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古典主義的輝煌成就

  在德國文化史上，可稱為古典時期者有兩個文化發展階段：一是公元1200年前後的德意志中世紀文化頂峰時期，即「施陶芬古典時代」（Staufische Klassik） ；二是1800年左右以歌德和席勒居於魏瑪時期合作創作為標誌的「魏瑪古典時代」（Weimarer Klassik） ，也包括作為歐洲和德國音樂巔峰標誌的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Wiener Klassik）時期。1800年左右的古典主義時代可謂德國思想文化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德意志文化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現代文化的基礎，使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文化聖殿中有了傲人的資本。在這一時期，德國思想文化界湧現出一批世界級的哲學大師、文學巨匠和音樂奇才，德國的哲學、文學和音樂也隨著這些巨人的步伐邁入了世界文化的最高殿堂，並因此聲名遠播，長期為世人所景仰。

  一、古典主義時代

  古典主義（Klassizismus）是一種風格和思潮。就文學領域而言，古典主義在17世紀的法國最為流行。它在理論和創作實踐方面強調模仿古代，以古希臘和羅馬為典範。此後這一風格和思潮波及到西歐其他國家和地區。從時間上看，古典主義延續達兩個世紀之久，直到19世紀初浪漫主義興起後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關於德國的古典主義，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法國和英語國家的許多學者甚至拒絕認同德國曾經有古典主義時代一說。其中主要原因在於，德國的古典主義雖然推崇古希臘羅馬文化，在創作方面卻沒有像法國的古典主義那樣喜歡取材於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和歷史。但是，在18世紀到19世紀初，德國存在古典主義思潮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是德國的古典主義有自己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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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古典主義中的「古典」（Klassik）一詞包含多層意義，它不僅意味著崇尚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和文化，而且包含著一種價值取向，具有典範、和諧、劃時代的含義。此外，德國的古典主義還具有明顯的特徵，它包括鮮明的反封建特性，富有民族性、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色彩。德國的古典主義思潮波及哲學、文學和音樂等多個領域，雖然各個領域的文化巨人們表現殊異，但他們所表達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看法卻體現著上述這樣一些共同的特徵。

  從根本上看，1800年左右出現的德國的古典主義文化思潮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

  首先，這一時期的德國古典主義文化思潮是德國資產階級要求的反映。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進入新的時期，英國工業革命大規模展開，法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改變了西歐的經濟和政治面貌。德國資產階級也深刻感受到這種變化。他們要求擺脫封建制度的束縛，結束分裂局面，發展資本主義，貫徹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和自由、平等權利。代表德國資產階級要求的思想文化界則開始為資產階級政治變革進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準備。

  其次，德國古典主義文化思潮也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包括文學、音樂等在內的文化載體逐漸從貴族階層向資產階級市民群體轉移，人們的情感和思想在發生巨大變化。傳統貴族所追求的華美和高度裝飾性的文化逐漸被資產階級所追求的簡樸凝重的文化所取代。

  此外，這一時期的德國古典主義文化思潮也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充分反映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特性。一方面，他們有自己的要求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他們的力量相對弱小，不敢也不願看到法國大革命那種疾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而是期望通過完善個人的道德水準，在和諧和穩定中逐漸實現人類社會的進步。

  二、古典唯心主義哲學

  德國古典哲學是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期德國資產階級的哲學體系。它一反以笛卡爾（RenéDescartes，1596—1650）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哲學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哲學的形上學體系，把人以及人的意識活動當成哲學研究的對象，開拓了從主客體關係討論哲學根本問題的新方向，提出了包括認識論、本體論、倫理學、美學、法哲學、歷史哲學等種種重大問題和範疇，是德國和歐洲反封建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發展的頂峰。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

  德國古典哲學是歐洲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產物。按照恩格斯的說法，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法國爆發震撼全歐的大革命時，在德國「發生了哲學革命」。這兩次革命的區別是，一個發生在社會生活中，一個發生在人的心靈深處。它們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就後者而言，它沒有法國革命那樣浩大的聲勢，卻成了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理論前提。

  德國人之所以沒有像法國人那樣直接在社會生活領域中打起革命的大旗，而潛心于思想領域的革命，其原因植根於當時德國的現實狀況和德國人的特性。

  從當時的現實狀況看，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遠遠落後於英、法等國，資產階級力量弱小，加之德國人向來服從權威的傳統，他們不願像法國雅各賓派那樣用利刃清除權威，而寧願從思想領域去尋找凝聚的中心，達成共識。因此，面對英國工業革命、法國革命引發的一系列巨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德國資產階級一方面渴望在德國也能確立起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另一方面卻害怕由此引發社會的動盪，缺乏用社會革命去推翻舊的封建統治的勇氣。他們希望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性思考和呼籲，展示自己的利益訴求和願望。例如，康德認為，共和政體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形式，卻又認為，「達到共和政體的道路是人類道德的進步，而不是暴力推翻專制制度」。因此，他對法國雅各賓派的恐怖殺戮感到失望。費希特要求行動，但這種行動只是理論上的，即通過「實行國民教育、保障思想自由、個人自由和權利是達到共和制的道路」。因此，就上述情況而論，德國古典哲學其實就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

  德國人習慣於把各種外在的期盼內在化，通過精神上的追求和解脫來達到一種內在的心理平衡。早在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就曾分析過人的本性：「人有一個雙重的本性，一個心靈的本性和一個肉體的本性。」就心靈的本性來說，人是內在的，也是自由的，就肉體的本性來說，人是外在的，受束縛的。既然如此，人們的外在行為就要受到一定的約束。「人作為世界上的一種存在，通過自然和責任而自我限制。」基於這樣一種認識，當法國人打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大旗威震並滌盪歐洲社會的時候，德國人在哲學領域中掀起了思想革命的狂濤。

  康德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山鼻祖，近代西方哲學史上劃時代的哲學家。他出生於柯尼斯貝格，1740年進入柯尼斯貝格大學學習，1755年在柯尼斯貝格大學謀得編外講師職位。此後到1804年去世為止，從未走出過他的出生地，一輩子過著單調刻板的學者生活。著名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曾指出，哲學家康德是沒有什麼生平可說的。

  康德稱自己的哲學為批判哲學。所謂批判哲學，就是對人類的理性能力進行自由、客觀、冷靜的剖析和探究的哲學。海涅把他的哲學和法國革命相提並論，稱法國革命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康德的「革命」則將上帝送上了斷頭台。綜觀康德的思想和學術發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批判期和批判期。康德認為有兩樣東西最使他感到震撼和讚美，一是「我頭上的星空」，二是「我心中的道德命令」。在前批判時期，康德的著眼點在「頭上的星空」，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上。他通過對牛頓力學等的研究，推出了《自然通史和天體論》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關於潮汐延緩地球自轉的假說」（第一假說）和「關於天體起源的星雲假說」（第二假說）。

  就哲學領域而言，康德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批判期。1770年，他獲得了為之長期奮鬥的柯尼斯貝格大學教授職位，並在同年以拉丁文發表了《論感覺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則》，把時間和空間看成是把握世界的直觀形式，表明其觀點已達到了批判的水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三部著作的相繼問世，則是其批判哲學體系誕生的標誌。這三部著作分別對人類理性的知識、意志和情感能力作了批判性考察，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純粹理性批判》探討理性認識。康德認為，人們可以把憑藉人的固有本性對事物的先驗認識稱為純粹理性，這種認識能力必須經過批判性的檢驗和判斷，否則知識的真理就不能證實。《實踐理性批判》探討道德意志，提出了「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任何人在碰到任何矛盾時都能夠採取倫理方面的正確決斷。對於可知的，靠人的天智作進一步的認識，對於不可知的，依靠的是信仰。對此，要完全出自內心的自我直覺，假如你認為應該如此，那麼你也就能夠如此。「能夠」出自「應該」，這是「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但人的自由意志應該與道德規範相符。《判斷力批判》則是要通過反思判斷力來實現理性認識和道德倫理兩大領域的溝通，進而達到自然界的必然王國和道德界的自由王國的和諧。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還闡述了他的形式主義美學理論，認為不能離開審美判斷來談論美，強調主觀的審美判斷。

  康德哲學推翻了當時流行於歐洲的舊形上學體系，開拓了從主客體關係去討論哲學根本問題的新方向，因此具有劃時代意義。有人把它比作蓄水池，前人思想匯集於此，後人思想則源流於此。也有人將他的哲學比作一座橋，想入哲學之門就得過康德之橋。

  首先走過康德之橋者是康德的學生、著名哲學家費希特。費希特出身於薩克森一個窮困的紡織工人之家。他18歲進入耶拿大學學習，青年時代因迷戀於康德哲學而專門前往柯尼斯堡請教。1794年，費希特在耶拿大學謀得教授哲學的教職，1805年獲得埃爾蘭根大學教職，1809年受聘柏林大學教授，1810年出任柏林大學哲學學院院長，不久成為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費希特的代表作有《知識學基礎》（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1795）、《知識學原理下的自然法基礎》（Grundlagen des Naturrechtsnach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6）和《知識學原理的道德學體系》（System der Sitenlehre nach den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8）等。

  費希特稱自己的哲學為「知識學」（Wissenschaftslehre）。它所探討的是知識的源泉、知識成立的先決條件、知識構成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聯繫等有關知識發生的一般問題。他從思維和存在同一性出發，認為思想是第一性的，客觀世界就是意識的世界，物質的東西溶化在純粹的思想中，「一切現實只存在於自我之中」。其哲學核心在於「自我」（Das Ich）的概念，即自我意識。根據自我理解和認識活動的進程，可分為三步：首先是「自我設定自身」，即自我是一切根據的根據。其次是「自我設定非我」。在自我之外還有一個非我的外部世界，它是意識通過感覺觀察和經驗的結果。兩者互相對立。自我意識活動的第三步是「自我與非我的統一」。因此費希特的知識學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

  哲學家謝林出生於符滕堡的萊昂貝格，1790年進入圖賓根神學院學習。1797年出版《自然哲學觀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1798年出版《論世界靈魂》（Von der Weltseele） ，同年被聘為耶拿大學教授。1802—1803年，他與黑格爾一道主編《哲學評論雜誌》（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1803年他受聘維爾茨堡大學（Universitt Würzburg）教授，1806年被任命為巴伐利亞科學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院士。1820年以後，謝林先後受聘埃爾蘭根大學榮譽教授、慕尼黑大學（Universitt München）教授和柏林大學教授。耶拿時期是謝林哲學創造活動的高峰期。在這裡，他完成了《自然哲學體系初稿》（Erste Entwurf zu einem Systemder Naturphilosophie）和《先驗唯心論體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古典哲學中的地位。

  謝林起初是費希特哲學的追隨者，但是隨著研究和思考的深入，很快就意識到費希特哲學的不足，轉而對其採取批判態度。他試圖校正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片面性，恢復自然界的合法地位。他認為，費希特把「自我」作為哲學的出發點和至高無上的原則，忽視了客觀自然的重要性。「自我」不能離開「非我」而存在，「非我」也不能離開「自我」而無條件地存在。要真正解決「自我」和「非我」的關係，就必須尋找一種超越二者的最高原則，即絕對的同一性。在這種同一性里，「自我」和「非我」、主體和客體、思維和存在融合為一，沒有任何差別。因此，「絕對同一性」，即主客觀的毫無差別的同一性，就成了謝林哲學的核心。這就是謝林所提出的謀求精神和自然和解的「同一哲學」（Identittsphilosophie）。他企圖用「同一哲學」去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但謝林費盡心思創立的學說，不久被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斥為「黑夜觀牛，其色皆黑」。即便如此，謝林的哲學思想對於黑格爾哲學思想的發展無疑具有「先驅」的意義。

  三、古典主義文學

  （一）歌德、席勒與德國古典主義文學

  人們通常把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歌德和席勒為代表所創作的文學稱為「古典主義文學」，這一時期也習慣地稱為德國古典主義文學時期。實際上，雖然18世紀的德國文壇已經盛行「古典」一詞，但直到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德國文學史研究的開創者，「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之一的吉爾維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才在其五卷本《德意志民族文學史》（Geschichte derdeutschen Nationaliteratur，1835/1842）中第一次提出了「古典主義文學」一詞，以此特指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歌德和席勒合作創作的文學。

  德國古典主義文學具有幾個非常明顯的特徵：一是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古典主義文學一樣，以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為效仿的典範。這種效仿並非簡單地模仿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內容和素材，而是追求體現於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精神；二是糅合了啟蒙運動所追求的理性、寬容、進步以及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所強調的情感、自然和自由，表現出情感與理性、人與自然、自由與必然的和諧統一；三是不滿現實，但迴避現實，把目光轉向未來，試圖以人道主義精神來塑造資產階級世界的理想圖像。

  德國古典主義文學時期的到來並非偶然。它是德國文學界對法國革命的一種反應。當時的德國文學界一方面歡迎法國革命的理想和原則，另一方面又對法國革命過程中出現的恐怖暴力感到不安。於是，德國在無需革命的情況下取得進步，通過漸進變革來實現社會的轉變，就成為歌德和席勒代表的文學界進步精英們努力爭取的目標。古典主義文學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它強調提高人們的道德素養的重要性，主張在不使用暴力的情況下實現社會和政治的轉變。這些原則體現在席勒所著《審美教育書簡》中。

  歌德和席勒為代表的德國古典主義文學的出現還受到康德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和藝術史家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史研究的推動。18世紀下半期，包括席勒、克萊斯特等在內的許多德國作家都受到康德哲學思想的影響。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提出信仰具有絕對性，是一種絕對命令，在這種絕對命令下，人的自由意志應該與道德規範相符，其《判斷力批判》則強調人的主觀審美判斷。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古典主義文學作家們的價值取向。溫克爾曼曾長期管理羅馬、佛羅倫斯和那不勒斯的古代文物，著有《古代文物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1764）等著作。他根據自己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關於古代藝術風格的獨到見解，認為古希臘羅馬藝術完全不同於沉悶和毫無節制的巴洛克藝術，在美感方面追求的是一種「高貴的簡潔、靜穆的偉大」，其特點是於質樸、簡潔、明快中現永恆之美。溫克爾曼的這些見解得到歌德和席勒的回應，他們把這種古典審美意識融入自己的文學創作之中。歌德的《陶里斯的伊菲格妮》（Iphigenie auf Tauris，1779）和席勒的《希臘諸神》（Die Gter Griechenlands，1787）都採用了古希臘的素材，創作上開始從奔放的狂飆突進向穩健的古典風格轉變。

  歌德是德國古典主義文學的最傑出的代表。這位文學巨匠真正從狂飆突進向古典主義的轉變是以1786年9月至1788年6月的義大利之行為標誌的。在此期間，他訪問了維羅納、威尼斯、佛羅倫斯和羅馬等城市，參觀了義大利的各種古代建築和藝術品，藝術思想迅速向古典主義審美取向轉變。1787年初，他改寫的取材於希臘神話的《陶里斯的伊菲格妮》出版。其中，原本被用來祭神的伊菲格妮最終因神的感動而被釋放，陶里斯島上的殺人祭奠的野蠻規定最終被取消，由此反映出古代的人道主義精神。1790年完成的《托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則通過義大利宮廷詩人塔索在費拉拉宮廷中與國務秘書安東尼奧由衝突到和解以及向公爵妹妹求愛失敗的劇情，表達了作者在追求自由的同時又要與現實妥協、自我克制的思想，是歌德從狂飆突進向深沉的古典風格轉變的反映，也是作為中等階級的歌德在魏瑪宮廷中尷尬角色的自我寫照。

  在歌德轉向古典主義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另一文壇巨星席勒也開始從狂飆突進運動闖將向古典主義文學代表轉變。1787年，席勒完成了他青年時代的最後一部劇作《唐·卡洛斯》（Don Carlos） ，脫離了狂飆突進運動。同年夏天，經濟拮据的他來到文化中心魏瑪謀求生計。在此他從事古典和歷史研究，並與維蘭德、赫爾德等人建立起了友誼。不久他就出版了《尼德蘭獨立史》（Geschichte des Abfa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spanischen Regierung，1788）和《三十年戰爭史》。1789年，他在歌德幫助下獲得耶拿大學歷史學教授職位。此後，到1805年去世為止，席勒在文學、哲學和歷史學等領域推出了大批具有古典色彩的創作和研究成果。

  魏瑪古典時代是以歌德和席勒這兩位文壇巨人的合作及其作品為標誌的。在席勒到達魏瑪的最初幾年中，兩位文壇巨人之間的關係並沒有走得很近。1794年，時為耶拿大學歷史學教授的席勒請求歌德合作出版文化藝術雜誌《時序女神》（Horen）。由於兩人在反對革命、讚賞古典風格等方面有著共同的看法，關係日益密切。雙方致力於探討審美原則等問題，共同推進文學和藝術創作，名作迭出，成就了著名的「魏瑪古典主義文學時代」。兩人的合作對雙方的創作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歌德在給席勒的信中寫道：「您成就了我第二次青春，讓我重新變成了詩人。」

  在合作時期，歌德在理論和實踐創作上成果極為豐碩。其主要作品有：敘事詩《列那狐的故事》（Reineke Fuchs，1794）、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meisters Lehrjahre，1795/96）和詩劇《浮士德》第一部等。此外，他還與席勒在1796年合作出版了諷刺德國文壇和社會的《諷刺體短詩》。特別是他的教育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通過富商之子威廉·邁斯特的經歷告知人們：只有將藝術教育和實際生活教育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實現人道主義的、完整的人格，美和務實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完整的人」。《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成為日後德國教育小說的典範。這一時期歌德創作的作品還有敘事詩《尋寶者》（Der Schatzgrber，1797）和與席勒合作的審美論著《論業餘藝術趣味》（über den Dilletantismus，1799）等。

  席勒在這一時期也成果迭出。他主編的月刊《時序女神》於1795年第一次出版。包括赫爾德、奧古斯特·威廉·馮·施萊格爾、費希特、洪堡兄弟、荷爾德林等在內的一些最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和作家都是該刊的合作者。同時他在美學、戲劇、詩歌等領域推出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成果。

  在美學領域，除了與歌德合作的著作外，席勒還先後出版了《審美教育書簡》、《論樸素的詩和感傷的詩》（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1795）、《論崇高》（über das Erhabene，1801）等。《審美教育書簡》提出，要達到自由而理性的社會，就必須使人先成為自由而理性的人，要做到這一點只能通過審美教育。審美教育是改善政治和社會的先決條件。「要在社會中獲得政治自由，必須首先實現自己內心的自由，而這隻有通過審美教育才有可能。」這實際上曲折地表達了對暴力革命的牴觸情緒。《論樸素的詩和感傷的詩》把詩人分為「自然」的樸素詩人和追尋「自然」的感傷詩人兩種，詩歌也因此分為反映現實的樸素的詩和追尋理想的感傷詩。在戲劇領域，席勒完成了歷史劇《華倫斯坦》三部曲的創作，推出了《瑪麗·斯圖亞特》（Maria Stuart，1800）、《奧爾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Orléans，1801）和《威廉·退爾》（Wilhelm Tell，1803/04）等多部戲劇。《華倫斯坦》三部曲是席勒戲劇的重要代表作。該劇通過對三十年戰爭中皇帝的軍事統帥華倫斯坦的悲劇性描寫，反映了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它奠定了席勒在德國古典主義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席勒在古典主義文學時期創作的重要詩歌大多根據古代傳說或神話改編而成，主要作品有《世界的分裂》（Teilung der Erde，1795）、《潛水者》（Der Taucher，1797）、《伊壁庫斯之鶴》（Die Kraniche der Ibykus，1797）、《波呂克拉特斯的指環》（Der Ring des Polykrates，1798）、《屠龍之戰》（Der Kampf mit dem Drachen，1798）、《大鐘之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1799）、《新世紀的開始》（Der Antritdesneuen Jahrhunderts，1800）等。其中，1797年因席勒創作了多部敘事詩而成為德國古典主義文學的「敘事詩之年」（Balladenjahr）。

  1804年，席勒因緊張創作而積勞成疾。1805年5月9日，這位才華橫溢的德國文壇巨星因肺病英年早逝。德國古典主義文學時代劃上了句號。

  （二）介於古典主義文學與浪漫主義文學之間的德國文學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文學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看，都處於輝煌階段。這一時期，除了歌德和席勒為代表的古典主義文學外，還存在著諸如浪漫主義文學、消遣文學、德意志雅各賓文學和晚期啟蒙文學等文學流派。一些重要作家，如荷爾德林、克萊斯特、讓·保羅（Jean Paul，1763—1825）等，並沒有特別明顯的理由將他們劃入古典主義文學陣營或歸類於浪漫主義文學作家之列，但他們在這一時期文學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以及對德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作為雅各賓文學作家的格奧爾格·福斯特、格奧爾格·雷布曼（Georg Rebmann，1768—1824） ，消遣文學作家奧古斯特·威廉·伊夫蘭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1759—1814）、奧古斯特·馮·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和克里斯蒂娜·烏爾皮烏斯（Christine Vulpius，1765—1816）等人也在這一時期的德國文壇留下了足跡。

  荷爾德林出身於內卡河畔勞芬。他與席勒關係密切，在詩歌創作上受到席勒的巨大影響，作品卻呈現一種介於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的獨立風格。在1794—1795年逗留耶拿期間，荷爾德林曾與歌德、諾瓦里斯、赫爾德和席勒等人多有交往。青年時期的荷爾德林是法國革命的崇拜者，稱法國是「人權衛士」，以至有人認為他是雅各賓黨人。荷爾德林在詩歌領域碩果纍纍，主要作品有《生命歷程》（Lebenslauf）、《人民之聲》（Stimme des Volks）、《日耳曼尼亞》（Germanien）、《萊茵河》（Der Rhein）、《和平頌》（Friedensfeier）等。其作品既帶有古典主義內涵，又流露出憂鬱、孤獨的情緒，反映出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具有浪漫主義色彩。

  讓·保羅原名約翰·保羅·弗里德里希·里希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1763—1825） ，出生於溫西德爾。1793年，出於對盧梭的崇拜，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雅恩，開始以讓·保羅為筆名發表小說。主要作品有《瑪麗亞·武茨》（Leben des vergnügten Schulmeisterleins Maria Wutz in Auenthal，1793）、《黑斯佩羅斯》（Hesperus，1795）、《年少氣盛的歲月》（Flegeljahre，1805）等。其中《黑斯佩羅斯》是其成名作。其作品在內容上混合著感傷和諷刺，思想意識上既具有現實主義因素，又有不切實際的對未來的幻想。由於作品深刻地表達了德國人的理想主義與實際生活以及靈魂與肉體之間的衝突與矛盾，讓·保羅因此成為德國「最偉大的文學天才之一」。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也受到歌德和席勒的關注。他們曾邀請他去魏瑪。在魏瑪逗留期間，主張共和的讓·保羅一方面與歌德、席勒等在政治立場上有分歧，同時卻與當時「最具激情的共和派」赫爾德、維蘭德等成了至交。由於作品風格怪異離奇、幽默，讓·保羅成了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克萊斯特也是這一時期德國文學創作領域的獨行俠，是「他所處時代文學領域的局外人」。他出身於奧德河畔法蘭克福的一個貴族世家，在戲劇、小說和詩歌創作方面多有成就。他受康德哲學的影響至深，認為客觀世界無法認識，世界無法得到真實。這導致他懷疑一切，形成所謂的「康德危機」（Kant-Krise） ，最終在1811年時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克萊斯特的主要成就在戲劇方面。1802/1803年，他完成了第一部悲劇《施洛芬施泰因一家》（Die Familie Schr of fenstein） ，此後推出的重要劇作有《破瓮記》（Der zerbrochne Krug，1805/06）、《赫爾曼戰役》、《彭特西勒亞》（Pen the silea，1808）、《霍姆堡親王》（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1809/11）等。克萊斯特的戲劇有兩大特點：一是反古典性。《彭特西勒亞》等取材於古希臘史前傳說的作品充滿了奇特和浪漫幻想。二是政治色彩濃厚，具有強烈的民族性。《赫爾曼戰役》實際上是以條頓人反抗羅馬人的事例為榜樣，鼓動人們起來進行反對拿破崙的戰爭。克萊斯特在小說創作方面也頗具成就，代表性作品有《智利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1807）、《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1808）等。

  福斯特是德意志雅各賓文學的主要代表。與德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同，福斯特自始至終擁護法國革命。其主要作品有：遊記《1772—1775年環球旅行記》（Reiseum die Welt1772—1775，1777）、《萊茵河下游風光》（Ansichten vom Niederrhein，1791/92） ，隨筆《論治國才幹與人類幸福的關係》（über die Beziehung der Staatskunstauf das Glück der Menschheit）等。

  四、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

  18世紀下半期到19世紀初，約瑟夫·海頓（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沃爾夫岡·莫扎特（Wolfgang A madeus Mozart，1756—1791）和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等音樂家發展形成了一種新的簡潔的古典主義音樂風格。由於他們的活動中心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因此也被稱為「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

  古典主義音樂的出現和盛行並非偶然。首先，18世紀下半期以來，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理性、寬容、進步、人道主義等開始為人們廣泛接受。在這種觀念之下，人們的價值取向轉向唯美主義，崇尚古希臘羅馬藝術中簡潔時尚的審美標準。其次，從社會和政治角度看，18世紀下半期到19世紀初的歐洲正處於大變革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革命和殖民擴張等，在西方造就了大批的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他們取代傳統貴族，逐漸成為音樂藝術的主體消費群體，公共音樂會日益盛行。與此同時，原先作為音樂藝術主要支持者的歐洲貴族受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沉重打擊，「舊的資助人機制開始崩潰」。

  在西方，古典主義音樂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廣義上講，它指中世紀以來直至當代的一切高雅的、嚴肅的、具有代表性和典範意義的音樂。狹義上講，它則專指18世紀下半期到19世紀早期以海頓、莫扎特和早期的貝多芬所創作的音樂。我們在此僅指後者，即形成於維也納的古典主義樂派。這一樂派的特點是：理智和情感的高度統一，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高度一致。在音樂風格上，古典主義音樂與華麗而充滿貴族氣息的巴洛克音樂（Barockmusik）不同，它表現出對於古希臘羅馬簡約淳樸的藝術風格的認同；在創作技法上，該樂派在繼承歐洲傳統的復調和主調音樂成就的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奏鳴曲、交響曲、協奏曲以及各種室內樂的體裁和形式，對西方音樂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奏鳴曲形式是古典主義音樂的最主要特徵，也是古典主義音樂創作的結構原則。

  約瑟夫·海頓是繼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之後西方音樂界的領軍人物，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的旗手。他出身於下奧地利的洛勞一個車輛製造工之家。1738年，年僅6歲的海頓被送到唱詩班進行音樂訓練。1740年，維也納施特凡大教堂樂長洛伊特爾（Georg Reutter，1707—1772）在尋找合唱團男孩時注意到海頓，把他帶到維也納。1759年，他出任莫爾欽伯爵（Graf Karl von Morzin，1717—1783）的宮廷樂長，並創作了第一部交響樂。1761年他在埃斯特哈奇侯爵（PaulⅡAnton Esterházy，1711—1762）處獲得了副樂長職位，1766年獲得了樂長職位。海頓為埃斯特哈奇家族（Familie Esterházy）服務長達30年之久。在此期間，他不僅創作出大量音樂作品，也發展了自己的音樂風格。

  海頓一生創作非常豐富，音樂作品體裁廣泛，對交響樂和弦樂四重奏的形成、完善和發展方面有著突出的貢獻，是世人公認的「交響樂之父」和弦樂四重奏的奠基者。他的主要音樂成就是創作了100多首交響曲。最具代表性的交響樂作品是1791年到1795年兩次受邀訪問倫敦期間所創作的12部《倫敦交響曲》（Londoner Sinfonien）。他還創作了80多首弦樂四重奏，代表作有《皇帝四重奏》（Kaiserquartet ）等。他在聲樂創作方面也有不斐的成就，包括著名的大型清唱劇《創世記》（Die Schpfung）、《四季》（Die Jahreszeiten）等。前者描述了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以及亞當、夏娃的幸福生活，後者則用象徵春夏秋冬的四個樂章表達了農民的勞動與歡樂。海頓的作品反映了處於革命和危機年代中的人們渴望從紛亂中解脫出來，獲得愉悅和自我滿足的心情。

  海頓在音樂領域的巨大成就使之成為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的當之無愧的奠基者。他的音樂作品對同時期另一位大音樂家莫扎特和日後的大音樂家貝多芬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781年，海頓與比自己小24歲的莫扎特結識，並與這位音樂神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792年海頓從英國回德國的途中，在波恩附近見到了年輕的貝多芬，視其為音樂天才。不久，貝多芬前往維也納，拜師海頓門下。海頓的作品也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在1797年出於愛國主義激情創作的《皇帝頌》（Kaiserhymne）「上帝保佑弗蘭茨皇帝」（Gott erhalte Franz，den Kaiser）成了海因里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創作的《德意志之歌》（Liedder Deutschen）的曲調。1809年，這位音樂巨匠在法軍占領維也納的隆隆炮聲中去世，享年77歲。

  沃爾夫岡·莫扎特出身於奧地利薩爾茨堡的一個宮廷樂師之家，父親利奧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1719—1787）是提琴手和薩爾茨堡大主教的宮廷作曲家。莫扎特從幼年起就顯示出極高的音樂天賦。他4歲開始跟父親學習鋼琴，5歲開始作曲。1762年，年僅6歲的莫扎特隨父親到慕尼黑、帕騷、維也納等地開始第一次音樂巡演，獲得極大成功。1763年，莫扎特隨其父親開始了在整個德國和西歐的巡演，直到1766年才回到薩爾茨堡。此後他又到維也納、波希米亞、米蘭、弗羅倫薩、羅馬、威尼斯等地演出，受到熱烈歡迎。

  1772年，莫扎特結束了10年之久的巡演生涯，出任薩爾茨堡大主教的宮廷樂長之職。如果說早期的音樂會巡演是莫扎特音樂天賦的鋒芒初露，接下來的10年則是這位音樂奇才的創作成熟期。在此期間他利用巡演時期獲得的知識和素材創作了大量作品。與此同時，已經成人的莫扎特開始對自己作為僕人的卑微地位感到不滿。1781年，無法忍受大主教凌辱的莫扎特到維也納謀生，成為德國第一個擺脫宮廷和教會而自謀生路的自由作曲家。此後到他去世為止的10年是其音樂創作最重要的時期，許多極富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相繼問世。然而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音樂神童卻長期處於經濟拮据之中。1791年12月，年僅36歲的莫扎特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死後，他被葬於維也納平民公墓，準確葬處無人知曉。

  莫扎特在短短一生中留下了600多部音樂作品。歌劇是莫扎特音樂作品中最亮麗的風景。在其創作的22部歌劇中，《費加羅的婚禮》（Die Hochzeitdes Figaro，1786）、《唐璜》（Don Giovanni，1787）、《魔笛》（Die Zauberflte，1791）為代表作。其中德語歌劇《魔笛》取材於著名作家維蘭德搜集的神話素材，它以年輕的王子塔米諾與黑夜女王的女兒帕米娜的婚事為線索，講述了代表光明的君主與代表黑暗的黑夜女王之間的鬥爭。《魔笛》是莫扎特發展德意志民族童話歌劇的代表作，為後來德國浪漫主義歌劇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莫扎特的音樂作品具有極其鮮明的特點。一方面，它們給人以典雅雋秀之感，另一方面則有如陽光一般散發著熱情和活力。他主張音樂要表現現實生活和人類的理性與感情，因此他的音樂作品語言平易近人，結構清晰嚴謹，成為古典主義音樂的豐碑。有人對莫扎特的評價是，他的音樂有如「陽光一般的燦爛和純潔」，「明亮，剔透，永遠散發著青春活力，富有才華卻大智若愚」。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是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的又一代表。他是18世紀德國古典主義音樂發展的巔峰人物，但其後期的音樂作品中又呈現浪漫主義特徵，因此可謂19世紀上半期浪漫主義音樂的開啟者。他出身于波恩一個音樂世家，祖籍是弗蘭德爾的梅希倫。父親是科隆選帝侯宮廷樂隊的男高音歌手。雖然家庭出身卑微，但是家庭環境有利於他在音樂的道路上發展。在他很小時，父親就教其彈奏鋼琴，希望他能像莫扎特一樣成為一名音樂神童。1782年，貝多芬開始跟隨波恩宮廷樂隊指導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內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1748—1798）學習鋼琴和作曲課程。內弗被貝多芬的音樂天賦所震撼，稱他將成為「莫扎特第二」。1787年，貝多芬前往維也納拜莫扎特為師。莫扎特對貝多芬的評價是：「總有一天他會名揚天下。」此後貝多芬因母親病危而回到波恩。1792年11月，貝多芬應海頓之邀再次前往「音樂之都」維也納並師從後者。此後他一直定居維也納，直到去世。在海頓那裡，貝多芬在交響樂和室內樂方面受益匪淺。海頓去英國後，貝多芬又師從約翰·格奧爾格·阿爾布萊希茨貝格（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1736—1809）和安東尼奧·薩里熱（Antonio Salieri，1750—1825）。1795年3月29日，他首次在維也納舉行音樂會，演奏自己創作的鋼琴協奏曲，獲得巨大成功。

  貝多芬一生創作近200部作品。1804/1805年以前是他音樂創作的早期階段。這一時期，他受到海頓、莫扎特的古典主義風格的影響，創作集中於交響樂、鋼琴奏鳴曲和弦樂四重奏等，作品風格輕快流暢，表現出對古典主義傳統的明顯依賴。1795年以後，儘管他的聽覺因耳疾而逐漸喪失，卻創作激情不減，接連創作了震驚樂壇的名作：1799年完成了第8號鋼琴奏鳴曲《悲愴》（Pathétique） ，1800/1802年完成了《第一交響曲》（1.Sinfonie）以及著名的《月光奏鳴曲》（Mondscheinsonate，1801）的創作，1802/1803年完成了《第二交響曲》（No.2Sinfonie） ，1804年完成了最偉大的作品之一《第三交響曲》（No.3Sinfonie） ，即《英雄交響曲》（Eroica）。同年，他完成了《熱情奏鳴曲》（Appassionata）。1805年創作了唯一的歌劇《費黛麗奧》（Fidelio）。1805年到1814年左右是貝多芬音樂創作的盛期，相關作品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1808年，他先後完成了著名的《第五交響曲》（No.5Sinfonie） ，即《命運交響曲》（Schicksalssinfonie）、《第六交響曲》（No.6Sinfonie） ，即《田園交響曲》（Pastorale）。1809年他完成了《皇帝鋼琴協奏曲》（Kaiserkonzert）的創作。1815年以後，貝多芬的創作進入後期。作品開始呈現一種內在的和深邃的精神意境，自省而神秘，已經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貝多芬早期和中期的作品不僅將古典主義音樂在形式上發揮到極致，而且表現出鮮明的理想和強烈的訴求。貝多芬音樂創作的盛期正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強烈地吸引著這位深受封建等級制度之害的音樂家。他把這些資產階級的革命原則融入自己的音樂作品之中，充滿著對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嚮往。前文曾提到，為了向共和制的法國表示敬意，他曾準備將《第三交響曲》以「波拿巴」之名呈獻給拿破崙，得知其稱帝後，他憤怒地斥之為「凡夫俗子」，把曲名改成了《英雄》。在1813—1814年解放戰爭期間，他還創作了一系列愛國主義作品，諸如戰場交響曲《威靈頓的勝利》（Wellingtons Sieg）和康塔塔《光榮的時刻》（Die glorreiche Augenblick）等，以表示對戰勝拿破崙的慶賀。貝多芬毫不掩飾地借音樂表達自己的情感。《命運交響曲》就是在他在人生的困難時期的感悟性作品。日後另一位德國音樂巨匠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給了貝多芬極高的評價，稱其為「音樂家的真正代表」，「他用最純淨的語言向所有人表明，德意志精神通過他才從深度的卑賤中回復到了人類的精神」。

  維也納古典主義樂派三位著名作曲家所處的年代比較接近，但是從思想角度而言，貝多芬與海頓、莫扎特有明顯不同。海頓一生逆來順受，為生活而小心伺候權貴，其作品永遠呈現一種平和的情緒和愉悅的心境。莫扎特有一種強烈的自尊心，寧願貧困潦倒也不願忍受大主教的侮辱，因此人們在其音樂中感受到陽光和青春活力的同時，不免體會到憂鬱和感傷。與他們相比，貝多芬則更具「性情」。他不畏權貴，在作品中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反映了一位偉大藝術家的獨立人格和追求自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