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國荃彈劾後，跑回北京休閒了一段時間，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隸總督。

  曾國藩向他伸出飽含深情的友誼之手，官文卻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雖未不共戴天，卻在心裡發誓老死不相往來。

  在開始直隸總督工作前，曾國藩用對聯來表明自己的工作態度。

  第一副對聯是這樣的：長吏多從耕田鑿井而來，視民事須如家事；吾曹同講補過盡忠之道，凜心箴即是官箴。

  他問人：「怎樣？」

  「好！」

  他也覺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來，再看這副對聯，覺得不太好。較真的人往往都是這樣，一定要做到最好。於是，他又寫了第二副：念三輔新離水旱兵戈，賴良吏力謀休息；願群僚共學龔黃召社，即長官藉免愆尤。

  他又問人：「怎樣？」

  本章節來源於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這個嘛，太深奧了。」

  曾國藩扯碎了，捻著鬍子，捻掉了幾十根，寫出了第三副：隨時以法言巽語相規，為諸君導迎善氣；斯民當火熱水深之後，賴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們都叫起好來，「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讓人敬佩。」

  曾國藩說：「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這三副對聯可謂是曾國藩的誓言，既要練好兵，又要整頓吏治，希望官員們能夠體恤民間疾苦，認真辦事，修養民力，讓百姓有個喘息的時間，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

  他這樣希望，也這樣做了。

  首先是練兵，他從淮軍和綠營中挑選精銳，用訓練湘軍的辦法訓練這支部隊。其次是整頓吏治，難度很大。他擇優錄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從全國各地都跑來找他，結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異曲同工。最後，曾國藩在轄區內大興水利，防杜河患，保證農業。

  公平地講，在保定的一年，曾國藩充分展現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遺憾的是，時間太短，並未立竿見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發，如同一陣暴風，把曾國藩再吹到風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謂教案，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紳士、民眾和西方來的基督教、天主教傳教士或這些傳教士發展的中國教民之間的衝突。互相謾罵、鬥毆是輕的，嚴重的則會發生流血衝突，中國人會焚燒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開始的傳教士來中國，純是抱著傳播上帝福音的。但後來，有些傳教士發現來中國就會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於是魚龍混雜。中國人首先對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們的惡意宣傳，中國人就把傳教士們當成了魔鬼。衝突不斷，尤其是在北京的門戶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無雨，中國人花費人力物力和金錢，祭祀龍王爺，卻毫無成效。傳教士們也過來湊熱鬧，用科學解釋說，世上只有上帝，沒有龍王爺，天是否下雨和神仙無關。

  中國人憤憤不平，本來就不下雨，莊稼已宣告顆粒無收，洋鬼子還跑來說風涼話。於是，仇恨變成謠言。

  有人說，天不下雨全是因為傳教士，有謠言更進一步：教堂專門拐賣小孩，然後挖心用來做藥。更有謠言登峰造極：洋人的眼睛發藍，是魔鬼，要想保持他們的魔力，必須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親眼所見，在教堂的地窖中，盤子裡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當時風聲已緊，有人提醒天津知縣劉傑和知府張光藻，傳教士和民眾的關係空前緊張。二人一笑，自從傳教士來中國後，其和民眾的關係就從未緩和過，慌什麼！

  1870年6月18日，酷熱陣陣。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個叫武蘭珍的誘拐兒童的人，村民們先將其暴揍一頓，然後送到知縣劉傑處。

  審訊過程相當荒謬，劉傑事後稱，武人販子被送到時已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邊的桃花口百姓轉達的。武人販子說，他是教堂里派出來誘拐兒童的，還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柵欄，並說讓他誘拐兒童的人是個兩眼巨大的洋人。

  劉傑覺得事態嚴重，就通知了知府張光藻，張光藻急忙通知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對質。

  結果對質那天，根本沒發現武人販子所說的席棚柵欄，他也不認識教堂里的傳教士。崇厚認為，武人販子在撒謊，張光藻也隨便定了案，武人販子是自主行為，和教堂無關。

  直到那時，天津方面的官員也未認識到事情真的很嚴重。當他們在教堂里對質時，教堂外面已圍了許多中國人。案子一定，中國人情緒大為激動。教堂的人也激動，雙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彈壓，教堂方面當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們的領事館。法國領事豐大業帶著人和槍，在教堂前一陣亂轟。轟完後還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門大鬧。

  崇厚以德服人，勸他趕緊走，因為衙門口已圍了許多人。豐大業氣呼呼地走了，圍在外面的中國人還算克制，放出一條路來，讓他走。

  本來這件事應該就此結束，但豐大業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縣劉傑，抽出槍來就射，劉傑僥倖，可他的家人卻受了傷。這下惹惱了中國民眾，大家發一聲喊，把豐大業和他的隨從圍住，亂拳亂腳，活活打死。

  民眾打得興起，打死豐大業一行後，又跑到各個教堂和其他外國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燒又是殺，騷亂終結時，已有20名外國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燒三處。

  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京津震動。

  第二天，七個西方國家向清政府發出照會表示抗議，並要清政府嚴懲兇手，各國軍艦開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結，可謂劍拔弩張。只要一點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禍。

  能處理好這件事的人，在當時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國藩。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識，於是，曾國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處理這件事，記住，它關乎國運！

  但這道聖旨還有句話：如果你身體允許，就趕緊去。

  教案發生的一個月前，曾國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強人意，而且眩暈症加重。據他描述，走路猶如行進在雲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繼續患病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們也說，您這身體和精神狀況，恐怕無法勝任這份工作。

  幕僚們說這些話時，曾國藩正在練字，這是他每天的必修課。

  老實說，曾國藩的字屬於中上。不過自從一隻眼失明後，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測，由於只有一隻眼，所以他寫字時正如舉槍瞄準，總能擊中漢字的韻味。

  幕僚們七嘴八舌地議論，他漫不經心地把寫滿字的紙放到一旁，在新紙上寫了字，很大的字，一個字。

  他把紙張開，字的那面對準幕僚們。

  「貞！」幕僚們異口同聲地讀了出來。

  讀，誰都會，可這個字背後的深意是什麼，恐怕只有曾國藩知道。因為是他寫的。

  看到幕僚們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國藩蒼老的面容竟然展現出許久未有的微笑。

  他說，「朱熹把《易經》中的元（初始）、亨（通達）、利（和諧）、貞（貞固）與四季相配，這個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覺得，『貞』字就是硬字訣。」

  幕僚們來了興趣，期待曾國藩的盡興發揮。

  「我認為，『硬』就是倔強的意思，功業文章，都要從此二字貫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認準了的事，非要有硬氣，如農人所說的要如倔驢般，必要做出個模樣來。」

  「我們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們都是聰明人。

  曾國藩接著發揮道：「何謂忠？儘自己的心力即是忠，這件事，我必須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的事，不迴避，不推諉。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處理教案的難度，曾國藩縱然只有一隻眼，也看得異常清楚：難，實在是太難！

  對於難事，曾國藩向來有一種人生態度：以必死的決心去做！

  窗外，陽光刺眼，刺得曾國藩那隻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許久，他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他說，「我已提前穿上了壽衣。」

  慶幸的是，雖穿著壽衣，卻還有機會寫遺囑。他提筆，情感真摯地寫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遺囑。

  這不是一封簡單的遺囑，它是曾國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狀況。讀一個人的思想，最好是讀他的臨終遺言，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雖然曾國藩在1870年並未臨終，卻是以臨終的心態寫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1853）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余若長逝，靈樞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奪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抄錄，今已抄一多半，自須全行擇抄。抄畢後存之家中，留與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蓴齋抄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符篇積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力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餘生平略涉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修、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窗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佐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二者痛下功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餘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置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著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尚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即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待其後而已。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教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稗益於諸弟。余兄弟妹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為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叔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候、沅甫兩叔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為我彌縫缺憾耳。

  遺囑的最後，曾國藩還留下兩首詩，名為《忮求詩》。忮是嫉妒之意，求是多欲、貪求之意。曾國藩告訴子孫後代，不可嫉妒不可貪求，同時要克勤克儉，順人生之自然。顯然，這已脫離了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進入了道家順其自然、不爭不怒的境界。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青少年時代做出驚天動地大事業後，年老之時都會有這種心境，也會主動進入這種心境。世事滄桑，南柯一夢。幾十年苦苦追求並且已得到的東西，最終不過是一場幻夢。

  這道遺囑，曾國藩看了三遍，潤色了三遍，然後偷偷地鎖到箱子裡，叮囑留守保定的心腹道：「一月後，打開它，寄回我的家鄉。」

  為什麼是一個月？

  幕僚沒有問，曾國藩也沒有說。

  清晨，濃霧撲面而來，曾國藩被人攙扶到車前，回頭用一隻眼看了看直隸總督衙門，沒看清楚。

  他吃力地登上車，車輪在石板路上嘎嘎地響起，曾國藩在車裡如雕像，閉著一隻眼，一動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