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浪漫主義的興起和發展

  1800年前後的德國思想文化界，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是對立的兩極。所不同的是，古典主義走向衰落時，浪漫主義正開始興起並走向極盛。從時間上看，德國的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和文化運動，開端於18世紀90年代，結束於19世紀中期。從涉及領域看，它波及繪畫、文學、音樂等多個領域，確切地說，波及文化和哲學的一切領域；從影響範圍看，浪漫主義最終走出德國，成為全歐甚至波及美國的思想文化潮流。

  一、德國浪漫主義興起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

  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起與法國大革命有著密切的關係。法國革命之初，德國文化界普遍為法國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理想原則叫好和歡呼，然而，革命過程中出現的恐怖殺戮使德國思想文化界精英們感到失望，產生了厭惡之感。而拿破崙統治帶來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帝國直屬領地歸併和教會地產世俗化等一系列事件也大大增加了人們的不安全感。於是，人們轉而與拿破崙的統治進行鬥爭，並由此產生了一種反對異族統治的民族情感。從這一角度講，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一樣，是作為法國革命的否定者出現的。

  從社會層面看，當時德國仍處於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之下。一部分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軟弱無力以及國家的四分五裂狀態感到不滿和無奈，但他們又不願仿效法國革命，於是，幻想自由，逃避現實，渴望重新回到古老的半自然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中，就成為他們的選擇，「文學和藝術的浪漫主義的復興」成為克服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在社會秩序和個人生活方式方面所面臨的危機的良方。

  德國浪漫主義的出現也有其文化動因。它的出現實際上是對一味強調理性而忽視情感價值的啟蒙運動哲學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古典主義的反動。啟蒙運動和作為啟蒙運動當然結果的法國大革命所展示的普世主義、理性主義等政治理想，遭到浪漫主義的回應性批判。浪漫主義認為，啟蒙運動過度宣揚理性主義而忽視人類心理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變得刻板和毫無生氣。啟蒙運動以及古典主義作家們都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視之為社會的「進步之舟」，浪漫主義則表達了文學藝術的自主思想，把它們當作逃避現實社會政治衝突和獲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浪漫主義產生和發展也有其群眾文化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接受教育的民眾日益增多，文學、藝術等的受眾基礎不斷擴大，情感需求成為人們提高自己精神生活質量的重要取向。

  康德、費希特、謝林等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則是浪漫主義出現的哲學基礎。康德認為，物自體是感性認識之源，但人無法認識物自體，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只限於對表象的主觀感覺。若要深刻認識世界，只能靠人的天智。這種理論就給神秘主義的發展留下了空間。費希特的知識學以「自我」為中心，「自我」設定「非我」，「自我」成了「一切奮鬥的目標」和出發點。謝林的同一哲學強調主體和客體的絕對同一，也成了浪漫主義強調自我、把幻想當現實的理論依據。神學家施萊爾馬赫的宗教個人主義也對浪漫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施萊爾馬赫認為，人要認識和理解上帝並非智慧和意志所能達到，而是要依靠人的感覺和直覺。感覺具有神奇的力量。正是這些突出個人主觀作用的看法成了浪漫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此外，赫爾德關於民族特性的意義的論述，狂飆突進運動對於民族詩歌、天才以及個性的熱情稱頌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浪漫主義。

  二、德國浪漫主義及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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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主義（Romantik）一詞源於古法語Roman或Romance，前者指中世紀在法國發展起來的傳奇小說，後者原意為與拉丁語相對的民族語言羅曼語，也有傳奇虛構之意。此後該詞演變成為一種生活和藝術用語。浪漫主義首先是指一種狀態，特別強調情感和幻想，鍾情於驚奇、異國情調、冒險、多愁善感、古怪荒誕；其次它主張遠離現代文明，回歸人的內在和外在自然屬性，重返已經過時的社會形態，回到中世紀時代。

  德國浪漫主義有明顯的自身特點和價值取向。它是一種世界觀，代表著一種保守的民族主義。德國浪漫主義的出現與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統治的衝擊有著密切的關係。它的矛頭直接指向法國人和法國革命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精神，是對法國人占領德國的一種無奈的精神回應。因此，它逃避政治現實，主張回歸中世紀，從重現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輝煌中尋找安慰，在文學的想像世界中求生。史學家戈洛·曼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解釋是，「逃離現實，尋求美好的過去、失落的夢想，深深沉迷於史前時期以及內心世界中，追求自由自在」，強調一種情感的寄託。就此而言，德國浪漫主義是一種消極的浪漫主義。

  德國浪漫主義的基本心理特徵或者說驅動力，是一種無休止的病態「渴望」（Sehnsucht）。這種「渴望」的嚮往之地和表現是霧氣籠罩的山林幽谷、中世紀的修道院廢墟、大自然以及古老的童話和神話等。換言之，它渴望的是一種無法達到的、已經失去的、正在消失或幻想中的事物。這種「渴望」的象徵和目標就是諾瓦利斯在他的小說《海因里希·馮·奧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中的同名主人公、中世紀詩人夢想和追求的「藍花」（blaue Blume） ，「藍花」也因此成為德國浪漫主義帶有憂鬱、鄉愁情結的完美化身。

  德國浪漫主義呈現極強的非理性特徵，強調情感和熱情的重要性。它力圖打破啟蒙運動哲學所強調的並且為古典主義所遵從的刻板而機械的理性主義，將情感、苦難、個性、個人的經歷和心理（特別是扭曲的心理）作為探究和宣傳的對象。因此，渴望、神秘、隱秘等成為浪漫主義的中心話題。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如諾瓦利斯和施萊爾馬赫等，都是虔敬派（Pietismus）家庭出身，而虔敬主義特別強調精神經歷的重要性，注重信仰的培育。正是這種虔誠的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抵制理性主義的精神源泉。

  德國浪漫主義還特別強調「個性」（Individualitt）。在德國浪漫主義者看來，人類並非一個模式，而是複雜和多樣的。施萊爾馬赫的觀點就是：「每一個單個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人類」。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則強調，評價一部作品，必須首先了解其「個性」，只有拋棄普遍的標準而只考慮到作者自己的目的和環境時，才能對一部作品進行恰當的評判。

  反現代性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又一重要特徵。18世紀90年代，社會正處於新舊交替時代，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價值觀開始出現，社會呈現多元發展趨勢，傳統社會秩序受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浪漫主義者希望通過他們的詩歌等作品來撫慰整個世界乃至個人的裂痕和創傷，重建每個人以及自然的整體性，讓一切都回歸以前的和諧和一致的狀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浪漫主義採用了「詩人神父」（Dichterpriester）一詞，期盼通過「浪漫主義化」來克服內心和外部世界的異化，重新找到生活的本來意義。諾瓦利斯曾經指出，「詩人和神父原本是一個人，他們是後來才分開的。然而，正如真正的神父總是詩人一樣，真正的詩人永遠是神父。」

  回歸歷史傳統和民族特性是德國浪漫主義的顯著特徵。在浪漫主義者看來，植根於主觀個性之中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並非自發產生的，它們深埋於個人的早期記憶以及所生活的文化環境之中。而文化是一定的歷史積澱的產物，是一個民族區別與其他民族的符號，因此，回歸歷史和民族就成為浪漫主義的當然選擇。這種回歸歷史和民族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於本鄉本土和民間的文化遺產顯示出強烈的興趣。於是搜集流傳於民間的、具有民族的和特定的國家集體記憶的「民族詩歌」（Volksdichtung）和「民族文學」（Volksliteratur） ，就成了浪漫主義者努力的目標。他們從童話、民間傳說、民歌、中世紀的神秘主義和基於等級等之上的相互忠誠的社會秩序中去尋找已經失落的世界。阿希姆·馮·阿尼姆和克萊門斯·布倫塔諾（Clems Brentano，1778—1842）對德國民歌的採集，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對各種口耳相傳的德國民間傳說和童話的搜集等，就是明顯例證。

  浪漫主義與魏瑪古典主義都堅持美學觀，但兩者有明顯的不同。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義美學觀強調藝術本身的自主性，浪漫主義的美學觀則把美學的方法推廣到生活的所有領域，並且以此解決所有的人類問題。具體說來，就是用詩人的直覺方法審視一切，包括哲學、宗教、歷史和政治等問題。「唯有詩人才知道把各種事物巧妙地聯結在一起的藝術」，「詩創造生命」。浪漫主義者這種用美學來審視一切的目的在於，希望以此影響政治變化，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

  三、浪漫主義運動的發展

  浪漫主義在德國的發展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可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早期浪漫主義（Frühromantik）時期、中期浪漫主義（Hochromantik）時期和晚期浪漫主義（Sptromantik）時期。1815年以前經歷了早期和中期浪漫主義兩個發展階段。與古典主義僅聚焦於歌德和席勒所在的魏瑪不同，浪漫主義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多個中心。

  早期浪漫主義指18世紀90年代中期以耶拿為中心開始形成的浪漫主義思潮和運動，大約到1804年結束。其主要代表有施萊格爾兄弟、路德維希·蒂克、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羅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798）和諾瓦利斯等人。哲學家費希特、謝林，新教神學家施萊爾馬赫也在其列。由於他們的主要活動地點在耶拿，因此也被稱為「耶拿浪漫派」（Jenaer Romantik）或老浪漫派（ltere Romantik）。

  早期浪漫主義始於1793年路德維希·蒂克和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羅德穿越法蘭克人地區的一次徒步漫遊。在這次漫遊中，紐倫堡等地保存的中世紀的宗教和藝術給他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認為這些中世紀的藝術中蘊藏著人類的愛和寬容精神。因此，在他們看來，中世紀才是最理想的「黃金時代」，應該要回歸這一時代。瓦肯羅德發表的唯一著作《一個愛好藝術的修士的心靈傾訴》（Herzensergieβung eines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1796）則具體反映了這種看法，它描寫了一個在修道院的孤獨生活的修士對中世紀文化藝術的見解。

  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與其兄長奧古斯特·威廉·馮·施萊格爾是早期浪漫主義的理論旗幟。1798—1800年間，他們在耶拿出版《雅典娜神廟》（Athenum）雜誌，該雜誌與席勒的《時序女神》分別成了傳播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喉舌。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將浪漫主義在文學中的情感和精神的表達定義為「進步的普遍詩情」（Progressive Universalpoeise） ，即要用詩人的感覺審視一切，在內容上要把哲學、詩歌、評論等融為一體，形式上要打破界限，把詩歌、童話、信件、隨筆等糅合在一起，以此構建文學作品。這種要把「詩情」作為最高準則的看法，表達了人的主觀精神高於一切的價值觀，是費希特以「自我」為出發點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觀點在文學領域的反映。他的小說《路清德》（Lucinde）就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而1802—1804年間奧古斯特·威廉·馮·施萊格爾在柏林做的「論美的文學和藝術」（überschne Literatur und Kunst）和1808年在維也納做的「論戲劇藝術和文學」（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等講座則是對浪漫主義文學評論的概括。

  如果說施萊格爾兄弟是浪漫主義理論家，諾瓦利斯和蒂克則是早期浪漫派的創作實踐者。諾瓦利斯英年早逝，著述不多，一些作品在其去世後才出版。主要作品有詩作《黑夜頌歌》（H ymnen an die Nacht，1800）、小說《海因里希·馮·奧夫特丁根》。《黑夜頌歌》將黑夜讚頌為一種引發人們想像力的生命和死亡的神秘事物，《海因里希·馮·奧夫特丁根》中的「藍花」則如前所述，成了德國浪漫主義的象徵。它們都是浪漫主義的代表性作品。路德維希·蒂克是最多產的浪漫主義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小說《威廉·洛威爾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Herrn Wiliam Lovell，1795/96）、《弗蘭茨·施泰恩巴爾德漫遊記》（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1798） ，童話《金髮的埃克貝特》（Blonder Eckbert，1796）、《民間童話》（Volksmrchen，1797）、《神秘山》（Runenberg，1802）等。他的童話作品將人們帶入一種無意識而又充滿渴望的想像世界中。

  耶拿浪漫派有其深刻的哲學思想基礎。費希特從1794年開始在耶拿大學任教，實際上成為耶拿浪漫派的精神導師。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就曾在他的門下學習。他的唯心主義的自我中心觀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浪漫主義的主觀個性的放縱。耶拿浪漫派強調創作的絕對自由，放縱幻想，追求神秘和奇異，雖然給人以「病態」之感，卻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想像的解放」。

  在1801年諾瓦利斯去世以及1802年施萊格爾兄弟離開耶拿後，耶拿作為德國浪漫主義運動中心的地位隨之消失。

  中期浪漫主義的發展大約從1804年到1815年。由於這一時期浪漫主義運動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海德貝格，因此也被稱為「海德貝格浪漫派」（Heidelberger Romantik）。其成員大多比耶拿浪漫派要年輕，而且在形成時間上晚於耶拿浪漫派，因此又被稱為「青年浪漫派」（Jüngere Romantik）。又因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運動更關注於民族問題，故而又被稱為「民族浪漫派」或民族浪漫主義（Nationalromantik）。

  中期浪漫主義可追溯到其代表性人物阿希姆·馮·阿尼姆和克萊門斯·布倫塔諾在1802年的一次萊茵之旅。當時法國的勝利和德意志各邦在戰爭中的失敗深深地刺痛了阿希姆·馮·阿尼姆和克萊門斯·布倫塔諾，他們決定通過旅行的方式來搜集口耳相傳的德意志民歌，以提升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同時也以此作為逃離現實的精神避難所。1804年到1809年間，越來越多的浪漫主義代表人物聚集於海德貝格大學。其間，阿希姆·馮·阿尼姆和克萊門斯·布倫塔諾正在此整理他們搜集來的民歌《男童的神奇號角》（Des Knaben Wunderhorn：Alte deutsche Lieder） ，並出版了《隱士報》（Zeitung für Einsiedler）。此外，約瑟夫·馮·格雷斯、約瑟夫·馮·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格林兄弟等浪漫派代表或聚集於此，或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繫。與此同時，還有亞當·米勒、克萊斯特等一些中期浪漫派代表聚集在柏林。

  以海德貝格浪漫派為代表的中期浪漫主義和耶拿浪漫派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義有所不同。它沒有早期浪漫主義那種對於理論和哲學的關注，而是更多地將目光傾注於有關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元素，側重於搜集民歌、民間詩歌、民間童話、民間傳說等民間文學遺產和素材，發掘民族書籍，藉以維護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特性。這種傾向的發展與當時歐洲政治形勢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1804年，拿破崙加冕為法蘭西帝國皇帝。與此相應，在萊茵河東岸地區，儘管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沒有正式解體，但巴登、符滕堡和巴伐利亞等南德諸邦已經開始轉向法國一邊。在這種形勢下，中期浪漫主義開始把目光集中於象徵德意志民族團結、統一、強大和輝煌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騎士制度、哥德式藝術，把早期浪漫主義對過去的病態眷戀極致化。這種傾向既反映了對於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的渴望和對德意志歷史和文化的依戀，同時也是把遁入歷史、沉湎於過去當成逃避現實政治的手段。

  中期浪漫主義的輝煌成就突出地體現在對德意志民間文學的發掘和整理方面。1805到1809年間，布倫塔諾和阿希姆·馮·阿尼姆合作出版了三卷本德意志民歌和民間詩歌集《男童的神奇號角》；1812到1815年間，格林兄弟出版了二卷本《兒童和家庭故事》（Kinder-und Hausmrchen） ，即眾所周知的《格林童話》（Grimms Mrchen）。1816年，他們又出版了《德意志傳奇》（Deutsche Sagen）。此外，格雷斯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德國民間故事書籍》（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07）和兩卷本《古代神話故事集》（Mythengeschichten der alten Welt，1810）。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些書籍不僅成為反對國家分裂的愛國主義文獻，也是反對現代文明之下出現的內心和外部世界不斷異化的有力工具。

  作為中期浪漫主義的主要領袖，阿希姆·馮·阿尼姆一生創作十分豐富。除了與布倫塔諾合編的《男童的神奇號角》外，中篇小說《埃及的伊莎貝拉》（Isabela von Aegypten，1812）是其代表作。小說描寫了吉普賽姑娘伊莎貝拉通過努力，為四處流浪、受人歧視的吉普賽人爭得自由的故事。布倫塔諾的代表性作品則有宗教故事詩《花冠傳奇》（Romanzen von Rosenkranz，1852）、敘事詩《羅累萊》（Die Lorelay，1802）等。根據民間傳說創作的《羅累萊》敘述了萊茵河畔一個懸崖上的美麗女妖的傳說，廣為人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和中期浪漫主義階段，女性通過「沙龍文化」（Salonkultur）開始進入文學領域。當時，浪漫派聚集於一些較大的城市中，依託某些對文學藝術感興趣的女性沙龍，進行交流活動。這些女性在事實上成為浪漫派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其中，在柏林有拉埃爾·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和亨麗埃特·赫茨（Henriette Herz，1764—1847）等猶太女性的文學沙龍，在維也納有女作家、詩人卡羅琳娜·皮希勒（Karoline Pichler，1769—1843）主持的文學沙龍等。此外，還有一批活躍於文學領域的浪漫派女作家和女詩人，代表人物有卡羅琳娜·伯默爾（Caroline Bhmer，1763—1809）、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妻子竇洛蒂婭·法伊特施萊格爾（Doro the a Veit-Schlegel，1763—1839）、嫁給布倫塔諾為妻的索菲·梅里奧（Sophie Mereau，1770—1806）、卡羅琳娜·馮·貢德羅德（Karoline von Günderode，1780—1806） ，布倫塔諾的妹妹、阿尼姆的妻子貝蒂納·布倫塔諾（Bettina Brentano，1785—1859） ，蒂克的妹妹、女詩人索菲·蒂克（Sophie Tieck，1775—1833）等。其中，卡羅琳娜·馮·貢德羅德被稱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最著名的女詩人。她們打破傳統的性別界限，進入文學藝術領域，為這一時期德國文化的繁榮作出了貢獻。她們的代表性作品有索菲·梅里奧的《情感的全盛時代》（Das Blüthenalterder Empfindung，1794）、《阿曼達和愛德華》（A m and a und Eduard，1803） ，卡羅琳娜·馮·貢德羅德的《詩歌和幻想》（Gedichte und Phantasien，1804）、《詩歌片斷》（Poetische Fragmente，1805）等。

  浪漫主義是作為啟蒙運動的反題出現的，是對啟蒙運動過於強調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向回應。浪漫主義的許多觀點，諸如個性的張揚、共同體的維繫、人與自然的和諧、文化傳統的珍視等，都有其積極的意義。它通過對感知、體驗、情感、愛的突出性強調，彌補了理性主義所忽略的一面。1815年以後，德國浪漫主義運動進入了晚期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