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明斯特洗禮派王國

  洗禮派運動在蘇黎世興起後，迅速向外擴展，神聖羅馬帝國各地無處不受其影響，神秘主義作家、編年史家和洗禮派領袖之一塞巴斯蒂安·弗蘭克甚至將它看作與路德和茨溫利宗教改革派並列的「第三種宗教改革」。參加這一運動的主要是社會下層民眾：在城市是無產業、無權利的破產手工業者和幫工，在農村則是起義失敗後情緒沮喪的農民。貴族、名門望族和行會市民較少參加，但也不是完全沒有。

  

  1527年2月24日，在米夏埃爾·薩特勒（Michael Sattler，大約1490—1527）的領導下，一部分洗禮派教徒在沙夫豪森州附近的施萊特海姆（Schlei the im）舉行「洗禮派宗教會議」，結成「基督教聯合會」，並制訂了洗禮派第一個表述完備的綱領性信條《上帝之兒女關於七條信綱之兄弟聯合聲明》，簡稱《施萊特海姆信綱》（Schlei the imer Artikeln或Schlei the imer Bekenntnis）。在這一信綱中，洗禮派的最重要原則被歸納為七條：（1）拒絕嬰兒洗禮，採用信仰洗禮。（2）實行教會管教，以開除教籍懲罰失誤。（3）以分食麵餅聖餐禮作為社團的標誌。聖餐只應由已經受洗者領食，聖餐主要具有紀念性質。（4）遠離現實世界。（5）自由選舉教牧。（6）拒服兵役。（7）拒絕宣誓。該信綱一方面要為分散在各地的各個洗禮派團體規定統一的信條，另一方面也要與主流教會或「大教會」劃清界限，而其主要宗旨是建立和平的、嚴格遵守聖經規定的與世隔離的社團。這樣一來，與宗教改革家倡建「邦國教會」的同時，「自由教會」也開始形成了。

  《施萊特海姆信綱》出台後，傳播非常迅速，在施特拉斯堡、施瓦本的格明德、埃斯林根（Esslingen）、梅明根、奧格斯堡、慕尼黑、紐倫貝格、埃爾朗根（Erlangen）和雷根斯堡等地，洗禮派社團紛紛建立。施特拉斯堡甚至成了洗禮派分子的周轉站；1530年時，該城接納的洗禮派分子多達2000餘人。

  洗禮派社團也出現在蒂羅爾的茵河河谷、下奧地利和上奧地利。在黑森邦的佐爾伽（Sorga）甚至出現了一種洗禮主義奮興運動，其影響一直蔓延到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核心地區。1526年4月，巴爾塔薩·胡布邁爾與茨溫利決裂。之後，他離開蘇黎世，經過康斯坦茨和奧格斯堡到達摩拉維亞，並在這裡為2000多位追隨者舉行了洗禮。

  然而迫害仍未停止。1527年5月20日，薩特勒被官府絞殺。另一位洗禮派領袖漢斯·胡特（Hans Hut，1490—1527）預言基督將在1528年的聖靈降臨節回到地上，並打算召集14.4萬名被揀選的聖徒，以十字符號在他們前額上施洗，以此作為「封印」。1527年8月，他前往奧格斯堡，參加在這裡舉行的洗禮派宗教大會，但卻被官府逮捕，與其他許多洗禮派分子一樣慘遭屠戮，此次宗教大會因此也被稱作「奧格斯堡殉道者教務會議」（Augsburger Mrtyrersynode）。年底，當洗禮派在蒂羅爾落下腳的時候，帝國總督、奧地利大公費迪南立即命令當地官府堅決撲滅這些「已經燃燒起來的火苗」。剛剛從摩拉維亞到達這裡的胡布邁爾被捕入獄。他拒絕收回自己觀點，在1528年3月10日被處以火刑。

  1529年的施佩耶爾帝國等級會議也針對洗禮派運動恢復了查士丁尼法典，重新規定「所有根據基督教法令受過一次洗的人都不能再受洗或第二次受洗，一個人也不能為想重洗的人施洗，這些都是帝國法律所禁止的，如此做的人將被判死刑」，這就從帝國法律上肯定了處死洗禮派分子的刑罰，並將這一法律的執行權授予帝國各地官廳。此後，無論天主教政府當局還是路德教或加爾文教政府當局，大都將洗禮派視為危險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嚴厲鎮壓。在一些邦國，洗禮派分子可在留下其財產的情況下離開，而在另一些諸侯國，他們卻慘遭監禁和刑訊，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被當作異端而燒死或溺死。只有黑森伯爵菲利普的行動要溫和一些，他希望洗禮派分子放棄謬誤，重新回歸正宗教會。

  日益增加的外部壓力和內部混亂迫使部分洗禮派領袖進行自我反省，有些人如漢斯·鄧克等重新回到了官方教會的立場觀點，也有一些人走上了「與世隔絕」之路，還有人繼續堅持末世論觀點，力圖採取行動，迎接基督再次降臨人世。

  施瓦本毛皮加工匠梅爾希奧·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1495—1543）原為路德派信使，曾在波羅的海沿岸、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尼德蘭和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地區活動。加入洗禮派後，他積極宣揚聖經約翰啟示錄的末世論說教，贏得了大批信徒，被稱為「梅爾希奧派」（Melchioriten）。依然忠於羅馬的教會和世俗政權當局，動用火刑加以鎮壓，但霍夫曼不僅沒有被嚇到，反而更加相信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他宣布施特拉斯堡已被上帝挑選為「新耶路撒冷」；真正的福音和真正的洗禮將由14.4萬個義人從這兒傳遍整個世界；1533年將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信徒們無需動用暴力手段，只要靜待「新耶路撒冷」的出現即可。但到1533年時，這一預言並沒有兌現。由於相信他是以利亞，就是耶穌說的要為他的再臨鋪平道路的那位先知，霍夫曼回到施特拉斯堡，自動投入監獄，要在那裡等待「基督的第二次降臨」（Parousia）。但是直到生命終結，他的預言也未兌現。

  霍夫曼的失敗並未熄滅已經被煽動起來的宗教狂熱的火焰。在尼德蘭，霍夫曼德門徒、哈勒姆的麵包師揚·馬蒂斯（Jan Matthys，大約1500—1534）取代霍夫曼掌握了洗禮派運動的領導權。他自稱是一位新「以諾」，即《聖經·啟示錄》第11章預言的兩位世界末日見證人中的第二位，阿姆斯特丹是新耶路撒冷，上帝之國將由此誕生。他還一反霍夫曼的和平主義觀點，積極號召以暴抗暴，同樣贏得了大批信徒的支持。數以千計遭到官府迫害、飽受折磨的洗禮派教徒決定前往明斯特避難。

  與其他由主教管轄的城市一樣，明斯特也在為爭取城市自由而鬥爭。在福音布道士伯恩德·羅特曼（Bernd Rothmann，1495—1535以後）和激烈反對天主教教權主義的布匹商伯恩德·克尼佩多靈（Bernd Knipperdolling，大約1495—1536）的領導下，許多行會成員接受了福音教。市政會猶豫彷徨，福音教徒卻通過綁架人質等手段，迫使主教在1533年2月14日簽訂了《迪爾門條約》（Vertrag von Dülmen），在保留天主教和主教權力的前提下，允許福音教在明斯特傳播。

  自1533年夏天起，福音布道士伯恩德·羅特曼逐漸背離路德的路線，越來越多地宣講反對嬰兒受洗的主張，致使明斯特城內的洗禮派運動不斷高漲。1534年1月，馬蒂斯派遣他的追隨者裁縫揚·博克爾松（Jan Bockelson或Beuckelszoon，1509—1536）以「使徒」身份前往明斯特，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個洗禮派社團。不久，大批洗禮派教徒蜂擁而入。

  1534年2月23日，明斯特舉行市政會選舉，克尼佩多靈當選市長，洗禮派的聲勢明顯壯大。24日，馬蒂斯入城，他以先知自居，把明斯特說成是新耶路撒冷。新市政會控制不住洗禮派的行動，聖像破壞運動遂在市內大規模開展起來：幾乎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被拆除，《聖經》之外的所有書籍也慘遭焚燒。馬蒂斯還要求明斯特的民眾都接受他的洗禮，所有拒絕者都將被驅逐出城。

  被驅逐出城的明斯特主教弗蘭茨·馮·瓦爾戴克（Franz von Waldeck，大約1491—1553）藉助於黑森邦國伯爵菲利普一世的邦國僱傭軍於2月28日對明斯特城實施了包圍。4月5日（復活節），馬蒂斯在市場廣場舉行布道，宣布自己為新「基甸」（Gideon），即《舊約聖經·士師記》記載的大能的勇士，當日便是世界的末日。緊接著，他未帶任何武器就率領數位親信衝到城外，結果被圍城的僱傭軍大卸八塊。博克爾松憑藉其傑出的演講才能成了新先知，並且創立了一個由他本人以新大衛身份領導的作為最後王國的預備階段的「錫安王國」，但當圍城軍隊日益增多，形勢岌岌可危之際，這位新「錫安」失去了常態，開始採取毫無節制的恐怖統治。他解散市政會，宣布自己為國王約翰一世（Johann I.），招募了12位「使徒」，任命克尼佩多靈為他的總督和大法官，另一位洗禮派激進分子海因里希·克萊希廷（Heinrich Krechting，1501—1580）為他的首相，並頒布了一系列鎮壓反對者的血腥政策，所有違背十戒者都被處以死刑。為了迅速增加「聖徒」數量，他還援引舊約聖經，建議實行男子多妻制。他本人就娶了17個老婆，其中包括馬蒂斯的遺孀。

  圍城軍隊截斷了所有外來援助。1535年6月25日，洗禮派彈盡糧絕，諸侯軍隊殺入城內，洗禮派王國滅亡，反叛者受到了嚴厲懲罰。1536年1月22日，博克爾松、克尼佩多靈以及其他數人被熾熱的鉗子折磨致死，他們的頭顱被掛在教區教堂的塔樓上示眾。儘管黑森邦國伯爵並不主張恢復天主教信仰，但民意難違，福音教的名譽因為博克爾松等人的醜行而遭到嚴重玷污。

  對於洗禮派運動來說，明斯特事件無疑是一場災難的源頭。此後，洗禮派大都被視為無可救藥的反叛者，到處都受到無情的鎮壓。無數洗禮派分子為其信仰獻出了生命。更多的人則被剝奪財產，驅逐出國，甚至被當作奴隸加以出賣。瑞士洗禮派分子所遭受的迫害尤其長久。鑑於殉道者的眾多，洗禮派研究專家沃爾夫岡·克勞斯（Wolfgang Krauss）提出了與「種族屠殺」並行的「教會屠殺」（Ekklesiozid）之說。

  但洗禮派以寧死不屈的信仰勇氣和忍受痛苦的決心經受了種種迫害。他們在門諾·西蒙斯、大衛·約里斯和海因里希·尼可拉斯等人的領導下，追隨耶穌基督，沿著十字架之路跋涉，決不退縮。他們對基督勇敢、堅定、真誠的信仰，他們「兄弟般的友愛」，他們對窮人的同情以及他們自覺自愿的殉教不斷給他們帶來新的信奉者；他們的歌曲屬於當時宗教詩中最激動人心的作品。對於大多數洗禮派分子來說，「跟隨基督」才是基督徒生活的關鍵所在。真正的基督徒無法逃避十字架，不產生跟隨的信心實際上是貧乏而虛假的。他們逐字逐句地仿效基督，實行成人的、信徒的洗禮，拒絕發誓和從軍，接待可憐之人，甘願受苦和殉道。而他們所能指望的無非是貧困和痛苦，即使夜間在森林裡和偏僻地區的秘密集會也很難躲過暗探和捕快。只是後來其社會抗議成分大大減少，宗教因素越來越突出。久而久之，洗禮派運動也從大眾教會運動蛻變為少數派自由教會運動了，雖然分散地、秘密地繼續到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但已不再對當局構成嚴重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