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革命時代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 一、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思潮2

  在文學領域，與持逃避、遁世態度的畢德麥耶爾文學相對的是三月革命前文學（Vormrzliteratur） ，其中以「青年德意志蘭」為代表。這類文學通常站在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對當時的反動政治狀況進行抨擊，要求改變現存社會秩序，展現了一種革命的精神。因此，三月革命前的文學作品中已經帶有現實主義的色彩。

  三月革命前文學流派的主要代表，除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外，還有：格奧爾格·畢希納（Georg Büchner，1813—1837） ，代表作品有戲劇《丹東之死》（Dantons Tod，1835）、小說《倫茨》（Lenz，1839）和喜劇《萊昂斯和萊納》（Leonce und Lena，1842）等。費迪南德·弗萊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 ，代表作品有詩集《信仰的自白》（Ein Glaubensbekenntni，1844）、詩歌《死者致生者》（Die Todten an die Lebenden，1848）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貝（Christian Dieterich Grabbe，1801—1836） ，作品集中於歷史題材，代表作有《拿破崙或百日》（Napoleon oder die hundert Tage，1831）、《赫爾曼戰役》（Die Hermannsschlacht，1838）等。

  19世紀中期以後，兩大因素影響著德國思想文化領域趨向現實主義。一是1848年革命失敗後，德國資產階級放棄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的努力，轉而追求遠離政治的「現實」生活；二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德國迅速展開後，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為積極的「現實」生活奠定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在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過程中，傳統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農民的解放、營業自由原則的實施、工廠制的形成等，使德國社會分化嚴重，各種矛盾和弊端開始顯露，人們開始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各種現實問題。由此出現了新的現實主義的文化取向。當然，在某種程度上，現實主義也是對過於強調情感和主觀感覺的浪漫主義的一種反動性回答。

  在德國，現實主義通常指1850—1890年俾斯麥下台為止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思潮，也稱資產階級現實主義（Bürgerlicher Realismus） ，它從追求「現實」生活的角度可表達為「詩性的現實主義」（Poetischer Realismus） ，從不滿現實的角度則表達為批判現實主義。這一文化思潮的主要載體是資產階級，反映的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價值觀。

  從1850年到德意志帝國建立是德國現實主義文化思潮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化思潮主要集中於以下方面：一、借用歷史題材說明現實；二、隨著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現實的社會階級狀況成為關注的中心；三、對於面臨的民族統一問題進行探討；四、在個人與社會關係問題上，更多地關注個人。這一文化思潮的理論代表是文學史家尤里安·施密特（Julian Schmidt，1818—1886）。他在《邊境信使》（Die Grenzboten）雜誌和三卷本《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1855）中明確提出：詩人要描寫現實，反對形上學的空想；同時，他們應該發現世界的美和現實中的詩性。小說也應如此，它是真實的，但又不是現實事件的仿製品。

  這一時期德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有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 Frey，1816—1895）、特奧多爾·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和威廉·拉伯（Wilhelm Raabe，1831—1910）。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的長篇小說《責任和權利》（Sollund Haben，1855）是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典範。在這部小說中，作者通過描寫小私有者如何變成資本家的發財過程，真實地反映了德國商業資本的興起狀況。弗賴塔格的主要作品還有小說《丟失的手稿》（Dieverlorene Handschrift，1864）。特奧多爾·施托姆的主要創作領域是中篇和短篇小說，代表作有描寫不幸愛情故事的《茵夢湖》（Immensee，1850）等。威廉·拉貝的代表作有小說《黑色的木戰艦》（Die schwarze Galeere，1861）和《飢餓的牧師》（Der Hungerpastor，1864）等。

  現實主義繪畫藝術實際上是藝術家們從浪漫幻想中擺脫出來，回歸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的反映。初期階段的現實主義繪畫藝術主要體現在世俗畫、風景畫和歷史畫領域。它們或反映普通市民的生活，突出民族色彩和田園風情，肯定生活，或讚美自然，或通過歷史題材引發對現實的思考。此外，對現實社會批判的需要也推動了具有諷刺功能的漫畫藝術的發展。

  早期現實主義繪畫藝術往往與畢德麥耶爾派的風格重疊交融，諸如路德維希·里希特（Ludwig Richter，1803—1884）、卡爾·施皮茨韋格（Carl Spitzweg，1808—1885）等畢德麥耶爾派畫家的作品中就已經具有濃烈的現實主義傾向。路德維希·里希特既是畢德麥耶爾繪畫風格的代表，也是現實主義繪畫風格的最早涉獵者之一，其現實主義的創作集中體現在風俗畫上，代表作品有《春天裡的婚禮隊伍》（Brautzug im Frühling，1847）、《小商販》（Kleinh and el，1864）等。卡爾·施皮茨韋格的代表作品有《貧困潦倒的詩人》（Der arme Poet，1839）、《憂鬱症患者》（Hypochonder，1865）等。此外，他在《飛葉》雜誌上創作的諷刺漫畫以各種社會陳規陋俗為嘲弄對象，也具有現實主義色彩。

  在現實主義繪畫中，由杜塞道夫普魯士王家藝術學院（Kniglich-Preuischen Kunstakademiein Düsseldorf）的畫家組成的杜塞道夫畫派（Düsseldorfer Malerschule）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杜塞道夫位於魯爾區，受法國等西歐文化思潮的影響較大，因此西歐盛行的現實主義文化思潮迅速波及此地，在這裡的藝術家們的作品中反映出來。杜塞道夫畫派現實主義繪畫的主要代表有卡爾·萊辛（Carl Lessing，1808—1888）、卡爾·許布納爾（Karl Hubner，1814—1879）等。卡爾·萊辛擅長歷史題材的繪畫，借古諷今，代表性作品有《胡斯》（Hus，1842）、《悲傷的國王夫婦》（Trauerndes Knigspaar，1842）等。卡爾·許布納爾作品的現實主義風格更為突出，代表性作品有反映社會矛盾的《西里西亞織工》（Die schlesischen Weber，1846）和《偷聽》（Belauscht，1874）等。

  阿道夫·馮·門采爾（Adolph von Menzel，1815—1905）和威廉·萊布爾（Wilhelm Leibl，1844—1900）則是德國現實主義繪畫開始呈現繁榮時期的典型代表，他們的作品更大膽地面向社會和生活。門采爾出生於布雷斯勞，是19世紀德國最重要的現實主義畫家，19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進行現實主義繪畫創作，代表性作品有《帶陽台的房間》（Das Balkonzimmer，1845）、《無憂宮弗里德里希大帝笛子音樂會》（Fltenkonzert Friedrichs der Groenin Sanssouci，1852）等，它們鮮明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溫馨畫面。威廉·萊布爾出生於科隆，擅長人物肖像畫，早期代表作有《格東女士》（Frau Gedon，1869）、《盲人頭像》（Kopfeines Blinden，1869）、《戴白頭巾的村姑》（Bauernmdchen mit weiem Kopftuch，1876）等。

  

  （三）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化

  19世紀初開始，隨著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隨著工業化進程和資產階級經濟實力的壯大，文化發展在德國出現了一種新趨勢。廣大民眾特別是資產階級對於知識和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對於各種書籍和報刊的興趣不斷增長，這種趨勢甚至開始向手工業者和工人群體擴散。作為唯美主義（s the tizismus）的文學和藝術的社會載體因此發生變化，原先服務於舊的貴族特權階層的文化藝術逐漸轉向為廣大的市民群體服務，為資產階級服務，成為資產階級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文學藝術的「資產階級化」。其具體表現是，文學藝術逐漸從與宮廷、貴族和教會的緊密聯繫中解放出來，趨於市民化，走入普通的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階層的生活之中。

  18世紀末以前，音樂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宮廷和教堂。德國一些著名的音樂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服務於貴族們的娛樂活動。19世紀初，當音樂發展進入「浪漫主義時代」後，這一狀況開始發生改變。聽眾不再是清一色的貴族，由商人和企業主等構成的富裕的新中產階級開始光顧音樂會。音樂藝術的受眾開始由貴族特權階層向市民階層轉變。面向社會的現代音樂事業開始形成，諸如慕尼黑音樂學院（Musikalische Akademie in München，1811）、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in Wien，1812）、柏林交響樂協會（Philharmonische Gesellschaft in Berlin，1826）、科隆音樂會協會（Klner Konzertgesellschaft，1827）等紛紛成立。一些社團開始組織音樂會演出。

  19世紀40年代，只需購入場券就能進入的公共音樂會開始排擠當時還相當繁榮的私人音樂會。李斯特等一些來回巡演的音樂名家和獨奏大家，開始亮相於公共音樂生活，成為令人矚目的人物。原本服務於宮廷的歌劇也開始面向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逐漸成為劇院的主體客源，甚至昔日為宮廷貴族準備的包廂也成了資產階級唱主角的地方。歌劇本身所表現的內容也日益散發出資產階級的價值氣味。與過去以宮廷貴族為主要內容的歌劇不同，新的歌劇，諸如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 madeus，1756—1791）的「魔笛」等，主要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願望和價值觀。

  音樂的大眾性特徵也日益明顯。群眾性歌詠活動日益繁榮。這種群眾性歌詠活動是在歌唱教會聖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歌唱學會」。它們負責組織一些地方性的音樂節。1818年，在下萊茵地區開始出現這種音樂會。1832年，僅杜塞道夫就有20個合唱隊和30個「代表團」。此外，業餘的鋼琴演奏、獨唱、家庭室內音樂會等也迅速增加，音樂成為資產階級附庸風雅、展示自己受教育程度和地位的象徵。

  在造形藝術領域，資產階級化趨勢也非常明顯。這種趨勢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藝術的公共特徵日益突出。許多諸侯和城市通過在宮廷、城堡、公共場所等地方裝飾濕壁畫等，使藝術呈現出為公眾服務以及市民教育和自我表現的價值。藝術作品還大量進入公共生活，在一些邦國的首府出現了各種對公眾開放的畫廊、博物館，如慕尼黑的雕塑作品展覽館、達姆施塔特的大公博物館、柏林的古代博物館、慕尼黑的古代畫廊等。藝術作品因此轉變成了「民族的財產」，博物館成了接受「民族精神教育」的地方。在漢堡、科隆、法蘭克福和漢諾瓦等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城市，則通過捐贈、搜集、資助等方式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館。19世紀五十年代起，還出現了紐倫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館」（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1852/53）等一些突出反映德意志民族歷史文化發展方向的藝術史和歷史博物館，以弘揚民族精神。

  造型藝術領域資產階級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各種群眾性藝術組織的出現。進入19世紀後，在卡爾斯魯厄（1818年）、慕尼黑（1824年）、柏林（1825年）、德勒斯登（1828年）、杜塞道夫（1829年）等地相繼出現了一些非國家性質的藝術聯合會。它們成為聚結藝術家和熱心於藝術的市民的所在。這實際上是在宮廷和藝術學會之外，給了藝術家們增添了一個新的社會活動場所。在這裡，藝術家們通過舉辦展覽和出賣他們的藝術作品，擴大自己的藝術影響力，將藝術推向社會。藝術與音樂一樣，最後也成為資產階級的教育標準和社會地位的象徵。

  雕塑藝術也反映出資產階級化趨勢。一些中產階級的典型居屋裝飾上了石膏和青銅澆鑄的作品。新的公園裡也建起了噴泉和雕塑。城市的廣場上則建立起各種紀念像。在這些紀念像中，除了傳統的君主和將軍的雕像外，路德、席勒、丟勒、莫扎特等體現德意志精神和文化的偉人塑像越來越多。這些新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聯繫在一起的，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想的體現。

  在文學領域，資產階級化趨向也非常明顯，具體而言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讀物日益普及，文化資產階級所擁有的小說、雜誌、抒情詩集等的數量越來越多。在大眾場合、日常交際和討論中，文學已經成為人們的重要話題。二是諸如劇院等文學傳媒設施有了新的發展變化。除了宮廷劇院和私人（企業主）劇院外，通過各種聯合會和資助者創立起來的城市劇院首先於1839年在曼海姆出現，此後在各地陸續建立起來。它們最後都成為一種永久性的文化機構，並得到國家的資助。由於城市劇院要不斷為創收操心，因此必須吸引大眾，迎合公眾的口味。於是，戲劇在內容取向和形式上日益親近市民，變成了折射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種縮影，成了討論生活意義和同時代的人們的命運的講壇，成了令人振奮和震撼的場所。而席勒等人創作的諸如《威廉·退爾》等作品則使人們在觀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受到資產階級文化的薰陶。

  總之，隨著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邁進，文化領域中資產階級的氣息越來越濃，資產階級正日益成為德國社會文化生活的主角，資產階級的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開始成為文化藝術的主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