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哈布斯堡王朝開啟的帝國改革 一、宗教會議時代

  德意志再次實現王位統一後，如願以償登上王位的西吉斯蒙德雖然躊躇滿志，但是羅馬教會的分裂、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胡斯戰爭的爆發等等，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加劇了國際環境的複雜性，阻礙了他的施政策略，甚至延緩了他舉行加冕禮的時間，直到他被選為國王3年後才於1414年11月8日在亞亨接受加冕禮，此後他立刻前往康斯坦茨參加羅馬教會在那裡舉行的宗教會議（das Konstanzer Konzil）。

  14世紀70年代，基督教西方教會的大分裂依然無法彌合，嚴重地削弱教會的宗教權威，同時也不利於西歐各國王權的集權。法國國王極力促進教會的統一，以便能凌駕於統一後的教會之上，繼續對其施加影響。德意志王位之爭的雙方都希望藉助某一派教皇的支持，宣布自己掌有合法的王權，這就使教會分裂處於更加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中。在這個時期，大學中的神學教授們紛紛闡述各自的神學觀點，試圖彌合教會的分裂。1379、1380年蓋爾恩豪森的康拉德（Konrad von Gelnhausen，1320—1390）先後撰寫了《文檔概要》（Epistola brevis）和《和諧概要》（Epistolaconcordie）兩篇文章就此進行論述。康拉德曾在巴黎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攻讀過教會法學，他從基督教早期宗教會議的理論和法規的角度提出解決教會分裂的方法。1397、1381年，維也納大學校長朗根施泰因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Langenstein，1325—1397）先後撰寫《敦促和平概要》（Epistola pacis）和《敦促統一和平概要》（Epistola concilipacis），提出解決教會分裂的方法。他們都認為，教會是因為受到異端的侵害而分裂，因此必須回歸到自然的、上帝的法規上，即關係到所有人的事情應該由所有人共同決定。樞機主教團既然在有關教皇的人選方面無法達成一致，就應該根據這個原則召開所有主教和大主教都參加的宗教會議做出決議，有關教皇人選的宗教會議可以由世俗君王主持召開。1395年2月2日，法國召開了一次全王國性質的教會省會議，按照法王的意願要求兩位教皇同時退位，這個決議自然遭到兩位教皇的拒絕。阿維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kt XIII.，1342—1423，1394—1423年在位）甚至向文茨爾請求，希望他能夠幫助彌合教會的分裂。

  法國國王和文茨爾對待教會分裂的不同態度造成德意志內部的教會分為兩派。帝國西部地區的主教和大主教們紛紛宣布對此保持中立，以此擺脫長久以來從屬羅馬教會的宗教地位，這反而為德意志的分裂增添新的因素，也是文茨爾被諸侯廢黜的一個重要原因。1406年11月30日，羅馬的樞機主教團選舉威尼斯的安傑洛·克雷爾為羅馬的教皇，稱格雷戈爾十二世（Gregor XII.，1335—1417，1406—1415年在位）。格雷戈爾十二世一上任就積極著手解決教會分裂問題，他提出與本尼狄克十三世在薩沃納會面，但遭到身邊親信的竭力反對，羅馬樞機主教團中的大多數樞機主教也因此反戈，站到阿維尼翁教廷一邊，並且重提14世紀末期召開宗教會議的主張。1408年6月，阿維尼翁的樞機主教團在義大利的里窩那與羅馬樞機主教團的代表會晤，定於次年的聖母領報節（Maria Verkündigung）這一天在比薩召開宗教會議。亞歷山大城的大主教（Patriarch）西蒙·德·克拉莫德（Simonde Cramaud，1345—1423）代表耶路撒冷和安條克兩大主教區的大主教以及22位樞機主教、80位主教前往比薩參加這次宗教會議，此外，與會的還有100位主教、200餘位修道院院長和修士團的教長以及他們派的代表、300位神學家和眾多的普通教士。西蒙·德·克拉莫德被選為比薩宗教會議（Konzilvon Pisa）的主持者。這次宗教會議持續了將近一個月，共召開22次大會，在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就任命了2位司法大臣（Marschall）、高級法官（Auditoren）、律師（Advokat）、司庫（Prokurator）和公證人（Notar），由此形成一種新的宗教會議的組織機制，開啟了中世紀晚期的宗教會議時代（Konzilszeit）。

  比薩宗教會議的目的是解決西方教會的分裂，然而兩位教皇都沒有到場，甚至也都沒有派遣特使參加會議。在宗教會議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法國國王派出的代表團的團長，英國國王也派出了代表，而文茨爾則更希望通過這次宗教會議恢復他的王位。與此相反，坐在王位上的魯普雷希特深深感受到教皇的束縛和來自法國的威脅，對比薩宗教會議採取排斥的態度。雖然他也派遣使團參加了比薩宗教會議，但卻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代表和羅馬教會的保護者宣布，比薩宗教會議作出的所有決議無效。6月5日，在西蒙·德·克拉莫德的主持下，宗教會議作出決議宣布，同時廢黜未到會的格雷戈爾十二世和貝尼迪克特十三世，選舉米蘭的大主教、樞機主教、干地亞的彼得·菲拉吉為教皇，稱亞歷山大五世（Alex and er V.，1340—1410，1409—1410年在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比薩宗教會議的宗旨是要消除西方教會的分裂，但卻因為格雷戈爾十二世和貝尼迪克特十三世均不承認宗教會議廢棄其的決議，且又各自掌有在其權勢範圍內的教會轄區，亞歷山大五世的任命則是教會的第三個教皇，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教會的分裂反而更為加劇。

  教會的分裂直接影響到德意志政局的分裂。在此之前德意志的教會基本上都統一在羅馬教會的管轄之下，比薩宗教會議之後，德意志教會分別支持三個教皇，只是因為魯普雷希特的去世才沒有導致形成三個派別。1410年5月3日，上任尚不到一年的亞歷山大五世辭世，兩周後出身於南義大利特洛亞伯爵家族的巴爾達薩雷被選為亞歷山大五世的繼任者，稱約翰內斯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370—1419，1410—1415年在位）。1413年，西吉斯蒙德在義大利倫巴底地區的洛迪與約翰內斯二十三世會晤，敦促他再次召開宗教會議解決教會分裂問題。1414年11月5日，約翰內斯二十三世在德意志南部的城市康斯坦茨召開宗教會議，但初期參加會議的只有義大利地區的主教們。1414年末，西吉斯蒙德來到康斯坦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持續了3年半之久，他幾乎一直停留在那裡。在西吉斯蒙德的大力敦促下，大約有29位樞機主教、300餘位主教、眾多的教會學者以及君王和諸侯的代表陸續來到康斯坦茨，與會人數驟增，最多時與會者達到700餘名，格雷戈爾十二世和貝尼迪克特十三世也均派代表赴會。

  

  來自西歐各地的眾多參會者很難在思想上達到統一，更何況參加會議的各等級之間始終有著難以消除的隔閡。與會的教會學者們按照中世紀大學的組織機制結成社團（Nation），1415年1月共有4個宗教會議社團（Konzilnation），即：德意志社團，其中包括來自丹麥、斯堪地那維亞、波希米亞、波蘭、匈牙利以及蘇格蘭的與會者；義大利社團、法國社團和英國社團。按照西吉斯蒙德的旨意，宗教會議在作出決議時不再是每個參加者都有表決權，而是每個社團和樞機主教團都各自只有一票的表決權。這無疑是宗教會議時代的一種新的機制，抑或說是一個改革，這也為此後提出宗教會議高於教皇的決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西吉斯蒙德強勢干預康斯坦茨宗教會議給約翰內斯二十三世很大的壓力，他於1415年3月初提出，為了教會的統一他可以辭去教皇的職位，前提是格雷戈爾十二世和貝尼迪克特十三世也同時辭去教皇的職位。這一提議沒有得到另外兩個對立派教皇的響應。此後，約翰內斯二十三世試圖藉助奧地利蒂羅爾的伯爵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IV.，1382—1439）擺脫西吉斯蒙德對宗教會議的控制，試圖把宗教會議的會址遷往在弗里德里希四世掌控的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弗里德里希四世曾是魯普雷希特的堅定支持者，他雖然是伯爵，但卻以公爵的名義統治著上奧地利。西吉斯蒙德立刻對弗里德里希四世採取強硬的態度，宣布剝奪他的法律保護令，任何人都可以奪取他的領地，獲得西吉斯蒙德的授封，這就迫使弗里德里希四世不得不拒絕約翰內斯二十三世的求助。1415年3月20日，約翰內斯二十三世喬裝成僕役秘密從康斯坦茨逃往沙夫豪森，1個月後在弗萊堡被德意志國王的封臣俘獲拘押。西吉斯蒙德對教皇的逃匿非常憤怒，他於4月6日在康斯坦茨親自主持召開宗教會議，頒布《神聖的宗教會議》（Haec sancta synodus）的教令。在這個教令中強調，在康斯坦茨召開的這次宗教會議是由聖靈召集的，它具有普遍意義，有爭議的天主教教會的宗教會議應該是直接置於基督之下，因此任何人、任何等級或者任何顯貴，即使有著教皇頭銜的人也都必須服從它，宗教會議的決議應該高於教皇之上。西吉斯蒙德還授意教會對逃跑的約翰內斯二十三世進行審判，在5月29日召開的第12次會議上宣布廢黜他的教皇之職，將其長期囚禁。在此後兩年，康斯坦茨宗教會議先後作出廢黜格雷戈爾十二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的決議。在1417年的馬丁日（11月11日）這一天，23位樞機主教和30位宗教會議的代表選舉出身於義大利古老貴族家族科隆納的奧多為教皇，稱馬丁五世（Martin V.，1368—1431，1417—1431年在位）。

  馬丁五世的當選標誌著基督教西方教會大分裂的結束。儘管本尼狄克十三世在他有生之年始終維護他作為教皇的權力，但西吉斯蒙德推行的政策成功地爭取到西班牙的阿拉貢王室、卡斯蒂利亞王室以及納瓦拉王室的支持，這不僅削弱了法國國王在這些地區的政治影響，同時也極大地減少了本尼狄克十三世宗教權威的支撐點，這也就使其失去了堅持作為對立派教皇的社會基礎，從而為馬丁五世作為一致被認可的教皇掃清了障礙。

  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不僅結束了西方教會近四十年的分裂，而且還就那個時代神學家有關教義理論的分歧作出裁決。13世紀下半葉之後，經院哲學中有關上帝存在的辯論日益激烈，出現一批頗有見地的經院哲學家，例如被稱為「精細博士」的蘇格蘭的約翰·鄧·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1266—1308）、英國奧卡姆的威廉以及英國的神學家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30—1384）等等。他們的神學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教皇的宗教權威，尤其是英國唯實論的代表人物威克里夫。他從唯實論的立場出發，強調所有權力都是直接來自上帝，否認教會、主教和教士在上帝和廣大信徒之間的中介作用。他的神學觀點遭到教會上層教士的強烈反對，但他的神學思想的影響跨越英吉利海峽進入西歐大陸，尤其是對捷克的教士揚·胡斯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

  胡斯出身於捷克一個車夫家庭，他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雖然家境貧寒依然送他去接受教育，希望他能夠成為一名教士，藉此提高社會地位。毋庸置疑，母親對他的影響以及出身底層的社會環境都給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390年，胡斯前往布拉格，在卡爾大學學習，獲得碩士學位並由此成為大學的教師。1398年，胡斯在卡爾大學繼續學習神學，1400年，接受神職成為一名教士，此後被聘為大學的神學教授，同時還是波希米亞國王文茨爾四世的妻子巴伐利亞的索菲（Sophie von Bayern，1376—1425）的祈禱神甫。1409年，在卡爾大學的德意志籍的教授們被驅逐，胡斯擔任卡爾大學的校長。卡爾大學在建校之初就與英國牛津大學有著較為密切的學術往來，這歸功於卡爾四世的妹妹波希米亞的安訥。安訥於1382年嫁給英國國王理察二世，一些追隨她的波希米亞的貴族接觸到牛津大學神學教授威克里夫的神學思想，通過他們把威克里夫的神學思想和神學觀念傳到卡爾大學。以胡斯以及希羅尼穆斯（Hieronymus von Prag，1365—1416）為首的大學的神學家們深受威克里夫的影響，在有關教義問題上與布拉格的大主教哈森堡的茲賓科·扎伊茨（Zbynko Zajíc von Hasenburg，1376—1411）發生激烈的辯論。胡斯以《聖經》為依據撰寫了一批著作對此進行深入的闡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論教會》（über die Kirche，拉丁語： De ecclesia）。胡斯譴責教士們偏離《聖經》的基本教義，斥責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買賣贖罪券（Ablass）這種宗教救贖方式。胡斯是第一個用捷克語布道的教士，他提倡建立一種樸素的民族教會，這就對羅馬教皇乃至宗教議會的宗教權威都形成一股潛在的衝擊力和威脅。

  康斯坦茨宗教會議召開之初就對威克里夫和胡斯的神學思想提出嚴厲的譴責，宣布威克里夫和胡斯為異端分子，焚燒威克里夫的神學著作，傳喚揚·胡斯和希羅尼穆斯前往康斯坦茨接受質詢。德意志國王西吉斯蒙德處於政治上的考慮也要求胡斯前往康斯坦茨，並向他做出人身自由和往返自由的保證（Freies Geleit）。然而，1414年11月，當胡斯一進入康斯坦茨就立刻被拘捕，被囚禁8個月後，於1415年7月6日以異端的罪名被處以火刑。胡斯被處死激化了波希米亞長久以來存在的社會矛盾。

  二、胡斯運動

  康斯坦茨宗教會議對胡斯的判決並沒有獲得波希米亞絕大多數民眾的認可。1415年9月，452位波希米亞貴族聯合起來向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提出抗議。胡斯的殉難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捷克人的民族意識。

  自12世紀德意志東部殖民拓荒運動以來，大批德意志移民進入捷克人居住的地區。儘管他們的拓墾活動促進了捷克農業和礦業的發展，在當地建立很多城市，商品流通極為活躍，使之自13世紀起成為向西歐其他地區輸出糧食和白銀等金屬的輸出地，但是，無論是農業、礦業還是在商業方面，最大的獲利者是德意志的移民，他們享有很多特許權，成為捷克社會中的貴族階層。在農村，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德意志上層移民的手中，利用貨幣地租剝削當地的捷克人，他們還壟斷穀物等農產品的出口。在城市，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多為捷克人，但城市的領主以及城市貴族都是德意志移民，他們控制城市的手工業，壟斷商業貿易。礦山也都掌握在德意志上層移民手中，他們享有礦山的開採權和出售礦石的優先權，甚至捷克的教會和修道院也都控制在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手裡。捷克人與德意志移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越來越凸顯出來，在捷克人民中演化為對德意志移民的敵對情緒，胡斯的殉難更是把這種敵對情緒激化為對德意志移民的仇視，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會議的一次會議上作出決議，在舉行聖餐禮（Kelchkom munion）時只有教士才能領聖餐的麵餅和葡萄酒，禁止世俗教徒用聖杯（Kelch）領聖餐。根據這一決議，在捷克只有德意志的教士才能在舉行聖餐時使用聖杯，而廣大捷克教徒都被排斥在此之外。捷克教會中的教士們提出異議，他們提倡所有教徒都應該同樣可以受領聖餐的麵餅和葡萄酒，強調所有教徒都有權在舉行聖餐禮時使用聖杯，闡述了「聖杯」理論。

  捷克教會在「聖杯」理論方面與羅馬教會產生分歧，這不利於西吉斯蒙德實施教會統一的政策，他下令在教會中清除捷克教士，這就更激怒了捷克廣大民眾。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市的市民為了解救那些被拘押的胡斯派成員，衝進市議會，把市長、城市的法官、市議員等10個官員從市議會的窗戶扔了出去，釀成流血事件，憤怒的民眾還搶劫和燒毀了一些教堂。布拉格的暴亂很快就擴散到波希米亞王國各地。11月，胡斯派的軍隊與西吉斯蒙德的軍隊在比爾森附近的尼科米爾發生正面衝突，這次武裝衝突持續幾個月之久。1420年3月，新教皇馬丁五世號召組織十字軍討伐波希米亞胡斯派的軍隊，西吉斯蒙德的軍隊得以擴充，最終以多取勝。西吉斯蒙德是這次武裝衝突的最大獲益者，在這一年的7月28日，布拉格的大主教為他戴上波希米亞的王冠，他成為波希米亞的國王。然而，兵敗的胡斯派並沒有就此罷休，在這同一年頒布了「布拉格四項條款」（Vier Prager Artikel），提出布道自由、使用聖杯領聖餐的自由、擺脫世俗控制教會、擺脫不公正的世俗統治等口號，以此團結捷克人民抵抗十字軍的討伐。3個月之後，人數眾多的十字軍兵敗維什拉德，此後又在庫滕貝格附近的哈貝恩以及德意志移民聚集的哈夫利奇·科瓦博羅瓦一敗塗地。1421年7月7日，胡斯派在恰斯拉夫集會，宣布廢黜西吉斯蒙德波希米亞國王，把王冠交給波蘭的國王瓦迪斯瓦夫二世，西吉斯蒙德由此失去波希米亞。此後，胡斯派的軍事力量延伸到德意志帝國境內的巴伐利亞、法蘭克尼亞、薩克森等地區，西里西亞以及布蘭登堡等地因直接遭到胡斯派軍隊的進攻而受到很大的破壞。為了保住波希米亞鄰近地區以及西里西亞和勞齊茨，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妥協，與瓦迪斯瓦夫二世達成和解。

  1423年，胡斯派內部分裂為堅持「布拉格四項條款」的聖杯派（Kalixtiner或者Utraquisten）和堅持早期基督教原則的塔博爾派（Taboriten），這就為西吉斯蒙德解決波希米亞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一方面，他與溫和的聖杯派就宗教問題進行談判，同意胡斯派提出的「布拉格四項條款」；另一方面，則對激進的塔博爾派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致使兩派的矛盾更加難於調合，兩派軍隊甚至於1434年5月30日在捷克境內的利帕尼發生武力衝突。利帕尼戰役是胡斯戰爭的終結點，為西吉斯蒙德贏得了在波希米亞的控制權，1437年波希米亞的貴族重又承認西吉斯蒙德的國王權威。

  胡斯派的宗教主張對剛剛彌合分裂的羅馬教會的權威再次造成衝擊，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上未根本解決的有關教會最高權力的問題又顯露出來。教皇馬丁五世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提出再次召開宗教會議，然而會議尚未召開，他就於1431年2月2日去世。一個月後，出身於威尼斯一位富商家庭的紅衣主教加布里埃利·孔杜爾馬洛被推選為教皇，稱歐根四世（Eugen IV.，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7月23日他在巴塞爾召開由前任教皇馬丁五世決定但未來得及召開的宗教會議。在這次宗教會議上，德意志的神學家庫斯的尼古勞斯（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提交3卷本的神學著作《論包羅萬象的一致》（Deconcordantia catholica；德語：über die allumfassende Eintracht）。尼古勞斯的父親是摩澤河上一個殷實的船夫。尼古勞斯曾在海德爾堡大學和科隆大學接受過教育，被認為是德意志第一批人文主義者中的一員。尼古勞斯深受科隆學派大阿爾伯特神學思想的影響，但提出的神學思想更接近於中世紀晚期的新柏拉圖主義（Neuplatonismus）。他指出，參加宗教會議的多數人維護的是上帝的法令和自然法，因為涉及眾人的事情勢必會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獲得大多數人同意的宗教會議的決議同樣對教皇具有約束力，宗教會議應該享有廢黜背離教義的教皇的權利。尼古勞斯有關宗教會議權限的神學理論遭到教皇的激烈反對，他於1431年12月18日宣布解散剛剛召開不久的巴塞爾宗教會議（Konzil von Basel），支持尼古勞斯神學思想的與會者拒不服從。遠在義大利的西吉斯蒙德雖然支持宗教會議的決議高於教皇宗教權威的主張，但為了能實現戴上皇冠的目的又不願意與教皇交惡。在相持了兩年之後，歐根四世不得不向西吉斯蒙德妥協，1433年5月31日，在羅馬主持了皇帝的加冕禮，為西吉斯蒙德戴上皇帝的皇冠。同年12月，歐根四世宣布恢復巴塞爾宗教會議，重新召開的巴塞爾宗教會議再次面臨教會分裂的危機，而坐上皇位的西吉斯蒙德則把其政策從干預教會事務轉向帝國的事務。

  三、盧森堡皇室的終結

  15世紀的德意志帝國中大大小小的邦國林立。邦國的領土主權政策不僅瓜分了帝國的皇權，而且也極大地削弱了帝國的財政來源，帝國議會的職能和權限也受到很大的制約，《帝國和平條例》的法律效力也大打折扣。為此，西吉斯蒙德皇帝試圖從立法入手進行帝國改革（Reichsreform）。1434年9月，西吉斯蒙德頒布《十六條款綱領》（Programm von 16Artikeln），提出在帝國原有的「菲莫」（Feme）法庭形式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固定的法律制度。菲莫法庭自13世紀以後在德意志地區出現，1371年卡爾四世皇帝在為威斯特法侖地區頒布的《帝國和平條例》中為菲莫法庭賦予更重要的意義，將其也轉換為一種由一位主法官（Sthulherr）以及多位陪審法官（Schffe）組成的陪審法庭。法庭設在阿恩斯貝格，威斯特法侖地區的一些有權勢的公爵、行宮伯爵等諸侯都曾經是菲莫法庭的陪審法官，主要調節各邦國因施行領地政策相互之間產生的矛盾和衝突。1420年，為了解決爭端，威斯特法侖的菲莫法庭在阿恩斯貝格開庭，組織了一個龐大的陪審法庭，有來自威斯特法侖各個地區的15位主審法官、31位貴族審判法官和200餘位各等級的陪審法官以及一些市民代表。1422年，科隆的大主教迪特里希二世（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作為威斯特法侖菲莫法庭的主法官被給予對所有自由伯爵的行為進行監管的權利，菲莫法庭的權限也越來越大，1426、1430年先後在阿恩斯貝格、索斯特、多特蒙德多次組織大法庭。1431年，西吉斯蒙德也作為陪審法官參與過威斯特法侖菲莫法庭，這無疑是他此後決定進行帝國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1437年，西吉斯蒙德在阿恩斯貝格召開帝國會議，這次會議涉及有關法典的編撰、設立最高主審法官（Oberfreistuhl）等司法機構等問題，被稱為「阿恩斯貝格改革」（Arnsberger Reformation）。然而，改革尚未啟動，西吉斯蒙德於這年的12月9日辭世，因其身後沒有子嗣，這也就標誌著盧森堡皇室的終結。

  西吉斯蒙德在執政期間給後人留下一個動盪不安的德意志。胡斯戰爭雖然結束，但胡斯戰爭對德意志帝國境內產生深刻的影響，為一個世紀以後爆發的德國農民戰爭埋下火種。庫薩的尼古勞斯在巴塞爾宗教會議上提出的神學思想理論、人文主義，一波又一波的思潮強烈地衝擊著羅馬教皇自中世紀以來穩固的宗教權威基石。「大空位」以來邦國的領土化使德意志帝國日益成為一個失去政治中心的鬆散的大帝國。身為德意志帝國統治者的西格蒙德在遲暮之年清醒地看到這一點，萌生改變帝國現狀的改革思想，但終未能實踐。帝國的改革是由再次興起的哈布斯堡王朝實現的。

  四、哈布斯堡家族的再崛起

  14世紀下半葉，哈布斯堡家族內部發生嚴重的紛爭，奧地利被分為上奧地利（Obersterreich）、下奧地利（Niedersterreich）和中奧地利（Innersterreich）三個部分，哈布斯堡家族也有了阿爾布雷希特、利奧波德和蒂羅爾三個支系。阿爾布雷希特支系的阿爾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von Habsburg，1397—1439，1438—1439年在位）因為迎娶了德意志皇帝西吉斯蒙德的獨生女兒，而被選為德意志的王位繼承人。西吉斯蒙德在世之時，阿爾布雷希特二世積極支持岳父的政策，參與反對胡斯派的鬥爭、迫害和驅逐在維也納的猶太人等。為此，他獲得了岳父的政治庇佑，1423年更是獲得摩拉維亞作為采邑，哈布斯堡家族的阿爾布雷希特一支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都有很大增長。

  西吉斯蒙德去世後，匈牙利各個社會等級一致選舉阿爾布雷希特二世為匈牙利的國王，並於1438年的1月1日施了加冕禮。同年3月18日，德意志的選侯們一致同意選舉阿爾布雷希特二世為德意志的國王，哈布斯堡家族再次登上德意志的王位，阿爾布雷希特二世繼承了岳父西吉斯蒙德已經推行的帝國改革的政策。可以這樣說，這個時期正在舉行的巴塞爾宗教會議上提出的改革主張，對新國王的執政主張產生很深的影響，但為了能夠獲得教皇歐根四世的承認，他在對待教皇和宗教會議衝突的問題上採取中立的態度。6月29日，阿爾布雷希特二世在布拉格的聖法伊特大教堂（St.-Veits - Dom）接受波希米亞國王的王冠，如同他的岳父一樣，他擁有德意志王國、匈牙利國王和波希米亞王國的三個王冠。7月，阿爾布雷希特二世在紐倫堡召開帝國會議，再次提出把帝國分為四個大區的帝國改革方案。然而，因為國王與諸侯們各懷目的，尤其是在有關地區的執政權方面產生極大的分歧。

  諸侯們原本希冀通過這一改革方案獨掌各大區的大權，參與帝國的執政，增強在皇室中的政治影響力，並能夠以此牽制皇帝的權力。阿爾布雷希特二世則提出每個大區的執政者應該由各大區內的社會各等級共同選舉產生，候選人首先應該具有諸侯等級身份，並且是經過法令確立的、享有維護地區和平的全權；主持選舉的應是當地最有威望的諸侯，如果社會各等級無法取得一致的話，則由國王作最終的裁決。阿爾布雷希特二世的這一改革主張無疑是在擴大國王的權限，不僅遭到諸侯們的反對，而且也沒有獲得城市市民的支持，致使帝國改革方案長時間擱置，遲遲未能付諸實施。1439年4月，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阿爾布雷希特二世在與土耳其人的征戰中身染痢疾，於10月27日不治身亡，這就更為帝國改革的實施增添新的障礙。1440年2月2日，在教會選侯、薩克森公爵以及行宮伯爵兩位世俗選侯的大力推薦下，選侯們在法蘭克福推舉克恩滕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為德意志的國王，兩年後的1442年6月17日在亞亨接受加冕。

  弗里德里希三世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奧波德這一支系。1424年他的父親、中奧地利的公爵鐵人恩斯特（Ernst der Eiserne，1377—1424）去世，時年9歲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繼任為公爵。1436年，21歲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和那個時代眾多名門貴族的青年男子一樣，長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在耶路撒冷的聖墓前由耶路撒冷聖墓騎士團（Ritterordenvom Heilligen Grab zu Jerusalem）晉封為騎士。1440年，被稱為遺腹子的拉迪斯勞斯（Ladislaus Postumus，1440—1457，1440—1457年在位）出生僅三個月就被加冕為匈牙利國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獲得對拉迪斯勞斯的監護權。毋庸置疑，從此時起他就已經有了把拉迪斯勞斯的領地併入哈布斯堡家族世襲領地的野心。也正是在這同一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德意志的王位。儘管新國王依然要面對土耳其人進攻的威脅，但他把施政的重點放在增強哈布斯堡家族政治權力上，刻印在哈布斯堡家族族徽上的縮寫字母A. E. I.O. U.就是最好的寫照。這幾個縮寫字母被看作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座右銘，即：「土地上的所有一切都屬於奧地利。」（Alles Erdreichist Oesterreich untertan）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弗里德里希三世並不贊同他的前任國王提出帝國改革的主張，在他看來這樣的改革是在加強諸侯的政治實力，與其推行哈布斯堡的家族政策格格不入。

  1442年，已經被選為國王兩年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首次進入帝國西部地區，6月17日在亞亨接受國王加冕禮。8月14日，他在法蘭克福召開帝國會議，儘管在這次會議上頒布了要進行改革的法令，但在改革法令中並沒有涉及到曾經提及過的區域劃分等重要的改革內容。在同一時期，瑞士聯邦（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gschaft）中的大多數成員城市與蘇黎世之間發生激烈的衝突。弗里德里希三世認為這是重新奪回哈布斯堡家族喪失的故土阿爾高的極好機會，他介入其中與蘇黎世站在同一戰線上。1442年底、1443年初，弗里德里希三世在費爾德基希召集施瓦本和瑞士東部地區的貴族一起建立了一個反對瑞士聯邦的戰爭同盟，同時重新整頓施瓦本公爵領地的秩序。然而，這場戰爭並未幫助弗里德里希三世實現他的目的，反而為法國國王試圖向萊茵河地區擴張打開大門，法國的僱傭軍藉機進入洛林地區。在這場被稱為「蘇黎世古戰爭」（Alter Zürichkrieg）中，瑞士聯盟占據上風，獲得最大的利益，法國人付出高昂的代價，而弗里德里希三世未能達到他的目的，無功返回自己的世襲領地。德意志西北部地區再次陷入混戰之中。

  五、諸侯的紛爭

  明斯特教會轄區是德意志西北部地區較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教會領地之一。自12世紀以來這個地區的伯爵世家或者貴族家族逐步掌控了其主教的職位，他們通過掌控教職的授職權增強在這個地區的政治實力。12世紀中葉，默爾斯還只是在一所修道院的基礎上擴展的伯爵領地。默爾斯伯爵家族通過政治聯姻以及增強與國王的密切關係逐漸擴大伯爵領地的勢力範圍。該家族藉助原有修道院的宗教地位，不斷在德意志西北部地區各個主教區和重要的修道院中安插其家族成員。1414年，默爾斯的弗里德里希三世（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被選為科隆的大主教，其家族的勢力範圍更加擴大。在同一歷史時期，霍亞伯爵家族也在擴大勢力範圍，該家族與克萊夫公爵領地的公爵建立密切的關係，獲得公爵的支持。默爾斯家族與霍亞伯爵家族的擴張導致雙方勢不兩立，於1450年起爆發了持續7年之久的明斯特教區武力衝突（Münsterische Stiftsfehde）。然而，這兩個家族都沒有在這場武裝衝突中獲益，從中得利增強了實力的是克萊夫的公爵家族。

  為了平定類似德意志西北地區這樣的衝突，弗里德里希三世只能藉助教皇的宗教權威。1448年3月19日，弗里德里希三世與教皇尼古勞斯五世（Nik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在維也納締結《維也納協議》（Wiener Konkordat），明確規定主教和大主教的任命必須經過主教區的全體教士會議（Domkapitel）一致同意，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有權勢的貴族家族對教職的掌控。1452年初，弗里德里希三世率領一支由侍從組織的隊伍前往義大利，3月19日，尼古勞斯五世在羅馬為其主持皇帝加冕禮。在德意志中世紀的歷史上，弗里德里希三世是最後一位在羅馬由教皇主持加冕禮的德意志皇帝。在尼古勞斯五世的安排下，弗里德里希三世還在羅馬迎娶葡萄牙國王愛德華（Eduard I.，1391—1438，1433—1438年在位）的女兒，尼古勞斯五世為他們主持婚禮，並為新娘加冕為皇后。

  弗里德里希三世執政期間，帝國各地的諸侯家族都企圖擴充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掌控當地的政局，從而導致地方勢力爭鬥不斷，政治局勢不穩定，社會動盪不安。在德意志南部地區，霍亨索倫家族是因追隨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和海因里希六世皇帝而發家的。15世紀中葉，該家族的阿爾布雷希特·阿希萊斯（Albrecht Archilles，1414—1486）掌控了安斯巴赫和庫爾姆巴赫兩個馬爾克伯爵領地，他的兄長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13—1471）是布蘭登堡馬爾克伯爵和選侯。霍亨索倫家族企圖將其家族的勢力擴充到整個法蘭克公爵領地。該家族與維爾茨堡的主教魯道夫二世（Rudolf II.von Scherenberg，1401—1495）以及班貝格的主教菲利普（Philipp von Henneberg，1430—1487）聯合起來，結成一個教俗貴族的政治強權。貴族家族勢力的擴張侵蝕了城市的利益，紐倫堡、烏爾姆、奧格斯堡等31座城市聯合起來結成城市聯盟與之相抗衡。1449年，以阿爾布雷希特·阿希萊斯為首的諸侯聯盟與以紐倫堡為首的城市聯盟發生武力衝突。在持續近5年的戰爭中，城市之間的利益矛盾逐漸顯現出來，城市聯盟內部出現分裂。然而，霍亨索倫家族的擴張並非一帆風順，該家族又與巴伐利亞蘭茨胡特的公爵路德維希九世（Ludwig IX.，1417—1479）發生衝突。1450年，路德維希九世與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亞慕尼黑公爵阿爾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401—1460）簽訂協議，結成一個巴伐利亞陣營，同時還獲得波希米亞國王的支持。

  面對帝國內部諸侯的紛爭，弗里德里希三世採取消極的態度，任憑諸侯的政治勢力自然發展，他則把政治中心放在增強家族的政治實力上。145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重申奧地利公爵魯道夫四世曾於1358年要求的「大特許權書」（Privilegium Maius），其中明確宣布奧地利為「大公爵領地」（Erzherzogum），更加擴大了哈布斯堡家族世襲領地的勢力範圍。1457年，由弗里德里希三世掌握監護權的匈牙利的拉迪斯勞斯尚未滿十八歲就因瘟疫而辭世，他身兼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兩個國王頭銜，身後沒有留下子嗣，這就使弗里德里希三世面臨著同時失去對匈牙利和波希米亞控制權的局面。1458年，匈牙利的貴族們推舉匈牙利人馬蒂亞斯·科溫（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1458—1490年在位）為匈牙利的國王。在同一年，以聖杯派為首的捷克社會各等級選舉捷克人波迪布拉德的格奧爾格（Georg von Podiebrad，1420—1471，1458—1471年在位）為波希米亞的國王。在此期間，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成員都沒有放棄爭奪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王位，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胞弟阿爾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VI.，1418—1463）也加入爭奪波希米亞王位的爭鬥。直到15世紀90年代初，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地區才重又被置於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之下。

  六、帝國改革的初衷

  德意志的西部地區一直受到英法百年戰爭的影響，15世紀50年代初百年戰爭接近尾聲時，法國國王與勃艮第締結和約，把擴張的觸角伸向經濟繁盛的萊茵河流域地區。自14世紀下半葉以來，法國王室瓦盧瓦家族的旁支、瓦盧瓦勃艮第家族執掌勃艮第公國，一直力圖將其締造為一個大王國。自1465年勇敢者查理擔任勃艮第的公爵以來，更是不遺餘力地擴充勃艮第的勢力範圍。1469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叔父、奧地利-蒂羅爾的大公爵西格蒙德（Siegmund vonsterreich - Tirol，1427—1496）租賃了對費雷伯爵領地、上阿爾薩斯特轄區和布賴斯高的統治權，並且承諾幫助勇敢者查理反對瑞士聯邦。1472年末、1473年初，查理購買蓋爾登公爵領地，他還計劃將其勢力範圍延伸到法國和德意志相間的地區。1473年9月30日，查理與弗里德里希三世在特里爾會晤，雙方就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508—1519年在位）與查理唯一的女兒、勃艮第的瑪麗婭（Maria von Burgund，1457—1482）的婚姻進行協商。11月4日，雙方達成協議，查理放棄對「羅馬國王」（Rex Romanorum）王位的要求，但要為他確立一個新的包括勃艮第和弗里斯蘭在內的大勃艮第王國的國王頭銜。1477年4月21日，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安排下，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與瑪麗婭締結婚約，8月19日他們舉行婚禮。次年4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把勃艮第分封給他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兒媳瑪麗婭，並給予他們的子嗣享有對勃艮第大王國的繼承權，他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確保勃艮第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控之中。1487年1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把女兒、奧地利的庫尼貢德（Kunigunde vonsterreich，1465—1520）許配給巴伐利亞的公爵智者阿爾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IV.der Weise，1447—1508），與巴伐利亞公爵建立政治聯姻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的建議和保駕下，選侯們於1486年2月16日在法蘭克福選立馬克西米利安為羅馬-德意志國王，4月9日馬克西米利安在亞亨接受加冕，確立了在德意志的統治地位。

  為了保證他的兒子能順利地戴上羅馬德意志的王冠，弗里德里希三世不得不對諸侯作出妥協的姿態，重提帝國改革。主張改革的諸侯們以美因茨的大主教亨訥貝格的貝特霍爾德（Berthold von Henneberg，1441—1504）為首，他們主張重塑一個置於國王和各邦國之上的統一的帝國權威。主張帝國改革的改革派集中在德意志帝國的西部地區，位於西部地區的各邦國的政治實力都比較弱，邦國中的社會各等級希望獲得更強大的政治勢力的保護，因而積極支持貝特霍爾德的改革主張。與之相反，東部地區那些政治實力較為強大邦國則無意以削弱自身自治權為代價增強帝國的權威，他們對帝國改革採取消極的態度。1486年3月17日，弗里德里希三世頒布《帝國和平條例》，其中涉及帝國的最高司法審判權與皇帝的權力相分離、設立帝國最高法院等內容。儘管皇帝和反改革派消極對待帝國改革，但是在改革派的努力下，社會各等級參與帝國會議的可能性增大了，從1489年起帝國會議已經成為社會各等級聯合起來的一個代議性的機構。

  1493年8月19日，弗里德里希三世辭世，為他的兒子留下有著較為牢固政治基礎的家族政權，以及重啟帝國改革的計劃。在其父還在世時就已經登上王位的馬克西米利安一世並不拒絕帝國改革，更何況他同時還要面臨來自外部進攻的威脅。自15世紀中葉以來，土耳其人進攻西歐地區的威脅日益加大，尤其是1453年拜占庭帝國在奧斯曼帝國（Osmanisches Reich）的打擊下覆滅後，奧斯曼人繼續向西歐的北部和西部進攻，開始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土耳其戰爭（Türkenkriege），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襲領地奧地利因其地理位置首當其衝。另一方面，義大利那波利的國王費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424—1494，1458—1494年在位）於1494年1月去世，義大利再次陷入混戰中，早已垂涎義大利的法國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率軍進入義大利。如果法王介入義大利戰爭（Italienische Kriege）會對教皇、米蘭以及義大利的其他城市造成更大的威脅，因此，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計劃次年率軍前往義大利，一是力圖把法國軍隊驅除出義大利，二是在羅馬接受皇帝的加冕禮。為了籌集經費，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於1494年11月24日發布公告，擬於1495年2月2日在沃爾姆斯召開帝國會議。但由於種種原因，國王於3月18日才到達沃爾姆斯，帝國會議推遲到26日才正式召開。7位選侯中有5位參加了這次帝國會議，10位教會諸侯和29位世俗諸侯親自到會，還有12位教俗諸侯派代表前往，此外還有67位伯爵以及24位帝國城市的代表。

  在這次帝國會議上，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要求社會各等級支持他前往義大利與法國人作戰，為此他提出帝國凡15歲以上的臣民都必須繳納被稱為「共同芬尼」（Gemeine Pfennig）的帝國稅，納稅時間為期4年。對此，亨訥貝格的貝特霍爾德則提出交換條件，要求設立一個由社會各等級代表參與商議帝國重要事務的、常設的帝國權力機構（Reichsregiment）。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與社會各等級達成一個「推行和平與法律」（Handhabung Friedens und Rechts）的協議，即雙方都有義務維護共同建立起來的新秩序。這次帝國會議頒布《永久和平條例》（Ewiger Landfriede），禁止自中世紀以來一直實行的私戰，所有糾紛只能通過法庭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這個條例的頒布標誌著帝國改革的開始。同年8月7日，根據《永久和平條例》中的決定成立帝國議會法庭（Reichskam mergericht）。1500年4月10日，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奧格斯堡召開帝國會議，履行在沃爾姆斯帝國會議上做出的承諾，設立帝國權力機構，由國王的代表和22名社會各等級的代表組成，成為帝國最高的行政機構。這次帝國會議還決定，打破邦國的界限，在帝國內劃分6個司法管轄區（Reichskreis）。國王為每一個司法轄區任命帝國法官（Kam merrichter），與4位陪審法官（Assessor）組成審判團，陪審法官由社會各等級選出，由這個審判團主持的帝國法庭從國王的手中奪得最高司法審判權。帝國權力機構和帝國議會法庭的成立標誌著，德意志帝國的最高權威不再是國王個人的權力，國王與社會各等級一樣都要服從這個最高權威的監管。

  在進行帝國改革的同時，馬克西米利安一世並沒有放棄對義大利利益的追逐，他與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 and 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西班牙阿拉貢的費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1452—1516，1479—1516年在位）以及威尼斯和米蘭市結成「神聖同盟」（Heilige Liga）。他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費迪南德二世的兒子，次年又讓他的兒子菲利普一世（Philipp I.，1478—1506）迎娶費迪南德的女兒。1497年，費迪南德的兒子病逝，身後未留子嗣，他的女兒成了西班牙王位的唯一繼承人，菲利普一世順理成章地成為在西班牙阿拉貢王朝中第一位出身於哈布斯堡家族的國王。正是他這對兒女與費迪南德二世一對兒女的兩個婚姻把西班牙與哈布斯堡家族聯繫在一起，為西班牙最終成為哈布斯堡家族世襲領地的一部分鋪上第一塊踏腳石。為了能登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1508年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啟程前往羅馬。因必經之地米蘭在法國人的控制之下，他只得繞道威尼斯，與時任教皇尤里烏斯二世（Julius II.，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在特里安會面。2月4日，尤里烏斯二世宣布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但卻無法在羅馬為他主持加冕禮。

  馬克西米利安執政期間，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對外交事務的斡旋上，他用軍事力量解決外交衝突的成功率很低，但卻在政治聯姻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在與瑞士的軍事衝突中，雖然強大的瑞士聯邦脫離了德意志帝國，但是他卻成功地通過政治聯姻把西班牙收入囊中。由於法國國王對義大利的武裝滲透，致使德意志皇權對義大利以及羅馬教會的政治影響力大大減弱。他通過子孫的婚姻獲得和保留了與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襲領地相鄰的匈牙利的繼承權，在他去世後匈牙利順利地被併入奧地利。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開始實施西吉斯蒙德提出的帝國改革的計劃，但是由於邦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未能實現稅制改革的目的。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時期在禁止私戰、通過法律和平地解決糾紛方面有了明顯的成效，這無疑是在法律制度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步成立的帝國議會法庭是德國現代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起點。在此基礎上劃分的司法管轄區是現代行政區劃的雛形。帝國最高權力機構的組成是實現憲政制度的敲門磚。抑或可以這樣說，1495年的帝國改革抬起了德意志帝國沉重的一條腿，邁進了近代社會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