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人口運動和城市化

  在高速工業化影響下，德意志帝國時期的人口運動較之以往有了新的變化和新的特徵。這種新變化和新特徵表現為人口的快速和不平衡增長，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增長模式，人口流動性加強，高速城市化之下城市居民成為國家主體居民，以及德國開始由出境移民國家轉變為入境移民國家等等。

  

  一、人口的快速和不均衡增長

  帝國時期的人口狀況無論在增長速度和增長模式，還是在地域分布和社會流動性等方面，都出現了有別於以往的重大變化。

  這一時期人口增長的一大特點是增長速度快。1870年—1910年，德國人口由4105.8萬增加到6492.5萬，淨增2386.7萬，增幅約58.1%。1914年，德國人口增至6781萬，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5%和世界人口的4%。具體說來，除了梅克倫堡什未林（Meklenburg-Schwerin）等極少數農業邦以外，絕大部分邦在1871年以後的人口增長要明顯快於1816—1871年間的人口增長速度。1816年時，除了漢堡、不萊梅、呂貝克等城市外，尚無其他邦的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100人，1871年時，除了各個城市邦外，只有6個邦的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00人。但是到1910年時，除了梅克倫堡、奧爾登堡、瓦爾德克等少數幾個邦，其他各邦的人口密度均超過了每平方公里100人。

  這一時期人口增長的第二大特點是各地區差異很大。城市和發達工業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明顯高於農業地區。城市化、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地區，人口增長速度越快，人口密度越大。1871—1910年，大城市漢堡每平方公里增加人口1628人，工業發達的薩克森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50人，以農業為主的奧登堡每平方公里僅增加15人，梅克倫堡什未林和瓦爾德克等農業邦每平方公里則分別增加了6人和5人。各地區的人口增長也極不平衡。1871年，若以工業最發達的萊茵蘭和威斯特法侖的人口密度指數為每平方公里100計算，那麼德國中部地區的人口密度為77.2，南部地區為68.3，北部為57.9，東部為44.1，波莫瑞和西里西亞為64.3；1910年，仍以萊茵蘭和威斯特法侖的人口密度指數為每平方公里100，則中部地區為66.5，南部地區為44.7，北部地區為41.2，東部地區為25.8，波莫瑞和西里西亞為41.3。這組數據表明，帝國時期的人口增長呈現從工業發達地區向農業地區逐漸遞減的趨勢。西部的萊茵蘭和威斯特法侖工業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最快，東部農業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最慢。

  各邦內部的人口增長也因工業發展水平不同而差異很大。以普魯士為例，1871—1910年間，人口密度增長速度最快、人口密度最大的幾個省依次為萊茵、威斯特法侖、西里西亞和薩克森。它們都是普魯士境內工業最發達、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而人口增長緩慢且人口密度最低的幾個省依次為東普魯士、波莫瑞、西普魯士和波森，它們恰恰是普魯士的主要農業區。

  帝國時期的人口增長模式也有所變化。這一時期人口的高增長率並非高出生率的結果，而是建立於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基礎上。從1817年—1913年，德國的人口增長可劃分為兩個階段。1890年以前，人口增長主要基於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上。除了少數年份外，人口出生率一般在36‰以上。死亡率則通常在25‰以上。在這種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下，人口的年增長率一般在1.2%左右徘徊。1885年，每1000居民中出生和死亡人口分別為37人和25.7人，淨增11.4人。

  九十年代以後，情況出現明顯變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一般在36‰以下。但是與出生率下降相比，死亡率下降更快。1890年，居民的出生和死亡率分別為35.7‰和24.4‰，淨增11.4人；到1913年，出生人口下降到27.5‰，死亡人口則下降到了15‰，淨增人口達到12.4‰。在這種增長模式下，1890年以後的人口增長率明顯高於以前的人口增長速度。甚至與法國等歐洲國家相比，這一時期德國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較大的。1851—1860年，英、法、比、德四國每1000居民年死亡人數分別為22.2、24、22.5和26.4人，德國最高；1901年—1910年相應數據分別為15.4、19.4、16.4和18.7人，德國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最大，而且死亡率已經低於法國。帝國時期人口的高增長顯然與這種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有一定的關係。

  帝國時期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於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婦女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參加工作，從而使生育成為一種重負；19世紀80年代國家社會保險立法的出台使得生孩子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工業化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許多夫婦日益注重自己的生活質量，將原先撫養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多地投入進劇院、電影院等娛樂之中；強迫義務教育制度和禁止童工立法的實施則意味著生孩子不僅得不到經濟上的好處，而且須為孩子的教育進行大量經濟投入。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變化，人們日益傾向於少生孩子甚至不要孩子，因此生育率也呈逐年下降的趨勢。1871/72年，每1000名15—45歲婦女的成活嬰兒生育數為163，1890年為160，1909/11年為130，1912/13年為117。在柏林、漢堡等大城市，這一數字更低。兩個孩子的家庭日益成為一種潮流。

  與出生率的下降相比，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受益於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的醫學知識的增長，醫療條件的改善，以及由此帶來的嬰兒和兒童死亡率的下降。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延長了人們的壽命。在帝國時期，由於生活和醫療條件的改善，1—9歲兒童的死亡可能性減少了50%。城市婚生1歲嬰兒死亡率在1876/80年—1913年間下降了37%以上。同期農村婚生1歲嬰兒死亡率也下降了20%以上。嬰兒死亡率的降低使人們的預期壽命大大延長。1871/72—1880/81年間，德國男子平均壽命為35.58歲，婦女壽命為38.45歲；1891—1900年分別為40.56歲和43.97歲；1910/11年則已經達到47.41歲和50.68歲。也就是說，在40年間，德國人的平均壽命提高了12年左右。

  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壽命的延長使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生變化。1852—1911年間，65歲以上人群的比重一直處於上升狀態，由4.1%上升到了5.0%。這意味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在增加。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政府出台的社會保險立法中有關老年人保障政策的規定，本身就有解決因老年人不斷增加而帶來的現實社會問題的考慮。

  二、高速城市化；人口的快速流動

  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工業化帶來的經濟地理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人口地域分布狀況的調整。在帝國時期，這種人口分布狀況的調整主要表現為城市化和農業地區人口向工業地區的快速流動。

  （一）高速城市化

  前文曾提及，工業化和交通事業的發展是德國城市化的兩大動力因素。在工業化進程中，大量人口受工作崗位和較高勞動收入的吸引，從農業區流向工業區，從農村流向城市。鐵路等現代化交通的發展則給人口的流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19世紀40年代以後，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展開，人們就已經開始大規模湧入城市，特別是工業城市。城市人口開始以較快速度增長。到德意志帝國時期，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城市化步伐進一步加快，以至於出現了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一種極速城市化」。

  帝國時期，德國已經進入了「現代城市化過程的實質性階段」。城市人口開始超過農村人口，成為國家的主體居民。1871年帝國剛剛建立時，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農村，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之比為63.9∶36.1。1895年則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德國城鄉人口比重出現了轉折性變化，城市人口開始超過農村人口，前者與後者之比為50.2∶49.8。1910年，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比為40∶60，形成了與1871年時完全相反的比重結構，農村人口由總人口的將近2/3降為2/5。這意味著農村人口絕對數在總人口中基本上處於一種停滯狀態，新增的人口基本上都在城市。城市居民已成為德國人口的主體人群。

  帝國時期城市化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在城市人口的增長過程中，大城市發展最快，中等城市次之，5000人口以下的小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1871年—1910年間，5000人以上城鎮的人口比重由23.7%上升到了48.8%；10萬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則由1871年的4.8%上升到了1910年的21.3%。這意味著在1871年時每20個德國人中還只有一個人在大城市生活，到1910年時每5個居民就已經有一個居住在大城市了。大中型城市的數量也大幅度增加。1875年—1910年，1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總數從271個增加到了576個，增幅高達112.5%。

  帝國時期城市人口的增長主要有三個來源：遷徙流入的人口、本城市居民的淨出生人口和通過行政區域合併而增加的人口。1875年—1905年間，普魯士85個城市的新增人口中，54.6%源於遷徙流入人口，31%源於本城市居民的淨出生人口，14.4%來自行政區域的併入。具體而言，遷徙流入人口和自然增長人口在不同類型城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的人口增長通常以流入人口占主導地位；重工業和其他工業型城市則以自然增長人口為主。出現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城市的經濟類型的不同。在重工業和其他工業經濟為主的城市中，收入較高，住房條件較好，居民可以負擔更高的生育率；與此同時，一些直接從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也帶來了前現代社會農業型人口的增長模式，即高生育率。在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中，人們的收入相對較低，家僕、傭人等為了保住工作職位，通常晚結婚，少生育。

  行政區域的併入是某些城市人口迅速增長的重要途徑。例如，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在1877—1910年間合併新行政區域16個。1870年該城市面積為7005公頃，人口8.47萬，1910年已經擴大到13477公頃，人口增至41.45萬。從整個德國看，城市通過合併周邊地區而擴大的這種狀況呈現一種加速趨勢，而且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從1910年超過5萬居民的85個德國城市的行政區域併入情況看，1851—1860年只有9個城市合併行政區，增加人口7.4萬，1871—1880年有20個城市合併行政區，增加人口7萬，1901—1910年有57個城市合併行政區，增加人口102.5萬。

  帝國時期城市化的第二個特點是，城市發展呈現地區性差異，工業地區城市化速度較快，反之則較慢。在普魯士，西部城市的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東部城市，而位於東部的上西里西亞和柏林等工業水平較高地區的城市化速度也相當快。1840年普魯士東部各省的城市化率為22.9%，1871年為24.2%，1910年為33.7%；同期西部各省的城市化率分別是25.2%，34.2%和50.7%。工業化啟動較早的薩克森王國地區也是城市化的核心地區。在南德地區，原先一些人口較稠密的地區，如萊茵美因地區、紐倫堡地區、斯圖加特地區以及萊茵內卡地區等，也出現了高速城市化趨勢。到20世紀初，工業最發達的萊茵蘭、威斯特法侖、薩克森王國等地區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2/3。

  從國內人口流動走向看，整個東部地區的人口遷出大大高於遷入。在西部地區，漢諾瓦、奧爾登堡、普魯士的薩克森、圖林根等地區的流入人口明顯少於遷出人口；不萊梅、薩克森王國地區、威斯特法侖和萊茵蘭等地區則遷入人口大大高於遷出人口。究其原因，前者是農業經濟區，後者則是工業經濟發達的地區。出於相同的原因，南德地區的人口流出量也大大高於人口流入量。

  帝國時期城市化的第三個重要特點是，城市發展速度與其社會經濟類型有密切的關係。一些曾在工業化早期迅速發展的老城市，如紡織業城市亞亨、埃伯菲爾德、巴門、克雷費爾德（Krefeld）、明興格拉德巴赫（Mnchen-Gladbach）等，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發展速度已經低於平均水平，因此在大城市的行列中不見蹤跡。採礦業城市、重工業城市以及其他現代型城市則迅速發展。在這些異軍突起的城市中，一類是那些與最新經濟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專業性城市，如魯爾地區的多特蒙德、杜塞道夫、埃森、杜伊斯堡等生產煤炭、鋼鐵的重工業城市，另一類是19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多功能、商業性和服務性綜合型城市，它們通常是某一地區的中心都會。布雷斯勞作為東部地區的重要中心之一，在1875—1910年間的人口增長率達到114%，由23.9萬人增加到52.1萬人。科隆作為西部地區都會，同期人口也由13萬多人增至51萬多人，增長率達281%。在南德地區，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慕尼黑、紐倫堡等城市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同期人口增長都超過了200%，其中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人口增長率高達300%以上。

  （二）人口地理分布狀況的變化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內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對城市的迅速擴張起了關鍵性作用。1907年，萊茵蘭的大城市流入人口比例高達46.7%，威斯特法侖則高達59.9%。就整個德國而言，50%以上的人口在這數十年中都進行過遷徙。

  從人口流動類型看，基本上可以劃分為近距離遷移和遠距離遷徙，但以近距離遷移為主。各城市的流入人口主要來自近郊農村和附近地區。遠距離遷徙主要是指所謂的東西大遷徙。它們可劃分為三大遷徙流向：一是從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各省流向柏林和薩克森王國地區；二是從波莫瑞和梅克倫堡地區流向漢堡地區；三是從東部和南部等地區流向萊茵-威斯特法侖工業區。

  在遠距離遷徙中，吸引力主要來自各大城市。尤其是著名的大城市，通常是人們遷徙的首選目標。1907年，東、西普魯士和波森三個省出生的人口中，有24%生活在其他地方，其中24.8%去了萊茵威斯特法侖，17.4%進入了柏林。在萊茵蘭，遠距離遷入者的比例在1882—1907年間由6.4%增加到11.6%，在威斯特法侖，這一比例則從9.2%上升到17.8%。從遠距離遷徙者的來源看，在萊茵蘭，有20.1%來自東北部地區，27.3%來自東部地區；在威斯特法侖，東北部和東部地區遷入者的比例相應為36.2%和44.5%。柏林則是全國性的流動人口的聚集中心。1907年，柏林每100居民中，本城市出生者僅占40.5人。柏林因此成了一個外來者的城市。就整個德國而言，到1907年為止，有50%的人口生活在距他們的出生地很遠的地方。

  大規模的國內人口流動對帝國時期的人口地理分布狀況產生了巨大影響。它改變了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比重。1871—1910年間，由於人口的大量流失，東部農業地區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所占比重從24.0%下降到了19.7%，西部工業地區占總人口的比重則從19%上升到了23.1%。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也改變了德國的城鄉人口的結構比重，加速了城市化進程，以至於城鎮人口數量在短時期內就超過了農村人口，成為國家的主體居民。1910年，德國城市化程度（60%）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居第二位，僅次於英國的73%。同年法國和美國的城市化率分別為43%和33%。

  三、德國由出境移民國轉變為入境移民國

  在德國國內人口從農業地區向工業地區、從農村向城市大規模流動的過程中，還重疊著一股境內外移民潮。德意志帝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社會生活環境的改善，這股移民潮流在中途出現了逆轉。

  19世紀90年代以前，德國是一個移民輸出國家，向海外移民是一種普遍性現象。在1816—1914年的近一個世紀中，德國向外移民550多萬。雖然在帝國建立前，有兩個向外移民高峰期，出境移民近130萬人，但更大規模的出境移民潮是在帝國建立以後出現的。在帝國時期，海外移民的最高峰是在19世紀80年代上半期。僅1880—1884年間，出境移民人數就多達86.43萬。其中，1881年和1882年每年出境移民都在20萬人以上。此後直到19世紀90年代初，向海外移民一直呈現較活躍的狀態。

  19世紀50年代以前，出境移民主要來自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地區。諸如符滕堡、巴登和普法爾茨等西南部等農業地區是這些移民的主要來源地。60年代開始，這種局面逐漸發生了改變。到70年代，也即德意志帝國時期，東北部地區開始成為出境移民的主要來源地。1871—1875年，來自東北部的移民占德國向海外移民總數的39.3%，1876—1880年占35.4%，1881—1885年占38.2%，1886—1890年占37.7%，甚至1891—1895年間仍占到34.8%。出境移民主要來源地由西南部地區改變為東北部地區，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在西南部地區，由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本地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鋼鐵工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消化吸收了該地區部分外流人口；在東北部農業地區，70年代以後持續的農業危機則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該地區的民眾生活。由於當時德國的工業發展還不足以吸納更多的人口，擁有最多農業人口的東北部地區就成了出境移民的主要來源地。

  帝國時期，移民海外潮流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 （1）帝國初期，受美國內戰結束等因素的刺激，出境移民一直處於上升狀態； （2）1875—1879年，由於作為出境移民主要目的地的美國陷入經濟危機，向外移民出現了短暫的下降； （3）1880—1893年，受美國廣袤土地的吸引力和德國國內經濟「蕭條」的影響，出境移民又出現了空前規模的增長； （4）1894年—1914年，由於美國自由分配土地結束，加之德國國內經濟繁榮，人們更多地將目光投向國內，出境移民人數突然大減。1893年，德國出境移民為8.7萬人，1894年驟降到4萬多人，1897年以後下降到2萬多人，到1914年時已經降至1.1萬人。出境移民人數與德國總人口相比已微不足道了。

  促使德國人移民海外有多種多樣的原因。總體上看，19世紀德國海外移民活動首先是一種出於經濟動機的向外移民。1870年以前，德國是典型的農業國，移民大多來自農業地區。研究表明，每次向海外移民的高峰期，通常就是農業生產下降的年份。在人口持續增長和糧食產量下降夾縫之中掙扎的人們不得不離開故土，去他國尋求更好的生活。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人口的迅速增長和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則是農業地區人口大量移民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後，脫粒機、播種機等農機具的廣泛使用使農業勞動力需求量減少，而農村地區人口出生率卻相對較高。於是，小農後代中一些沒有土地繼承權的子女不得不遠走海外，以期通過移民獲取土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土地資源豐富的美國成了他們的當然首選目標。80年代起，由於工業經濟處於長期蕭條的低迷狀態，工人和無職業者等之中前往美國尋求工作機會的移民，也有大幅度增加。1832—1914年，德國向美國移民總數近490萬，僅1881—1900年就達170萬人以上。大規模海外移民活動對德國人口的增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使德國的人口過剩狀況顯得微不足道。很多地方的人口不僅沒有增加，甚至有所回落。

  19世紀90年代是德國由移民輸出國向移民輸入國轉變的時期。從移民輸出角度看，這一時期推動德國人向海外移民的「推力」以及吸引德國人離開故土的「拉力」強度都已經開始大幅度減弱。就「推力」而言，90年代初開始的工業高漲和80年代以來日益完備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狀況，國內「推力」因之大減。同時，隨著美國「邊疆」開拓的結束，人們前往獲取土地的期望值大大降低，加之90年代早期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吸引德國移民的強大外部「拉力」也因此不再。德國出境移民人數由此開始大幅減少。與出境移民的大幅減少相反，入境移民卻開始迅速增加，德國開始由出境移民國家轉變為入境移民國家。據統計，1895—1905年間，德國的入境移民與出境移民人數相比已多出近14.7萬人。

  外國移民的大規模流入德國，主要是德國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本國勞動力數量不足所致。生活條件的改善具體體現在德國國民收入的不斷增長和開資本主義國家先河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勞動力的不足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勞動力不足。由於這一地區的大量人口或在國內人口流動中遷往工業地區和城市，或大批移民海外，流失人口大於淨出生人口，造成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到1900年為止，東、西普魯士、波森和梅克倫堡等農業地區的人口都有大量流失，其中東普魯士的人口絕對流失量達45萬人以上。二是一些工業地區在修築公路和開挖運河等公共工程領域中所需的勞動力相對不足。於是，從國外引進勞動力以彌補生產所需就成為一種必然。進入德國的外國人數量也不斷增加。據統計，1871年德國境內有外來居民20.7萬人，1880年為30萬人，1890年為43.3萬人，1900年約80萬人，1910年時則已經將近126萬人。這些外來移民主要來自奧地利、荷蘭、俄國、義大利和瑞士等國，其中以奧屬和俄屬波蘭地區的波蘭人最多。

  從分布狀況看，大多數外來移民集中在工業和農業生產領域。據統計，1907年德國約有80萬外籍工人，占當時總就業人數的4.1%，其中50%以上的外籍勞工集中在工業領域。在普魯士，1906年時就已經有60萬名外籍勞工，其中2/5在農業領域，3/5在工業領域。1908年，德國外籍勞工數量為100萬，1912年則已經達到120萬以上。根據德國政府對合法外籍勞工（不含黑工）的統計，1913/14年共有外籍勞工782858人，他們主要分布在煤炭、鋼鐵、採石、建築等工業生產領域和農業生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