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化和思想運動
2024-10-09 05:29:03
作者： 王亞平，孫立新，劉新利，邢來順 等
文化是歷史的投影。如前所述，19世紀初，德國文化界為反對拿破崙外族統治，爭取民族統一，掀起過包括浪漫主義在內的文化民族主義浪潮。1815年以後，面對梅特涅的反動統治，德國文化界用其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的看法。其中有對政治失望而「專注於小民」、尋求「小民幸福」、脫離政治生活的畢德麥耶爾派，也有與反動統治者展開抗爭，以筆作「刀劍」的「青年德意志蘭」。
德意志帝國時期，由於工業化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巨大改變，德國文化界面臨著一系列新的社會現象和問題。於是，進行與這些改變相應的調適，尋找新的表達形式，更好地反映新的社會現實，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任務。由於新的社會階級結構的形成和諸種利益集團的出現，多元性的社會格局逐漸明朗，這一時期的德國文化呈現新的發展趨勢和特點，具體而言，就是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和反映各階級、階層思想的紛呈多樣的流派。關於帝國時期這種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發展新趨勢，著名史學家沃爾夫岡·J.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19302004）給予的評價是：「（19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化生活逐步與主導性的社會價值和資產階級的生活理想脫離開來，並建立起一種獨立的體系。作家和藝術家們逐漸從資產階級思想的意識形態前提下解放出來」。
一、流派紛呈的文學、藝術和音樂
帝國時期的社會發展呈現多元趨勢，承載於其上的文化也更加豐富和多樣化。出現這種多元性思想文化的重要原因多種多樣，但顯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與時代的發展密切相關。具體說來： （1）在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分工日益複雜，社會較之往日出現了更多的利益群體，每一個群體都希圖向社會表明自己的立場和看法； （2）工業化帶來了更好、更快的郵政和鐵路聯繫，有利於加強國際間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使法國等西歐國家的文化流派能迅速傳入並影響德國文化界； （3）大規模城市化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為新思想、新流派和新風格的傳播提供了合適的場所，許多大城市發展為文化中心，並在文化生活方面展現出各自的特色，如戲劇之都柏林和藝術之都慕尼黑等。
（一）流派紛呈的文學
帝國時期，文學領域出現了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等諸多流派紛呈的現象。
帝國建立初期，德國文學正處於現實主義的極盛時期。在帝國建立後的20年中，以長篇和短篇小說為體裁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文壇的主流。它們強調反映社會現實，揭露社會弊端，客觀描述日常生活，體現了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追求。其中，特奧多爾·施托姆、威廉·拉伯等文學大師仍續寫著他們的輝煌。特奧多爾·施托姆被稱為「資產階級的」、「詩性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帝國時期的現實主義代表作有小說《三色紫羅蘭》（Viola Tricolor，1874）、《雙影人》（Ein Doppelgnger，1887）、《騎白馬的人》（Der Schimmelreiter，1888）等。威廉·拉伯在這一時期的主要現實主義代表作有《霍拉克》（Horacker，1876）、《德意志貴族》（Deutscher Adel，1880）、《奧德費爾德》（Odfeld，1888）、《大蛋糕》（Stopfkuchen，1891）等，其作品在幽默中帶著些許憂傷。
特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帝國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他出身於諾伊魯平（Neuruppin）的一個藥商之家，1839年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手足情深》（Geschwisterliebe） ，五十年代開始以寫作為職業，中間還當過保守黨《十字報》的編輯。他的創作極其豐富，體裁涉及劇本、詩歌、自傳、戲劇評論、長短篇小說等。1861年—1882年發表的四卷本《布蘭登堡漫遊記》（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 and enburg） ，描寫了布蘭登堡的貴族生活和風土人情。其現實主義代表作主要有長篇歷史小說《暴風雨之前》（Vor dem Sturm，1878）、短篇歷史小說集《沙赫·馮·伍特諾夫》（Schach von W u the now，1883）等。《暴風雨之前》描寫了在反抗拿破崙統治的解放戰爭時期，普魯士各階層的群體性愛國形象。其他作品還有《私通》（L』Adultera，1882）、《迷惘、混亂》（Irrungen，Wirrungen，1888）等，對當時的社會弊端進行了揭露。
除了現實主義敘述文學外，一些對社會經濟轉型的擠壓感到不滿、對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失望的資產階級作家則形成了針對現實社會的反感流派。
19世紀8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us）文學思潮首先對居於統治地位的傳統文化概念提出了挑戰。所謂自然主義，就是「藝術家們的回歸自然」，反對和否定舊的「理想主義的」藝術。它受現代自然科學的影響，反對傳統宗教和道德，將人、周圍的社會環境和內心衝動糾纏在一起的現象作為主題，把下層社會的生活條件、精神和道德的衰敗等社會現實作為喜好的題材。自然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爾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赫爾曼·蘇德爾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等。帝國時期的戲劇在自然主義的推動下出現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1889年，豪普特曼的第一部自然主義戲劇《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在柏林的「自由舞台」（Die Freie Bühne）首次演出。這一劇本中描寫的資產階級的道德和家庭的瓦解，在人們心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1892年，豪普特曼的《織工》（Die Weber）的演出使自然主義戲劇達到了高潮。這是一部以西里西亞織工起義為背景描寫工人反抗鬥爭的作品，勞苦大眾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現在舞台上。上層統治階級對於文化領域的這種反傳統舉動非常反感，威廉二世甚至蔑視地稱之為「貧賤藝術」（Rinnsteinkunst）。
還有一些對現實不滿的文學流派則以脫離和逃避現實的取向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通過追求唯美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等，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脫。因此，當自然主義控制著戲劇舞台時，在抒情詩領域卻出現了象徵主義（Symbolismus）的作品。象徵主義是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一種反動。它批評自然主義「單純反映狀態的東西，扼殺了本質的東西」，主張不要細緻地描寫客觀現實，而是要採用象徵手法表現主觀世界，暗示美好的理想世界。因此，象徵主義作品逃避工業社會的主流現實，到前工業社會的農民和小城市中去尋找題材和人物，追求「健康的鄉土藝術」，變成了文學頹廢派。這是人們面對現代工業文明挑戰而向內心世界的「靈魂深處」撤退的表現。著名抒情詩人賴納·瑪麗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施特凡·格奧爾格（Stefan Georg，1868—1933）和胡戈·馮·霍夫曼施塔爾（Hugovon Hofmannsthal，1874—1929）是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里爾克是德國最重要的抒情詩人之一，1894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生活與歌曲》（Lebenund Lieder）。其代表作有《新詩集》（Neue Gedichte，1907）、《杜伊諾哀歌》（Duineser Elegien，1923）和《致奧耳甫斯十四行》（Die Sonette an Orpheus，1923）等。格奧爾格的主要創作成果有《頌歌》（Hymnen，1890）、《心靈之年》（Das Jahr der Seele，1897）等。
20世紀初，德國文壇上出現了以海因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和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兄弟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海因利希·曼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臣僕》（Der Untertan，1914） ，它描寫了一個紙廠老闆的兒子赫斯林通過無恥的投機和出賣他人而飛黃騰達的故事，無情地揭露了當時的階級關係和社會矛盾。托馬斯·曼的代表作是1901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描寫了呂貝克大商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興衰史，反映了德國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現實。這些作品充分表達了對靠投機發家致富的資本家的不滿，完全沒有了帝國建立之初現實主義作家馮塔納對普魯士社會仍然抱有的樂觀主義想法。
（二）藝術：從現實主義走向現代主義
帝國時期的藝術也是流派紛呈，出現了現實主義、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us）和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us）等派別。
歷史畫派（Historienmalerei）是帝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官方畫派，主要特徵是通過理想化的模式或現實主義方式對各種宗教、政治和文學主題加以重現。其中普魯士在完成德國統一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成為主要的創作題材和對象。該畫派在對德國統一這一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和表現的同時，明顯帶有半官方的歌功頌德的藝術手法，顯示出功利主義傾向和政治御用特徵。
歷史畫派的主要代表有安東·馮·韋爾納（Anton von Werner，1843—1915）、阿道夫·馮·門采爾和弗蘭茨·馮·倫巴赫（Franz von Lenbach，1836—1904）等。安東·馮·韋爾納曾妙手著下多幅以建立德意志帝國和帝國主要政治人物為題材的名作，諸如《毛奇在凡爾賽工作室中》（Moltkein seinem Arbeitszimmerin Versailles，1872）、《凡爾賽皇帝宣言》（Die Kaiserproklamation in Versailles，1877）、《威廉二世與帝國議會在柏林宮白廳開幕》（Die Erffnung des Reichstagsim Weien Saaldes Berliner Schlosses durch Wilhelm II.，1893）等。弗蘭茨·馮·倫巴赫也在威廉一世、俾斯麥等顯赫政治人物畫像方面有所成就，主要作品有《弗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73）、《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80）、《皇帝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1886/1887）等。阿道夫·馮·門采爾則繼續著他的創作輝煌，作品帶有濃烈的現實生活色彩，在帝國時期的代表作有反映新工業時代的《軋鐵廠》（Das Eisenwalzwerk，1875）、《舞廳晚宴》（Ballsouper，1878）等。由於受政治的影響，他最終也將自己擺到了官方畫家的位置上，並且由於創作歌頌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一世等普魯士統治者的油畫和插圖而聲名大震。他在帝國時期創作了《國王威廉一世動身探望軍隊》（Abreise Knigs Wilhelms I.zur Armee，1870）、《穿制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軍隊》（Die Armee Friedrichsdes Groeninihrer Uniformierung，1908—1912）等。所有這些作品都成了歷史畫派的傑出代表作。
歷史畫派試圖通過再現重要的歷史事實，強化後世的歷史記憶，達到保持民族、國家和宗教價值的目的，是民族主義思潮的一種反映。
除了正統的現實主義歷史畫派外，出於對工業社會的文化反感，19世紀末20世紀初還出現了多種對現實不滿或迴避現實的藝術流派。這些流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希望從現實工業社會日益強化的理性主義下解脫出來的願望。
德國印象主義畫派是在法國藝術影響下出現的一個重要派別，其基礎是唯美主義和自然主義。它主張畫家應到大自然中去，強調細緻觀察，在繪畫技法上則特別注重運用色彩來表達物體在瞬間的光感效果，而不描繪事物固有的形態特徵，因此對象的輪廓往往是模糊的，使人們的感覺建立於「主觀色彩」之上，從而達到一種「內心世界」的滿足。印象主義派畫家有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 Slevogt，1868—1932）、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等人，又以後者最為有名。利伯曼的重要作品有《鸚鵡林蔭道》（Papageienallee，1902）、《易北河畔尼恩施泰特的雅可布飯店平台》（Terrasse im Restaurant Jacob in Nienstedten an der Elbe，1902）和《阿姆斯特丹的猶太胡同》（Judengassein A msterdam，1905年）等。它們都是一種對自然環境的直接印象的描繪。1898年，出於對官方畫派的不滿，包括印象派在內的60多名「現代派」藝術家成立了「柏林脫離派」（Berliner Secession） ，利伯曼當選為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繪畫藝術領域又出現了表現主義畫派。這一畫派以尼采的超人哲學作為其思想基礎，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表現自我和表現主觀世界。它不再把自然視為藝術的首要目的，而是把用非自然的線條、形體和強烈的色彩表現情緒與感覺當做藝術的目的。
1905年，恩斯特·基爾希納（Ernst Kirchner，1880—1938）、埃里希·海克爾（Erich Heckel，1883—1970）、弗里茨·布萊爾（Fritz Bleyl，1880—1966）、卡爾·施密特洛特盧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等尼采的崇拜者在德勒斯登成立「橋社」（Die Brücke） ，主張通過「色彩的完全自由、純表現性的運用」來自由地表現感情。與此同時，在慕尼黑出現了俄國畫家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弗蘭茨·馬克（Franz Marc，1880—1916）、奧古斯特·馬克（August Macke，1887—1914）等為代表的「新藝術家聯合」（Neue Kunstlervereinigung）。1911年，瓦西里·康丁斯基等認為「新藝術家聯合」不夠激進，另成立「藍色騎士」（Der Blaue Reiter） ，要求進一步擺脫物象以表達事物的本質。表現主義畫派的格言是，藝術的更新決不是「形式上的」，而必須是一種思想的新生，要搜尋客觀外表背後隱藏的東西，看透事物的本質，通過無生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現主義畫派中，基爾希納的《柏林街景》（Berliner Straenszene，1913）、康丁斯基的《藍色騎士》（Der Blaue Reiter，1903）、弗蘭茨·馬克的《藍馬》（Blaues Pferd，1911）等是代表性作品。
表現主義等現代主義藝術顯然不為當時的資產階級主流社會所接受，它們被指責為「原始粗糙的藝術本能反對文明的起義」，是向資產階級工業現實發出的挑戰。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這些現代主義藝術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工業社會迅速增長的物質財富面前，尋找和強調一種精神的平衡和慰藉。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的藝術家之中，版畫家凱特·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的藝術創作和價值取向可謂別具一格。珂勒惠支出生於柯尼斯堡的泥瓦匠之家。她從小目睹下層民眾的苦難生活，因而致力於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其代表性作品有《織工起義》組畫（Weberaufstand，1897）和《農民戰爭》組畫（Bauernkrieg，1908） ，前者反映了織工的苦難生活及其從反抗到失敗的過程，後者則以1525年農民戰爭為題材，展示了農民從遭受非人的奴役到起義反抗的壯烈場面。珂勒惠支因其作品的藝術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結合而得到人們的高度讚譽，成為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帝國時期的建築藝術也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受益於新的鋼鐵建材、混凝土技術和建築部件預製技術以及大規模城市化對建築業的刺激，住宅、公共建築等事業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公寓住宅、工廠、百貨公司、博物館、劇院、辦公大樓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種建築的繁榮為建築藝術的發展和多元化提供了廣闊的平台。
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的歷史主義建築風格在帝國時期仍然呈現強大的生命力。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發展乃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潮流，同時重視對於歷史現象的個性的欣賞，認為要從歷史潮流中去體察每個個體的意義。在建築藝術方面，歷史主義風格體現為重視過去，追求個體性的創造。基於這種取向，古典風格（Antike-Stil）、文藝復興風格（Renaissance-Stil）、哥德式風格（Gotischer Stil）等又重新歸於流行，但是又與過去有所區別，被冠上了新古典主義（Neoklassizismus）、新巴洛克（Neobarok）、新哥德式（Neogotik）、新文藝復興（Neorenaissance）等名稱。此外，歷史主義建築風格還呈現地區性特點，其代表有漢諾瓦建築學派（Hannoversche Architekturschule）、新紐倫堡風格（Neu-Nürnberger Stil）等。在歷史主義建築風格之下，公共建築大多帶有「類別」特徵。歌劇院通常屬於新巴洛克風格；法院建築大多帶有新古典主義或羅馬式風格（Romanischer Stil） ；博物館一般是繆斯神廟（Musentempel）風格；郵局大多為新哥德式風格；威尼斯的文藝復興式風格則通常是商業建築的首選；政府和議會建築則多為古典希臘羅馬風格。
歷史主義建築藝術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特弗里德·森佩爾（Gottfried Semper，1803—1879）、保羅·瓦洛特（Paul Wallot，1841—1912）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德勒斯登茨溫格爾宮（Dresdner Zwinger）的德勒斯登畫廊（Gemldgalerie Dresden，1855）和森佩爾歌劇院（Semperoper，1878，即今天的德勒斯登歌劇院）。後者的代表作則是混雜著新文藝復興和新巴洛克風格的帝國議會大廈（Reichstagsgebude，1894）。這一時期完成的代表性建築還有1880年完工的哥德式科隆大教堂、融合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的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1905）等。帝國議會大廈和柏林大教堂是德意志帝國時期歷史主義建築藝術的頂峰。
「青年風格」（Jugendstil）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又一種建築藝術風格，因1896年創辦於慕尼黑的文化雜誌《青年》（Die Jugend）而得名。最初的提倡者是畫家奧托·埃克曼（Otto Eckmann，1865—1902）。他主張打破因襲傳統的嚴謹歷史主義風格，模仿花草藤蔓等形狀，憑自己的主觀印象來描繪自然飄逸的細長線條，形成平面圖形。「青年風格」的代表人物有彼得·貝倫斯（Peter Behrens，1868—1940） ，代表性作品為達姆施塔特的婚禮塔（Hochzeitsturm，1908）。德國在占領和統治中國青島期間建造的膠澳總督官邸也屬於青年風格建築。比利時建築設計師亨利·凡·德·維爾德（Henry van de Velde，1863—1957）對青年風格建築藝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不僅設計了一系列青年風格建築，而且於1906年創辦了魏瑪藝術工藝學校（Kunstgewerbschule Weimar） ，該學校成為著名的包浩斯（Bauhaus）的前身。
「青年風格」只是建築藝術從歷史主義轉向現代主義（Moderne）的過渡。帝國後期，建築藝術開始進入現代主義階段。它首先出現在工業建築領域，強調建築師要研究和解決建築的實用功能和經濟問題，主張積極採用新材料和新結構，創造新的建築風格，實際上是對鍾情於過去的歷史主義建築藝術的一種反動。其代表性作品有彼得·貝倫斯設計的柏林的通用電氣公司動力大廈（AEG-Turbinenhalle，1909）、「包浩斯」風格創立者瓦爾特·格魯皮烏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設計的位於阿爾弗雷德（Alfred）的法古斯工廠（Fagus-Werk，1914）以及弗里德里希·皮策（Friedrich Pützer，1871—1922）設計的位於耶拿的第15號樓（Bau15， um1917，德國第一幢高層住宅）。這些建築已經帶有包浩斯風格的印跡。
（三）音樂：從中期浪漫主義到晚期浪漫主義
音樂領域也呈現多元性的價值取向。一方面，帝國時期的音樂與繪畫等藝術領域一樣，也受到民族主義的感染，呈現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色彩。1870/71年對法戰爭是歌頌的主題。華格納專門創作了《皇帝進行曲》（Kaisermarsch，1871） ，用以祝賀德國對法國的勝利。勃拉姆斯則作了《凱旋之歌》（Triumphlied，1871）以紀念德國的勝利。另一方面，浪漫主義音樂繼續著它在德國的輝煌歷程。作為中期浪漫主義音樂的代表人物，華格納於1876年開始在拜羅伊特劇院（Bayreu the r Festspielhaus）上演其音樂劇，獲得巨大成功。他的主要作品有《帕西法爾》（Parsifal，1882）和《尼伯龍根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1848—1874）等。《尼伯龍根指環》由《萊茵河的黃金》（Das Rheingold，1854）、《女武神》（Die Walküre，1856）、《齊格弗里德》（Siegfried，1871）、《神界的黃昏》（Gtterdmmerung，1874）等4部神話劇組成。華格納還著有多本理論著作，包括《藝術與革命》（Kunst und Revolution，1849）、《歌劇與戲劇》（Oper und Drama，1851）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的音樂發展進入晚期浪漫主義階段。這一時期，傳統的音樂形式和元素進一步被打破，作品呈現龐大的音樂結構、高度的技巧和高度緊張的精神重負特徵，開始向現代主義過渡。主要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和理夏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古斯塔夫·馬勒生于波希米亞的卡利什特（Kalischt） ，他的交響曲既給人以神秘莫測和兒童般的單純之感，還兼具哲學性的宏大構思，是晚期浪漫主義的藝術典型。其主要作品有《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1911）等10部交響曲和《亡童之歌》（Kindertotenlieder，1901，1904）、《男童神奇號角之歌》（Des Knaben W underhorn，1887—1891）等聲樂套曲。理夏德·施特勞斯出生於慕尼黑，主要作品有交響詩《死與淨化》（Tot und Verklrung，1891）、《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1899） ，標題交響曲《阿爾卑斯山》（Eine Alpensinfonie，1915）以及歌劇《莎樂美》（Salome，1905）和《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1911）等。其作品在音樂表現力方面綜合了古典和浪漫主義的複雜技巧，一些作品顯示出的病態狂亂情感已經明顯具有從浪漫主義向現代主義過渡的藝術特徵。
音樂文化領域也折射出新的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力量的變化。一方面，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使之在音樂文化領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貴族階級在文化領域的壟斷統治地位被打破。劇院原先是宮廷貴族文化的重要載體，19世紀中期以後卻成為推介資產階級文化價值觀的最重要的陣地。劇院事業因此得到迅速發展。1870—1896年期間，商業劇院從原先的約200座增加到了600座。
另一方面，由於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反映下層工人生活的工人階級音樂戲劇表演開始出現。19世紀90年代初，出現了德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文化政治組織「柏林自由人民舞台」（Freie Volksbühne Berlin） ，其口號是「藝術為了人民」（Die Kunst dem Volk）。它以極其低廉的票價服務於底層勞動階層。1892年，「新自由人民舞台」（Neue Freie Volksbühne）建立，社會民主黨著名政治家、歷史學家和作家弗蘭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出任主席。它成為工人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對抗的重要工具。格爾哈特·豪普特曼的戲劇《織工》等則將工人社會群體的生活搬上了舞台。這些反映工人階級的題材進入文化領域，打破了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文化的壟斷，是社會進步在文化藝術領域的一種反映，也是工人階級影響力不斷增強的體現。
二、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
（一）哲學的新發展
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哲學較之19世紀中期以前有了新的發展。一是費爾巴哈倡導的唯物主義哲學繼續發展，形成了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和恩斯特·黑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為代表的一元論（Monismus）唯物主義哲學；二是弗里德里希·尼採在叔本華哲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非理性主義哲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決定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及承載於其上的人類思想意識和精神文化的進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範圍是全歐性和世界性的，在德國的影響尤其強大，出現了一批以歷史唯物主義為認識基點的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愛德華·伯恩斯坦、弗蘭茨·梅林等理論家和思想家，也出版了一批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出發點的重要論著，包括著名社會學家和國民經濟學家維爾納·松巴特的早期著作《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和歷史學家羅伯特·珀爾曼（Robert Phlmann，1852—1914）所著《古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史》（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等。前者對階級鬥爭、空想社會主義、社會運動前史、社會主義運動在英、法、德等國的發展、馬克思的影響以及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潮流等，進行了嘗試性探究，後者則對原始社會和古代希臘社會的共產主義、私有化、柏拉圖的理想國等進行了「開創性」的考察。
建立於達爾文主義（Darwinismus）之上，由著名動物學家和哲學家、無神論者恩斯特·黑克爾創立的「一元論」自然哲學也得到了充分發展。黑克爾出生于波茨坦，曾在柏林、維爾茨堡等地學習醫學。主要著作有《自然萬物史》（Natü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1868）、《人類起源和發展學》（Anthropogenie，1874）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世界之謎》（Die Weltrtsel：Gemeinverstndliche Studien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是黑克爾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從「人類」、「靈魂」、「世界」和「上帝」等方面充分闡釋了以達爾文進化論為基礎的唯物主義「一元論」。根據黑克爾的觀點，19世紀科學研究的進展表明，生命都是自然發生的，人也是自然的屬物。《世界之謎》一書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不僅重版多次，而且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發行了幾十萬冊。在很多家庭中，《世界之謎》成了「像聖經一樣的必不可少的讀物」。為了宣傳以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唯物主義人生哲學，黑克爾於1906年在耶拿成立了「德國一元論者聯盟」（Deutscher Monistenbund）。黑克爾的唯物主義一元論反對對神的信仰，嚴重危及西方傳統的基督教神學，因而引發激烈的爭論，遭到一些學者的猛烈反擊，被批為「達爾文主義的一元論的」「教條主義者」。其理論也成為日後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zialdarwinismus）的重要根據。
弗里德里希·尼采則將非理性主義哲學進一步發揚光大。他出生於呂茨恩（Lützen）附近的羅肯（Rcken） ，年輕時曾在波恩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和新教神學，後轉到萊比錫大學繼續學習古典語言學。1869年，年僅25歲的尼采被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t Basel）聘為古典語言學教授，不久即因其才華出眾而成為巴塞爾學界的精英名流。
尼采是一位多產的哲學家，19世紀70年代開始推出一系列重要著作，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代表作品有《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1872）、《不合時宜的考察》（Unzeitgemige Betrachtung，1873）、《朝霞：關於道德偏見的思考》（Morgenrte.Gedankenüber die moralischen Vorurteile，1881）、《快樂的科學》（Die frhliche Wissenschaft，1882）、《道德的普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Eine Streitschrift，1887）、《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善與惡的彼岸》（Jenseitsvon Gut und Bse.Vorspiel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86）、《反基督》（Antichrist.Fluch auf das Christentum，1895）等。1906年，其主要著作以《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集結出版。
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哲學雖然源於叔本華哲學，卻與後者有著明顯不同的價值取向。叔本華哲學的中心議題是生命意志，強調因欲望無法滿足而帶來的人生痛苦，表現為一種消極、悲觀的非理性主義價值取向；尼采雖然也強調意志優先，但提出了一種積極的「權力意志」，並為此構建了一套否定一切傳統，重估一切價值的哲學體系。
尼采對西方的現代理性進行了批判，認為理性用永恆的概念扼殺了活生生的現實，忽視了人的本能。因此他在叔本華生命哲學的基礎上，提出要用「超越善與惡」的權力意志來解釋人類的行為，主張人生就是強者支配弱者，否定人世間存在一套普世的道德，從而否定了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尼采還對作為西方文化基礎的基督教進行了抨擊，認為基督教鼓吹軟弱，犧牲了更強壯的道德；基督教倫理約束人的心靈，使人的本能受到壓抑，要使人獲得自由，就必須殺死上帝。他因此發出了令人震驚的「上帝死了！」的呼聲。
在全面否定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基礎上，尼采提出了以權力意志為核心的新哲學，即用生命的權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用充滿激情、欲望、衝動和爭鬥的本能取代冷靜、精確和邏輯的理性。權力意志因此成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尺度。為了實現權力意志，構建理想人生，他提出了所謂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超人」是人類最高價值的人格代表，是英雄道德的載體和人類發展的目標；他藐視一切傳統道德和價值，本身就是規範和價值的創造者和體現；他統治一切，擁有最強大的意志，是人的自我超越和擴張。
尼采哲學的現代意義在於，它不僅是對忽略人的本能的理性主義和僵化的傳統文化的反動，更是一種對於人的生命的新註解，是對生命意義的一種激情探索。
（二）史學的新成就
帝國時期的史學繼續著其輝煌的成就。史學大師蘭克雖年逾古稀，仍筆耕不輟，續寫著他宏大的治史抱負。他試圖編撰一部包羅西方各國歷史的大型世界通史，並且從1881年開始出版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1881—1888） ，但是直到1886年這位享年90高齡的史學大師去世時，才完成6卷，後來其助手根據他的筆記整理出版了第7—9卷。該著作敘述了起始於古代埃及和以色列止於1453年的西方各國和各民族歷史。
另一位史學大師特奧多爾·莫姆森則在完成《羅馬史》前三卷的基礎上繼續該著作的寫作。出於對塔西佗（Publius Tacitus，um58n.Chr.um120）《編年史》（Annalen；Annales）成就的敬畏，莫姆森沒有撰寫第4卷帝制時代的羅馬史，而是直接續寫了第5卷並於1885年出版。1902年，莫姆森因其《羅馬史》在史學和文學方面的巨大成就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莫姆森還積極參加政治生活。他是1848年革命時期重要的自由主義活動家，資產階級進步黨、民族自由黨的成員，長期擔任普魯士邦議會和德意志帝國議會的議員，並且於1890年發起建立了「抵抗反猶主義聯合會」（Verein zur Abwehrdes Antisemitismus） ，對日益活躍的反猶主義表達自己的不同看法。
曾經為普魯士統一德國吶喊助威的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在德意志帝國時期進一步強化了歷史研究的政治功能。他們認為史學的本質是「理解」，因此毫不隱諱在其著述中加注自己的政治觀點，赤裸裸地主張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他們甚至不惜對歷史事實進行斷章取義的選擇性改造，以使歷史適應自己的主觀想像。在帝國時期，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的主要代表為聚貝爾和特賴奇克。
聚貝爾在史學領域中仍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他不僅繼續出版影響力巨大的《歷史雜誌》，而且在1875年出任普魯士檔案館館長。他在德意志帝國建立後撰寫的最重要著作是7卷本《威廉一世創立德意志帝國》（Die Begründungdes deutschen Reiches durch Wilhelm I.，1889—1894）。該著作以普魯士為核心視角，論述了從古代直至普魯士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歷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1850到1870年間的普魯士史」。他毫不避諱自己的政治立場，明確表示自己的歷史研究服從於「對普魯士和民族自由的」信仰。因此，有學者在評價19世紀德國的歷史學時認為，尼布爾和蘭克進行歷史研究時滿足於了解他們所涉及的各民族的歷史發展，讓讀者自己去從中推導出政治教益；莫姆森則更進一步，他將羅馬史研究與1848年革命之後的德國形勢進行某種聯繫和比較，已經帶有一種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傾向；聚貝爾進行歷史研究時則是一切為我所用，過去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用來「證明霍亨索倫王朝制度的優越性和民族自由黨原則的正確性的藉口而已」。正是出於這種信仰，在帝國之初，當俾斯麥政府與羅馬天主教會及中央黨之間的鬥爭日趨激烈時，聚貝爾立即重披戰袍，代表民族自由党進入帝國議會，支持俾斯麥展開反對天主教的文化鬥爭。
特賴奇克是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中「最年輕、最偉大和最後一位」代表，他在貫徹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的目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最完美地體現了歷史與政治的融合」。德意志帝國建立後，隨著德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不斷膨脹，他轉而鼓吹德意志民族優越論，為德意志帝國向外擴張鳴鑼開道。其代表作為1879年—1894年間出版的5卷本《十九世紀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該著作對拿破崙戰爭之後到1848年間德意志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態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按照作者的說法，在撰寫過程中，整個德意志以及普魯士的狀況是其關注的中心，與此同時，也會涉及對「整個祖國命運」具有重要意義的小邦。因此，在特賴奇克的筆下，德意志帝國的出現是神聖羅馬帝國結束以來德國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發展的必然結果。他還積極呼應德意志帝國時期的極端民族主義，宣揚大日耳曼主義，宣稱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因此被一些學者稱為「19世紀的馬基雅維里」。
除了老一輩史學家外，一些史學新星也開始綻露頭角，其中包括20世紀上半期德國史學界的領軍人物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邁內克出生於阿爾特馬克（Altmark）的薩爾茨韋德爾（Salzwedel） ，年輕時曾在柏林大學學習日耳曼語言文學和歷史學，授教於聚貝爾、特賴奇克、德羅伊森、狄爾泰（Wilhelm Dil the y，1833—1911）等史學名家和學術大師。1893年，在聚貝爾的推薦下，年輕的邁內克出任著名的《歷史雜誌》編輯，並且在特賴奇克去世後於1896年擔任該刊主編，直到1935年被納粹政府解職。1896年，他以《陸軍元帥赫爾曼·馮·博伊恩傳》（Das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Herrmann von Boyen）獲得在柏林大學授課的資格。1901年以後他先後在斯特拉斯堡、弗賴堡等大學任教，並推出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公民與民族國家》（Weltbürgertum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1908） ，《19、20世紀的普魯士和德國》（Preuenund Deutschl and im19.und20.Jahrhundert， 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tze，1918）等重要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受19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蘭普雷希特爭論」（Lamprechtstreit）的影響，邁內克的關注點從傳統蘭克史學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轉向更「深刻的」、「歷史政治的、思想史的審視」。他在《世界公民與民族國家》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要探究「德國的民族國家思想形成史」，從思想發展層面來審視「民族、國家」等問題。邁內克因此成為德國史學界「思想史」（Ideengeschichte）的開創者。
（三）社會學的興起
社會學的興起是德意志帝國時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又一亮點。這一時期，包括馬克斯·韋伯、維爾納·松巴特、費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等在內的著名學者為社會學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馬克斯·韋伯1864年出生於愛爾福特，是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法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年輕時先後在海德爾堡大學、柏林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學、國民經濟、哲學和歷史。1893年以後曾在柏林、弗賴堡、海德爾堡、維也納和慕尼黑等大學任教。他研究領域廣博，早期研究集中於歷史和經濟領域，如《中世紀商業社團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immittelalter，1889）、《羅馬農業史》（Die r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und Privatrecht，1891）、《民族國家和國民經濟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1895）等。他最具影響力的成就是對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des Kapitalismus，1905）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該著作探究了宗教思想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係，認為近代資本主義合理經營的態度是在新教特別是卡爾文教的宗教倫理驅使下形成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為前提，這種敬業精神源於新教的禁欲主義和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西方文明領先於其他文明的原因也由此得到解釋。他的代表性著作還有《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21）等，許多著作是在他去世後才被收集、整理和出版的。
維爾納·松巴特出生於埃姆斯勒本（Ermsleben） ，曾受教於著名國民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是與馬克斯·韋伯同時代的著名社會學家、國民經濟學家、思想家。1890年起先後在布雷斯勞大學和柏林大學任教。一生著述頗豐，思想多變。他曾是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者，189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就明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後來又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松巴特對社會學的貢獻主要集中於經濟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領域，研究重點置於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2卷本《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19世紀的德國國民經濟》（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im19.Jahrhundert，1903）、《猶太人與經濟生活》（Die Judenunddas Wirtschaftsleben，1911）、《奢侈與資本主義》（Luxus und Kapitalismus，1913）、《戰爭與資本主義》（Krieg und Kapitalismus，1913）等。《現代資本主義》細緻描述了資本主義的起源，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劃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猶太人與經濟生活》受到馬克斯·韋伯關於「清教與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研究」的啟發而成稿，認為猶太人才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推動者，「猶太人使當今的資本主義形態成為可能」。《奢侈與資本主義》進一步探究了資本主義的起源和崛起問題，明確提出「奢侈產生了資本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則強調，資本主義與戰爭有密切的關係，戰爭不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動因。松巴特和馬克斯·韋伯一道奠定了有關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和社會學基礎。
（四）關於人文科學方法的思考
德意志帝國時期，作為與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鬥爭的產物，浪漫主義的歷史主義仍然影響著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的發展。這一時期，出於對實證主義、自然主義影響不斷增長的反感和維護人文科學「自主性」的認識的需要，以威廉·狄爾泰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提出了對於人文科學方法的新思考。
狄爾泰1833年出生於威斯巴登附近的比布里希，是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反對完全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致力於對歷史理性的批判，主張歷史相對主義，認為人文科學是解釋性科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是人的思想而非直接的經歷，語言、文學、行為和制度則是思想的載體。人文科學的任務是重新體驗和從思想上理解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各個個體的表現活動、語言和行為。狄爾泰於1883年發表的《人文科學導論》（Einleitung in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1883）即是這種思想的結果。1910年出版的《人文科學中歷史世界的構建》（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1910）則對這種思想做了更進一步的闡釋。他還推出了《經歷與詩歌》（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Lessing，Goethe， Novalis und Hlderlin，1907）等一系列著作來闡釋和佐證自己的看法。狄爾泰強調，人類的本質無法用反省的方式獲取，它只能通過對全部歷史知識的掌握中得到了解，換言之，人類對自己的理解不可能從苦思冥想中獲得，而只能來源於歷史事實。出於這種看法，他的相關研究最後也歸結到歷史領域，並將其研究成果匯成《德意志精神史研究》（Studien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出版。
狄爾泰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人文科學對於普遍規律的探索，卻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對於絕對性原則的信仰，有利於人們自由地欣賞和理解人類經歷的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三、帝國時期的思想運動
轉型時期的德意志帝國，多元化趨勢明顯，各種思潮湧動不息。其中，民族主義思潮表現特別突出，而且帶有明顯的升級跡象。
19世紀中期以前，德國的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一種受法國大革命激發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義理想，是以復辟時期各種保守勢力的對立面出現的；但是，在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過程中和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保守勢力也開始接納民族主義的思想和目標，從而使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打上保守和右傾的烙印。
從德國內部看，基於「統一」先於「自由」的考慮，民族主義開始轉而反對帝國內部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派，於是，波蘭人、猶太人和羅馬天教會等分裂勢力以及各種「非德意志因素」都成為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民族主義還與不斷上升的軍國主義聯手，進一步加強了它的影響力。
從外部看，19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鬥爭日趨激烈。德國作為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以「捍衛民族利益」、爭奪「陽光下的地盤」和捍衛民族尊嚴為目標的對外政策進一步強化了民族主義意識。這種強化的民族主義意識首先外化為各種民族主義組織、民族主義紀念物的體現形式，同時也上升為種族的民族主義（Vlkischer Nationalismus） ，在這種種族的民族主義觀念之下，人們突出強調以共同祖先、血緣和文化為基礎的民族（Volk）與國家的有機統一。
民族主義在帝國時期發展成為影響各個階層的思潮，許多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組織大行其道，諸如體操聯合會、歌唱聯合會、德意志軍人聯盟（Deutscher Kriegerbund，1873）、帝國軍人協會（Reichskriegerverband，1884）、泛德意志協會等。後者不僅鼓吹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而且要求將整個中歐都納入德國的統治之下。甚至學校也成了宣傳民族主義思想的陣地。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紀念性活動。每年9月2日的「色當紀念日」（Sedanstag）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為了紀念1870年德軍在色當戰役中打敗法軍並俘擄法皇拿破崙三世而設立的全國慶祝日。此外還建立了一些民族主義紀念建築，其中有紀念1870年德法戰爭和紀念德意志帝國建立的萊茵河畔呂德斯海姆（Rüdersheim）的尼德瓦爾德紀念碑（Niederwalddenkmal）、紀念公元9年日耳曼人大敗羅馬軍團的托伊托堡森林戰役（Schlachtim Teutoburger Wald）的赫爾曼紀念碑（Hermannsdenkmal）、以及位於科布倫茨「德意志之角」（Deutscher Eck）的威廉皇帝紀念碑（Kaiser-Wilhelm-Denkmal）等。
反猶主義是民族主義畸形發展的產物，是種族的民族主義的表現。在歐洲，出於宗教方面的原因，反猶主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代。在德國，18世紀下半期特別是19世紀以來，在自由、平等理念之下，猶太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改善。德意志帝國建立後，1871年帝國憲法也確認了猶太人的平等權利。但是反猶主義並未因此而消失。由於經濟危機和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反猶主義甚至出現了從宗教層面向種族層面的轉變。人們將現代化進程中各種負面因素都歸結為所謂的「猶太精神」（Jüdischer Geist）。
於是，各種反猶著述行銷於世。作家威廉·馬爾（Wilhelmmarr，1819—1904）在其《猶太民族對日耳曼民族的勝利》（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1879）的小冊子中就批判了猶太人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闡述了自己的種族反猶主義觀點。著名歷史學家特賴奇克也對猶太人抱有偏見，稱猶太人是一個「謊言和欺騙」的民族，甚至在《猶太特性之我見》（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hum）一文中要求猶太人拋棄自己的信仰和傳統，歸順德意志民族，使自己變成德意志人，因為「我們不想在千年的日耳曼文明之後是一種德意志猶太的混合文化」。作為現代反猶主義先驅之一，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則在其《德意志文集》（Deutsche Schriften）等著作中大力鼓吹德意志民族必須實現「種族和宗教」的統一，聲稱猶太人是德意志統一的最大障礙。19世紀90年代以後，種族反猶主義日益強烈。1899年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出版《19世紀的基礎》（Die Grundlagendes19.Jahrhunderts） ，提出日耳曼種族中心論和雅利安種族（Arische Rasse）至上論，強烈反對日耳曼人與「外來民族」猶太人的混合，要求恢復日耳曼人及雅利安人的種族純潔性。尼采、華格納等著名學者和藝術家也對猶太人持不友好的態度。
19世紀70年代末起，與上述反猶主義思潮相對應，帝國境內又出現了各種反猶主義政治組織。1878年1月宮廷傳教士阿道夫·施特克爾建立了「基督教社會工人黨」（Christlich-Soziale Arbeiterpartei）。他建立該政黨的目的，除了使工人疏離社會民主黨外，也有從基督教層面推行反猶主義的因素。威廉·馬爾於1879年10月建立的「反猶聯盟」（Antisemitenliga）則從種族主義層面反對給予猶太人在社會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各個反猶主義組織中，最著名的是政論家馬克斯·利伯曼·馮·松嫩貝格（Max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1848—1911）在1889年建立的「德意志社會黨」（Deutschsoziale Partei）和奧托·伯克爾（Otto Boeckel，1859—1923）在1890年建立的「反猶人民黨」（Antisemitische Volkspartei） ，兩者在1914年聯合成為「德意志民族黨」（Deutschvlkische Partei）。
反猶主義政治力量還展開各種聲勢浩大的反猶政治活動。松嫩貝格就發起了有20多萬人簽名的所謂「反猶請願」（Antisemitenpetition） ，於1881年向俾斯麥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限制猶太人進入德國，限制猶太人在政府和司法部門供職，禁止猶太人擔任中小學教師，等等。
反猶主義運動和「反猶請願」甚至引發了著名歷史學家莫姆森和特賴奇克等所謂的「柏林反猶主義爭論」（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以莫姆森為代表的一些著名學者公開反對反猶主義。莫姆森在《也談猶太特性》（Auch 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um）一文中，不僅指出反猶主義是「民族主義情感的怪胎」，而且尖銳地批判了反猶主義運動，駁斥了特賴奇克和華格納等人的反猶思想，強調在公民社會裡，必須在法律平等之下給予猶太人以保護，以免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內戰危險」。儘管如此，反猶主義作為一股強大的思潮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始終存在，在納粹德國時期達到了它的頂峰，直接影響到20世紀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
德意志帝國時期還存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與民族主義聯動的思潮，它們是西方國家在瓜分世界和爭奪世界霸權鬥爭中呈現出來的普遍性思潮的組成部分。
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青年運動（Jugendbewegung）同樣值得注意。1896年，柏林施太格里茨（Steglitz bei Berlin）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發起了名為「遷徙之鳥」（Wandervgel）的青年運動。這一運動反對19世紀下半期經濟全盛時期形成的那種物質主義的、非宗教的世界觀支配之下的市民文化，要求擺脫社會的束縛，回歸自然和自由。在這場運動中，人們試圖通過經歷集體生活、未開發的自然、漫無目標的旅行，還有體驗娛樂和歌舞中的優美民風等，來發展一種新的樸實的生活方式，簡單地說，就是要從城市和現代生活中「逃走」。結果，這一運動很快風靡整個德國，在最盛時參加者達6萬之眾。「遷徙之鳥」運動在德國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很長時間內成為推動德國青年運動的重要動力。就其本質而言，「遷徙之鳥」運動是對工業社會物質至上的文化價值觀的一種反動，是青年進行的一種自我教育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