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01

  我被拘捕後沒多久，就被審訊了好幾次，但每次都只是身份調查，沒持續多久。第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沒引起誰的興趣。一星期後，倒是一位預審調查法官好奇地看了看我。但是剛開始，他只是問了問我的名字、地址、職業、出生日期和地點。然後他想知道我有沒有找律師。我說沒有，還問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為什麼會這麼問？」他說。我回答說我覺得我的案子很簡單。他微笑著回答：「您可以這麼認為。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師的話，我們會為您指派一個。」我覺得司法機構還管這麼細節的事情，真是太方便了。我對他說了我這個想法，他表示贊同，總結說，法律制定得很好。

  一開始，我沒太把他當回事兒。他是在一間掛著窗簾的房間裡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盞燈，照亮了他讓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則坐在黑暗中。我已經在書里讀過類似的描寫了，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一場遊戲。談話之後，我倒是看清他的模樣了，我看到一個五官清秀的人，深藍色的眼睛，高大的身材，長長的灰色小鬍子，一頭幾乎全白的頭髮。他在我看來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總之，是和藹可親的，雖然有時會有一種神經質的抽搐扯動他的嘴。出門的時候，我甚至想伸出手來和他握手，但我及時地想起我的手曾經殺過一個人。

  第二天，一位律師到監獄裡來看我。他又矮又胖，相當年輕，頭髮梳得服服帖帖。儘管天熱（我只穿了襯衫），他還是穿了一身深色的套裝，衣領有點兒破，還戴了一條奇怪的領帶，上面是黑白相間的粗大條紋。他把夾在胳膊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紹，對我說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有點兒棘手，但是如果我信任他，勝訴是沒有問題的。我謝過他，他說：「我們言歸正傳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對我說，他們已經了解了我的私生活，知道我媽媽最近死在了養老院裡。他們到馬朗戈去做過調查，調查人員得知了我在媽媽下葬那天「表現得麻木不仁」。「您知道，」我的律師對我說，「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問您這些事，但這很重要。如果我無言以對的話，這會成為起訴的一條重要論據。」他要我幫助他。他問我那一天是不是很痛苦。這個問題讓我很驚訝，我覺得如果要我來提這個問題的話，我會很難開口的。但我還是回答說我有點兒失去了自我探究的習慣，我很難回答他。毫無疑問，我很愛媽媽，但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希望過他們所愛的人死去。說到這裡，律師打斷了我的話，他看起來非常激動。他要我保證不在庭上說這句話，也不在預審調查法官那裡說。不過，我跟他解釋說我有一種天性，就是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安葬媽媽的那天，我太累了，也非常困，以至於我根本沒有意識到周遭發生的事情。我能肯定的是，我更希望媽媽沒有死。但是我的律師沒有露出滿意的神情，他對我說：「這還不夠。」

  他想了想，問我是不是可以說那天我控制住了我本能的情緒。我對他說：「不能，因為這不是真的。」他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望了望我，好像我使他感到有些厭惡。他幾乎是有點兒不懷好意地對我說，無論如何，養老院的院長和工作人員將會出庭作證，這將會讓我「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請他注意這件事和我的案子沒有關係，但他只是告訴我，很明顯，我本來和司法機構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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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生氣地走了。我本想留住他，跟他解釋說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說這種渴望是出於本性，而不是為了得到更好的辯護。尤其是，我看得出，我讓他感到不自在了。他不理解我，還有點兒怨恨我。我想對他說，我和所有人一樣，絕對地，和所有人一樣。可是這一切，說到底，實際上也沒多大用處，而且我也懶得說。

  不久之後，我又被帶到了預審調查法官面前。這時候是下午兩點鐘，這一次，他的辦公室很亮堂，只有一層紗窗簾勉強地遮一遮光。天氣很熱。他請我坐下，很客氣地對我說，我的律師「很不湊巧地」沒能來，但是我有權利不回答他的問題，等待我的律師來援助我。我說我可以獨自回答。他用手指按了一下桌上的一個按鈕，一位年輕的書記員走進來，緊緊挨著我的後背坐下了。

  我們倆都舒適地坐在各自的扶手椅里。審訊開始，他首先說人家把我描繪成一個沉默寡言不動聲色的人，他想知道我對此有什麼看法。我回答：「因為我總覺得沒什麼可說的，於是我就不說話。」他像第一次一樣笑了笑，承認這是最好的理由，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再說，這也沒什麼要緊的。」他不說話了，看了看我，然後相當突然地直了直身子，很快地對我說：「我感興趣的，是您。」我不太明白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就沒有回答。他又說：「您的有些舉動讓我不能理解，我相信您可以幫助我理解。」我說這一切都很簡單。他讓我把那一天的事情再講一遍。我把已經跟他講過的事情又敘述了一遍：雷蒙、海灘、游泳、糾紛，又是海灘、小水泉、太陽，還有開了五槍的事。我每說一句，他都說「好，好」；當我說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屍體時，他表示贊同地說道：「很好。」而我已經厭倦於翻來覆去說一件事了，我感覺我從來沒說過那麼多話。

  一陣靜默，接著他站起來，說他願意幫助我，我讓他很感興趣，如果上帝幫忙的話，他一定能為我做些什麼。不過在這之前，他還有幾個問題想問我。他直截了當地問我愛不愛媽媽。我說：「愛，和所有人一樣。」一直有規律地敲著打字機的書記員一定是按錯了建，因為他有點兒尷尬，不得不往回退機器。調查法官又問我——表面上看起來還是沒什麼邏輯——那五槍是不是連續開的。我回想了一下，說先開了一槍，幾秒鐘之後，又開了四槍。於是他問：「為什麼您在第一槍和第二槍之間停了停？」又一次，我看見了那片紅色的沙灘，感覺太陽在炙烤著我的額頭。但是這一次，我什麼也沒說。一片沉默中，法官看起來坐立不安。他坐下來，抓弄著頭髮，把胳膊支在辦公桌上，微微朝我俯下身來，神情有點兒奇怪：「為什麼，為什麼您會往一個躺在地上的屍體開槍？」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法官把雙手放在額頭上，重複了一遍他的問題，聲音有點兒細微的變化：「為什麼？您一定得對我說。為什麼？」我一直不說話。

  突然，他站了起來，大步走到他辦公室盡頭的一個文件櫃前，拉開一個抽屜。他拿出一個銀十字架朝我走來，十字架一路晃蕩著。他的聲音完全變了，幾乎是顫抖著，他大聲問我：「這個東西，您認得嗎？」我說：「認得，當然認得。」於是他語速飛快、熱情洋溢地對我說他信仰上帝，他相信沒有一個人的罪孽會深重到上帝都無法原諒他的地步，但是他必須悔過，變得和孩子一樣，靈魂是空的，準備好接受一切。他整個身子都伏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頭頂上搖晃著十字架。說真的，他的這番推理我沒怎麼跟上思路：首先是因為我太熱了，他的辦公室里有幾隻大蒼蠅，落在我的臉上，也因為我有點兒怕他；同時我也發現這很可笑，因為無論如何，畢竟那個罪犯還是我。然而他還是喋喋不休。我差不多理解了，在他看來，我的供詞中只有一點不清楚，就是等了一下才開第二槍的這個事實。其餘的都很明白，但就這一點，他不懂。

  我正要對他說，他沒必要這麼固執，因為最後這一點並沒有那麼重要。但是他挺直了身子，打斷了我，又最後一次勸告我，問我信不信上帝。我說不。他氣憤地坐下了。他跟我說這不可能，所有人都信上帝，即使是那些扭過頭不敢看主的人。這是他的信仰，如果要他懷疑這一點的話，那他的生命將不再有任何意義。他大喊道：「難道您要我的生命失去意義嗎？」在我看來，這和我沒關係，我也這麼跟他說了。但他已經把基督像從桌子那端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失去理智一般大叫起來：「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請求他饒恕你的罪過。你怎麼能不相信他曾經為你受難呢？」我清楚地意識到他用「你」來稱呼我了，但我已經厭倦了。屋子裡越來越熱。跟平時一樣，當我不想聽對方講話的時候，我就做出贊同的樣子。讓我驚訝的是，他竟真的開始揚揚得意。「你看，你看，」他說，「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話告訴他了？」顯然，我又說了一次「不」。他一屁股跌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他看起來很疲憊，好一陣沉默不語。打字機一直跟著我們的對話，這時還在打著最後幾句話。然後，他帶著一絲哀傷，凝視著我，嘀咕著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您這麼頑固的靈魂，那些來到我面前的罪犯在這個受苦受難的形象面前，沒有一個不聲淚俱下的。」我本想回答他，那是因為他說的都是罪犯；但是我立刻想到，我和他們一樣，也是罪犯。對於這個想法我總是不能習慣。這時，法官站了起來，像是在告訴我審訊已經結束了。他只是用一種有些厭倦的神情問我有沒有後悔自己的行為。我想了想，說「與其說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說是某種厭煩」。我覺得他沒明白我的話。不過那天發生的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

  後來我又見了這位預審法官不少次，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師陪著。他們只是讓我對之前做的供詞再明確一些細節，或者是法官和我的律師討論指控的罪名。但實際上，這些時候他們根本就不管我了。總之，漸漸地，審訊的調子改變了，好像法官不再對我感興趣了，他已經以某種方式把我的案子歸檔了。他不再跟我談論上帝了，我也再沒有看見他和第一天那樣激動過。結果，我們的談話反而變得更加親切了。提幾個問題，和我的律師聊聊，審訊就結束了。按照預審法官的話來說，我的案子走在正軌上。有時候，如果談話涉及的是一般問題，他們就讓我也參與進來。我開始喘過氣來了。這時候大家對我都不壞，一切都是這麼自然，解決得這麼好，上演得這麼有分寸，我竟然有了一種「和他們都是一家人」的可笑感覺。預審持續了十一個月，可以說令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是，有生以來最使我喜悅的事竟然是有那麼不多的幾次，法官把我送到他辦公室門口，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今天就到這裡，反基督先生。」然後他們再把我交到法警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