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新的宗教意識 一、13世紀的經院哲學家

  自加洛林文藝復興以來，拉丁語是西歐唯一的官方語言文字，修道院的學校和教堂學校是學習拉丁語讀寫的唯一教育機構，因此社會中能夠熟練運用拉丁語閱讀和書寫的只有修道士和教士。13世紀在法國最先出現弗蘭西斯修士會（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士會（Dominikaner）等新的修士團，而且其發展的速度極快，很快在整個西歐普及。在1215年召開的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上，教皇因諾森三世給予這兩個修士團存在的合法性，給予其在各地布道傳教的特許權。這些修士會成立之初並沒有像傳統的修道院一樣有固定的場所和土地財產，修士會的修士們以遊歷四方宣講布道為己任。他們效仿基督身穿破舊的僧服，打著赤腳，蓄著長長的鬍鬚，手拿布袋，以化緣乞食為生，故被稱為「托缽修士會」（Bettelorden）。這些遊方布道的修士們不定居在某個修道院內，也不置身於教區主教或者大主教區的管轄之下。修士會有自己的總教長（Generalsuperior），並在一些城市中設有集會的場所，故而組成修士團（Konvent）。托缽修士會與修道院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從不參與任何經濟活動，他們的修士團只設在城市裡，儘管此後修士會也獲得豐富的饋贈，有相當可觀的財富，但修士會將所有的生產和經濟管理都委託給世俗的邁爾和可以信任的商人。修士會的修士們的身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世紀的大學或者修道院和教會的學校里。1222年，薩克森的約爾丹（Jordan von Sachsen，1200—1237）繼多米尼克之後擔任第二任多米尼克修士會的總教長，多米尼克修士會有了快速的發展，僅他任總教長的15年內就成立300餘個修士團，分布在歐洲許多建立了大學的城市裡，約爾丹也有了眾多的追隨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阿爾貝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

  大阿爾貝特出生在多瑙河畔的勞英根，他的父親可能是施陶芬王室的王室封臣，迄今還尚未發現較為詳細記載有關他出生年代和早年經歷的史料。1222年，他居住在威尼斯其叔父家裡，並在這一年加入了多米尼克修士會。他先後在博洛尼亞大學和帕多瓦大學學習了幾個月後，被修士會派回德意志，在科隆大教堂學校學習神學。1240年，他被派到巴黎大學學習。1245年獲得神學碩士學位後受聘巴黎大學的講師。他在巴黎大學教學的三年期間潛心研究亞里士多德主義以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學，年輕的托馬斯·阿奎那正是在這個時期成為他的學生。1248年，大阿爾貝特返回科隆，他在科隆建立並領導多米尼克修士會的研究院（Studium Generale），即今天科隆大學的前身。雖然被譽為中世紀第一所大學的博洛尼亞大學是在德意志皇帝的支持下建立的，但它地處義大利。直至13世紀末期，在今天的德國境內以及講德語的所有地區都還尚未有一所中世紀的大學。儘管如此，大阿爾貝特建立和領導的科隆研究院是13世紀繼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之後經院哲學的第三個大本營，聚集了來自歐洲各地的眾多學者和求學者，科隆的研究院是德意志神學以及此後德意志哲學思想最初的家園。1254年，大阿爾貝特在沃爾姆斯被任命為多米尼克修士會德語區教省的教長（Provinzial），他在擔任這個職務的三年期間放棄了在科隆的教學工作。1260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任命他為累根斯堡的主教，但兩年後他辭去主教的職務再次返回科隆，在那裡度過他的最後歲月。

  大阿爾伯特是一個百科全書般的人物，是當時多個學科領域的權威。「大」不是阿爾貝特原名中所有的，是後人封給他的尊稱。大約在14世紀上半葉，阿爾貝特的名字後面才加上了「大」，這是對他知識豐富和學識深厚的讚譽。從12世紀初期起，在西歐掀起一個對亞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學家著作進行翻譯的高潮，但這個時期的翻譯不只是一種文字對文字的轉換工作，許多基督教學者在翻譯的同時還寫了大量的評論性的文章，這是這項工作的意義所在——在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評說和研究中產生了新的神學思想。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研究的意義還不僅於此，亞里士多德主義不是一個陳舊的、一成不變的哲學思想和觀念，它在幾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斷被提煉，其中包括希臘化時期、羅馬時期的學者們對它的詮釋，猶太學者和阿拉伯學者也對其注入自己的精髓，12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中更是凝聚了古代希臘和羅馬思想的精華。因此，學習和研究亞里士多德主義，就必然要接觸所有附著在其中的思想和理論，也就必然要打破宗教信仰之間和民族之間無形的界限，這是中世紀西歐認識史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大阿爾貝特在巴黎大學學習和教學期間接觸並研究亞里士多德主義，同時他也接觸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學。身為基督教的學者，他最早旗幟鮮明地宣布只要是知識就應該接受，他認為所有正確的知識，不論是來自異教徒的或是猶太教徒的，不論是來自希臘人的或是羅馬人的還是阿拉伯人的，不論是形上學的還是物理學的，都是有益的，都不可能與基督教的教義相矛盾。他曾開宗明義地說，接受所有已被證實的知識，無論這個知識是來自哪個宗教。大阿爾貝特首先在知識領域內打破宗教信仰和種族的界限，擯棄宗教偏見和民族歧視，這是他為西歐人文科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大阿爾伯特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觀點詮釋基督教拉丁正統教義，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哲學和神學區分開來。

  大阿爾貝特一生著作浩瀚，1890—1899年間在巴黎出版的全集共有38卷。研究大阿爾貝特的當代學者把他的寫作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228—1248年間），他的主要著作都是與神學問題相關；第二階段（1248—1254年間），他寫了戴奧尼夏的傳記和關於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著作；第三階段（1254—1270年間），他著重研究亞里士多德；第四階段（1270—1275年間），他又回到神學問題上。與這同時期研究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基督教學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大阿爾貝特從不斷章取義。13世紀中葉，研究亞里士多德主義在西歐已經成為時尚，但是絕大多數學者都只是摘取能說明自己觀點的部分。大阿爾貝特不是西歐第一個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學者，也不是最早對此寫評論的人。在他之前，多米尼克修士會和弗蘭西斯修士會的經院哲學家們，已經對亞里士多德的部分哲學著作有所評論，但都是斷章取義，並不全面。大阿爾貝特是在西歐中世紀第一個全面介紹亞里士多德學術成就的人，他為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數學、植物學、動物學、邏輯學和形上學的著作寫過評論，並在他的評論中發展了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思想；另一方面，他還通過對古典學科的介紹，為世俗人文科學的恢復和建立提供借鑑。大阿爾貝特在自然科學的建設方面也有所建樹，他被公認為是西歐植物學、生物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的創始人。自然科學的建設使人對自身有了科學的認識，對人的機體、人的生命、人的思維能力的認識，必然會對原有的信仰和教義提出疑問，這是因為哲學在中世紀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它從有機體的角度闡述人與上帝的關係。

  大阿爾貝特對亞里士多德主義較為全面的介紹是其為基督教理論的發展做出的貢獻，他為處於迷茫和徘徊狀態的基督教神學家們提供了指南，為他們開闢了繼續前進的道路。社會活動不斷創造的豐富物質和基督教關於貧窮的教義，這兩者所產生的相互對立給人們的宗教觀念造成很大的困惑，這一點在城市市民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獲利的經濟活動、享受物資的生活與原有的社會價值觀、渴望靈魂獲救的宗教觀，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的矛盾，通過放棄財產、救濟窮人、捐建教堂等善舉，並不能完全地得到解釋和解決，宗教的困惑並不能由此而消除。亞里士多德主義為他們另闢蹊徑，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理論中包含有自然哲學的因素，他把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質存在有機地區分開，把哲學分為先驗的（即形上學的）、物理的和倫理的。先驗的哲學是關於上帝的，是精神的，精神來源於上帝；物理的哲學是關於自然的實際事物，是物質的，是受精神支配的；倫理的哲學則是關於人的行為，是道德的，是認識精神的。在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中，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質存是被混合為一體的，人的道德行為必須遵守宗教的倫理。「道德是精神的一個善的性質，有了它，人才能正確地生活，沒有人不需要它，這是在還沒有我們時，上帝就在我們的內在中創造了的。」在奧古斯丁主義中，上帝恩賜的倫理和人的道德倫理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他非常強調人的外在行為與教義教導的一致性，強調要遵守禁慾、苦修、放棄財產等這種外在表現的行為準則。13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們在接受亞里士多德主義之後，對奧古斯丁主義做了新的註解。他們把倫理分為神學的倫理和哲學的倫理，進而把上帝恩賜的道德和人的道德區分開，即注入的道德和獲得的道德。前者是超自然的、神學的，後者是自然的、哲學的。這兩種道德相互轉換，成為一體，這個轉換的過程就是對上帝的認識過程。恭順、溫厚、憐憫、對良心的譴責等，是上帝的道德標準，人們的社會性行為依然受宗教倫理的制約。但是，人的道德是在意志之中，需要思考、需要認識，人的理性受到重視，信仰和理性被調合在一起。

  大阿爾貝特一生培養了很多學生，其中最出類拔萃的是托馬斯·阿奎納。托馬斯用亞里士多德主義重新詮釋了基督教的教義，由此結束基督教的聖奧古斯丁時代，創立托馬斯主義（Thomismus），開創了基督教神學的一個新的時代，他由此獲得羅馬教會給予的無上榮譽和尊重，被看作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代宗師。

  弗賴貝格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1240或1245—1310）是與大阿爾貝特同時代的神學家、經院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他18歲加入弗萊貝格的多米尼克修士團，開始學習神學、邏輯學，接觸亞里士多德的著作。1271年，完成學業的迪特里希在他的家鄉弗萊貝格的修士團擔任教師，一年後他被送到巴黎大學深造，1280年學成返回德意志，在特里爾的多米尼克修士團從教。此後他以學士的身份受聘巴黎大學講授《教父名言集》（Sentenzen），這是由巴黎的主教倫巴底的彼得（Petrus Lombardus，1095—1160）編纂的。1292年，迪特里希返回德意志，次年被推舉為多米尼克修士會德語區教省的教長。1296年，他又重返巴黎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此後在那裡任教。13世紀的巴黎大學極少聘任非法國籍的學者任教，更何況是多米尼克修士會的修士，迪特里希和大阿爾貝特是極少見的例外。1303年，迪特里希在康斯坦茨被推舉為教省的副教長。迪特里希雖然是多米尼克修士會的成員，但他在神學和哲學方面的觀點更接近弗蘭西斯修士會的學者們，他在一些神學理論方面的觀點與托馬斯·阿奎那很接近。所不同的是，托馬斯無論是在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都遵從亞里士多德主義，而迪特里希則是採用新柏拉圖主義的方法論和理論認識論。托馬斯認為，上帝是純粹的形式、純粹的現實，他根據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論，即：每一被推動的東西都必然是由某種東西推動的，每一個結果都應含有一個原因，因而必定有一處是不被推動的運動原則，他由此推論，上帝是宇宙最初的和最後的原因。迪特里希還從上帝造物的理論中推論出上帝的存在，但他認為天體的運動是被一種獨立的精神實質（理性）驅動的，而且他還認為這個過程可以返回其本源。依據迪特里希的觀點，在存在和本質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區別，有著一個並不取決於本體的非本質的屬性，正是這一觀點讓他陷入與教會關於聖餐的爭論中。迪特里希的認識論和創世說對此後的德意志新神秘主義的創始人埃克哈特（Eckhard，1260—1328）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3世紀經院哲學的繁盛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把希臘古典哲學與基督教的信仰協調一致，增強了人們對知識的認識。在這同一歷史時期以經院哲學的方法評註的羅馬法也被看作是一門重要的知識。這些新的知識強烈地衝擊了「君權神授」的神學政治理論，這就為此後西歐現代立法制度的建立清除了原有的保守的理論障礙，為新的世俗政治理論的提出創造條件。雖然在13世紀的德意志並沒有像法國和英國一樣出現一個中央集權的議會制政體，但正在形成的邦國制也在逐漸地成長為一種不再是以依附關係組成的共同體，有了以等級議會制為政體形式的領土化了的邦國。

  

  二、新神秘主義的大師

  德意志王位之爭、國王和皇帝與教皇間的爭鬥、「大空位時期」，在發生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期間，各大封建諸侯都在忙於鞏固或擴大自己的邦國領地。諸侯之間、諸侯和德皇之間的征戰連年不斷。與此同時，西歐其他王國和地區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極大的變化。在法國，逐步樹立起來的王權權威，與市民階層聯合起來，三級會議改變著自10世紀以來存在的封建分裂的政治格局；在英國，市民則與貴族聯合起來，通過三級會議限制王權的專制；在義大利，自治的城市共和國擺脫了德意志皇權的控制，實現著城市的自治。這些無疑都對羅馬教會一直竭力推行的「君權神授」的神學政治理論產生巨大的衝擊。12世紀中葉，卡達派在德意志中部地區的科隆附近出現，科隆經院哲學的核心人物大阿爾貝特提出只要是知識就接受的觀點，大阿爾貝特的學生、被稱為「大師」的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d）從中演繹出基督教新神秘主義的學說。

  埃克哈特出生於哥達附近或者是埃爾福特附近的霍赫海姆，他的父親是一位騎士，但他並沒有子承父業，而是在15歲時就在埃爾福特加入多米尼克修士會，在當地的修士會接受教育，此後在大阿爾伯特主持的科隆研究院深造。1277年，他被修士會送到巴黎去深造，3年後學成回到科隆。大阿爾貝特於這一年的11月在科隆去世，因此歷史學家們普遍認為，埃克哈特是大阿爾貝特的學生。儘管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很短，但是大阿爾貝特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研究成果卻讓他獲益匪淺。1293年2月，埃克哈特的名字被列入巴黎大學神學教授的名單，他在那裡講授彼得·倫巴德編著的《箴言書》（Sentenz）。當時的巴黎大學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在學術上享有絕對的權威，特別是在哲學和神學方面，埃克哈特能受聘於此，足以說明他在神學方面造詣之深。兩年後，埃克哈特因受命新教職離開巴黎，前往圖林根擔任多米尼克修士會的埃爾福特修道院的副院長，同時還兼任修士會在圖林根的大教長（Provinzial）的代理（Vikar）。在此期間，埃克哈特始終保持著巴黎大學客座教授的資格，他經常受邀去巴黎大學教學和布道，參加一些學術討論會，對《聖經》進行評註。從這個時期起，人們在他的名字前面增加了「大師」（Meister）的稱謂。1303年，多米尼克修士會在德意志北部地區成立新教區，埃克哈特被任命為新教區的大教長。1307年，埃克哈特被任命為波希米亞地區的總教長。這是埃克哈特最輝煌的時期，他經常往來於各個教區，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說。1311年他再次受聘於巴黎大學，在那裡進行了3年的講學和神學研究。兩次受聘巴黎大學的這種殊榮，在巴黎大學的歷史上只有他和托馬斯·阿奎那才曾經享有過。1323年以後，埃克哈特回到科隆，領導多米尼克修士會設在那裡的研究會。

  埃克哈特是多米尼克修士會的修道士、修士會的領導者，同時他也是著名的神學家、大學的教授，他還是基督教的布道士。他與彼得·阿伯拉爾、大阿爾貝特和托馬斯·阿奎那一樣，是一位真正虔誠的基督教徒。但與他們最大的區別是，埃克哈特比他的前輩和同時代的神學家們都更貼近社會，更了解民眾，抑或也可以這樣說，那個時代給他打下了更深的印記，使他對神學有了新的認識。埃克哈特不僅在巴黎大學和科隆研究院的講堂上講座，在修道院和修女院面向修道士和修女們講經說道，他還經常在各地巡查，向廣大世俗基督徒們布道演說。漢堡、斯特拉斯堡、哈勒、哈伯斯塔特等眾多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埃克哈特是在中世紀最早用大眾的語言進行布道講演的布道士，他的布道更易被世俗接受，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社會影響也更大。

  三、神學的新觀點

  埃克哈特生活在一個巨變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裡，德意志帝國經歷了「大空位」時期，各大封建諸侯藉機鞏固邦國領地；在這個年代裡，法國王權趨於集權，第三等級的政治力量日益強大；在這個年代裡，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初露端倪，市民階層和貴族聯合起來限制封建王權的專制；在這個年代裡，義大利從德意志皇權的陰影中走出來，城市共同體的自治體制基本確立；在這個年代裡，羅馬教會從它權力的頂峰滑下，甚至從羅馬城遷到法國南部的小城阿維尼翁，「阿維尼翁之囚」（Avignonesistisches Exil）無疑極大地衝擊了羅馬教會的宗教權威。在這個年代發生的每樁事件似乎都在佐證，西歐社會正處於劇烈的變遷中，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都在努力衝破封建制度的束縛。人們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自由：經濟活動的自由、社會交往的自由、獨立思考的自由。社會各階層提出的各種自由還都受到封建宗教法權的限制，宗教法權的確立建立在宗教權威的基礎上。社會的變遷觸及了傳統的神學思想和對基督教教義的詮釋，具體反映在13世紀經院哲學家們關於唯名論（Nominalismus）和實在論（Realismus）的辯論。托馬斯和埃克哈特都是唯名論的代表，他們都承認基督教的普世性，同時也強調在普世的基督教世界中人的個體性（Individuum）。然而，埃克哈特與托馬斯的基礎神學理論並不完全一致。托馬斯認為，上帝的根本作用和創造行為是存在；埃克哈特則認為，上帝本身就是存在，被創造物的存在源於上帝的存在。埃克哈特強調，每個事物都在其自己的存在中作用，沒有什麼是能夠超越自己的存在而活動的，上帝就在人的存在中，「上帝和我，我們是一體的」。埃克哈特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走自己的路，只要內心是虔誠的，無論是在修道院內的生活還是在修道院外的生活都是一樣的。埃克哈特有關信仰的布道極大地動搖了自羅馬帝國晚期確立的羅馬教會宗教權威的根基，受到羅馬教會的強烈反對。

  1323、1324年，埃克哈特在斯特拉斯堡巡查，進行多場布道演講。斯特拉斯堡多米尼克修士會的教長尼古勞斯（Nikolaus von Straburg，?—1331）對他的布道內容和用大眾語言進行布道的方式提出異議。1326年，在尼古勞斯的主持下對埃克哈特的布道進行甄別。儘管這次甄別沒有做出否定埃克哈特學說的決議，但是卻引起科隆的大主教海因里希二世的注意。中世紀的斯特拉斯堡教區隸屬於科隆大主教區，海因里希二世組成一個宗教審判法庭，對埃克哈特的布道進行審判，埃克哈特對此進行積極的自辯，並且得到一些主教和多米尼克修道士以及廣大民眾的支持。1327年1月，科隆的宗教審判法庭將此案提交給教皇約翰內斯二十二世。同年，埃克哈特親往阿維尼翁在教皇面前自辯。1328年4月8日，阿維尼翁教廷的宗教審判法庭對埃克哈特的布道詞逐一進行判決，其中大部分被判定為異端邪說，其餘部分被裁定為不易傳播。所幸的是，埃克哈特本人並沒有獲悉這一判決，他在判決下來之前就已於1327年底去世，避免了因異端罪名受迫害的厄運。迄今為止尚沒有發現任何記載他死亡原因的史料，也沒有任何記載說明他被葬的具體地點，這在基督教教會史中是個僅有的例外。儘管埃克哈特已經過世，但科隆大主教依然要求教皇把對埃克哈特的懲罰公布於眾。1329年3月27日，教皇約翰內斯二十二世發布敕令，宣布埃克哈特是異端分子，焚毀他的所有著作，禁止進行傳播。埃克哈特是中世紀第一位受宗教法庭審判的經院哲學家、教會神學家和高級教士，這在中世紀也是一個特例。後世的教會史學家們高度評價他的神學思想，稱他是基督教新神秘主義的創始人。

  埃克哈特的神學著作以及布道詞雖然被宗教審判庭付之一炬，但是他的神學思想和理論被德意志的另一位神學家約翰內斯·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傳承下來。陶勒出生於斯特拉斯堡的一個富裕市民家庭，18歲加入多米尼克修士會，1325年在科隆接受神學教育。14世紀20、30年代，德意志皇帝路德維希四世與阿維尼翁教廷之間紛爭再起，萊茵地區的教俗貴族都被捲入其中，形成兩個旗幟鮮明的對立陣營，多米尼克修士會的內部也出現分裂。1324年3月23日，教皇約翰內斯二十二世宣布褫奪教權的禁令，停止在萊茵蘭地區的一切宗教活動。親教皇的多米尼克修士們按照教皇的指令，拒絕在斯特拉斯堡為世俗基督徒主持彌撒、祈禱、布道等一切宗教儀式，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353年。1346年，巴塞爾發生大地震，諸如教堂、房屋、城牆、城樓等建築都被震塌。也正是在這同一年，從義大利商船帶來的黑死病越來越嚴重地從南向北蔓延開，吞噬了無數人的性命。1348年，斯特拉斯堡又發生嚴重的蟲災。1349年夏季，斯特拉斯堡遭受到長達四個月之久的鼠疫的侵害。在這一連串的天災面前，人們束手無策，如同到了地獄的邊緣，面臨世界的末日。人們的恐懼和擔心可想而知，基督徒們把天災和疾病都歸罪於猶太人和異教徒，對他們的迫害十分殘酷。這段時間，陶勒被迫離開斯特拉斯堡逃亡巴塞爾，經常往返科隆，他在萊茵蘭地區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說。

  陶勒的布道通俗易懂，從他留下的大量布道詞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埃克哈特的影響，強調個人和上帝的一致性，走一條自我尋找上帝的宗教之路。在他的布道中，上帝是中心，人所走的宗教之路就是主動地尋找上帝，認識上帝就是認識自我。他把人的自我認識能力歸結為是上帝認識能力的體現。他強調，信仰的虔誠不在於外在的行為，而在於人的內心，每個人都可以走自我尋找上帝的路。陶勒把基督的貧窮解釋為精神的貧窮，把虔誠的宗教貧窮與物質的貧窮區分開來。他的新神秘主義的宗教思想對一個世紀之後的德意志人文主義（Humanismus）思想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新神秘主義和人文主義為16世紀在德意志燃起的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播下理性的火種。

  四、哥特文化的繁盛

  基督教教會中堅持守貧的修士會的建立，各個異端教派的產生，世俗基督徒閱讀《聖經》的現象日益普及，新神秘主義者通過布道對教義的詮釋，所有這些都在13世紀匯集為一種世俗宗教運動（Laienbewegung）。世俗宗教運動中的各種宗教思潮都反映在這個歷史時期的教堂建築上，有了哥德式的教堂建築（Gotik）。

  哥德式的教堂建築最早出現在法國。12世紀初期，巴黎聖丹尼斯修道院的院長敘熱（Suger von Saint - Denis，1081—1151）對該修道院的教堂進行改建，他把教堂看作是傳播《聖經》內容的重要途徑，對羅馬式教堂建築風格（Romanik）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進，開啟了哥德式建築風格的時代。敘熱為修道院的長廊設計了形似火炬的廊柱，取代羅馬式建築的圓形立柱，更具觀賞性，在教堂的建築上採用尖拱、肋形拱頂，使用鑲嵌式的彩色玻璃，尤其是在教堂的正立面上有一個巨大的玫瑰花形玻璃圓窗，這個大玫瑰玻璃窗上的每一個圓環里都是《聖經》中講述的一個故事。敘熱明確地說明，教堂「玻璃窗中的圖畫是為那些不識字的窮人而作的，為的是告訴他們應該信仰什麼」，教堂要成為任何人都能「讀」得懂的「石頭聖經」。聖丹尼斯修道院教堂的建築風格很快就在西歐各地被採納，相對西歐其他地區而言，哥德式建築在德意志地區出現得比較晚，12世紀70年代，黑森地區蘭河岸邊的林堡有了最早的哥德式的教堂，但並不很普及，直到13世紀20年代之後才在德意志境內多個地區有了早期哥德式的教堂建築。

  馬格德堡主教區是奧托一世國王在向東部擴張時設立的。在馬格德堡市建造了一座名為聖毛里蒂烏斯（St.Mauritius，?—290）和卡塔琳娜（Kathrarina von Alex and arien，?—?）的大教堂。967年，教皇約翰內斯十三世在拉韋納召開的宗教會議上將馬格德堡主教區提升為大主教區，該教堂也成為大主教教堂（Ka the rale），奧托一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合葬在此教堂內。1207年4月20日，耶穌受難節（Karfreitag）這天的一場大火燒毀大半個馬格德堡城，大主教教堂也難逃一劫，成為一片廢墟。1209年，在時任大主教阿爾布雷希特一世主持下重新建造大主教教堂，他採納法國早期哥德式建築的風格，兩年後大主教教堂落成。儘管這個大主教教堂依然包含很多羅馬式建築風格的元素，但學者們依然認為這座大主教教堂的落成標誌著德意志早期哥德式時代的開始。位於特里爾市中心的聖瑪麗亞教堂（Liebfrauenkirch）建於羅馬帝國君士坦丁時期，歷經千年幾乎坍塌。1230年，特里爾的大主教特奧德里希二世決定對該教堂進行維修和改建，洛林地區一些知名的建築師和工藝匠都參加了該教堂的建築。1242年特奧德里希二世去世，教堂也因為缺少資金而停建。次年，經科隆的大主教上施塔登的康拉德的同意後續建，於1260年落成。聖瑪麗婭教堂被認為是在德意志地區第一批具有完全哥德式建築風格的教堂之一。1235年，德意志騎士團在圖林根貴族們的資助下在馬堡修建一座教堂，1283年落成，為紀念圖林根的侯爵夫人伊莉莎白（Elisabeth von Thüringen，1207—1231）將其命名為伊莉莎白教堂（Elisabethkirche）。馬格德堡的大主教教堂、特里爾的瑪麗婭教堂、伊莉莎白教堂以及科隆大教堂是德意志早期哥德式教堂建築的典範。

  科隆大教堂始建於1164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從米蘭運回三聖王的遺骸，贈送給科隆的大主教雷納爾德，在他的主持下建造供奉三聖王遺骸的大教堂。1225年，科隆大主教康拉德計劃為其修建新的大教堂，聘請當時負有盛名的教堂建築設計師格哈德（Meister Gerhard von Rile，1210—1271）進行設計。格哈德出生於地處摩澤河流域利勒地區的一個貴族世家，他曾經在法國拜師學藝，親身參加過巴黎聖母院的建造，也在法國南部參與過多個哥德式教堂的建設。1247年3月，科隆大主教區最終決定修建科隆大教堂，次年8月奠基開工，格哈德是大教堂的首位建築師，他因設計和參與大教堂的建設成為科隆大教堂教士會的成員（Domkapitel），並因此獲得一份豐厚的世襲承租地產（Erbpacht）。1271年，阿諾爾德（Meister Arnold，?—1308）成為科隆大教堂的第二任建築師。1277年，大阿爾貝特為竣工的大教堂的聖器室（Domsakrstei）主持落成禮。1308年阿諾爾德的兒子約翰內斯（Johannesvon Kln，1270—1331）繼承其父未竟的事業，在他的主持下，大教堂的唱詩堂於1322年封頂，標誌著大教堂第一期建築工程完成。1333年，義大利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彼得拉克（Frabcesco Petrarca，1304—1374）造訪科隆時為科隆大主教堂的壯觀所折服，給予大教堂很多的讚譽之詞。

  哥德式教堂最大的特點是拔地而起，修建這個建築的目的是使基督徒能通過在教堂里舉行的聖禮觸摸到上帝的面龐。聖丹尼斯教堂的主建築高達48米，塔尖高達150米，科隆大教堂的雙頂高達44米，塔尖更是高達160米。挺拔的建築結構常常會引起人們的宗教遐想，似乎高聳處的上端通向天堂，因為教堂是能與上帝通話的地方。大教堂的雙塔如此高聳筆直，具有非常震撼的垂直線性感觀，令人嘆為觀止，在建造它時的技術難度可想而知，也充分說明當時建築工藝的高超、設計師和建造者的智慧和才能。為了保證大教堂的牢固性，聰明的建築師們借鑑羅馬式大教堂建築中特有的拱門結構，設計了有尖角的拱門、肋形拱頂和飛拱，與立柱共同支撐穹隆式吊頂。大教堂內的每一根主柱周圍都有相應的三拱的、五拱的或者七拱的拱牆相對應，正是這種絕妙的設計構成哥德式建築的一個精髓。

  科隆、特里爾、馬格德堡以及馬堡這四座大教堂的建築引領了德意志哥德式建築發展的方向，通過簡約以及豐富法國早期哥德式的元素脫離了法國哥德式的模式，在14世紀中期至15世紀中期這一百年間形成自己的風格。德國20世紀初著名的藝術史學家庫爾特·格斯滕伯格（Kurt Gerstenberg，1886—1968）評價說，這是一種「德意志特有的哥德式」（die deutsche Sondergotik）。

  德意志哥德式大教堂的頻頻出現得益於14世紀德意志城市的發展，氣勢宏偉的哥德式大教堂是那個時代城市榮譽的一個表徵，幾乎這個歷史時期的每座城市都建立了一座或者多座哥德式的教堂。毋庸置疑，哥德式大教堂的建造費用極為高昂，如果沒有市民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也就不會有德意志中期哥德式建築的輝煌。代表了呂貝克這個漢薩城市權威和財富的瑪麗婭教堂（Marienkirche）始建於1250年，歷時百年直至1350年才最終落成。瑪麗婭教堂矗立在呂貝克商人居住區，完全是由呂貝克的市民捐建的。它在建築風格上具有的最大特點是，它不是按照傳統的方式用石頭壘砌起來的，而是一個用磚砌成的哥德式建築（Backsteigotik），教堂內磚砌的拱頂中跨高度為38.5米，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高的磚砌拱頂，同樣是磚砌的教堂雙塔高達125米。瑪麗婭教堂成為德意志北部和波羅的海岸地區教堂建築的典範，在這個地區有70多座教堂都是按照瑪麗婭教堂風格修建的。

  累根斯堡地處納布河與雷根河這兩條河同時匯入多瑙河的入河口處，因其豐富的水系資源享有「歐洲運河」（Europakanal）的美譽。累根斯堡的主教區是在法蘭克王國時期由博尼法修斯建立的，此後這裡又是巴伐利亞公爵領地的首府所在地。1200年，累根斯堡成為帝國城市，有了城市議會，實行城市自治。1273年，市民們決定在城市西部的一座倒塌的教堂廢墟上復建一座新的教堂，命名為聖彼得教堂。聖彼得教堂建造了約250年，直至1520年前後才最終完成。聖彼得教堂是德意志南部地區哥德式建築的一個典範，教堂塔鐘的最高處達105米。教堂里有代表德意志中期哥德式風格的、最精美的埃爾米諾德式聖母像（Erminoldmaria）。埃爾米諾德式聖母像標誌著德意志完成從早期哥德式向中期哥德式風格的過渡，並由此有了一批埃爾米諾德式工藝匠（Erminoldmeister）。地處多瑙河畔的烏爾姆市自9世紀初以來隸屬著名的賴興瑙修道院的管轄，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逐漸成為重要的商貿城市。1184年，烏爾姆上升為帝國的自由城市。1274年，哈布斯堡的魯道夫給予烏爾姆城市自治權，烏爾姆市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治城市，進入14世紀以後成為德國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376年，烏爾姆市決定建造一座大教堂（Münster），1377年6月奠基，直到1543年曆時160餘年才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造，先後有上萬市民為建造教堂出資。烏爾姆大教堂從一開始似乎就不是為教會而是為了市民建造的，東西兩側有3座塔樓的這種獨特設計，似乎就在宣布市民要擺脫賴興瑙修道院以及其他的權勢束縛的意願。教堂西側主塔樓高達161餘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塔樓，教堂東側唱詩堂的雙塔樓也高達86米。

  14、15世紀相繼修建的哥德式教堂以及教堂內的雕塑、窗戶上的玻璃鑲嵌聖畫像等，都集中反映了那個歷史時期德意志文化的風貌。1344年，布拉格主教區被提升為大主教區，在卡爾四世的指示下邀請法國建築師阿拉斯的馬蒂亞斯（Matthias von Arras，1290—1352）擔任教堂的設計者，在原有教堂的基礎上修建聖法伊特大主教教堂（St.Veitsdom）。馬蒂亞斯曾經為阿維尼翁教廷設計和修建教堂，是法國晚期哥德式建築設計的代表人物，8年後由帕萊家族的彼得（Peter Parler，1330/1333—1399）接替他的職務。帕萊家族是14世紀德意志著名的建築和雕塑世家之一，他們在歐洲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傑出的哥德式建築。彼得的父親海因里希（Heinrich Parler，1300—1370）原是一位石匠，在建造科隆的大主教教堂時，他負責用石料雕刻石像裝飾教堂，這是在德意志哥德式教堂中最早出現的石雕。海因里希還是烏爾姆大主教教堂的第一任設計者，彼得的兩個兄弟也都是當時著名的建築師和雕塑家，他的兩個兒子也繼承了家族的衣缽。彼得不僅參與建造聖法伊特大主教教堂的建築，而且在布拉格建造了著名的卡爾大橋（Karlbrücke），為卡爾四世在布拉格建造了名為「卡爾岩石」的城堡（Burg Karlstein，捷克語：Burg Karltejn）。這些建築都體現德意志哥德式中期建築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