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婚姻、家庭和婦女群體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在帝國時期，受社會經濟劇烈轉型的影響，原有的婚姻和家庭形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傳統的男女社會分工受到巨大衝擊，大量婦女進入社會生產領域，職業婦女群體迅速擴大，婦女的經濟地位得到提升。與之相對應，婦女在社會和政治生活領域也掀起了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

  一、經濟轉型衝擊下的婚姻、家庭形態

  人類社會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相對應的婚姻和家庭形態。婚姻和家庭的歷史形態與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同時，婚姻和家庭也與人們自身的社會經濟狀況緊密相關，具有群體和階層的特點，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的人們的婚姻和家庭狀況不盡相同。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德國的傳統婚姻、家庭形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一）婚姻狀況的新變化

  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分工日益複雜，新的產業部門不斷增加，結果在德國形成了比前工業社會時期更多的、生活方式各異的社會群體。這些群體在對待婚姻的態度方面差異很大。

  首先，各社會職業群體在結婚年齡（第一次結婚）方面有著明顯的區別。以普魯士為例，1881—1886年各行業男性的平均結婚年齡為：農業領域29.61歲，採礦業領域27.57歲，金屬加工業領域28.04歲，紡織業領域30.02歲，建築業領域28.64歲，非熟練工人27.67歲，國家、企業等行政管理人員33.41歲；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為：無職業者25.35歲，女傭25.36歲，教師29.02歲，工人29.85歲。從中可以看出，在男性中，採礦業工人和非熟練工人結婚年齡相對較早，農業領域勞動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結婚相對較晚。其中原因在於，採礦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年輕力壯的時候通常收入最高，是結婚的最佳時機；各類行政管理人員則首先致力於發展「事業」，所以結婚普遍較晚。從女性來看，無職業者和女傭結婚較早，教師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結婚相對較晚。這是因為前者通常希望早組織家庭，尋找經濟上的依靠；後者則不想放棄工作。按照當時的習俗，女性結婚就意味著放棄職業。

  工業化及其帶來的社會生活現代化對婚姻的社會構成也造成了巨大衝擊。大量異教婚姻的出現是其中表現之一。在前工業社會，人們普遍過著一種相對穩定的生活，生活半徑很小，通常住在以相同宗教信仰為基礎的村社和小城鎮內，在選擇婚姻對象和組成家庭時一般也傾向於以相同宗教信仰者為伴，因為不同的宗教信仰對婚姻以及小孩教育等的看法有很大差別，不利於和諧的家庭生活。但是，隨著工業化而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和城市化，農業社會相對穩定的、以宗教信仰形成居住區的狀況逐漸被打破，社會開放度大大上升。在這種形勢下，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混合婚姻」的出現就不可避免。在居民成份複雜的城市，這類狀況尤其突出。據統計，1901年德國境內的異教混合婚姻占8.8%，1913年達到10.4%。在柏林，1873/74年混合婚姻占8.8%，1911/12年則已經升至18.8%。宗教信仰對婚姻束縛的減弱表明：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相對穩定、封閉的社會生活正在成為過去。

  婚姻狀況變化的又一個突出表現是離婚率的迅速上升。1901—1913年，德國全國的離婚數目由7964件上升到17835件，離婚絕對數目增加120%以上，每10萬居民離婚數目從14.1件增加到了26.6件，平均離婚率上升了近89%。但是，由於不同的觀念、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同宗教群體、社會階層以及城鄉之間的離婚率有很大差別。總的看來，離婚人群主要集中在工商業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新教居民和中等階層之中。1895年—1901年，天主教地區每10萬對婚姻的離婚數目由49件上升到86件，同期新教地區每10萬對婚姻的離婚數由120件上升到410件。1913年，每10萬對婚姻離婚數目在普魯士農村為56個，城市則為241對。柏林的離婚率更高，1895/99年每10萬對婚姻中離婚數目達459對。1910年時，每1000名德國已婚婦女中有2.7人離異。

  觀念的改變是離婚率迅速上升的重要意識根源。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主體價值觀念的個人主義嚴重影響到傳統家庭生活。家庭日益建立於個人決定的基礎上。個人主義意識使人們更多地從自己的而非「家庭」的角度來作出選擇和決定。離婚率上升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家庭經濟結構的改變。在前工業社會，家庭通常是生活和生產合一的單位，婚侶的選擇和婚後的生活等都必須「適應『全家』的經濟要求」。在這種傳統型家庭中，丈夫通常居於支配性地位，妻子是從屬者，她們不願也不敢想像沒有家庭後的衣食無著的生活。但是邁入現代工業社會後，在男人走向工廠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婦女也走向社會，成為獨立性很強的職業勞動婦女，她們有了在婚姻上說「不」的經濟能力，有了「離婚的經濟可行性」。

  （二）傳統型家庭結構的嬗變和新型家庭的出現

  工業化引發的城市化和社會變遷對德國人的家庭形態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19世紀中期以後，隨著社會經濟模式的結構性轉變，除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等生產、經營和生活合一的傳統型家庭外，又形成了生產和生活分離的資產階級家庭和無產階級家庭等新型的家庭模式。

  農民型家庭居於偏僻鄉村，受工業化衝擊較小，仍維持著原有的家庭形式。它們既是一個勞動和生產的共同體，也是一個財產和生活的共同體。無論勞動還是家務，都採取家庭經營方式。在這種家庭中，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小孩構成，老人們通過相通的房屋和庭院與核心家庭組成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此外，以村落為單位居住的農民型家庭中，宗族和血緣關係、鄰居之間乃至整個村落的親和力和凝聚力等，都遠遠高於城市。在婚配對象的選擇上，農民型家庭主要是各個不同階層的內部通婚，傳統的「門當戶對」意識在組織農民型家庭方面仍然比較明顯。以施瓦本的基賓根（Kiebingen）為例，在1870—1909年間，上層內部通婚率為：男子71.4%，女子41.7%。下層內部通婚率為：男子71.7%，女子80.5%。中層農家則上攀下就，階層外婚姻相對較多，同期有51%的男性和40%的女性為階層外婚姻。

  農民型家庭雖然相對穩定和保守，但在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影響下也發生了一些顯而易見的變化。一是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很大轉變。受現代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原則的影響，宗族、鄰居間的親和力下降，村社中各個家庭之間的社會交往減弱。家庭成為私人的園地。諸如聖誕節等本來應該是群體性的歡慶活動逐漸成了一種對外人封閉的「家庭節日」。此外，出於對父母控制婚姻的不滿和反抗，婚前孕現象有增加的趨勢。在基賓根，1870—1909年村社上層階層的未婚先孕率達到了17%，下層階層則高達37%。這種造成既成事實的做法，迫使對結婚的相關傳統限制逐步取消。二是大工業和城市化提供的工作機會動搖著農民型家庭結構。農村許多剩餘勞動力進入工廠謀取職業，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從而使傳統型大家庭受到衝擊。此外，由於大量農村勞力流入城市，農村家庭婦女的田間勞動量明顯增加，婦女的獨立性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相應增強，男性家長制傳統因此受到削弱。

  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家庭也屬於傳統型家庭，整個家庭通常是生產、經營和生活的統一體。不過，由於經營規模和類別的差異，這類家庭也不盡相同。其中有些條件較好的家庭也開始雇用保姆來改善家庭生活，趨向「資產階級化」生活方式。

  資產階級家庭類型是中上層資產階級群體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種「城市性」、「現代性」家庭模式。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經過工業化滌盪的資產階級家庭呈現一種傳統和現代結構的「交叉重疊」特徵。從現代性看，資產階級家庭的特徵主要表現為打破集生產和生活於一體的傳統家庭模式，生產（包括工作、職業等）與家庭氛圍出現分離。家庭之外的工作和掙錢成為丈夫的專職，妻子則退出職業生活，致力於教育孩子和開展社交活動。家庭成了消費、教養和休閒的場所，生產功能退化。家庭核心化也是一大特徵。整個家庭由父母和小孩組成。祖父母、未婚兄弟姐妹等都不再是該家庭共同體的成員。此外，家庭的建立主要基於「愛情」和雙方個人的決定之上，外界影響因素減少。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家庭也保留著傳統家庭的某些特徵，最明顯的就是「家長制」結構的繼續存在。由於丈夫在外面的世界競爭打拼，妻子經營著小家庭，妻子實際上成了丈夫在社會主體生活外的一種補充和從屬品，從而強化了妻子對丈夫的依賴性，使丈夫在家庭內的「權威性」愈加不可動搖。

  資產階級家庭對財產、收入和教育等方面的要求較高。男性由於「創業」的緣故，結婚年齡一般較女方要大，1900年左右，男女之間的年齡差距在6—7歲。資產階級家庭的生活相對優裕。家務粗活一般由來自農村的女傭承擔（1907年德國女傭數量高達125萬人）。該類家庭之間通常通過「造訪」和相互邀請出席宴請等來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能力。相對優裕的經濟條件使資產階級家庭在生兒育女方面也形成了較獨特的觀念，通常是多子女家庭。在他們看來，沒有小孩的生活是不完美的。作為父母，他們既想生兒也想育女，但至少要有一個兒子，以續香火。與傳統的農民型家庭不同的是，資產階級家庭不將小孩視為未來的勞動力。小孩的未來不是依賴於財產的繼承，而是取決於教育。因此，他們在教育上的投入不斷增長。

  工人家庭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它並非像資產階級家庭那樣建立於夫妻雙方的理想之上和相互的愛慕與滿意之上，不是建立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夫妻雙方角色的分離基礎上，也不像傳統家庭那樣建立於共同生產和經營的基礎上，而是一個靠工資生活的、有難同當的、質樸的消費共同體。從婚姻年齡上看，工人們並不像資產階級那樣因自立、教育、收入等方面的原因而長期等待，也沒有農民在財產繼承方面苦苦期盼的煩惱。他們家境貧寒，通常情況下年輕力壯之際也是最能掙錢的時候。因此，工人成了結婚年齡較早的社會群體。

  工人家庭中通常實行男性家長制體制。丈夫由於對家庭的經濟貢獻較大，成為家庭的主導者，妻子們則和資產階級、農民家庭中的妻子們一樣，處於從屬地位。工人家庭的婚姻構成通常是工人娶工人。1900年，開姆尼茨80%男性工人的結婚對象為女工，7%娶了女傭為妻。也有少量婚姻涉及本社會階層以外。一些在農業集鎮上居住的工廠男性工人就很樂意娶小農的女兒，因為這對於無產者而言並不是什麼壞事。一些工人之女也很樂意嫁入手工業者或低級官員等中等階層之家，因為這意味著社會地位的上升。在工人群體中，由於住房、經濟等客觀條件的制約，未婚先孕情況時常發生。最後，在道德傳統和社會壓力下，這種狀況只有通過結婚途徑來解決。

  工人家庭的經濟狀況較為獨特，往往在婚姻初期狀況最佳。這時夫妻都有職業，掙取工資。此後，隨著小孩出生，一方面是開支增大，另一方面妻子為照看家庭和小孩不得不辭去工作，家庭收入減少，經濟狀況開始惡化。許多家庭婦女不得不去做家庭清潔工，當女傭，分送報紙、牛奶等，以掙錢補貼家用。據估計，1907/08年，在熟練工人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5%，非熟練工人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則占到了7.7%。此外，疾病、意外事故和失業等也嚴重威脅著經濟承受能力極其脆弱的工人家庭。工人家庭子女處境也很困難。工人家庭的嬰兒出生死亡率通常是上層家庭的4倍，中等階級家庭的2倍。由於經濟狀況惡劣，工人家庭的小孩們不得不經常外出打零工。因此，儘管有限制童工的勞工保護立法，帝國時期仍有大量童工存在。據統計，在1900年，830萬14歲以下的小學生中打零工者有54萬人，其中40%每天勞動3小時以上。

  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工人家庭在生育觀念上也有其特點。專業工人或熟練工人家庭的收入較高，他們在生活方式上趨向於資產階級家庭類型，但面對高額的小孩培養費用，計劃生育往往成為此類家庭的一種理性選擇。非熟練工人家庭則更不敢多要小孩。單一子女家庭因此顯著增加。1871—1910年，德國單子女家庭所占比重從6.2%上升到了7.3%。

  二、婦女社會群體的崛起

  隨著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婦女的社會角色也出現了重要變化。大量婦女伴隨著隆隆的機器聲進入各個社會生產領域，婦女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增大；她們在政治和社會權利平等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紀下半期以後，特別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婦女群體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中，都呈現出一種蓬勃向上的朝氣。

  （一）婦女職業勞動群體

  在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婦女群體在社會勞動中的角色和勞動內容出現了轉變。社會生產領域的婦女數量不斷增長。據統計，1882—1907年，男性就業率從94.2%下降到92.3%，女性就業率卻從36.3%上升到了45.4%，其中1882—1895年上升幅度為0.1%，1895—1907年上升幅度則達到9%，呈明顯加快趨勢。與此相對應，同期婦女在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也由29%增加到了33.7%。

  在農業生產領域，由於大量男性勞動力流向城市和工業地區工作，婦女在農業勞動力中的比重迅速上升。1882—1907年，農業生產領域勞動力總數從823.7萬人增加到了988.3萬人，其中男性勞動力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40多萬人。為了彌補男性勞動力流失造成的農業勞動力不足，除了輸入季節性外國農業工人外，婦女在農業勞動力中的比重由30.8%猛增到了46.5%，幾乎與男性平分秋色。由於存在男性勞動力外流這種特殊形勢，農業領域中的就業婦女始終保持著最大的婦女勞動群體的地位。1882—1907年間，農業領域婦女就業人數占就業婦女總人數的比重由45.7%增加到了48.4%。

  工業生產領域中的婦女就業群體也不斷擴大。1882年—1907年，該領域的職業婦女人數不僅在職業婦女總數中的比重由20.3%上升到了22.2%（1895年一度達到23.1%） ，而且在工業領域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也上升了1.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男性在工業生產領域就業總人數中所占的比重相對下降。

  同一時期，商業和交通服務業領域的職業婦女人數也處於上升之中。1882年，這兩個領域中職業婦女人數為29.8萬人，1907年增加到93.1萬人。職業婦女在本領域就業總人數中所占比重由19%上升到了26.8%，在職業婦女總數中所占比重則由5.4%上升到了9.8%。商業和交通業領域中婦女職業群體迅速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些領域中如售票員、服務員、售貨員等許多工作都很適合女性。

  家庭服務業等領域的情況相對特殊。一方面，這些領域職業婦女的絕對數處於不斷上升之中，另一方面，她們在就業總人數及全體職業婦女中所占比重均處於下降之中。1882—1907年，家庭服務業等領域的職業女性由158.2萬人增加到了185.9萬人，但在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卻由57.4%下降到了53.5%。同時，她們在職業婦女總數中的比重也由28.5%下降到了19.6%。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這一生產領域的非大眾性特徵的限制所致。在家庭服務業中，能夠雇用女傭的畢竟只有少數上層和中等階級家庭。儘管如此，婦女在這些生產領域所占優勢仍然比較明顯。以家庭服務業為例，1882年從事家庭服務業的女性為128萬人，1895年為131萬人，1907年為125萬人。

  除了農業勞動婦女、女傭、女工等體力勞動者以外，中等階層的女職員和資產階級職業婦女的數量也呈現大幅增長趨勢。在商業領域，1895年職業婦女數量為9.4萬人，其中售貨員占87.2%；1907年為25.4萬人，售貨員則占68.5%。1895年，包括工業企業和國家機關在內的女性辦公室職員為1.4萬人，1907年則增加到了11萬人。在職業婦女中，處於最高層的是那些資產階級職業婦女，包括教師、保育員、醫生等，還有少數女商人。

  雖然婦女職業人數有了很大的增長，但不同領域職業婦女的人數分布極不均衡。據統計，1882年，在工業領域，諸如採礦、建築等需要重體力勞動的行業部門中，職業婦女所占比重僅為1.8%，1907年時也僅為1.9%。在金屬、電氣、化工、機器製造等技術含量較高的工業部門，職業婦女的比例也相對較低，1882年為5.5%，1907年為12.6%。她們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玩具製造等適合女性工作的輕工業部門。婦女就業人數中無固定職位者也高於男性。這兩大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婦女在就業方面的弱勢地位。

  職業女性的社會待遇也明顯不如男性。她們不僅工資很低（通常只有男性的60%—66%） ，而且其就業受到年齡、婚姻狀況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和限制。除了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婦女因勞動力缺乏以及家庭生活與生產的緊密結合而幾乎不受年齡限制外，其他領域的職業婦女的年齡一般都相當年輕，通常在30歲以下。在家庭服務業中，女傭工作只是從學校畢業到結婚成家的一個過渡階段而已。1907年，84.4%的女傭在30歲以下。至於女職員和工業領域的女工，職業生活也只是一生中的一段青春插曲。一般情況下，結婚就意味著放棄職業。對於女教師而言，「職業是與獨身聯繫在一起的，結婚就意味著退職」。

  可見，雖然職業婦女的數量明顯上升，職業婦女群體呈現迅速擴大趨勢，但婦女在走向社會生產領域的過程中還面臨著許多有待克服的兩性不平等問題。它們成為19世紀中期以後德國各種婦女運動的重要動因。

  （二）婦女運動

  家庭結構的改變和婦女進入社會生產領域，催生了德國的婦女運動，該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到高潮。婦女運動的廣泛發展，主要歸因於工業化進程中資產階級婦女和無產階級婦女角色的「相互趨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都屬於生產和生活分離型家庭。在這類家庭中，資產階級婦女成了脫離社會生產的單純家庭主婦和丈夫的附屬品，多數工人家庭中的妻子也基本上處於這種境況。此外，從受教育權、工作領域直至政治生活，整個社會都凸顯出對於婦女的不平等和歧視。不管是資產階級婦女還是工人階級婦女，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她們的就業通常受到年齡和婚姻狀況的制約，所得報酬也較男子要低。她們更沒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這些不公平狀況促使婦女們起而為自己的命運抗爭。由於社會階層有別，宗教信仰差異以及利益不同，婦女運動呈現不同的派別類型，大體上可分為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天主教婦女運動和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等三大潮流。

  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出現較早，影響較大，從運動取向上可劃分為溫和和激進兩大派別。溫和派婦女運動主要集中於促進婦女的社會權利平等，保障婦女在諸如生育控制、墮胎等方面的自由和尊嚴，以及對女工和母親進行立法保護等實際問題，對於參與政治生活、爭取政治權利等則相對不感興趣。激進派婦女運動不僅要求與男性平等的社會權利，諸如進入一切教育機構和職業生活，而且要求婦女獲得投票權和自主權等政治權利。因此，激進派婦女運動從一開始就積極開展和參加各種政治活動。

  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開端可以追溯到19世紀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上半期，婦女運動發起者路易斯·奧托彼得斯（Louise Otto-Peters，1819—1895）提出了婦女在國家和社會中的角色問題，認為婦女參加國家和社區活動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1848年革命時期，集會結社頻繁，一些婦女也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聲音。1849年路易斯·奧托彼得斯創辦了《婦女報》（Frauen-Zeitung） ，專門宣傳婦女的權利和主張。但是，這些努力遭到傳統保守勢力的責難，人們普遍認為婦女的解放將破壞家庭生活、風俗習慣以及上帝的秩序。《婦女報》僅存在了4年即被查封。此後路易斯·奧托彼得斯繼續為建立職業婦女組織而努力。

  1865年10月，在路易斯·奧托彼得斯的促成下，「全德婦女聯合會」（Allgemeiner Deutscher Frauenverein，簡稱ADF）在萊比錫建立。當時全德婦女聯合會的首要目標並不是爭取政治權利、選舉和結社權利，而是要改善女性在家庭中的權利、婦女的受教育權利和擇業權利，以便解決婦女在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全德婦女聯合會在剛開始時只有數千會員，19世紀80年代末達到1.2萬人，1913年時已經有1.3萬名會員。1866年，在「勞動階級福利中央聯合會」（Centralverein für das Wohlder arbeitenden Klassen）領導人威廉·阿道夫·萊特（Wilhelm Adolf Lette，1799—1868）的促成下又成立了「促進女性就業能力聯合會」（Vereinzur Frderungder Erwerbsfhigkeitdesweiblichen Geschlechts） ，旨在幫助資產階級婦女進入職業領域。1869年該組織的17個地方聯合會組成了「德國婦女教育和就業聯合會聯盟」（Verband Deutscher Frauenbildungs-und Erwerbsvereine）。這些組織既不要求婦女的社會解放，也不要求政治解放，而是致力於職業教育和介紹工作等實際問題，因而與全德婦女聯合會有共同語言，日後走上了共同合作的道路。

  19世紀80年代，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重點轉向爭取婦女受教育的同等權利。1888年「德國婦女聯合會改革」（Deutscher Frauenverein Reform）在魏瑪成立。該聯合會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求高等教育中的各個學科向女學生開放。在這場爭取平等受教育權利的婦女運動中，女教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奧古斯塔·施密特（Auguste Schmidt，1833—1902）、海倫娜·朗格（Helene Lange，1848—1930）等是其中的知名人物。

  海倫娜·朗格是資產階級溫和派婦女運動中最重要的理論家和領袖。她1876年開始就職於一所女子私立學校，1887年向普魯士政府提出了改革女子教育的請願，要求給女子以同等的教育權利。1890年她組織成立了「全德女教師聯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Lehrerinnenverband，簡稱ADLV）。到1900年，該組織有成員1.6萬人，成為當時最大的婦女職業聯合會。1893年她開始出版《婦女》（Die Frau）雜誌。該雜誌與1895年出版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婦女雜誌《婦女運動》（Die Frauenbewegung）一起成為帝國時期資產階級婦女運動最重要的喉舌。經過不斷的鬥爭，1900年以後，巴登、普魯士等邦先後向女性開放高等教育的門檻。

  資產階級溫和派婦女運動的新階段開始於1894年3月成立的「德國婦女聯合會聯盟」（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簡稱BDF）。這一組織起初由34個聯合會組成，1913年時發展到了2200個聯合會，47萬名成員。該組織活動內容涉及家庭權利、女工保護、宣傳衛生保健、與賣淫和酗酒作鬥爭、建立幼兒園、服裝改革等日常問題。它對參與政治生活不感興趣，因此一直與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婦女運動處於分裂狀態。

  與資產階級溫和派婦女運動相比，以黑德維希·多姆（Hedwig Dohm，1831—1919）、麗達·古斯塔娃·海曼（Lida Gustava Heymann，1868—1943）、米娜·考爾（Minna Cauer，1841—1922）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婦女運動更注重爭取婦女的政治權利。黑德維希·多姆在1873年提出了婦女選舉權的問題，並將它看成教育、家庭等改革的必要政治前提。她認為「人權無性別」，男女之間是平等的。出身於大資產階級家庭的麗達·古斯塔娃·海曼等則在1897年建立了第一個女權主義者婦女中心，並且於1902年成立了「德國婦女選舉權聯合會」（Deutscher Verein für Frauenstimmrecht）。米娜·考爾是1888年建立的「婦女幸福聯合會」（Verein Frauenwohl）的主席，並負責《婦女運動》雜誌。她不僅為婦女的社會政治權利進行鬥爭，而且把與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合作看成是一種進步。

  社會主義婦女運動是帝國時期另一股強大的婦女運動潮流。對這一潮流最具影響力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他於1879年出版《婦女和社會主義》（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一書，猛烈抨擊婦女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並分析了導致不平等的原因。該書在出版後的幾十年中一直暢銷不衰，到1909年時再版達50次之多。根據倍倍爾的觀點，男性世界的獨裁統治和婦女在經濟上的依賴性是婦女取得平等地位的主要障礙，資本主義則是這一時代暴露出的家庭和兩性問題的總根源。《婦女和社會主義》一書由於涉及婦女不平等的許多本質性東西，也成了許多資產階級婦女的重要讀物。由於「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存在和德國政府禁止婦女參加政治組織和政治集會，社會主義婦女運動從一開始就受到壓制，發展較慢，1892年時僅有33個聯合會和3000會員。

  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主要領袖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她出身於資產階級教師家庭，卻走上了領導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道路。1892年—1917年間，她一直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婦女報紙《平等報》（Die Gleichheit）的編輯工作，並利用這一報紙宣傳她在婦女問題上的主張。蔡特金對德國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她從理論上闡明了婦女社會地位不平等的根源，認為就業是婦女獲得「社會平等權利」和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二是將婦女運動看作整個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張婦女積極參加政治鬥爭，從而將社會主義婦女運動與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區分開來。她認為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在爭取與男子平等權利時，主要反對束縛婦女生活的那些外表和形式上的限制，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無產階級婦女要求享受與男子同樣的政治權利，以便保護自身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切身利益，同時與資本主義制度作鬥爭。

  在蔡特金的領導下，德國社會主義婦女運動逐漸獲得發展。在社會民主黨內，婦女黨員人數由1908年的3萬人增加到1914年的17.5萬人。德國自由工會中的女會員也由1900年的2.3萬人增加到1914年的約21萬人，在全體會員中的比重由3.4%上升到10.1%。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規模雖然不及資產階級的德國婦女聯合會聯盟和民族主義婦女組織「祖國婦女聯合會」（Vaterlandischer Frauenverein） ，但有自己的特點。它並非以婦女組織的形式存在，而是作為社會主義者在婦女中進行宣傳的組織來活動的。其鬥爭目標與資產階級婦女運動也有著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婦女運動是要在現存的社會結構內逐漸改善婦女的地位。社會主義婦女運動則不僅與對產業婦女的各種限制進行鬥爭，而且將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作為主要內容，認為只有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才能改變婦女的地位。

  除了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婦女運動兩大潮流以外，還存在一些特別的宗教性婦女組織。其中以新教和天主教婦女運動較為突出。它們的出現是對工業化進程中社會日益世俗化發展不滿的表現。1899年在卡塞爾成立的「德國新教婦女聯盟」（Der Deutsche Evangelische Frauenbund）主要通過國內傳道等進行一些實際性救濟活動，同時將反對賣淫和酗酒等作為重要活動內容。1913年該組織有會員1.36萬人左右。由於觀點接近，從1908年起，德國新教婦女聯盟成為德國婦女聯合會聯盟中的一支重要的右翼力量。「德國天主教婦女聯盟」（Katholischer Frauenbund Deutschlands）是1904年在科隆召開的德國天主教徒第50屆全體大會的產物。天主教婦女聯盟在宗教上稟持嚴格的原則立場（拒絕宗教冷淡）。新教婦女聯盟和天主教婦女聯盟在某些方面的觀點相近。它們都反對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婦女社會地位，更反對婦女參加公共政治生活。此外，猶太婦女也於1904年成立了「猶太婦女聯盟」（Jüdischer Frauenbund）。它成功地將32000名30歲以上的猶太婦女吸納為自己的成員。

  在各類婦女組織中，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祖國婦女聯合會」規模最大。它起源於1866年普奧戰爭中為雙方傷員的護理服務。1870年對法戰爭結束後，該組織成員有3萬人。80年代則發展到15萬人。到1913年時，繳納會費的會員已經達到50萬人。德國婦女積極參加這一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普遍發展有關，是一種「婦女的民族主義」的升華。這一組織的活動內容主要是練習護理、護士工作和為士兵做飯、縫補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婦女的地位已經處於一種相對平緩的、卻是實質性的變化之中。雖然大部分婦女仍比較傳統，但是各種婦女組織、學校教育以及各種職業生活都為婦女思想的解放、婦女自我意識的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為日後婦女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和婦女地位的提高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