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德國啟蒙運動的社會與經濟基礎

  從17世紀下期到18世紀末，在德意志啟蒙運動時期，德國的社會與經濟狀況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正在蓄勢向著秩序和繁榮發展。

  一方面，從社會層面看，在整體上，那個時期德國社會階層的劃分仍然以家族出身為出發點，個人能力還不能對社會地位的上升和下降產生直接的影響，就是說，權利仍然在各類貴族之間分配、承傳，財富和教育等還不能使以農民和手工業者以及商人為主體的平民百姓改善自己的身份地位。社會結構的傳統性質基本沒有變化。

  

  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看，啟蒙運動時期的德國在整體上仍然是農業區域，不僅農業生產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新的經營方式，而且手工業和商業也沒有出現影響較大的、資本積累的現象。然而，作為啟蒙運動的基礎，從17世紀下葉起，特別在進入18世紀以後，德國的社會與經濟還是具有不容忽視的特徵。其突出表現概括為：一是德意志專制邦君主導的社會秩序的變化，這是德國啟蒙運動得以展開的平台；另一是德意志經濟行業發展的相對落後狀態，這是德國啟蒙運動獨具特色的主要原因。

  一、德意志專制邦君主導的社會秩序變化

  德意志專制邦君，與法國、英國等西歐民族國家的國王一樣，都是通過集中行政、經濟、司法和軍事四大權利而成為自己邦國（王國）的專制君主。與西歐民族國家的專制君主不同的是，德意志專制邦君的權利基礎不是王國民族，而是邦國領地，雖然他們的領地邦國具有民族國家所擁有的對內擴大君權、保護臣民和對外加強君權、擴展領土的職能。如前章所述，三十年戰爭結束以後，憑藉《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的武裝權、結盟權和宗教信仰自決權，有七大德意志邦君取代德意志國王分別走上了專制主義道路。他們是奧地利公爵（兼任德意志王國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布蘭登堡選帝侯（1701年成為「在普魯士的」國王）、漢諾瓦公爵（1692年成為選帝侯；1714年成為英國國王）、薩克森選帝侯（1697年成為波蘭國王）、巴伐利亞選帝侯、符滕堡公爵和梅克倫堡公爵。七大專制邦君使德國至少出現了七個統治中心：維也納、柏林、漢諾瓦、德勒斯登、慕尼黑、斯圖加特和梅克倫堡。七大統治中心很快成為德意志啟蒙運動者的活動中心。不僅如此，專制邦君所採取的專制政策及其結果也為啟蒙運動的展開奠定了社會基礎。

  德意志邦君所採取的專制政策首先是削弱邦國等級的權利。邦國等級與邦國君主一樣，其權利來源是傳統因襲，因襲下來的權利使他們共同構成邦國的統治集團。然而，在專制邦君的統治之下，等級議會很少、甚至不再召開，貴族等級因襲下來的主要權利，如稅收批准權和政治參議權等，被逐步地架空，甚至取消，其社會地位也因之發生變化：由握有統治權利的統治集團逐漸地演變為普通的社會上層。統治集團與社會上層的區別在於對邦國政治的作用不同，前者主持政治，後者輔助政治。換言之，邦國等級脫離握有統治權利的統治集團，意味著他們不再是一個政治上的整體，他們或他們的子弟開始以政府官吏的身份參與邦國政治，成為邦君專制的輔助，也是專制政府的組成部分。這種變化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關鍵詞，即「職業」。通過邦君的專制政策，等級貴族成為邦國官吏，因而獲得了參與政治的「職業」。這是一個將導致社會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萌芽。隨著等級貴族參政的職業化，其他的由傳統因襲而來的社會階層也將難以避免地向著「職業化」的方向演變。

  在整體上，至少在18世紀末以前，德國社會秩序所呈現的都是等級狀態。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德意志區域之內，所有德意志邦國都是帝國等級，所有邦國等級——包括農村和城市——都是封建貴族，所有封建貴族都是世襲產生，出身決定了他們是社會的統治等級。在統治等級內部還有例如教會的、貴族的等等各式各樣的等級劃分。17世紀下期以後，統治等級內部的權利劃分影響了社會秩序的變化。這就是上面提到的專制邦君打破了邦國等級的整體性，使之不再以等級的身份而是以官吏的職責參與邦國政治的情況。

  相應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也是基於出身而固定了他們在社會上的農業勞作身份，無論是否占有土地，他們都在統治權利之外，是被統治等級。在17世紀下期以後相當長的時期之內，德國農民和農業仍然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情況，即以普魯士為核心的東北地區的僱農—農奴制、以巴伐利亞為核心的南部租佃—自耕制和以普法爾茨為核心的西部自耕—租佃制。但是在邦君的專制政策下，農民等級的內部還是出現了變化，因為那些逐漸地離開邦君宮廷、進入邦國官廳的統治等級，其中有相當大的勢力滲入農村，或者經營農業，或者購置地產，致使「農民」有了向著「職業」發展的可能性：可能成為農場工人或農莊僱工。與此同時，作為社會的第三等級，市民等級也在專制邦君的壓力下出現變化，其主要表現在於行會慢慢地失去政治作用而成為完全的經濟團體，因而「手工業者」和「商人」也開始慢慢地向著「職業」名稱的方向演變。

  社會等級的高低定位，從單純依憑出身，經過加之依憑職業，再經過財富對於社會地位的改變作用，直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獲得社會的尊重，這條演變的路線構成了德意志社會從中世紀走向近代，以至走進現代的軌跡。德意志邦國的專制政府首先使「職業」進入社會階層的劃分，接著，專制君主的開明措施又一定程度地啟動了「財富」和「教育」在社會結構中發揮作用，從而為啟蒙運動的全面展開奠定了社會基礎。

  二、德意志經濟領域發展的相對落後狀態

  17世紀末，德意志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三大傳統行業基本恢復到三十年戰爭以前的水平。但是，在政治分裂、邦國專制和邦君開明專制的前提下，直到18世紀末，較之英國、法國和荷蘭等地，德意志各地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並在整體上處於落後狀態。

  首先在農業方面。18世紀中葉是德國農業經濟發展的轉折期。在此之前，農業生產只是恢復並維持在戰前的水平，此後開始出現發展的勢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方面，農業人口持續增加，同時「農田的利用面積擴大到了後來再也沒有顯著超過的程度」；耕地面積占55.5%，森林占25.5%，荒地水域等占19.5%。另一方面，農業經營方式有很大的改進，普遍地採用三圃輪作制，不僅冬季作物、夏季作物和休耕地有節制地輪作，而且糧食作物、飼料作物和經濟作物得到同樣的重視，林牧業、啤酒和燒酒釀造業等等更是得到極大程度的推廣。還有一方面，農民的人身依附和稅役負擔得到緩解。

  17世紀末農業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之後，德國東部、東北部以及西南部某些地區的農奴制一度加強。在天災人禍中失去勞動工具和家畜、沒有肥料和種子的農民，被一些在戰爭中獲得好處的、利用政府為恢復生產而推行的優惠政策的、從軍隊中退役和在政府中謀得不義之財的貴族束縛在新建立的莊園之中，成為農奴。農奴沒有人身自由，不可以自由遷徙，不可以自由結婚，甚至一度遭到被出賣和出租的待遇。領地貴族就是他們的法官，他們可以被領主隨意地處置。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世界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上漲。據統計，17世紀中葉當人口數量上升的時候，糧食價格一度有所下降。但18世紀前期，隨著人口的增長，糧食價格也迅速上漲。18世紀中葉以後，人口數量和糧食價格差不多齊頭並進，呈直線上升的趨勢。

  除此之外，進入18世紀以後，以普魯士王室領地為開端，德國普遍地出現減輕農民負擔的事例。在沒有實行農奴制的地方，如在西部地區，自由農民賦稅和勞役得到不同程度的輕緩。最後一方面，也是顯示德國農業落後的突出方面，這就是積極主動地學習英國的農業生產和管理經驗。特別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等強勢發展的大邦，它們不僅高薪聘請英國的經濟專家、派人前往英國考察，而且還出現了大量相關的翻譯和研究著作。典型的例子如哥廷根的約翰·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及其於1769年首版後又連續出版五次的代表作《德意志農業基本原理》（Grundstze der teutschen Landwirthschaft） ，普魯士的A.D.泰爾（A.D.Thaer，1752—1828）及其於1798年至1804年出版的三卷本《英國農業知識入門》（Einleitung zur Kenntnider englischen Landwirthschaft） ，等等。顯然，這一切證明德國的農業出現了向前發展的勢頭，儘管直到18世紀末德國還是相對落後的農業地區。

  其次在手工業方面。18世紀中葉也是德國手工業發展的轉折期。在此之前，手工作坊和家庭分散的手工工場占主導地位，此後集中的手工工場開始迅速擴展。與手工作坊相比，手工工場的特徵主要包括不受或很少受行會的限制，擁有十個以上甚至上千或幾千工人，工場內部實行分工勞作，並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萌芽。生產部門涉及紡織、羊毛加工、鍛冶、金屬加工、採礦、皮革、天鵝絨等等行業。18世紀末以前，德國的手工工場絕大多數都建立在擁有地下資源的地區，萊茵蘭、普魯士、薩克森以及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等地都有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

  雖然以手工工場為核心，城市人口不斷增加，但與荷蘭、英國及法國相比，德國的城市人口相對很少，僅是歐洲城市人口平均數的一半左右。這也是德國手工業發展相對落後的表現。下表標明的是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

  最後在商業方面。還是以18世紀中葉為轉折期。17世紀中葉以後，德意志邦國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保障下進一步加劇了德國的分裂。它們獨自為政，獨立發展，不僅具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且具有自己的經濟系統。每個邦國都在邊界通衢設置稅關。特別在有大河流經的邦國，如易北河流經的布蘭登堡和薩克森、威悉河流經的漢諾瓦和黑森-卡塞爾、萊茵河流經的三大教會選帝侯區和符滕堡、多瑙河流經的巴伐利亞和奧地利等等，這些邦國都設置了嚴格的收稅關卡，將徵收過境稅當作邦國政府的重要事務。隨著各大邦國的發展，過境稅額不斷提高。如在布蘭登堡的柏林，其過境稅在1700年徵收了9.2萬塔勒，1740年增加到29.5萬塔勒，1748年再增為31.8萬塔勒，不足半個世紀間增加了約35%。

  這種情況不僅嚴重地阻礙了德國統一市場的形成，而且還使軍事貴族及城市商人和企業主將盈利資金投入到農村土地，進一步地阻礙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國際或遠程貿易方面，主要受地理位置的影響，德國在這方面的進展有90%—95%是在歐洲範圍之內。德國在歐洲以外的貿易直到18世紀末在整體上還相當落後，僅有幾個城市的商貿活動出現時斷時續的繁榮。如北部漢堡直達美洲的船舶海運業和金融保險業，不萊梅的東亞航運業和開始起步的工業，呂卑克的對中世紀漢薩同盟的繼承和對俄國的貿易，等等，同時南部的帝國城市羅伊特林根、奧格斯堡、格閔德和烏爾姆等等，到18世紀末，其手工商業也開始謀求面向世界的發展。然而，這一切都僅僅是進一步發展的開端，德國還沒有進入歐洲經濟發展的先進行列。下表標明的是德國就業人口的變化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