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農業經濟結構的深層演變 一、「二期農奴制」

  15世紀下半葉，西歐逐漸擺脫黑死病和饑荒帶來的惡夢，人口重又開始快速增長，糧食的價格也隨之上揚。不僅復耕荒廢的土地，而且恢復圍海造田、改造沼澤地等一系列擴大耕地面積的經濟活動。1500年左右，僅在什勒斯維希荷爾斯坦茵改造的沼澤地就有約1.7萬公頃。早在黑死病之前，西歐就已經出現自然經濟向交換經濟的轉變，農業不再僅僅是為了滿足自給自足的需要，為市場生產的趨向越來越明顯，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充實了商業貿易的種類。城市市民在交換經濟中積累了財富，由此提升了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市民階層整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與城市比較而言，農村中農民的狀況卻呈下降趨勢。雖然農產品的商品化鬆懈了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然而苛重的貨幣地租以及利用河流、森林等公共資源，使用磨坊、水車甚至舉行婚禮、葬禮等這些宗教儀式都需要交納費用，各種租稅和費用的疊加加重農民的負擔，他們受剝削的程度更加嚴重。北海和波羅的海貿易區的形成和糧食貿易的擴大，使糧食生產有利可圖。在這新一輪的開荒造田擴大耕地面積的經濟活動中，大地產主不再採用給予土地用益權的方式經營土地，而是利用封建法權強制農民服勞役，新開墾的土地也不再免租，而是以收取高額地租的形式租佃。

  黑死病導致的荒耕對從事個體小生產的農民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黑死病之後糧食價格大幅度的波動並沒有改善個體小生產農民的經濟狀況，他們也沒有在自己的家庭經濟中進行互補的能力，那些持有小塊土地的自由小農被迫出售土地，為了生計又不得不租借土地，成為在生產和經濟上失去了自主和獨立的佃農，他們還必須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任意差遣。這些大土地所有者不僅通過地租獲取收益，而且利用手中的立法權控制糧食貿易。自15世紀以來，德意志封建主經營糧食貿易的現象極為普遍，特別是在東部地區，那裡是糧食的主要供應地。1488年，梅克倫堡的公爵馬格努斯二世（Magnus II.，1441—1503）頒布法令，限制農民把糧食運進城市進行銷售。糧食貿易掌握在封建主手裡產生的後果是，商業資本對農村的影響受到極大的限制，無法對農村的封建制度起到瓦解作用，相反卻刺激大地產的形成和發展。糧食的國際貿易使封建主（Grundherr）成為占有連成片的大土地、同時又從事糧食貿易的產銷一體的大地產主（Gutsherr）。

  在帝國邦國制的體制中，這些大地產主通過土地的集中掌握所在地區的地方司法審判權和對地方的行政管理權。不僅是租佃土地的佃農，而且那些自由的小農都受制於大地產主。大地產主通過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力強占公有土地，他們擁有的耕地約占地區地產總數的1/3。他們還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任意徵收各種賦稅和費用，凡違抗者都會被課以罰金，並且把罰金作為永久租金強加在自由承襲的地產上。土地的承認金也有很大提高，從原來的2先令上漲為2—4古爾登。大地產主還藉助莊園原有的習慣法大肆獲取土地。莊園具有的封閉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土地的買賣，按照莊園的條約規定，土地的買賣只能在莊園內部進行，因此有能力購買土地的只有莊園的封建主，土地只會重新集中在大地產主的手中。土地的集中消除因采邑分封造成的耕地的交叉和分散，出現連成片的大農場式地產結構。在這種大土地的地產結構中，自由農民不僅失去土地用益權，而且還失去自由選擇庇護人和保護人的權利，他們完全被羈絆在賴以生存的土地上。農民經濟狀況的惡化阻礙了他們社會地位的改善，無法衝破中世紀等級制度的障礙，甚至他們的婚姻都受到限制，不允許他們通過婚姻改變法律身份。此外，還有無限額的兵役稅和不定期的勞役，自由農民與農奴的地位和境況相差無幾，尤其是在易北河以東地區，大地產主幾乎完全控制農業，農民的境遇每況愈下，德國學者以「二期農奴制」（die zweite Leibeigenschaft）說明這個時期農民狀況的特徵。

  「二期農奴制」與之前的農奴制有所不同，它是在邦國專制的政治條件下產生的。15世紀末期，英、法先後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走上中央集權的議會君主制的道路，實施君主專制。在同一歷史時期，德意志則是一個由獨立自治的邦國和自由城市構成的一個鬆散的大帝國，在政治上處於嚴重的分裂割據狀態，但是各個邦國都程度不同地實現了中央集權的議會君主制。邦國有明確的疆域界限，在行政體制上有邦國的等級議會，議會有立法權以及關稅權、鑄幣權。邦國有自己的最高法院，掌有執法權。邦國的君主是立法者、執法者，是當權者，實施邦國的君主專制。邦國的邦君取消了邦國內自由城市的自治權，確認了農村中農民的依附身份，皇帝的最高司法權在邦國境內失去效力。在英、法君主專制統治下，貨幣地租以及商品經濟能夠起到鬆動封建關係，直至瓦解農奴制的作用。但是在德意志的邦國專制政體中，諸侯的權勢壓倒了一切政治勢力，在經濟上他們也掌握著絕對的壟斷權。他們不僅實際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還控制著農產品的貿易和遠程貿易。因此，在德意志地區尤其是易北河東部地區，農產品的商業化反而刺激了農奴制的發展，農民的徭役加重了，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喪失自由發揮的可能，從而導致「二期農奴制」的產生。

  二、農民運動的星火

  15世紀30年代，曾經參加過胡斯戰爭的一些失敗者從波希米亞逃亡到法蘭克地區。這些逃亡者在那裡定居，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帶來胡斯的宗教思想，傳播反對羅馬教會以徵收什一稅方式的盤剝社會下層的主張，在這些地區產生很大的反響。農村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反抗占有大量土地的教士和大地產主的騷動、局部地區的起義時有發生。1476年3月，一個經常在各地流浪的吹笛手漢斯·伯姆（Hans Bhm，1458—1476）自稱多次在夢中見到聖母瑪麗婭，聖母給予他啟示，授意他傳教。從他的名字來看，這個年僅18歲的年輕人顯然是波希米亞移民的後裔，他知道的唯一聖地是在他的家鄉、名為尼克拉斯豪森的小村莊裡的一座聖母小教堂。漢斯·伯姆經常向村民講述他在夢中所見到的聖母顯像（Marienerscheinung），激烈地抨擊教士的貪婪和對農民無度的勒索。他借瑪麗婭之口預示，所有的租稅、徭役、什一稅和雜稅都將會取消，森林、河流、草地都將自由使用，人人都將親如兄弟，不會再有皇帝、教皇、諸侯以及其他官吏。他或是站在倒置的大木桶上，或是站在大樹的樹枝上，或是站在某個農家的窗台上宣講、布道，號召人們去尼克拉斯豪森的聖母小教堂朝聖。漢斯的布道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在社會下層民眾中廣為傳播，與其說是人們相信他的布道，不如說是因為他對時事的批判在社會下層、乃至小貴族階層中引起共鳴。僅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內就有成千上萬的人從美因河河谷、萊茵河流域，甚至從施瓦本、巴伐利亞等地湧向尼克拉斯豪森朝聖，朝聖者人數最多時甚至高達三四萬。

  漢斯·伯姆的鼓動以及成千上萬人的朝聖行為給予教士等級和貴族等級很大的衝擊。美因茨的大主教伊森堡的迪特爾（Diether von Isenburg，1412—1482）和維爾茨堡的主教魯道夫以及紐倫堡市議會發布敕令，嚴禁民眾前往尼克拉斯豪森朝聖。教會的嚴令激起民眾的強烈不滿，朝聖的浪潮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7月13日深夜，魯道夫主教派遣30餘名騎兵拘押了漢斯·伯姆，到尼克拉斯豪森朝聖的近四千名朝聖者獲悉後試圖將其救回，但無果而歸。次日，約1.6萬餘名朝聖者在維爾茨堡集結，要求大主教釋放他們的布道者，這其中不乏貴族騎士。然而，由於朝聖者群龍無首，他們很快就被大主教和貴族分化瓦解，各自散去。大主教則出爾反爾，命令騎兵從背後襲擊準備各自返回的朝聖者隊伍。幾天後，漢斯·伯姆被判異端處以火刑。漢斯死後，前往尼克拉斯豪森的朝聖者仍然絡繹不斷，為此教會下令拆毀了這座聖母小教堂。

  尼克拉斯豪森的朝聖雖然因為教堂的拆毀而被終止，但是它在社會中的影響則是深遠的，抑或可以說這是16世紀德國農民戰爭的序曲。15世紀中葉以後，為了反抗社會上層和當局的盤剝，在很多地區先後成立農民聯合會（Bauernbund）。這些農民聯合會通常以只有農民才穿的那種帶子鞋（Bundschuh）為標誌，把帶子鞋挑在杆子上，或者把它畫在旗子上，因此被稱為「帶子鞋會」。最先出現帶子鞋會的是萊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主教區。1444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與瑞士聯邦作戰時，僱傭法國阿馬尼亞克地區（Armagnac）的伯爵的僱傭兵。8月26日，瑞士聯邦的軍隊與阿馬尼亞克僱傭兵在比爾斯河畔的聖雅各布交戰，阿馬尼亞克的僱傭兵戰敗，殘餘的敗兵對阿爾薩斯地區肆無忌憚地劫掠，引狼入室的皇帝卻對此置若罔聞。得不到保護的農民們組織起來進行自我護衛，克恩滕地區的帶子鞋會正是為了自我防護而成立的。自1473年以後，土耳其人多次侵入克恩滕地區，當地的邦君諸侯自顧自地躲在修建的城堡里，不組織軍隊防禦土耳其人的進攻。1478年6月25日，土耳其人第三次穿越普雷迪爾山口進入克恩滕，克恩滕的農民在彼得·文德利希（Peter W underlich，?—?）的號召和領導下，組織起6000人的武裝力量進行抵抗。然而，面對土耳其騎兵勇猛的攻擊，既缺少武器裝備又沒有經過任何訓練的農民軍隊很快就被土耳其人衝垮，最終僅剩大約600人堅持抵抗。土耳其的騎兵勢如破竹地進入克恩滕，甚至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和教皇保羅二世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的聖喬治騎士團也棄城落荒而逃。土耳其人的軍隊洗劫了這一地區，農民軍隊被徹底擊潰，彼得·文德利希也被抓獲，被殘忍地五馬分屍。

  三、帶子鞋會

  15世紀末、16世紀初，在德意志很多地區都先後出現了帶子鞋會的組織，這些鞋會不僅抵禦來自外部的威脅，而且還聯合起來共同抵抗當地教俗貴族對他們的盤剝，一些市民、小騎士貴族也加入鞋會。1493年，阿爾薩斯地區石勒施塔特的百餘名農民以帶子鞋為標誌結成聯合會，他們的目的是反對教俗貴族徵收的高額賦稅，取消教俗貴族的任意賦稅權，取消關稅和其他賦稅；要求驅趕猶太人；提出限制教士的俸祿在50—60古爾登之內，取消秘密懺悔；要求自己組建審判法庭；等等。石勒施塔特鞋會的這些主張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農民的訴求，在德意志引起巨大的反響。在石勒施塔特開始的起義席捲整個阿爾薩斯地區，雖然起義很快被鎮壓，但其影響則很難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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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年，施佩爾地區發生饑荒和瘟疫，農民的生活異常艱難。下格隆巴赫一個農奴的兒子約斯·弗里茨（JoFritz，1470—1525）組織農民結成一個秘密誓約團體，同樣以帶子鞋作為誓約團體的標誌。這個秘密誓約團體提出取消農奴制、把教會的財產分給農民等14項主張。這個帶子鞋會的成員僅半年就發展到七千餘人，薩芬豪森、蘇黎世等地區的農民也加入其中。施佩爾鞋會的迅速擴張不僅令教俗貴族坐立不安，城市也感到鞋會存在給它們帶來威脅。1513年10月，巴塞爾市議會派兵襲擊途經該市的鞋會領導人，百餘名鞋會的重要成員被抓後被處死，約斯·弗里茨逃往弗萊堡附近的雷恩。弗里茨在雷恩重新組織鞋會，再次提出除皇帝和教皇外不應有其他的領主、教會法庭只能有權審判教士、限制教士的俸祿，自由使用森林、魚塘、草地以及每個鞋會成員都應受到保護等多項主張。儘管弗里茨在雷恩依然沒有達到他的目的，弗萊堡市議會也同樣派兵驅趕了他，但鞋會這種組織形式以及農民的主張都留下了深刻的社會影響。在1525年的《十二條款》（Zwrf Artikel）中可以明顯地看到約斯·弗里茨提出的主張留下的印跡。進入16世紀以後，在德意志各地發生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就像點點星火，最終成為德國農民戰爭（Deutscher Bauernkrieg）的燎原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