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主德國的思想文化與社會生活

  民主德國處在冷戰前沿，思想文化領域的發展深受兩大陣營鬥爭的影響，黨和政府長期以抵制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影響為重要任務，注重發揮思想文化戰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建國初期，民主德國主要是仿照蘇聯模式建立本國的社會主義文化。20世紀60年代，民主德國國內局勢逐漸穩定，開始注重和加強群眾性的思想文化工作，還設立公民委員會和居民協會負責有關管理和組織工作。在群眾性社會文化生活中，體育活動的開展成為一大亮點。1971年昂納克上台後，民主德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環境寬鬆化，加上提高社會福利後文化生活條件得到改善，民主德國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和活躍。

  一、社會主義文化的初步建立

  納粹德國戰敗後，德國社會生活一片混亂，舊政權完全解體，民眾食品、衣服、住房等基本生活物資都十分短缺，黑市交易和物物交換盛行。戰爭破壞及戰後混亂給德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除了物質問題外，德國人民也存在嚴重的精神問題，舊秩序崩潰後新秩序尚未建立，大多數普通民眾也因社會混亂和生活困難而自私冷漠、精神苦悶，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精神萎靡。在柏林所在的德國東部地區，戰爭的破壞尤為嚴重，統一社會黨面臨著沉重的任務，除了重建國家的正常經濟社會生活外，還需要建立一個在德國從來沒有出現的社會主義新社會。

  建立一個反法西斯的、民主主義的秩序，首先需要完成反法西斯的任務，納粹政權雖然已經垮台，但支持者和追隨者勢力並沒有完全消失，十幾年的法西斯宣傳不可能在一夜之間不復存在，新政權需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消除法西斯餘毒，要提高人們的認識，最終清算法西斯主義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其次需要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新文化建設要從頭開始，而且，民主德國位於冷戰前沿陣地，長期面臨著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影響，建立新的社會文化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臨著不少的壓力和挑戰。

  在蘇聯占領時期，蘇占區的德國文化工作者積極為創建社會主義文化創造條件。二戰結束後，納粹德國時期一部分流亡在國外的反法西斯作家和藝術家陸續回國，有的是回到了蘇占區。在蘇占區，文化工作者們積極投身於國家重建工作，一方面擔負繁重的行政工作或文化領導工作，一方面繼續進行文藝創作工作。1945年7月，蘇占區文化工作者在柏林成立了以左翼作家和詩人約翰內斯·貝歇爾（Johannes Robert Becher，1891—1958）為主席的「德國民主改革文化聯盟」，並出版《建設》雜誌，執行以「人民陣線」為指導思想的文化政策，致力於建立民主、和平、統一的德國。

  民主德國成立後，文化管理機構陸續建立。1951年，圖書和出版事業管理局成立，國家藝術事務委員會也得以組成。在統一社會黨的提倡下，許多企業建立了文化館和俱樂部，逐漸發展成勞動人民文化進修和文化活動的中心。為了發展群眾文化活動，1952年在萊比錫成立業餘藝術中心。1954年1月，國家藝術事務委員會解散，代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文化部，文化部及其下屬機構接受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文化處的監督和管理。1958年，德國民主改革文化聯盟更名為「德意志文化聯盟」，1972年再次更名為「民主德國文化聯盟」，負責全國的文藝管理工作。為了鼓勵思想文化的發展，1949年民主德國開始設立國家獎，每年國慶日給成就卓著的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頒發獎章。

  建國初期，民主德國黨和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指導思想是，文學藝術對教育、對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和社會主義個性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因而十分注重發揮文化政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在1950年7月的統一社會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文化政策的任務是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革命的新高潮，主要目的是把人民教育成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成為獨立的、行動上負責的公民，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主要力量，使他們將自己的全部才能服務於和平、進步和民主。主要措施首先是擴大工人階級在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切領域裡的影響，使工人階級更加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快速培養一支來自於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行列的新的知識分子隊伍，與此同時，鞏固同舊知識分子中進步力量的聯盟，加強他們與勞動人民的聯繫；其次是與一切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觀點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

  正如聯邦德國成為西方思想文化的追隨者一樣，民主德國也仿照蘇聯模式建立自己的文化形式和內容。統一社會黨強調民主德國的思想文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文化，並借用蘇聯詞彙將之概括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長期以來將之作為民主德國的文藝綱領。在文藝創作中，民主德國黨和政府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就是在社會主義中產生的現實主義，號召藝術家和作家將他們的創作與現實任務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密切聯繫起來，學習馬列主義和蘇聯文化，維護傳統文化遺產，培養從事藝術工作的新人。民主德國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目的是，通過文藝工作者塑造的普通工人的傑出成就來激發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積極態度。1951年，統一社會黨五中全會討論了藝術創作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和任務，認為藝術中的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的道路和方法不正確是文藝落後於生活要求的主要原因。1952年政治局頒發了關於提高德國進步電影藝術的決定，要求電影要反映爭取和平與統一的努力，表現工人革命運動中的問題以及民主德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傾向性、同人民休戚與共的原則下，文藝工作者開始在選擇題材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進行了新的探索。新時期的文藝作品注意從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物的身上發掘題材，力圖展示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思想風貌和新的追求，歌頌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生活，塑造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代新人。

  然而，冷戰初期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民主德國位於冷戰前沿，意識形態工作任務艱巨，西方著力將位於民主德國境內的西柏林打造成民主櫥窗，這更加重了民主德國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困難。民主德國嚴格限制發行西方出版物，對無線電和出版宣傳都實行審查制度，不得傳播某些經濟、社會和軍事方面的資料及消息，不許對民主德國或蘇聯的領導人進行直接批評，要求每一個文化工作者明確擁護工農政權並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對於一些描寫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社會矛盾和批判了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等陰暗面的作品，禁止出版或公演，有的作者還受到嚴厲的批評或批判。為了發揚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民主德國社會科學研究所還專門成立了一個機構，培訓文藝幹部和各級文藝工作者，同時還監督文藝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1958年統一社會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決定，中央委員會要採取措施繼續進行思想和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是在民主德國貫徹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使所有勞動者都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社會主義行為方式。在思想領域，民主德國黨和政府十分注重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結合社會主義實際工作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如探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作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階級鬥爭中的種種問題，等等。在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民主德國黨和政府還要求與反共意識形態及帝國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破壞活動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在文化領域，50年代中期民主德國進行了一場關於文學藝術風格和文藝思想問題的爭論，對盧卡契（Georg Luacs，1885—1971）和漢斯·馬耶爾（Hans Mayer，1907—2001）文藝思想以及個人迷信、教條主義進行了批判，反對形式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學藝術工作者開始積極探索新題材和新的藝術表現手法。統一社會黨「五大」還確定了民主德國新的文藝綱領，即「藝術與生活結合，藝術家與人民結合」。1959年4月，民主德國在比特菲爾德召開作家代表大會，會上提出的文化政策被稱為「比特菲爾德道路」（Bitterfeld Weg），主要內容是：（1）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工農群眾勞動場所，與勞動人民建立一種新的關係，寫作現代題材的作品，塑造與人民相結合的有黨性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英雄形象，以促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2）要求在城鄉開展多方面的群眾性文化工作，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鼓勵工人積極參與文學活動，提出「工人們，拿起筆桿來！」的口號，以創造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此後，大量的工人寫作組、繪畫小組、工人劇團和村社劇團、企業樂隊、村社樂隊以及其他業餘藝術團體陸續組建。

  通過建立文化管理機構和制定文化綱領和政策，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初步確立，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生活中開始占據統治地位，文化工作者開始採取或鞏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立場，出現了眾多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作品。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作品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反法西斯為題材，揭露和批判法西斯的罪行，描寫反法西斯的鬥爭；一類是以現實生活為題材，謳歌民主革命階段的先進人物和模範事跡。在文學領域，出現了安娜·西格斯（Anaa Seghers，1900—1983）、皮特·胡希爾（Peter Huchel，1903—1981）、皮特·哈克斯（Peter Hacks，1928—2003）、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1936—）以及弗爾克·布萊恩（Volker Braun，1939—）等揭露法西斯統治和反映新時代生活的重要作家，發表了以《生活的歸宿》《分裂的天空》《夏天的故事》《我們不是風中灰塵》《蜜蜂腦袋奧勒》《石頭的痕跡》等為代表的既描寫社會現實又有藝術創新的文藝作品。以施特里馬特為例，他出生於貧寒的鄉村麵包師家庭，一度還應徵入伍參加納粹軍隊。德國戰敗後，施特里馬特回到家鄉繼續做麵包師，他支持新的工人階級政權，積極鑽研馬列主義經典作品，1947年加入統一社會黨，並成為鄉政府主席。後來，他離開鄉村來到一家煤礦從事新聞工作，做過記者、編輯以及黨報管理人員。1951年，他發表第一篇小說《牛車夫》，描寫了一名鄉村青年的苦難生活，以此說明民主德國進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此後，施特里馬特成為一名職業作家，繼續寫出了小說集《牆塌了》、長篇小說《汀柯》以及兩個劇本《貓溝》和《荷蘭新娘》等優秀作品，反應民主德國土地改革後農村的階級鬥爭情況，反映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擁護。

  在藝術領域，統一社會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藝術發展工作，很快建立國家的有關管理機構並出台眾多鼓勵發展的政策和措施。1958年，民主德國美術家協會開始在德勒斯登舉辦「德國藝術展覽會」，烏布利希還親自出席開幕式。

  在文化設施發展方面，民主德國也取得很大進步，1949年出版的圖書只有3340萬冊，1959年發展為8880萬冊，1969年增加到11400萬冊。1949年到1957年在所有城鎮和村莊、大型企業、大專院校以及研究機構建立一個圖書館網絡。

  在社會生活方面，民主德國也取得了不少成就。首先是大力進行反法西斯民主改造工作，嚴懲法西斯黨徒，為了清除法西斯主義在教育文化生活中的影響，即使教師隊伍人數不足，也將教師中的法西斯黨徒全部撤換，並廢除法西斯教材。通過民主改造和社會主義改造，民主德國建立了新的教育體制和醫療衛生事業，並在全國提倡社會主義新風尚。

  然而，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作品普遍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問題，英雄人物臉譜化，都是堅定地與法西斯政權鬥爭並積極擁護德國的社會主義。而且，文藝工作者創作時要求必須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路線，其他創作方式遭到壓制和批判，如在藝術領域形式主義被指斥為資本主義藝術，對其批判還發展為一場自我批評、自我揭露的運動。一些反映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矛盾和陰暗面的作品還被批評，甚至被禁止出版或公演。

  二、群眾性思想文化工作的蓬勃開展

  20世紀60年代初，民主德國基本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任務。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民主德國思想和文化的新形勢是，國內全面社會主義建設要求群眾積極參與並發揮創造性和積極性。而柏林危機則顯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鬥爭十分激烈，這些都需要通過思想文化教育來提高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1960年，中央委員會、文化部和文聯召開文化會議，提出用城鄉豐富的、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文化生活滿足民主德國人民日益增長的各種文化需要，在精神上塑造社會主義人民。1963年，民主德國黨和政府規定，新時期思想和文化任務是鞏固文學藝術的黨性和人民性、通過思想交流促進文化工作者增強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思想和文化工作注重的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下創作作品，文藝作品的重點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生活和塑造新時期的工人和農民英雄人物，而不是進行對法西斯政權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在文學領域，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是：施特里馬特的《奧勒·比恩柯普》、克里斯塔·沃爾夫的《天分兩半》、赫爾曼·康特的《禮堂》、安娜·西格斯的《弱者的力量》，等等。以施特里馬特的《奧勒·比恩柯普》為例，在民主德國決定在農村建立生產合作社以前，主人公奧勒就率先在村中成立了新農民集合體，他想方設法克服農村合作社的各種困難，為了合作社的生產發展最終累死在土地上。小說反映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農村中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奧勒，他富有創造性，但也有工作方法簡單冒進、性格固執倔強等等弱點，人物不再臉譜化、公式化。在藝術領域，1960年全國美術展覽後萊比錫畫派逐漸形成，代表人物是維爾納爾·圖博克（Werner Tübke，1929—2004）、沃爾夫岡·馬特霍爾（Wolfgang Mattheuer，1927—2004）、伯恩哈德·海濟希（Bernhard Heisig，1925—2011）。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民主德國思想文化工作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十分注重開展群眾性思想文化工作。為了提高勞動人民文化水平和滿足文化需要，民主德國開展了「以社會主義方式工作、學習和生活」運動，採取措施進一步發展人民藝術創作，許多企業黨組織和工會領導支持企業中的人民藝術小組和學習班，以加強工人階級對文化工作的影響。為了管理和組織勞動群眾的生活，民主德國地方政府設有公民委員會，各小區有居民協會。每個城市、城鎮以及鄉鎮產生8—10個與政府各項政策相關的公民委員會，主要有住房、零售商業、衛生、教育、青年和體育、文化、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委員會，每個委員會成員由地方政府和政黨的官員組成，經常召開會議評估滿足公民要求的工作情況。居民協會是自願組織起來的群眾組織，協會負責人由選舉產生，具體工作是負責打掃小區衛生、美化環境、修理水電設備、調解糾紛、組織國慶節活動、推舉可靠的出庭陪審員、為選舉列出本區投票人、管理兒童設施和娛樂設施、照顧老人的健康和社會需求，等等。

  在群眾性社會文化生活中，民主德國體育活動的開展是一大亮點。為了勞動人民的健康，民主德國積極支持發展體育運動，在50年代提出「為了勞動和保衛和平，時刻準備著」的口號，以此為體育領域中一切活動的指導原則。1952年8月，民主德國成立了群眾組織體育和技術協會，主要工作任務是培訓公民特別是青年為武裝保衛工農政權服務。早在60年代，統一社會黨和政府就開始實行普及體育運動的計劃，專門設立了體育局（Sportsbüro），並擴大了德國體育委員會的權力，各個體育聯合會和企業體育團體得到了更多的指導和支持，不僅舉辦決賽運動，還舉辦各種各樣的群眾性的體育活動。80年代，民主德國建立了完善的體育管理體制，體育部門的最高機構是全國體育聯合會，實行集權式管理，直接領導15個專區體育聯合會、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39個單項運動協會、優秀運動員訓練部以及群眾體育工作部，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也對單項運動協會和優秀運動員訓練部進行管理，在專區體育聯合會下設有250個縣、市體育聯合會組織、21個體育俱樂部以及7500多個基層組織，各大企業有自己的體育協會和訓練中心。

  在民主德國，從家庭、學校到企業、機關的整個社會形成了愛好體育運動的風尚，業餘體育活動蓬勃開展，專業體育成績不斷提升。民主德國十分注重發展競技體育，從幼兒園和小學就開始挑選體育人才，學生可以參加學校的體育專項鍛鍊小組，優秀人才被送往綜合訓練寄宿學校、單項聯合訓練點或少兒體育俱樂部進行專門訓練，其中的優秀人才再選送到運動俱樂部或直接進入國際集訓隊，學生的文化學習和專項訓練得到了合理安排，各種訓練形式緊密聯繫，保證了優秀體育人才的培養。民主德國的專業體育成績不斷得到提升，以1956年和1976年夏季奧運會的金牌、銀牌和銅牌成績為例，1956年分別獲得1枚、4枚和2枚，1976年增長到40枚金牌、25枚銀牌和25枚銅牌。

  民主德國群眾體育活動也比較普遍，國家動員各行各業辦體育事業，修建了大量的體育場館，培養了大量合格的體育教師。80年代全國共有3000多名專職教練、21萬業餘教練、輔導員和13萬個裁判。學校教育也比較重視體育鍛鍊，體育課每周三次，僅次於德語和數學，70%以上學生定期參加課外體育活動。為了鼓勵體育活動的開展，全國每5—6年舉辦一次體育節，兩年舉辦一次青少年斯巴達克運動員和兒童運動會，每年還有1.2萬次企業基層運動會。國家在體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較大，1977年全國體育設施費用是2.96億馬克，1980年為2.6億馬克，1984年用於體育事業的經費是1.6億美元，相當於英國的4倍。據統計，1982年全國有329個大運動場，1173個田徑運動場，9584個體操場、遊戲場和訓練場，5246個體育大廳，694個游泳池，1666個體育服務站，體育設施全部向群眾開放。居民體育活動比較普及，全國有364萬體育俱樂部成員，約占全國人口的20.6%。國家還制訂法律保證公民從事體育活動，如憲法第17條規定每個公民有進行體育活動的權利，有關法律規定所有廠礦企業必須把收入的7%用於體育事業，體聯會員可以免費使用體育場館設施，參加體育活動超過6人時，乘車價格可以減半。為了推動群眾體育活動的開展，還設立了各類體育獎，表彰體育教師、訓練輔導員和體育積極分子。

  隨著社會主義一體化的發展，民主德國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加強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合作和交流，1964年與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締結了文化協定，文化工作者開始聯合製作電影，歌舞團、交響樂隊等文化團體的交流增多。

  三、思想文化領域的寬鬆化與豐富化

  昂納克時期，民主德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環境相對寬鬆化。1971年，昂納克在「八大」上宣布，如果創作是從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出發，文學藝術領域就可以沒有禁區。統一社會黨主管文化的庫爾特·黑格（Kurt Hager，1912—1998）也表示，作家和藝術家可以發展多種多樣的風格和形式。雖然仍舊存在不允許攻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黨和國家現任領導人或蘇聯及其盟友等禁區，但民主德國的精神文化生活明顯開始活躍起來。

  在文學領域，文藝界可以進行更寬容和更為公開的討論，作家可以談到個人，也可以談到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民主德國文藝作品在題材和藝術手法方面都有新的變化和發展，不少作家嘗試從友誼、愛情、婚姻的角度表現社會的變革與發展。在創作手法上，作家也可以探索和嘗試不同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各種流派在題材和風格上有了進一步的影響。一部分作家開始採用來源於西方的多層次結構、時空顛倒、深層次心理分析和描寫、蒙太奇、內心獨白等現代派的藝術表現手法。

  在藝術領域，以工人形象和生產場景為題材的美術作品在民主德國還是占據主要地位，但內容日益廣泛，形式更加多樣，並放棄了以前教條式的現實主義說教。塑造工人形象的代表性畫家及其作品有多麗絲·齊格勒（Doris Ziegler，1949—）關於婦女生產的五聯畫等。在主流作品之外，還出現了不少帶有諷刺性和象徵性的繪畫作品，維利·沃爾夫（Willy Wolf，1905—1985）還將西方的蒙太奇技巧和其他頹廢派的手法運用到他的創作中，成為民主德國抽象派藝術的開路先鋒。電影工作者也仿效各種風格和大量製作娛樂片，民主德國電影還開始進軍國際電影節，如1971年電影《第三者》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美術界的一些不服從當局者還組織了萊比錫秋季沙龍，每年11月15日—12月7日在萊比錫展覽館自籌資金舉行聚會，一起參觀和討論展出的作品，以與官方對抗。

  在文化設施方面，昂納克政府主張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統一，文藝創作者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得到了逐步改善，許多文化機構的建築、設備和設施得到改進。民主德國有38份日報，總發行量830萬份，還有周報和雜誌500多份，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出版物可以自由發行，政府開設有兩個彩色電視頻道，每天播放時間加起來是19—20個小時。全國城鄉遍布圖書館，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人經常利用公用圖書館，15%的工人家庭中擁有100冊以上圖書，參加經濟文化競賽的人數增加了兩倍，參觀博物館裡展覽會的人數從1970年的1980萬人增加到1983年的3100萬人，150家劇院每年上演1600多種戲劇節目，每年觀看各種演出者達到8000萬人次。出版書籍從1949年的1998種、印行3340冊發展到1988年的6388種和印行14140冊，1949年到1983年全國總共出版了圖書18.5萬種，總共印行36億冊。書店也從1949年的250家增加到695家，另外還有74家出售樂譜、唱片和外文書籍的專業書店，1982年購書人均花費45馬克左右，而1949年只有1馬克。群眾性藝術活動也蓬勃發展，150萬公民在業餘時間參加音樂、話劇、詩歌、文學、電影、攝影等活動，工會、國家機關和社會聯合組織的工人業餘創作聯歡節每兩年在各區舉行一次。

  總的來說，在思想文化領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昂納克時期還是占據統治地位，文藝要求為政治和廣大人民群眾服務，文藝工作者要將專業與群眾結合，通過參加勞動和進行專業輔導使創作活動進一步深入群眾，創作的作品要反映社會主義生活現實，表現社會變革和集體主義，並要求不斷地與西方資產階級的頹廢主義的藝術思潮和影響進行鬥爭。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民主德國形成了與聯邦德國不同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兩國在政治經濟制度、物質生活水平以及精神生活領域都存在較大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