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一個夏天替代另一個夏天，說到底，就如白駒過隙。我知道，第一陣炎熱到來的時候，我的事情就要有新的進展。我的案子定於重罪法庭最後一次開庭時審理，這次開庭將於六月底結束。辯論進行的時候，外面太陽熱辣辣的。我的律師告訴我，辯論最多持續兩到三天。「何況，」他還說，「法庭忙著呢，您的案子並不是這次最重要的一件。您的案子後面，立刻就要辦理一件弒父案。」

  早晨七點半，有人來接我，囚車把我送進法院。兩名法警把我送進一間昏暗的小屋子裡。我們坐在門邊上等著，門後傳來一片說話聲、叫喚聲和挪動椅子的聲音，所有這些喧囂都讓我想到那些街區裡的節慶，音樂會之後，大家清理場地來跳舞。法警告訴我得等一會兒，其中一個還遞給我一支煙，我拒絕了。過了一會兒，他問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說不害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看一場官司也讓我感興趣。我這輩子還從沒有機會看過呢。「的確，」另一個法警說，「不過看多了也很累人。」

  過了一會兒，大廳里一個小電鈴響了。他們打開我的手銬，打開門，讓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廳里擠滿了人。儘管掛著帘子，有些地方還是有陽光滲透進來，空氣已經悶到讓人窒息，窗戶都關上了。我坐下，兩個法警各站一邊。這時候我發現一排面孔，在我面前，他們都在望著我：我明白了，這些是陪審員，但我說不上來這些面孔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別。我只有一個印象：我正在電車上，面對著一整排的旅客，他們盯著新上來的人，想看看有什麼滑稽的地方。我知道這種想法很荒唐，因為在這裡他們要找的不是滑稽的地方，而是罪。不過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反正我就是有這樣的念頭冒了出來。

  那麼多人擠在這間密閉的大廳里，也讓我有點兒暈乎。我又看了看陪審團，還是一張臉也看不清。一開始我並沒有料到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看我——平時，沒有人會關注我是誰，我需要費點兒勁才明白我是這一片騷動的起因。我對法警說：「這麼多人！」他回答我說這是報紙的緣故。說著，他指給我看坐在陪審員座位下面桌子邊上的一群人，說：「他們在那裡。」我問：「誰？」他說：「報社的人唄。」他認識其中的一位記者，那人這時也看見了他，並且朝我們走來。這個男人已經有點兒年紀，臉上有點兒皺紋，看起來倒是挺和善的。他熱情地握了握法警的手。這時候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打招呼，互相交談著，好像在俱樂部里碰到同一個圈子裡的人那樣高興。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剛才會有那麼奇怪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像是個多餘的人、是個擅自闖入的人。然而，那個記者微笑著和我說話了，他對我說希望我一切順利。我謝過他，他又說：「您知道，我們有點兒誇大了您的案子。夏季，對報業來說是個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弒父案還有點兒報導價值。」於是他指給我看他剛剛離開的那群人中的一個小個子男人，那人看起來像是只胖乎乎的鼬，戴著一副黑邊大眼鏡。他說那是巴黎一家報紙的特派記者。「不過，他不是為您來的。因為他來報導那宗軾父案，人家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發回去。」說到這裡，我差點要感謝他，但我想這會非常可笑。他對我做了個親切的手勢，便離開我們了。我們又等了幾分鐘。

  我的律師到了，他穿著長袍，周圍還有許多同行。他朝記者們走去，和他們握了握手。他們打趣著，大笑，顯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響鈴為止。大家都回到各自的位置。我的律師朝我走來，跟我握手，建議我回答問題要簡潔，不要主動說話，剩下的就交給他了。

  左邊，有椅子挪動的聲音，我看見一個身材高高瘦瘦的人，穿著紅色衣服，戴著夾鼻眼鏡，仔細地折起長袍坐了下來。這是檢察官。執達員宣布開庭，與此同時，兩個大電扇一齊嗡嗡作響起來。三個法官，兩個穿著黑衣服，第三個穿著紅衣服，夾著卷宗進來，快速地朝著俯瞰大廳的主席台走去。穿著紅衣服的那人坐在中間的椅子上，把法官帽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他那小小的禿頭，宣布審訊開始。

  記者們已經拿起了鋼筆。他們都一臉冷漠，還帶著點嘲諷的意味。然而，其中有一個，年輕得多，他穿著灰色法蘭絨衣服，繫著藍色的領帶，把筆放在面前，看著我。在那張不太對稱的臉上，我只看見一雙淺色的眼睛，正細細地端詳著我，表情不可捉摸。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像是我自己在看著自己。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也因為我不知道這種場合的規矩，我對後來發生的事情都沒怎麼搞清楚，比如：法官的抽籤，庭長向律師、檢察官和陪審團的提問（每一次提問，陪審員的腦袋都同時轉向法官），迅速地念起訴書（我聽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後再向我的律師提問。

  庭長說應該傳訊證人了。執達員念了一些姓名，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一群我剛剛沒看清的人中，我看見幾個人一個個站起來，從旁門走出去，他們是養老院的院長和門房、老多瑪·貝萊茲、雷蒙、馬松、薩拉瑪諾，還有瑪麗，瑪麗還焦慮不安地看了看我。我很震驚居然沒有早點看到他們。這時候塞萊斯特終於聽到他的名字，站了起來。在他身邊，我認出了在飯館裡見過的那個小女人，穿著那件短外套，一副精確無誤、堅定不移的神情。她緊緊地盯著我。但是我沒有時間多考慮，因為庭長開始講話了。他說真正的辯論就要開始了，他相信沒必要再要求聽眾保持安靜。在他看來，他的職責是不偏不倚地引導關於這個案子的辯論，他希望能夠客觀地對待這個案子。在任何情況下，陪審團應該本著公正的精神做出裁決，哪怕有一點點的意外事故，他都會把聽眾逐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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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里越來越熱，我看見在座的人都拿出報紙扇了起來，法庭上響起一陣持續的皺紙聲。主席做了個手勢，執達員送來三把蒲扇，三位法官立刻使用起來。

  審訊很快就開始了。庭長心平氣和地向我提問，我感覺甚至他的語氣中帶著一些親切感。不管我有多麼厭煩，他還是讓我自報家門，我覺得這也是無可厚非的，萬一審判錯了人，那可是非常嚴重的。然後，庭長又開始敘述我做過的事情，每讀三句話就問我：「是這樣嗎？」每一次，我都根據律師的指示回答道：「是的，庭長先生。」這持續了很久，因為庭長的敘述中有很多細節。整個過程中，記者們一直在寫。我感覺到他們中最年輕那個人的目光，還有那個小「機器女人」的目光。那一排電車板凳上的人都轉向了庭長。庭長咳嗽了一聲，翻翻材料，然後他一邊扇著扇子，一邊轉向我。

  他對我說他現在要提出幾個看起來和我的案子沒有關係的問題，但實際上，這些問題可能和我的案子緊密相關。我知道他又要說到媽媽了，我也感覺到這有多令我厭煩。他問我為什麼把媽媽送去養老院。我說我沒有錢請人看著她、照顧她。他問我，就我個人而言，這一切是不是讓我很難受，我回答說無論是媽媽，還是我，我們都不期待從對方身上得到什麼，也不期望從任何人身上得到什麼，我們倆都習慣了新的生活。於是，庭長說他並不想強調這一點，他問檢察官還有沒有別的問題要問我。

  檢察官朝我側轉了一點身，也不看我，說如果庭長允許，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懷著殺死阿拉伯人的意圖獨自回到水泉那裡的。「不是。」我說。「那麼，你為什麼帶著武器，又單單回到那個地方去呢？」我說這是偶然。檢察官以一種陰險的口吻說：「目前就是這些。」接下來的事兒就有點兒混亂了，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是在一陣秘密交談之後，庭長宣布休庭，聽取證詞改在下午進行。

  我沒有時間思考。他們把我帶走，裝進囚車，送回監獄吃飯。很快，我剛剛感覺到累，就有人來傳喚我了。一切又重來一遍：我被送到同一個大廳，面對同一批面孔，只是大廳里更熱了，奇蹟一般，法官們、檢察官、我的律師和記者們每個人手上都多了一把蒲扇。那個年輕的記者和那個小女人還在那兒，但他們不扇扇子，只是默默地望著我。

  我擦了擦淌在臉上的汗，直到我聽見傳喚養老院院長，這才稍微重新意識到自己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們問他，媽媽是不是埋怨我。他說是的，但是養老院裡的老人埋怨親人差不多是一種通病。庭長讓他明確媽媽是不是怪我把她送進養老院，他又說了一次「是的」。但是這一次，他沒有補充什麼。對於另一個問題，他回答說他對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現出的冷靜感到驚訝。庭長又問他，在他看來，這種冷靜代表著什麼。於是院長看了看他的鞋尖，說我不想看一看媽媽，我一次都沒有哭，下葬後立刻就走了，沒有在她墳前默哀。還有一件令他驚訝的事情就是：殯儀館的人告訴他，我不知道媽媽的年齡。大廳里肅靜了片刻，庭長問他是不是確定是在說我。院長沒有聽懂問題，他回答：「這是法律。」於是庭長問檢察官還有沒有問題要問證人，檢察官大喊：「哦！沒有了，這已經足夠了。」他的聲音如此洪亮，他用揚揚得意的目光望向我，那麼多年來第一次，我有一種想哭的愚蠢衝動，因為我意識到所有這些人是多麼憎恨我。

  問過陪審團和我的律師還有沒有問題之後，庭長聽了門房的證詞。門房和其他人一樣，也重複了同樣的儀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別過臉去了。他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他說我不想見一見媽媽，我抽菸、睡覺，還喝了牛奶咖啡。我感到這時候有什麼東西激怒了大廳里的人，第一次，我理解了——我是有罪的。他們讓門房重複了一下牛奶咖啡和抽菸的事情。檢察官看了看我，眼睛裡閃著一種嘲諷的光亮。這時候，我的律師問門房有沒有和我一起抽菸，可是檢察官猛地站起來反對這個問題：「這裡誰是罪犯？這種試圖污衊證人來減弱證詞的做法算什麼高明！何況，證詞並不會因此而減少其絕對的有效性！」儘管如此，庭長還是請門房回答這個問題。老頭兒有點兒尷尬地說：「我知道我也有錯，但是當時我沒敢拒絕先生遞給我的香菸。」這時，門房用一種既驚訝又感激的神情看了看我。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說是他請我喝的牛奶咖啡。我的律師得意地叫了起來，說陪審團一定會重視這一點的。但是檢察官的聲音在我們頭上響起，他說道：「對，陪審團的先生們會重視的，而他們得出的結論將是，一個外人可以請喝咖啡，但一個兒子，面對著那個生了他的人的屍體，就應該拒絕。」門房回到了他的座位。

  輪到多瑪·貝萊茲，一個執達員把他扶到證人席上。貝萊茲說他主要是認識媽媽，至於我，他只見過一次，就是下葬那天。他們問他，那天我幹了些什麼，他回答道：「你們可以理解的，我自己那天太難過了，所以，我什麼都沒看見。痛苦讓我什麼都看不見了，因為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暈倒了。所以，我沒法看見先生。」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至少看見過我哭，貝萊茲說沒有。檢察官又說：「陪審團會重視這一點的。」但是我的律師生氣了，他以一種我覺得有些誇張的語氣問貝萊茲，有沒有看見我不哭。貝萊茲說：「沒有。」一陣哄堂大笑。我的律師捲起一隻袖子，以一種不容辯駁的語氣說：「請看，這場官司就是這個樣子。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沒有什麼是真的！」檢察官臉上的表情讓人捉摸不透，他用一支鉛筆在檔案材料的標題上戳著。

  在暫停審訊的五分鐘裡，我的律師對我說一切都進行得再好不過了，然後他們聽了塞萊斯特的辯護，他是由被告方傳來的。所謂被告，當然就是我了。塞萊斯特不時地朝我這裡看，手裡玩著一頂巴拿馬草帽。他穿著一身新套裝，那是他有些禮拜天跟我一起去看賽馬時穿的。但是我現在認為他那時沒有戴硬領，因為他襯衫領口上只扣著一枚銅紐扣。他們問他我是不是他的顧客，他說：「是的，但也是一個朋友。」問他對我有什麼看法，他說我是個男子漢；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誰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問他有沒有注意到我是個性格內向、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承認我不說廢話。檢察官問他我是不是按時付錢。塞萊斯特笑了，說：「這是我們之間的小事情。」他們又問他對我的罪行有什麼看法，於是他把雙手放在欄杆上，看得出來他是有所準備的。他說：「在我看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能理解，這種事會讓你無法抗拒。就是這樣！在我看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他還要繼續說，但庭長跟他說這很好，並且謝了他。塞萊斯特有點兒發愣，但是他說他還有話要說。他們讓他長話短說，他又重複了一遍這是一件不幸的事。庭長說：「是啊，這是當然，但是我們在這兒就是為了審判這一類的不幸。謝謝您。」仿佛他已經竭盡所能地表現出了他的技巧和善意。塞萊斯特朝我轉過身來，我看到他的眼睛閃閃發亮，嘴唇哆嗦著。他看上去像是在問我他還能做什麼。我呢，我什麼都沒說，什麼手勢都沒做，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擁抱一個男人。庭長又一次命令他離開辯護席，塞萊斯特回到了旁聽席上。在剩下的時間裡，他一直待在那裡，身子稍稍向前，雙肘支在膝蓋上，手裡拿著草帽，聽著大家說話。瑪麗進來了。她戴著帽子，還是那麼美，但是我更喜歡她披散著頭髮的樣子。從我坐著的地方，我可以隱約看到她輕盈的乳房，我發現她的下嘴唇總是有點兒腫著。她好像很緊張。一上來，他們就問她從什麼時候認識我的。她說是從她在我們公司工作的時候起。庭長想知道她和我是什麼關係，她說我們是朋友。對於另一個問題，她回答說她的確是要和我結婚。檢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問她是什麼時候和我發生關係的。她說了個日子。檢察官以一種漠然的口吻說，這好像是媽媽死後的第二天。接著他又以一種嘲諷的口氣說他並不想強調一種微妙的處境，他很理解瑪麗的顧慮，但是（這時候他的口氣更強硬了），他的職責使他不得不超越禮儀習俗。於是，他要求瑪麗講一講我和她發生關係那天的情況。瑪麗不願意說，但是在檢察官的堅持下，她講了我們游泳、看電影，然後回到我的住所。檢察官說，根據瑪麗在預審中所提供的情況，他查詢了那一天的電影篇目。他又加了一句，要瑪麗自己說那天放的是什麼電影。瑪麗用一種幾乎是蒼白的聲音說，那天放的是一部費南代爾的電影。她說完的時候，大廳里鴉雀無聲。這時候檢察官站起來，神情非常嚴肅，伸出手指指著我，用一種在我聽來極為激動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道：「陪審員先生們，這個人在他母親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開始搞不正當關係，還在電影院看喜劇開懷大笑。至於別的，我就不用多說了。」他坐下了，大廳里還是一片寂靜。可是，忽然間，瑪麗大哭起來，說情況不是這樣的，說還有別的事情，剛才那些是別人逼她講的違心話，說她非常了解我，我沒做過任何壞事。但是執達員在庭長的一個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審訊繼續。

  接下去馬松說話了，人們已經不怎麼聽了，他說我是個正直的人，「他甚至還要說，是個老實人」。等到薩拉瑪諾，就更沒有人聽了。他追憶說我對他的狗很好，當問到關於我母親和我的時候，他回答說我和媽媽無話可說，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把媽媽送進了養老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薩拉瑪諾說。但是似乎沒有人理解。他被帶出去了。

  輪到雷蒙了，他是最後一個證人。雷蒙朝我點點頭，立刻說我是無辜的。但是庭長說法庭要的不是判斷，而是事實。他要雷蒙等著被提問，然後回答。他們要他明確和被害人的關係。雷蒙藉機說被害人恨的是他，因為他羞辱了被害人的妹妹。但是庭長問他被害人是不是也有理由恨我，雷蒙說我到海灘上去完全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問他悲劇根源的那封信怎麼會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說那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反駁說偶然在這宗案子裡對人的良心已經起了太多壞作用。他想知道，當雷蒙羞辱他的情婦時，我沒有干涉，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證，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我的證詞完全是獻殷勤，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最後，他問雷蒙靠什麼生活，雷蒙回答「倉庫管理員」，但檢察官朝著陪審團宣布，證人幹的是拉皮條的污穢行當，而我是他的同謀和朋友。這本就是一件最荒淫無恥的事，由於牽扯到一個道德上的魔鬼而變得更加嚴重。雷蒙想自我辯護，我的律師也提出抗議，但是庭長要他們先讓檢察官說完。檢察官說：「我沒有太多要說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嗎？」他問雷蒙。「是的，」雷蒙回答，「這是我的一個朋友。」檢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個問題，我看了看雷蒙，他也正看著我。我回答：「是。」檢察官於是轉向陪審團，說道：「還是這個人，在他母親死後第二天就去幹了件最荒淫無恥的勾當，為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理由就去殺人，只為了結一件傷風敗俗的醜事。」

  他坐下了。我的律師已經快沒耐心了，他舉起胳膊，長袍的袖子都落了下來，露出裡面上了漿的襯衫上的條條褶皺，大聲喊道：「說到底，他到底是被控埋葬了他母親還是被控殺了人？」聽眾一陣大笑。但檢察官又站了起來，披上他的法袍，義正詞嚴地說，需要有可敬的辯護人那樣的天真質樸才能不感到這兩件事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悲壯的、本質的關聯。「是的，」他用力地喊道，「我控告這個人，他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這個控告在聽眾那裡似乎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師聳了聳肩，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但他似乎也動搖了，我知道事態對我來說並不樂觀。

  審訊結束了。走出法院上車的時候，有一剎那，我又感覺到了夏天夜晚的氣息和色彩。在這飛奔著的昏暗囚室里，我仿佛是從疲倦的深淵裡，一點一點聽到了那些熟悉的聲音，它們來自這座我熱愛過的城市，來自某些我曾感到滿意的時刻。已經輕鬆起來的空氣中，飄蕩著賣報人的吆喝聲、小公園裡還未散去的鳥叫聲、賣三明治的小販的喊叫聲、電車在城裡急轉彎時的呻吟聲，還有港口上方黑夜降臨前天空的嘈雜聲，這一切又在我心中隨性地勾畫出一條我在入獄前非常熟悉的路線。是的，這是我曾經感到滿意的時刻，但已是很久以前了。那時候，等待我的總是輕盈而無夢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著第二天的到來。好像畫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寧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