇搬動家具的聲音惹他們厭煩的鄰居——因為克利斯朵夫在房裡透不過氣來，老像一頭關在籠子裡的大熊一般踱來踱去——憑著那副坦白的神氣慢慢地把他們征服了。他們之間的談話卻不容易投機。克利斯朵夫的帶點村野的態度，有時使哀里·哀斯白閒為之駭然。工程師很不願意放棄平素的矜持，但對於一個眼神那麼懇切，心情那麼快活的人也沒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時從鄰人嘴裡逼出幾句心腹話。哀斯白閒興趣很廣，做事很有勇氣，可是意志消沉，性情憂鬱，處處隱忍。他有毅力擔受艱苦的生活，可沒有毅力改變生活。這種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證實自己的悲觀主義。有人請他上巴西去擔任一個工廠的經理，報酬很好，他可拒絕了，因為怕那邊的氣候損害家人的健康。

  「那麼為什麼不把他們留在這兒，你自個兒去替他們掙筆家業呢？」克利斯朵夫說。

  「把他們留在這兒！」工程師嚷道，「可見你是沒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還是一樣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遠離鄉土！噢！我寧可在這兒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覺得大家挨在一塊兒受罪才算愛鄉土，愛家屬，未免古怪。可是奧里維很了解，他說：「你想想吧！冒著舉目無親，遠離骨肉，客死他鄉的危險！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可怕的？何況生命這樣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難道一個人非永遠想到死不可嗎？」克利斯朵夫聳聳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為自己所愛的人求幸福死的，那豈不勝於束手待斃嗎？」

  同一層樓上，在五樓那個小一些的公寓裡，住著一個電氣工人，叫做奧貝。他的不跟鄰居往來可不是他的過失。這個從平民階級中跳出來的人物，決不願意再回到平民階級中去。小個子，帶著病容，腦門的模樣長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橫著一條皺襉，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地瞧起人來像螺旋一樣尖銳；淡黃色的短髭，有點譏諷意味的嘴巴，語調很低，聲音像蒙著什麼似的；脖子裡裹著圍巾，因為喉嚨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菸的刺激；行動急躁，頗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氣。他自高自大，喜歡挖苦，嘲弄，滿肚皮的牢騷，骨子裡卻興致很好，浮誇，天真，時時刻刻受著人生的愚弄。他是一個布爾喬亞的私生子，從來沒見過父親，而撫養他的母親又是個教人沒法尊敬的女人：他從小就看到無數悽慘的，下流的事，學過各種手藝，跑過法國許多地方。他千辛萬苦地自修：歷史，哲學，頹廢派的詩，可以說無書不讀；戲劇，畫展，音樂會，時下的潮流可以說無所不知。他對於文學和布爾喬亞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簡直是入了迷。他腦子裡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產階級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熱烈的觀念：相信理智是永遠不會錯的，進步是無窮盡的。古話說得好：活到老，學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會來的，科學是萬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蘭西又是人類的先鋒。他反對教會，認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舊教——都頑固守舊，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進步的敵人。社會主義，個人主義，排外主義，在他頭腦里衝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義者，氣質上是專制主義者，事實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說話非常謹慎，儘量吸收別人的話，但不願意請教人家，以為有傷尊嚴。然而不論他多麼聰明伶俐，聰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補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寫作：像許多從來沒下過功夫的法國人一樣，文字倒頗有風格，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詣寫成的東西拿一部分給一個他崇拜的名記者看，被取笑了一場。經過這次羞辱以後，他對誰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繼續寫作：因為他需要發泄，並且那是他引為驕傲而快樂的事。他對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學思想和文章很滿意，以為寫得極有力量。至於挺有意思的現實生活的記載，他倒並不重視。他自命為哲學家，想寫些社會劇和宣傳思想的小說。凡是不能解決的問題，都被他毫不費力地解決了。他到處能發現新大陸，過後又發覺那些新大陸早已由前人發現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氣，幾乎要抱怨人家給他上當。他愛慕光榮，抱著一腔犧牲的熱忱，因為不知道怎麼應用而痛苦。他的夢想是要成為一個大文豪，側身於作家之林，以為一個人有了作家的聲望等於超凡入聖一樣。可是他雖然需要對自己抱著種種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無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爾喬亞思想的氣氛中。遠望之下，那氣氛是非常光明的。這種無邪的願望害了他，使他覺得為了地位關係不得不跟工人們來往真是難堪極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產社會對他閉門不納，結果他便一個人都不來往。因為這個緣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費事就跟他接近了，並且還得趕快迴避：要不然奧貝待在克利斯朵夫屋子裡的時間，會比待在他自己屋裡的時間還要多。他能找到一個藝術家談談音樂和戲劇，真是太高興了。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克利斯朵夫並不感到同樣的興趣：他更喜歡跟一個平民談談平民的事。那可是奧貝不願意談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層一層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鄰居的關係自然越來越疏遠。要他能踏進四樓的公寓，簡直需要靠一種神奇的魔術才行。四樓的一邊住著兩個女人，給年深月久的喪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歲的奚爾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兒之後，跟她年老而虔誠的婆婆大門不出地住在一起。四樓的另一邊住著一個神秘的人物，看不出準確的年紀，大概有五六十歲，帶著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他頭髮都禿了，鬍子保養得很好，手長得很細氣，說話很溫和，舉止大方。人家叫他做華德萊先生，說是無政府主義者，革命黨，外國人，但說不清是俄國人還是比國人。其實他是法國北方人，早已不是什麼革命黨，但還保存著過去的聲名。參加過一八七一年的暴動，判了死刑，不知怎麼逃過了，他十多年來走遍了歐洲。在巴黎騷動的時期和以後，在亡命的時期和回來以後，在從前的同志而現在握了政權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黨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醜事，便退出黨派，心平氣和地守著他清白的、可是一無用處的信念。他書看得很多，也寫些帶點煽動性的書，領導著——據人家說——印度和遠東那一帶的無政府運動，從事於世界革命，也從事於同樣含有世界性而意義比較溫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創造一種為普及音樂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語。他跟公寓裡的人都不來往，遇到了僅僅是挺有禮貌地招呼一下。他對克利斯朵夫倒肯說幾句他記載音樂的新方法。但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興趣的：用什麼符號來表示思想，他認為無足重輕；不管是哪一種語言，他都能運用。那位學者可毫不放鬆，又溫和又固執地解釋自己的學說；至於他其餘的事，克利斯朵夫一點都沒法知道。所以在樓梯上碰見他的時候，他只注意那老跟著他的女孩子：她長著淡黃頭髮，藍眼睛，蒼白的臉，血色很不好，側影很難看，身體很嬌，病容滿面，沒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樣以為她是華德萊的女兒，其實是個孤兒，父母都是工人階級，華德萊在她四五歲時父母染疫雙亡之後把她抱養過來的。他對一班貧苦的兒童喜愛到極點，那簡直是他的一種神秘的溫情，像樊尚·特·保羅[24]的一樣。因為不信任一切官辦的慈善機關，也明白一般慈善團體的內容，所以他的救濟事業是獨自做的，瞞著別人，覺得另有一種愉快。他學了醫，預備幫助人家。有一天他進到街坊上一個工人家裡，看見有人病著，便給他們醫治。他原來有些醫藥常識，此後更設法補充。看到兒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這些可憐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臉上重新浮起蒼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極了，心都化開了。這是他塵世的天堂，而平時受他照顧的人給他的麻煩，他也忘了。因為他們難得感激他。門房的女人看到多少骯髒的腳踏上樓梯，常常氣惱之極，說些尖刻的抱怨的話。房東對於這些窮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於無政府黨——的進進出出很不放心，對華德萊嘖有煩言。他想搬家，又捨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氣又溫和又固執，竟不把人家的話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為喜歡那女孩子，才得到華德萊一點信任。對孩子的愛是他們兩人的共同點。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裡總不舒服，覺得她的相貌跟薩皮納的小女兒有些相像。薩皮納不但是他初戀的對象，她那個曇花一現的影子，那種幽靜的風度，至今還藏在他心裡。所以他很關切這個從來不跑不跳，臉色慘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聲音，也沒有年齡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靜悄悄的，玩些沒有動作沒有聲響的遊戲，拿著個玩具的娃娃或一塊木頭之類，嘴唇輕輕地動著，自己編些故事。她對人又親熱又冷淡，有點兒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氣。但她的義父並沒有覺察，只知道一味的愛她。其實這種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氣，便是在我們親生的兒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師的兩個女孩子介紹給她。但哀斯白閒與華德萊雙方都客客氣氣地，堅決地，謝絕了。這些傢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關在籠里不可。充其量，他們只能勉強相助，但各人心中還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幫忙，並且雙方的自尊心和困難的境況都不相上下，所以誰也不願意先有表示。

  三樓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遠空著。房東把它留作自用，可是從來不住的。他以前是個商人，等到財產掙到了預定的數目，就把業務結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時間，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東南海濱的一個旅館裡避冬，夏天在諾曼地一個海水浴場上避暑，靠利息過日子，不花什麼大錢，光看著別人的奢華也就滿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時也像那些奢華的人一樣過著空虛無益的生活。

  貼鄰那個較小的公寓是租給沒有孩子的亞諾夫婦的。丈夫年紀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當著中學教員，整天忙著上課，溫課，抄寫，騰不出時間來寫他的博士論文[25]，終於放棄了。比他年輕十歲的妻子，人很和氣，極度的怕羞。兩人都很聰明，博學，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們一個熟人都沒有，從來不出去走走：丈夫是為的太忙，妻子是為的太閒。但她是個賢德的女人，竭力壓著愁悶，儘量找事做，不是看書，就是替丈夫預備筆記，謄清筆記，補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時去看看戲，可是亞諾沒有興趣：晚上他太累了。於是她也就算了。

  他們倆最大的樂趣是音樂。那是他們極喜歡的。他不會彈琴，她會彈而不敢彈。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會像初學的小姑娘。但便是這麼一點兒對他們已經足夠了。格魯克、莫扎特、貝多芬，都是他們的朋友。那些音樂家的生平，他們連細枝小節都知道，非常同情他們的痛苦。還有一塊兒看些美妙的書也是一樁樂事。但現代的文學作品中，這一類的好東西太少了：作家對於一班不能替他們增加聲名、金錢、快樂的讀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這批在社會上不露面的謙卑的群眾，就從來不寫什麼文章，只知道不聲不響的愛好。這道藝術的光，在那些老實與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種神聖的意味，足以使他們過著和平的，相當快樂的生活，雖然有些悲哀——那也並不衝突——雖然非常孤獨，而且也受過人生的傷害。他們倆的人品都遠過於他們的地位。亞諾先生頗有思想，但既沒空閒，也沒勇氣把它寫下來。發表文章或出書都是太麻煩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虛榮。他認為和他敬愛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愛好美妙的藝術品，不願意再去「製造藝術」，覺得這種志願狂妄可笑。他以為自己的職務是推廣藝術品的流傳，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輸給學生：將來他們會寫出書來的——當然不會提到他囉。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捨得買書。窮人總是最慷慨的：他們自己掏出錢來買，有錢的人卻以為不能白到手書是有失面子的事。亞諾為了買書把所有的錢都花掉了：這是他的弱點，他的癖。他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瞞著太太。可是她並不埋怨，她也會這樣做的。夫婦倆老是有些美妙的計劃，預備積一筆款子去遊歷義大利——那可永遠是夢想了，他們也很明白，笑自己不會積蓄。亞諾很知足，覺得有這樣一個心愛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勞的生活與內心的喜悅也就夠了；難道對她會不夠嗎？她說：是的，夠了。她可不敢說出來，要是丈夫有點名氣，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給照耀一下，讓她有些舒服的享受，豈不更好！內心的歡樂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給你很大的喜悅……然而她一聲不出，因為膽小，並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沒有把握：現在已經太晚了！……他們更遺憾的是沒有孩子。這一點，兩人也藏在肚裡不說，倒反因之更相愛，似乎這一對可憐的人互相要求原諒。亞諾太太心極好，非常殷勤，很樂意和哀斯白閒太太來往，可是不敢：因為人家沒有表示。至於結識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婦倆求之不得的：他遙遠的樂聲早已把他們聽得入了迷。但他們無論如何不願意首先發動，以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樓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韋爾夫婦。這一對有錢的猶太人，無兒無女，一年倒有六個月住在巴黎鄉下。雖然他們在這兒住了二十年——這完全是住慣的緣故，因為他們很容易找一個跟他們的財富更相稱的屋子——卻老是像過路的外方人，從來不跟鄰居交談一句話，人家關於他們的事也不比他們第一天搬來的時候知道得更多。這一點可不能成為不受批評的理由。正是相反：他們不討人喜歡。當然他們也絕對不想討人喜歡。其實他們的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婦倆都是好人，而且絕頂聰明。六十歲左右的丈夫是一個亞述考古學家，為了中亞細亞的發掘享有盛名。像許多猶太人一樣，他頭腦開通，興趣極廣，絕不以自己的專門學問為限；他平時注意著無數的事：美術，社會問題，一切現代思想界的運動。可是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為他覺得所有的學問都有意思，可沒有為了任何一門入迷。他很聰明，太聰明了，太不受拘束了：這一隻手建造起來的東西，老是預備用另一隻手毀掉；因為他建設得很多，又有事業，又有理論，的確是精力過人。由於習慣，由於精神上需要活動，所以他雖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麼用處，依舊不聲不響的，極有耐性的，在學問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錢的人家，沒機會認識為生存而鬥爭的意義；並且自從他在近東做了幾年發掘工作而感到厭倦之後，就沒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職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還是頭腦很清楚地關切當前的問題，關切一些實際而立刻可以實行的社會改革，法國學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傳思想，倡導潮流，推動那些大規模的文化機構，可是不久他就厭倦了。好幾次，人家根據他的論點而發起了一個運動，他卻極盡尖刻地批評這個運動，使那般受他鼓動的人大為驚駭。他並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來是神經質的，喜歡挖苦的，銳利無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連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鏡下看，也難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這種脾氣當然不能幫助他結交朋友。他心裡卻極想給人家一點好處，事實上也這麼做。人家並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為覺得自己在他面前顯得可笑，也不能原諒他。他不能多見人，否則就沒法愛他們了。他不是憤世嫉俗的人，也沒有那種自信可以當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會，一方面在社會面前覺得膽小，同時心裡還不敢斷定社會一定是錯的，自己一定是對的。他避免顯得和別人過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態度與表面上的見解跟別人一樣，可是沒用。他不由自主地要批判他們，對一切誇大的，不自然的現象感覺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會隱藏他厭惡的心理。第一，他對猶太人的可笑，感覺特別靈敏，因為對他們認識更清楚；其次，雖然他胸襟曠達，不承認種族的界限，但別個種族的人往往用這個界限來限制他。同時，不管行事如何，他和這個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為了這許多原因，他孤傲自處，只管埋頭工作，深深地愛著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連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諷刺。她是一個賢德的女人，喜歡活動，願意幫助人家，老在那裡做著慈善事業；性格遠沒有丈夫的複雜，極有意志，極有責任觀念——這觀念雖有些頑固、抽象，可是標準很高。沒有孩子，沒有什麼稱心如意的事，沒有熱烈的愛情：她相當淒涼的一生全部建築在道德信仰上，這信仰其實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於譏諷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間自騙自的成分覷破了，不由得要拿她開玩笑。他的個性是許多矛盾混合起來的。他對責任所抱的觀念，標準也不亞於他妻子的，同時又鐵面無情的需要分析，批評，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片片地肢解。殊不知這種行為是毀掉了妻子的立足點，消磨了她的勇氣。當他發覺的時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禍已經闖下了。雖然如此，他們倆依舊相愛，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嚴的態度，不比丈夫喜歡諷刺的脾氣更得人心。既然兩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願，大家就把他們的老成持重認為淡漠無情，把他們的孤獨認為自私自利。而他們愈覺得別人對他們抱著這種觀念，便愈不願意設法去破除這觀念。猶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這對夫婦卻為了過於持重——骨子裡是藏著許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虧。

  比小花園高出幾個石級的底下一層，住著一個退職的炮兵軍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屬於殖民地部隊的。這個還年輕而強壯的軍人，在蘇當和瑪達伽斯加有過光榮的戰績，不知怎麼突然把一切都丟了，住到這兒來，再也不提軍隊二字，整天翻著花壇，吹著笛子——可是技巧永遠沒有進步——罵罵政治，把他疼愛的女兒埋怨幾句。她是個三十歲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愛，很孝順，為了侍奉父親而沒有出嫁。克利斯朵夫憑窗眺望的時候，常常看見他們，當然是更注意那個女兒。她下半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花園裡，不是縫東西，便是胡思亂想，或是收拾園子，高高興興地和一天到晚嘰咕的父親做伴。她用著安靜清脆的聲音、和善的語氣，回答他的抱怨。他卻老是在小徑上邁著細步走來走去，過了一會兒，他進去了，她便坐在園子裡的凳上，幾小時的縫著東西，既不動彈，也不說話，臉上堆著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無所事的軍官，在屋子裡拼命吹著那支刺耳的長笛，或是為了變化一下，笨拙地按著那架上氣不接下氣的風琴，嗚啊嗚的，教克利斯朵夫時而好笑，時而氣惱——看日子而定。

  所有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這座花園緊閉的屋子裡，吹不到一絲外界的風。唯有克利斯朵夫，因為需要發泄感情，也因為生命力太豐滿了，用他那種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著他們，他們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們，也沒法了解。他不像奧里維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愛著他們，自然而然地能夠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地位上。由於神秘的電流作用，他漸漸在心頭感覺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靈有些什麼曖昧的意識，體會到那個居喪的婦人的痛苦的麻痹狀態，知道那教士，猶太人，工程師，革命黨人，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裡，他眼見信仰與溫情的暗淡而柔和的火焰，無聲無息地在亞諾夫婦心中燒著，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地想望著光明，軍官抑捺著反抗的心，做些毫無結果的事，還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領會到她樂天安命的恬靜。但能夠參透這些心靈的無聲的音樂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們是聽不見的，各人都給自己的悲哀與幻夢淹沒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裡工作：懷疑派的老學者，悲觀的工程師，教士，無政府主義者，不管是驕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著。屋頂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圍，克利斯朵夫在最優秀的人中也發現同樣的精神上的孤獨——即使在結成團體的時候也是如此。

  奧里維把他常常發表文字的一份小雜誌介紹給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伯》，借用蒙田的一段話作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26]和別的兩個奴隸一起送到市場上去賣。買主先問第一個能做些什麼：他為了賣弄，把自己的本領說得天花亂墜；問到第二個，也是一樣的回答，甚至還勝過前者。輪到伊索的時候，他回答：我什麼都不會，這兩位已經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們是無所不能的。

  這純粹是對蒙田所謂「以知識驕人的自誇自大之徒」的「無恥」下一針砭。《伊索》同仁中自稱為懷疑派的，其實比別人抱著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眾眼裡，這個諷刺的面具當然沒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塗了。你要群眾跟著你走，非跟他講些簡單，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條不可。剛強有力的謊言，就比貧血的真理更能討群眾喜歡。至於懷疑主義，只有在骨子裡藏著極粗淺的自然主義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時候，才能使他們愜意。所以這份《伊索》雜誌的驕傲的懷疑主義只能適應一小部分的人，因為只有這批少數人士才領會到他們堅毅的精神。但這股力量是完全不參加行動的。

  他們可不顧慮這些。法國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藝術，科學，似乎愈貴族化。科學躲在術語後面，躲在它的殿堂裡頭，比十八世紀時更難接近了，除了對那些已經入門的人。藝術——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種——也是一樣的對人深閉固拒，瞧不起群眾。便是對於行動比對於美更關切的作家，重視道德思想甚於美學觀念的文人，也有種沒法形容的貴族氣息。他們似乎要把內心的火焰保持純潔，而不是把這火焰傳遞給別人；他們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勝，而只求證實。

  可是這等作家裡頭也有從事大眾藝術的。在最真誠的人中，有些是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含有破壞性的思想——那種遙遠的未來的真理，也許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後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靈，灼傷心靈；另外一批卻寫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戲劇，沒有幻象的，非常悲慘的。克利斯朵夫讀過之後，覺得原來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幾小時而來的觀眾，結果得到這樣悒鬱不歡的消遣，真是太可憐了。

  「你們拿這個給大眾嗎？」他問，「那才是把他們活埋呢！」

  「放心，」奧里維回答，「大眾不會來的。」

  「他們這才對啦！你們簡直發瘋，難道要把他們生活的勇氣統統拿走嗎？」

  「為什麼？讓大眾像我們一樣知道事物的悲慘面，而仍舊打起精神來盡他們的責任，不是應當的嗎？」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無樂趣卻是一定的了。而一個人生活的樂趣給拿走以後，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麼辦法？我們總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對所有的人把真理統統說出來。」

  「這個話竟是你說的嗎？你是永遠求真理，自命為愛真理甚於一切的人！」

  「是的，為我，還有為那些相當堅強而受得了的人，的確應當給他們真理。但對於另一些人，那簡直是殘忍，是胡鬧。現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國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德國人不像你們這樣的鬧真理病：他們把生活看得太重，謹慎小心地只看著他們願意看的事。你們不是這樣，所以我喜歡你們：你們是勇敢的，直接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們自以為發掘出一項真理的時候，就得把它摔到社會上去，不問它會不會闖禍。你們倘若把自己的幸福為了愛真理而犧牲，我沒有話說，我很敬重你們。但是為了愛真理而犧牲別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應當愛真理甚於愛己，可是應當愛別人甚於愛真理。」

  「難道因此就應當對別人扯謊嗎？」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幾句話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們只能挑出能使社會得益的一部分來說。其餘的，我們只能藏在心裡，好像一顆隱蔽的太陽有種柔和的光暈似的，它們會在我們所有的行動上放出光彩。」

  但這些顧慮不大能打動法國作家的心。他們不問手裡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還是死亡」，或是兩者都有。他們缺少愛。一個法國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沒有思想，他也同樣要人接受。眼見做不到了，他便不願意再有所行動。這是那班優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罷，沒信仰也罷，各人都深藏著。

  有人做過種種嘗試，想消滅這種個人主義，組織一些團體，但這種團體大半馬上傾向於文學清談，或者變成可笑的幫口。最優秀的都勢不兩立，以互相消滅為快。其中有些傑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聯合與指導一班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隊伍，決不肯跟別人的合併。他們組織什麼會、什麼社，發行雜誌，所有的德行都齊備，只少一件，就是退讓。沒有一個團體肯對別的團體讓步，它們互相爭奪群眾（其實也是為數極少而挺可憐的人），苟延殘喘地存活了一些時候，終於一蹶不振地倒台了，而且並非由於敵人的打擊，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於自己的摧殘。許多不同的職業——文人，劇作家，詩人，散文家，教授，小學教員，新聞記者——形成了無數的小階級，而每個階級又分化為許多小組，彼此深閉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談不到的。在法國，無論對什麼事都不會全體一致；除非在「全體一致」成為傳染病的時候——這種時間極其難得，而那「一致」往往還是錯誤的：因為它是病態的。法國無論哪一種活動都受個人主義控制，科學方面是這樣，商業方面也是這樣，商人們的不能團結不能聯合，全是個人主義從中作梗。這個人主義並沒有蓬勃的生機，可是頑固，執著，處處退縮。孤獨自立，不有求於人，不與人往來，怕相形之下會感到自己的無能，也不願意孤高自傲的安靜受到擾亂：凡是創辦「超然的」雜誌，「超然的」劇場，「超然的」團體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著這種思想。而創辦那些雜誌，劇場，團體的唯一的意義，往往只因為不願意跟別人在一起，不肯為了一樁共同的行動或思想而團結；還有彼此的猜忌或黨派間的仇視，使實際上最應當互相諒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器重的人物為了同一事業而結合的時候，像奧里維和辦《伊索》雜誌的那些同志，他們之間似乎也永遠存著戒心，絕對沒有流露真情的興致，那在德國是極常見而極容易使人厭惡的。在這群青年中間，有一個[27]特別吸引克利斯朵夫，因為他有一股驚人的力量，是一個邏輯嚴密，意志強毅的作家，對道德觀念抱著極大的熱情，準備把整個世界連他自己一齊為這些觀念犧牲；他為此創辦了一份雜誌，差不多是一個人編輯的。他發誓要向法國和歐洲提出一個純潔，自由，英勇的法蘭西的觀念；他深信將來必有一日，大家會承認他所寫的可以成為法國思想史上最大膽的篇幅中的一頁——這一點他是想得不錯的。克利斯朵夫很願意對他有更深的認識，和他來往。可是沒有辦法。雖然奧里維常常跟他接觸，也只在有事的時候見面；他們絕對沒有親密的談話，充其量不過交換一些抽象的思想，實際上也無所謂交換，而是兩人在一塊兒自言自語，因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裡。而這還是彼此器重的戰鬥同志呢。

  這種矜持有許多原因，連他們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過度的批評精神使他們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點看得太明白了，過度的理智又把這些不同點看得太重；其次，他們缺少強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說缺少強烈的愛。也許還有別的原因，例如事業的重負，生活的艱難，思想的騷亂，使一個人到了晚上再沒精力跟人做些友善的談話。最後還有法國人不敢承認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個可怕的心理，以為大家不是同種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時代住到法國土地上來的不同的種族，儘管彼此有了關係，卻很少共同的思想——這一點，為了大家的利益原來就不應該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礙是太醉心於自由，對它抱著如醉若狂的危險的熱情：一個人嘗到了自由的滋味，簡直會犧牲一切。這種自由的孤獨，因為是用多少年的艱苦換來的，所以特別寶貴。優秀人物孤獨自處，免得受制於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團體威逼你，種種壓迫個人的重負加在你身上：家庭，輿論，國家，幫會，黨派，學派。孤獨便是對這些壓迫的反動。倘若一個囚徒要越過二十道高牆才能逃出牢籠，那麼，非身強力壯的人絕不能毫無損傷的達到目的。對於一顆自由的意志，這的確是艱苦的考驗。但是從這兒經歷過來的，就會終身留下苦鬥的痕跡和獨立不羈的癖性，永遠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獨，還有一種是隱忍退讓促成的孤獨。法國多少老實人都把他們的慈悲、勇敢和真摯的感情埋藏在心裡。數不清的有理沒理的理由使他們不願意行動。在某些人是為了服從，為了膽怯，為了習慣性；在另一些人是為了怕輿論，怕鬧笑話，怕拋頭露面，怕人家把他們毫無作用的行為說是有作用的。這一個不參加政治的與社會的鬥爭，那一個不參加慈善事業，因為他們看到做事不認真或沒有頭腦的人太多了，也因為怕別人把他們看作跟走江湖的與糊塗蟲沒有分別。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覺厭惡，睏倦，怕行動，怕痛苦，怕醜惡，怕鬧笑話，怕出亂子，怕負責任；還有那「有什麼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國人的意志都給消磨了。他們太聰明了——沒有氣魄的聰明——他們看到正反兩方面的理由。他們缺少力量，缺少生氣。一個人生氣蓬勃的時候決不問為什麼生活，只是為生活而生活——為了生活是樁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班優秀的人，有的是可愛的普通的優點：人生觀很溫和，欲望很淡泊，愛家庭，愛鄉土，遵守禮教，謹慎小心，不強制別人，不妨害別人，不輕易泄露感情，永遠取著矜持的態度。所有這些可愛的動人的特點，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靜，勇敢，內心的歡樂，並行不悖，但跟法國民族的衰老與貧血也不無關係。

  在克利斯朵夫和奧里維的屋子底下，那個四面圍著高牆的優美的園子便是小型法蘭西的象徵。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絕的綠茵。有時，外邊的狂風打著迴旋降到園裡，給坐在那兒出神的少女帶來一些遙遠的田野和大地的氣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國潛藏的生機，覺得它不應該讓卑鄙無恥的人壓迫。沉默的優秀階級躲在裡頭的那個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義只有對一般沒有牙齒的人才配。他卻需要無限的空氣，廣大的群眾，輝煌的太陽，千萬生靈的愛，需要把他所愛的人緊緊地抱在懷裡，把敵人碎為齏粉。他需要戰鬥，需要勝利。

  「你能這樣做，」奧里維說，「你是強者，你憑著你的缺點——（對不起！）——跟優點，生來是為戰鬥的。你的民族不是一個太貴族的民族，這是你的運氣。行動不會使你厭惡。必要的時候你甚至會去干政治！……並且你用音樂寫作又是了不得的幸運。人家不懂你的話，你什麼都可以說。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樂里有瞧不起他們的意思，有他們否認的信仰，也有對於他們竭力想撲滅的東西不斷地頌讚，那麼他們絕不會饒你，一定要阻撓，搗亂，使你為了和他們奮鬥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勝利的時候，你已經沒有完成事業的餘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終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於別人的誤解。人家佩服他們的地方正是跟他們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們可沒有認識你們那班大師的懦怯。我早先以為你是孤獨的，所以我原諒你沒有行動。但實際上你們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們比壓迫你們的人強過百倍，你們的價值比他們的超過千倍，而竟甘心情願對他們無恥的行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們。你們有著最美的國土，了不得的聰明，又最富於人情味，你們卻絲毫不加利用，還讓少數的壞蛋把你們控制，污辱，踩在腳下。喂，拿出你們的真面目來罷，怕什麼！別等奇蹟或是拿破崙來幫你們忙！起來吧，團結起來吧。你們大家都得動員，馬上把屋子打掃乾淨。」

  但奧里維聳聳肩膀，無精打采而又含譏帶諷地說：「跟他們去火併嗎？不，那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強暴。結果怎麼樣，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無成而滿腹牢騷的老朽，保王黨里的年輕的傻瓜，宣傳暴行與仇恨的惡魔，會一起霸占我的行動，加以玷污。你難道要我再喊蠻子滾出去或法國人的法國這一套仇恨的老口號嗎？」

  「幹嗎不？」克利斯朵夫說。

  「不，這都不是法國話。人家儘管把它們塗著愛國色彩到處宣傳也是白費的。那隻適用於一班野蠻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不是培養仇恨的國家。要肯定我們的民族性，並不在於否定別人或毀滅別人，而是在於把他們同化。不管是騷亂的北方人還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讓他們來吧……」

  「還有那含有毒素的東方？」

  「連那含有毒素的東方也沒關係：反正我們會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樣，過去我們吸收的還不多嗎？東方表示得意揚揚，我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戰戰兢兢，都教我看了發笑。它以為把我們征服了，在我們的大街上，報紙上，雜誌上，戲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揚威。傻子！它才被我們征服呢。它滋養了我們，它自己可消滅了。高盧人的胃是強健的，兩千年來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個。我們受得起毒藥的試驗……你們德國人要怕，你們去怕罷！你們非純粹不可，否則就沒法存在。可是我們，主要的不在於純粹而在於兼收並蓄。你們有一個皇帝，大不列顛也自稱為帝國，但事實上真有帝國意味的倒是我們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們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說，「只要一個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輕力壯的階段，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終有枯竭的一天，那時它就有被外來的巨潮淹沒的危險。我們中間不妨老實說，你不覺得這種日子已經來到了嗎？」

  「這個話人家已經說了幾百年了！但我們的歷史每次都證明那是多慮。聖女貞德的時代，巴黎一片荒涼，豺狼出沒，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們受的考驗簡直數不清！今日的道德淪喪，淫樂無度，志氣消沉，社會混亂，我都不放在心上。耐著點性子吧！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將來會有一個反動的潮流——可是也不見得如何高明，結果也許搞出些同樣胡鬧的事。而今日靠渾水裡摸魚過日子的人，將來還是會叫叫嚷嚷地做領導……可是那有什麼關係？這些運動並不接觸到法蘭西真正的民眾。爛果子不會使果子樹跟著爛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個民族中間，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們死也罷，活也罷，跟我們有什麼相干？難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築起堤岸，掀起革命來對付他們嗎？現在的禍害不是一個制度造成的。這是奢侈帶來的麻瘋病，是財富與聰明的寄生蟲。它們會消滅的。」

  「把你們腐蝕了以後。」

  「對於這樣一個民族，你不能絕望。它有那麼一種潛在的德行，那麼一股光明與理想主義的力，便是那些蠶食它破壞它的人也受到影響。甚至一班貪得無厭的政客也會受它誘惑。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權，也感覺到國運的偉大。這國運把他們從小我中超脫出來，拿火把交給他們，叫他們一個一個地傳遞過去，而他們也跟著前人從事於消滅黑暗的神聖的鬥爭。民族的精神拖著他們，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他們都完成了他們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親愛的國家，親愛的國家，我對你的信心是永遠不會動搖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驗，倒反使我感到，我們在世界上所負的使命是值得驕傲的。我絕對不願意我的法蘭西瑟瑟縮縮地關在一間病房裡，不敢吹到外界的風。我不願意病病歪歪地苟延殘喘。一個人長大到我們這樣的時候，倘使要停止長大，還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儘管撲到我們的思想中來罷！我決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帶給我們的土地，然後它會退下去的。」

  「可憐的朋友，」克利斯朵夫說，「在它沒退下去的期間，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蘭西從尼羅河中浮起來的時候，你自己在哪兒呢？奮鬥不是更好嗎？除掉你早已認為命中注定的失敗以外，又沒別的危險。」

  「不，我所冒的危險遠過於失敗。我可能喪失精神上的平靜，那對我是比勝利更重要的。我不願意恨。哪怕對我的敵人，我也要給他一個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熱情洶湧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了解一切，愛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覺得用這種超然物外的心情去愛人生和自甘滅亡的退讓沒有什麼差別。他像恩培多克勒老人[28]一樣，覺得胸中有一支頌歌在那裡頌讚恨，頌讚與恨相連的愛——墾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種的，內容豐富的愛。他不能贊同奧里維那種安安靜靜的宿命觀，並且他不大敢相信一個絕對不自衛的民族能夠久存，所以恨不得喚起整個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國所有的老實人都奮臂而起。

  你對一個人的了解，用一分鐘的愛情能比幾個月的觀察更有成績，同樣，克利斯朵夫之於法國，八天內足不出戶的跟奧里維親密相聚的結果，比他用著一年的光陰，走遍巴黎，走遍文化的與政治的沙龍所知道的更多。在他覺得茫無所措的那個普遍的混亂中，朋友的心靈對他仿佛是大海中的一個島，代表理智與精神恬靜的境界。奧里維內心的和氣所以格外動人，是因為它沒有一點精神上的倚傍——因為他生活的境況是艱苦的（他窮，他孤獨，他的國家又是這樣的頹廢），因為他身體衰弱，近乎病態，非常的神經質。可見他清明的心境並非由於意志堅強——他根本缺少意志——而是從他的生命與種族的深處來的。在奧里維周圍許多別的人身上，克利斯朵夫也窺見一道遙遠的微光，體驗到「萬里無波的大海的沉靜」；他自己素來是騷亂不寧的，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能使強烈的天性勉強得到一個平衡，現在這種隱藏的和諧，當然使他不勝艷羨了。

  看到了法國的內情，他把過去對法國民族性所抱的觀念全部推翻了。擺在他眼前的不復是那個快樂的，隨和的，無愁無慮的，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獨的心靈，表面上像蒙著一層明晃晃的水霧，頗有樂觀的色彩，其實卻是浸透了深刻而沉靜的悲觀氣息，腦子裡全是執著的念頭、靈智的熱情——他們都是不可動搖的靈魂，只能加以毀滅而不能加以改變的。當然這僅僅限於法國的優秀階級，但克利斯朵夫不懂它這種信心與堅忍刻苦的精神從哪兒來的。奧里維回答說：

  「從失敗[29]中得來的。是你們，克利斯朵夫，把我們重新鍛鍊了。唉，那當然不是沒有痛苦的。你們想像不到，我們從小到大所經歷的環境是怎樣的悽慘。我們喪師辱國，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脅老是壓在我們身上。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法蘭西文明，十個世紀的偉大——都操在一個不了解它、恨它、隨時可以把它碎為齏粉的、強暴的征服者手裡。可是我們就得為這些命運活下去！你想想吧，那些法國的孩子，生在蒙喪的家庭里，罩著戰敗的黑影，受著沮喪的思想薰陶；人家教養他們的目標是希望他們雪恥報仇，而那個報仇也許是玉石俱焚的，也許是完全空的：因為他們雖然年紀很小，早已懂得這個世界上沒有正義，只有強權！這一類的發現，使兒童的心靈不是從此墮落就是從此長成。許多人都自暴自棄了，他們想：既然如此，何必奮鬥？何必振作？一切都是空的。想也沒用。還是享樂吧。但凡是掙扎過來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的，任何幻滅都不能動搖他們的信仰：因為他們一開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們是不能選擇的，只有往這條路走，別的都是死路。這樣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你絕不能以此期待那些十五歲左右的孩子。在得到這個信念之前，先得受盡悲痛，流盡眼淚。可是這樣是好的，應得要這樣……

  噢！信仰，你這純鋼百鍊的處女，

  用你的槍尖把各個民族的被壓制的心開發出來罷！……」

  克利斯朵夫默然握著奧里維的手。

  「親愛的克利斯朵夫，」奧里維說，「你們德國給了我們多少痛苦。」

  克利斯朵夫差不多要道歉了，仿佛那是他做的事。

  「別難過，」奧里維笑著說，「德國不由自主地給我們的益處，遠過於害處。是你們把我們的理想主義重新燃燒起來的，是你們把我們對於科學與信仰的熱愛激動起來的，是你們促成了法國的普及教育，刺激了巴斯德的創造力，使他單憑一個人的發明，就把五十億的戰爭賠款給掙來了，是你們使我們的詩歌、繪畫、音樂再生的；我們民族意識的覺醒也全靠你們的力量。我們為了愛信仰甚於愛幸福所做的努力已經得到酬報：因為我們在麻痹的世界上已經感覺到那精神的力量，我們對於這種力，甚至對於勝利，都不再懷疑了。你瞧，克利斯朵夫，我們雖然顯得這樣渺小，這樣軟弱——跟德國的威力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們卻相信那是把整個海洋染色的一滴水。馬其頓一個小小的軍團就會把歐羅巴大隊武裝的人民衝倒！」

  弱不禁風的奧里維眼中閃著信仰的光，克利斯朵夫望著他說：

  「可憐的嬌弱的小法國人！你們比我們更強。」

  「噢！失敗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奧里維又說了一遍，「我們得祝福災難！我們決不會背棄它。我們是災難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