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南方和教會選帝侯邦的天主教啟蒙運動 一、改革教會的理論和實踐

  德國的啟蒙運動通常有南北兩派之分。在哈勒、柏林及魏瑪等地活動的各類知識分子屬於北派，南派主要指在巴伐利亞公國和教會選侯邦等地活躍的具有啟蒙思想的文人和學者。如果說德國的北派啟蒙思想家基本都有新教的信仰背景，或基本脫離了教會組織的樊籬，其中大多數人主張信仰自由、宗教寬容，那麼南派思想家則基本都堅守天主教信徒的身份，或基本都在宗教領域內活動，其中大多數人主張改革教會、建立脫離羅馬的帝國統一教會。因此說，德國啟蒙的南派活動構成了天主教啟蒙運動（Katholische Aufklrung）。

  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自17世紀末以來，天主教信仰通行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地區。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波希米亞及其他屬地以外，德國的天主教區域可以集中為兩個，一個是巴伐利亞公國，另一個是教會選帝侯邦。在巴伐利亞，英戈爾施塔特大學是啟蒙思想家的匯集地，啟蒙思想指導下的改革教會理論與實踐均在這裡集中地表現出來。在教會選帝侯邦，科隆、特里爾和美因茨大主教轄區內以費伯羅主義（Febronianismus）為理想的教會改革行動，標誌著天主教啟蒙運動的高潮。

  （一）英戈爾施塔特成為南方啟蒙文化中心

  

  從1392年起，英戈爾施塔特開始以主權邦國首都的地位謀求發展。那一年，巴伐利亞公國一分為三：慕尼黑、蘭茨胡特和英戈爾施塔特。雖然在1447年英戈爾施塔特公國被蘭茨胡特公國所兼併，但是，英戈爾施塔特城市沒有就此衰敗下去。不僅如此，反而因為執政公爵與法國的聯繫而向巴黎學習，追逐達到歐洲水平的文化品味。1472年，蘭茨胡特公爵在英戈爾施塔特建立大學，後來又於1520年附建了教師研討班，並於1549年建立了耶穌會中學。在宗教改革運動之中，並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後重新天主教再教化（Rekatholisierung）的過程中，英戈爾施塔特大學及其附屬學校培養出一批影響力很大的神學家和耶穌會士，使這個城市成為德國對抗宗教改革運動的重鎮之一。啟蒙運動在北方新教邦國興盛以後，英戈爾施塔特又成為南方天主教諸邦的啟蒙文化中心。這一大學的某些教授，如施塔特勒（B.Stattler，1728—1797）、塞勒（J.M.Sailer，1751—1832）和魏斯豪普特（A.Weishaupt，1748—1830）等人，不僅通過著書立說進入啟蒙思想家的行列，而且還以實際行動引發了一次影響很大的所謂「光照會」（Illuminaten）行動。

  B.施塔特勒是天主教神學家、耶穌會士，1770年起擔任英戈爾施塔特大學的神學教授。作為天主教啟蒙思想家，施塔特勒的主要著作包括《新教論證》（Demonstratio evangelica，1772）、《天主教論證》（Demonstratio catholica，1775）、《論神學知識的來源》（De locis the ologicis，1775）和六卷本的《基督徒的理論性神學》（Theologiaechristianae theoreticae Tractatus IVI，1776—1779） ，以及三部《反康德》（Anti-Kant，3Bde，1788）等等。懷著啟蒙運動推崇的理性觀念，施塔特勒堅信基督教的啟示真理可以得到科學的、理性的論證，堅信啟示信仰與理性認識相互之間沒有矛盾，反對假借理性將基督教信仰推演成自然神論甚至無神論。他堅持認為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接受信仰真理，所以他的著述大多都是用那個時代流行的所謂理性方式闡述基督教的信仰原理。當然，與北方多數啟蒙思想家不同，施塔特勒的思想動機不在於張揚人類理性，歌頌人類進步，而主要是為天主教信仰辯護。因此，當康德發表了《純粹理性批判》的時候，他馬上展開了對柯尼斯堡的「沒有信仰」的哲學家們的激烈批判。施塔特勒著重研究和吸收萊布尼茨-沃爾夫的哲學概念，試圖通過強調理性在認識自然宗教、分析基督教歷史和解釋天主教啟示真理等等方面的作用，在天主教神學與理性知識之間架起橋樑，使神的啟示和人的理性達成和諧，進而促成分裂已久的基督教會重新統一。1773年以後，由於耶穌會被解散，英戈爾施塔特大學的神學系也處於癱瘓狀態，施塔特勒不得不離開大學，在慕尼黑的一間教會牧會。他的帶有明顯啟蒙思想的著述遭到一直反對啟蒙運動的羅馬教廷的查禁。他的反對康德體系的哲學思想以及其他涉及政治學和自然科學的觀點，大多因為其晦澀的寫作風格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關注。但是，施塔特勒的關於啟蒙理性與啟示真理相互協諧、天主教教義與教會的歷史地位同樣重要以及教會統一與帝國政治之間的緊密關係等等學說，構成了天主教啟蒙運動的核心內容。

  J.M.塞勒是施塔特勒的學生和他的啟蒙宗教觀點的發展者。塞勒也是天主教神學家、耶穌會士，1799年起擔任英戈爾施塔特大學的神學教授。作為帶有啟蒙思想的天主教神學家，塞勒的主要著述包括《天主教信徒閱讀祈禱全書》（Vollstndiges Lese-Betbuchfür Katholische Christen，1785）、《以理性為據的永福說，兼論基督教》（Glückseligkeitslehre aus Vernunftgründen，mit Rücksicht aufdas Christentum，1787）和三卷本的《牧師神學講章》（Vorlesungen aus der Pastoral the ologie，3Bde，1788—1789）等等。在施塔特勒思想基礎上，塞勒認為，雖然基督的信仰不違背人的理性，但是理性應該服從信仰。因為相信基督，可以幫助人們不是憑著看見的、聽見的去作膚淺的判斷，而是用正確的判斷去辨別靈性的和物質的東西。在他看來，北方新教的啟蒙思想因為受到理性主義的局限，所以對於包括信仰在內的許多問題都認識膚淺，因而使宗教界的社會範圍越來越狹窄，特別使青年人對於宗教的理解越來越多地止於浮表。由於懷有這樣的觀點，因此，塞勒一方面將他與康德的道德哲學進行爭論的觀點，集中寫成三卷本的《基督徒道德手冊》（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Moral，Zunchst für künftigekatholische Seelsorger unddann für jeden gebildeten Christen，3 Bde，1817） ，為那些對理性神學及康德學派感興趣卻對宗教信仰感到不安的年輕人提供新的、目的在於培養自由和崇高個性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將他的關於宗教哲學的講稿整理成《宗教基礎理論》（Grundlehren der Religion，1805） ，將人的情感、體驗結合於理性，提出了強調內在靈性和外在寬忍的天主教啟蒙主義理論。此外，與施塔特勒一樣，塞勒希望藉助於啟蒙哲學的討論，與北方新教思想家進行對話，進而實現德國基督教會的統一。

  如果說施塔特勒和塞勒啟蒙活動的方式與北方思想家的方式基本相同，都是通過著書立說標榜理性、頌揚人類進步的理想，所不同的僅僅在於出發點的差異，那麼英戈爾施塔特大學A.魏斯豪普特教授的活動就是對於德國啟蒙思想的超越，他創立的「光照會」代表德國啟蒙運動的激進派。

  A.魏斯豪普特同樣是天主教神學家，但是反耶穌會者，1773年受聘英戈爾施塔特大學擔任教會法學教授。作為天主教啟蒙思想家，魏斯豪普特的著述非常多，具有代表性的如《論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über Materialismus und Idealismus，1786）、《人類理解力的基礎及其可靠性》（über die Gründe und Gewiheit der Menschlichen Erkenntni，1788）、《關於時空概念與康德商榷》（Zweifelüber die Kantischen Begriffte von Zeit und Raum，1788）、《論真理與道德完善》（über Wahrheit und sitliche Volkommenheit，1793）以及《論國家的職責與稅務》（über die Staats-Ausgaben und Auflagen，1817）等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著述關涉「光照會」。

  「光照會」是魏斯豪普特於1776年創立的一個秘密組織，由所謂的「完美者」構成。其宗旨是發展道德與美德，將「好人」聯合起來，與「壞人」劃清界限。魏斯豪普特組建「光照會」有兩個直接的原因：一個是直接受到「共濟會」的啟發，另一個是直接抗議「新任公爵」的統治政策。

  「共濟會」是1717年出現在英國倫敦的一個主張社會改革的秘密團體，參與者是社會中、上層人士，不分宗教信仰，但必須是有神論者。該會成員認為，造物主是一位理性的工匠，宇宙的秩序就是造物主賦予的理性，相信人類能夠以理性為準繩、以道德為工具，不斷修正自身的缺陷，最終可以成為完美的人，進入神的領域。1745年以後，「共濟會」不再秘密活動，其內部儀軌被公開，並得到英國王室成員的參與。在德國，1737年出現「共濟會」分會以後，開始時也是社會上層的秘密聚會，後來公開化並中產階級化。啟蒙運動時期，「共濟會」的會所是德國啟蒙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許多啟蒙思想大家，如萊辛、歌德等也是「共濟會」會員。模仿「共濟會」的理念和做法，魏斯豪普特使「光照會」成為由社會上層人士組成的、主張社會改革的秘密社團。1777年，他加入了「共濟會」在慕尼黑的一個支部，建立不久的「光照會」由此而與傳播極廣的「共濟會」緊密合作。正是由於這層合作關係，「光照會」吸引了北方啟蒙主義者的關注和支持，其影響也隨之迅速擴大。

  「新任公爵」指的是1777年繼任巴伐利亞選帝侯的普法爾茨公爵卡爾·提奧多爾（Karl Theodor，1724—1799）。這位公爵雖然是文化活動的促進者，但是他促進的是宮廷貴族的豪華排場，他反對啟蒙運動，反對啟蒙思想指導下的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改革。因此，他一上任就尋求同樣反對啟蒙運動的羅馬教皇的支持，要求在慕尼黑設置教皇使節，希望在統治區域內復興中世紀的教會秩序。他的上任導致了一場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帝與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國王之間的巴伐利亞繼承戰爭。與此同時，由於這位「新任公爵」的統治基礎在普法爾茨，巴伐利亞民眾對之懷有普遍的、強烈的敵意，他因此而只有獲得同樣不贊同啟蒙運動的奧地利統治者的支持，才能維持其在巴伐利亞的統治。如此一來，卡爾·提奧多爾公爵所採取的統治措施明確地違背啟蒙運動者的願望，而「光照會」的推翻教會和國家一切權力、恢復原始自由和平等的主張，正應和了當時當地的民眾反對公爵統治的情緒。

  除了在理論上擁護北方啟蒙理想以外，「光照會」還堅持主張推翻教會和國家的統治權力，恢復原始的自由和平等，並堅持主張建立開明專制的政治體制，認為由開明且強大的君主實行中央集權統治是人類理想的、進步的國家形式。「光照會」的主張不僅在德國南部得到廣泛的積極響應，而且在德國北方的啟蒙諸邦中也獲得實際的支持。1780年前後，黑森-卡塞爾的啟蒙思想家A.克尼格男爵（Adolph Knigge，1752—1796）、薩克森-哥塔阿爾騰堡公爵艾恩斯特二世以及當時就已經具有歐洲影響的歌德、赫爾德等人都成為「光照會」成員。面對「光照會」的迅速發展，卡爾·提奧多爾於1784年發布禁令，禁止所有沒有得到選帝侯批准的社團進行活動。第二年，巴伐利亞選帝侯政府和奧地利帝國政府同時發布敕令，取締「叛國」的「光照會」和「叛教」的「共濟會」，禁止一切與之相關的言論和行為。魏斯豪普特本人逃亡哥塔，南方成員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壓。卡爾·提奧多爾去世後，魏斯豪普特回到慕尼黑，並於1808年成為巴伐利亞科學院的編外院士。在科學院，他繼續宣揚激進的啟蒙思想，其影響仍然存在，但「光照會」早自1787年起就趨向瓦解，各地成員的活動處在地下。進入19世紀以後，羅馬教廷再次出面鎮壓，在1817年和1821年分別與普魯士和巴伐利亞簽訂協議，共同清除「光照會」殘餘。

  （二）教會選侯邦的天主教啟蒙運動

  教會選帝侯邦在此指特里爾、科隆和美因茨三大選帝侯主教的領地。在這裡，天主教啟蒙運動以費伯羅主義的改革要求為標誌達到高峰。

  費伯羅主義是特里爾副主教洪特海姆（J.N.Hon the im，1701—1790）提出的思想學說。

  J.N.洪特海姆出身於特里爾城市貴族家庭，曾在特里爾、魯汶和萊頓學習法學和神學，1733年受聘擔任特里爾大學羅馬法教授，後來又兼任特里爾副主教。費伯羅（Justinus Febronius）是他的筆名。1763年，洪特海姆發表其五卷本著作《論教會現狀與羅馬教皇的違背基督的合法權力》（Destatu ecclesiaeetlegitima potestate Romani Pontificis）的前兩卷，以此為核心形成了所謂的費伯羅主義。費伯羅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反對羅馬教皇及其所轄機構的至高權力。洪特海姆認為，基督教會的最高權力在全體主教，教會立法和司法權的最高機構是主教全體會議，全體主教是教會權力的真正承擔者，羅馬教皇的職責只是保護主教權力的自主性。據此，他主張，世俗諸侯擁有改革教會事務的權力，同樣，主教們也擁有為教會改革呼求世俗政權參與的權力。費伯羅主義反對教皇至高權力的最終目的是促成基督教會的重新合一。就理論而言，費伯羅主義沒有很大的創新之處，它只是14世紀以來宗教公會議理論的重述。但是，在實際上，有兩方面原因使費伯羅主義成為德國天主教啟蒙運動的核心內容。一方面，天主教南德邦國受到北方新教啟蒙運動的影響，正致力於順應啟蒙思潮的教會改革，試圖改組天主教會的行政管理機構；另一方面，天主教帝國教會受法國詹森主義的影響，正努力擺脫羅馬教廷的專制統治，試圖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獨立教會。在這樣的形勢下，特里爾、科隆和美因茨三大選帝侯引發了一次「教皇使節之爭」（Streitüber apostolische Nuntien）。

  教皇使節是從1529年開始由羅馬教廷派往神聖羅馬帝國的全權代表，一般駐蹕維也納皇宮和教會選帝侯宮。如上述，卡爾·提奧多爾繼任巴伐利亞選帝侯之後，成功地得到羅馬教廷的同意，嚮慕尼黑派駐使節。對此，特里爾、科隆和美因茨的三大選帝侯主教聯合向羅馬提出抗議，並得到當任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fⅡ，1741—1790，1765—1790年在位）的支持，禁止教皇使節在帝國境內的審判權。1786年，三位選帝侯大主教又聯合薩爾茨堡大主教和弗萊辛主教在埃姆斯城舉行會議，討論起草了《埃姆斯草案》（Emser Kongress或Emser Punktation） ，按照費伯羅主義倡導的教會改革精神，限制羅馬教皇在德國的各項權力。接著，他們又呼籲舉行全體宗教會議，對羅馬採取進一步的對抗行動。

  然而，教會選帝侯們對教皇的抗議沒有得到世俗選帝侯和德國其他天主教主教們的支持，不支持者更多地考慮到所在地區世俗政權的壓力。就是說，這些人寧願由羅馬教皇統治也不願受當地統治者管轄。天高皇帝遠。遠離羅馬但屬於羅馬的主教們，在德國總會有些自主的空間。此外，皇帝也沒有繼續支持教會選帝侯們與教皇鬥爭，因為涉及教會改革的約瑟夫主義（Josephinismus）與費伯羅主義出現分歧。對此，第三章將具體敘述。

  二、振興信仰的文化繁榮

  不能忽視，德國天主教啟蒙運動是在天主教再教化的形勢下展開的。天主教再教化是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統治者在內的、世俗君主與羅馬教廷聯手在歐洲範圍內開展的對抗宗教改革運動的過程，從16世紀中葉開始，經過大約兩個世紀的發展，到18世紀中葉達到高峰。德國作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始發地，在天主教再教化過程中，不僅擴大了天主教的信仰區域，而且促成了天主教區域內的文化繁榮。對於始終沒有出現反極端教權主義傾向的德國啟蒙運動來說，天主教振興信仰的文化繁榮同時也是批判的對象和發展的基礎。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一方面，耶穌會教育；另一方面，天主教巴洛克文化。

  （一）耶穌會教育

  在羅馬教廷主導的天主教再教化的過程中，耶穌會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除了做政界要人的懺悔神父、異域傳播福音的傳教士、實施救助的善工等等以外，學校教育是耶穌會的至關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學校教育也是啟蒙運動的至關重要的成就之一。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德國天主教啟蒙運動的特徵。

  耶穌會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確，即「愈顯主榮」（Ad Majorem Dei Gloriam）。在對抗宗教改革運動、收復天主教信仰陣地的主旨下，培養教會教士整體的神學素養、提高神職人員的道德情操、訓練教士們的責任感，等等，諸如此類，是耶穌會教育力圖達到的目標。為此，耶穌會教育主要在三類學校中實行：一類是建於羅馬城內的耶穌會學院，如於1551年建立的羅馬學院和1552年建立的德意志學院。這是針對宗教改革運動，主要為培養天主教高級教職的機構。另一類，耶穌會中學，如於1596年建立的德國聖布拉西恩中學和約於1626年建立的安姆貝格中學等。這是不擇社會階層的、實行義務教育和培養將來的神職人員及純正天主教信徒的機構。還有一類是耶穌會大學及設置在大學之內的耶穌會神學院，前者如1647年建立的班貝格大學和1702年建立的布雷斯勞大學等，後者如在美因茨大學和英戈爾施塔特大學等內設的神學院系。這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研究型的神職人員或專職的神學研究者。

  由於教學目的明確並統一，耶穌會三類學校的課程雖有遞進式差異，但在三個方面表現出主旨性一致，即道德論辯、文法修辭和文化知識。宗教信仰在耶穌會教育中不是教學課程，而是學校生活。從教師到學生，其在校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嚴格地遵守天主教信徒的本分。總之，比較系統的教學計劃，相對靈活的教學方式，訓練有素的師資力量，不限出身的學生來源，以及畢業生在政界、教界及社會上的良好表現等等，這一切使耶穌會學校迅速普及，並成為16、17世紀歐洲教育的改革者和楷模。然而，進入18世紀以後，耶穌會教育不僅迅速衰退，而且成為啟蒙運動者批判的對象。世俗界啟蒙思想家批判耶穌會教育堅持反理性的神啟真理；天主教啟蒙運動者抨擊耶穌會學校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墨守成規、僵化死板，而在教學思想上過分張揚人的能力，貶抑神的恩典；政界啟蒙人士譴責耶穌會通過教育為羅馬教廷在國際範圍內布下了網絡，過分地介入民族國家的事務，等等。在18世紀中葉以後，耶穌會逐漸遭到各國政府的排擠，終於在1773年由羅馬教皇克里門特十四世（ClementⅩⅣ，1705—1774，1769—1774年在位）宣布取締。各地的耶穌會學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耶穌會教育就此告一段落。

  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耶穌會教育在德國天主教區域內成就顯著。許多有為的統治者、影響很大的學者，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是來自耶穌會。例如幾代巴伐利亞選帝侯和巴伐利亞科學院的大多數本地院士都是耶穌會學校畢業生。18世紀初，啟蒙運動波及德國天主教地區以後，嚴厲批判耶穌會的人也大多是曾經在耶穌會學校學習過的人。不僅如此，耶穌會學校對於兒童讀寫教育的做法、義務教育的平等理念、為社會福祉而掌握知識和獲得才能的教育宗旨，以及相信教育本身對於人類社會進步的作用等等，應該承認，這一切得到了啟蒙運動的批判性繼承。除此之外，至少在天主教啟蒙運動中，耶穌會教育的其他目標也得到繼承和發揚。例如認識、了解和研究上帝創造的世界上的一切；培養學生積極地並準備有所成就地面對世界上的所有問題；服務於社會、負責於社會，使學生樹立承負神聖使命的責任心；堅定信仰、表達信念，鼓勵學生接觸其他不同的文化，了解各種不同學科的知識，並對之進行創作性和批判性思考，等等。教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觀念，無論在天主教的再教化過程中，還是在天主教的啟蒙運動中，都通過耶穌會教育而得到了實際性的表現。

  （二）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

  在羅馬教廷主導的對抗宗教改革運動的過程中，巴洛克文化一度集中地展現了天主教教會感性宣教的基本特徵。如果說巴洛克文化指的是歐洲文藝復興與古典主義之間的主流文化現象，那麼「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就是其前期的主要內容。16世紀下期，巴洛克文化首先在義大利的建築領域內發起，接著便在歐洲天主教地區流行和發展；當18世紀在新教地區也普遍地出現了巴洛克藝術、音樂或節慶等等現象的時候，巴洛克文化在整體上進入尾聲。與耶穌會教育的情況相似，天主教巴洛克文化也同時是啟蒙運動的批判對象和發展基礎。這主要表現在教堂建築和宗教儀式兩個方面。

  1568年，在特蘭托大公會議（Konzil von Trient，1545—1563）精神的指導下，由著名的文藝復興建築師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1475—1564）參與設計的耶穌會教堂在羅馬開工，1580年，這座成為全世界耶穌會教堂楷模的教堂基本竣工。巴洛克建築風格由此開端。三年後，即1583年，在巴伐利亞公國的首都慕尼黑，耶穌會的聖米歇爾教堂依照羅馬耶穌會教堂的式樣動土奠基（1597年竣工） ，標誌著巴洛克建築風格在德國天主教地區興盛的開始。進入17世紀以後，隨著法國巴黎盧森堡宮的建成，巴洛克風格逐漸地占據了天主教歐洲的教堂、宮殿以及城市、園林等等建築的主流地位。維也納的卡爾大教堂、德國的維爾茨堡宮和畢爾瑙的朝聖教堂等等是這時期建築的代表作。稍後，隨著德國德雷斯頓的茨溫格宮的建成，新教地區的建築也開始普遍地接受巴洛克的風格因素。柏林的夏洛滕堡宮和德雷斯頓的聖母大教堂可以作為這時期建築的代表作。

  僅就天主教的教堂建築而言，巴洛克建築的主要特徵可以概括為：氣勢宏偉、艷麗豪華、裝飾繁縟和熱情躁動。雖然在整體上巴洛克教堂一般沒有哥德式或羅馬式教堂那麼高大，但它不僅衝破了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以來沿襲的種種清規戒律，而且違背了慣常的藝術標準。例如去掉了常見的教堂大廳的立柱，又如將繪畫和雕刻與建築渾為一體等等。從外表的立體感到內部的空間感，都不加掩飾地、甚至不惜誇張地展示自由且神秘、富麗且莊嚴的氣度，極具情緒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這種特徵正好適合對抗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再教化宣傳。因此，耶穌會的教堂建築差不多都採用了巴洛克式樣。

  當然，富麗堂皇的教堂建築只是天主教巴洛克文化的一部分，與之相併列的還有一系列其他內容。例如為牧靈宣教而創作的戲劇和音樂、為強化信念而成規模的彌撒和朝聖、為激勵信仰而頻繁舉行的聖日慶典等等。這一切構成了天主教會的宗教儀式，其結果是使社會圍繞著信仰活動起來，使民間生活熱鬧起來。以耶穌會為首的創作巴洛克文化的教士們，滿懷自由張揚的激情，發揮不受規則束縛的表現力，盡情盡力地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感化和愉悅人們的感官，因而與偏重語言宣講的新教文化、與偏重理性批判的啟蒙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此一來，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吸引了廣大民眾，贏得了他們回到或進入天主教的信仰陣營，同時也使在對抗宗教改革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各類專制君主獲得了炫耀財富、展現權勢的平台。

  如果說在17世紀的德國巴洛克文化還帶有明確的天主教性質，那麼在18世紀，宗教信仰就已經不再是辨別文化現象的因素之一了。18世紀，巴洛克文化在各個文化領域內的代表作已經開始在新教地區出現，如柏林的建築、萊比錫的音樂等等。其中「蔡特罕軍營檢閱慶典」（Lustlager von Zeithain）是那個時代最宏大的巴洛克式節慶。

  1730年，薩克森選帝侯、波蘭國王強壯者奧古斯特一世舉辦大型的慶典活動。時間從5月31日到6月28日，持續將近一個月；地點在薩克森與布蘭登堡交界地區，以蔡特罕為中心包括周圍幾個城市和鄉鎮。大約有48位歐洲君主得到邀請，參加者達三萬餘人。慶典內容包括閱兵、戲劇、跳舞、篝火、宴飲、焰火和喜劇等等。這次活動表現了薩克森選帝侯政府巨大的組織能力和財政能力。據載，為供應節日麵包和甜點，選帝侯技師設計建造了一個七米長的烤爐。為燃放最長達五個小時的焰火，當地商人的運輸馬車晝夜行駛。這是那個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事件，至今仍然被看作巴洛克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

  從整體上看，與德國北方相比，南德天主教啟蒙運動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南方天主教啟蒙運動接受了北方啟蒙思想的影響。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內容上，南德天主教的啟蒙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使北德新教的哲學和宗教觀點繼續傳播和研究。18世紀，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建立和改革的一系列對後世影響很大的大學中，特別是北方的大學，將宗教寬容作為基本校規之一，淡化教授和學生的宗教身份，從而使起步較早的北德啟蒙思想迅速而廣泛地影響到南德天主教地區。例如哥廷根大學，這所正式建立於1737年的大學一度擁有西歐各種信仰的學生，路德派、加爾文派以及天主教徒和猶太人在這裡幾乎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條件。從中，南德天主教的啟蒙運動獲益匪淺。自18世紀中葉以後，天主教的各類學校機構都開始接受北德新教的啟蒙思想。

  二是南德天主教的啟蒙運動深受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存在的束縛。《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德意志北部的諸侯邦國日益明顯地脫離了帝國。比較而言，南部的帝國等級還在很大程度上滯留在帝國歷史傳統的框架限制之中，主要表現仍然是圍繞著「神聖」和「羅馬」展開基本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神聖」的實際內容仍然在羅馬，在羅馬教廷。因此，南德天主教的啟蒙運動不像在北部德意志或在英國和法國那樣，那些地方的啟蒙領域主要在人類社會，啟蒙思想家希望廣大民眾「在理性的指導下自由地過自己的道德生活」，反對「每一種要求承認的權威」。而南德啟蒙運動的領域主要在教會，啟蒙運動者希望廣大信眾認識「真實宗教的秘密」，了解「上帝對世界的旨意」，相信「理智的信仰和基督教真理」。帶有「神聖」羅馬傳統因素的天主教啟蒙的特徵，明顯地表現為堅持思想理論的系統化。他們不會輕意地在傳統的、基礎的理論上進行改變。這是一方面。此外，「羅馬」的實際內容也仍然在普世，在教會統一。因此，南德天主教的啟蒙運動不像在北部德意志或在英國和法國那樣觸動了教會的和政治的信仰根基。天主教啟蒙不僅沒有對教會和神學進行攻擊，反而通過神學和教會發布思想，進行運動。在這樣的前提下，與新、舊教派重新合一的願望，這一個自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從來沒有中斷的願望，在啟蒙運動期間具體表現為建立民族教會。這就是脫離羅馬、德國宗教統一。對此，新教派認為，這是天主教在迫使人們服從羅馬、皈依帝國，其目的是「再次教派化」。但是，天主教認為，新教派的反對破壞了帝國的統一，擾亂了德國的社會秩序。顯然，在啟蒙運動期間，「神聖羅馬帝國」是橫在南北德意志之間的一條鴻溝。

  三是南德天主教啟蒙運動的主要成就是教會改革。與北部德意志新教的啟蒙運動不同，天主教啟蒙運動中沒有出現大批的公眾讀物，如雜誌、出版物和文學作品，而是進行了各項具體的教會改革。典型的代表是皇帝約瑟夫二世的改革。約瑟夫改革的內容涉及民眾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改革思想與行為被稱為約瑟夫主義。例如，改革教會制度和秩序，改善禮拜形式，減少宗教遊行和朝聖的次數，取消傳統的民間信仰陋習；改革修道院，改變僧侶與修士修女的權利關係，等等。在這一切啟蒙改革的背後有兩個重心點。一個是與羅馬教會的鬥爭，鬥爭的目標朝向解除德意志主教與羅馬教皇的聯繫，取消世俗貴族在帝國教會中的特權，建立本邦教會。這是北德新教教會早在宗教改革運動時期就已經達到的目標。另一個是參與圍繞著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識和政治現實的大討論。這是北部德意志新教的啟蒙運動從一開始就作為主要問題進行討論的內容。

  總之，在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之前，德意志的宗教基本實現了南方天主教和北方基督教相互交通、相互滲透的共存局面。這是在帝國解體以後，特別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德意志新教與天主教站在「德意志」旗幟下的同一條戰線上，與法國人作戰的不可忽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