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統一後德國的政治 一、統一後德國的科爾政府

  實現德國的統一，這一德意志人民長期以來的夢想終於成為現實。然而，兩德的統一是在快速的並且在倉促和思想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的，沒有一個緩衝的過渡時期和採取一定緩衝措施的適應過程，使統一後的德國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民主德國「在毫無喘息時間、毫無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被生拉硬扯地捆綁到一個經濟效能高、但其哲學尚遠遠沒有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老百姓所了解的市場經濟體制上了」！為使東部德國在經濟、政治上實現與西部德國的完全接軌，德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經過幾年的努力，東部德國經濟、政治形勢不斷好轉。然而，兩德人民在思想情感上的真正融合，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1990年12月2日，統一後的全德第一次議會選舉舉行。聯合執政的聯盟黨和自民黨得票合計超過半數，科爾取得繼續執政的資格。次年1月17日，兩德統一後的首屆議會舉行。這次會議以378票贊成、257票反對、9票棄權的絕對多數選舉科爾為德國總理，科爾成為德國統一後的第一任總理。科爾為德國的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被選為統一後的德國總理，這是人們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新一屆科爾政府面臨比德國統一前複雜得多的形勢。

  新德國貨幣統一（Whrungseinheit）後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據西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食品價格上漲50%，服務行業上漲26%，消費品物價整體上從1990年到1991年上漲了20.3%。統一之後的東德人生活明顯下降和低於西德。同時，由於一些商業機構只進西德和西方的商品，東德商品遭受排擠，從而造成多數企業資金匱乏，只得靠貸款發放工資。東部地區新建的各州銀行也陷入危機，如萊比錫（Leipzig）、埃爾福特等城市的財政陷入崩潰。東德居民由於對統一後的期望值過高，對生活上出現的急劇變化缺乏思想準備，因而對現狀極為不滿。從1990年底開始，東部地區各州罷工遊行不斷。

  除通貨膨脹以外，東德的失業人數不斷攀升，就業市場的形勢不斷惡化。1990年6月底失業人數是14.2萬人，7月底上升到22萬人。到1991年底超過100萬人，半失業者為185萬。1992年失業人數為190萬，1993年又上升為240萬。全德失業人數在1996年突破了400萬，1997年底高達452.2萬，全國失業率為11.8%，而東部地區高達19.4%。1998年初，全國失業率接近12.6%，失業人數近500萬，創二戰以來的最高紀錄。科爾政府曾提出了到2000年將失業人數減少一半的「就業計劃」。幾年來，失業大軍迅速膨脹的現實，使科爾的這一計劃成為泡影。德國長期以來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嚴重困擾著科爾政府。

  德國失業人數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隨著新體制的全面推行，原民主德國經濟、內政、外交和軍事等領域的重要部門和關鍵崗位，都由原聯邦德國政府派人主持。大量人員被裁減，使原民主德國政府官員只有10%—20%的人留用；二是東部經濟轉軌，大批企業破產倒閉；三是由於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措施和建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在西方商品潮水般的衝擊下，大批夕陽工業受到國外激烈競爭的衝擊，紛紛倒閉或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由於生產效率太低、缺乏具有競爭力的產品、經互會市場的崩潰以及傳統的東歐貿易變成了以自由兌換的貨幣結算，導致了外貿的大幅度下降。」當然，這些原因有的是在德國統一之前就存在的，但德國失業人數劇增卻是在德國統一之後出現的，也不能不說這些因素隨著德國的統一而有所加重。

  統一後的最初幾年，德國政府為解決失業這一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1）實行失業保險。德國所有雇員都有參加失業保險的義務，保險費由僱主和雇員各出一半。職工失業可領取失業金，最高可達淨工資的68%，最長可領取1年。（2）安排臨時工作。這些工作大多是環保或公益勞動。（3）為職工提供培訓和諮詢。失業人員轉業培訓一般由地方當局、工會、教會主辦，政府給予資助。如果企業為培訓畢業的學員提供一個工作崗位，國家可向企業支付最多為12個月的「熟悉工作補貼」。（4）改革勞工市場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有利於充分就業。（5）縮短工時，提倡非全日制。（6）加強科研，開發未來工業，不再向傳統工業找回失去的工作崗位。儘管實施了這些措施，但德國的失業率仍高居不下，成為一大社會難題，是德國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滋生新納粹（Neo Nazi）勢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納粹勢力是隨著德國的統一而出現的。早在兩德邊界開放之初，西德、西柏林和東德的一批新納粹分子就勾結在一起，經常製造事端。他們在一些城市街頭張貼「希特勒永在人間」「外國人滾出去」「猶太人滾出去」等標語；他們公開高舉帝國大旗在大街上示威，唱納粹歌曲，行納粹禮，高喊「希特勒萬歲」等口號。1991年初，東德各地有納粹分子3000多人。從這一年起，德國各地納粹勢力襲擊外國人事件頻繁發生，尤其是1992年8月22日晚至23日發生在羅斯托克（Rostock）的暴力排外事件，約有200多名極右暴徒用燃燒瓶、石塊和棍棒襲擊來自羅馬尼亞等國的難民居住的樓房，並與警察發生了衝突。這次事件被稱為「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排外事件」。

  除新納粹勢力和各種排外事件外，德國極右政黨組織活動也十分猖獗。德國極右分子約有4萬人，分屬於76個組織，其中光頭黨（Skin-heads）約4200人。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和德國人民聯盟是影響比較大的兩個極右政黨。這兩個政黨具有強烈的種族排外傾向。這些極右勢力不僅發動和參與各種排外暴力事件，而且積極參與政治。在1992年4月5日的巴登—符騰堡州、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州舉行的選舉中，德國共和黨和德國人民聯盟成為兩個州議會第三大黨，使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大幅度下降。

  科爾總理及聯邦政府和各政黨要人對德國不斷出現的暴力排外事件高度重視，並紛紛予以譴責，要求嚴懲兇手。1992年8月羅斯托克暴力排外事件發生後，科爾總理對這次騷亂進行嚴厲譴責，政府發言人、聯邦議長、基民盟總書記呼籲採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嚴懲鬧事者。11月8日，魏茨澤克總統發表嚴厲譴責新納粹分子暴行的講話，他號召德國公民同外國人友好相處，維護人的尊嚴，制止極端分子的暴力行為。德國各階層人民對新納粹的排外暴力行動同樣深惡痛絕，用各種方式進行反對和譴責。1991年1月3日晚，東德25萬人在特雷普托（Treptow）蘇軍烈士陵園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新納粹分子破壞烈士陵園和墓碑的暴行以及反蘇、反猶太人、反外國人的行徑。1991年10月9日，科隆市舉行萬人示威遊行，反對德國各地出現的仇外、排外行動。1992年11月8日柏林各界群眾30萬人高舉「人的尊嚴不容侵犯」「反對種族主義」等標語牌和橫幅，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雖然以新納粹分子為首的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在德國統一之後有所抬頭，但在政治上很難形成氣候。飽受希特勒法西斯之苦的德國人民決不願意再重走老路，德國政界主流也決不允許法西斯勢力捲土重來。歷屆德國政府對納粹犯下的罪行不斷進行懺悔，德國政府反對新納粹勢力的態度也非常堅決。

  由於聯邦政府每年都要向東部地區投入巨額資金，經濟上負擔沉重，出現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不景氣，經濟不斷下滑，失業率不斷上升，不少德國人對科爾政府和未來存有疑慮和失去信心，對德國現狀表示不滿。然而，從1994年上半年以來，德國經濟形勢好轉，逐漸回升，國際上的威望也不斷看好，一些德國人似乎對科爾政府仍寄予了新的希望。在這種形勢下，1994年10月16日德國舉行了統一後的第二次議會選舉。選舉結果，科爾領導的聯盟黨獲勝，在全部選票中得票率為41.5%，比上屆大選減少了2.3%，獲議席294個；社會民主黨得票率36.4%，比上屆增加了2.9%，獲議席252個；自由民主黨得票為6.9%，比上屆減少4.1%，獲議席47個；聯盟90/綠黨（Bündnis90和Grünen）得票率為7.3%，比上屆增加了2.2%，獲議席49個；民主社會主義黨得票率為4.4%，比上屆增加了2%，雖然在全德選票中低於5%，但其競選人在四個選區得票最多，可獲議席30個；共和黨等政黨，得票率為3.5%。全德選民共有6020萬人，參加選舉的選民占78.1%，比上屆增加了0.3%。社會民主黨主席魯道夫·沙爾平（Rudolf Scharping，1947—）雖然在競選前認為自己是「最好的總理候選人」，也不得不承認選舉失敗，但認為執政聯盟議席大減，是「輸家的聯盟」，表示社會民主黨要在下次選舉中獲得政權。

  1994年11月14日，科爾與自由民主黨領導人在波恩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宣布聯合執政協議。這項協議主要闡述聯盟黨和自民黨在內政方面的政策，重點是精簡國家機構、改善就業狀況、鞏固政府財政、改造福利國家、加強科技和教育，以及同犯罪作鬥爭；協議的最後部分闡述了德國外交和安全政策，強調要繼續推進歐洲聯合，促進東歐國家早日加入歐洲聯盟。第二天上午，新成立的德國第十三屆聯邦議院舉行全體大會，科爾以338票贊成、333票反對，當選為德國總理，任期四年。科爾此次獲勝，使他成為四度蟬聯、第五任德國總理。如果他再任四年總理（實際只要再任滿兩年），他就成為德國20世紀在位最久的總理而載入史冊。11月15日下午，科爾正式宣誓就任統一後德國第二任總理。

  二、1998年科爾競選總理失敗

  科爾雖然再次當選總理，但困擾科爾政府最迫切的現實問題，依舊是居高不下的高失業率和經濟增長乏力。德國經濟增長乏力和失業人數不斷增多是有多種原因的，其中，與德國的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等經濟上的「德國病」導致德國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不斷下降，以及本國資本外流是有很大關係的。

  要想提高經濟的競爭力並保障社會成員的富裕生活，必須要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犧牲社會成員的福利為代價。科爾政府為了解決長期遺留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試圖在經濟和社會供養之間尋求平衡點，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來改善投資環境，從而達到從根本上改善就業市場狀況，提高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此，科爾政府從1994年2月實行「增長與節支」的一攬子計劃（Aktionsprogramm für mehr Wachstumund Beschftigung），試圖通過減少稅收、大幅削減福利，來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增加就業。科爾政府也試圖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從1991年至1998年，德國社會保障分攤金從工資額的35.5%增加到42%，這一舉措使有工作者的負擔不斷加重，因而導致他們的不滿。1997年制訂了減輕企業負擔、創造就業機會的稅收改革方案，並計劃於1999年推行養老金改革。由於科爾一攬子改革計劃只對富人有利，不利於普通勞動者，又引起工會的強烈不滿。從1997年以來工會和反對黨組織多次罷工和遊行，使德國的社會形勢十分不穩定。科爾的稅收改革計劃為社民黨占多數席位的參議院所否決，這對科爾政府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由於繁重的社會問題無法解決，使科爾這位「統一總理」的榮譽逐漸成為過去，人們又給他戴上「失業總理」「負債總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統一後的德國第二屆科爾政府任期屆滿舉行聯邦大選。基於自身的地位以及國內外政策的考慮，科爾宣布參加1998年聯邦大選。科爾能否在德國的政治舞台上梅開五度，其關鍵因素還是經濟形勢。德國東部地區的選民對科爾支持與否，是科爾能否繼續連任的一個重要因素。西部地區的選民大都長期支持某一個政黨。相反，東部地區的選民在經過一番政治動盪之後，其思想飄忽不定。在爭取東部地區選民支持的問題上，正是科爾的一個「致命弱點」。由於科爾總理沒有兌現在統一後不久許下的諾言，東德人的工資只有西德人的60%—70%，因而使東德人有一種淪為「二等公民」的感覺，在東部地區蔓延著一股對科爾政府的不滿情緒。

  9月27日，德國如期舉行全國大選。28日公布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的格哈德·施洛德戰勝了科爾。選舉結果如下：社民黨得票率為41.9%，聯盟黨為35.3%，聯盟90/綠黨為6.7%，自民黨為6.2%，民主社會主義黨為5.5%，其他小黨為4.4%；在聯邦議院的669個議席中，社民黨獲298席，聯盟黨獲245席，綠黨獲47席，自民黨獲44席，民社黨獲35席。選舉一結束，科爾宣布接受選舉失敗這一現實，並承擔此次選舉失敗的責任，辭去擔任25年之久的基民盟主席一職。戰後任期時間最長、成功地實現了德國統一大業的科爾，終於告別了德國政治舞台。

  困擾和影響科爾政治生涯的原因，似乎主要是由德國統一造成的。著名德國經濟學家卡爾·馬滕·巴爾夫斯（Karl Marten Barfu，1938—）指出：「德國人在統一過程中和今後若干年必須面對的後果是，在東德社會生活的廣闊領域中存在著體制轉軌危機。對此，至今還沒有一個能夠很快克服這種危機的有效方案。」因此，要使東、西德國在政治、尤其是經濟上完全融合在一起，做到完全同步協調的發展，並使東、西部德國人民之間的思想情感及精神上也完全融合在一起，是要一個較長時間的艱難的磨合過程的。

  然而，德國統一後出現的社會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兩德統一和對東德的改造，更深層原因是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制度要不斷完善和改革。聯邦德國一部分人認為，相對於「經濟奇蹟」年代，「從1974年以來，『社會市場經濟』的標誌是低增長率和高失業率」，雖然它仍然能夠實行較高的社會福利，但社會福利網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在這些人看來，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氣數已盡，其高福利制度保護了「懶惰」，制約了德國人在經濟活動中的積極性，限制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德國應向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或英國的「傳統市場經濟」模式轉變。但是，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適應德國的國情和歷史傳統而產生的，被認為既不同於中央統制經濟，也不同於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市場經濟，並強調社會保障和社會秩序。50多年來，尤其是「聯邦德國成立到1974年，『社會市場經濟』能夠以一種為大多數公民所信任的方式既達到提高物質富裕程度的目標，也達到社會保障和改善工作崗位質量的目標」。雖然後來出現低增長率、高失業率，但對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作用不能低估，它為德國經濟發展創造過奇蹟，為繁榮德國資本主義和提高國民生活起過重要作用。但是，再好的體制也會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遇到新的問題，也還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和完善。德國的經濟體制模式運行了50多年，也還應根據德國變化的現實進行修正，使之不斷更加完善。現在，德國大多數人認為社會市場經濟這種模式依然適合德國國情，目前德國進行的稅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對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說是這種模式的失敗。

  三、環境政治的發展與「紅綠聯盟」執政

  自1987年聯合國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闡明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以來，環境與發展成為了一種全球性共識，許多國家都開始積極探索新的與環境相統一的健康發展模式。統一之後，德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社會市場經濟生態化」的道路。

  環境保護政策在德國源遠流長，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作為涵蓋所有環境領域的「環境（U m welt）」這個詞才首次出現在德語中，具有現代意義的環境運動（Umweltbewegung）也才開始興起。聯邦政府和民眾開始仔細考慮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問題，專門的環境管理機構紛紛建立，公認的綜合性環境政策逐漸形成。

  維利·勃蘭特上台後，聯邦政府先是於1969年秋在內政部建立了「水、大氣和噪音污染保護局（Abteilung der Gewsserschutz，luftreinhaltungund Lrmbekmpfung）」，之後又在1971年9月制定了首個聯邦環境保護規劃。隨著全國統一環境政策的形成，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主義（kologismus）」理念逐漸成為聯邦德國主流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動的主要方向之一，德國的環境運動和環境政治也因此而逐漸進入到「生態主義」時代。

  兩德統一後，生態主義對德國政治的影響進一步擴大。1994年，聯邦議會決定將環保內容寫進修改後的《基本法》，要求「國家應該本著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保護自然生存基礎條件」。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選民們的關注，綠黨多次突破選舉門檻，進入議會。1994年，重新改組的聯盟90/綠黨取得歷史性佳績，在16個聯邦州中進入了11個州議會，並在下薩克森州、黑森州與社民黨組成了聯合政府。1996年底，德國綠黨已進入了12個州議會，且在下薩克森、北威、薩爾等州與社民黨聯合執政。與此同時，最早制定統一聯邦環境政策的社民黨此時也進一步加大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加快自身的「綠化」。兩黨在州一級聯合執政的經驗和綱領的相互接近，為施洛德後來組建紅綠聯合政府奠定了基礎。

  儘管社民黨一再改進競選綱領，但它在長達16年的時間中，卻一直未能再度問鼎總理的寶座。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黨內為爭奪總理候選人勾心鬥角削弱了競爭力。1995年底，奧斯卡·拉封丹出任黨的主席。拉封丹屬於社民黨的左翼，他注重「社會公正」。施洛德屬於社民黨右翼，他比較關注經濟和現實問題，倡導改革。雙方明爭暗鬥，但最終的決定在民意。拉封丹對施洛德說：「如果你能在下薩克森州選舉成功，那你就是總理候選人。」結果，施洛德領導的社民黨贏得了48.1%的選票，取得了單獨組織州政府的資格。1998年4月17日，社民黨召開特別代表大會，正式推舉施洛德為聯邦總理候選人。9月28日，施洛德終於在新一屆聯邦議院選舉中戰勝了科爾。

  社民黨在這次大選中獲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與施洛德的個人魅力有密切的關係。施洛德與科爾相比有其競選優勢，他年輕、務實，在德國人眼裡是一個更合乎時代要求的變革者，給他冠以了「現代化者」的稱號。新聞媒體也十分看好他，「施洛德在民意測驗中有很高的支持率」。

  雖然社民黨成為聯邦議院的第一大黨，但沒有取得單獨執政所需的絕對多數，必須與其他政黨聯合才能組織政府。10月20日，德國社民黨（紅）和聯盟90/綠黨正式簽署了《覺醒與革新——德國邁向21世紀之路》（Aufbruch und Erneuerung-Deutschlands Weg ins21.Jahrhundert）的組閣協議，宣告紅、綠聯盟歷時兩周的九輪組閣談判的結束。協議規定了紅綠聯盟政府在外交、安全、內政、稅收改革以及能源、交通、文化、教育等問題上的執政框架原則。隨後兩黨均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組閣協議。施洛德在25日的黨代表大會上強調，他領導下的聯邦政府將致力於通過「革新和公正」來重新塑造德國。綠黨領導人約施卡·費舍爾在23—24日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指出，雖然綠黨的部分主張在聯合組閣協議中沒有實現，為了使綠黨首次成為德國的執政黨，必須作出妥協。1998年10月26—27日，聯邦議院666名議員以351票贊成、287票反對、27票棄權、1票無效，選舉施洛德為聯邦德國總理。27日下午，施洛德領導的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職。

  綠黨首次成為德國的執政黨，說明德國環境政治的不斷發展，綠黨在德國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生態主義深入人心，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成為德國社會的普遍意識。

  四、「紅綠聯盟」到大聯合政府

  在施洛德總理的第一任期內，聯邦政府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改革措施。

  首先，減少政府開支，平衡國家預算。高福利政策使聯邦財政不堪重負，這是「德國病」的主要特徵之一。施洛德上台後，採取一系列開源節流之法，降低政府負債，減少財政赤字。2000年時，聯邦拍賣通用移動通訊系統專用許可，額外收入994億馬克，除了彌補當年赤字的部分，尚有509億馬克的盈餘。與此同時，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減少支出的計劃，調整和降低一些社會福利津貼水平，例如1999年的養老保險改革等。2000年時，聯邦政府共節支305億馬克。其次，改革勞動力市場，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和工作崗位。執政聯盟成立了由政界、經濟界和工會高層代表組成的「勞動、培訓和競爭力聯盟」，促進勞動市場政策的完善。提出旨在擴大青年人就業的「緊急計劃」，同時鼓勵企業招收具有熟練技能的工人和職員，引進終身學習體制，鼓勵失業者積極就業等等。第三，降低公司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率，以達到吸引投資和加快振興經濟的目的。社民黨與綠黨的《覺醒與革新——德國邁向21世紀之路》制定了從2001年到2005年要完成三個階段減稅方案，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企業稅等主要稅種，以求刺激經濟發展，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在2002年的議會選舉中，社民黨再次獲勝，這使得施洛德政府敢於採取更為激進的措施進一步推進德國的社會、經濟改革。2003年3月14日，施洛德在聯邦議院提出了對福利體系和就業政策進行實質性改革的一攬子方案的《2010年議程》（Agenda2010），從經濟、就業、教育、科研、家庭和社會福利等眾多領域，向積弊眾多的社會市場經濟福利系統發出全面調整的信號。在這屆紅綠聯盟政府時期，德國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比以前有了明顯的下降。如2004年時將養老保險準備金從50%下調至20%；同年開始推行的「哈茨方案」（Hartz-Konzept）則規定，自2005年起長期和短期失業者所領取的救濟金也將大幅下調。在社會市場經濟下，聯邦德國民眾早已習慣了高福利的「安全」生活。因此，施洛德的這種激進改革不但引起各階層的普遍反對，而且也引起了社民黨內部的擔憂和爭論。2003年5月24日，全國14個城市9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同年11月8日，柏林舉行了由民社黨、服務業工會和反全球化激進團體等共同組織的10萬人大規模抗議遊行。拉封丹從社民黨內拉出「左翼黨」，僅2003年就有4.3萬名黨員退黨。

  在野多年的聯盟黨利用社會的不滿情緒和社民黨自身分裂之機，向施洛德的紅綠執政聯盟發出挑戰。2005年9月18日，聯邦議院提前舉行大選。儘管施洛德在此次選舉中像以往一樣大搞「形象戰」，但默克爾卻以其女性身份得到大量女選民的青睞。對許多女性選民來說，默克爾的性別本身就決定了她們選票的意向。結果，聯盟黨得票率為35.2%，獲得226席，社民黨得票率34.3%，獲得222席，執政的社民黨以微弱劣勢落後於聯盟黨。其餘各黨得票率分別為：自民黨為9.8%，左翼黨為8.7%，綠黨為8.1%。由於無論紅綠聯盟還是聯盟黨和自民黨組成的黑黃陣營都沒有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兩派都不能單獨組閣。在經過兩個月艱難的討價還價後，社民黨不再支持施洛德連任，轉而與聯盟黨組成了以默克爾為總理的黑紅大聯合政府。11月22日，默克爾在德國聯邦議院總理選舉中順利當選新一屆聯邦總理，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

  德國歷史上第二個大聯合政府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形勢也十分嚴峻。1995—2005年間，德國經濟僅增長了14.6%，遠低於美國和全世界的水平。2005年，德國有近500萬失業者，失業率超過了10%。聯邦政府2004年撥付的各種補貼總金額高達1450億歐元，約占當年聯邦財政預算的20%。為了填補這個財政窟窿，聯邦政府舉債803億歐元。截至2004年底，德國的公共債務總額已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6%，超過了歐盟所規定的警戒線。為了解決這些困擾德國多年的頑疾，大聯合政府在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等方面又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一，實行稅收改革。一方面適當提高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降低企業稅，提高企業折舊率，刺激經濟發展；其二，進一步增加個人福利金上繳比例，減輕政府負擔；其三，通過實行「50+計劃」和擴大勞動技能培訓，促進青年、老年及勞動技能不足者就業；其四，大幅度降低工資附加成本；其五，修改勞工立法，放鬆對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的解僱限制，以鼓勵企業多雇用工人；其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業競爭力，刺激國內消費，吸引外資等。

  在大聯合政府的努力下，德國的就業狀況終於出現了自統一以來難得的好轉跡象。2006年，德國就業人數達3908.1萬人，比上年增加24.2萬人。200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達到前所未有的2.5%，勞動力市場形勢進一步改善，就業人數增長到3965.9人，失業人數降為360.9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