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納粹文教體制 一、文化控制與宣傳機構

  納粹黨非常重視宣傳攻勢和思想灌輸。希特勒和戈培爾雖然未對宣傳理論作出必要的闡述，然而對如何進行宣傳卻有一套較為系統的想法。他們的宣傳思想成為納粹當局宣傳工作的指導思想。他們強調宣傳是納粹黨全面控制國民的工具和手段，納粹宣傳可以不受科學和事實的束縛，主要訴諸於情感煽動，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詞語，配合種種在視聽感覺上的轟轟烈烈形象，製造狂熱的群體效應。他們強調，要使情感煽動取得成功，必須了解宣傳對象的心理，製造有形的敵人。同時，宣傳應該簡明和重複，內容永遠都只有一正一反，愛或者恨，對或者錯，真或者假，絕沒有一半對一半錯。

  納粹德國的文化控制與宣傳機構，分納粹黨和納粹政府兩大系統。

  納粹黨的系統，主要是全國宣傳指導處（Reichspropagandaleitung）。該機構成立於1928年，1929年起由戈培爾任宣傳領袖，總部設在慕尼黑。下設文化總辦公室和宣講員事務總辦公室等機構，前者負責監視和促進文化藝術中貫徹納粹主義精神，後者下轄宣講員處和宣講資料處。納粹黨的宣講員分全國、大區、縣三級，挑選十分嚴格，必須是納粹黨的「老戰士」，又有一定宣傳能力，共約近一萬人。全國宣傳指導處從縱、橫兩條途徑控制納粹黨的宣傳系統。縱向系統是在各大區設大區宣傳辦公室，以下為縣宣傳辦公室。橫向系統，成立各級納粹主義宣傳與人民教育小組，由各分支組織和附屬協會的全國、大區和縣級代表組成，負責統一各級分支組織和附屬協會的宣傳口徑。

  納粹黨獨立於全國宣傳指導處的另一宣傳機構，是以奧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1897—1952）為首的黨的新聞辦公室，負責發布納粹黨全國性活動的消息，並監視納粹黨內所有的機關報刊的宣傳內容。迪特里希身兼三職：納粹黨新聞領袖、政府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新聞司司長、希特勒的新聞發布官。其第三個職務使他能直接了解希特勒的宣傳意圖而具有獨特地位。迪特里希在各大區和縣都建立自己的新聞辦公室，全面控制當地的黨報宣傳。1942年這類新聞辦公室達到882個。

  1934年1月，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被希特勒任命為新設立的納粹黨世界觀學習教育監察處處長，負責監管納粹黨黨員的思想教育和培訓事務。該機構成為納粹黨又一個實施思想控制的機構。早在1929年，羅森貝格曾組建過「德意志文化戰鬥同盟」，它的宗旨是鼓吹希特勒關於德意志文化的思想，宣揚種族原則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強調雅利安人創造了全部人類文化，鼓吹在文化領域排除猶太人的影響。該同盟原先屬民間文化團體性質，1937年7月希特勒指示它負責倡導復興「德意志文化」，從此成為羅森貝格控制文化活動的工具。

  政府系統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成立於1933年3月，由戈培爾任部長。在政府系統中設立該部，是納粹黨一貫的想法，在1932年的組閣談判中，曾經多次涉及這個問題。1933年3月5日國會大選結束後，納粹黨借著選舉獲勝的餘威，再次向內閣施壓，強使它於3月13日批准關於建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政令。該部作為一個新設立的機構，一方面反映了納粹當局對宣傳工作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必定會從其他現有部門中「蠶食」各種職責：其對外宣傳的職責來自外交部；監管出版、廣播和文化活動的職責來自內政部；監管旅遊業的職責來自交通部。戈培爾自豪地聲稱，該部的設立是一個革命性的步驟，它代表「政府與人民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結合」。同年3月15日，他在一次演說中詮釋了該部所追求的目標：「首先，所有的宣傳手段和通過國家鼓動民眾的所有機構，都必須集中在一起；其次，必須將現代的情感融入到宣傳技巧中，使宣傳能與時俱進。技術手段不能脫離國家的控制，國家必須與技術同行。我們需要最先進的東西。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政策需要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國家宣傳的重要任務就是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讓街道上的每一個人都能理解。」該部的官員和工作人員大多來自納粹黨的宣傳指導處，起初設有7個司：預算與管理司、宣傳司、廣播司、新聞司、電影司、戲劇司、民眾教化司。以後又增設了音樂、藝術、文學等司，到1941年發展到17個司。但此後又作了合併調整。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對文化界的知識分子頭面人物，均立有專案，其中附有詳細的調查材料，包括有關這些人對納粹制度態度的告密材料。

  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地方機構為地方宣傳辦公室，1933年7月初設立時總數31個，1937年經過調整，擴充到42個。一般設在納粹黨的大區一級。地方宣傳辦公室分設行政、宣傳、新聞、文化等處。它們負責收集本地區的民情資料，以「報告」和「行動報告」兩種形式上呈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兩者的區別在於後者進一步提出相應的對策和行動建議。地方宣傳辦公室的負責人經常去柏林，聽取戈培爾的宣傳指示和納粹高層領導人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形勢報告，作為在本地區開展宣傳活動的依據。

  1933年9月22日，在政府一手控制下，成立了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機構「全國文化總會」（Reichskulturkammer），由戈培爾任會長。全國文化總會得到政府充分的財政資助，下轄文學、音樂、電影、戲劇、廣播、美術、新聞七個協會。各協會的會長由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高級官員或親納粹的文化人擔任。總會的目的是保證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符合納粹主義思想。章程規定，只有具備雅利安血統並在政治上同國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參加總會所屬的協會，只有會員才能從事文化工作，包括「生產、複製、在思想上或技術上加工、傳播、保護、推銷以及協助推銷文化財富」的工作。總會及其下屬協會的決議和指示，對會員具有法律效力。不參加或者被開除出有關協會，就等於被禁止從業，這些人不能演出，不能發表作品，得不到購買油彩的票證。1939年總會共有成員6.5萬人。

  

  納粹當局特別重視對新聞報刊系統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政府頒布《報刊法》（Schriftleitergesetz），規定新聞業是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只有符合各種條件的人才能擔任編輯，同時還明確規定編輯們「要使報刊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和其他文化與經濟……或者有損德國榮譽和尊嚴的東西」。

  政府直接主持新聞發布工作，從源頭上把握住宣傳口徑。1933年3月，隨著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設立，這項工作就由該部的新聞司主持，通過「語言訓令」和「每日指示」等形式向各報社發布每日的宣傳口號和內容。據《法蘭克福報》長期出席新聞發布會的人士弗立茨·賽恩格（Fritz Snger，19011984）回憶，希特勒執政初期，新聞發布會在每個工作日的中午12時舉行，而在戰爭時期，則增加了第二次會議，一般在下午5時舉行，有時則更晚，甚至遲至第二天凌晨。在例行以外的時間，一般通過電話或電報通知。對偏遠地區，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相應指令。各報社必須根據這些指示，取捨新聞消息，擬定標題內容，撰寫有關社論。當局還著手歸併通訊社，以便於加強控制。1934年，原大陸電訊社和聯合電訊社合併成德意志通訊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縮寫DNB），作為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屬下唯一的官方通訊社和德國報刊與廣播電台的主要新聞來源。

  在當局的壓力下，自由主義報紙《伏斯日報》在連續發行230年後，於1934年4月1日停刊。1936年底，試圖保持一定獨立性的《柏林日報》閉館。自由主義報刊《法蘭克福報》和《德意志周刊》，由於具有較大的國際影響，才得以倖存，但其獨立性日益縮小。與此同時，納粹黨所擁有或控制的報刊數量卻急劇增加。馬克斯·阿曼曾在紐倫堡法庭上供認：納粹黨當政後，許多像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樣由猶太財團或與納粹黨敵對的政治、宗教財團所擁有或控制的出版公司，都被迫把他們的報刊或資產出賣給納粹黨的埃耶出版社（Eher Verlag）。埃耶出版社則就勢擴展成為德國報刊出版業的壟斷者。1933年，全國報刊的種類繁多，納粹黨雖則擁有120種報刊，但僅占其中的2.5%。到1944年，全國僅剩977份報紙，而納粹黨報刊不斷增加，僅馬克斯·阿曼控制的報紙就占總數的82%。

  德國的廣播業本來就由國家壟斷，1925—1926年間成立的德國廣播公司，51%的股份屬國家所有，政府設有廣播專員掌管其事。納粹當局非常重視廣播的宣傳功能。戈培爾認為，19世紀是報刊的世紀，20世紀則是無線傳播的世紀，廣播已經成了社會的第八權力。他聲稱，廣播是最現代化的工具，能夠有效地影響民眾，「我相信廣播將最終取代報紙」。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總理那天，納粹黨人威廉·弗里克利用自己擔任的內政部長職務，通知全國和各州的廣播專員，要求各個廣播電台都要播放慶祝「民族團結政府」誕生的火炬遊行盛況。然而就在當天晚上，巴伐利亞州的廣播節目被臨時中斷，因為州政府認為，這種節目涉嫌用於政黨的政治目的。戈培爾大為惱火，決心儘快搶占廣播業的壟斷權。在戈培爾的勸說下，希特勒於1933年6月30日頒布政令，明確將全國廣播業的控制權授予國民教育與宣傳部。1934年4月1日，全國的廣播業合併成「全國廣播公司」，隸屬於宣傳部第三司，各州的廣播電台以「國家廣播站」的名稱成為該公司的分支機構。此後，廣播的內容越來越統一，各地的廣播電台實際上成為全國廣播電台的轉播台。

  廣播宣傳的另一端為收聽方。政府從1933年起就加緊生產收音機。當時設計了兩種型號收音機：一種型號的售價為75馬克，另一種型號被定名為「大眾收音機」（Volksempfnger），售價僅為35馬克，但接收不到外國的廣播節目，深受政府的青睞。僅1933年一年，德國收音機的產量就達到150萬台。到1939年，全國的收音機總數達到1082萬台，擁有收音機的家庭比例高達70%，為1932年的3倍，在全世界處於最高水平。對一時還得不到收音機的家庭，則採取在公共場所放送廣播節目的辦法。一時間，工廠、學校、辦公室、咖啡館等地都響起了納粹的宣傳聲波。戈培爾很快發現集體收聽廣播節目的效果能超過家庭收聽，具有一種類似群眾集會的效用。他強調，民族社會主義者把廣播列入「每日活動的中心；他們有意識地使廣播具有傾向性，使它積極地、無條件地為新政權服務」。於是，集體收聽有線廣播的辦法被越來越多地使用。1934年3月16日，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附近的新伊森堡（Neu Isenburg）地方報紙曾刊出這樣的公告：「3月21日星期三，元首將從中午11時至11時50分，向全國各地的廣播站發表演講。根據大區黨部的規定，地區黨部已經命令所有的工廠、百貨公司、辦公處、商店、酒館和街區，都要在這一時間之前安裝好高音喇叭，以便讓所有的勞動者和民族同志都能充分參與到這一聆聽活動中去。」為了改善集體收聽的效果，當局不惜花費巨資實施技術改造。1938年夏天，布雷斯勞城豎起了第一根大型「聲柱」，以後其他地方紛紛仿效，全國很快出現了數以千計的「聲柱」。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官員將這些「聲柱」稱作「動員民眾的直接與快速通道」。對於來自國外的廣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報導，當局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設立大量干擾電台，以嚴刑威脅，禁止民眾收聽。

  電影作為一種新穎的傳播媒介，受到納粹當局的高度重視。1934年6月16日，成立了「全國教育電影中心」（Reichsstelefürden Unterrichtsfilm），負責監控和分配教育電影給影院和學校。1940年，該中心改名為「全國科學與教育電影及映畫中心」（Reichsanstalt für Filmund Bild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縮寫RWU），隸屬於教育部，主管電影、幻燈片以及留聲機在教學中的應用。教育部的公告解釋說：「幻燈片和可視設備的運用將解放靈魂，喚起最深層的鮮活的精神力量，為我們準備一個嶄新的完整生活圖景。」該電影中心在各地設有分中心，截止1943年，各地共建有大區（省級）分中心37所，分區（市縣級）中心超過1200所。分中心的管理部門負責獲取影片，安排分配放映，並提供相關圖書資料和設備。進行電化教學的教師，首先要在這些中心裡接受指導。以後在戈培爾的推動下，納粹黨也設立了相對獨立的「大區與分區電影中心」（Gaufilmstellen und Kreisfilmstellen），試圖以此擺脫電影中心歸政府管轄的局面。然而事實上，這兩類中心的工作常常是相互配合進行的，只是稍有分工，黨的電影中心負責放映政治電影，而政府的電影中心則負責放映教育電影。

  從1934年6月22日起，政治宣傳電影也開始在學校里放映。根據規定，教育電影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時候放映，但1年至少必須放4次，而政治電影則每個月放1次。放映政治電影之前，必須先上一些預備課程，使學生容易理解政治宣傳的內容。放映之後還要進行考試，以加強對主要內容的記憶。

  在校外，戈培爾在希特勒青年團的配合下，設立了「青年電影時間」（Jugendfilmstunden）制度。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只需交納15芬尼的會費，就可以在固定時間進入電影院看電影。這一活動起始於1934年4月20日。初時每月放映1次，不定期放映。1936年改為每周1次，周日放映。為了保證農村地區也能看到電影，納粹黨還組織了1500支流動電影放映隊。據調查，1933年，14—18歲青年中，16.6%每周看1次電影，48.9%每月1次，34.5%一年只去電影院9次或更少。1943年的另一份調查則顯示，10—17歲的686名男孩和1200名女孩中，22.05%每周看1次電影，71.73%每月1次，只有6.22%的人一年少於9次。

  納粹當局非常注意利用反饋渠道掌握民眾的心理和對納粹宣傳的反應，以便及時調整宣傳重點，改善宣傳手法。其利用的反饋渠道主要包括：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宣傳司的報告；42個地方宣傳辦公室的報告；各級納粹黨組織的宣傳機構的報告；黨衛隊保安處的《全國簡報》。在這些反饋渠道中，最重要的是《全國簡報》。該簡報作為絕密材料，每星期兩次分發給為數不多的納粹高級官員參閱。通過各種反饋渠道，戈培爾等納粹頭目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民眾的心理狀態，作為下一步宣傳工作的依據之一。同時，這些信息也會成為監控鎮壓機構迫害民眾的情報。

  二、文化荒漠

  納粹當局以納粹主義的「世界觀」和政治需要對文化進行控制和摧殘，使魏瑪時期呈現出的文化繁榮景象很快消失。戈培爾曾經強調，納粹事業千秋大業，務必先剔除「陳腐」，把破壞現存文化放在第一位。從整體而言，納粹領導集團的文化素養很低，對文化建設興趣甚少。納粹統治時期德國文化遂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1933年3月初，在納粹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一些大學生組織和希特勒青年團，開始自發地準備焚燒「非德意志文化」的書籍。5月10日晚，這場鬧劇終於正式開幕。在柏林洪堡大學對面的廣場上，2萬冊書籍被扔進熊熊烈焰。趁此機會，戈培爾向學生們發表講話，他的聲音還通過電波傳向全國各地：「學生們，全國的先生們女士們：極端的猶太理智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德意志革命已經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領域……你們正在將過時的罪惡精神推進熊熊烈焰。這是一個偉大、有力、具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它向全世界證明，十一月共和國的精神基礎已被摧毀……在這些灰燼中，將升騰起新的精神體系的火鳳凰……過時的精神正在被焚毀，新的精神將伴隨著烈火在我們的心中升起……我們在烈火前的誓詞是：國家、民族和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萬歲！萬歲！萬歲！」其他的大學城也紛紛安排「焚書日」。政府不僅以1933年2月4日的《關於保護德國人民的總統法令》關於警察有權沒收其內容可能危及公共秩序的出版物的規定為焚書行為作辯護，而且把焚書稱頌為一項「反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動」。

  被焚書籍的範圍，按照當時的規定，以焚書的目的為導向，包括：反對階級鬥爭和唯物主義，鞏固民族共同體和理想主義境界。被焚書籍作者為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 ；反對頹廢和道德墮落，在家庭和國家中強調紀律和倫理。被焚書籍作者為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恩斯特·格萊澤（Ernst Glaeser，1902—1963），埃里希·凱斯特納；反對思想流氓（Gesinnungslumperei）和政治變節者，提倡奉獻於國家和人民。被焚書籍作者為弗里德里希·威廉·弗爾斯特（Friedrich Willhelm Frster，1869—1966） ；反對過度誇大人類的動物特性，提升人類精神的高貴性。被焚書籍作者為弗洛伊德學派，《蠟制面像》（Imago）雜誌；反對歪曲德國歷史並貶損其英雄人物，提倡敬畏歷史和先人。被焚書籍作者為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1881—1948），維爾納·黑格曼（Werner Hegemann，1881—1936） ；反對帶有民主—猶太印記的孤獨的新聞從業者，提倡積極地加入到民族復興的事業中去。被焚書籍作者為特奧多爾·沃爾夫（Theodor Wolff，1868—1943），格奧爾格·貝恩哈德（Georg Bernhard，1875—1944） ；反對以文學形式貶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兵士，加強對國民實施軍事精神的教育。被焚書籍作者為E.M.雷馬克（E.M.Remarque，1898—1970） ；反對剛愎地毀損德意志語言，保護好民族最珍貴的遺產。被焚書籍作者為阿爾弗雷德·克爾（Alfred Kerr，1867—1948） ；反對自大和專橫，尊崇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為被焚書籍作者為圖霍爾斯基，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sky，1889—1938）。

  納粹當局還有計劃地迫害和驅逐所謂「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至1936年底，共公布七批名單，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1937年起，納粹當局進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約5000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他們當中包括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海因里希·曼和托馬斯·曼、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米斯·范德爾羅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凱綏·珂勒惠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和瓦爾特·梅林等。蓋世太保直接加入了禁書和迫害文化人的行動。據1937年2月15日杜塞道夫（Düsseldorf）蓋世太保辦公室的一份報告稱，從1936年9月8日至11月14日，區內有38名蓋世太保成員參加了禁書行動，他們搜查了全區898家中2/3的書店，共沒收37040冊書籍。

  隨著納粹專制統治的日益加強，禁書的範圍也越來越大。1938年12月31日，當局集中採取了一次禁書行動，據行動報告稱，被沒收的書籍涉及18個類別。除了此前早已明確列入的如德文版馬克思主義文學作品、境外反對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的作品、具有和平—自由傾向的作品外，還增加了不少類別，如：基督教營壘內反對納粹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國家野心的文學作品；將會對納粹主義「基本價值」造成「損害」和「歪曲」的德語文學作品；批評納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頌恩斯特·羅姆和奧托·施特拉塞爾周圍「叛國者」的作品；「反動民族主義（即君主主義）文學」作品；不利於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損德國軍事防衛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種族實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種類的猶太人作品。

  文學領域受到的摧殘更為嚴重。二十年代興起的文學現代主義流派，如「馬路文學」，被當作「文學布爾什維主義」遭到禁止。納粹德國文學協會在魏瑪城定期舉行作家集會，向作家們提出新的寫作任務，即鼓舞民眾投身於德意志民族的事業，推崇「血與土」的種族主義偶像，標榜「人民」與「戰鬥」文學的寫作範例。每部文學作品或劇本都必須先送交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審查。在種種壓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國外，失去自己的語言區，另一些則實行「內心流亡」，即拒絕寫作，或繼續按自己的意願寫作而不出版。德國著名的表現主義詩人戈特弗里德·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在希特勒執政之初曾經頌揚納粹國家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聲稱「完全擁護新國家」。當他在1933年底認清自己的迷誤時，即被納粹當局當作「蛻化分子」加以貶斥。到1938年，他被德國文學協會公開除名並禁止寫作。為了排斥西方民主國家的文化「滲透」並催生納粹主義的文化作品，政府於1937年禁止德國人接受諾貝爾獎，並先後設立了自己的獎項。1935年，教育部借5月9日席勒逝世130周年的機會設立「席勒獎」，準備表彰以「民族社會主義精神」寫作的德國劇作家。然而，由於當時距離納粹上台的時間不長，評選委員會竟然挑不出既符合這一政治標準，在藝術上又不至於太丟臉的作品，只得宣布獲獎者空缺。1937年當局又設立了「德國國家藝術及科學獎」。

  電影業暫時仍然維持以私人電影公司為主的局面，但都被置於宣傳部電影司和全國電影協會的嚴格控制之下。戈培爾對電影的選題、演員、導演、劇本都握有生殺大權。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其家中放映。歐洲戰爭爆發後，戈培爾把全國所有製片廠和發行單位都併入納粹分子掌握的宇宙電影公司，使其共有17個製片廠，實現從膠片生產到拍攝發行的「一條龍」控制。納粹時期拍攝的故事片，有14%純屬直接為納粹政治宣傳服務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團員克韋克斯》（Hitlerjunge Quex）和《猶太人綏斯》（Jud Sü）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對於能用以歌頌納粹政權光輝「成就」的紀錄片，納粹當局不惜重金，力爭提高拍攝質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ens）和《奧林匹亞》（Olympia）兩部紀錄片。前者記錄了1934年納粹黨集會性代表大會的場面，由120人組成拍攝組，使用多種攝影手法拍成。後者記錄1936年柏林奧運會，拍攝完畢後又花了一年半時間從事後期製作，1938年4月20日作為希特勒生日獻禮推出。這兩部影片在拍攝藝術上有所創新，前者在威尼斯電影節和巴黎電影節獲得大獎，後者在威尼斯電影節獲一等獎，1948年再次受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嘉獎。它們都被納入納粹政治宣傳的軌道。當局還拍攝了大量用於政治宣傳的「每周新聞片」。這種片子製作周期短，宣傳性強。拷貝數從1939年平均700部，增至1942年的2000部。這種政治性新聞片一般安排在故事片之前放映。在僻遠的農村，則由納粹黨的電影宣傳系統負責放映。該系統由全國宣傳指導處所屬電影辦公室領導。當局在各地設置了各種等級的電影宣傳辦公室，1939年共達約3.1萬個，所放影片基本上服從政治需要。

  在造型藝術方面，納粹黨執政後，身為「德意志文化戰鬥聯盟」領袖和「納粹黨文化和世界觀教導事務特別代表」的羅森貝格激烈反對現代主義文化，把建築上的「鮑豪斯學派」、抽象派繪畫、無調性音樂、爵士樂和「馬路文學」，都斥之為「文化布爾什維主義」加以打擊。希特勒儘管粗通藝術，但其審美觀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時代的藝術潮流中，並利用獨裁體制，兇猛打壓現代主義流派。1935年，他在納粹黨黨代會上說：「每年都在翻新。一會兒是印象主義，過不了多久便是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當然還有什麼達達主義。」他把這一切都稱作「有毒的花朵」和「黴菌」，是資產階級頹廢精神的具體表現。他號召要以法西斯主義「純潔、健全的本能」來抵制現代的「藝術敗壞者」。

  在希特勒的號召下，由全國美術協會主席阿道夫·齊格勒（Adolf Ziegler，1892—1959）具體組織，納粹政權發動了一場「清理藝術殿堂」運動，要將所謂有害於民族共同體的「資產階級頹廢藝術」轟出德國社會。全國公私博物館都遭到「清理」，一切處於納粹標準之外的繪畫都被「剔除」，其中包括塞尚、凡·高、馬蒂斯、高更、畢卡索等人的作品。1935年，紐倫堡作了一次預演，當地納粹黨大區舉辦了名為「頹廢藝術」（Entartete Kunst）的展覽會。1937年，納粹政權在全國藝術中心慕尼黑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藝術宮」（Haus der Deutschen Kunst）落成展覽「大德意志藝術展覽會」。它大力張揚納粹當局所推崇的「現實主義風格」，把大部分繪畫降到宣傳畫的水平，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農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題的繪畫，都是千篇一律的貨色。另一件則是開設「頹廢藝術」展覽會。它將納粹黨重點打擊的五千多件現代主義藝術作品作為「反面教材」拿出來公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一個展覽會上觀眾寥寥，而後一個展會上觀眾卻擁擠不堪。

  除了繪畫，其它領域的現代派也遭到打擊。希特勒上台當年，著名的「鮑豪斯建築學院」被扣上「文化布爾什維主義」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師和學生流亡美國和歐洲各國。建築領域普遍採用希特勒所欣賞的廟堂式、具有希臘式圓柱和羅馬式立面的風格。諷刺文學劇團「胡椒磨」被趕出國門。「墳窟」劇團演出的劇目，語言風趣，寓意深刻，深受觀眾喜愛，但由於經常譏誚時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員被送進集中營。

  在音樂方面，魏瑪時期德國曾出現過以《春之祭》為代表的無調性音樂。這些反傳統的音樂流派和外國傳入的爵士音樂，在納粹時期都遭到禁止。只有古典音樂得到保存。但是，因不少優秀的音樂演奏家流亡國外，音樂演奏水平下降。同時，實施禁錮的結果，使德國音樂傳統得不到發展。德國古典戲劇保持了原有的水平，現代戲劇則受到嚴格控制，水平一落千丈，觀眾日益減少。

  在自然科學領域，納粹當局否認科學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謂「德意志科學」，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學」，整個學術水平遭到嚴重破壞。由於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他的學說就被斥責為「猶太民族用來毀滅北歐科學的一種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務於納粹當局的學科，如種族學、政治教育學、軍事學等，出現畸形發展。生物學、心理學等則按照納粹理論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種族主義的內容。

  三、納粹教育思想

  納粹當局把教育提高到使納粹事業能夠持久延續下去的高度。1934年12月18日，內政部長弗里克頒布政令，規定「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教育青年一代以民族社會主義精神為民族和國家服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納粹當局強調國家必須掌握教育全權。

  當局認為，培養合格的納粹接班人，首先要把體格鍛鍊放在首位。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表示，青年有了強健的體魄，才能具有唯我獨尊的自信心，堅強的毅力和靈敏的決斷能力，由此推動「整個民族表現出偉大的意志力」，民族就能得到復興。當局所說的德育，是納粹主義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強調培養青少年忠誠於領袖，具有為實現納粹主義而奮鬥的堅強意志，頑強毅力與責任心，勇猛好鬥，不重私利，勇於為納粹事業犧牲一切。智育被降到次要地位。希特勒認為，在政治家中間，「知識水平越高，其事業上的成就就越小」。「只受過普通教育，但體格健全、性格堅強、富於自信心與意志力的國民，要比學識湛深但體質虛弱者對民族共同體更有價值」。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學畢業即可，同時中小學要大幅度削減知識課程，增加體育鍛鍊與政治訓練的時間。希特勒還要求更改知識課程的內容，如歷史課，不求歷史知識的系統，主要應強調種族鬥爭，宣揚德意志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激發愛國主義熱情。

  納粹德國主管教育的機構很多，其權力範圍錯綜複雜，互有交叉。全國政府原先不設教育部，教育事務由各州政府主管。希特勒當政後，利用聯邦體制被取消和政府改組的機會，於1934年5月新設全國科學、教育與國民教育部。1935年1月，又把兩個部門合併為德國和普魯士科學、教育與國民教育部，各州的文教部成為其下屬機構。1939年，它又成立「全國考察辦公室」，負責考察教師的受訓事務，從而又增添了一條控制渠道。全國各學校使用的教科書和教學輔助用具，則由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1899—1945）主管的納粹黨官方文獻審核處負責審查。納粹德國的社會教育，分別由下述機構和人員主管：負責全國政治教育的納粹黨全國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全國青年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此人1940年辭去全國青年領袖一職後改為兼任主管青年教育的全國領袖） ；納粹黨監督整個思想和世界觀學習與教育工作的元首特派代表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黨衛隊則負責管轄特種學校中的民族政治教育學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縮寫NPEA），簡稱「那波勒」（Napola）。多頭干預的實際結果，是當局的干預力度遭到削弱。

  四、學校教育

  納粹頭目們希望未來的德國大學是產生新類型的學生、新類型的教師和新概念的學者的地方，他們指責現有的德國大學是「玩弄學術」的地方。1933年2月魯斯特就任普魯士文教部長不久，就誇口要在一夜之間「使學校不再成為玩弄學術的機構」。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學的教授會議上要求大學教師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養學生上面，強調指出：「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德國大學有兩個任務。大學不僅要從事科學研究，也是實施教育的地方。」此後，全國高校的納粹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領導體制發生變化。大學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長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長任命，大學評議會和各系僅僅保留諮詢權。大學內部推行「領袖原則」，校長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擁有全權。領導體制的改變往往同安插納粹骨幹結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學竟由一名獸醫擔任校長，因為該獸醫是衝鋒隊員。他下令在柏林大學開設25門種族學方面的課程和86門同獸醫有關的課程。

  大學教師隊伍中的猶太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和社會民主主義學者很快失去教職。據統計，納粹黨執政不久，全國有14.3%的大學教師和11%的大學教授（約1200人）被解僱，而在教育學院一級，全國竟有60%的講師被解職。在5年內，官方學術機構中45%的成員被更換。其中，包括20位曾經或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被免職的教師中，約1/3出於種族原因，其餘為政治原因。

  納粹黨在大學裡發動群眾性的清洗運動。1933年4月13日，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在全國各大學張貼一份題為《反對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學生12條守則，其中稱：「猶太人只會像猶太人那樣思維，他如果寫德語，那他就是在撒謊……非德意志精神應一律從公共的書店中徹底清除。」1931—1932年間，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在很多學校的學生會選舉中占了優勢。納粹掌權後，當局更注重唆使大學生起來充當大學清洗運動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學生按照納粹的政治觀點對教師實施監督，對所謂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師進行誣告、誹謗以至動武，毀壞其名譽，在其講課時進行搗亂，直至把教師從講台上硬拽下來。在馬爾堡大學，一名法學教授在講授羅馬法的課程中表達了納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觀點，當場遭到學生們的公開羞辱。

  當局採取多重措施加強對大學教師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會主義大學教師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Lehrerbund，縮寫NSLB）於1935年擴展成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講師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Dozentenbund，縮寫NSDDozentenbund），作為納粹黨控制大學的有力工具。按照規定，該聯盟有責任「按照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據此，每個大學都成立了吸納全體教師的大學教師協會，直接受民族社會主義大學教師聯盟主席的統一領導。在實際運行中，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教師聯盟連同各校的大學教師協會，主要掌管大學教師的挑選和培養工作，開設對在職教師實施政治培訓的學習班，舉辦對新教師實施任教前為期6周訓練的教師營。當局還對新教師實行全國統一的大學教師任職資格認定，重新設置有大學任教資格的博士頭銜，獲得這一頭銜的主要標準不是學術，而是納粹政治思想，包括教師營提供的鑑定書。當局尤其重視大學教師的職稱晉升工作，把它作為控制大學教師隊伍的重要環節。晉升教授職稱注重政治態度，其中包括在訓練營里的表現和納粹相關組織的評語。1937年1月頒布的《文職人員法》同樣適用於教師，規定教師必須是納粹「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所有教師都必須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

  在納粹當局的高壓控制下，德國的高級知識分子隊伍發生分化。一部分賣身投靠。法學家恩斯特·魯道夫·胡貝爾（Ernst Rudolf Huber，1903—1990）迎合當局旨意，撰寫了《大德意志國家憲法》一書，指斥學術自由的傳統阻礙了科學「與人民內在的發展保持步調一致和站在民族復興的前列」。弗賴堡大學校長馬丁·海德格爾則鼓吹「使教授同學生一樣，通過勞動服役、軍事服役和科學服役三種形式報效民族」。物理學家菲利普·萊納德（Phillip Lenard，1862—1947）和約翰內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攻擊愛因斯坦，並依靠官方力量獲得「德意志物理學」專家的正統地位。1933年3月，由少數學者牽頭，300名大學教授在一份支持納粹黨的呼籲書上簽名。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國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聲明》上簽字，呼籲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抵制境外對納粹政權的敵視性批評。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起而反抗納粹暴政。基爾大學社會學家斐迪南·特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開發表演說，極力維護學術自由，指出學術發展同一種自由的社會制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庫爾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882—1955）極力反對取消教學自由，認為「如果學生自己有權決定誰能應試，如果督促學生按照政治觀點監督教師講課，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據自己時髦的觀點來斷定書籍或教師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麼實際上便取消了教學自由」。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學校長霍珀（Hoppe）在舉行於馬爾堡的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上呼籲：「我必須特別強調教授候選人學術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認候選人的思想和政治態度必須得到保證，然而如果他沒有學術能力，我們就將一無所獲。學術能力無疑應該置於首位。」但是，當時大部分學者聽天由命，對現狀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規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學學生會（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縮寫DS）就發出呼籲，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學的全日制大學生，必須擁有德意志血統，母語為德語……而不論其國籍如何」。3天後，即4月25日，政府發布《防止德國中小學校和高等院校過度擁擠法》，規定要削減高等院校的在校學生人數，取消高中畢業生自然獲得高校入學資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實行給各州下達高校招生配額，減少入學人數。在實際運行中，政治可靠度成為招生的重要依據，希特勒青年團員、身體強健者、雅利安人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猶太學生的人數比例不得超過猶太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即1.5%。

  以上因素導致高等院校教師和在校學生人數下降。1920—1933年間，德國共有2333名學者獲得大學任教資格，1933—1944年降為1534名。1932年全國高校學生註冊人數為11.8萬人，1938年降到5.1萬人。面對1937年起全國出現的科技人員和醫生緊缺現象，當局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如給予理工科學生一定的津貼，允許無高中文憑的職業競賽優勝者進入高校學習。戰爭爆發後，又允許在軍隊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優先進入大學。1943年大學生註冊人數回升到8萬人。

  大學的教學體制也發生很大變化。在課程設置上突出納粹主義政治教育，自然科學課程強調直接為軍備建設和經濟復興服務，大幅度削減基礎知識的教學。每個大學生在學期間，需要從事為期4個月的勞動服役，為期2個月的衝鋒隊服役，每周還要從事3小時的強制性體育鍛鍊。大學生從勞動服役營回校後，還需要定期進入設在校園內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在那裡同吃、同睡，共同從事早鍛鍊，每周接受數次政治教育，以進行政治改造，經受體質鍛鍊，加強紀律性。

  當局的胡作非為給高等教育造成極大損害，大學的科研水平和教學水平急劇下降。由於區分自然科學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使德國脫離了世界科學發展的前沿陣地。生物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學科，根據納粹主義的觀點重新改寫，其科學性日益減少。種族學、優生學、國防研究等大行其道。為了注釋納粹主義理論而興辦的研究所，如新德國歷史研究所、猶太人問題研究所和黨衛隊的遺傳研究所等，研究對象的科學性更是遭到扭曲。大學生不僅人數減少，而且素質和水平都急劇下降。由於知識分子經常遭到納粹當局抨擊，教師更是經常受到清洗和干擾，致使青年普遍不願當教師。高校學生中師範生的比重從1935年的16%降到1939年的6%。

  納粹統治時期的中小學教育也發生很大變化。雖然其中有些舉措同魏瑪時期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兩者的內涵卻截然不同。

  私立學校受到排斥，手段包括：取消稅收優惠條件，規定公務員和軍人不得將子女送入此類學校，等等。1933—1934年冬春，由普魯士州起始，隨後其他各州先後跟上，將私立學校的領導體制改成「領袖原則」，教師的決策參與權被剝奪，代之以個人決斷。最後，在教育「一體化」的口號下，此類學校全部被取消，以保證當局能嚴密控制全部教育環節。

  德國在第二帝國時期，小學大多是教會學校，地方和區一級的學校監督權多半掌握在教會神職人員手中。魏瑪共和國時期，全國約4/5的小學仍保留其教會性質。納粹當局對中小學採取非教會化的方針，其目的不是用科學取代宗教，而是為了全面控制學校，以納粹主義的新教義取代基督教教義。不過，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納粹當局在學校非教會化的步驟上，進展比較緩慢和溫和。

  納粹黨執政之初，希特勒為了獲得教會力量的支持，曾在1933年3月23日聲明「准許並確保基督教會對學校和教育具有影響」。同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同羅馬教廷簽訂宗教協定，確認教會的辦學權利，承認宗教課是正式學科，並給予教會以監督權。隨著納粹統治的鞏固，從1935年起，當局著手將教會學校改為公共小學。它主要是通過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來從事這項工作，並使用向學生家長施加壓力的手段。結果，在天主教影響較大的慕尼黑，兩年內93所天主教小學中的75所改成了公共小學。從1937年起，當局開始採取措施，逐步壓縮、貶低甚至取消中小學的宗教課程。宗教課的總數也從中學每周18課時減至12課時，小學每周31課時減至15課時。職業學校中的宗教課被取消，理由是應把時間花在更為實際的課程上。不少教師恐嚇學生家長簽字，讓孩子放棄宗教指導課，改為選修意識形態指導課。到納粹統治後期，教會對教育的影響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

  政府在中學階段則強調實行雙軌制，擴大職業教育，大力發展專科學校和技工學校。德意志勞動陣線領袖羅伯特·萊伊經常鼓吹要使每一個德國工人成為一名技術工人。

  中小學的管理體制也強調「領袖原則」，在1933—1934年逐漸取消了教工參與管理的權利，推行校長全權負責制。甚至連「家長理事會」（Elternbeirte）也被取消，代之以「學校共同體」（Schulgemeinde），該機構的成員由希特勒青年團領袖提名，經校長向當地黨組織諮詢後任命，成員包括教師、家長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團代表。

  教育中大力貫徹種族主義原則。在納粹統治時期，以家庭經濟狀況為基礎的受教育特權，被另一種特權所取代，即以注重種族條件和政治條件的特權。猶太兒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趕出「德意志學校」，劃入專設的猶太學校，歐戰爆發後連猶太學校也被關閉。在德國侵占的東歐占領區，小學以上的學校全部被取消。一份由希姆萊秉承希特勒旨意起草的備忘錄規定，東部非德意志居民只能設立四年制小學，目標僅僅在於讓孩童學會500以內的簡單計算，書寫自己的姓名，能按上帝旨意服從德國人，做到誠實、勤勉和馴服即可。除此之外，東部地區不得有其他的學校。而對德意志家庭則多方照顧，尤其是多子女的德意志家庭，可享受減免學費的優惠政策，以便同當局的種族生育政策相配合。在普魯士州，德意志血統家庭的第二個孩子可減免1/4的學費，第三個減免1/2，第四個起全部免費入學。

  政府還為全國的中小學規定了統一的禮儀，以強化納粹主義的氛圍。1934年12月18日，內政部頒布一項政令，其中規定：「教師和學生在學校內外相遇時都要互致德國式問候（Deutscher Gru），即希特勒問候（Hitlergru）。每堂課開始時，教師必須走到全班學生前，立正，抬起右臂，高喊『希特勒萬歲』；學生們也必須抬起右臂，回以『希特勒萬歲』。下課時，教師和學生同樣互致德國式問候。」

  在中小學的教育內容方面，納粹政治教育和軍事體育訓練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希特勒青年團和德意志女青年團（Bund Deutscher Mdel，縮寫BDM）的活動，嚴重衝擊正常的教學秩序。威斯特法侖一所擁有870名學生的學校，僅1937—1938年一個學期，平均每個學生就損失26.5個教學日。名為「PT科目」（主要內容是越野跑、足球和拳擊）的活動越來越頻繁，1936年以前每年搞2次，1938年增至每年5次。文化學習的內容也受到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嚴重侵蝕。

  五、校外教育與特種學校

  希特勒曾經強調，國家應該全面負起教育後代的責任，學生在校期間國家要管，在校外或脫離學校之後更要管。希特勒青年團、德意志女青年團和國家勞動服役隊（Reichsarbeitsdienst，縮寫RAD），在實施納粹的校外教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青年團可以溯源到1922年3月成立的納粹運動第一個青年組織——納粹黨青年聯盟（Jugendbund der NSDAP）。該聯盟由慕尼黑失業青年古斯塔夫·阿道夫·蘭克（Gustav Adolf Lenk，1903—1987）受命組建並擔任領袖，隸屬於衝鋒隊。1923年「啤酒館暴動」失敗後，該聯盟遭禁。1926年，納粹黨在魏瑪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決定組建一個全國統一的青年組織，定名為希特勒青年團，作為納粹黨的青年組織，由庫特·格魯貝爾（Kurt Gruber，1904—1943）任全國領袖。格魯貝爾上任後，模仿納粹黨的組織架構，在普勞恩（Plauen）建立希特勒青年團的全國指導處。1928年，青年團全國指導處決定為10—14歲的男童設立少年隊（Jungvolk），為女青年設立女性組織。希特勒青年團早期歸衝鋒隊管理，到1932年5月獲得獨立地位，直接受納粹黨領導。

  希特勒就任總理後，於1933年7月17日任命26歲的納粹黨國會議員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為全國青年領袖，授權其在內政部長領導下監管全國青年的一切活動。同年底起，希特勒青年團著手解散或吞併全國的青年組織。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根據席拉赫的建議，發布《希特勒青年團成為國家青年組織》的命令。其中稱：「德意志民族的未來取決於青年，因此德國青年必須準備好承擔起未來的責任。政府決定： （1）德國境內的德意志青年組織為希特勒青年團； （2）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除非在家裡或學校里接受教育，都必須在民族社會主義精神的指導下，接受希特勒青年團在體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教育，準備為民族和共同體服務。」這樣，全國一切青年運動均納入了希特勒青年團，同時讓該組織從黨的青年組織擴大為國家青年組織。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發布第二項命令《青年的服務義務》，規定從10歲到19歲的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都必須在希特勒青年團服役。於是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及其相關組織德意志女青年團就成了強制性行為。

  為了適應從事校外教育的需要，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結構在納粹統治時期作了調整和擴充，將覆蓋對象擴大到6歲以上的孩童，形成男性的學齡團員組織（Pimpf） （6—10歲）、少年隊（10—13歲）、正式團員組織（14—18歲）和準軍事性分團，以及女性的少女隊（Jungmdelbund）（10—13歲）、德意志女青年團（14—16歲）、「忠誠與美麗」（Glaube und Schnheit）組織（17—21歲）等幾個層次。它們的成員全部穿著褐色上衣配黑色褲子的制服。

  納粹統治早期，曾規定14歲以上的男女少年在農忙時必須參加農村勞動服役。以後男女少年必須經過為時1年的「下鄉年」，成為制度。在這1年裡，少年們上午參加農業勞動，下午參加集體學習，學習內容為納粹運動史、種族學和時事講座。農忙時全天參加勞動。1935年6月26日，納粹當局頒布《國家勞動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pflicht），規定18歲以上的青年必須參加國家勞動服役，並為此組建了「國家勞動服役隊」。在實際執行中，男青年由於還需要到軍隊服役兩年，一般在18歲那年參加勞動服役半年，期間穿著統一制服，用尖鎬和鐵鍬從事無報酬或低報酬的艱苦勞動，過兵營式生活。女青年在18—21歲期間，到城鄉德意志家庭內從事家務服役一年，幫助農民料理家務並參加田間勞動，這樣既能騰出農村勞動力，又能使女青年實踐婚前家政。

  當局還創辦了特種學校，用於培育納粹精英，即未來的政治官員和政治立場堅定的專業技術幹部。

  民族政治教育學院，是納粹特種學校中的初始類型。1933年4月20日，時任普魯士文教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下令，在位於普倫（Pln）、科斯林（K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3個舊軍官學校的校址內創辦民族政治教育學院，作為向希特勒的生日獻禮。此類學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經辦。到1938年，從原來的3所發展到23所。到1942年，更是發展到40所，其中3所為女校。在招生方面，優秀的種族血統和過人的身體素質是主要條件。每所學院每年都會收到約400名候選人，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夠參加入學考試，參考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夠被錄取。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和勞工家庭。在通過入學考試後，學生還有6個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證明無法滿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將被開除。此類學校為寄宿學校，學生按軍隊方式編組，以排為基本學習單位。學校的教學計劃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參照普通高中。學生畢業前要經過考試，並獲得大學入學考試評定，這讓他們有資格進入大學或其他高等院校。1942年，全國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學院全部改名為德意志寄宿學校。它們除繼續承擔原有任務外，還負責接納戰爭中陣亡將士的子女，以及出外執行任務的官員和科學家的子女。

  青年領袖席拉赫曾經想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學院，但希姆萊、魯斯特等顯要人物將他排除在外。於是，他和勞工領袖羅伯特·萊伊一起，著手組建更具納粹色彩的特種學校。由此，阿道夫·希特勒學校（Adolf-Hitler-Schulen，縮寫AHS）應運而生。此類學校從1936年開始組建，第一所於1937年2月1日落成。它們直接隸屬於納粹黨—希特勒青年團系統，各校事務則由當地的希特勒青年團和納粹黨大區領袖分管。由於其目標是建成獨立於現存國家教育框架之外的教育體系，所以教學安排更為靈活，納粹黨的培養目標體現得也更為直接。因為納粹黨的經費不如政府系統充裕，儘管預定目標是每個大區都要建造一所此類學校，直到歐戰結束，全國只建造了10所，學生的總容納量為3600名（每年總招生數為600名），其中比較著名的是不倫瑞克學校。此類學校的學生來自少年隊，從12歲兒童中選拔，受訓6年後畢業。學生不必自己報名，也毋需經過文化考試，一般由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從11歲的少年隊員中預選候選人，主要標準是具有純德意志血統（白膚、金髮、碧眼者有優先權）。生理條件尤為重要，如1940年，此類學校在巴登地區選拔新生，48個獲提名者中就有14人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入選。體檢合格者還要通過為期兩周的青年營生活考察。考核極富競爭性，但決定性的因素是勇氣和忍耐力。

  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訓練重點是軍事體育和在納粹黨內外從事領導工作的能力。學生全部住校，以小隊為基本活動單位。每小隊有1名高年級學生指導鋪床和穿衣等內務，以及個人衛生和行為舉止規範。教學方法是在教官的監管下，通過隊際競賽和集體評議，從事斯巴達式的訓練。學生要記錄個人成績和品德評語，有升留級制度。畢業文憑可作為升大學的學歷依據。與民族政治教育學院相比，它更加重視身體素質的訓練。建校初期，它為學生安排體質訓練每天5課時，文化學習1課時（含閱讀納粹報刊）。以後文化課比重提高到每周22課時，體質訓練15課時。由於過分強調體育課，忽視文化課，學生的文化水平一直為人們所詬病。

  衝鋒隊也於1934年1月建立了位於施塔恩貝格爾（Starnberger）湖邊的民族社會主義高等學校。「長刀之夜」事件發生後，該學校受到納粹黨司庫弗蘭茨·克薩韋爾·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1875—1947）的保護，後來又歸附於魯道夫·赫斯的辦公室。1939年8月8日，赫斯將它重新命名為費爾達芬納粹黨國家學校。學校獨立於教育部，進行6—8年的中學與實科學校相結合的教育。它在教學計劃制訂方面得到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的幫助，課程設置主要是德語、歷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體育課達到14節。

  培養納粹官員的高級學校為主要建立於1936—1937年的騎士團城堡學校（Ordensburgen，縮寫NSO），由納粹黨全國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領導。此類學校全國共有四所：座落于波美拉尼亞的克羅辛澤城堡（Crssinsee）的訓練重點是拳擊、騎術和滑翔等；位於南德的松特霍芬城堡（Sonth of en）的訓練重點是登山和滑雪；座落於萊茵區的福格爾桑城堡（Vogelsang）重點是體格鍛鍊；馬林堡城堡（Marienburg）的重點是強化灌輸納粹主義思想。每所城堡學校擁有500名教職工，可接納1000名學員。學員在為時6年的就學過程中，依次在各個城堡受訓，每個城堡受訓期為1年半。其學員由納粹黨大區領袖和分區領袖直接推薦，大多是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優秀畢業生。由於校內輕視文化學習，學員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有1%達到大學生水平，10%達到高中水平，大部分只達到初中水平。騎士團城堡學校畢業生原應立即成為納粹高級官員，但因受到原有官員的阻撓，實際上多被派往東部占領區任職。

  納粹黨意識形態闡釋者羅森貝格還試圖建立「納粹黨高等學校」，以取代原有的大學來培養納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建立反猶研究所，並擬制出在巴伐利亞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後因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戰爭的來臨為特種學校帶來新的機遇和希望，但也將這一教育體制帶向了終點。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現役士兵和預備軍官只有經過特種學校的培訓才有資格獲得國防軍和黨衛隊的領導崗位。於是，各類特種學校都緊急行動起來，教學也日益軍事化。孩子們熱切希望能夠走上戰場。當戰場形勢表明戰爭有可能迅速結束時，有的孩子甚至悲嘆自己無法趕上戰鬥。然而，形勢很快變得殘酷起來。一批又一批特種學校的學員走上戰場，但傷殘和死亡的命運也降臨到這些14—15歲孩子的身上。但是納粹當局並沒有因此而考慮放棄特種學校的計劃，「沒有一所特種學校接到過上級關於解散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