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革命時代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 一、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思潮

  革命時代的德國處於新舊交替的風雲激盪年代。各種思潮洶湧澎湃，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廣泛衝擊著思想文化界。多種社會思潮的湧現表明，政治已不再僅僅是宮廷和政府的事，不再僅僅是特權等級和教會的事，處於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以及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無產階級也要表達自己的願望和看法。在這些思潮中，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最強勁的政治思想運動。與此同時，作為與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相抗衡的一種思潮，保守主義也有充分的表達。在德國，由於特殊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三大思潮呈現獨特的發展趨勢。1815年維也納會議以後，資產階級出於對現實的不滿，在思想意識領域掀起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波濤。封建保守勢力則力圖維護自己的統治和權威，祭出了保守主義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強大的保守主義思潮。這三股思潮的較量及其結果對日後德國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革命時代的德國，自由主義是最強大的一股思潮和運動。它給德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同時，它在德國發展的困難性和不斷失敗也向人們表明，作為德國近代社會政治發展核心問題的民主化進程為何一直處於進展緩慢狀態。

  自由主義是正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運動，其政治含義主要體現為自治、自主的原則；理性、自治、個人自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內容。它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原則。這種思想首先來自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從自由主義角度出發，個體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觀的核心，也應該是國家和社會的目標。自由主義也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思想的產物。根據自由主義思想，國家活動的內容和方法都應該受到限制，個人的自由在強大的國家優勢面前應該得到保障。為此，必須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必須進行權力分工，建立法制國家。因此，自由主義是針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出的，是一種反封建的思想。

  自由主義在法國和英國的影響要大的多。但是德國人對自由主義有自己的獨特看法，或者說，德國的自由主義可以解讀為一種溫和的、保守的自由主義。在大多數德國人的眼中，自由主義是一種「後革命性的運動」（postrevolutionre Bewegung）。其理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Jakobiner）的恐怖統治（Terrorherrschaft；Schreckensherrschaft）已經使人們意識到，必須保障自由、權利和分權性的憲法，以便更有效地對付激進的多數派的危險。革命是無計劃的，不幸的，因此人們更寧願社會在改革和循序漸進地演變的基礎上穩步前進。19世紀初的普魯士改革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普魯士統治者實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國革命在本國重演，使普魯士通過「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邁入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萊茵邦聯的改革運動也是這種思想的體現。正是基於這種看法，德國的歷史發展在通向自由主義王國的道路上明顯不同於西歐。

  德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發展有自己的特點。其一，19世紀上半期的德國社會與英、法等國相比，資本主義尚欠發達，資產階級力量較弱。因此，自由主義並非體現為正在上升的經濟資產階級的運動，打頭陣的不是經濟資產階級，而是一群思想意識方面資產階級化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即文化資產階級。其二，與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不同，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由於力量軟弱，希望藉助於國家力量實現自由主義的目標。在他們眼裡，國家「有自我糾錯的能力，是現代性、進步和自由的代理人」。對國家政權的這種特殊認識使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在日後表現出對國家政權的高度信任和依賴，也使他們的自由主義僅僅停留于思想、理論和原則上，缺少危及現存國家和秩序的實際行動。正因為如此，德國自由主義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論及「自由」時將它劃歸理念和Sollen（應該）的範疇，表現出極大的溫和性和軟弱性。所以，當普魯士政府施加壓力時，這位哲學大師沒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而是選擇了緘默。這種溫和性和軟弱性，使德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各種事關國家前途的重大政治決定方面不可能有決定性影響力。

  德國的自由主義還表現為一種對國家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法制和憲法國家的努力和運動。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總是用自由主義的眼光來審視現行制度並提出批評，這必然與1815年建立起來的維也納反動政治體系發生尖銳矛盾，導致自由主義者與堅持維護現狀的各邦封建專制勢力之間的鬥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如蒂賓根大學（Universitt Tübingen）教授、法學家羅伯特·馮·莫爾等人，通過國家法講座鼓吹憲法自由主義，宣傳「法制國家」（Rechtstaat）的概念，主張用自由主義的法制國家取代專制主義的強權國家（Machtstaat） ，甚至為此丟掉了在大學的職位。1834年開始出版的羅泰克和韋爾克等人反映自由主義國家政治觀點和法律觀點的著作在資產階級自由派中得到廣泛傳播。此後，自由主義思潮逐漸從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擴大到了整個中小資產階級社會階層，成為一種運動。1832年的漢巴赫大會、1837年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等，都是自由主義運動在德國廣泛發展的體現。而赫爾曼·舒爾策德里奇在19世紀中期發起的合作社運動（Genossenschaftsbewegung）則從社會層面反映了追求社會平等的社會自由主義運動。1847年，他建立了第一個針對木匠和鞋匠的「原料聯合會」（Rohst of fassoziation） ，1850年又建立了「預先支付聯合會」（Vorschussverein）。同年，在薩克森小城艾倫（Eilen） ，手工業者和工人們創辦了德國第一個真正的消費合作社「生活資料聯合會」（Lebensmittelassoziation）。

  德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和運動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於它的軟弱性和對國家政權的嚴重依賴性。這種軟弱性和依賴性使得德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與封建勢力鬥爭的過程中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

  請記住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在德國，民族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伴而行的另一股社會思潮。德意志民族意識的真正覺醒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法蘭西民族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包括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內的德意志各邦在對法戰爭中的失敗，使許多德國人意識到，民族統一對一個國家的強大和一個民族的生存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催生德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政治根源」，反對拿破崙統治的解放戰爭時期也成了「德國民族主義運動誕生的年代」。但是，1815年建立起來的德意志邦聯實際上是由30多個主權邦組成的鬆散國際聯盟，德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人們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願望並沒有得到實現。這種政治上的分裂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因此繼續打出了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大旗，形成了廣泛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

  與自由主義一樣，德國的民族主義也首先表現為一批資產階級化的、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運動。一些著名學者，如赫爾德爾、費希特、阿恩特等，都是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潮的積極推動者。這股由知識分子鼓動的民族主義思潮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形成了一種與其身份相一致的文化民族主義（kultureller Nationalismus）。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思潮在古典浪漫主義文學中得到最集中的體現。浪漫主義強調從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經歷的重要性，強調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一個民族未來的發展道路。因此當德意志各邦在法國軍隊的鐵蹄面前潰敗，法軍橫行於德意志大地時，德意志文人們開始從過往的歷史中去尋找民族的慰藉，德國文壇出現了浪漫主義的潮流。人們沉湎於中世紀德意志的輝煌歷史，不僅將曾經雄霸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當作光榮的歷史象徵，而且還看成德國的偉大未來的預兆。在這一思潮推動下，德國文壇推出了一大批充分反映德意志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

  文化領域的民族主義思潮還體現在哲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等領域中。在哲學領域，黑格爾以歷史哲學為名，把德國的民族主義哲理化，強調歷史是國家的歷史，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德意志民族必須重新組織成一個國家，建立起君主統一領導下的國家政權力量。在歷史學領域，著名史學家蘭克從歷史角度出發，提出要強化德意志民族自己的語言、風俗、內在一致性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期望。在經濟學領域，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則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經濟學的民族體系：國際貿易、貿易政策與德意志關稅同盟》（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konomie.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die Handelspolitikundderdeutsche Zollverein） ，明確提出了建立統一的德意志關稅和經濟區，保護民族利益的經濟民族主義（wirtschaftlicher Nationalismus）主張。

  民族主義思潮還外化為一種政治運動。1815年以後，人們開始採取各種實際性活動來推進民族統一進程。全德性的大學生協會的出現、漢巴赫大會的舉行等，都深深地打上了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思潮的烙印。前文提及的各種全德性的民族主義社團的成立則表明，文化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已經向民族主義政治運動轉變。1848年法蘭克福全德國民議會則成了德國人爭取民族統一的象徵，是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想的最大膽實踐。因此，儘管在19世紀中期以前德意志民族統一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股強大的思潮、一種運動，已經使德國各邦統治階級中一些有識之士大受觸動，從而為日後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19世紀中期以前的德國，除了要求改變現狀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外，還有一股被人們所忽視的要求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思潮。它之所以受到忽視，主要原因在於其不太醒目或缺乏新鮮色彩，因為在歷史研究中，人們通常只關心一些激烈的、對社會變化有較大作用力的思想和運動，對於那些扮演保持社會相對穩定角色的思想和力量似乎不太注意。

  保守主義是以自由主義對立面出現的。法國大革命使德國社會原有的各種傳統和原則受到極大衝擊，仍然抱著舊傳統和社會秩序不放的各種勢力必然會對此做出回應，由此形成了保守主義的思想和政治運動。這是德國保守主義思潮泛起的根本動因。保守主義認為，1789年革命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軍事獨裁和混亂。因此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危險。有鑑於此，保守主義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原則：傳統、秩序和穩定。

  根據保守主義的觀點，沒有自由，只有秩序。只有保持秩序，才能防止混亂。因此，秩序才是真正的自由。要保持秩序，必然離不開穩定。要保持秩序和穩定，就必須樹立權威，而不是根據多數人的意志行事，因為多數意見往往會處於一種搖擺不定的狀態，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所以，「權威而不是多數」成了保守主義者的戰鬥口號。權威必須統一，不能分享，否則會造成社會各種因素的衝突。於是君主的權威就成了必然性的選擇。君主的權威是通過正統主義原則（通過出身和世襲）來確立的。同時，君主的權威還要藉助於神學理論，即「君權神授」論。因此宗教就必不可少，「王冠和聖壇聯合」的狀況也就不足為奇。正是針對這種狀況，著名詩人海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天堂出現造反，地上就不會太平」。由此可見，19世紀上半期保守主義的邏輯思想體系可以概括起來表達為：在宗教基礎上確立起君權神授原則，根據君權神授原則建立起正統主義的君主制權威，在君主制權威下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

  作為保守主義思想核心的傳統、秩序和穩定，也是1815年以後梅特涅在德意志邦聯內部所推行的各種政策的出發點。《卡爾斯巴德決議》以及以正統主義自居的神聖同盟的各項舉措，無不以維持既有秩序，防止改變現狀為其根本宗旨。

  德國的保守主義思想最初出現於普魯士改革運動中。19世紀初的普魯士改革運動是要在最大限度保存現有社會秩序的前提下，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資本主義，但是這仍免不了會損害傳統貴族的某些利益。於是，一些貴族起而反對政府的改革政策，特別是農業改革政策。1810年底開始，以馬爾維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1777—1837）為代表的貴族首先發出了反對的聲音。他們認為，將農民從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並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農民擺脫貴族的控制會使國家增添更多的管理官員，農民走出莊園也會使人際關係更趨疏遠。更重要的是，農奴制改革意味著摧毀貴族階級，而沒有貴族階級，僅靠君主是「管不住大眾的」。馬爾維茨還反對1812年3月11日給予猶太人平等權利的「關於猶太人公民待遇的敕令」（Ediktüber diebürgerlichen Verhltnisse der Juden） ，認為猶太人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義和貪財的體現」。

  在保守主義思潮中，浪漫的保守主義（romantischer Konservativismus）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有亞當·米勒（Müller，Adam，1779—1829）、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等人。1807年，亞當·米勒曾在德勒斯登的薩克森宮廷作「治國之術之要素」（Elemente der Staatskunst）演講，並於1809年以書的形式出版。他反對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市場和競爭，反對農村經濟的商品化，鼓吹財產應該是感情的、個性的東西，是「延伸的肢體」。在他看來，「中世紀時期的國家、等級社會和宗教的統一」才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一切改革和進步都是背離理想的，一切新事物都是不可接受的。出於這種看法，亞當·米勒等在政治上一直站在力主改革的普魯士哈登貝格政府的對立面，堅持主張建立「一種基督教的、等級的秩序」。

  出身瑞士伯爾尼的卡爾·路德維希·馮·哈勒爾是保守主義的另一著名理論家。他主要從非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的立場出發，針對現代的社會契約（Gesellschaftsvertrag）和人民主權理論，提出了建立基於宗教之上的等級世襲國家的觀點。他認為，國家是擁有地產的各家庭的組合，權力是與財產相對應的，所有的公共權力都基於財產、個人權利和契約之上。君主是最大的財產所有者，因此他是當然的國家主宰，國家是他的「世襲領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對任何人負責。然而，如今他的權力卻受到契約、權利、財產和自治等因素的限制。就此而言，諸如稅收、兵役義務和義務教育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與臣民之間的關係都是「無恥的」。

  保守主義者在反對自由主義的同時，也反對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要建立統一的現代德意志民族國家，就必然要反對傳統的東西，反對正統主義，反對歷史上形成的分裂的諸侯邦國和君主，要求改變現狀，危及現存秩序。因此，民族主義在保守主義者的眼中同樣是一種革命思潮，民族主義者就是革命者，是保守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直到俾斯麥時期，普魯士保守派著名人物恩斯特·路德維希·馮·蓋拉赫等人還稱民族主義就是「搶劫王冠和民族騙局」。普魯士的保守派還反對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政策，認為它有悖於正統主義原則。

  由此可見，保守主義代表的是傳統貴族階級的立場，維護的是貴族的特權地位、既得利益和既有社會秩序，總是反對一切新的東西，懷念舊的事物。但是，加入保守主義陣營的並非只有貴族等既得利益者。諸如農民和手工業者等一些舊的社會階層，由於現代化進程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衝擊，在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陷入困境，也時常懷念傳統的社會秩序。結果，他們也成為保守主義思想的擁護者。因此，保守主義思想在德國同樣擁有較大的市場。

  上述三股思潮及其傾向對日後德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於自由主義思潮的溫和、保守特性以及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與西歐的英、法等國相比較，德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更強烈地表現出國家「自上而下」地進行引導的特徵。19世紀上半期的資產階級改革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推出的各項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等，都充分地體現了國家政權在發展資本主義過程中的作用；思想文化領域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則為19世紀中期以後的德意志統一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渴望穩定、秩序的保守主義思潮的涌動則反映了德國傳統保守勢力的強大和頑固性，這種強大而頑固的保守主義思潮是德國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發展長期滯後、傳統統治階級長期把持國家政權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思想、文化領域的新趨勢

  思想文化是一定時期政治和經濟發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在革命時期的德國，因應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思想和文化領域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發展趨勢。政治上的反動滯後和經濟上的發展進步都對這一時期德國的思想文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哲學與史學

  1.古典哲學的終結；唯意志論哲學的出現

  德國古典哲學到哲學大師黑格爾時發展到了頂峰。黑格爾出生於斯圖加特，1788年進入蒂賓根大學學習神學。1801年他來到其好友、著名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所在的耶拿大學，在那裡第一次發表論文《費希特與謝林哲學體系的差異》（Unterschied der Philosophischen Systeme Fichtes und Schellings）。1805年在歌德和謝林的推薦下，被聘為耶拿大學的編外教授。1816年獲得海德爾堡大學（Universitt Heidelberg）哲學教授職位。1818年應普魯士文化大臣阿爾滕施泰因男爵（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 Altenstein，1770—1840）的邀請，到柏林大學任教，1829年出任柏林大學校長，1831年因病去世。

  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歐洲哲學史上最龐大的唯心主義（Idealismus）哲學體系，全面、系統地闡明了辯證法（Dialektik）。1807年，他發表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現象學》（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闡述了他的哲學體系的基本輪廓。它將人類意識的發展劃分為意識、自我意識、理性（主觀精神）、精神（客觀精神）、絕對精神等五個階段。1812年—1816年，他又發表三卷本《邏輯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 ，即《大邏輯》，在客觀唯心主義的前提下，以辯證法為主線，把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結合在一起，表達了主客統一體自我展現的整體過程，標誌著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的形成。其龐大、嚴謹的辯證法體系在日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Marxistische Philosophie）中被加以改造和利用，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合理內核。1817年出版的《哲學全書》（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其中包括《小邏輯》（Wissenschaft der Logik）、《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和《精神哲學》（Philosophie des Geistes） ，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哲學體系。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則集中闡明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黑格爾去世後，他的學生相繼整理出版了他的《哲學史講演錄》（Vorlesungenüber die Geschichteder Philosophie）、《歷史哲學》（Vorlesungen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和《美學講演錄》（Vorlesungenüber dies the tik）等著作。

  黑格爾哲學的基本出發點是唯心主義的思維和存在同一論，精神運動的辯證法及其發展過程的正反合三段式，認為思維和存在統一於絕對精神，絕對精神是萬事萬物的本原和基礎，它的辯證發展經歷了邏輯、自然、精神三個階段。他的哲學就是對三個階段的描述，相應地由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個部分構成。根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從精神中派生出來的。絕對理念由於自身的發展而外化為自然界，又通過進一步發展克服了外化，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後在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絕對精神中認識了自身。恩格斯高度肯定了黑格爾哲學：「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達到了頂峰，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於不斷運動、變化、轉化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

  19世紀20年代，黑格爾哲學已經完全主導了德國哲學界。但是，黑格爾哲學本身包含著方法與體系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使各種政治勢力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來解讀黑格爾哲學。黑格爾學派因此出現了分裂。主張在現行制度下進行改革的保守派，拋棄了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只抓住其唯心主義部分，為現存國家辯護，形成了老黑格爾派（Althegelianer）。在政治上公開反對封建專制制度、要求變革的激進派則利用黑格爾哲學中的革命因素，批判宗教神學和專制制度，組成了黑格爾學派的左翼，即青年黑格爾派。

  費爾巴哈曾經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傑出代表。他1804年出生於紐倫堡附近的賴興貝格（Rechenberg） ，著有《論哲學和基督教》（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1839）、《黑格爾哲學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1839）等，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對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進行了尖銳批評，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者。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論，認為思維和存在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物質世界客觀存在於人的意識之外，人的認識和思維是客觀世界在頭腦里的反映。物質世界在原則上是可以認識的，人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他也批判了黑格爾的思維和存在同一說，認為黑格爾把精神、思維看成脫離人腦而獨立自在的東西，把自然和人都說成是精神、思維的產物，顛倒了思維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關係。他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是靈魂與肉體的統一；人是認識的主體，主體和客體通過感覺達到統一。費爾巴哈由此創立了人本學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但是，費爾巴哈在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同時，連同其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也拋棄了。

  19世紀中期前後，自然科學和技術進步迅速，物質生產不斷發展，社會分化加劇。所有這些變化引發了德國哲學界新的思考。原先由唯心主義主導的德國哲學界開始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出現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形成了辯證、歷史的唯物主義，揭示了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決定的社會規律，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為代表的新哲學流派則致力於對傳統的思辯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進行批判，把人類衝動的意志作為認識和解釋世界的出發點，形成了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us）的哲學。

  阿圖爾·叔本華生於但澤（Danzig） ，1809年進入哥廷根大學學習醫學，但其興趣在於哲學，因而在1811年進入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受教於費希特。但他很快就對費希特的哲學失去了興趣，稱之為「蒙昧主義、難以理解和極其無法置信」。1819年，他出版第一部重要著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但是發表後無人問津。1820年他開始在柏林大學舉辦哲學講座，但其思想始終無法得到學生的認同。1831年柏林發生霍亂，他與堅持留守在柏林的黑格爾不同，去了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並最終定居於此。此後他在長期的孤寂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論自然中的意志》（ü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1836）、《論意志的自由》（über die Freiheit des menschenlichen Willens，1839）、《論道德的基礎》（über das Fundament der Moral，1840）、《附錄與補遺》（Parerga und Paralipomena，1851）等。

  叔本華哲學是一種唯意志的哲學，它拋棄了古典哲學的思辯傳統，力圖從非理性方面尋求新的出路。它把意志當作世界的本原和發展動力。意志獨立於時間、空間，所有的理性、知識都從屬於它。意志的要義在於求生存，謀求生存是自然物的基本特徵。人生也是意志，即生命意志（Wille zum Leben） ，它為欲望所困擾，由於欲望得不到滿足，生命意志的本質就是痛苦。生命意志論因此帶有浪漫主義的悲觀主義色彩，認為意志的支配最終只能導致虛無和痛苦。

  叔本華的著作在1850年以前一直無人問津。儘管如此，他卻執著於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1851年，為《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寫的《附錄和補遺》發表後引起巨大反響，年逾花甲的叔本華終於贏得了該有的聲望。他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和唯意志論一時大行其道，《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1891年為止再版了18次。雖然哲學領域並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叔本華學派」，但他影響了一大批現時乃至日後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因此在思想史領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成了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早期歐洲文化界的寵兒。

  2.史學的驕人成就

  19世紀是西方歷史學繁榮發展的世紀，它的中心就在德國。在19世紀的前七十年中，德國史學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其間，如果說尼布爾（Niebuhr，Barthold Georg，1776—1831）通過採用新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把歷史學研究引入了科學的殿堂，那麼利奧波德·馮·蘭克則把德國史學送上了巔峰，並且在特奧多爾·莫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等人的努力下持續輝煌。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則是歷史研究關照現實、與現實需要結合的典範，它以史學為武器，在思想文化領域為德國的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

  歷史學作為一門規範、嚴格的科學，形成於19世紀初。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史學一度盛行。它反對啟蒙運動對中世紀傳統的否定，把歷史看成有機、發展和連續的過程，認為人具有歷史性，這種歷史性存在於由過去形成的傳統和意識之中，歷史不應通過哲學的或者形上學的構建來加以解釋，而只能是對單個時代和事件的理解，從而確立了歷史主義（Historismus）的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浪漫主義史學把歷史看成藝術，在研究中追求詩的意境，放縱想像，輕視史料的作用，缺乏科學和嚴謹的態度。尼布爾的功績則在於糾正了這種傾向。

  尼布爾出生於哥本哈根，曾在基爾大學學習和工作，1806年到柏林，服務於普魯士政府。1810年開始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學講授羅馬史，受到熱烈歡迎。其代表性著作是三卷本《羅馬史》（Rmische Geschichte，1811/1832，第一、二卷分別在1811年和1812年出版）。尼布爾在進行歷史研究時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強調從過去了解現在，以史為鑑。他撰寫羅馬史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探察羅馬強盛的原因，從羅馬衰亡中感受當時普魯士國家的危難，從而為普魯士的新生做好思想準備。二是強調歷史研究的批判性考證原則和方法，堅持使用第一手資料。他主張對史料進行批判性考證，確定其可信度，進而達到重建歷史的目的。尼布爾的這種研究方法大大推進了歷史研究的科學化，使歷史學科擺脫了對於哲學、語言學、法學和政治學的從屬地位，進而「提高為一門有尊嚴的獨立學科」，從而表明「歷史學家在現代社會是可以生存的」。

  繼尼布爾之後的蘭克是客觀主義史學的鼻祖，也是19世紀西方最傑出的史學大師。他1795年出生於維厄（Wiehe） ，早年在萊比錫大學（Universitt Leipzig）學習神學和語言學，1825年獲得柏林大學編外教授職位，1834年獲得正式教授之職，1841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為普魯士國家史官。他一生著作極其豐富，1871年到1890年間出版的《蘭克全集》多達54卷，相關研究集中於政治史領域。他在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前的主要著作有《羅曼和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1494bis1514，1824）、《教皇史》（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en vier Jahrhunderten，1834—1836）、《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der Reformation，1839—1847）等。

  蘭克的史學成就不僅在於他浩繁的史學著述，更在於其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形成的客觀主義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蘭克的治史原則是提倡「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認為歷史學家在進行歷史研究時要儘可能不帶任何主觀色彩，要用不偏不倚的文字再現過去發生的事情。他在相關著述中也試圖身體力行，踐行這樣的原則。在治史方法上，蘭克主張充分利用檔案資料，與此同時，通過批判性考證，區分原始資料、間接資料和派生資料，並對撰述者的身世、性格特徵和心理動機等進行研究，以此確認史料的真偽。這種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相結合的方法推動了史料考證的深入，為西方史學的科學化奠定了基礎。

  蘭克對史學發展的重要貢獻還在於，他創辦了歷史研討班（Seminar）模式，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歷史學研究人才，形成了以格奧爾格·魏茨（Georg Waitz，1813—1886）和威廉·馮·吉澤布萊希特（Wilhelmvon Giesebrecht，1814—1889）等為代表的「蘭克學派」（Rankische Schule）。蘭克的治史原則和方法還影響了一批英、美史學家，英國天主教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1834—1902）和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1838—1918）等皆在其列。

  蘭克強調治史的客觀原則，但並不抹殺歷史學的現實意義。他深信歷史可以資鑒生活的古老教育原則。他認為，任何政治家都必須認識到，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個性，因此，「沒有很好的歷史知識，就根本談不上政治」。他雖然秉持客觀主義的治史原則，但他在政治立場上明顯與普魯士統治者的利益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命運站在一起。他是一位「普魯士君主制度的忠實僕人」，也熱愛他的「德意志祖國」，相信普魯士有能力實現德意志國家的統一，甚至鼓吹建立與法蘭西民族迥異的「真正德意志國家」。

  特奧多爾·莫姆森是繼蘭克之後的又一位德國史界巨擘。莫姆森出生於什勒斯維希的加丁（Garding） ，曾赴義大利進行古羅馬法律的考證，1847年起先後在萊比錫大學、蘇黎世大學（Universitt Zürich）、布雷斯勞大學、柏林大學任教。他還積極參加1848年革命，曾任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議會的議員。他在史學領域的最大成就是1854年開始出版的五卷本《羅馬史》（Rmische Geschichte，1854年—1856年推出了前3卷） ，它全面概括了羅馬共和國的歷史。該著作的特點是，資料翔實，無懈可擊，文采活潑，情感豐富飽滿。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無人能在羅馬史研究領域望其項背。莫姆森的其他重要著作還有《羅馬貨幣史》（Geschichte des rmischen Münzenwesens，1860）、《羅馬編年史》（Diermische Chronologie bis auf Caesar，1858）、《羅馬公法》（Rmisches Staatsrecht，1860）等。

  這一時期德國史學研究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強調歷史學的現實關懷，其中以「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最為典型。這一學派的歷史學家同時也都是政治家。

  達爾曼（Dahlmann，1785—1860）是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的精神鼻祖。他出生於漢薩城市維斯馬，早年就讀於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t Kopenhagen） ，1812年以後在哥本哈根、基爾、哥廷根、波恩等大學任教。作為「哥廷根七君子」成員和1848年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帝國憲法的起草者之一，他的整個學術生涯充滿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激情，是一位集學者和政治家於一身的人物。他主張學術要與政治相結合，因此其歷史研究也帶有明顯的現實關懷色彩。他將目光集聚於從歷史中尋找自由和民族振興的良方，大力鼓吹建立統一、集權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主要著作有《德意志史源學》（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1830）、《丹麥史》（Geschichte von Dnemark，1843）、《英國革命史》（Geschichtederenglischen Revolution，1844）、《法國革命史》（Geschichteder franzsischen Revolutionbis auf die Stiftungder Republik，1845）等。

  聚貝爾（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是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的首要代表。這位出生於杜塞道夫的歷史學家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散發出濃烈的政治氣味。聚貝爾曾是蘭克最傑出的學生，但由於其治史態度與蘭克的主張相悖，最終導致與蘭克決裂。他認為歷史是政治的工具，主張歷史研究要為現實服務，為普魯士統一德國提供歷史依據。其主要著作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von1789bis1800，5 Bnde，1853 /1870）、《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國》（Die deutsche Nation unddas Kaiserreich，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Abh and lung，1862）等。有史家在評論聚貝爾時指出：「在聚貝爾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位歷史學家，他將一切置於自己的理想之下，在他那裡，過去的一切事件都成了他證明霍亨索倫家族各種制度的優越性和民族自由主義政策的正當性的託詞。」1859年，聚貝爾創辦了著名的《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 ，該雜誌後來成為西方最重要的史學雜誌之一。

  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的另外一名主將是德羅伊森（Droysen，1808—1884）。德羅伊森出生於里加河畔特萊普托夫（Treptow an der Rega，今波蘭境內） ，年輕時就讀於柏林大學，1833年起先後任教於柏林大學、基爾大學、耶拿大學，主要著作有《亞歷山大大帝傳》（Alexanderder Groe，1833）、《解放戰爭講義》（Vorlesungenüber die Freiheitskriege，1846）、《史學概論》（Grundriss der Historik，1868）等。在《史學概論》中，他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史學觀點，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根據現實的需要去了解和解釋歷史。多卷本《普魯士政治史》是德羅伊森的扛鼎之作。在該著作中，他將普魯士王國的起源和發展解釋為德意志民族發展的內在必然性的顯現，認為布蘭登堡-普魯士的歷史「職責」就是要「實現德意志的民族統一」。

  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是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中的後來者，也是這一學派中最富有戰鬥激情的成員。他1834年出生於德勒斯登，曾在波恩、萊比錫、蒂賓根和弗賴堡等大學學習歷史和國民經濟，1863年以後先後任教於弗賴堡、基爾、海德爾堡和柏林大學。他也強調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認為客觀主義史學觀缺乏血性。在他的眼中，「領導德國走向統一」是普魯士的不二選擇。

  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關注政治現實，將歷史研究服務於社會需要的理念，從根本上說符合歷史科學的目的，是歷史學的現實功能的體現。但是，該學派在貫徹這一理念的過程中，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無視歷史科學的客觀性，為了迎合現實需要而罔顧史實，把歷史當作達到政治目的的御用工具，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二）晚期浪漫主義；畢德麥耶爾派；現實主義的開端

  1.晚期浪漫主義文學

  在德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1815年到1848年革命期間屬於晚期浪漫主義階段。晚期浪漫主義的中心在柏林、維也納、紐倫堡、海德爾堡等地，主要特徵是突出人的心理的陰暗面，日益傾向於宗教，與啟蒙運動完全決裂，渴望舊的專制統治秩序等。代表人物有恩斯特·特奧多爾·阿瑪迪烏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 madeus Hoffmann，1776—1822）、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克萊門斯·布倫塔諾（Clems Brentano，1778—1842）、阿希姆·馮·阿尼姆（Achimvon Arnim，1781—1831）等人，創作題材主要集中於民間和藝術童話、長篇和中篇小說、抒情詩。在這一時期，包括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1792—1850）、路德維希·烏蘭德（Ludwig Uhland，1787—1862）等在內的一批浪漫派（Romantik）醉心於施陶芬王朝（Staufische Dynastie）時期的歷史和文化，並將其作為自己的主要創作對象，因而又以該王朝發跡的施瓦本地區為名，稱為施瓦本浪漫派（Schwbische Romantik）。

  E.T.A.霍夫曼出生於柯尼斯堡，是最有影響力的晚期浪漫派作家，在繪畫、音樂等方面也富有成就。他一生創作甚豐，代表作有《金罐》（Der Goldene Topf，1814）、《魔鬼的長生仙丹》（Die Elixiere des Teufels，1815/1816）、《塞拉皮翁兄弟》（Die Serapionsbrüder，1819—1821）等。童話《金罐》是其最成功的作品，講述了一位年輕大學生憑藉純真的「信仰、愛情和希望」，與心愛的姑娘走到一起，找到詩境生活的故事，表明了作者對資產階級的庸俗現實追求的厭惡。

  艾辛多夫出身於上西里西亞的拉蒂博爾（Ratibor）附近一個沒落貴族家庭，是德國人心目中最出色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其著名小說《一個廢物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nichts，1826）描寫了一位不滿卻又無力改變周圍環境、孤芳自賞、飽食終日、到處漫遊的「廢物」主人公形象，是作者這類沒落貴族面對新舊交替時代的社會心態的真實表達。作為浪漫主義詩人，艾辛多夫的詩體現著一種對自然的渴望、田園生活的嚮往和理想主義追求，其中諸如《渴望》（Sehnsucht，1834）、《月夜》（Mondnacht，1837）等意境優美，清麗可人，都是誦吟不衰的絕世名作。

  路德維希·烏蘭德出生於符滕堡的蒂賓根，是一位學者和政治家，曾任蒂賓根大學教授和符滕堡邦議會的議員，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施瓦本浪漫派的主要代表。其詩歌題材主要來源於古代傳說和神話，代表作品有抒情詩《春天的信念》（Frühlingsglaube，1812）、《女店主之女》（Der Wirtin Tchterlein，1808）、敘事詩《歌手的詛咒》（Das Sngers Fluch，1814）等。其作品或者在通過描寫優美的自然風光，在淡淡的感傷中透出對未來的希望，或者以神話形式來譴責統治者的殘暴，表達對現實的不滿。

  其他一些浪漫派作家也留下了豐富的作品。威廉·豪夫是施瓦本浪漫派的藝術童話詩人，代表性作品有《仙鶴哈里發》（Kalif Storch）、《小莫克》（Der kleine Muck）、《侏儒鼻》（Zwerg Nase）、和《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等。古斯塔夫·施瓦布的主要作品有《古典時代的美麗傳說》（Dieschnsten 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1838—1840）、《德國民間故事書》（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36）等。克萊門斯·布倫塔諾的代表作品有《勇敢的卡斯帕爾和美麗的安耐爾的故事》（Geschichte vom braven Kaspelund dem schnen Annel，1817）。阿希姆·馮·阿尼姆在這一時期的作品則有長篇小說《王冠守護者》（Die Kronenwchter，1817）等。

  在德國晚期浪漫主義文學中，著名詩人海因里希·海涅占有特殊的地位。海涅出生於杜塞道夫，是德國浪漫主義文壇的「最後一位詩人」，「浪漫主義之子」，其早期創作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他又是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過渡時期的一位詩人，大量作品中蘊含著現實主義的洪濤。就此而言，他又是浪漫主義的最強有力的敵人。作為浪漫主義作家，海涅的最大成就在於把日常語言抒情詩化，賦予「遊記」以藝術形式，使德國文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時尚和輕盈，他也因此成為最受世界歡迎的德國詩人之一。

  海涅的詩歌創作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早期抒情詩時期，代表作是《詩歌集》（Buch der Lieder，1827）。他的早期抒情詩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內容大多抒寫自己的經歷、感受、憧憬，但沒有其他浪漫派詩人那種濃烈的思古幽情。第二階段的代表作為《新詩集》（Neue Gedichte，1844） ，其中包括為人熟知的《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Deutschland.Ein Wintermrchen）。在這一時期，他研究了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的空想社會主義（utopischer Sozialismus）學說，又受馬克思的影響，在創作上開始把政治觀點和美學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出現了向批判現實主義（Kritischer Realismus）的轉變，作品體現出戰鬥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描寫了作者1843年從巴黎返回德國的觀感，揭露和諷刺了德意志的封建割據、市民的庸俗、普魯士的專橫，表達了渴望革命的心情，是海涅詩歌創作的頂峰。1848年以後，海涅健康狀況惡化，但仍創作了大量作品，第三部詩集《羅曼采羅》（Romanzero，1851）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這一時期的作品既表達了對生活的渴望，也顯示出死亡威脅下的憂鬱悲觀，但是諷刺的鋒芒和細膩的抒情並沒有消失。有人在論及海涅及其作品的思想性時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他是「人類解放戰爭的一名戰士」，是「歌德的最重要的德國後繼者」。

  海涅還寫過一些影響深遠的論文，其中包括《論浪漫派》（Dieromantische Schule，1833）和《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in Deutschland，1834）。《論浪漫派》認為，德國浪漫派懷念中世紀，逃避現實，希圖恢復中世紀的宗教精神，與時代精神不符，是病態的、不健康的；但是浪漫派的作品語言優美，在搜集民歌、翻譯世界名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則從宗教、哲學的角度向法國人介紹了德國的文化。它考察了宗教的演變過程，認為馬丁·路德以來德國宗教和哲學的發展是德國社會革命的準備，中世紀以來的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是一部理性、自由、民主與宗教、愚昧、專制進行鬥爭並取得勝利的歷史。它還論述了康德哲學的劃時代意義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展狀況。上述相關論著成為學界研究德國浪漫派以及近代以來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的必讀之作。

  2.浪漫主義音樂和繪畫

  浪漫主義還波及音樂領域。19世紀20年代以後，開始於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浪漫主義音樂風格進一步發展成為整個19世紀的主流音樂風格。正如浪漫主義文學和古典文學之間有著巨大差別一樣，浪漫主義音樂與傳統的古典音樂之間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它更突出情感，對於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更多地通過個人的主觀感受表現出來。因此，抒情、自我、心理刻劃等成了浪漫主義音樂的主要特徵。基於這些特徵，浪漫主義音樂在表現方面更講究音響的豐滿、和諧和舒適，突出旋律的歌唱性、抒情性和不規則性，因此能夠表現出豐富多樣的情感。

  浪漫主義音樂在德國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早期浪漫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是弗蘭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和卡爾·瑪麗亞·馮·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舒伯特出生於維也納近郊，他一生短暫，卻創作了600多首歌曲，獲得了「歌曲之王」的美譽。他表現了浪漫主義藝術家對詩歌的嚮往，善於以自然完美的音樂向人們呈遞詩的意境，其作品通常是歌詞與音樂、人聲與伴奏的理想統一。在他的筆下，歌德、席勒、海涅、米勒、施萊格爾等人的詩作都變成了意境優美的音樂。其代表作有歌曲套曲《美麗的磨坊女》（Die schne Müllerin，1823）、《冬之旅》（Winterreise，1827）和歌曲《鱒魚》（Die Forelle，1816/1817）等。韋伯出生於歐丁（Eutin） ，是一位富有才華的作曲家、音樂指揮家。他的音樂成就主要集中在歌劇創作上，代表性作品有《自由射手》（Freischütz，1821）、《奧伯龍》（Oberon，1826）等，其中《自由射手》是第一部浪漫主義歌劇。

  中期浪漫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弗蘭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理察·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約翰內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ms，1833—1897）等人。

  羅伯特·舒曼出生於茨維考，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的音樂家。他喜愛霍夫曼和雅恩·保羅（Jean Paul，1763—1825）等富於幻想的詩人和作家，把詩人的激情與幻想氣質帶入了音樂。其主要成就在鋼琴音樂領域，代表作有《狂歡節》（Carnaval，1833，1834/35）、《大衛同盟者舞曲》（Davidsbündlertnze，1837）等，歌曲代表作有《詩人之戀》（Dichterliebe，1840）、《婦女之戀》（Frauenliebe und-leben，1840）等。

  弗蘭茨·李斯特出生於距奧地利邊境不遠的匈牙利小鎮賴丁（Raiding） ，是19世紀歐洲最著名的鋼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曾在1848年—1861年間任魏瑪宮廷樂隊指揮與音樂總監。他首創了交響詩（Sinfonische Dichtung）的音樂體裁，代表作有《愛之夢》（Liebestrume，1850）、4首《梅菲斯托圓舞曲》（Mephisto Walzer，1860，1881，1883，1885）、《匈牙利狂想曲》（Ungarische Rhapsodien，ab1851）、《匈奴戰役》（Hunnenschlacht，1857）等。

  理察·華格納生於萊比錫，曾任薩克森國王的宮廷樂隊指揮，一度因參加1848年革命而遭通緝，流亡瑞士。1864年以後，因為受到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資助而事業大起。華格納是19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力的浪漫主義作曲家之一，其最大貢獻在於創立了一種將戲劇、詩歌、音樂高度融合的新型歌劇——音樂劇，體現了浪漫主義綜合藝術的最高理想，因此被稱為「歌劇之王」。在德意志帝國時期，華格納的音樂事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19世紀中期前後，德國的繪畫領域基本上處於浪漫主義風格支配之下。這種浪漫主義藝術風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逃避現實，創作者的目光通常轉向遠離塵世的自然風光；二是眷戀過去，作品流露出對中世紀生活的戀戀不捨。與這兩種取向相對應，德國繪畫領域出現了兩大流派。

  一是以卡斯帕爾·達維德·弗里德里希（Kar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和菲利普·奧托·倫格（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 ）為代表的北德浪漫主義畫派（Norddeutsche Romantik）。這一畫派把大自然與藝術家的幻想融合在一起，肯定人的主觀生活，賦予風景畫創作以一種深邃的意境，試圖通過對人的主觀世界的表達來探索藝術的理想精神。

  卡斯帕爾·達維德·弗里德里希出生于波莫瑞的格萊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 ，曾經就學于格萊夫斯瓦爾德大學（Universitt Greifswald）和丹麥王家藝術學院（Kniglich Dnische Kunstakademie） ，是19世紀上半期德國最著名的浪漫派畫家。主要代表作有《海邊的修道士》（Der Mnch ammeer，1809/1810）、《孤寂之樹》（Der einsame Baum，1822）、《山中的十字架》（Kreuzim Gebirge，1822）、《窗口眺望的女人》（Frau am Fenster，1822）、《冰海》（Das Eismeer，1823/24）、《雪中墓地》（Friedh of im Schnee，1826）等。其繪畫風格細膩，意境深遠、悲愴，人物畫通常以剪影出現，很少出現臉部表情。墓地、十字架、教堂廢墟、寒冬、孤寂等，是其作品經常表現的主題。其作品使人感悟到深深的孤獨、傷感與渴望，甚至能平慰人們激動和憤怒的心境。他也因此而被稱人們為「風景中的悲劇的發現者」。

  菲利普·奧托·倫格出生於德國東北部的沃爾加斯特（Wolgast） ，曾在丹麥王家藝術學院學習，是德國最重要的浪漫主義畫家之一。代表作有銅版畫《日分四時》（Die Zeiten，1803）、油畫《晨》（Der Morgen，1808）、《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Die Ruhe auf der Flucht nachgypten，1806）等。與弗里德里希作品的憂鬱風格不同，倫格的作品中充滿蓬勃朝氣。油畫《晨》就以象徵早晨的裸體女神為中心，伴以歡喜可愛的小天使和躺在綠草地上可愛嬰兒，呈現出完美的宗教感受和對生活的熱愛，給人以燦爛愉悅的心境。

  另一個浪漫主義畫派是以弗里德里希·奧弗貝克（Friedrich Overbeck，1789—1869）和彼得·馮·科爾內利烏斯（Peter von Cornelius，1783—1867）為代表的「拿撒勒派」（Nazarener；Nazarener Kunst）。這一派別以陳舊的宗教題材為首選，帶有濃烈的復古傾向和中世紀神秘主義，對自然則興趣淡然。

  弗里德里希·奧弗貝克出生於呂貝克，曾在維也納造型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Wien）學習，1810年後與其他志趣相投者一道前往羅馬，住在廢棄的修道院中體悟基督教精神，並以此作為創作的思想源泉。代表作品有《基督來到耶路撒冷》（Einzug Christiin Jerosalem，1824）、反映德國和義大利友誼的《義大利婭和日耳曼尼婭》（Italia und Germania，1828）、《宗教的藝術凱旋》（Triumph der Religionin den Künsten，1840）、《聖母升天》（Himmelfahrt Mari，1857）等。奧弗貝克對宗教的虔誠由此可見一斑。他曾表白道：「藝術對我而言是一架豎琴，我非常樂意從中傾聽到讚美上帝的響亮聖歌。」

  科爾內利烏斯出生於杜塞道夫，從小受到任教於杜塞道夫造型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in Düsseldorf）的父親的藝術薰陶，曾與奧弗貝克等一道前往羅馬。科爾內利烏斯是德國壁畫領域的傑出代表，代表作品有濕壁畫《希臘諸神》（Die Gtter Griechenl and s，1830）、祭壇壁畫《末日審判》（Das Jünste Gericht，1840）等。他使「拿撒勒派」在19世紀德國壁畫領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3.畢德麥耶爾派和「三月革命前時期」文學；現實主義的開端

  19世紀中期前後，受政治上的復辟、反動、資產階級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和工業化等一系列複雜因素的影響，除浪漫主義外，德國文化領域中還出現了畢德麥耶爾派（Biedermeier）、「青年德意志蘭」和現實主義等文化思潮，形成了多種流派同台共技的局面。

  畢德麥耶爾派是指1815年到1848年復辟時期德意志邦聯範圍內的一股資產階級文化思潮。它反映了1815年以後對德意志政治現狀不滿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逃避現實，遁入田園和私人生活空間，追求和享受「現實」生活的心態。但是，由於它逃避現實政治，迷戀于田園生活、自己的小安樂窩和精神上的自我陶醉，因此也有學者稱之為「歐洲晚期浪漫主義的德意志特殊形態」。作為一股思潮，畢德麥耶爾派波及文學、音樂、繪畫甚至生活等諸多領域。

  在文學領域，畢德麥耶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約翰·內波穆克·內斯特羅伊（Johann Nepomuk Nestroy，1801—1862）、費迪南德·萊蒙德（Ferdinand Raimund，1790—1836）、弗蘭茨·格里爾帕策（Franz Grilparzer，1791—1872）和阿達爾伯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等。約翰·內波穆克·內斯特羅伊創作了80多部大眾戲劇，代表作品有《流浪者的煩躁精神狀態》（Der bse Geist Lumpazivagabundus，1833）和《幸福的心情》（Die Launen Glücks，1835） ；費迪南德·萊蒙德的代表性作品為《農民百萬富翁》（Der Bauer als Millionr，1826）和《阿爾卑斯之王與人類之敵》（Der Alpenknig und der Menschenfeind，1828） ；弗蘭茨·格里爾帕策代表作有歷史劇《奧托卡國王的幸福和死亡》（Knig Ottokars Glück und Ende，1825）和喜劇《撒謊帶來的痛苦》（Weh dem，derlügt，1838） ；阿達爾伯特·施蒂夫特的代表作有《喬木林》（Der Hochwald，1842）等。這些畢德麥耶爾派的文學作品大多帶有民眾消閒性質，表現出一種遠離政治和革命的傾向。

  在造型藝術領域，畢德麥耶爾派以世俗畫和風景畫為主，宗教和歷史等傳統題材的繪畫極其少見。其繪畫風格帶有現實主義色彩，作品類似攝影插圖。但是，由於其「現實」過於理想化，不免陷入偽現實主義。畢德麥耶爾畫派的主要代表有：路德維希·里希特（Ludwig Richter，1803—1884） ，擅長田園素材繪畫，代表作有《亞平寧的傍晚》（Abend inden Apenninen，1828）、《從田野回家》（Heimkehr von Felde，um1840）等。莫里茨·馮·施溫德（Moritzvon Schwind，1804—1871） ，創作集中於民間傳說，代表作品有《魔王》（Erlknig，1830）、《玫瑰》（Rose，1847）。卡爾·施皮茨韋格（Carl Spitzweg，1808—1885）擅長描繪德國小城市中安逸的小市民世界，代表作品有《書蟲》（Der Bücherwurm，1850）、《截獲的情書》（Der abgefangene Liebesbrief，1860）等。

  在音樂領域，畢德麥耶爾派的體現主要體現為音樂的大眾化取向，家庭音樂成為市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弗蘭茨·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797—1828）和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的音樂作品成為市民們日常生活中的最愛。此外，來自南德和奧地利農村的華爾茲舞（Waltzer）也開始成為一種大眾時尚，在維也納等城市流行開來，成為人們遠離政治、享受生活、消磨時光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