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教育普及 一、學校教育的復興

  宗教改革和普遍的動亂一度使神聖羅馬帝國的教育事業蒙受了嚴重損失。宗教改革家對天主教教會的攻擊，引起人們對直接或者間接受教會管轄的一切學術機構的敵視；福音教諸侯沒收天主教財產，侵占支持教會辦學的捐贈基金，導致許多鄉村學校被迫關閉，拉丁文學校、大教堂和修道院學校學生大批流失，城市德文學校也多半荒廢了。就連諸侯向來看重的大學也受到嚴重打擊；與1525年相比，1535年大學在讀學生的數量減少了3/4。人文主義者憂心忡忡，抱怨連連，伊拉斯謨甚至驚呼，「凡是馬丁路德得勢的地方，文學和學術事業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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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混亂倒退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轉。宗教改革家與邦國行政管理部門通力合作，積極開展教育重建工作，特別是大學的重建工作。宗教改革家因為其閱讀聖經主張，敏銳地意識到大眾教育的重要性，也迫切希望通過教育，培養有學識、能夠布講「抽象的聖經」、闡述和宣傳福音教教義、反抗天主教的精神統治的牧師；世俗政權則需要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才，充當正在擴張的各級政府機構的官員。

  到16世紀下半葉，隨著局勢的穩定，辦學熱潮再度興起，各級學校紛紛建立，學校制度、教學內容和形式也得以重新調整，以至於有人提出了「教育革命」之說，認為宗教改革之後，在西方教育史上出現了一個突破和革新階段，堪與1800年前後教育制度的巨大變革相媲美。

  首先是學校數量、規模和類別的增加。按照宗教改革家大眾教育理想創辦的「國民學校」（Volksschule）在神聖羅馬帝國北部城鄉大量建立起來，基礎教育廣為普及。維登貝格大學教授、宗教改革家梅蘭希通和附膺梅蘭希通教育思想的施特拉斯堡福音教教育家約翰·施圖爾姆（Johann Sturm，1507—1589）創辦的、號稱「學院式文科中學」（Akademischer Gymnasium）的文法中學（Schola Argentoratensis）則為福音教中等教育樹立了榜樣，在馬格德堡（1524）、埃斯勒本（1525）、紐倫貝格（1526）、霍爾恩巴赫（Hornbach，1559）、勞英根（Lauingen，1561）、柏林（1574）、阿爾特多夫（1575）、赫爾博恩（Herborn，1584）、施泰因斯富特（Steinfurt，1591）、施塔特哈根（Stadthagen，1610）、不萊梅（1610）等地，福音教較高級學校後來演變成古典色彩甚為濃厚、專門訓練王公貴族子弟的文科中學。城市拉丁文學校和修道院學校雖然繼續以學習拉丁文為主，但也效仿施特拉斯堡文法中學模式，增設神學和哲學課程，學制三年，其畢業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學文學院學習。加爾文在1559年創辦的日內瓦學院，也是以施圖爾姆辦學模式為榜樣的。

  與此同時，以路德教的馬爾堡大學（1527年創辦，該大學是第一所宗教改革的大學）為開端，在信奉福音教的地區，先後有柯尼斯貝格大學（1544）、耶拿大學（1557—1558）、赫爾姆施泰特（Helmstedt）大學（1576，1809停辦）、吉森（Giessen）大學（1607）等新大學創辦。施塔特哈根的文科中學在1619—1620年獲得大學資格，1621年遷到林特爾恩（Rinteln）。稍後，施特拉斯堡（1621）和阿爾特多夫（1622）的文科中學也獲得了擁有頒發學位證書權特權的完全大學資格。霍爾恩巴赫高級學校，雖然沒有獲得特許，但卻類似於大學，並且通過招募有名望的教授和向西歐國家開放的政策而成為一所著名學府。

  在天主教地區，耶穌會士同樣建立了許多與學院相連接的文科中學，號稱「學者學校」（Gelehrtenschulen），某些學校還設有大學班，比如三年制的哲學班，四年制的神學班，畢業生可以繼續升入大學深造。而在創辦於維也納（1552）、因戈爾施塔特（1556）、科倫（1556）、慕尼黑（1559）、特里爾（1560）、美因茲（1561）和迪林根（Dillingen，1564）等地的耶穌會學校，每個學校都有500多名學生在讀。天主教大學也有了新的發展，除了原有的大學外，至1618年又有迪林根大學（1549）、布拉格大學1556）、奧爾米茨大學（1573或1576）、維爾茨堡大學（1582）、格拉茨大學（1586）、帕德博恩大學（1614或1616）和施特拉斯堡附近的莫爾斯海姆（Molsheim）大學（1618）創辦。

  上大學的人數急劇增加，到1620年前後增加了兩倍多。1550年每年還只有2000名新註冊大學生，到1600年增至3700餘名，1620年則達4500名。

  其次是教育的邦國化。在薩克森選侯邦和符滕姆貝格公國，教育權均從教會轉到國家手中；邦國君主不僅大力發展教育事業，而且把持學校管理權，按照各自邦國的需要，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調整。符滕姆貝格在1559年頒布學校和教會條例，把城市學校、地區學校和修道院學校整合到一個統一體系之中，並以圖賓根大學為其頂點；該大學按照邦國政府的要求，通過考試錄取本邦學生。在圖賓根主教轄區，邦國等級會議於1565年確定了獎學金生最低限額，使許多學神學的大學生有了生活保障，圖賓根大學因此成為神學家的培養基地。一大批曾在圖賓根大學受教育的神學家，不僅積極活躍在神聖羅馬帝國西南部，而且也深入到內奧地利和克羅埃西亞。薩克森選侯也在1580年頒布學校條例，完成了從1543年《邦國條例》開始的教育改革。通過這個學校章程，薩克森選侯邦的許多大學生得到了獎學金的資助。在位於普福塔（Pforta）、格里馬和邁森新創辦的諸侯學校以及維登貝格大學和萊比錫大學中，大批學生學業有成，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精英。

  最後，教派化也為這一時期的學校教育打上了深刻烙印。《奧格斯堡宗教和約》締結後，隨著教派的形成，學校也成為教派競爭，包括福音教內部加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競爭的一個主要場所。各教派都致力於辦學，發展教育，但其目的首先是造就虔誠的學者，其次才是為邦國培養專業人才。這一點雖然有違於世俗君主的意志，但在當時教派鬥爭激烈，政治與宗教緊密聯繫的情況下，又是非常適合現實需要的。

  福音教和天主教諸教派之間的爭鬥在大學中表現尤為突出；大學神學系堪稱教派鬥爭的主戰場。海德爾貝格自1563年起成為與日內瓦並列的加爾文教學術中心。後來的萊頓（1575）和馬爾堡（1605）亦然。路德教派則以馬爾堡大學（1527創辦）、柯尼斯貝格大學（1544創辦）、耶拿大學（1557—1558創辦）、赫爾姆施泰特大學（1576創辦，1809停辦）、吉森大學（1607創辦）為主要基地。天主教派的重鎮則有迪林根大學（1549創辦）、布拉格大學（1556創辦）、奧爾米茨大學（1573或1576創辦）、維爾茨堡大學（1582創辦）、格拉茨大學（1586創辦）、帕德博恩大學（1614或1616創辦）和施特拉斯堡附近的莫爾斯海姆大學（1618創辦）等。特別是在耶穌會創辦的迪林根大學、布拉格大學和維爾茨堡大學，反宗教改革鬥爭異常激烈。由於各教派力圖把培養高級人材的事務完全控制在他們自己所掌握的大學之內，中世紀大學的世界性便蕩然無存，代之以普遍的地區性質，大學原有的社會文化和學術中心地位逐漸喪失殆盡。

  儘管如此，大學的教學內容還是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以文學院為例，從前的文學院幾乎完全以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為基礎，如今則變成古典人文學科，歷史、政治學、哲學、法律等課程的比重得到了加強。各學院的教學盛行來自人文主義的格言「回到原始資料」，三種宗教語言受到推崇，並開始使用新教科書。教學上允許使用德語（以前只能用拉丁語或希臘語），並注意進行學術探討。此外，大學講座制也形成了，教學開始專門化。在從前的大學文學院，每位教師須負責教授所有學科或課程，如今，多門課程已設講座，由不同的教授講授。開設講座可獲得職務薪金，教授只需講好他要講授的課程即可。過去，神職人員不需要也不要求從神學院畢業，現在，神學教育已成為福音教神職人員必不可少的要求，這同福音教教會的性質和重視教義的解釋有關。法學的地位也因為世俗政權對法律專業人材的廣泛需求而大大提高了。

  但從整體看，大學的實際情況仍然不盡如人意。經院哲學、煩瑣哲學方式尚沒有被完全清除，新的煩瑣哲學卻又出現了。與早期大學相比，雖然大學的智力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仍趕不上當時一般智力水平發展的速度。醫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性仍未受到足夠的重視，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科學發現都是科學家們在大學之外取得的。凡此種種情況可謂從「前現代」向「真正的現代」過渡時期的常態，雖然不如人意，卻也難以避免。

  二、梅蘭希通、施圖爾姆和耶穌會士的辦學活動

  對於這一時期的教育事業，菲利普·梅蘭希通和約翰·施圖爾姆以及耶穌會士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梅蘭希通

  梅蘭希通是人文主義學者、希臘文教授，也是宗教改革時期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和教育家，生前就被譽為「日耳曼教師」（Praeceptor Germaniae）。他於1511年6月10日在海德爾貝格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514年1月25日在圖賓根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518年被聘任為維登貝格大學希臘文教授，同年陪同路德參加萊比錫辯論，與路德建立了深厚友情，成為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福音教會的主要干將。他從路德那裡熟悉了福音，也通過路德的影響在1519年9月19日獲得了聖經學士學位和在神學系舉辦講座的資格，協助路德翻譯聖經。他寫作的《教義要點》是路德派第一部系統的神學著作。

  梅蘭希通長年任教於維登貝格大學，講授過多門課程，如希臘語法、古典作家解讀、聖經各卷書解說等，言辭精準，舉例豐富，結構清晰，經常有近400名聽眾。他還創辦了一所私立學校，編寫了多種教科書，內容包括希臘文法、拉丁文法、辯論術、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歷史學和地理學等諸多學科。他編的拉丁文語法，再版近50次，作為標準的語法書，沿用100多年之久。

  梅蘭希通也協助馬格德堡（1524）、埃斯勒本（1525）、紐倫貝格（1526）等城市創辦學校，制定學校章程。他參與創辦的紐倫貝格聖埃吉典高級學校（Obere Schule St.Egidien）是一種新型學校，德意志文科中學的雛形，為很多福音教學校樹立了楷模。

  對於舊大學的改革，梅蘭希通也給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幫助。1557年他應邀對海德爾貝格大學的體制改革方案進行了最後的審訂，將人文主義和基督教福音教義有機地揉合在一起，使大學面貌煥然一新。除了講課、實習、辯論之外，還引入了學術報告的教學方式。在福音教大學的創建過程中，梅蘭希通也發揮了重大作用，維登貝格大學自不必說，馬爾堡大學、柯尼斯貝格大學、耶拿大學等的籌建也有梅蘭希通的一份功勞。就連赫爾姆施泰特等地後來建立的大學，也明顯受到梅蘭希通教育思想的影響。梅蘭希通力圖將人文學科和神學熔於一爐，不知疲倦地宣傳「教義必須與科學相結合」。

  宗教改革運動興起之初，激進派宗教改革家如卡爾施塔特等人，大肆鼓吹教育無用論，聲稱宗教熱情可以使人不須學習就能明了一切真理。對此，梅蘭希通極力抗爭。他認為，不學無術不能保持福音教教義的繼續生存，更談不上使之發揚光大。

  梅蘭希通花40多年時間，將福音教神學系統化，並按照福音教的教義重建各種學校的教育制度，他在不同時期擬訂的學校條例，成了為數眾多的其他學校的藍本，他的方法也通過曾是他的學生的數以千計的教師們，流傳甚廣。

  在將福音教教育思想貫徹到德意志普通學校和大學的過程中，梅蘭希通居功至偉。然而他強調學習希臘、羅馬偉大著作的重要性，忽視了使用民族語言教學的必要性，也過於看重宗教虔誠，甚至把古典文學中很多違背這一原則的內容處理掉了。他也堅持使用一切啟迪思想的做法，使得文學研究重倫理而輕美學，大大貶低了經典著作的固有價值。此外，梅蘭希通還有不關心內容的形式主義傾向，把對語言形式的研究當成了目的，把對古典文學的學習當成了修辭學和文體的源泉，實際上造成了昆體良的雄辯術勝過虔誠和智慧、語言研究與現實生活脫節的現象，西塞羅主義又一次在各種學校和大學裡占了支配地位，德意志民眾教育裹足不前。

  （二）施圖爾姆

  約翰·施圖爾姆是曼德爾沙伊德伯爵的一位帳房管事的兒子，1521—1524年就讀於列日共同生活兄弟會創辦的希羅尼穆學校，隨後又進入魯汶大學深造，對伊拉斯謨的著作進行過深入研究。他還與一位希臘文教師合作創建了一個印刷所，以翻印出版希臘文古典著作為主。1529年應聘到巴黎王家學院擔任古典語言和邏輯學教授。

  施圖爾姆支持宗教改革，但不固守教會教條；他也附膺梅蘭希通的教育思想，力圖將其付諸實踐。1537年，施圖爾姆應信奉福音教的市長、施圖爾姆艾克（Sturmeck）的雅克布·施圖爾姆（Jakob Sturm，1489—1553）和宗教改革家馬丁·布塞爾之邀前往施特拉斯堡，第二年就在該市創辦了一個圖書館，並在現成的神學院旁邊建立了一所福音教文法中學（Schola Argentoratensis，或Strassburger Gymnasium）。該學校在班級劃分和教學大綱方面為福音教的教育改革指明了道路，其宗旨是通過互相銜接的各級教育，把青年從基礎開始一直培養到具備擔任教會和政府職務所要求的文化程度。該學校在1566年被皇帝馬克西米連二世升格為研究院（Semiuniversitas），可以頒授博士學位；1621年又被皇帝費迪南二世升格為大學。

  施圖爾姆在施特拉斯堡的辦學實踐為許多福音教邦國和城市樹立了榜樣。霍爾恩巴赫、勞英根、柏林、阿爾特多夫、施泰因斯富特、馬爾堡、施塔特哈根和不萊梅等地的中學都按照施特拉斯堡文科中學的模式進行專業設置。加爾文也曾親自前往施特拉斯堡考察，對約翰·施圖爾姆創辦和領導的文科中學進行詳細研究，並根據該學校的建制，在1559年制定了《日內瓦學校條例》，創辦了日內瓦學院。

  （三）耶穌會士

  同熱心教育事業的宗教改革家一樣，耶穌會士也一直準備成為「教授軍團」，對辦學事業投注了極大精力與熱情，建立了許多高效率的和富有吸引力的中學和大學，並且取得了十分顯赫的成果。特別是他們精心組織教學工作，努力實踐機會平等，提倡道德—倫理上的自我控制等做法，受到了普遍好評，就連與之敵對的福音教徒也不得不承認耶穌會士是教育藝術大師。

  耶穌會創辦的中學稱作「學者學校」，或者說耶穌會文科中學，分班級（Klassen），嚴格挑選師資力量，重視教師的知識水平和教學能力，對教師教學的全過程實施監督和指導並定期進行考核。設立語文、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講授科學和世俗基礎知識的「博學課」以及天主教神學等課程。在語文教學中，不重視希臘文，但卻把拉丁文看作重中之重，要求學生熟練掌握拉丁文知識。神學課則以阿奎那的托馬斯著《反異教大全》和《神學總論》為基礎，把學術和信仰結合在一起，培養學生對天主教的忠誠。某些學校還設有大學班，比如三年制的哲學班和四年制的神學班。除此之外，耶穌會還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雄辯」和社交能力，激發學生的責任心和工作熱情，強調效率和吸引力、記憶訓練和鍛鍊身體。

  耶穌會1586年出版，1599年修訂再版《學院課程編制》（Ratio Studiorum）作為世界通用的學習條例，將迄今為止耶穌會文科中學的教學實踐和教學原則系統化和規範化。該條例一經頒布，就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成為許多福音教學院的教學大綱，並且一直使用到1832年才做了較大的修改。

  除了文科中學，耶穌會還創辦了多所大學，大批耶穌會士更是天主教大學的主要師資力量，到1616年，天主教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幾乎完全被耶穌會控制。

  耶穌會士辦學的基本目的是培養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和教士，使學生絕對服從天主教會、為教皇效忠。為此，耶穌會學校非常重視培養服從、順從、守紀律等品質，嚴格要求學生絕對服從教師和學校當局。與此相應，耶穌會學校十分注重對學生的監管，也制定了嚴格的教學制度。

  在監管學生方面，耶穌會學校設立學籍記錄，把學生的學習成績、在校表現等各種情況都加以詳細記錄；還實行一種名為「偵察制度」的措施，鼓勵學生相互監視，規定每個學生均有義務把其他同學的各種過失、隱私向校方檢舉。學校對告密的學生，予以獎勵。犯有過失的學生，若能檢舉他人的過失，則可將功補過，免受處罰。在注重對學生嚴格管理的同時，耶穌會學校也強調溫和的紀律和融洽的師生關係。在一般情況下，絕少採用體罰。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

  耶穌會學校在教學方法方面主要採用講解的方法，具體做法如下：教師逐句、逐節地講明課文大意；詳細說明課文的結構或語法、句法；引用其他詩人、史學家或哲學家的類似著作，比較其思想和文辭；借用歷史掌故、地理、民俗、風情和軼聞趣事，幫助學生領會課文；仔細分析課文修辭、比喻、字句配合和押韻的技巧；結合課文中有關道德的內容，進行道德教育。運用這種教學方法，對教師來說，需要在課前做詳細、縝密的準備。對學生來說，則需要課後認真複習，乃至全部熟記。而為了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成績，耶穌會學校實行競爭制度，例如，每一名學生找另一名學生，成為「對手」，彼此競賽、互相促進。此外，還舉行公開的辯論，讓學生就已經學過的功課進行討論，互相挑出對方的錯誤。辯論由教師裁決，獲勝者可得到十字架等獎品和半天休假。耶穌會學校還注意到了因材施教的問題。學校為入校新生安排考試，根據考試所反映的學生的學習情況、學習能力和水平，將不同的學生編入不同的班級，以便更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

  由於組織嚴密、設備精良、教師水平高，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耶穌會學校一直是歐洲質量最高、最有效率的學校。其辦學的經驗一直為其他教派學校和世俗學校所重視，並逐步擴散到美洲、亞洲等世界許多地區，對歐洲以至世界許多國家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然而，耶穌會強調皈依戒律，否定個人情感，要求會士為上帝和教會的榮譽絕對自我獻身，不能鼓勵創新，懷疑，甚至敵視新科學和新哲學，這就使得該修會逐漸脫離了時代並喪失活力。到18世紀啟蒙運動興起後，耶穌會的冷酷無情，抱殘守舊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