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民族主義向政治民族主義的轉變

  民族主義是1800年前後德國思想文化界的又一重要思潮。在這一時期，受激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統治，德意志民族意識不斷高漲，民族主義因子日益強化，18世紀上半期出現的文化民族主義形態開始向政治民族主義形態轉型。

  一、德意志民族認同的早期形態：文化民族主義

  出於客觀政治現實和傳統的緣故，德意志民族意識首先萌生於文化領域。18世紀上半期，以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和法國理性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的啟蒙運動，高舉理性、寬容、進步的大旗，向整個歐洲擴散，德意志思想文化界也匯入了這一運動的洪流之中。但是由於國情差異，啟蒙運動在德國的發展呈現一種獨特性。它針對德國分裂落後的現狀，將啟蒙運動的理性思考與民族情感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在宣揚理性、寬容、進步等啟蒙觀念的同時，注入了一種濃烈的民族情感，最終形成了啟蒙思想與民族意識的共生。由於這樣一個特點，啟蒙運動在德國的發展同時也催生了文化領域的民族意識以及由此表現出的文化民族主義。

  對強勢的法國文化的反感是德國文化領域民族意識萌生的重要現實動因。17世紀以來，法國國勢強盛，法蘭西文化也因此成為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各國追捧的強勢文化。18世紀上半期的德意志，以上層社會為代表，媚法之風盛行。各邦貴族階層無不熱衷於法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各邦宮廷紛紛仿效法國宮廷，維也納、波茨坦、德勒斯登等都打上了「凡爾賽」的烙印。文化界和學術界也盛行媚法之風。德國演出的戲劇中有2/3是法國的劇本或法國劇本的改編本。德國的著名大學則流行著法國宮廷風格的詩歌、音樂，儼然成了「成了法國化的據點」。有鑑於此，德意志思想文化界的部分精英出於對本民族文化滯後現狀的憂慮，藉助於啟蒙運動帶來的思想和文化動力，不僅在哲學、文學、音樂等領域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而且有意識地強調和弘揚帶有民族印記的文化，凸顯德意志民族特性。從這一意義上講，正是「知識分子精英們」「創造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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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上半期的早期啟蒙運動中，德國文化界已經開始有意識地突顯民族文化。在哲學界，如前所述，以托馬西烏斯、沃爾夫等為代表的著名學者在創立自己的理性主義哲學體系的同時，強化自身的民族傾向。在文學領域，著名作家高特謝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作為德國文學界的領軍人物，大力呼籲使用純潔的民族語言。結果，在高特謝德的周圍聚集了一批以講德語為榮的作家。這一時期德國文壇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標誌著德國偉大詩歌開端」的「第一位德國職業詩人」克洛普施托克。在他的筆下，大敗羅馬人的日耳曼人首領赫爾曼成了自由的鬥士。德國因此掀起了一股崇拜赫爾曼之風，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和文化認同感也因此而大大提升。在音樂領域，啟蒙運動早期不僅成了德國音樂盛世的開端，湧現了巴赫、亨德爾（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1759）、格魯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等一批譽冠歐洲的音樂巨匠，也成了音樂民族化的起點。被後人稱為「歐洲音樂之父」的音樂大師巴赫，針對當時德國社會的「媚法」浪潮，勇敢地頂風而上，明確要求用德語演唱自己的宗教和世俗聲樂作品，表達了自己的民族傾向。

  18世紀中後期，進入盛期的德國啟蒙運動進一步「民族化」，民族意識進一步彰顯。這一時期的德意志文學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色而成為歐洲的翹楚。有「德意志的伏爾泰」之稱的萊辛第一個站出來，要求開闢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學道路，挖掘民族題材和素材，創作和演出充滿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萊辛因此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學的開路先鋒」。著名詩人和小說家維蘭德更是直白地指出德意志文學的目的就在於「激發起只有偉大、高尚、勇敢和進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種共同體精神」。

  在實踐層面，包括歌德在內的年輕詩人和作家以德國的文化和現實為基礎，在「狂飆突進」中成就了大量經典之作，「人們對德語文學傳統的興趣日益高漲」。在哲學領域，作為「18世紀下半期德國精神和藝術生活最傑出推動者」，赫爾德不僅創立了極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文學理論，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義歷史哲學，提出每個民族都表現出獨特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 ，都必須對其自身獨特的傳統忠貞不貳，並發出了「讓我們儘量為民族增添光榮」的號召。

  在其他領域，德國學者也努力促進民族的文化認同。歷史學家、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的尤斯圖斯·默澤爾（Justus Mser，1720—1794）提出了國家共同體起源於民眾和民族特性的觀點。著名政論家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莫澤爾（Friedrich Karlvon Moser，1723—1798）也鼓吹德意志人是一個民族，一個有共同語言和共同首腦的「利益共同體」。

  總體上看，18世紀中後期之前，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提升和民族認同感已經在文化領域得到普遍發展，表現出典型的「文化」特徵，處於開放型的「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認同階段。這種文化層面的民族認同是由當時的主觀和客觀條件決定的：就主觀認知而言，德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尚處於萌生階段，人們最原始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對自己周圍有共同語言、共同風俗習慣、共同祖先和共同歷史記憶的群體的文化認同；從客觀現實看，德意志自中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分裂割據狀態，數以百計的主權邦是德國政治分裂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要迅速形成一種對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認同，不僅各邦統治者不會接受，長期效忠於各自邦君的民眾也難以理解。相反，一種相對寬泛和開放、不受現實邊界限制的、具有「聯邦特徵」的民族文化認同則更容易被民眾所接納。與這種民族的文化認同相對應，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呈現為一種文化認同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法國統治與德意志民族認同意識的強化

  如果說來自法國的強勢文化和啟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那麼1789年到1815年期間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在德國的統治則是進一步刺激了德國人，成為提升德意志民族認同的新推手，使德意志民族認同意識由開放型文化認同上升到以主權為特徵的國家民族（Staatsnation）認同階段。這種新發展既是前期民族文化認同的後續結果，也是現實政治的需要。按照著名學者漢斯烏爾里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1931—）的說法，法國大革命使德國的民族主義「從前民族的、地方性的從屬意識」中擺脫出來，從部族驕傲和家鄉情感，特別是從傳統的、基於地區性領地邦國及王朝之上的地方愛國主義中擺脫出來。宣揚德意志民族的整體概念，消除分裂局面，建立統一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追求的新目標。在這種新目標下，一方面德國人在文化領域的民族認同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這種民族認同出現了從文化領域向政治領域的溢移。

  這一時期體現德意志民族認同意識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化領域的民族認同在浪漫主義思潮下浸潤進一步強化，由強調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徵轉而強調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整體性，強調以文化為基礎的共同歷史傳統以及個體與共同體之間關係的獨特性。換言之，原先的文化民族認同主要強調德意志民族的共性特徵，現在則突出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不可分割性。18世紀中葉以來赫爾德等人對民族獨特性的認識和民族傳統價值的肯定，引導著德國文化界更多地關注本國的人文傳統和自然風光；同時，法軍的占領使德國的文化精英們認識到，在物質和軍事上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從精神、歷史和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感顯得尤其重要。正是以上因素使德國文化界出現了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潮。因此，文化界的浪漫主義思潮實際上是一場反對法國的民族文化解放戰爭。

  諾瓦利斯、施萊爾馬赫和亞當·米勒等浪漫派代表人物發展起來的所謂的「有機體」理論極大地強化了民族共同體思想，是德意志民族認同意識從鬆散、寬泛的文化民族層面向緊密、不可分割的國家民族層面轉變的突出體現。根據這一理論，國家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是許多個人的總和，他們由於共同的血統、傳統和歷史而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在這一國家中，每個人就像手足一樣，與整體不可分離。有機的國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獨特的個性。這種對民族獨特性的肯定，使民族共同體認同成為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的共同平台。

  文學領域是凸顯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場所。如前所述，當德意志處於法軍占領之下時，無力面對現實的德國文人轉而從歷史和文化中尋找德意志民族的慰藉，希望通過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從過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來發展之路。他們沉湎於中世紀德意志國家的輝煌，從歷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希望分裂的德意志能統一起來，再現神聖羅馬帝國的強盛。約瑟夫·馮·格雷斯、克萊門斯·布倫塔諾、阿希姆·馮·阿尼姆等人專門進行包括民歌、童話、傳說、繪畫等在內的德國中世紀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是出於這種認識，威廉·馮·洪堡在談及浪漫主義發掘「過去」的意義時指出：德國的基礎不僅存在於共同的風俗、語言和文學之中，而且還體現為「對共同獲得的榮譽和所處的危險的追憶，在於對祖先們建立起來的緊密聯繫的懷念」。

  這一時期體現德意志民族認同意識上升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在進一步挖掘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性、追求民族的整體文化認同的同時，開始進入「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階段。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開始成為人們的努力目標。法國大革命過程中形成的法蘭西民族主義明顯具有「國家民族」的特徵。它強調民族的「單一而不可分裂」，認為民族是國民的總稱，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國家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是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現等。於是，民族就成了等同於國家的、與領土結合起來的政治實體。

  事實也表明，隨著民族認同意識的不斷提升和強化，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的一致政治目標。著名詩人阿恩特是德國社會下層的代表，他出身於前波莫瑞的農奴家庭，卻成了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鼓動家之一。他以真切感人的詩句鼓動人們為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而鬥爭。施泰因男爵出身於拿騷貴族等級，位居普魯士首相，卻能放眼於整個德國，明確表示希望建立統一強大的德意志國家，毫不隱諱地表示：「我的信仰就是統一。」甚至普王也發表《致我的人民》，表達了建立德意志國家的願望。

  這一時期德意志民族認同意識強化的又一重要體現和特徵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緊密結合，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成為兩者的共同努力目標。當時德國面臨著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和反對封建專制的雙重任務。由於各邦統治者兼德意志分裂的守望者和封建制度的維護者於一身，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公民社會的阻撓者，民族主義者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就在這一共同的敵人面前聯合起來，從而使得「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為目標的民族理想主義在同一個軀幹上生長。」

  綜上可見，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德意志民族認同已經從開放型文化民族認同層面轉向強調民族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主權性的國家民族認同開始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