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統一後德國的外交政策 一、統一後德國全方位自主外交

  統一後的德國領土面積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萬，是歐洲除俄羅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歐洲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在德國統一之前，原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分別是西歐、東歐集團（前蘇聯除外）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原聯邦德國是歐洲最發達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工業國，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4477億馬克。民主德國在統一前的1989年國民生產總值為8269.8億民主德國馬克。新德國的經濟規模顯然是更加擴大了，1988年德國的經濟規模只有日本的42.4%、美國的23.03%，然而到1994年，德國的經濟規模已相當於日本的80%、美國的60.4%。德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規模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柴契爾夫人在其回憶錄中談及聯邦制的歐洲時寫道：「德國在這樣的格局中很有可能擔任領導者的角色，因為統一後的德國實在太大了、太強了。」

  德國統一後面臨政治和經濟上的整合，必須集中精力解決統一後出現的各種內部問題。同時，德國的鄰邦對德國統一的疑慮還沒有完全消除，在外交上還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隨著1991年12月蘇聯的解體，歐洲各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善於捕捉時機的科爾，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斷拓展新德國的外交空間，逐漸改變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追隨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國外交，不斷謀取對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擴大外交活動空間，努力爭取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地位。

  從1991年底開始，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開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外交活動。1991年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個自治共和國乘機要求獨立，美國及歐共體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均不贊成。然而，德國為了重建其傳統的勢力範圍，不顧當時聯合國秘書長的勸阻和美國、歐共體國家反對，於1991年12月23日單獨宣布承認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個自治共和國的獨立。這樣，在歐、美聯盟內部出現了德國率先行動、歐共體其他國家緊跟其後、「盟主」美國也不得不跟在昔日的「小夥伴」後面先後承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獨立的局面。這表明德國已經開始根據自己國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國際社會顯示統一後德國的地位和力量。

  要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是德國自主外交的又一表現。德國要成為政治上的大國就要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為此，德國與日本聯手，德國外長克勞斯·金克爾（Klaus Kinkel，1936—）於1992年8月23日對《星期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記者說，「既然東京在爭取席位，那麼我們也要參與這一討論」，「目前安理會的構成情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不再能反映世界形勢」。為此，德國在1993年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活動。6月底，科爾總理親自簽署了德國向聯合國總部遞交的要求成為常任理事國的申請書；7月，科爾和金克爾訪問日本。金克爾聲稱，德國和日本將協調行動，努力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他對記者說：「日本人希望在安理會得到一個席位，這並不是秘密，我們也希望得到一個。我們將相互支持。」儘管德國這一外交努力還沒有成功，但表明德國在統一之後欲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願望是多麼的迫切！

  德國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傾向，使美國也認識到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美德關係出現了從過去的「主從」關係到「領導夥伴」（partnerinleadership）關係的轉變。1994年7月，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1946—）對德國進行了訪問，並發表了戰後以來對德國進行「最為全面的支持性講話」。他稱德國是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國，是美國歐洲政策的基石，德美關係是戰略領導夥伴關係。國際輿論認為，美國總統柯林頓這次對德國的訪問是這一轉變的標誌，美德之間的「主僕」關係宣告結束，開始建立起新的「領導夥伴」關係。1995年2月，科爾總理對美國進行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回訪。在會談中，柯林頓聽取和接受了科爾在對俄政策、波赫衝突及北約東擴等問題上的意見和看法，並一再稱讚科爾是「當代最傑出的國務活動家之一」，「美國沒有比科爾更好的朋友了」。科爾這次訪問在世人面前樹立了德國是美國的「領導夥伴」的形象。德國反對美國在歐洲事務問題上指手畫腳。在涉及德國內政外交問題上，德國更不願美國頤指氣使，也經常對美國說「不」。1997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要求德國政府不要不顧波赫難民的意願，把他們一律遣返。德國立即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映，金克爾外長表示，美國無權規定我們應該做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德國不需要別人的指教。當然，德國在一些問題上對美國說「不」，並不意味著德國政策趨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國不再一味盲目追隨美國，但在一些主要問題上它們的政策和立場基本上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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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保持傳統的友好關係的同時，德國還積極謀求與俄羅斯建立友好夥伴關係。在德國剛剛實現統一之初，就與蘇聯簽訂了《蘇德睦鄰夥伴合作條約》（Vertragüber engedeutsch-sowjetische Zusammenarbeit）。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成為其合法的繼承者。德國不顧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反對，積極發展與俄羅斯的友好夥伴關係，率先給俄羅斯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財政援助。科爾於1992年12月14日訪問了莫斯科，與葉爾欽總統簽署了八項協議。協議規定：俄羅斯軍隊比原規定提前半年，即在1994年8月31日前從德國領土上撤走，為此，德國將追加5.5億馬克的援助，作為俄軍人撤回國內建房的費用；德國同意俄國延長八年償還原蘇聯欠原民主德國的176億馬克的債務；德國決定向前法西斯德國暴行的受害者提供10億馬克的賠償。至1997年底，德國對原蘇聯地區提供的援助共約有1300億馬克。德國還大力支持葉爾欽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科爾強調並極力說服美國要「尊重俄羅斯的情緒」。

  紅綠執政聯盟成立後，德國外交的自主性進一步加強。社民黨向來主張德國應實行自主外交，相對於聯盟黨來說，對美國的顧忌性更少，如勃蘭特在20世紀70年代推行「新東方政策」。綠黨將和平作為其綱領的核心。施洛德、菲舍爾等紅綠聯盟領導人是戰後成長起來的，沒有之前總理們那種歷史負罪感，這使得其謀求政治大國的欲望更加強烈。正如施洛德上台後，曾在1998年11月10日的政府聲明中說：「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這正是一個成熟民族應有的自信心，它面對歷史、面對自己的責任，同時也面對未來。」他多次強調「德國應該表現出更多的自信。我們應該記住歷史，但我們不應天天背著歷史的包袱」。

  施洛德時代德國自主外交主要體現在：其一，在武力「倒薩」問題上，施洛德政府明確對美國說「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行為在德國引起了一場反戰風暴。在德國人看來，只靠軍事打擊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恐怖主義的威脅的。更何況美國的行為還嚴重威脅了德國在中東的石油安全。因此，施洛德政府對美國聯合出兵伊拉克的要求予以了堅決的拒絕。其二，施洛德政府繼續重視發展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兩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保持協調一致，甚至還考慮建立一個歐盟—俄羅斯能源共同體；其三，施洛德政府執政期間，德國還積極與日本、印度和巴西共同謀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這也是德國爭取世界政治大國的重大努力。

  默克爾上台後，一方面雖然改變了施洛德時期的很多做法，但另一方面卻也保持德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而開展自主的大國外交戰略就是她所繼承下來的政策之一。「這屆德國政府與上屆政府一樣，在承擔國際責任上都非常積極。」默克爾之所以要保持德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除了受國家利益和總體戰略的影響外，還和默克爾大聯合政府中社民黨的勢力強大有關。在大聯合政府中，社民黨占據了外長等八個重要職位。社民黨人外長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1956—）是施洛德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默克爾總理在調整德國外交政策時，不得不考慮社民黨的意見。

  不過，默克爾也同時在致力於修復因伊拉克等問題而受損的德美關係，「竭盡全力致力於發展緊密的、誠實的、坦率的和充滿信任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默克爾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促進了德美關係的改善。例如，2006年2月，德國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明了自己在伊朗核問題上堅決支持美國的態度。

  在積極謀求自主外交的同時，德國還試圖通過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科爾政府在統一之後聲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願意為世界的和平進步作出貢獻，將在全世界範圍內承擔與統一的德國地位及聲望相適應的責任與任務，使德國軍隊走出國境。這是統一後德國在自主外交政策上的一個新動向。

  在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科爾積極主張對南斯拉夫內戰實行軍事干預。儘管如此，由於德國法西斯曾占領過南斯拉夫這一歷史原因，德國決定不派軍隊參加在南斯拉夫地區的任何維和行動。1991年1月7日海灣戰爭正式爆發後，科爾聲稱，德國士兵將參加保衛北約領土的行動，但不派德國士兵參加海灣戰鬥。科爾在1993年2月17日回答日本記者關於德國的國際責任問題時說：我們是聯合國成員，作為會員，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1990年10月德國統一之前，我們國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們的國際責任，現在不能這麼說了，我們今天不能躲避國際責任。

  向境外派遣德國軍隊涉及要修改德國《基本法》。《基本法》明確規定聯邦德國軍隊為防禦而建立，對向境外派出聯邦軍隊作了嚴格的規定，因此，在德國統一之前的歷屆政府都沒有派兵參加境外的任何軍事行動。為使德國向境外派遣軍隊合法化，科爾極力主張修改《基本法》。然而，在是否修改《基本法》有關條款的問題上，德國國內各派勢力，尤其是執政聯盟和反對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科爾將此問題的爭執擱置一邊，通過憲法之外的途徑使德國軍隊合法地走出國境。1993年4月8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作出裁決，同意聯邦國防軍參加聯合國在波赫的禁飛行動。1994年7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再次作出裁決，經過議會批准，德國軍隊可以在北約和西歐聯盟的範圍內參加旨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定的行動，同樣可以參加聯合國組建的維持和平部隊。至此，德國在不對《基本法》進行任何修改的情況下，通過符合法律的程序實現了與其他西方大國一樣派軍隊到境外參與國際維和行動。

  1993年4月21日，德國聯邦議院經過激烈的辯論，通過了科爾提出的出兵索馬利亞的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德國於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隊飛往索馬利亞，以援助聯合國重建索馬利亞的行動。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維和部隊。1995年6月30日聯邦議院以386票贊成、258票反對、1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科爾政府提出的派遣作戰部隊和衛生部隊參加前南斯拉夫地區維和行動的議案。德國這次出兵帶有著明顯的軍事性，與以往只是起輔助作用的情況大不相同。

  紅綠聯合政府上台不久，就遭遇到了科索沃（Kosova）危機。雖然社民黨和綠黨都有著較為悠久的和平反戰傳統，但德國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卻力主派軍隊參加北約的軍事行動。開戰之後，德國則一面積極代表北約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一面積極尋求在聯合國的框架下最終平息爭端。為了獲得相關支持，施洛德還於5月12日訪問中國。在科索沃危機中，施洛德政府不僅實現了二戰後德國的首次參戰，還在一定程度上樹立了德國的政治大國形象。「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聯邦共和國也在軍事力量方面恢復了『正常狀態』，與聯合國其他成員國不再具有區別。」

  2001年美國「9.11事件」爆發後，施洛德在第一時間向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Bush，1946—）表示了同情，並與其他北約國家一起支持美國在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德國不僅提供了3900名士兵參戰，還派出了特種部隊直接參與阿富汗前線的「持久自由」行動。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後，德國聯邦國防軍依然是北約組建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主力之一。

  默克爾上台後，沿襲了科爾和施洛德的做法，積極向海外派兵參與歐盟、北約和聯合國的軍事行動。2006年6月8日，默克爾在表彰德國聯邦國防軍將士時表示，為了維護德國的國家利益，德軍將繼續在世界上承擔必要的軍事義務。同年10月25日，德國公布新版《國防白皮書》，提出聯邦國防軍未來的任務將主要是預防國際衝突、解決國際危機及與國際恐怖主義作鬥爭。默克爾在白皮書中明確表示，德軍將在「國際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繼續參與國際軍事行動」。白皮書計劃，將國防軍根據海外任務的不同改組為2.5萬人的北約反應部隊、1.8萬人的歐洲快速反應部隊和1000人左右的聯合國常規維和部隊。由此也可以明顯看出，在默克爾的海外派兵戰略中，北約和歐盟分居第一、二位，而聯合國只是第三位。

  總之，兩德自統一之後，德國已開始將過去只是一般性參加國際維和的行動，發展到從軍事上參加北約的作戰行動和介入聯合國的維和軍事行動，開始以軍事方式表現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力量，並通過在國際上擴大其軍事力量的影響，達到實現政治大國的目的，徹底改變其「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二、統一後德國與歐洲一體化

  「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趨勢，歐洲無疑是這一格局中的重要一極。積極推動歐洲的聯合和統一，增強歐洲在國際上的競爭實力，這對處於歐洲中心的德國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德國統一後的政府在聲明中指出，德國的對外政策目標是：繼續從事歐洲的統一事業，進一步發展北大西洋聯盟，穩定和支持中歐和東歐的改革進程，在聯合國認真負責地共同發揮作用以及同發展中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科爾將繼續把歐洲統一事業作為他的政府的首要目標，為此，科爾在德國統一後繼續不遺餘力地積極推動歐洲的聯合，把建立「歐洲大廈」（Europaische Gebude）作為德國外交的首要任務。

  科爾的目標是要努力謀求實現歐洲的政治聯合，將歐共體發展成為歐洲聯盟，並設法在1994年夏初舉行的下次歐洲議會選舉前成立歐洲聯盟，然後在歐洲實現統一的貨幣。為實現這個目標，科爾提出了一個全面的方案：在1992年12月31日前成立一個擁有3.4億人口的歐洲內部大市場；目標是建立一個無邊界的歐洲；它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歐洲，而是一個多樣化的歐洲；要使歐洲議會獲得更多的權力；要制定一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實現歐洲的經濟和貨幣聯盟，要有一種穩定性不次於德國馬克的歐洲貨幣，成立一家獨立的歐洲銀行。科爾指出：我們的核心目標現在和將來都是歐洲的政治聯合，共同體必須向其他歐洲國家開放；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各國「返回歐洲」，要促使這些國家的改革進程；共同體將成為自由的歐洲的結晶點，成為歐洲合眾國的結晶點。科爾認為，統一的德國不想恢復昨天的歐洲；我們要有一個新的、不取消我們的民族特性的歐洲；在這樣一個歐洲里，任何人都不反對別人，任何民族都不處於另一個民族的陰影之下，而是我們大家共同為和平的、自由的以及富裕的未來承擔責任。

  德法關係一直是歐洲聯合的核心力量。在德國統一之前，德國在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更多的是依靠法國的政治影響，在重大問題上與法國磋商取得一致意見，並由法國牽頭予以實施，自己甘當「配角」。現在，為了推動歐共體向縱深發展，促進歐洲聯合的進程，德國在繼續保持「德法軸心」的同時，更多地顯示德國在處理歐洲問題上的「主動性」和處於「主導地位」，不願充當法國的「配角」。在德國統一前夕的9月18日，科爾總理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舉行了兩國政府間的會晤，德法雙方在會晤後發表聲明指出，德法兩國決心在今後繼續「作為歐洲聯合的發動機」而起作用；雙方表示，共同努力促使討論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政治聯盟的首腦會議的成功。

  為使歐共體成員國在歐洲政治聯盟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或減少分歧，科爾開展了頻繁的外交活動，進行了多方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國的主動努力下，並根據德國和法國的建議，歐共體的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英國、丹麥、愛爾蘭、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2國政府首腦集會荷蘭的馬斯垂克（Maastricht），於1991年12月11日共同簽署了關於建立「歐洲政治和經濟貨幣聯盟」的《歐洲聯盟條約》（Vertragüber die Europische Union/EUV），又稱《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簡稱《馬約》）。1992年12月31日，邁向歐洲一體化重要一步的歐洲內部大市場正式成立。這個市場擁有12個成員國、3.45億人口，在人員、商品、服務以及資本等四個方面實行自由往來，並取消了各成員國之間一切關稅及貿易限制。

  1993年1月1日，歐洲大市場正式啟動，標誌著《羅馬條約》所確定的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目標的最終實現。1992年12月2日，德國聯邦議院正式批准了《馬約》。當《馬約》被丹麥公民投票否決後，科爾表示德國決不能使歐洲聯合的火車停駛或減速，而要繼續沿著歐洲一體化的道路前進。在科爾的努力下，《馬約》於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歐洲政治和經濟貨幣聯盟」正式誕生。歐盟是歐洲15個主權國家的聯盟，它的成立標誌著歐洲聯合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為統一歐洲貨幣，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的歐洲貨幣管理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開始運作。1995年3月26日，與歐洲大市場協調一致的、取消邊界檢查、人員可自由往來的《申根協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正式生效。為實現歐洲經貨聯盟，德國總理科爾和法國總統雅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1932—）共同聯手，頂住各自國內的壓力，嚴格按照《馬約》的規定，堅決制定嚴厲的預算措施，並推動各成員國逐一達標，終於使歐洲統一貨幣的計劃得以啟動。1999年1月1日，歐洲統一貨幣「歐元」（Euro）正式問世，歐洲貨幣局轉為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最後一任歐洲貨幣局局長、荷蘭銀行家威姆·杜森貝格（Wim Duisenberg，1935—2005）出任歐洲中央銀行首任行長。至此，科爾所追求的歐洲統一的經濟目標已開始實現。德國是歐洲聯盟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為聯盟的建立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並提供了巨額的資金。然而，歐洲一體化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統一貨幣的實現，也無疑為德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

  由於《馬約》的一些規定無法適應歐洲變化的形勢，1997年10月2日，歐盟15個成員國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簽訂了《阿姆斯特丹條約》（A msterdam Treaty，簡稱《阿約》）。《阿約》是繼《羅馬條約》、《馬約》之後的第三個歐洲一體化條約。1999年5月1日《阿約》正式生效。

  施洛德政府執政後，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歷屆德國政府的歐洲一體化政策。施洛德所在的德國社民黨向來支持歐洲走向聯合。2001年，社民黨漢堡代表大會強調，一體化和歐洲化是德國的「不二選擇」。社民黨的執政夥伴綠黨也是歐洲一體化的熱心支持者。執政七年間，歐洲一體化的輝煌成果成為施洛德政府的最大亮點。

  首先，施洛德政府一邊鞏固「法德軸心」，一邊又強調英國在歐盟中的作用。戰後幾十年來，德法軸心是歐洲一體化的穩定基石，是歐洲一體化建設的「發動機」。1998年9月27日聯邦大選結束伊始，施洛德就訪問了法國。他向席哈克總統保證繼續與法國密切合作，維護德法在歐洲聯合中的「軸心」作用，確認這個「軸心」對歐洲發展是「無可替代的」。施洛德時代「德法軸心」對歐盟的發展、尤其是在歐盟東擴和歐盟憲法問題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科爾不同的是，施洛德還十分重視發展與英國的關係，以便使英國儘快向歐洲貨幣一體化靠攏，並利用英國牽製法國。法德兩國在歐盟農業政策、財政攤款等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矛盾。紅綠聯盟上台後，施洛德曾一度企圖拉攏英國在歐盟中與法國進行周旋，以提高德國在歐盟中的地位。不過，由於後來英德在出兵伊拉克的問題上無法協調立場，施洛德很快就回到了法德合作的老路上來。

  其次，在歐洲一體化中強調德國的利益，希望讓德國在歐盟事務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在歐盟財政預算、就業政策等領域，施洛德特別強調德國的國家利益，主導了歐盟一體化進程。1999年3月，施洛德作為輪值主席親自主持了歐盟首腦會議，就歐盟《2000年議程》中的經費預算、攤派、支出等發生了激烈爭論。為了使與會各國達成協議，德國作出了很大讓步。不過，施洛德也維護了德國的利益，保證德國對歐盟的財政支出在2006年前不再升高。在2001年的紐倫堡代表大會決議中，德國社民黨也提到施洛德及其領導的聯邦政府承諾在歐洲議會的進程中保護德國的利益。同年，社民黨在一份名為《對歐洲承擔責任》的文件中指出，施洛德政府應加強德國在歐盟成員國中的領導地位。在德軍參加南聯盟空襲和馬其頓維和等行動中，都可以看到施洛德擴大自己對歐盟領導權的意圖。甚至有人說，施洛德政府已經成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大腦和心臟」。

  第三，積極推動歐盟擴容。在德國推動下，2004年5月1日，歐盟迎來了政治版圖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東擴和南擴。馬爾他等10個國家正式成為歐盟成員國。在把土耳其納入歐盟候選國問題上，施洛德政府也採取了積極態度並發揮了主要作用。

  最後，在促進歐盟成員國內部一體化方面，施洛德政府也成績斐然。施洛德政府不僅通過積極完善歐洲央行體系和強化歐盟內部市場建設等措施加快歐盟內部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發展，還決定進一步明確歐盟首腦會議和部長理事會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的職能，謀求歐盟安全與外交事務的一體化。在德國的推動下，歐盟赫爾辛基首腦會議決定建立一支6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以加強歐盟的危機處理能力。「歐盟只有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有自己的行動能力，才能承擔起維護和平的重任。」

  施洛德政府甚至還要求將制定歐盟憲法，使歐盟進一步向歐洲合眾國發展。2000年5月12日，德國外長菲舍爾在洪堡大學發表《從國家聯盟到聯邦：對歐洲一體化最終形式的思考》的長篇演講，提出建立歐洲聯邦、歐洲中央政府及制定一部歐洲憲法等設想。次年11月，施洛德發出了歐盟憲法改革的倡議。在施洛德政府的積極努力下，2002年2月歐盟成立了以制憲為職責的籌備委員會。2004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以絕對票數通過了《歐洲憲法條約》。雖然2005年荷蘭共和國全民公決否決了該條約，但施洛德政府仍舊積極推動各國批准該條約。

  默克爾政府的歐洲政策有沿襲其前任的一面，和歷屆聯邦總理一樣，上任後第一個訪問的國家就是法國，其用意就是要繼續保持法德軸心關係。此外，在2005年11月30日發表的「施政聲明」中，她不僅專門將「歐洲政策」從德國傳統的外交政策範疇中剝離出來，賦予其獨立地位，還繼續將維護德國在歐盟的利益和推動歐洲一體化作為其「歐洲政策」的核心。在聲明中，默克爾一方面明確表示，德國解決歐盟財政危機時必須保護自己的利益，不能接受過分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她又宣稱德國新政府將致力於解決歐盟財政危機、農業補貼等實際問題，並將繼續謀求歐洲「憲法」草案的修改和通過。

  但與此同時，默克爾的歐洲政策又與施洛德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默克爾試圖修復因伊拉克戰爭而一度疏遠的德英關係。她訪問英國時表示，新政府「與法國保持友好關係極端重要，但不光是法國，還有英國」。德國的拉攏是英國能在歐盟財政危機談判中作出妥協的原因之一。其次，默克爾更加注重將德國利益與歐洲普遍利益相結合，照顧歐盟中小國利益。如重視發展與波蘭的關係，避免給歐盟夥伴造成法德軸心統治歐盟的印象。默克爾在出訪法國後不久就出訪波蘭，以消除中東歐國家對法德軸心和俄德親密關係的顧慮。在歐盟的財政危機中，默克爾又強調新的預算案不應損害中小國家的利益。默克爾也因此在預算案通過後贏得了以波蘭為代表的中東歐新成員國的好評，甚至被稱讚為歐洲新領袖。第三，在深化歐洲一體化時，默克爾採取了更為靈活的手段。默克爾深知，由「歐洲憲法條約」擱淺而造成的歐盟憲法危機絕非短期內單靠德國自己能解決的。為了因避免操之過急而引起英、法、波蘭等國民眾的反感情緒，默克爾希望先發展歐洲的自我認知意識，尋求公眾的理解與支持，同時通過一個新的、各方可以接受的「基礎條約」替代原先的「憲法條約」，以曲線迂迴的方式推動歐盟憲政之路。德國還表示，將在2007年上半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繼續推動歐洲憲法的發展。

  三、統一後德國的亞洲及對華政策

  （一）新亞洲政策

  擴大在亞洲、非洲的影響，與盟國展開以經濟和科技為主體的綜合國力的競爭，並力圖在多極化的格局中占據有利的地位，這是德國在統一後外交上的又一個新動向。科爾曾說過，在政治領域同亞洲的合作早已是德國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亞洲國家由於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在解決全球問題方面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在經濟發展方面，包括中國、日本和印度在內的亞洲「具有全球意義」。從經濟因素上考慮，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亞洲經濟卻呈現出少有的活力，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是亞洲潛在的大市場，對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此，為了顯示德國的大國地位和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德國認為必須「更多地參與亞洲事務」，參加與美國、日本之間的競爭，改變德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活動中落後於美日的被動局面。為此，科爾及30位德國公司的巨頭在德國統一後的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對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日本和韓國等亞洲五國進行了訪問，同這些國家分別簽訂了一系列雙邊經貿合作協定。科爾對日本的訪問則更具重要的政治意義。這是因為德國與日本在戰後所處的國際環境相似，而且都在外交上追求政治大國的目標。科爾對亞洲五國的訪問，密切了德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擴大了德國在亞洲的影響。這次亞洲五國之行，極大地開闊了科爾的視野，並第一次設計出了他的「亞洲新觀念」（Das Neue Asienkonzept）。

  五國之行之後，應科爾的要求，由德國外交部組織成立了有六個部和總理府參加的專門工作班子，研究制定了德國的「亞洲政策新方案」。1993年9月22日，德國內閣正式通過了這一方案。9月26日，科爾發表文章全面闡述了德國的「新亞洲政策」，其主要內容有：將亞洲作為德國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重點；加強與亞洲的經濟合作，重點增加德國在亞洲的直接投資；把科技合作作為與亞洲合作的關鍵領域；在環保方面與亞洲合作；加強與亞洲各國的政治對話；加強與亞洲各國在文化方面的合作。不難看出，德國的「新亞洲政策」是將其對外政策和對外經濟活動置於優先地位。隨後，德國政府積極推動政企合作，將外交、外經和援外三管齊下，促進德國企業進入亞洲。1996年，德國對亞洲又開展了新一輪外交攻勢。從這一年的10月中旬開始，德國政要紛紛打點行裝，奔赴亞洲。先是國防部長打頭陣訪問了印度，隨後是副總理兼外長訪問中國和蒙古，緊跟著科爾總理正式訪問印尼、菲律賓和日本；11月18日—30日，羅曼·赫爾佐克（Roman Herzog，1934—）總統對中國和尼泊爾進行了訪問。

  科爾下台後，德國紅綠聯盟和大聯合政府對科爾的「新亞洲政策」作出了一些調整，即在與亞洲國家發展關係時更加強調西方的民主、人權價值觀。

  2002年6月25日，德國外交部出台了第二份《亞洲政策》，強調要以安全合作為重點，加強與亞洲國家合作與對話，開展預防性外交、建立新的安全結構、保障德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擴大德國在亞洲的市場，推廣人權、民主和法制、增加發展援助。2005年默克爾大聯合政府上台後，德國多次向亞洲敏感地區出口武器，預示了德國政府「亞洲戰略」的新變化。2007年10月，默克爾制定了以「價值外交」為核心理念的第三個亞洲政策。在聯盟黨10月23日通過的名為「亞洲作為德國和歐洲的挑戰和機遇」的決議文件中稱，「德國和歐洲在能源、外貿等領域正面臨中國的競爭」，中國與蘇丹、緬甸、委內瑞拉等國發展關係，「不僅與歐洲的利益相衝突，也給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體制帶來挑戰」，建議「德國增強與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的關係」。10月2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聯盟黨議會黨團會議上公布了這一決議，並聲稱「許多年以來，我們只是太注重中國。我相信，作為歐洲人，我們在其他國家如印度那裡也有機會，我們必須為此而努力，並迅速扮演角色」。

  以對印政策為例。施洛德和默克爾時代，價值觀的相近使印度和德國在政治和防務合作方面顯得格外突出。2004年6月，印度與德國等西方國家空軍舉行了聯合軍演。同年10月6日，施洛德訪問印度，印度總理辛格表示，兩國的雙邊關係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基礎之上，並具有遠大的合作前景。在2005年8月美印簽署民用核協議後，默克爾政府也與印度簽署了一個類似協議。2006年4月23日，印度總理訪問德國，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德國和印度將深化構建在兩國2000年簽署的《21世紀印度—德國夥伴關係議程》基礎上的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共同利益之上的戰略夥伴關係」。2006年9月，兩國正式達成國防合作協議，結束了十多年以來對印度的軍事禁售局面。2007年10月底，默克爾抵達印度訪問，鼓吹德國的亞洲新政策，阻止中國崛起「造成區域不安」。德國《商報》事後評論，印度不僅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與西方接近，而且經濟、軍事實力強大，是德國在亞洲首選的戰略夥伴。

  （二）對華政策

  中國在亞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因此，德國十分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1993年11月，科爾第二次亞洲之行時訪問了中國，正式開始實施德國的「新亞洲政策」。科爾率領的代表團達180人之多，其中包括4名部長和40多位企業界經理。在訪問中，德中雙方在鋼鐵、交通運輸、能源、化工、機械、電子、電信和環保等領域簽訂了一系列合同和意向書，合同金額達16.5億美元，意向金額也有11.5億美元。這是科爾作為統一後的德國總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對中國的訪問，極大地促進了兩國之間關係的發展。

  1995年11月，科爾總理率領高級代表團第四次訪問中國，隨同的有45位在德國有影響的企業家，以及一批官員和記者。科爾在這次訪問中表示，除了加強兩國政治和經濟關係外，還擴大了在科技文化領域的接觸，雙方共簽署四個政府協定、總金額21億馬克的12項工商企業合同。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多次應邀訪問德國。1995年7月，應德國總統赫爾佐克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德國進行了訪問，受到了德國政要的熱情接待和歡迎，德中兩國政府簽署了《中、德增設總領事館協議》和《中、德財政合作協定》，又簽訂了42億馬克的12項有關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的協議、合同及意向書。1996年2月初，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訪問德國，雙方一致同意加強在發展中國基礎設施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促進中小企業的合作；德國政府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在歐盟範圍內致力於取消對中國進口的限制。這些訪問極大地增進了兩國之間的友誼，推動了兩國之間經貿關係的發展。

  紅綠聯盟和大聯合政府執政時期，德國亞洲政策作了調整，施洛德、默克爾等德國領導人曾多次就人權等問題批評中國，給新世紀中德關係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科爾政府承認中國儒家思想的特殊性，雖然對中國人權狀況不時提出批評意見，但主張採取「批評與對話」的態度。施洛德政府外長、篤信人權價值觀的綠黨領導人費舍爾在上任後卻明確表示，要加強德國在世界上的人權外交。此後，德國對我國在人權問題上指手劃腳，使這一問題再度成為阻礙中德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再加上當時雙方在許多國際熱點問題，如北約東擴、科索沃等問題上也存在較大分歧，科爾時代以來的中德交往活躍狀態出現了停滯的趨勢。

  向來親美的默克爾政府為了與布希政府保持某種程度的一致，在很多問題上也對中國表示出消極或者反對態度。默克爾在2006年5月訪華時就明確表示「德國未來不會再單獨提出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的問題」，並提出「解禁」要取決於中國人權狀況和台灣政策是否符合西方的要求。此外，為了在中德貿易中獲取更加有利的地位，默克爾政府還遲遲不願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2007年9月，默克爾又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以官方身份接見達賴，對中德關係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作為此次事件的回擊，中國單方面取消了德國財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Peer Steinbrück，1947—）原定於2007年12月訪問北京的計劃。德國《經濟周刊》對此評論說，「德國希望中國政府短暫生氣後會恢復正常的期望落空了」，這對德國經濟界是一大打擊。為了民主和人權的政策，德國經濟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金融時報》也說，「中國取消財長訪華點燃聯盟內部對默克爾中國政策的爭吵」。

  當然，施洛德和默克爾對華強硬政策的推出，雖然在短期內會給中德關係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不會改變未來中德關係穩定的大局。中德兩國共同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中德外交的基調不會改變。在經歷了短暫的對華強硬之後，紅綠聯盟政府很快就開始修復受損的中德關係。2004年，中德在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框架內，建立了「具有全球責任的中德戰略夥伴」關係，雙方決定擱置人權爭議，注重政治對話，促進中德經濟往來。中德經貿關係在科爾下台後繼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2年德國向東亞出口總額為516億歐元，比2001年增長了3.4%。其中，德國向中國的出口額為145億歐元，比2001年增長19.6%。中國已成為德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2003年，德國企業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投資額超過110億歐元。2004年，德中雙邊貿易額達到535億歐元。

  默克爾政府也深知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它不願意在爭奪中國市場的競爭中輸給英法等國。為彌補接見達賴對中德關係帶來的不利影響，默克爾在2008年1月1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願下大力氣恢復發展德中關係。事實上，默克爾每次到訪中國都會有一個大型的經濟代表團隨行，成員大多是德國經濟界的代表，其目的無外乎搭外交的順風車簽訂更多的經濟合作協議。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統計，2006年中德雙邊貿易額為762.7億歐元，比2005年增長24.69%。其中，德對華出口275.2億歐元，同比增長29.32%，占德出口總額的3.1%；德國從中國進口487.5億歐元，同比增長22.21%，占德進口總額的6.66%。德國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機械、汽車、印刷設備、電氣部件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電子設備、電器、服裝、玩具等。從投資規模看，德國對華投資逐年增加。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批准德國企業在華投資項目5338個，合同資金額251.16億美元，德方實際投入134.18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