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聽見別人談論自己總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聽。在檢察官和我的律師進行辯論時，我可以說大家對我的談論是很多的，也許談我比談我的罪更多。不過，這些辯護詞真的有那麼大的區別嗎？律師舉起胳膊，說我有罪，但有可以寬恕的地方；檢察官伸出雙手，宣告我有罪，並且沒有任何可以寬恕的藉口。但是，有一件事讓我隱約覺得尷尬。儘管我心裡憂慮，但我偶爾也想加入進去說幾句，但這種時候，我的律師就會對我說：「您別說話，這對您更有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在處理這件案子時，把我撇在了一邊。這一切都在進展著，而我不能有任何干涉。我的命運被發落，完全不徵求我的意見。時不時地，我想打斷所有人的話，對他們說：「追根究底，誰才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話要說！」但是想來想去，我也沒什麼要說的。況且，我得承認，人的興趣點總不會持續太久的。比如，檢察官的控訴很快就讓我厭煩了。只有那些與全局無關的隻言片語、一些手勢和大段獨白，還能使我震驚，或者引起我的興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從心底里就覺得我殺人是有預謀的。至少，他試圖證明這一點。就像他自己所說：「先生們，我會提供證據，我將提出雙重的證據。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實，接著還有這個罪惡靈魂在其精神狀態驅使下，對我投出的隱晦目光。」他總結了媽媽死後的一系列事實。他強調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媽媽的年紀，第二天跟一個女人去游泳、看電影，而且還是費南代爾的片子，最後還帶瑪麗回家。這時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在說什麼，因為他說「他的情婦」，而對我來說，那就是瑪麗，不是什麼情婦。接著，他談到了雷蒙的事情。我發現他看事情倒還是很清晰的。他所說的，看起來倒頭頭是道。我和雷蒙合謀寫信把他的情婦引出來，然後讓一個「道德可疑」的男人去羞辱她。我在海灘上向雷蒙的仇人挑釁。雷蒙受傷了，我向他要來了手槍。我為了使用武器，又一個人回去。我按照預謀的，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會兒。為了「確保事情做乾淨了」，我又沉著地、堅定地開了四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事情就是這樣，先生們，」檢察官說，「我把這一系列事件的線索為你們勾勒出來了，這一切，說明了這個人是如何在對情況有充分認知的前提下，殺了人。我強調這一點，因為這不是一宗普通的殺人案件，不是一個可以酌情輕判的、未經考慮的偶然事件。先生們，這個人，這個人是很聰明的。你們也聽到他說的話了，不是嗎？他知道如何回答問題。他深知言辭的分量。我們應該說，他充分地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聽著，我聽見人們認為我聰明。但我不太明白，怎麼平常人身上的一些優點，到了罪犯身上，就變成了無可推卸的罪名。至少，這讓我感到驚訝，我不再聽檢察官說話，直到我又聽見他說：「他有表示過悔恨嗎？從來沒有，先生們。在整個預審的過程中，這個人沒有一次對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表示過受到了觸動。」這時候，他轉向我，用手指指著我，繼續對我橫加指責，而事實上，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當然，我也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道理：我並沒有對我的行為有多少悔恨。但是他這樣激烈的態度讓我驚訝。我真想親切地、甚至友愛地向他解釋說我從來不會真正對什麼事情感到後悔，我關心的總是今天或者明天即將發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目前所處的境況下，我自然不能以這種口吻和任何人說話。我沒有權利對人表現出友好，也沒有權利擁有善意。我試著繼續聽下去，因為檢察官說起我的靈魂來了。

  他說，陪審員先生們，他曾經試圖探索我的靈魂，但他一無所獲。他說實際上，我根本就沒有靈魂、沒有人性，至於人們心中的道德原則，在我這裡都是行不通的。「當然，」他又說，「我們也不能責備他。他不能得到的，我們也不能怪他沒有。但是在法庭上，寬容這種美德是消極的，它應該轉變為正義這種美德，這雖然沒那麼容易，卻是更為高尚的。特別是，當這個人的心已經空虛到大家所見的程度，它正在變成一口深淵，整個社會都可能陷進去。」這時，他又說到我對待媽媽的態度。他重複了在辯論時說過的話，但是他的話要比談到我的殺人罪時多得多，冗長得以至於到了最後，我只能感到這個早晨的炎熱。最後，他停下了，沉默了一會兒後，他又用低沉的、堅決的聲音說：「先生們，這個法庭明天將審判一宗窮凶極惡的罪行——弒父罪。」據他說，這種殘忍的謀殺，超出人類想像。他斗膽希望人類的正義能夠毫不留情地予以懲罰。但是，他敢說，這一罪行給他帶來的憎惡，比起我的冷漠讓他感到的憎惡來說，是相形見絀的。在他看來，一個在精神上殺死母親的人和一個親手殺死父親的人，是要以同樣的罪名退出人類社會的。在任何情況下，前者都是為後者的行動做準備的，它以某種方式預示了這種行為，並且使它合法化。「我相信，先生們，」他提高了嗓門說，「如果我說，坐在這板凳上的男人也犯了與這個法庭明天要審理的案件相同的罪，你們是不會覺得我的想法過於大膽的。因此，他要受到相應的懲罰。」說到這裡，檢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發亮的臉。最後他說他的職責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堅定不移地完成它。他宣稱說我和這個社會毫無關係，因為我蔑視它最根本的規則，而且我也不能指望這顆人類的心，因為我對它最基本的反應根本一無所知。「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他說，「而在我這樣向你們請求時，我的心情是輕鬆的。在我這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有時也請求處死一個罪犯，但我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到這艱難的職責得到了補償、平衡和啟發，因為我已經意識到一種迫切而神聖的命令，因為我在面對這張除了殘忍別無其他的臉時，感覺到一種憎惡。」

  檢察官坐下了，大廳里寂靜了許久。我呢，我已經由於酷暑和驚訝而頭昏腦漲了。庭長咳嗽了幾下，用極其低沉的聲音問我還有什麼要補充的。我站了起來，因為我很想說話，我就有點兒沒頭沒腦地說，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個阿拉伯人的。庭長回答說這是肯定的，但是到現在為止，他還不太懂我的辯護模式，他說他很樂意在我的律師發言之前，先讓我說清楚我的舉動背後的動機。我說得很快，有點兒語無倫次，我意識到了自己的滑稽，因為我說是因為太陽。大廳里有人笑了起來。我的律師聳了聳肩，很快，他們就讓他發言了。但是他說時候不早了，已經審了好幾個小時了，他請求下午再審。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電扇不斷攪動著大廳里厚重的空氣，陪審員們手裡五顏六色的小扇子都朝著一個方向擺動。我覺得我律師的辯護詞大概永遠也說不完了。有一陣子，我還是認真聽了聽，因為他正說道：「的確，我是殺了人。」接著，他繼續用這種口吻，每次說到我的時候，他都說「我」。我很詫異。我側身朝著一個法警，問他這是為什麼。他叫我閉嘴，過了一會兒，他跟我說：「所有的律師都這麼幹。」我覺得這還是在把我排斥在事件之外，把我視作不存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替代了我。但是我覺得我已經離這個審判庭很遠了，再說，我覺得我的律師也很可笑。他很快以挑釁為由進行辯護，接著，他也開始談起了我的靈魂。不過在我看來他遠沒有檢察官有才華。「我也一樣，」他說，「我也仔細探索了這個靈魂，但是和檢察院的這位傑出代表恰恰相反，我發現了一些東西，而且我還可以說，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個正派人，一個靠譜的職員，不知疲憊地忠於自己的僱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他看來，我是個模範兒子，在能力範圍內竭盡所能地贍養母親，最後，因為我希望養老院能夠給這位老婦人提供一種我自己給不了的舒適，我才把母親送入了養老院。「先生們，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又補充說，「大家對養老院議論紛紛。因為說到底，如果必須證明此類機構的用處和偉大，只需要說，那是國家資助的就行了。」只不過，他沒有提到下葬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他辯護詞裡的漏洞。但是由於這些長句，也因為他們一天又一天、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談論我的靈魂，我產生了一種印象，仿佛一切都變成了一攤沒有顏色的水，看得我頭暈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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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只記得，正當我的律師要繼續發言時，一個賣冰激凌的小販吹響了喇叭，響聲從大街上穿射到大廳里和法庭上，最後傳到我的耳畔。對於某種生活的記憶向我襲來，這種生活已經不再屬於我，但我曾經在那裡找到過我最簡陋卻最難以忘懷的快樂：夏天的氣息、我熱愛的街區、某一種夜空、瑪麗的笑和連衣裙。我在這個地方一切的徒勞這時候都湧上我的喉頭，我只迫切地想讓一切結束，好讓我趕緊回到牢房去睡覺。所以最後我的律師說了什麼，我只聽見一點點。他大吼著說陪審團是不會把一時糊塗的正直勞動者打發到死神那兒去的，他還要求考慮那些能夠從輕發落的情況，因為我已經背負上了殺人的罪，這將是永遠的悔恨，是最確定的刑罰。法庭中止了審訊，我的律師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們都過來和他握手，我聽到他們說：「太棒了，親愛的。」其中一個甚至來找我求證，他對我說：「嗯？」我表示同意，但我的讚揚並不是真心的，因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麼熱了。從街上聽到的一些聲音，我可以猜到傍晚時分的愜意。我們都在那兒，等著。其實大家一起等著的事情，只和我一個人有關。我又看了看大廳，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樣。我的目光與那個穿灰上衣的記者和那個像機器人一樣的女人的目光相遇了。這使我想起來，整個審判過程中，我都沒有朝瑪麗那邊看一眼。我並沒有忘記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見她坐在塞萊斯特和雷蒙之間，她朝我做了個小小的動作，像是在說：「總算結束了。」我看見她有點兒焦慮的臉上泛起了微笑。但我感覺我的心已經與世隔絕，我甚至沒有能夠回應她的微笑。

  法庭重新開審。很快，有人把一連串的問題念給他們聽。我聽見「殺人罪」……「預謀」……「酌情減輕」。陪審員們出去了，我被帶進那間小屋子裡，之前我也是在裡面等候的。我的律師來找我，他口若懸河，並且用從未有過的自信和親切對我說，他認為一切都會順利的，我只須坐幾年牢或者服幾年苦役就沒事了。我問他如果判決不利的話，有沒有機會撤銷原判。他說沒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當事人的陳述意見，以免引起陪審團的不滿。他對我解釋說，不能就這樣無緣無故隨便上訴。我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實，冷靜下來看，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然的話，就有太多公文廢紙了。「無論如何，」我的律師說，「上訴是可以的，但我相信，審判結果會是有利的。」

  我們等了很久，我想大概三刻鐘之後，鈴聲響了。我的律師向我告別，他說：「庭長要宣讀答覆了。您要等到宣讀判決的時候才能進去。」我聽見門咯吱作響，一些人在樓梯上跑著，我聽不出他們的遠近。接著，我聽見一個低沉的聲音在大廳里讀著什麼。鈴又響了，被告席的門開了，大廳里的寂靜向我湧來，伴隨著這種寂靜的，是一種油然而生的奇特感覺，因為我注意到那個年輕的記者把眼睛轉到了別處。我沒有朝瑪麗那邊看。我沒有時間，因為庭長用一種奇怪的方式對我說，要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在一個廣場上將我斬首示眾。這時，我才感覺自己認清了在所有這些臉上讀到的感情。我確信那是一種敬重。法警對我也溫和了；律師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麼也不想了。庭長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考慮了一下，說：「沒有。」於是他們把我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