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文學手冊

  三個圈　經典就讀三個圈　導讀解讀樣樣全

  導讀 在荒誕中棄絕希望，挺身反抗

  張博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

  背景、體裁與前期準備

  本章節來源於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則筆記中，加繆這樣寫道：「完筆西西弗。三荒誕完成。自由之發端。」[1]所謂「三荒誕」，分別指加繆構思於1937年、完成於1940年的小說《局外人》，構思於1937年、初稿完成於1941年的戲劇《卡利古拉》[2]以及構思於1936年、完成於1941年的隨筆《西西弗神話》。在加繆的最初構想中，這三部體裁各異的作品可以在「荒誕」這一共同主題下形成三位一體，從不同側面、以不同方式切入荒誕。加繆在1940年春寫給他的文學啟蒙導師讓·格勒尼耶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很久以來我一直在著手草創這樣一部作品，它會延續很多年並且要用不同的形式表現……今天也許還沒有做到，但已經接近了，無論對或不對。我因此下了許多功夫並且已經有了不少進展(一出已完筆的戲劇，一本寫了四分之三的小說和一部完成一半的隨筆——三者論述同一主題)。」[3]在加繆的構思中，「三荒誕」其實從屬於「一部作品」，三者密不可分，因此加繆希望三者能夠被讀者同時了解，正如1941年5月加繆的文壇長輩帕斯卡爾·皮亞給加繆的一封回信中提到的：「我剛剛趕緊知會了讓·波朗，說你有三部手稿準備發表，以及你堅持，如果可能的話，將它們同時發表。」[4]由此亦可看出，「三荒誕」之間在思想性上的親緣關係。讀者在閱讀《西西弗神話》的同時，亦值得對《局外人》和《卡利古拉》加以關注，以此更全面地把握加繆的創作意圖。

  作為「三荒誕」的收官之作，《西西弗神話》哲理隨筆的形式比小說和戲劇更加系統地表達了加繆對荒誕的定義與認知，可以視為加繆關於荒誕的一次系統性梳理，而非僅僅是對《局外人》或《卡利古拉》的某種註解或闡釋。在他1939年10月寫給日後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娜·福爾的一封信中，加繆這樣寫道：「之前我從我的小說寫起，我最近開始著手的是我的隨筆。它對我而言比小說成熟得多。」[5]

  不過，這部在加繆自己心中比《局外人》「成熟得多」的隨筆卻並不那麼易於進入。首先需要理解的是，這部作品的體裁是隨筆，在法語中稱之為「essai」。在加繆的私人信件中，每每提及《西西弗神話》，他一貫以「隨筆」代稱。在書籍正標題之下，加繆更明確使用了「Essai sur l』absurde」[6](關於荒誕的隨筆)這一表述，正式定義了這部作品的文體。隨筆在法國文學史中源遠流長，語調自由隨和，內容更加個人化和抒情，往往具備思想性但並不以體系化的方式呈現。其中最知名的範例，便是蒙田的《隨筆集》。自1931年以來，伽利瑪出版社專門新設了一個名為「散文」的作品系列[7]，其中許多文本都成為加繆的閱讀資源。《西西弗神話》正是「散文」文叢中的第十二本。1939年2月，在一封致讓·格勒尼耶的信中，加繆寫道：「我正在為我關於荒誕的隨筆努力著。我不再打算把它做成一篇學術論文。這將是一部個人化的成果。」[8]所以，不能把《西西弗神話》視為一部純粹的學術思辨，必須充分體認其中的個體性與加繆的個人化風格。隨筆中涉及的許多荒誕經驗直接來自加繆的人生：險些致命的肺結核、第一次婚姻的徹底失敗、從小熟知的底層社會等，這都讓他充分體驗到內在欲求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巨大間隔。而加繆在隨筆後半部分論述的諸種「荒誕人」，亦即那些能夠對荒誕保持清醒意識同時繼續行動之人，包括唐璜、演員、征服者與創造者，也都與他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所以，《西西弗神話》首先是一次加繆的自我診斷與自我梳理，他想知道自己何以為生，可以有何作為，最終從這一個人化的視角出發泛化至人類的普遍經驗。

  同時，《西西弗神話》雖非純粹的學術著作，又不完全是一部直抒胸臆的作品，其中既有加繆私密的生命經驗，又夾雜著許多他關於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體驗與思考，構成一個頗為龐雜的互文體系。伽利瑪出版社「七星文庫」版《阿爾貝·加繆全集》關於《西西弗神話》的注釋中提到：

  我們可以想見這些加繆所偏愛的作家——馬爾羅、普魯斯特、麥爾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能夠如何啟發他對「荒誕性」的思索，1936年5月，他計劃就此寫作一部「哲理性作品」。1938年12月，工地似乎依然敞開；加繆記錄了他的閱讀文本：克爾凱郭爾的《論絕望》(由克努德·菲爾洛夫與讓-雅克·加圖翻譯，1932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讀了喬治·古爾維奇，《德國哲學的當代趨勢》(富杭出版社，1930年)一書的作者。在大學裡，勒內·普瓦里耶似乎曾引導加繆接觸了胡塞爾、克爾凱郭爾和海德格爾；讓·格勒尼耶，他的高中哲學老師與思想導師，促使他加深了對帕斯卡爾、聖奧古斯丁、普羅提諾、舍斯托夫的理解，舍斯托夫是俄國哲學家，尼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闡釋者，著有《死亡之啟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1923年出版法譯)以及《鑰匙的統治》(1928年出版法譯)。加繆對存在哲學的研究在1938年到1940年得到了深化；他還閱讀了，例如蕾切爾·貝斯巴洛夫的《進展與抉擇》(1938)，書中談及馬爾羅、加布里埃爾·馬塞爾、克爾凱郭爾以及「舍斯托夫面對尼采」。[9]

  從這段註解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加繆在文學與哲學方面的閱讀準備頗為龐雜，思想資源也頗為豐富；另一方面，對於他在《西西弗神話》中提到的諸多哲學家，除了克爾凱郭爾和舍斯托夫這類已經有部分著作得到法譯的思想家，其他諸如胡塞爾、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等，加繆的閱讀經驗其實相對有限，更多時候僅僅是通過諸如《德國哲學的當代趨勢》這類介紹性讀本獲得浮光掠影的印象，卻又在此基礎上大膽地展開個人化的解讀。這也就難怪薩特在《西西弗神話》出版不久後善意地揶揄道：「加繆先生不無賣弄地引用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的文段，卻似乎並非始終理解正確。」[10]作為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受過系統訓練，能夠閱讀德語原文並且在柏林做過專門進修的哲學家，薩特的評價其實一針見血。要知道，在加繆書寫《西西弗神話》的時代，海德格爾的早期思想代表作《存在與時間》甚至尚未譯成法文(加繆去世後的1964年才出現了第一個完整法譯本)，雖然譯有一本《什麼是形上學》，卻遠遠不能代表海德格爾龐大的思想體系，而加繆並不能像薩特一樣直接閱讀原典[11]。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加繆當時對海德格爾的認知中，存在誤讀的成分，不宜對其論述過於較真。不過，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對這些哲人的評價，其本質並非試圖釐清他們的哲學思想本身，而是借題發揮，談論加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加繆自己的話說，他的目標也不是要去書寫一部當代德國哲學史，而是「論述一種在這個世紀四處可見的荒誕感受，而非一種確切說來我們的時代尚不了解的荒誕哲學。因此，出於一種基本的誠實，首先需要指出，它受惠於一系列當代思想」。「受惠」一詞，充分指明了這些思想資源對加繆的意義。用中國古人的話說，不是「我注六經」，而是「六經注我」，是利用這些經典文本進行自我闡釋，哪怕是誤讀甚至故意曲解。因此，重點不是去分析加繆對德國當代哲學的理解是否深入到位，而是加繆以這些思想資源為引，究竟勾連出他自己的哪些思路。在此，筆者將順著加繆隨筆中的寫作順序，分析其中的邏輯思路與文本意涵。

  題詞與引言

  在《西西弗神話》的開篇題詞中，加繆引用了一句古希臘詩人品達的詩句，李玉民教授將其譯作「吾魂喲勿求永生，但盡人事之可能」。這文采斐然的譯筆也許略顯晦澀。如果把加繆使用的法語譯文直譯過來，意思是「哦我的靈魂，不嚮往永恆的生命，而去竭儘可能性的領域。」(? mon a me, n』aspire pas à la vie immortelle, mais épuise le champ du possible.)加繆的這句引文直接點明了全書的根本訴求：他試圖描述與思考的，不是永生與不朽，而是有限生命中的此世價值，是如何盡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經歷生活。重點在於人類有死的生命，在於當下的生存以及對彼岸或來生的抗拒。這段題詞為全書打下了一個根本性基調。

  緊接著，在正文開始前的引言中，加繆開宗明義地提出：「荒誕，迄今為止，一直被當作結論，而在這部論著中，則視為出發點。」這一論點與其青年時代的思想一脈相承[12]。他在1938年對薩特《噁心》的書評中便已經寫道：「確認生命的荒誕性絕不可能是一個終點，而恰恰是一個開始。」[13]換句話說，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的目的不會停留于歸納荒誕的種種表象，而是要將其視為一個思考的起點，繼而從中得出具體的生活行為準則。

  《荒誕與自殺》

  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加繆進入了《西西弗神話》正文的論述，並提出了全書中的第一個系列問題：如果生活是荒誕的，是否應該自殺？自殺，能否視為對荒誕的有效解決方式？否認生活的意義，是否意味著生活不再值得經歷，是否應該在對某種彼岸的希望中安身避禍？正如加繆自己所說，「判斷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加繆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本質上都是屬於倫理學範疇的問題，關注的是人活於世究竟應該如何生存。討論自殺，不是沉迷於自殺本身，而是指向生存的意義。而自殺，恰恰是生存或者毀滅這一問題中最為極端的一種情況。以自殺作為切入點，便把生命中必然遭遇的荒誕感可能導致的結果置於最緊迫的視閾中。加繆完全取消了社會學、心理學層面上對於自殺問題的探討，而是將其引向對個人生命意識的深入思索。面對荒誕，生活是否還能擁有意義？意義為何？如何獲取？這便是加繆在全書第一章第一節《荒誕與自殺》中嘗試提出的問題。

  《荒誕與自殺》的主要思路不難把握，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加繆對所謂「希望」的抗拒——「閃避死亡成為本文的第三主題，即希望。希望另一種必須『值得』的人生，或者像那些弄虛作假的人，他們活著不是為了生活本身，而是為了超越生活，把生活崇高化的偉大思想：這種弄虛作假賦予人生以某種意義，同時也背叛了人生。」熟悉加繆生平經歷的讀者也許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6年，加繆將其在伽利瑪出版社主編的第一套叢書取名為「希望文叢」，其中的開卷之作便是勒內·夏爾的《修普諾斯散記》。短短几年之間，「希望」一詞的褒貶在加繆筆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應該如何理解？在《西西弗神話》中，「希望」為何呈現貶義？對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加繆更早期的文字中得到回答。1937年加繆曾在一篇散文中這樣寫道：

  從蠢動著人性之惡的潘多拉魔盒中，希臘人曾讓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後飛出，視其為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我不知道有什麼比這更動人的象徵。因為「希望」，與人們通常認為的相反，等同於順從。而生活，恰恰是不順從。[14]

  在這段敘述中，加繆改寫了古希臘神話中關於潘多拉的故事[15]，「希望」不再是潘多拉魔盒中唯一未能飛出之物，而變成了最後飛出之物——「希臘人曾讓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後飛出」(les Grecs irent sortir l』espoir après tous les autres)，意指希望亦飛了出去，這與原本的潘多拉神話並不吻合。但正是這一改寫透露出加繆的真實想法：古希臘人未必認為「希望」是「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持這一看法的正是加繆本人。加繆認為希望把之前的一切災難合理化，這才是最可怕、最終極的災難，他反對為了某種縹緲的希望而甘心與正身處其中的生活境遇妥協。加繆此處的「希望」特指這樣一種狀態：人們覺得未來終究會自然變好，所以停止一切當下的行動，在停滯中默默等待那個美好希望的自發實現，並且忍受一切不堪忍受的現實，換句話說，人們為了一個對未來的願景而犧牲了當下的生活與行動。加繆寫完這篇散文時的1937年，也正是他開始構思《西西弗神話》的時間，在他當時寫作的一系列散文中，可以看到許多關於此類「希望」的論述：

  在恐怖與沉默之間，清醒地確認一種不含希望的死亡。[16]

  面對希望與色彩的死亡，我確信，當抵達生命盡頭的時候，那些配得上「人」這一稱呼的人必將再次尋獲這青春時的促膝長談，否認他們過去的某些想法，並恢復古人面對命運時目光中閃耀的純真與誠實。[17]

  在這片天空上方，沒有任何蠱惑人心的神明曾勾畫希望或贖罪的標記。[18]

  從這些被凝固在永恆線條上的臉頰中，他們以希望為代價徹底驅除了精神的詛咒。因為身體無視希望，它只懂得血液的奔流。[19]

  在這一系列「希望」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一種類似於彼岸與來世的宗教意義——現實中的苦難無關緊要，因為還有神所允諾的來生。這正是加繆竭力抗拒的內容。《西西弗神話》中的「希望」，也完全承襲自此。加繆在起始處便接受了尼采的判斷：上帝死了，最高價值已經自行貶黜。而加繆要思考的問題是，在這一前提下，人類究竟應該如何行事，如何重建屬於人類的尊嚴。這也回應了開篇品達的那句題詞：「哦我的靈魂，不嚮往永恆的生命，而去竭儘可能性的領域。」所以上文提及的這類「希望」，在加繆眼中完全不可接受，它非但不是對荒誕的逃離，反而是對荒誕的臣服。而在「二戰」後，加繆之所以將其主編的叢書定名為「希望文叢」，是因為這裡的「希望」特指為了一個美好未來的實現而在當下努力行動，從而讓那個希望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成為可能，就像勒內·夏爾手執武器英勇戰鬥直至解放的黎明到來。在這個意義上，《鼠疫》正是對此種新希望的書寫[20]。簡而言之，加繆對「希望」一詞進行了重新定義，從對生活的不順從引發人類當下的行動，而非把一切寄託於來世或者某種至高存在，在他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兩個「希望」，在加繆筆下是同一個詞彙(l』espoir)，但在不同的語境中意義完全相反，究其本質便是如何面對當下的生活，是將其犧牲還是親手把握。這也是《西西弗神話》中反覆探討的內容。

  《荒誕之壁》

  在接下來的第二節《荒誕之壁》中，加繆描述並分析了荒誕感如何在生活中出現並如牆壁般將人類圍困。加繆對荒誕的發現與感悟，首先來自最普遍平凡的日常生活：

  有時候，布景會坍塌。起床，乘電車，在辦公室或工廠干四小時，吃飯，乘電車，再干四小時，吃飯，睡覺，而且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全是同樣的節奏，大部分時間裡，這條路走得相當順暢。不過有一天，突然萌生「為什麼」的疑問，在這種帶有驚訝色彩的厭倦中，一切就開始了。「開始了」，這很關鍵。一種機械生活的行止，到頭來就是厭倦，但是厭倦也同時開啟了意識的活動。厭倦喚醒了意識，並且挑起了一系列狀況。一系列狀況就是不自覺地回顧生活鏈條，換言之，這是最終的覺醒。

  在《局外人》的導讀文章中，筆者曾經提及：「默爾索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生活的隱喻，這種以尋常歷史時期為背景的框架使其可以輕易地與遙遠時空之外的讀者對話並令其代入自我。也正是這一以日常生活為背景的布置，越發使得『荒誕』顯得如此避無可避，因為它無須特定的歷史時機激發，而是無聲無息卻又無所不在地籠罩著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無處奔逃。」[21]在《荒誕之壁》中，加繆再次指向這一話題，荒誕不是某種抽象的思辨概念，而是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每個人必然遭遇的處境。在談完日常生活帶來的荒誕之後，加繆又將目光轉向個人的生命體驗內部。他說：

  他承認自己處於人生弧線的某一時間點上，從而表明他應當走完全部路程。他從屬於時間了，不免心生恐懼，確認了時間是他的死敵。明天，他盼望明天，而他全身心本該拒絕的。肉體的這種反抗，就是荒誕。

  為何加繆認為「盼望明天」將引發肉體的反抗？因為「明天」同樣意味著一種加繆試圖抗拒的「希望」，把一切交給明天，等於放棄今天。在《西西弗神話》中他並未就此展開論證。不過他在20世紀30年代的散文中，曾對此做過詳細論述，其核心便是「身體與瞬間的真相」：「這個真相會漸漸腐爛，其中覆蓋著他們不敢正視的苦澀與高貴。」[22]身體必將腐爛，但它卻是人類生命中體驗世界的唯一媒介。瞬間必將逝去，但我們所有的幸福時刻都孕育於中。二者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成為一組同義詞，互為對方的補充。正如他早年寫下的：「這便是我對生活的滿腔愛意：一種對那些也許將離開我的事物所懷有的無聲激情，一種火焰中的苦澀。」[23]在意識到人類的肉身必將腐爛時，便同時意識到必須在當下珍惜每一個一去不返的瞬間。人類必將在泥土中漸漸腐爛的身體，在加繆看來正是對永恆的驅逐和對當下的確證。對加繆而言，「當下」並非意味著人們尋常所說的達到結果之前值得珍惜或回味的一個個過程，因為當下的體驗本身就是他所追求的結果。所以，肉體對應當下，對應今天，而不是所謂「明天」。不能把一切推到明天，必須把握今天，贏得當下。放棄今天，盼望明天，必然導致肉體的抗拒，引發荒誕。

  無論最普遍的外部生活還是最尋常的內在體驗，荒誕都可能與我們猝然相遇。除此之外，面對現實的冷漠與世界的荒誕，人類對統一性與明晰性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造成天然的矛盾。在人類對理性的嚮往與世界本身的非理性產生衝突之時，荒誕誕生了。面對如此多種類型的荒誕，人類的思想與智慧勢必需要做出回應。由此加繆提及了一系列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舍斯托夫、舍勒、胡塞爾，他們「活躍在邏輯和道德領域，以不同的方法，或者抱著不同的目的，不遺餘力地阻擋理性的陽關大道，要重新找到直通真理的路徑」。在加繆看來，這是一批對荒誕產生了共同感受並且直面荒誕的思想家。在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共同氛圍」。從雅斯貝爾斯到海德格爾，從克爾凱郭爾到舍斯托夫，藉助對他們的分析，加繆指出，在理性已無法徹底解釋世界、生活已經被荒誕侵入的情境下，在廢墟中尋找出路的努力極其必要而且緊迫。

  《哲學式自殺》

  在加繆看來，上面提及的一系列思想家，他們雖然已經對於荒誕產生清醒的認識，卻未能將思考貫徹到底，反而最終迴避了問題，浪費了荒誕能夠帶來的真正教益，這便是第三節《哲學式自殺》的主題。「荒誕」作為《西西弗神話》的核心關鍵詞，其詞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神學中的一句拉丁語名言：「Credo quia absurdum」(我相信因為這荒誕)[24]。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本科學位期間，便接觸過這種非理性的悖論式論證。他在舍斯托夫等人的思想中看到了類似的變體。加繆在行文中這樣評述：

  舍斯托夫說道：「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就在人類判斷沒有出路的地方。否則的話，我們還需要上帝幹什麼？大家轉向上帝，只為獲取不可能得到的東西。至於辦得到的事，有人就足夠了。」假如存在舍斯托夫哲學的話，那麼我很可以說，他的哲學就由這段話全部概括了。舍斯托夫滿懷激情，分析到最後，卻發現了一切存在的根本荒誕性，可是他不說「這就是荒誕」，而是說：「這就是上帝，還是信賴他為正理，即使這個上帝絲毫也不符合我們理性的範疇。」……這個上帝的偉大，就在於他不合邏輯。他的證據，就是他的非人性……舍斯托夫就是這樣，接受荒誕和荒誕本身是同時發生的。確認了荒誕，就是接受了荒誕。舍斯托夫思想的邏輯不遺餘力，就是揭示荒誕，以便讓荒誕帶來的巨大希望同時湧現出來。

  當理性無能於繼續解釋世界，便躍向非理性，用理性的失敗去證明信仰的正確，最終引向「我相信因為這荒誕」式的悖論，收取一個宗教意味的彼岸「希望」，這樣的「希望」是加繆最為抗拒和痛恨的。從荒誕感和荒誕經驗出發，卻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在加繆看來完全不可接受。在加繆眼中，舍斯托夫在理解荒誕、揭示荒誕的同時，也徹底接受了荒誕、倒向了荒誕，甚至加強了已有的荒誕。所以，舍斯托夫沒有真正解決問題，而是繞過了問題、迴避了問題。「荒誕如果存在，那就存在於人的世界中。荒誕的概念從轉化為永恆跳板的那一刻起，就不再聯結人的清醒認識了。荒誕不再是人確認而又不認同的這種明顯事實了，迴避了鬥爭。人融入荒誕，在這種融合中，抹去了自身的根本特徵，即對立、撕裂和離異。這一跳空，就是一種逃避。」在加繆看來，舍斯托夫最終投身於這種神學式的信仰邏輯，就是背棄了人類嘗試理解世界的根本需要，他通過躍向上帝完成對理性的否定，實際抵達的卻是一種思想的自毀。克爾凱郭爾的路徑亦是如此。加繆提出：「我若是堅守存在哲學，就會明白全部存在哲學無一例外，都向我提議逃離。存在哲學的哲學家們，從理性廢墟上的荒誕出發，在一個封閉的並限制人的世界裡，運用一種奇特的推理，神化了壓垮他們的東西，並在剝奪他們生存條件的環境中找到一種希望的理由。這種勉為其難的希望，在所有人那裡都有宗教的本質。」對於把「上帝已死」作為人生預設的加繆而言，此類思想中的宗教本質不可接受。在這裡，有一個細節需要讀者特別注意。加繆將舍斯托夫、克爾凱郭爾等人的思想稱為「存在哲學」(la philosophie existentielle)，絕不可將其與日後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e)混為一談。存在哲學，在思想史中特指一種「二戰」前的非理性思潮，以舍斯托夫為代表。舍斯托夫的非理性主義通過破壞從柏拉圖到胡塞爾的理性哲學體系，從荒誕經驗中引出一種神聖的信仰維度，遭到加繆的堅決反對。至於薩特式的存在主義，與《西西弗神話》沒有直接關聯，《存在與虛無》出版於1943年，加繆在構思過程中並未參閱。只能說兩本著作呈現出時代的共有氛圍，分享著一種思想的默契。隨筆出版後，加繆也明確表示過自己不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在思想根源處，加繆認為世界存有先天本質——亦即上文所謂「身體與瞬間的雙重真相」——並非如薩特一般認為，一切都是後天的生成與選擇，不認為歷史或者人生必須在完結之時才能定義和評價，相反生命的價值已經被包含在每一個生命瞬間之中，值得付出加倍的熱愛。加繆的世界裡有一顆堅實的果核，這顆果核來自他質樸的生活經驗，來自他雙眼的注視與雙手的撫摩，不是純粹的邏輯思辨，不是巴黎高師天之驕子們的清談玄思。這也是為何加繆同樣否認自己是「一個哲學家」，雖然他的著作並不缺少抽象思維。在1945年的一次訪談中，加繆直白地說道：「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對理性不夠信任，無法信服某種體系。讓我感興趣的，是去了解應該如何做人。更具體地說，當我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時可以怎樣做人。」[25]所以，相比抽象思辨，加繆更關心如何具體地「做人」，他談論問題的方式，也總是以其個人生活經驗作為出發點。加繆的言說方式更類似於倫理學家。《西西弗神話》中的種種探討，也始終圍繞著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處事這一核心倫理訴求徐徐展開。

  在對舍斯托夫與克爾凱郭爾的思想進行批判之後，接著，加繆又談起另一類思路，由胡塞爾與現象學家所代表。加繆認為：

  現象學不肯解釋世界，只想成為過來人的一種描述……不是用一種事物解釋所有事物，而是用所有事物解釋所有事物。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差異。這些理念或者這些本質，固然是意識每次描述之後「推出來」的，作者還不想使之成為完美的模式，但是肯定它們直接出現在認知的各種材料中。再也沒有唯一能解釋一切的理念了，只有賦予無限對象以一種意義的無限本質。世界靜止不動了，可是也明晰了。柏拉圖的現實主義變為直觀直覺了，但總歸還是現實主義。克爾凱郭爾陷入了他那上帝的深淵，巴門尼德則將思想推入單一中。而在這裡，思想又投入一種抽象的多神論里。

  很顯然，加繆對現象學的理解與現象學在思想史中的真正價值相去甚遠。不過，加繆的這一誤讀也充分體現了他的真實意圖：在他看來，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雖然表面上將一切明晰化，卻也使一切變得簡單，停留在事物表面，理性貌似大獲全勝，終於得以解釋世界的一切，實質卻是一種由理性絕對主導的簡化，無視或者抹殺了世界的非理性維度。「對我來說，這絲毫也沒有改變什麼。我在這裡找到的，絕非那種對具體的喜好、人生狀況的意義，而是一種智力主義，相當有恃無恐，要將它自身的具體普遍化。」在加繆眼中這樣的思路同樣不可接受。

  加繆認為：「荒誕既不寓於人，也不寓於世界，而在於兩者一起出場。」「一邊是人的呼喚，另一邊是世界毫無理性的沉默，這兩者對峙便產生了荒誕。」如果說舍斯托夫的理論取消了人對理解萬物的欲求和呼喚，把一切交給上帝，從而使荒誕不再寓於人，那麼胡塞爾的理論則磨滅了世界無理性的沉默，將其還原為一種靜態的極端理性，令荒誕不再寓於世界。「一邊是現實的極端理性化，勢欲將現實拆分成理性型範，另一邊則是現實的極端非理性化，勢欲將現實神化。」加繆將這兩類思維通稱為「哲學式自殺」，它們都沒有把荒誕邏輯堅持到底。

  由此可知，《哲學式自殺》一節，是《西西弗神話》中的「反題」，是加繆認為需要避免的思維狀態，是思想在荒誕中迷失的失敗範例。而加繆心中的「正題」，亦即荒誕推理的正確方式，便是下一節《荒誕的自由》。

  《荒誕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節中，加繆明確回答了全書開篇便提出的問題——自殺。他這樣寫道：

  談自殺之前，先得了解，人生是否有意義，是否值得一過。在這裡似乎正相反：人生正因為沒有意義，就更值得一過。人生經歷一種體驗，遭遇一種命運，就是完全接受。然而，知道這命運是荒誕的，人就不會去經歷了，除非自己千方百計，要把意識認清的這種荒誕保持在面前。否定荒誕賴以生存的對立項中的一項，就是逃避荒誕。取締有意識的反抗，也就是迴避問題。持續革命的主題，就這樣轉移到個人體驗中了。生存，就是讓荒誕隨之生存。讓荒誕生存，首先就是正視荒誕……相反，荒誕只有當人背離它時才會死去。因此，唯一前後一致的哲學立場之一，就是反抗。反抗，就是人同自己的茫然、不解永恆的對抗……反抗，即時時刻刻都質疑世界……反抗，就是人時時刻刻面對自身。反抗不是憧憬，反抗不抱希望。這種反抗，僅僅是確認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但是缺少本應伴隨這種確認的聽天由命……可能有人以為，自殺緊隨著反抗。其實不然。因為，自殺並不表明反抗的邏輯結局。自殺因意味著首肯，恰恰同反抗背道而馳。自殺，同跳躍一樣，接受了自己的局限性……這種反抗將自身的價值給予人生。反抗貫穿人生的始末，恢復了生存的偉大……人類的自尊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景觀。一切貶低在此都將毫無意義。這種精神自律的守則，這種由萬事萬物鍛造而成的意志，這種直面的態度，這一切中包含著某種強大而獨特之處。現實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偉大，削弱這種現實，也就同時削弱了人自己。於是我明白了為何這些學說在向我解釋一切的同時卻讓我變得衰弱。它們卸下了我生命的重擔，而我本該獨自背負。

  加繆的這一論斷可謂整部《西西弗神話》的題眼，也是對其個人觀點最為明確的表達。加繆提出兩條基本行為準則：第一，對荒誕保持清醒的意識，不迴避，不躲閃，不掩飾，不美化；第二，絕不因荒誕存在而放棄人生，而是以反抗的態度逆流而上。加繆認為，意識到人類有死的人生，並不意味著生命意義的消解，對荒誕的反抗本身，將重新創造意義。人與世界的疏離造成了荒誕，這是每一個現代人必須正視的「命運」，更是每一個勇者必須承擔的痛苦；而當他們堅定地再一次踏入世界，這便是他對荒誕命運的反抗，人生的意義因此誕生。抓住這一點，便抓住了加繆在整部隨筆中的根本訴求。

  加繆將對荒誕的意識與反抗樹立為面對荒誕的根本行動原則——「意識和反抗，這類拒絕與棄世背道而馳。人心中一切難以克制的、激情澎湃的力量，無不激勵意識和反抗同他的生活較勁。」緊接著，加繆強調，既然荒誕已經一勞永逸地消解了希望，崩碎了彼岸，滅絕了上帝，它便將一切迫入對當下的聚焦之中。「荒誕在這一點上啟發了我：不存在明天。」永恆，就以這樣一種方式被加繆決然驅離。這便連綴起加繆在《荒誕之壁》中對明天的抗拒與對今天的執著。於是一種激情誕生了，這種激情漠視未來，試圖探索現有的一切，這再次與品達的題詞聯繫在了一起。「竭儘可能性的領域」，正是這種激情的實際內容。所以加繆用生活的「數量」取代生活的「質量」，其真實含義正是對這種「可能性」的探測與擴展。與此同時，「如果說荒誕完全打消了我獲取永恆自由的可能性，它反而還給我，並激發我的行動自由。剝奪了希望和未來，倒意味著增加了人的不受約束性。」對於這種不含希望的自由，加繆試圖最大限度地在人生中加以把握。於是，在對荒誕的清醒意識中，加繆體會到自己的反抗、自由與激情。這便是加繆從否定走向肯定、從消極走向積極的邏輯路徑。「我僅憑意識的手段，就把邀人死亡的觀念變為生活的準則。」

  之後的兩章《荒誕人》與《荒誕創作》，其本質都是圍繞這一根本生活準則展開的。《荒誕人》提出並分析幾種可能的人類行為類型，他們如何典範性地展現了荒誕世界中的反抗、激情與自由。《荒誕創作》則分析歸納了荒誕經驗在文學創作中的表現方式與價值，兩章就其內容本身而言並不難理解。現在，就讓我們直接進入整部隨筆最抒情、最文學化也最具隱喻性的最後一章——《西西弗神話》。

  《西西弗神話》

  如何理解加繆筆下的西西弗？這個古希臘神話中遭受永恆天罰的人物，在這裡得到了這樣的描寫——他曾經反抗過死亡，設法騙過死神從地獄逃脫，然後：

  當他(西西弗)重新看到世界的面容，享受流水與陽光，大海與溫熱的石塊，他不願再回到地獄的陰影中去。召喚、怒氣與警告統統無效。許多年間，他面對著海灣的曲線、燦爛的大海與大地的微笑悠然生活。[26]

  這是西西弗的第一次反抗，他抗拒死亡的虛無與地獄的陰冷，於是靠著他的智慧離開了那裡，再一次生活在人間，活在他生命的「當下」之中，直到諸神的懲罰到來為止。西西弗的第一次反抗指出了這樣一個真相：荒誕並不是世界的全部，它僅僅是世界的一部分。從加繆本人的立場出發，他的切身經歷讓他深深地感受到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依然存在著值得珍惜、值得敬畏、值得熱愛的事物，他無法忽略「這個讓我感到威力與勇力的世界」，無法「頑固地否認那些我的手掌撫摸與嘴唇觸碰的東西」[27]。他在早年所著的未發表小說《幸福的死》中便曾說過：「幸福屬於人間，永恆屬於每一天。」[28]加繆不追求天使或永恆的幸福，他追求的是人間的一分一秒中切實可感的價值。這就是加繆力圖確認的第一件事：在人類歷史的瘋狂與喧囂之外，在世界的荒誕與痛苦之外，「海灣的曲線、燦爛的大海與大地的微笑」始終保存在那裡，始終等待著被人類感受。從童年時起，地中海的清風與海濤教會加繆一種「對於簡單的幸福某種壯麗的使命感」[29]以及一種與肉身之美「相得益彰的生活」[30]。「亂石、肉體、星辰以及所有能用手掌撫摸的真理」[31]，讓加繆懂得熱愛生命無須複雜深奧的邏輯。「這生命有著溫熱石塊的味道，滿載大海的嘆息與漸漸響起的蟬鳴」[32]，期待著人們「敞開雙眼與心靈」[33]。而這也正是逃離地獄的西西弗所感受與經歷的東西。這是一個陽光與陰影、幸福與荒誕共存的世界，西西弗用他的經歷暗示人們，向著陽光與幸福出發尋找人間的幸福並不是不可能。當然，他為自己對此岸人間的熱愛而付出了代價，他將要背負起巨石，一遍遍向著山頂攀行，永無止境。而那時他將落入徹底的荒誕之中，大海與微笑都離他遠去，剩下的只有一塊永遠推不上山的巨石。那麼，負重而行的西西弗，他依然在反抗嗎？

  加繆本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把此時此刻的西西弗描述為「諸神中的無產者，柔弱無力卻反抗不已」，但是，西西弗這個在地獄中一遍遍將巨石推向山頂又看著它滾下山去的神話人物，他既沒有設法砸碎這塊岩石，也始終沒有離開這片山坡(在神話中他無法這麼做)，他的反抗究竟體現在哪裡？

  加繆的回答耐人尋味，他寫道：

  西西弗全部沉默的喜悅都在於此。他的命運屬於他自己，他的岩石也是他的東西……如果說存在著某種個人的命運，卻絕不存在任何至高的天數，或者至少可以說所謂天數在他眼中僅僅是一種不可避免與令人蔑視之物。在其他方面，他自知是其本人歲月的主宰。在人類朝著各自生命轉身的這一微妙時刻，西西弗回到了他的岩石面前，靜觀這一系列互不相干的行動，這些行動構成了他的命運，由他自己一手創造，在他的記憶注視下相互連接，並在不久後由他的死亡蓋棺定論。於是，他確信在一切人類的事物中都有完全人性的根源……西西弗教誨著我們一種至高的忠誠，他否定諸神並將石塊舉起，他也認定一切皆善。這個從此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他而言既不荒蕪也不膚淺。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點顆粒，這座被黑夜籠罩的大山上每一道礦物光芒，對他而且唯獨對他來說構成了一個世界。朝向峰頂的奮進本身足以充實人類的心靈。應當設想西西弗是幸福的。

  加繆認為，西西弗的反抗首先來自他對自身荒誕處境的確認與清醒。在他朝山腳走去的途中，他清楚地知道被自己努力推上山的巨石依然會滑落，而他卻選擇再次用肩膀抗住「荒誕」的巨石，並勇於承擔一切。正是這種對自身的清醒意識使得他的行為擁有了一種英雄般的壯烈，使他不同於一個推石頭的奴隸。就像加繆所說，西西弗「離開山頂並漸漸深入諸神洞府的每個瞬間，他支配了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推動的巨石更加強大」。於是推動巨石這一原本諸神對西西弗的天罰就變成了西西弗對他本人生命意志的磨礪，這便是他的第二次反抗，他反抗命運強加於他的這種無意義的懲罰，他反抗荒誕。儘管荒誕依然籠罩著世界，儘管他無法從這個世界中逃離，但他的命運卻從此不再屬於諸神(不再受諸神支配)，而僅屬於他自己。他在一個荒誕的時空中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獨屬於他自己的世界。諸神設置這一天罰的目的，是希望讓西西弗感到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感到意義與價值的徹底缺失，而這正是「荒誕」最令人驚恐的一面，但西西弗卻用他一步步向上攀登的努力為他的生命重新創造出了意義與價值，於是開始了荒誕的敗退與人性的勝利。西西弗是勇敢的，勇氣教會他在一個荒誕的世界中義無反顧地生活下去，並以此守護著人之為人的尊嚴。當他以肉身之力推動象徵苦難與荒誕的巨石並與之一較高下時，一個消極的關於永恆天罰的神話便轉化為一種探尋生命意義的悲壯激勵。就像加繆在之前章節中所寫，「這種反抗僅僅是對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的確認，卻並不包含本應與之相伴的屈從」。此時在西西弗內心涌動的不是懦弱與妥協，而是堅毅與勇力。正是此時此刻，他見證了諸神的失敗，見證了整個荒誕世界的失敗，因為人類依然在不屈不撓地為了生活而努力奮進：「朝向峰頂的奮進本身足以充實人類的心靈。」加繆的這句話點出了身處荒誕包圍的西西弗身上所洋溢的人性力量。當他踏上征途時，便已預先將死亡放置在路的盡頭，於是當他如願走完全程，他所擁抱的，便不再是簡單的成敗生死，他在征途中所散放出的驚人璀璨的生命熱力，無法以任何尋常的目光計量。生命之火，也正是這樣以其全部的勇力抵抗著荒誕的威脅。西西弗的「荒誕意識」賦予他支配命運的力量，並因此彰顯了他的生命意志，諸神的惡意與驕傲在此時灰飛煙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西弗沒有向「至高的天數」妥協，他雖「柔弱無力」，卻「反抗不已」。

  在隨筆出版之後，加繆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一直堅持認為，這個世界並無超凡的意義。但我知道這世界上的某種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人，因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義的生靈。」[34]加繆始終在尋找人類身上無法磨滅的人性，這正是他一生汲汲以求的目標。面對荒誕，一個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沉迷理性的人，做出了他的選擇：棄決希望，挺身反抗。加繆在書寫《西西弗神話》的過程中，便已經明確地提出要求：無論對荒誕及其後果做出怎樣的分析評判，最後都必須在人生中身體力行，加繆用他一生的實踐做到了知行合一。現在，便輪到作為讀者的我們給出屬於各自人生的關鍵抉擇。加繆的這部隨筆不僅要求得到細緻的閱讀理解，更呼喚每一位讀者對日復一日的生活展開追問，對內心的欲求加以深思，嚴肅地選定自己的生活態度，思考究竟因何而活，以何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