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科技和教育

  大工業是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經典力學的建立、蒸汽技術的進步聯繫在一起。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奠基於電磁學、現代合成化學、內燃機技術等新興科技之上。大工業的發展又反過來推動著科技的進步。它在為科學技術提供更強大物質手段的同時，也向科學技術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動力。而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產過程的日益複雜化離不開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因而對教育事業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紀中期以後，特別是德意志帝國時期，為了適應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基點的高速工業化的需要，德國的科技發展和教育事業都出現了新的趨勢和變化。

  一、科學技術的進步

  帝國時期的高速工業發展，特別是基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技術平台之上的電氣、化學等新興工業部門的建立和迅速擴張等，都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這一時期，人們不僅注重前沿實用科技的開發和應用，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大力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以保證實用科學技術的持續開發能力和領先水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已經成為「科學上的先導國家」。

  （一）實用技術的進步和科學研究的領先地位

  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需要實際性的解決方法，實用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因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在帝國時期，新技術的發明和運用幾乎涉及每一個重要生產領域。以採礦業為例，1894年出現的快速鑽機在開闢亞亨北部新煤田的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02年在威斯特法侖出現的將凝固工藝運用於「不固定」山體的礦井建造技術，則有利於克服惡劣的地質條件，使可採煤礦區得到擴大。新的電氣化技術也在煤炭開採業中得到普遍使用。19世紀80年代，電力礦用鐵路開始投入使用。19世紀末，電動泵開始運用於礦井汲水，電動馬達驅動的通風機也取代了原來的蒸汽機。採煤工具中則出現了開採錘、簸動輸送機等各種新設備。這些新技術和新機器的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採煤業的生產環境，提高了採煤效率。

  化學研究也顯現出為生產服務的特點，研究成果頻出。化學染料等各種新型人造材料相繼問世。在霍夫曼等人提煉出「苯胺紅」、格萊伯（Carl Grbe，1841—1927）和利伯曼（Carl Liebermann，1842—1914）等造出茜素（1869年）後，「真紅」（1876年）和「酸性猩紅」（1878年）等染料也相繼問世。1909年卡爾·博施（Carl Bosch，1874—1940）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提出的用氮和氫合成氨的理論基礎上完成了氨合成工藝。卡爾·馮·林德（Carlvon Linde，1842—1934）則發明了製冷技術，並於1877年開始生產冰塊。他還於1895年實現了空氣液化。在以上各種實用性研究的支持下，帝國時期的化學工業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在電氣工業領域，維爾納·西門子不僅發明了電機，而且製造出了電梯、有軌電車等一系列電氣產品，為電氣技術的推廣應用作出了巨大貢獻。汽車製造技術的發展是德國實用技術創新的又一典型事例。19世紀下半期，在鐵路建設漸趨飽和後，解決陸路交通中的短途交通工具問題顯得日益迫切。1867年尼古勞斯·奧托（Nikolaus Otto，1832—1891）研製成功第一台燃氣馬達，將人類帶入了內燃機時代。1876年奧托又製造出第一台四衝程發動機，為汽車的發明鋪平了道路。1886年，高特利普·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1834—1900）和卡爾·本茨（Carl Benz，1844—1929）分別製造出可以行駛的汽車。人類從此進入了汽車時代。在航空領域，費迪南德·馮·齊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838—1917）在1900年以後進行的飛艇試驗也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隨著各種實用技術發明數量的增長，專利技術保護問題顯得日益迫切。1874年，在維爾納·西門子和開姆尼茨市長威廉·安德烈（Wilhelm André，1827—1903）等人的推動下，人們成立了「專利保護聯合會」（Patentschutzverein） ，進行宣傳保護專利的活動。1877年5月，帝國議會終於通過了《德國專利法》（Das deutsche Patentgesetz） ，對德國人發明的各項技術進行專利保護。德國政府授予的專利數量也迅速上升。1850年德國的專利授予數量為243項，1860年310項，1870年4132項，1880年3887項，1890年4680項，1900年8784項，1910年則達到了12100項。

  在加強實用技術開發和應用的同時，醫學、自然科學等科學研究也呈現強勁的發展勢頭。1870—1909年，德國人在醫學領域的發現和發明數量為216項，其他國家的發現和發明總和為278項；在熱能、光學、電學和磁學等領域，1871—1900年德國人的發現和發明數量為2022項，英、法兩國總共為1604項。1900年左右，物理學領域中有1/3的論文和42%的發現都是德國人的傑作。這些驕人的研究成就的取得，是德國人在各個領域的卓越研究的最直接反映。

  在物理學領域，德國人率先開啟了現代物理學的大門。1887/88年海因里希·赫茨（Heinrich Hertz，1857—1894）發現了電磁波的存在，並證明電磁波都擁有光波的特徵。1895年威廉·康拉德·倫琴（Wilhelm Conrad Rntgen，1845—1923）發現了X射線（Rntgenstrahlen）的存在，並因此獲得1901年首屆諾貝爾物理學獎。1900年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提出能量並非以連續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能量子形式存在，由此打破了經典物理學的體系，開啟了量子物理的大門，並因此獲得19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05年菲力普·萊納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因關於陰極射線的研究和對電子理論的發展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同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發表一系列重要論文，提出了開創物理學新紀元的狹義相對論（Spezielle Relativitts the orie）。1921年，這位科學巨匠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09年，費迪南德·布勞恩（Ferdinand Braun，1850—1918）由於對無線電報發展的貢獻，和義大利的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一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11年威廉·維恩（Wilhelm Wien，1864—1928）由於發現影響熱輻射的定律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14年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因發現晶體中的X射線衍射現象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帝國時期的化學研究同樣令人矚目，多人獲得諾貝爾獎（Nobelpreis）。1909年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mann，1866—1956）合成了人工橡膠，1913年弗里德里希·貝吉烏斯（Friedrich Bergius，1884—1949）發明了在高壓下將煤變成油的液化工藝，並因此與卡爾·博施一起獲得1931年諾貝爾化學獎。在化學藥物研究領域，1899年海因利希·德萊塞（Heinrich Dreser，1860—1924）研製出阿斯匹林（Aspirin）。1902年艾米爾·菲舍爾（Emil Fischer，1852—1919）因闡明糖和蛋白的結構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阿道夫·馮·拜耶爾（Adolf von Baeyer，1835—1917）由於發現現代染色工業的三大基本染素分子而獲得1905年諾貝爾化學獎。愛德華·波赫納（Eduard Buchner，1860—1917）由於證明酒類發酵的真正主因是酵母中所含不同酵素而獲得1907年諾貝爾化學獎。威廉·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由於在催化劑的作用、化學平衡和化學反應速率等方面的研究而獲得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奧托·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首次合成人工香料，並因其在脂環族化合物研究方面的貢獻而獲得1910年諾貝爾化學獎。理夏德·馬丁·韋爾施泰特（Richard Martin Willsttter，1872—1942）由於研究葉綠素的化學結構和證明鎂原子的存在而獲1915年諾貝爾化學獎。1909年弗里茨·哈伯由於首次從空氣中合成氨而獲得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

  生理學、醫學等領域也取得了令人為之側目的研究成果。著名醫學和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在1876年成功地發現了炭疽桿菌，此後又先後分離出傷寒桿菌、結核病菌、霍亂病菌等一系列病菌，發明了蒸汽殺菌法、預防炭疽病接種方法和霍亂預防法等。他首次證明了特定的微生物是特定疾病的病原，成為世界病原細菌學的奠基人，並因此獲得1905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此外，弗里德里希·勒弗萊爾（Friedrich Loeffler，1852—1915）在1884年發現了白喉病菌，埃米爾·馮·貝林（Emil von Behring，1854—1917）在1890年發明了白喉血清等。這些發現和發明，奠定了德國醫學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帝國時期的科學技術研究和發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德國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學的多層次科研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各層次研究機構既有自己明確的研究目標，又相互促進和彌補不足，從而最大限度地釋放出它們的科研能量。處於最基層的是企業所屬研究機構。許多新發明和新發現都是在這些研究機構中完成的。以化學工業為例，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屬下的實驗室在杜伊斯貝格的領導下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僅杜伊斯貝格本人就先後發現了三種新的苯胺染料。他同時還訓練出了一批年輕的化學家。

  各個高校在科研方面也十分活躍，它們與生產前沿掛鉤，開設各種講座，在「研究和教學統一」的原則下成為各種研究的中心。1867年成立的德國化學學會（Deutsche Chemische Gesellschaft）是聯繫大學和工業研究的橋樑，在溝通大學研究和工業領域的需求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達姆施塔特技術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t Darmstadt）於1892年首先推出了電技術講座，以滿足社會對電氣科學的需要。克虜伯公司等企業也主動與高校配合，支持高校科研。有鑑於此，一些研究德國問題的學者不無感慨地指出：「沒有任何地方像德國那樣，科學和技術結合得如此緊密」。

  （二）國家積極推進科學研究

  國家在促進科學技術發展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當時人們已經普遍地認識到，德國的大國地位，物質保障和強大軍事力量，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影響等，都「決定性地基於科學之上」。因此，19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國家介入科學研究的狀況開始有所突破。1887年，在著名企業家、發明家維爾納·西門子、著名物理學家赫爾曼·馮·赫爾姆霍爾茨和天文學家威廉·弗爾斯特（Wilhelm Foerster，1832—1921）等人倡導下，成立了「帝國物理技術研究所」（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建立這一機構的目標是，通過促進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研究，加強德國工業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德國政府還加強在農業經濟領域的科學研究，於1868—1906年間成立了18個相關的機構和包括1905年建立的「帝國農林經濟生態學研究所」（Biologische Reichsanstalt für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等在內的14個由各農業經濟團體承擔的研究所。這些科研機構的建立都有一個初衷，那就是「有意識地動員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以適應於技術和經濟的發展」。

  在國家積極介入科學研究方面，普魯士文化部官員弗里德里希·阿爾特霍夫（Friedrich Alth of f，1839—1908）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聘請權威學者組成專家諮詢集團，專門商討推動科學研究問題，在大學裡大力推行聘任制，採取減輕教學負擔、給予研究教授職位等各種靈活措施，吸引和挽留著名物理學家海因利希·赫茨、血清學家埃米爾·馮·貝林、荷蘭物理化學家凡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1852—1911）和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等重要研究人才。這套做法在德國高校和科學政策史上被稱為「阿爾特霍夫體制」（System Alth of f） ，這一時期也成了德國科學發展史上的所謂「阿爾特霍夫時代」（ra Alth of f）。

  帝國時期還出現了「國家、私人資本力量和對科學有興趣的市民之間合作」推動科學研究的狀況。最著名的是1910/11年由神學家阿道夫·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等人推動成立的「威廉皇帝促進科學協會」（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der Wissenschaften）。威廉皇帝協會成立的表面原因是為了慶祝柏林大學創建一百周年，實際動力則是要加強德意志民族的威望和德國的「經濟技術競爭能力」。相關研究表明，建立威廉皇帝協會實際上是通用電氣公司總裁拉特瑙等壟斷資本代表與阿爾特霍夫等國家官員共同策劃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有學者稱，德意志帝國時期已經形成了「科學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同盟」。

  威廉皇帝協會的特點是其多變的、相當開放的和靈活的組織結構。到1914年，這一協會之下已經建立了多個研究所。它們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從事應用科學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KWI für Kohlenforschung）等；側重於基礎性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KWIfür Chemie）、威廉皇帝物理化學和電氣化學研究所（KWI fürphysikalische Chemie und Elektrochemie）、威廉皇帝生物學研究所（KWIfür Biologie）等。相關研究經費主要依靠各方面捐贈，特別是工業界的資助。據統計，在給威廉皇帝協會的捐贈中，農業界占5%，工業界占47.5%，商業界占7.3%，銀行界占29%，其他占11.2%。工業界的資助對象通常是它們對口的研究領域。因此，對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的資助主要來自各化學工業巨頭，煤炭研究所等則完全是在煤炭工業界巨頭們資助下建立起來的。由此可見科學研究與工業界的密切關係。就此而言，威廉皇帝協會成了國家保護下的一種「科學和大資產階級的創造物」。

  二、教育事業的發展和進步

  德意志帝國時期，教育事業在規模、內容到結構等方面都出現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國民收入的增長和生活條件的改善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更加雄厚的物質保障；另一方面，工業化帶來的專業化分工、新興行業部門的出現、較高的生產技術條件等，都對勞動者的素質和專業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育事業進行調整和改革，以適應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教育事業出現了明顯的擴張和現代化取向。一是各類學校學生人數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二是原有學校的課程和專業進行相應調整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新型學校。

  （一）普通中小學教育

  德國在普及小學教育方面一直走在歐洲前列。德意志帝國時期，普及小學教育有了實質性的進步。以普魯士為例，1848年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為82%，1871年實際上學率為86%—90%，19世紀80年代以後入學率已經達到100%。在公立小學的發展方面，1871年普魯士有公立小學3.312萬所，學生390.0655萬人，教師4.8211萬人；1911年公立小學達3.8684萬所，學生657.214萬人，教師11.7162萬人。教師與學生人數之比從1∶81下降到了1∶56。這種變化意味著教師與每個學生的平均接觸時間有所增加，有利於教學質量的提升。學校規模也有所發展。在普魯士農村類國民小學中，1886年只有一個班級的學校占57%，6個班級以上的學校僅為0.6%，城市類國民小學中相應的比例為15%和35%；1911年農村國民小學一個班級類學校下降到了39%，6個班級以上學校則上升到了4.3%，城市國民小學一個班級類學校下降到了8%，6個班級以上學校上升到了69%。這是不小的進步。

  小學教師的質量也有所提高。1871年帝國建立時，只有80%的公立小學教師參加了教師研討班的學習，1914年則已經實現了所有小學教師都畢業於這類師範教育機構的目標。為了培養合格的小學教師，政府專門建立了師範預備生教育機構，挑選有才幹的學生進行為期3年的培養學習。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類機構已經達到82所。被選拔的學生在16—17歲時轉入為期3年的教師研討班學習。教師研討班數量也不斷增加。在普魯士，1871年有64個教師研討班，1914年則達到204個，其中有16個是女教師研討班。到1914年，德國公立小學師資隊伍中的女教師已占到20%左右。

  普及小學教育的成就非常顯著。1871年德國人口中的識字率為87%，1890年左右文盲率已經下降到1%以下。這種進步還可以從招收新兵的情況中間接地得出結論。1875年招收的新兵中文盲率為2.37%，1895年下降為0.15%，1910年時已經下降到0.02%。1899年，德國艦隊訪問西班牙，水手們個個都能閱讀他們收到的郵件，令當地人驚訝不已。德國工人與比利時、奧地利等鄰國的工人們相比，素質也明顯要高出一籌。

  中學教育也有新變化。文科中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逐漸被打破。普魯士政府在1812年規定，只有獲得文科中學畢業證書者才有資格進入大學學習，重視拉丁文和希臘文等古典語言為特徵的文科中學是唯一正規類型的中等學校。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文科中學教育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特別是現代科技發展對人才培養的需要。於是出現了面向現實的、半古典的實科中學（Realgymnasium）和只學習現代學科的高級實科學校（Oberrealschule）。但是後兩類中學的學生在很長時期內無資格升入大學。經過鬥爭，也是現實壓力的結果，威廉二世於1900年頒布法令，確認上述三類學校提供的教育在原則上具有同等重要性。1901年，這三類中學的學生都獲得了進入大學學習的同等權利。向大學輸送人才的中學數量也因此大增。1875年德國共有各類中學921所，學生18.3248萬人，其中文科中學336所，學生9.3514萬人，1911年各類中學的數目增加到1476所，學生39.7835萬人，其中文科中學507所，學生15.495萬人。中學生人數的增長遠遠高於同期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不過，從總體上看，中學升學率仍然很低。即使在1900年以後，仍只有6%—7%的小學生可以進入中學就讀，其中只有1%—2%的學生能讀到最高年級和參加畢業考試。

  這一時期中學教育的最大變化在於調整相應的教學內容，以適應社會經濟變革和發展的要求。中學教學內容和結構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重視拉丁文和希臘文等古典語言課程但忽略傳授自然科學等知識的文科中學，被迫對課時設置作出相應調整，增加了自然科學和數學等的課時量。起初，文科中學古典語言的課時量為數學和自然科學課時量的3倍，1882年降到了2倍。儘管如此，人們仍指責文科中學課程結構中「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考慮太少」。文科中學對學生的吸引力因此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側重於自然科學知識學習的實科中學和高級實科學校日益受到重視。實科中學和高級實科學校的課程設置更接近社會的需要。實科中學必修拉丁文，多數不修古希臘文，高級實科學校則完全不開設拉丁文和古希臘文，而是將更多的課時放到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上。1882年普魯士9年制中學的課程設置中，文科中學古典語言為117個周學時，自然科學18個周學時；實科中學相應為54個周學時和30個周學時；高級實科學校則沒有古典語言課程，自然科學為36個周學時。到1901年，文科中學的古典語言減少為104周學時，自然科學仍保持18周學時；實科中學相應為49周學時和29周學時；高級實科學校則分別為0周學時和36周學時。由於正處於工業化進程的黃金時期，社會對實用性的技術性人才需求旺盛，於是重視自然科學和實用知識的實科中學和高級實科學校成了當時的中等階層和新興經濟資產階級子弟的熱門學習去處。

  上述三類中學因其不同取向，發展態勢呈現明顯差異。文科中學在各類中學中所占的學生人數比重明顯下降，實科中學和高級實科學校則由於其實用性和時代性的教育特點，吸引了大批學生，學生人數比重顯著增加。1900年，文科中學學生占中學學生總數的60%，實科中學和高級實科學校分別占14%和27%；1911年這三類學校學生所占比重調整為55%、18%和28%；1918年時則進一步調整到了39%、27%和34%。

  中學教師的數量和質量也得到提高。教師由1871年的4000人增加到1914年的1.7萬人。在師資質量方面，由於各學科專門化趨勢的發展，對教師的要求也呈現專門化趨勢。1866年教師考試規定中還只有哲學、宗教和希伯萊語、數學和自然科學、新外語等四個專業領域，1898年時有獨立教學資格的專業領域已經達到15個。在這種形勢下，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就顯得特別必要和重要。因此德國政府規定，從1890年開始，中學教師必須參加兩年研討班學習，並試用一年。1898年起，所有的中學教師都必須擁有統一的資格證書。這種規範化管理對於提高教師的質量起了很大的保證作用。

  帝國時期的教師待遇也有了明顯改善。教育事業發展的關鍵在於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要建設優秀的教師隊伍，就必須提供良好的條件，以便吸引和留住人才。1820年普魯士公立小學教師的平均收入為323馬克，其中城市教師收入638馬克，農村教師收入258馬克；1878年公立小學教師平均收入增加到1032馬克，城市和農村教師的收入分別為1365和874馬克；1911年，公立小學教師平均收入增至2718馬克，城市和農村教師收入分別為3218和2401馬克。這一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同期普魯士人均收入的增長。中學教師屬於國家官員，薪水較之小學教師更高。1872年，中學教師大幅度提薪，年薪高低跨度為：低者1600馬克，高者4500馬克（柏林相應為2100馬克和5100馬克）。到1914年前夕，中學教師中的首席教師已經躋身於全國4%的最高收入階層之列。

  （二）女子學校和軍校教育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專門針對女孩教育的女子學校（Mdchenschule）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情況下，女孩在小學階段接受與男孩相同的義務教育，即在6—14歲之間必須接受的基礎教育。女子學校實行寄宿制，採取的仍是小學教育模式。以普魯士為例，根據1894年的規定，學生被劃分為低級（1—3年級）、中級（4—6年級）和高級（7—9年級）三個階段，課程有宗教、德語、英語、法語、算術、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繪畫、寫作、縫紉、唱歌、體育等。在天主教地區，這類女子學校則往往由女修道院掌控和管理。完成小學學業後，由於文科中學等不接受女生入學，許多城鎮開始設立女子中學（Hhere Mdchenschule） ，以滿足對女孩的中等教育的需求。相較於普通中學，國家對這類學校的組織、課程設置和監管要松一些。

  女子中學作為中等教育的特殊形式，課程設置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在這裡，學生學習一般性知識，主要是加強和完善小學階段已經學習過的內容，不帶技術性色彩，也沒有有關工商業的課程。女子中學學生的另一項主要學習內容是家庭事務，包括做飯、洗衣、熨燙、健康衛生和營養學知識等。到20世紀初，隨著社會進步和女權運動的發展，一些女子中學開始引入文科中學和實科中學課程，以便學生們獲得進入大學學習的資格。然而，在普魯士等邦，獲得大學學習資格的女生並非正式的大學生，而只是獲得了聽課資格。

  在女子學校的師資力量方面，男性教師通常是曾經在中學任教、經驗豐富、受過專門學術訓練的高級教師，也有部分小學教師，但他們必須通過相關考試。大部分女子學校都雇用女教師。她們也都必須在教師研討班學習並通過相關考試。

  女子中學的發展相當迅速。1891年普魯士有公立女子中學206所，學生4.4935萬人，1901年有公立女子中學213所，私立女子中學656所，學生總數達12.649萬人。巴伐利亞在1889/90年有公立女子中學28所，私立女子中學98所，學生1.2933萬人，1900/01年則有公立女子中學35所，私立女子中學100所，學生1.525萬人。薩克森在1889/90年有各類女子中學40所，學生4300多人，1899/1900年有各類女子中學37所，學生4600餘人。其他各邦的女子中學數量和學生人數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軍事學校教育也是帝國時期中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有重視軍隊建設的傳統。為了培養未來的軍官，在普魯士、巴伐利亞和薩克森等邦專門設立了一些軍官學校（Kadettenanstalt； Kadettenschule）。早在大選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 and enburg，der Groe Kurfürst，1620—1688，1640年—1688年在位）時期，普魯士已經在柏林、馬格德堡等地建立相關機構，18世紀中期以後在施托爾普（Stolp，今波蘭境內）、庫爾姆（Kulm） ，卡利施（Kalisch）等地又建立了軍官學校。到1902年，普魯士共有8所軍官學校和普魯士軍官總校（Preu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 ，它們分別位于波茨坦、普倫（Pln）、科斯林（Kslin）、本斯貝格（Bensberg）、瑙姆堡、瓦爾施塔特（Wahlstatt）、奧拉寧施泰因（Oranienstein）、卡爾斯魯厄和柏林。此外，巴伐利亞的慕尼黑和薩克森的德勒斯登等地也有軍官學校。德意志帝國建立後，位於柏林的軍官總校改為帝國軍官總校。

  在軍官學校中，整個教學進程參照實科中學實施，同時實行軍事實踐方面的訓練。從學生人數看，到20世紀初，普魯士有3000多名軍校學生，巴伐利亞和薩克森各有200多學生。軍校教師大多由軍官擔任，平民教師只有少數。國家的重視和嚴格的軍事教育體制使德國的軍校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軍事學校。

  （三）大學教育

  與社會轉型相適應，帝國時期的高等教育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集中體現在大學生人數的快速增長、大學不同專業發展規模的相應調整和各類新型大學的出現。

  19世紀30年代以後，德國的大學經歷了兩個明顯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830/31年到德意志帝國建立，大學在規模上基本上處於下降和停滯狀態。第二階段即德意志帝國時期，綜合性大學在校學生人數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1870/71年為1.5227萬人，1875年達到1.6357萬人，1880年為2.1432萬人，1914年時增加到6萬人以上。如果加上技術大學等其他新型高校，高校學生人數則增長更快。1872年，德國各類大學生人數（包括旁聽生）1.7954萬人，每1萬男性人口中有8.83名大學生；到1912年，各類大學生達7.171萬人，每1萬男性人口中有大學生21.77名。增長幅度之大可見一斑。

  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僅各大學各院系的規模出現了調整，還成立了新的院系和新型大學。在綜合性大學中，各學科的學生人數比重出現了明顯的消長，反映了大學教育事業為應對社會發展作出相應調整的積極態度。神學曾經是各大學最大的學科，1830年時達到最高峰後開始下降，1850年該學科學生人數為學生總數的1/3多一點，1870年下降到16.4%，1914年下降到了9%。法律學科在19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曾擁有最多的學生，60年代開始下滑，1870年擁有學生總數的24%，由於就業市場過剩，1914年下降到了18.4%。醫學學科發展相對平穩。19世紀50年代，該學科學生約占25%，1870/74年為24.4%，1890/94年達到29.1%，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該學科學生人數保持在20%左右。變化最大的是哲學學科。由於該學科包括了人文和自然科學多個專業，相關人才需求量大，19世紀50年代末該專業學生人數已經居各專業首位，1870/74年占35.7%，1914年達到49.6%，占學生總數的近一半。除了學科規模的調整以外，諸如1901年建立的法蘭克福大學（Universitt Frankfurtammain）等新的綜合性大學，還突破了傳統的學科設置模式，設置了自然科學、經濟學等新學科，以便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

  包括商業高等學校和技術高等學校等在內的各類新型高等院校的出現，是帝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又一顯著變化。商業高等學校是經濟繁榮的產物，相繼建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1898年，萊比錫商業高等學校（Handelshochschule Leipzig）首先建立，此後，科隆（1901年）、法蘭克福（1901年）、柏林（1906年）、曼海姆（1907年）、慕尼黑（1910年）和柯尼斯堡（1915年）等地的商業高等學校相繼建立起來。

  德國的技術高等學校（Technische Hochschule）主要從19世紀初的綜合科技學校（Polytechnikum）、技術專科學校（Technische Fachschule）、工商業研究院或建築研究院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發展而來。19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機器製造業的發展以及礦山開採、紡織和鐵路等行業中大量使用機器，進行技術教育和培訓就有了強烈的社會需求。技術學校因此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技術學校的專業設置通常針對社會現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與學習者未來的職業聯繫在一起。

  技術高等學校的出現經歷了一個過程。1856年，漢諾瓦綜合技術學校（Polytechnische Schule zu Hannover）校長卡爾·卡馬施（Karl Karmarsch，1803—1879）提出了將技術學校轉變為「技術大學」的設想。1864年，卡爾斯魯厄綜合技術學校（Polytechnische Schulein Karlsruhe）進一步提出了獲得博士授予權、大學授課資格以及聘任權的要求。1879年，德國9所綜合科技學校中已經有6所獲得了高等學校資格。其中，達姆施塔特、不倫瑞克、慕尼黑、亞亨技術學校於1877改為技術高等學校，漢諾瓦和柏林的技術學校於1879年成為技術高等學校。此後卡爾斯魯厄（1885年）、斯圖加特和德勒斯登（1890年）也相繼建立了技術高等學校。

  技術高等學校在專業設置方面具有明顯的針對性，通常設有建築、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和工藝化學等四個系。還有一些高校則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增設了其他實用性和前沿性的技術專業。例如，達姆施塔特和卡爾斯魯厄技術高校有專門的電氣技術系；柏林技術高校設立了船舶和船舶機器製造系；不倫瑞克技術高校設有藥劑學系；卡爾斯魯厄技術高校設有林業系；慕尼黑技術高校則開設了農學系。由於技術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與社會經濟發展銜接非常緊密，實用性強，學生人數的增長明顯高於綜合性大學。1870—1914年間，綜合性大學的學生人數增長300%以上，同期技術類高校的學生人數增長400%以上。

  大學教育的進步還體現為大學生的社會構成的變化。首先是大學生的家庭背景構成比例發生變化，原先占優勢的文化資產階級子弟逐步讓位於隨著工業化發展而迅速壯大起來的經濟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子弟。19世紀60年代，文化資產階級出身背景的大學生占到44.5%，八十年代降到了1/3，1910年以後則下降到了31%。經濟資產階級子弟在大學生中的比例則大幅上升，由19世紀60年代的21.4%上升到80年代的34%和90年代的36.6%，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仍占1/3以上。同一時期，中等階級的大學生人數也有所上升，由19世紀60年代的33.8%，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35.5%，成為擁有大學生人數最多的階層。中等階級子弟之所以在大學生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一是該階層人數相對較多，且經濟上能夠承受相關費用，二是大學教育乃這一階層子弟進入更高社會階層的重要途徑，因而成為眾多中等階級子弟努力拼搏的去處。

  大學生社會構成的另一明顯變化是女性取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婦女長期無權進入大學學習曾被稱為「德國大學史上黑暗的一章」。19世紀下半期，由於婦女爭取平等受教育權的呼聲日益高漲和醫學等領域對女醫生需求的增長等客觀要求，高校大門終於慢慢地向婦女開啟。1900年巴登率先向女性開啟高等教育的大門。此後，巴伐利亞（1903年）、符滕堡（1904年）、薩克森（1906年）、普魯士（1908年）先後結束了婦女無權接受高等教育的歷史。1908年，德國以法律形式確認了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權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女大學生註冊人數達到4100人，占當時德國大學生總人數的7%左右。

  帝國時期的大學在教學建設和科研的投入上都有其明顯的特點。一是教師隊伍增長相對緩慢。1864—1910年，大學生人數從13413人增加到了68202人，增加約400%，同期大學教師由1474人增加到4463人，增加約200%。高校師生比從1∶9上升到了1∶15左右。二是高校的經費投入出現大幅度跳躍性增長。以柏林大學為例，1870年預算為74.5萬馬克，1890年為200.6萬馬克，1910年為380.8萬馬克，40年間預算增長410%以上。萊比錫大學的預算經費也由1872年的72.9萬馬克猛增到1907年的305萬馬克。這意味著高校經費投入的增長超過了學生人數和教師人數的增長。而經費投入迅猛增長的最主要原因在於高校大批研究機構的建立和科研經費投入的增長。以柏林大學為例，1811年該校研究機構的支出僅占財政的12.2%，1870年時占48.5%，1910年時則達到了61.2%。高校科研經費投入的高增長既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對科技發展迫切需要的反映，也從一個側面表明高校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平台。

  （四）工商業等職業學校的發展

  高速工業化對就業人員的技術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職業教育問題提上日程。它要求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職前培訓，使之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技術進步動態，以便能夠適應新的職業需要和要求。

  在前工業化社會，職業培訓的最典型方式是手工業中的學徒學習。這種教育方式不僅包括職業培訓，還體現了師傅完全操控學徒的「等級社會」特徵。19世紀初資產階級改革後，由於營業自由原則的實行，這種培訓方式失去了它的道德和社會基礎。此外，工業革命使企業的生產形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生產領域中科技含量的提升使勞動力專門培訓顯得日益迫切。這種專門性培訓顯然非傳統手工業的培訓形式所能滿足的。實行新的工業方式培訓和建立進修型職業教育成為一種客觀需要。因此，19世紀中期以後工業界開始出現新的職業教育形式。以培養各類實用技術人才為目標的職業學校（Berufsschule）呈現快速發展的局面。

  德國的職業教育學校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最先以星期日學校（Sonntagsschule）或夜校（Abendschule）形式出現，主要用於彌補普通教育的不足。星期日學校起初是為了實行宗教教育，後來逐漸轉變為進行工商業方面的培訓。夜校也是如此。後來隨著社會生產分工的發展，這些學校在教學內容上出現了商業、貿易、技工、繪畫等的分類。19世紀初實行營業自由原則後，行業競爭日趨激烈，人們需要專門的教育來強化技能，於是開始出現工商業學校（Gewerbliche Schule）或工商業進修學校（Gewerbliche Fortbildungsschule） ，它們通常也是以星期日學校和夜校形式出現。這些工商業學校大多由私人、行會、工會和技工團體等建立，學校類型和辦學方式上也是五花八門。

  德意志帝國建立後，由於經濟高速發展，工商業學校也出現了跳躍性的發展。到1906年，德國各類職業學校的學生人數為：普通進修學校在校學生13萬人，工商業進修學校學生20.6萬人，貿易學校學生4萬人，商業學校學生5.3萬人，農業學校學生6.7萬人，普通女子繼續教育學校學生7.1萬人，女子貿易學校學生2.3萬人。各類工商業學校教育的發展，為分工日益細化的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急需的專門人才。甚至女性也成為職業教育的要求培訓對象。19世紀60年代以前，職業學校的學生基本上是男孩。此後隨著大批女性進入產業領域，許多地方開始出現女子進修學校（Mdchenfortbildungsschule）。這類女性職業學校的教學培訓有極強的針對性，不僅涉及家務、家庭開支、健康衛生、營養學、照管小孩等，還涉及婦女服飾的製作、髮型設計、刺繡等諸多內容。

  帝國時期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與生產的緊密結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和手工業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三種基本的職業教育形式：一是傳統的手工業學徒培訓方式，它將職業教育與生產結合在一起。二是在企業的徒工實習車間和學校中進行封閉性培訓，其特點是培訓與生產分離。徒工實習車間是由一些企業專門建立的。1860年，斯圖加特開始出現造型工徒工實習車間，1872年又出現了旋工徒工實習車間。到1911年，德國已經有28家公司擁有徒工實習車間，其中大部分在克虜伯、博爾西希等大型冶金和機器製造企業中。廠校（Werkschule）是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又一重要機構。學徒除了在徒工實習車間接受實踐性培訓外，還要在廠校等機構接受理論培訓和學習。通常情況下，廠校先於徒工實習車間建立，而且獨立於徒工實習車間。此外，克虜伯等大型企業還在馬格德堡、埃森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工廠職業學校。第三種職業教育方式則是直接在企業的工作崗位上進行沒有培訓合同的練習。

  職業教育的迅速發展使企業界感到有必要建立起聯合組織，協調企業和一些職業學校的職業教育政策，以便根據企業所需人才進行針對性的培訓。1908年，在柏林成立了由德國工程師聯合會（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德國電氣工程技術人員聯合會（Verein Deutscher Elektrotechniker）和德國機械製造業聯合會（Verein Deutscher Maschinenbauanstalten）等組成的德國技術教育委員會（Deutscher Ausschufür Technisches und Schulwesen，簡稱DATSCH）。1911年，德國技術教育委員會原則上將受僱傭勞動者劃分為三種類型：需較長時間的手工業方式訓練的專業工人；必須執行一定持續重複勞動的、只需短期指導訓練的工人；不經任何訓練的輔助工人。到20世紀初，由於大型工業企業的發展，與傳統手工業方式培訓的工人相比較，工廠培訓的工人已經在職業教育中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