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北方諸邦的啟蒙運動 一、德國的啟蒙世界觀

  什麼是啟蒙（Aufklrung） 作為一場歐洲規模的運動，德國思想家有自己的解釋。在1783年《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提出什麼是啟蒙的問題之前，在1780年，巴伐利亞史學家、慕尼黑教堂牧師勞倫茨·馮·維斯騰利德（Lorenz von Westenrieder，1748—1829）曾在一次演講中說道：啟蒙「就是清除眼前的某些佑護和遮蔽，在理智和心智中給光明一個位置，使之照亮、溫暖和進入真理和秩序的領域。這是由真正幸福的人們決定的領域。」三年後，即在《柏林月刊》徵集答案的時候，著名哲學家、柯尼斯堡大學教授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給出的答案是：「啟蒙就是人類擺脫咎由自身的不成熟狀態的過程。不成熟狀態是指不經他人的引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咎由自身是說不是因為缺乏理性，而是因為缺乏決心和勇氣導致不經他人的引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狀態。Sapere aude！拿出勇氣，使用自己的理性！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

  與此同時，猶太哲學家、柏林商人摩西·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對「什麼是啟蒙」做出這樣的回答：「啟蒙」是教育的組成部分；教育是一個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和進步的過程。另外，「啟蒙」還被分為個人的啟蒙和公民的啟蒙。個人的啟蒙，指的是對人的規定性的認識；公民的啟蒙，指一種職業性的、社會地位性的學習。後來，在1789年，詩人和翻譯家、魏瑪出版商維蘭德（Christoph M.Wieland，1733—1813）又對「啟蒙」進行了通俗的解釋。他說：每一個能夠分辨出什麼是光明、什麼是黑暗的人都能夠明白什麼是啟蒙。物體在黑暗中，我們要麼看不見，要麼看不清楚。一有光明，物體就清晰了。我們看得見也辨得清楚。看、辨別、認識，是人的先天能力。給人以光明，使之發揮先天的能力就是啟蒙。擺脫權威，使用理性，引用光明，發揮先天能力等等，這些就是啟蒙或啟蒙運動的命令（Imperativ）。它普遍地適用於「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宗教和教會，國家與社會，哲學與科學，歷史與當代，無一例外」。

  通過上述答案可以看出，18世紀的德國啟蒙運動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自由的思想活動，另一方面是知識性的教育開化。前者更注重個人的、理性基礎上的道德自由。認為傳統權威與政治專制等等都屬於「遮蔽」的、常給人帶來黑暗的事物，天賦理性的光明能夠使人透過黑暗，看清真相，這是以康德為代表的在思想界影響很大的觀點。後者更注重普通民眾通過理性能力而獲得知識的過程。認為這個過程是社會進步或人們幸福的必由之路，孟德爾頌是這種觀點的具有代表性的闡發者。無論是思想自由還是教育開化，這裡的「啟蒙」，指的都是一場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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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場文化運動，歐洲的啟蒙運動於17世紀中期在英國興起以後，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具有不同的偏向，但從整體上說，其發展過程是，於18世紀前期在法國達到高潮，並於18世紀後期在德國進入尾聲。德國的啟蒙運動，或稱德意志啟蒙運動（Die Deutsche Aufklrung） ，可以1688年哈勒大學的法學教授克里斯蒂安·托馬西烏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自編自撰《月談》（Monats-Gesprche）雜誌為開始的標誌；18世紀中葉出現了以「德意志的伏爾泰」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為代表的一批啟蒙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將德意志啟蒙運動推向高潮；1783年，柏林科學院院士、神學家佐爾納牧師（Johann Friedrich Zllner，1753—1804）為《柏林月刊》徵集「什麼是啟蒙」問題的答案，標誌著德國的思想啟蒙運動進入尾聲。

  如果可以說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分別為英國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奠下了思想基石，那麼也可以說萊布尼茨的哲學學說奠定了德國啟蒙運動的世界觀基礎。

  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出身於萊比錫的一個信奉路德宗的大學教授家庭，曾在萊比錫大學、耶拿大學和阿爾特多夫大學學習哲學、數學和法學等，20歲開始在美因茨大主教宮中任法律研究員和文書。1671年，他以帝國外交官的身份先後前往巴黎和倫敦，結識了當時歐洲著名的思想家；1676年受聘不倫瑞克沃爾芬畢特爾（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公爵圖書館管理員；1700年在布蘭登堡普魯士統治者的支持下建立普魯士王家科學院，任第一任院長。作為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和物理學家，萊布尼茨的主要論著包括《學科組合論》（Arscombinatoria，1666）、《法學之教與學的方法新論》（Nova Methodus Pro Maximis Et Minimis，1684）、《形上學論》（Metaphysische Abhandlung，1686）、《人類理智新論》（Neue Abhandlungen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1704）、《韋爾夫家族與下薩克森史料集》（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3Bde，1701—1711）、《神正論》（Theodizee，1710）和《單子論》（Monadologie，1714）等等。

  就對德國啟蒙世界觀的影響而言，萊布尼茨哲學的主要觀點可以分列三個方面。一方面，潛在天賦觀念論。法國的笛卡兒認為，人的心靈生來就有清楚明白的天賦觀念，這是理性的法則。英國的洛克認為，人的心靈生來就像一張白板，經驗向它提供精神內容。萊布尼茨贊同笛卡兒的主張，相信人的心靈生來就有天賦觀念，同時贊成洛克的觀點，認為天賦觀念需要感覺經驗才能得到。但是，他認為天賦觀念不是心靈中的現實存在，不是清楚明白的，而是心靈的潛在稟賦。就是說，潛在於人的心靈中的天賦觀念同時需要理性加工和感覺經驗才能獲得。另一方面，兩種真理說。萊布尼茨提出真理有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之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可靠的，其根源在於心靈理性；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不可靠的，其根源在於感性知覺。前者依據的是矛盾律，即真實的對立面是謬誤；後者依據的是充足理由律，即事實的對立面如果有充足的理由也是事實。據此，真實存在的世界之所以呈現當前的面貌，是因為上帝有充足的理由來這樣創造它。換言之，上帝沒有將世界創造成其他的樣式，是因為邏輯無矛盾律決定了現實世界的總體結構體現出最大限度的多樣性和完美性。因此，現實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第三方面，預定和諧思想。與前兩個理論相承繼，萊布尼茨將世界的本原歸為精神性的「單子」（Monaden） ，單子與單子之間根據預定和諧原則聯繫在一起。上帝創立了宇宙法則，每一個單子依據上帝的法則獨立運動，並與其他單子和諧相處。宇宙就是這樣一個由無限多樣的、獨立且相互聯繫的單子組成的和諧統一體。在預定和諧的宇宙間，世界和人類向著趨於完善的方向發展。

  總之，強調承認情感作用的理性主義、相信充足理由的樂觀情緒和人類社會趨向完善的進步信念，這就是萊布尼茨哲學在德國啟蒙運動中展現的世界觀。

  二、德國北部諸邦啟蒙文化運動的發展

  德國的啟蒙運動有「純粹的北極光」（ein bloe Nordlicht）之稱，意思是說，啟蒙運動僅僅是德國北方地區的一種文化興盛現象。在這裡，所謂北方，主要指統治者信奉新教的布蘭登堡普魯士、漢諾瓦和薩克森等北部諸邦。由此，德國啟蒙運動的參與者主要是哈勒和哥廷根的大學教授、柏林的市民知識分子和魏瑪的宮廷官員。相應地，啟蒙運動的場地多在大學課堂、定期刊物社、讀書俱樂部和沙龍或家宅客廳；運動的思想載體通常是文章、書信和譯作；運動的影響直接觸及所在地區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導致開明專制的現實。

  由此，德國啟蒙運動的文化成就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哈勒等大學的學術研究、柏林知識市民的思想言論以及魏瑪宮廷學者的科學探索和文學創新。

  （一）哈勒與德國啟蒙運動的興起

  哈勒是德國啟蒙運動最早興起的地方。1680年，根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哈勒城由馬格德堡大主教區的轄區轉為布蘭登堡選帝侯的屬地。當地居民多數信奉路德宗教義。1690年，萊比錫大學的哲學和法學教授Ch.托馬西烏斯由於與學校當局發生衝突來到哈勒，並在布蘭登堡選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支持下，於1694年成功地將當地的貴族學校擴建為大學，即弗里德里希大學，簡稱哈勒大學。托馬西烏斯為第一任校長。同一年，哈勒城聖格奧爾格教堂牧師、虔敬主義者A.H.弗蘭克（A.H.Francke，1663—1727）受聘第一批教授，並負責組建神學院。1706年，萊比錫大學的哲學教授、萊布尼茨哲學的繼承人Ch.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來到哈勒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從此，德國啟蒙運動開始呈規模地發展。

  托馬西烏斯出身在信奉路德宗的萊比錫大學法學教授家庭，畢業於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專業，27歲開始在萊比錫大學講授哲學。作為德國啟蒙運動的發起者之一，托馬西烏斯的主要作品包括其自編自撰的《月談》雜誌（1688—1690）和著作《自然法學教程》（Lehrbuch des Naturrechtes，1687）、《理性學說導論》（Einleitung zu der Vernunfft-Lehre，1691）、《倫理學的運用》（Ausübung der Sitenlehre，1696）、《試論精神的本質，或自然科學與倫理學的基礎理論》（Versuch vom Wesen des Geistes，1699）及《自然與國家法基礎》（Fundamenta iuris naturae etgentium，1705）等。1688年，以萊比錫大學哲學教授的立場和視角，托馬西烏斯在三個方面豐富了德國啟蒙運動的文化內容。一方面，基於自然法學的研究，他指出，人類的法律知識來源於自己的理性和經驗，而不是直接來自上帝，因為上帝沒有將自然法直接地傳達給人類，雖然上帝是自然法的終極來源。另一方面，他認為巫術不能影響、更不能左右人和自然界，因為人和自然界所遵循的都是上帝的神聖法則。因此，他呼籲統治者和民眾放棄巫術信念，停止迫害所謂的女巫男覡。還有一方面，托馬西烏斯主張思想開放的、靈活的學校教育，反對當時在哈勒大學和在他的同事開辦的貧兒學校及孤兒院裡實行的僵化而嚴厲的教育方法，指出那樣的教育將難以避免地導致學生或兒童固執保守、偏執邪狂。托馬西烏斯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德國啟蒙運動盛期的知識大眾的哲學觀念。

  Ch.沃爾夫出身在西里西亞一個信奉路德宗的麵包師家庭，曾在當地路德宗高級文科中學和天主教耶穌會學校接受初級教育，後來在耶拿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學習神學、物理學和數學，24歲留任萊比錫大學助教。1706年，沃爾夫離開萊比錫，到哈勒大學教授數學和哲學；1711年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次年又成為柏林科學院成員。作為啟蒙時代的哲學家、法學家和數學家，沃爾夫的主要著作包括用德文寫作的《關於人類理解力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 Gedancken von den Krfften desmenschlichen Verst and 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ntnisder Wahrheit，1713）、《關於上帝、宇宙和人類靈魂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n Gedankenvon Got ，der Welt undder Seeledes Menschen，auch alen Dingenüberhaupt，den Liebhabern der Wah the itmitge the iles，1720）、《關於自然作用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 Gedanken von den Würckungen der Natur，1723） ，以及用拉丁文寫作的《理性哲學，或邏輯學》（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mit dem 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in genere，1728）、《第一哲學，或本體論》（Philosophia prima，sive Ontologia，1730）以及《自然神學》（Theologia naturalis，1737）等等。沃爾夫將萊布尼茨的哲學學說進行了德語化、概念化和系統化，形成所謂的「萊布尼茨沃爾夫哲學體系」。在德國高校教育史上，沃爾夫是緊隨托馬西烏斯的又一位用德語授課、撰寫講義的教授。在哈勒大學的哲學課堂上，沃爾夫用德語替代拉丁文，第一次嘗試提出了德語的哲學專業詞彙，並第一次藉助古典的和中世紀的歐洲哲學將萊布尼茨的哲學系統化，為德國古典哲學的興起發出了先聲。通過沃爾夫，萊布尼茨與法國的笛卡兒、英國的洛克一樣，為本國的啟蒙運動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進而使德國啟蒙運動兼具理性—感性主義色彩，與英國的經驗主義和法國的理性主義區別開來。

  A.H.弗蘭克出身於呂卑克一個信奉路德宗的法律顧問家庭，曾在愛爾福特大學、基爾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學習希臘文、東方學、哲學和神學，22歲擔任萊比錫城聖保羅教堂的神職。1687年，弗蘭克接受並開始踐行虔敬派（Pietismus）信仰，因此遭到當地教會的排擠，被迫於1690年離開萊比錫到了哈勒。在哈勒，從1692年起直到去世以前，弗蘭克一直是教堂牧師，同時從1694年起兼任哈勒大學教授，先後教授希臘文、東方語文和神學。作為啟蒙時代具有影響的神學家、教育家和德國虔敬派典型代表之一，弗蘭克的主要活動包括於1695年建起一所貧窮兒童學校、1698年建起一個慈善基金會和一處孤兒院、1705年協助丹麥國王建起一個海外傳教組織以及1710年起與英國的「基督教知識促進社」合作建起一間《聖經》印刷所或虔敬靈修出版社。根據虔敬派信仰，弗蘭克相信，理性使人們懷疑除了痛苦和死亡以外的任何事物，這無疑是自欺欺人，而情感則幫助人的心靈接近真理。他不知疲倦地踐行虔敬派理想，力圖通過一系列慈善教育機構彰顯和證明虔敬派信徒所享有的精神上的新生。在哈勒大學，弗蘭克一邊參與修訂課程編制，提出和採用創造性的教學法，一邊宣揚與理性主義相對立的虔敬主義唯靈論，從而不僅使哈勒大學成為虔敬派的服事中心和歐洲的虔敬主義學術中心，而且使這所大學成為虔敬主義與早期德國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哲學之間的學術爭論場所。在弗蘭克的影響下，哈勒大學當局強硬地維護虔敬主義，排斥以沃爾夫為主講的理性主義哲學，沃爾夫因此而在1723年被勒令離開大學和哈勒城。直到弗蘭克去世以後，由於大力支持啟蒙運動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712—1786，1740—1786年在位）進行干預，沃爾夫才於1740年恢復在哈勒大學的教職。

  直到18世紀下半葉，哈勒大學都是德國啟蒙運動的重要中心，當時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只有哥廷根大學。

  哥廷根大學的教育實踐拓展並完善了哈勒大學創立的大學教學模式，為德國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制度方面的內容。1737年，兼任英國國王（喬治二世）的漢諾瓦選帝侯格奧爾格二世·奧古斯特（GeorgeⅡAugust，1683—1760，1727—1760年在位）宣布正式成立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簡稱哥廷根大學。與哈勒大學相同，哥廷根大學建有哲學、神學、法學及自然科學等院系設施，並配備相關的課程。所不同的是，後者提高了哲學院的地位，使之與神學院同位並立，同時取消了神學院對於師生和教學的信仰審查權。在哥廷根，大學從一開始就與教會脫離，信仰與科研脫離。宗教寬容是一項正式的校規，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不會因為信仰不同而在教學或聽課時受到盤問和刁難。教授們的授課方式包括集中講課和主持研究班討論等多種形式。除教學以外，教授們的主要工作是進行研究，包括著書立說和科研性及應用性實驗。啟蒙時期教授們創辦的一系列專業刊物，如著名的《哥廷根學報》（G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1753）等等，不僅是本學科研究成果的部分展現，還是闡發和傳播啟蒙思想的重要園地。

  不能忽略，德國啟蒙運動在哈勒大學和哥廷根大學以及萊比錫等大學校園裡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其影響並沒有局限於學術研究領域。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性的民眾教育問題是早期啟蒙思想家關注的重點。

  （二）柏林與德國啟蒙運動的興盛

  柏林是德國啟蒙運動最興盛的地方。1640年，後來被稱為「大選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從他父親手中接管柏林以後，馬上施行招才引資、宗教寬容的政策，其目的在於快速地從三十年戰爭的創傷中恢復元氣。在「大選侯」政策的鼓勵下，1671年，有50個猶太家庭從奧地利天主教區域來到柏林定居。1685年以後，在「大選侯」頒布的《波茨坦敕令》（Edikt von Potsdam）保護下，又有成千上萬的胡格諾逃離法國來到布蘭登堡。其中約4000人（一說6000人）居留擁有1.1萬人口的柏林。據統計，在1700年前後，柏林總人口的約20%是法國人。1750年前後，柏林的法國人是6600名。除此之外，柏林城內還有來自東歐和東南歐的波希米亞、波蘭等地的移民。1701年在被定為普魯士王國首都的時候，柏林已經儼然成為國際大都市。在這裡，啟蒙運動的形式主要是市民知識分子的圈內活動。他們自發地組成諸如「星期一俱樂部」、「星期三協會」等團體，常常以他們主辦的出版社為場地，進行頻繁的交際、聚會和討論活動。

  「星期一俱樂部」於1749年由瑞士神學家J.G.舒爾泰斯（J.G.Schul the ss，1758—1802）主持組建。參與者主要是當時柏林具有影響的市民知識分子，包括政界官員、法學家、神學家、哲學家、作家、藝術家、醫生、書商及政論家等等。這些志同道合的人每星期一聚會，不僅僅像其他知識市民的聚會那樣在一起讀書、研討知識或學術問題，而且不拘社會地位相互結識、交流思想，闡發不同政見，談論異己觀念。1748年創刊的《博學界批判新聞》（Kritische Nachrichten aus dem Reiche der Gelehrsamkeit）緊密關注並及時報導該俱樂部的言論內容和思想傾向。

  「星期三協會」於1783年由柏林教會最高牧師、神學家W.A.泰勒（W.A.Teller，1734—1804）主持組建。參與者主要是普魯士王國的高層文官和知識分子，包括財政大臣、財政議員、帝國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詩人、作家、法學家、醫生和牧師等等。這是一個「啟蒙聯誼會」，每星期三聚會，主旨是討論普魯士王國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並提出改革方案，同時傳播和擴大啟蒙運動的成就。同年創辦的《柏林月刊》是刊載該協會會員發表言論和思想的園地。

  18世紀的柏林有多家出版社，其中至少有兩家對於德國啟蒙文化的傳揚和發展功不可沒：即伏斯出版社和尼柯萊出版社。伏斯出版社的主要出版人是Ch.F.伏斯（Ch.F.Voss，1722—1795）。這家出版社除了出版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孟德爾頌、赫爾德（J.G.Herder，1744—1803）的許多作品，印刷啟蒙文化雜誌（如萊辛的《舞台書匯》，1754—1758年）以外，還出版一份於1721年創刊的、具有很大影響的報紙，即《柏林王家特權報》（Berlinischeprivilegirte Zeitung） ，或稱《伏斯報》（Vosische Zeitung）。這是一份刊載和傳播德國啟蒙文化成就的重要園地。建立於1713年的尼柯萊出版社，其主要出版人是柏林啟蒙運動的代表之一Ch.F.尼柯萊（Ch.F.Nickolai，1733—1811） ，因此這家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是柏林啟蒙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柏林啟蒙運動中有兩個年份引人注目，一個是1755年，另一個是1781年。

  在1755年，被稱為「絕無僅有的偉大的思想家」G.E.萊辛發表劇本《薩拉·薩姆遜小姐》（MiSara Sampson） ，並與猶太思想家、擁有「柏林的驕傲」之稱的摩西·孟德爾頌合作出版《蒲柏，一位玄學家！》（Pope，ein Metaphysiker！）。在這一年，孟德爾頌還出版了另外兩部哲學著作，即《哲學講談》（Philosophische Gesprche）和《論感覺》（über die Empfindungen）。仍然是在這一年，萊辛及孟德爾頌與Ch.F.尼柯萊三人開始合作創辦雜誌，其第一份《德意志美學現狀通信》（Briefeüber denitzigen Zustand derschnen 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於同年出版。正是在這一年的前後，萊辛和尼柯萊開始參與「星期一俱樂部」的活動。1755年是柏林啟蒙運動進入高峰期的年份。

  在1781年，萊辛去世，尼柯萊進行了「啟蒙南德之旅」，柯尼斯堡大學哲學教授伊曼努爾·康德發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揭示了人類理性的限度和潛能。德國法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J.莫澤爾（Justus Mser，1720—1794）則發表《論德意志的語言和文學》（über die deut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揭示了「德意志啟蒙運動的政治偉人」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啟蒙思想局限性。因此，1781年是柏林乃至德國啟蒙運動發展到頂峰的年度。此後，隨著1786年孟德爾頌的去世，隨著1796年《柏林月刊》因「威脅社會治安」被查封，隨著1798年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derich WilhelmⅢ，1770—1840）下令解散「星期三協會」等等如此這般的事情連續發生，柏林的啟蒙運動逐步結束。在柏林，萊辛、孟德爾頌和尼柯萊的思想活動可以展示啟蒙運動的文化成就。

  G.E.萊辛出身於薩克森一個路德宗牧師家庭，曾在萊比錫大學和維騰貝格大學學習神學、醫學和哲學。大學期間，他曾因病輟學，短期在柏林為《柏林王家特權報》撰寫評論文章。畢業後，他又多次前往柏林、漢堡等地，與許多當時著名的學者建立聯繫和友誼。1770年受聘布倫瑞克-沃爾芬畢特爾公爵圖書館館長。作為德國啟蒙運動的典型代表。作為美學家、劇作家、戲劇評論家和哲學家，萊辛的主要著作有《薩拉·薩姆遜小姐》（1755年）、《拉奧孔，或論繪畫與詩歌的界限》（Laokoon oderüber die Grenzender Malereiund Poesie，1766）、《漢堡劇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1767—1768）、《愛米麗雅·迦洛蒂》（Emilia Galoti，1772）、《智者納旦》（Nathan der Weise，1779）、《人類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780） ，以及在他參與創辦的雜誌中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萊辛的著述中有兩個重要觀點使德國啟蒙運動獨具特色：平民悲劇和宗教寬容。自古典時代以來，一般認為，悲劇創造崇高，悲劇角色必須由高貴的人物如國王、英雄等擔當。在其創作的市民劇本中，萊辛使悲劇與喜劇雙重因素交映成輝，藉以發出了後來狂飆突進運動中出現的市民悲劇的先聲。另外，自17世紀中葉以來，宗教寬容一般指基督教內部的、天主教與新教各派之間的寬容，除個別地方以外，猶太人和穆斯林在歐洲各國還沒有普遍地得到受法律保護的社會地位。在其創作的劇本《智者納旦》中，萊辛使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信徒和睦相處，共論人性、智慧和信仰，從而拉開了開明專制時期出現的宗教寬容政策的帷幕。

  M.孟德爾頌出身於德國南部德紹一個猶太人家庭，14歲跟隨一位猶太拉比前往柏林謀生，1761年獲得「受保護的猶太人」身份，享有在普魯士生活的特權，39歲開始經營一家絲綢商行。作為自學成才的啟蒙作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猶太教研究者，除了1755年出版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外，孟德爾頌的主要著述還包括《哲學文集》（Philosophische Schriften，2Bde，1761）、《斐多，論靈魂不死》（Phdon oder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1767）、《論形上學的真實性》（Abhandlung über die Evidenz in den metaphysischen Wissenschaften，1763）、《耶路撒冷：論宗教權利與猶太教》（Jerusalem oderüber religise Macht und Judenthum，1783）、《早課，關於上帝存在的講座》（Morgenstunden oder Voriesungenüber das Dasein Gotes，1785） ，以及在他參與創辦編輯的雜誌中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孟德爾頌主要在三個領域豐富了德國啟蒙文化寶庫：在哲學領域，他發揚萊布尼茨沃爾夫哲學，並強調感性創造知識的作用；在美學領域，他附聲萊辛的許多觀點，並強調人類心靈的力量，將美感與情感聯繫起來；在宗教思想領域，他指出基督教與猶太教各自的局限性，呼籲改革猶太教使之適應所處的文化環境，主張宗教和平共處。孟德爾頌與萊辛一樣，其哲學、美學和宗教觀點的基礎是啟蒙運動的基本理想，即宗教寬容、尊重人性和批判性的學術研究。

  Ch.F.尼柯萊出身在柏林一個信奉路德宗的出版商家庭，曾在哈勒的虔敬派學校接受教育，25歲接承父業，經營一家書店。作為啟蒙時代著名的出版人、作家和批判思想家，尼柯萊的主要著述包括《少年維特的快樂》（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5）、《1781年德國和瑞士旅行記》（Beschreibung einer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unddie Schweiz，1783—1796）和《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sche Abh and lungen，1808）等。尼柯萊與萊辛、孟德爾頌共同創辦並編輯了三份可以作為柏林啟蒙運動標誌性成果的雜誌：《德意志美學現狀通信》（1755年）、《當代文學通信》（Briefe，die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1759—1765）和《德意志萬有文庫》（Allgemeinedeutsche Bibliothek，1765—1805）。三份刊物是他們傳播啟蒙美學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們捍衛德國啟蒙運動理想的重要陣地。其中，《德意志萬有文庫》是那個時代德國最重要的評論雜誌，它的辦刊宗旨是引導德國讀者閱讀好書，培育有判斷力的、超越區域和宗教差異的德意志讀者群體。據統計，在發行的40年間，這份雜誌評論了八萬多部新著，有四百多位作家為之撰寫文章，而尼柯萊是它的主編。就思想傾向來說，尼柯萊反對過分抽象、過分情緒化的主觀性，不贊同不切實際的先驗哲學，不欣賞痛苦的年輕天才。他的作品多是對社會實情的描述，立場在於抨擊當時社會上的不良現象，特別提醒讀者注意出版的商業化危險。他堅持認為，寫作、著述的目標是大眾幸福，而不是譁眾取寵。以1781年為界，尼柯萊分別是柏林啟蒙運動前期和後期三位核心人物之一。前期的另兩位，即萊辛和孟德爾頌，後期的另兩位是圖書館管理員J.E.畢斯特（J.E.Biester，1749—1816）和《柏林月刊》主編F.格迪科（F.Gedike，1754—1803）。

  當然，在談到柏林啟蒙運動時，不能忽略身在柯尼斯堡城的啟蒙哲學家康德。

  伊曼努爾·康德出身在柯尼斯堡城一個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學學習哲學、自然科學、物理學和數學。22歲開始做家庭教師，1770年受聘柯尼斯堡大學邏輯學和哲學教授。作為德國啟蒙運動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的主要著作包括《自然通史及天體理論》（A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1755）、《證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證據》（Der einzigmgliche Beweisgrund zu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es，1763）、《論美感與崇高感》（Beobachtungen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nen und Erhabenen，1764）以及《論感覺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則》（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inte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s，1770）等。自1781年起，康德發表了一系列開創性著作，包括《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未來形上學導論》（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1783）、《道德形上學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en，1785）、《科學的形上學的首要原則》（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der Naturwissenschaft，1786）、《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理性範圍內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en Vernunft，1793）、《論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1795）、《道德的形上學》（Die Metaphysik der Siten，1797）和《實用人類學梗概》（Anthropologie in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等。

  在許多方面，康德是德國乃至歐洲啟蒙運動的總結者。他不僅為這場文化運動概括了定義，如前已述，而且還至少在兩個主要的方面為之進行了總結。一方面，對於人類各類知識的來源，在法國式理性主義和英國式經驗主義以及德國萊布尼茨沃爾夫哲學的基礎上，康德認為，人類具有產生於心靈形式結構的、不是心理習慣的先天觀念，先天觀念在被感覺材料激活的時候，實際上是人類心靈參與知識創造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僅是先天的分析和後天的綜合，而且主要還是先天綜合判斷；這種判斷使我們能夠根據心理結構中包含的某些觀念，改造並拓展取自感覺材料的知識。人類的知識來源不是單一的。然而，人的認識只能達到現象界，「純粹的人類知識其範圍止於現象世界。」所以，另一方面，對於科學描述的自然界與人類行為的道德要求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科學描述的自然界是現象世界，自在物世界是科學所不能完全描述的；超自然的自在之物，其存在是為了適應人的道德需要。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為雖然受客觀因果的限制，但道德上的自由能力使人能夠超越因果。如此一來，人類行為的道德要求與自然的目的性聯繫起來。康德的學說將德國啟蒙思想推上了最高峰，德國的思想文化史從此進入新的時期。

  應該注意到，德國啟蒙文化運動在柏林通過市民知識分子所展現的內容突出地涉及宗教和政治問題，特別涉及正在崛起的普魯士王國政治。這是涉及近代德國歷史走向的根本性問題。

  （三）魏瑪與德國啟蒙運動的超越

  魏瑪是德國啟蒙運動的發展出現超越的地方。1552年，薩克森公國在短暫的統一期間（1547—1572年）將魏瑪建設為首都。之後，經過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代，魏瑪已經被建成一個很有影響的文化都城。在公爵卡爾·奧古斯特（Karl August，1758—1828）統治時期，這裡是德國啟蒙運動的重鎮。1775年以前，在公爵的母親不倫瑞克沃爾芬畢特的安娜·阿瑪麗婭（Anna A malie，1739—1807）攝政期間，魏瑪向著傳統的專制統治首府的方向發展。女攝政疏遠當時的新潮人物及其思想觀念。1775年，卡爾·奧古斯特親政。在第一年，年輕的公爵就接受家庭教師維蘭德的建議，聘任《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des jungen Wer the rs）的作者就職公國官員。由此開始，被後世譽為「魏瑪古典四星」的四位文化名人——維蘭德、歌德（J.W.Goethe，1749—1832）、席勒（F.Schiller，1759—1805）和赫爾德——先後來到魏瑪，進入「繆斯女神宮廷」。他們在這裡長期居住或短期逗留，共同開創了啟蒙文化的鼎盛時代。

  維蘭德出身在符滕堡一個信奉信義宗的新教牧師家庭，曾在圖賓根大學學習文學，19歲大學肄業後在蘇黎士做自由作家，1769年受聘愛爾福特大學文學教授。三年後，即1772年，他辭去教授職務，前往魏瑪，擔任未來公爵的家庭教師。作為啟蒙時代的著名詩人和作家，維蘭德是多產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阿伽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1766—1767）、《奧伯龍》（Oberon，1780）、莎士比亞的劇本翻譯（1762—1766年） ，以及在他自己於1773至1789年主編的《德意志信使》（Der Teutsche Merkur）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同時，作為出版家、雜誌編輯和啟蒙運動理想的公共代言人，他信奉人類普遍進步的觀念，贊同澄明的理性和有節制的情感，傳揚人道主義思想，為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文學和文學知識的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J.W.歌德出身於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在萊比錫大學和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法學，畢業後開辦了一家法律事務所，25歲發表成名之作《少年維特的煩惱》（1774年） ，第二年開始就職於魏瑪公爵宮廷，初為高級文官，後升為財政大臣、文化大臣。作為德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文學家和博物學家，歌德的著作主要有《浮士德》（Faust，1797—1831）、《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Wilhelmmeisters Wanderjahre，1807—1821）和《詩與真》（Aus meinem Leben.Dichtungund Wahrheit，1811—1812） ，等等。

  歌德的著述涉及德國啟蒙時代的許多重大課題。首先，關於人類知識的界限。主要通過其著述可見，歌德認為，人類的知識很難達到事物的本質，也難以涵蓋整個的歷史進程，因為關於事物本質和歷史進程的知識不是人類可以憑藉理性和感覺能夠獲得的生活知識，而只有上帝掌握，天才也只能偶見一斑，人類不能超越生存其間的、自然界的知識和法則。但是，其次，主要通過其政務工作可見，他認為，人類進步的力量正是在於可以獲得的知識，知識能夠帶來財富，能夠帶來安全與和平，獲得知識是人類原本的不受意志或理性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以，第三，主要通過其科研活動可見，他認為，人類知識與自然緊密相關；自然界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宏大的類比對象。自然不斷經歷著內在變化，變化的過程是內在對立因素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螺旋式上升的推進運動，人類的進步路線也是由內在諸般因素的對立變化而向前螺旋上升式地延展。總之，歌德的對於純粹主觀性的批判，對於人類與自然具有密切關係的信念，對於人性升華的追求等等，表達了德國啟蒙運動的最高理想。

  J.G.赫爾德出身在東普魯士一個信奉虔敬派教義的教師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學學習神學和哲學，20歲受聘里加一所教堂學校做教師，1776年成為魏瑪公爵宮廷的官員，從此定居魏瑪，以教學、傳教和著述為終身職業。作為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神學家、文學批評家和詩人，赫爾德的主要著述有《近代德意志文學片斷》（Fragmenteüber die neueredeutsche Literatur，1766—1767）、《關於語言的起源》（Abh and lungüber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再論人類發展的歷史哲學》（Auch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774）、《人類歷史哲學的觀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和《純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Meta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99）等等。

  赫爾德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切入其關於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他認為，世界是擁有多樣性的統一體，世界歷史由多樣性內在的各種矛盾構成；人類歷史的進步以矛盾衝突為基礎、為推動力量；人類理性的勝利表現為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發展，並表現為言行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獲得。基於這些觀念，赫爾德強調，人類的社會結構類似於人類的肌體組織，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可以抽象、簡化為某種共同的、普遍的理想。他指出，一個社會或一個民族，其歷史深層的內容賦予自身文化以獨特的語言、天才和思想形式，因此，思想家的方法論必須藉助直覺和想像機能，而不是單單地依靠理性。從這個角度，赫爾德反對將歷史學以及哲學、美學、藝術等等的創作價值，簡約成普遍的理性法則，他主張在充滿多樣性和豐富性的人類生活中，真實地表達人們的個體存在和社會存在，描述其具體的體驗狀況。

  席勒出身在符滕堡一個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族，曾在符滕堡軍事學院學習醫學和哲學醫學，即關於人體的學科，並接受過嚴格的軍事教育，21歲開始做隨軍醫生，1789年受聘耶拿大學歷史學教授。作為著名的劇作家、詩人、文學批評家和歷史學家，席勒的主要著作有《強盜》（Die Ruber，1781）、《陰謀與愛情》（Kabaleund Liebe，1784）、《歡樂頌》（Andie Freude，1786）、《三十年戰爭史》（Geschichtedesdreiigjhrigen Krieges，1790）、《審美教育書簡》（über dies the 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1795）、《華倫斯坦》（Wallenstein，1799）以及《威廉·退爾》（Wilhelm Tel ，1803—1804）等等。對於德國的啟蒙運動來說，席勒兩次逗留魏瑪（1787—789年和1799—1805年） ，其作品以及與歌德的合作都充分表現了象徵啟蒙運動最高理想的、在世界範圍內追求人類尊嚴和自由的精神。

  席勒與維蘭德、歌德及赫爾德等人一起，在把德國啟蒙文化運動推向高峰的同時，開啟了新的文化時代。從這個角度上說，德國的啟蒙運動沒有出現衰落，它的終結只是新形式的文化運動的開端。

  不難看出，德國啟蒙文化運動在魏瑪宮廷的支持下不僅不限於學術討論，不限於闡發言論，而且在很多方面實際性地嘗試實現啟蒙運動的理想。在這裡，啟蒙運動迅速地超越了自身的「命令」（Imperativ） ，理性結合感情首先在文學領域引發狂飆突進，進而將德國的思想發展史推向新的里程。對此將在第十一章述及。

  三、德國啟蒙思想家對於宗教的評判

  與在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在德國，啟蒙運動的理想是人類幸福和歷史進步；啟蒙思潮的主流是理性替代啟示、哲學替代神學以及自然宗教替代教條宗教、現世幸福替代死後榮耀等等。不完全相同的是，在德國，運動的主潮流擁有更大的、更多的支流。思想上的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都表現得更為突出。德國啟蒙思想家對於宗教的評判清晰地表明了這種情況。

  對於宗教的評判，以基督教為中心的宗教評判，在啟蒙理性觀念的範圍之內，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接近於自然神論（Deismus） ，持這種觀點的人數不多，但影響持久。代表人物是東方學專家萊馬魯斯（H.S.Reimarus，1694—1768）。另一種，批判地研究《聖經》與宗教，承認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相信基督教的基本教義。這是大多數啟蒙思想家的觀點。代表人物可推神學家塞姆勒（J.S.Semler，1725—1791）和教會史家阿爾諾德（G.Arnold，1666—1714） ，後者對於宗教歷史的批判研究得出悲觀的結論。還有一種，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不惜退出啟蒙運動，哲學家哈曼是持這種觀點的典型人物。

  H.S.萊馬魯斯出身於漢堡一個正統的路德宗家庭，曾在耶拿大學和維騰貝格大學學習哲學、神學和語言學，28歲擔任維騰貝格大學哲學講師，1727年起在漢堡文科研究中學教授希伯來語及東方學。作為自然神論者和德國啟蒙運動的主要代表之一，萊馬魯斯的主要著作包括《論自然宗教的首要真理》（Die vornehmsten Wahrheiten der natürlichen Religion，1754）、《理性學說》（Vernunftlehre als eine Anweisung zumrichtigen Gebrauchder Vernunft inder Erkenntnis der Wahrheit，1756）、《對動物本能的一般考察》（Algemeine Betrachtungenüber die Triebe der Thiere，1760） ，以及從1735年開始撰寫、1767年完成、1814年完整出版的《為上帝的有理性的崇拜者辯護》（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die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es）等等。與大多數啟蒙思想家一樣，萊馬魯斯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足以揭示宗教真理，他斷言只要運用自身的能力思考世界和生命的意義，便能夠理解上帝存在、靈魂不朽等宗教真理。同時，與其他自然神論者相似，萊馬魯斯否認存在任何奇蹟和違背自然規律的現象，並且，與正統神學家基本一致，他極力為啟示存在的可能性進行辯護。由此，他的關於基督教信仰的觀點引起多方面的攻擊。啟蒙學者認為，萊馬魯斯主張的是清除了奇蹟和神秘成分後的啟示宗教；自然神論者認為，他利用自然宗教為啟示宗教辯護；正統神學家認為，他實際上是在抨擊啟示宗教。當然，萊馬魯斯對於《聖經》和耶穌的觀點也引起許多學者的肯定和贊同，認為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教義。根據萊馬魯斯的所謂新的教義，耶穌不是神而是人，是歷史人物，是歷史中的一位革命者、民眾領袖。據此，耶穌成為基督，基督教信仰的產生是使徒們的工作結果。使徒們將最初的啟示改造成為神秘宗教，他們的著述和學說形成了基督教會的主要教義。萊馬魯斯的耶穌觀深刻地影響了後來以「新教義」（neuere Formgeschichte）著稱的《聖經》歷史批判學派。

  J.S.塞姆勒是「新教義」《聖經》歷史批判派的重要創始人之一。塞姆勒出身在哈勒一個信奉虔敬派教義的路德宗牧師家庭，曾在哈勒大學學習神學，畢業後在一家雜誌社做編輯。1752年開始擔任哈勒大學的神學教授。作為啟蒙神學家，塞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輕鬆使用中世紀國家與教會史料的嘗試》（Versuch，den Gebrauch der Qulen in der Staats-und Kirchengeschichte der mitlern Zeiten zu erleichtern，1761）、《論基督徒的歷史、社會和道德的信仰》（Ueber historische，geselschaftliche undmoralische Religion der Christen，1786）、《基督論與救贖論，附導言、評註和索引》（Christologieund Soteriologie，Mit Einleitung，Kommentarund Register，1787）和《教會元紀史新論》（Neue Versuchedie Kirchenhistorie der ersten Jahrhunderte mehr aufzuklren，1788）等等。通過對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和《聖經》評註，塞姆勒確信《聖經》提供的教義是歷史狀況的反映，而不是永恆不變的法則，他因此主張將信仰與知識區別開來，認為了解基督教的歷史知識有助於信徒接近永恆不變的法則，進而完善信仰。針對萊馬魯斯的觀點，塞姆勒雖然曾著文《回應無名作者專論耶穌及其門徒之宗旨之隨筆》（Beantwortung der Fragmenteeines Ungenanten insbesondere vom Zweck Jesu und seiner jünger，1779） ，闡發單憑理性不足以支撐宗教信仰的理由，但是，他還是贊成把耶穌當作歷史人物進行研究，並由此詳細考察了《聖經》自產生到18世紀的演變過程，提出了宗教隨環境、文化以及時間等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觀點。塞姆勒用理性、批判、歷史考證等啟蒙時期的常用方法，分析和研究正統宗教，認為宗教信仰同時需要外在的公開崇拜和內在的虔誠冥想，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開。另外，與當時大多數懷有啟蒙觀念的人一樣，塞姆勒在堅守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不是將《聖經》看作是唯一的啟示，而是嘗試著將基督教信仰與世俗世界觀結合起來。在此應該提到，在塞姆勒之前，在對基督教歷史的批判性研究中，神學家阿爾諾德的啟蒙悲觀情緒已經產生了影響。

  G.阿爾諾德出身於圖林根一個拉丁學校教師的家庭，曾在維騰貝格大學學習神學，23歲開始做家庭教師。1697年，他受聘帶有虔敬主義特色的吉森大學，同年辭聘。此後，他的主要工作是牧師和自由作家。作為啟蒙神學家，阿爾諾德的代表作是《無黨派的教會與異端史》（Unparteyische Kirchen-und Ketzer-Historie，1699—1700）和《神聖智慧的奧秘》（Das Geheimnis der gtlichen Sophia，1700）。在他看來，基督教的歷史是不斷衰退的歷史，導致衰退的因素包括理性神學、教會制度化、教會與國家的合作關係等等。阿爾諾德認為，基督教歷史的衰退從最初的大公會議開始，經過教義信條之爭，特別經過從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Ⅰ，約250—337，306—337年在位）開始的世俗政權介入教會生活之後，在中世紀，基督教的歷史全面地衰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一度使基督教獲得新生。但是，新的衰退過程由於新的大公會議、新的教義信條之爭、新的世俗政權的介入等等而再度迅速展現。針對教會歷史的不斷衰退，阿爾諾德描述了「真正的教會」（Unparteyische Kirche）形式，認為在「真正的教會」中，沒有神職人員，沒有神學、教義、禮拜儀式以及與世俗政權的各種關係等等。「真正的教會」不會衰退，因為它是由獲得新生的信徒所組成的無形共同體，是非制度化的集團。因此，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是個人的事情，只是個人的內在精神與上帝的交通過程。真正的信徒會遵守高尚的道德要求，正直的行為反映內在的精神榮光。就這些觀點而言，阿爾諾德的主張與宗教事務上的自由思想背道而馳。但是他對基督教歷史進程的衰退性詮釋屬於啟蒙運動時期常見的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悲觀評價。除此之外，他所使用的內心之光、直覺知識等等概念也屬於一個在德國啟蒙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思想流派，這個流派的影響超越了宗教領域，直接對啟蒙運動後期出現的一代德國文化精英的成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J.G.哈曼（J.G.Hamann，1730—1788）出身於柯尼斯堡一個信奉路德宗虔敬派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學學習神學、法學、語言文學和哲學，22歲時輟學做家庭教師，後任職於一家商貿企業。哈曼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曾做過律師秘書、關稅站翻譯、海關倉庫管理員和報刊編輯等等，晚年得到一筆比較高的學術贊助費。作為德國啟蒙運動中的保守主義代表，哈曼的主要著述包括《思考我的經歷》（Gedankenüber meinen Lebenslauf，1758）、《紀念蘇格拉底》（Sokratische Denkwürdigkeiten，1759）、《語文學想法與疑問》（Des Riters von Rosencreuzletzte Wilensmeynungüberden gtlichen und Menschlich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理性純粹主義元批判》（Metakritik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1784）等等，以及大量的書信。哈曼早年自學哲學，與後來成為著名哲學家的伊曼努爾·康德一起參與當地的啟蒙運動。1756年以後開始質疑及至反對啟蒙思想，退出啟蒙運動，並對當時流行的啟蒙信念持有不同的觀點。針對啟蒙是人們擺脫「不成熟狀態」的命題，哈曼認為，啟蒙是不成熟的人們擺脫「監護狀態」；針對人是符合理性自然法則的理性動物的認識，他堅持人類的古老形象，認為人是情緒和感情動物，人的真實體驗基於想像和感覺而不是理性；針對「理性是人類認識真理的能力」的宣告，哈曼堅持人的完整性，認為沒有一種獨特的能力，如理性，高於其他能力，並堅持認為「真理對人類永久隱藏」；針對人類的進步表現為人類理性的逐漸強勁的觀點，哈曼認為，人類的進步意味著恢復原始的感覺力和詩意的表達方式；針對教育能夠使人類開化，使社會開明，使歷史進步的思想，哈曼認為，信靠上帝是人類之本，因為這種信靠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教、交流宗教真理的語言，通過宗教信仰表達的情緒等等，都不是自然物質法則的作用。哈曼反對將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等等作為人類道德行為和社會組織的基礎，因而發出了即將到來的德國浪漫主義時代的先聲。

  整體而言，德國啟蒙思想家對於宗教的評判相對保守。在堅守理性原則的前提下，他們或者堅持啟示真理，雖然認為《聖經》不是唯一啟示；或者堅持理性不足以支撐宗教信仰，雖然認為宗教的發展隨著時空的變化而變化；或者堅持基督教的傳統教條，雖然認為信仰自由。或許這種思想上相對保守的態度僅僅是學者的立場，勿論是世俗學者還是教會學者。但是，在德國社會各個階層，幾乎始終沒有出現站在反基督教甚至無神論立場上的啟蒙主義者，極端的反教權主義始終沒有出現在德國的啟蒙運動之中。某些對宗教的嚴厲批判也只是為了使基督教信仰適應近代以來的歷史巨變，而不是為了推翻基督教。其間，對於宗教進行評判的首要因素是倫理道德，信仰內容退居次要地位。應該說，這正是前面提到的萊辛、孟德爾頌等啟蒙思想大家力主宗教寬容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