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祁門

  鐵血紀律似乎在1860年時解決不了曾國藩的困境。當李元度蹣跚於遙遠的邊疆路上時，曾國藩在祁門連半步都進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軍李秀成兵團攻占離祁門只有幾十里的黟縣。這支兵團的宣傳隊朝著曾國藩的祁門大營敲鑼打鼓，看架勢隨時要發動決戰似的進攻。

  曾國藩滿腹惆悵，對他的將領們說，「如果李秀成來攻，就讓他來，我絕不逃跑。」他的將領們站在屈指可數的士兵前面訓話，誓死保衛曾大帥。幸運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門，或者說，當時太平軍已把祁門包圍的水泄不通，李秀成並不著急。

  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太平軍越是不來攻，曾國藩就越是驚恐難耐。在祁門之外，太平軍左衝右突，上演著一幕幕勝利大戲，曾國藩成了個悲傷的看客。他給家人寫信，絕望透頂地說：「最近半個月，奇險萬狀，風波迭起，外面的情報送不進來，裡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覺到世界把我們拋棄了。」

  世界把祁門變成了一個人心渙散、悲觀的地獄。有位幕僚逢人便問：「死在一起如何？」

  各種各樣的幕僚、中下級軍官們紛紛逃亡，軍中一片肅殺景象。

  曾國藩只好死馬當活馬醫，試圖用誠意挽救祁門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暫時離開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無事後，仍可來營，吾不介意。」

  這招的確起了點效果，那些有血性的軍官們聽後，熱血沸騰，反而視死如歸，再也不說走的事了。而幕僚們卻對此嗤之以鼻，臉皮厚的真就去領了三個月薪水，和曾國藩招呼也不打一個，抱起儒書就走。

  

  幕僚們走得越來越多，曾國藩咬牙切齒，每天都在紙上畫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傷的軍情每天都來之外，曾國藩還能收到離開他幕僚的名字。

  每當有人告訴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來告訴他：「王闓運先生竟然沒有走！」

  曾國藩「嘶」了一聲：「他竟然沒走？」

  王闓運，可謂大名鼎鼎。他後來撰寫了聞名天下的《湘軍志》，是研究湘軍最寶貴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長帝王學，所謂帝王學，就是找個潛力股，把他培養成帝王的同時，自己也能成為帝王師。他1860年進曾國藩幕府時，極受曾國藩的器重。可後來，曾國藩發現這小子是個大嘴巴，什麼都敢說，於是刻意疏遠他。

  王闓運也注意到了曾國藩態度的變化，在這種時候，最應該走的就是他。

  曾國藩大為驚奇，還有點小感動。

  他命令僕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幹什麼？」

  僕人很快就回來了，告訴曾國藩：「王先生在讀《尚書》。」

  曾國藩問：「他的跟班呢？」

  僕人摸了摸頭，「沒有見到。」

  曾國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僕人莫名其妙。

  曾國藩道：「王先生對《尚書》能倒背如流，在這種危急時刻竟然還看，顯然是拿著書裝樣子，其實在思考走的問題。他的僕人和他形影不離，如今卻不見蹤影，可見是去收拾東西了。」

  第二天，王闓運果然領了三個月薪水，逃之夭夭。

  誰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國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著眼睜睜地面對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來越糟。1860年最後一個月，他甚至寫好遺囑。遺囑中有這樣一句話，讓人讀來淒涼：自來祁門後，實無生人之樂趣。然後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說，「我這人天資本一般，全靠個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無論是理學思想還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帶兵，帶兵根本不是我所長，兵貴奇而我太平，兵貴詐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勝利，全靠僥倖，非我真本領。不過，我這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樣卻是行的，那就是識人用人。你們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個不是獨當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著對家人說，「識人用人是天賦，你們大概學不來。請記得我的話，將來曾家人萬不可帶兵，至於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場如戰場，不是那麼好玩的。」

  字裡行間透露著平淡的心態，其實，曾國藩當時內心已波濤洶湧。讀歷史，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記下來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偉大人物看似在危難關頭泰然自若，其實他們也是凡人，也有恐懼，只不過有人用文字掩飾過去了。曾國藩在祁門大營正如他所說，毫無生人樂趣。但他有一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那就是，臨危雖然懼，卻不後退，不當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學的氣節情懷鑄造了他這種死都不肯退縮的第二性格，這是英雄人物必備的性格之一。或許正應了那句話，天佑英雄，曾國藩的運氣稍有好轉。外圍的左宗棠突襲景德鎮，大獲成功。景德鎮是通往祁門的必經之路，也是最容易進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門大營轉危為安了。

  湘軍將士們歡欣鼓舞，曾國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幾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襲上他的心頭，攪擾得他不得安寧。這就是在此之前發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個夜晚，曾國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聖旨驚醒。

  咸豐在聖旨里悲痛地說，一月前，英法聯軍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進到通州八里橋，守衛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團。外界傳說，僧格林沁戰無不勝，但我覺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軍北上勤王。

  曾國藩聽完聖旨，「哇」地吐出一口鮮血來，昏倒在地。眾人急忙來救，半昏半醒狀態下，曾國藩「呃」了幾聲，又暈過去了。

  醒來時，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將領們都圍繞床前，臉上呈現出焦急之色。曾國藩安慰眾人說：「我沒事，我這點事和皇上現在的處境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

  眾人開始竊竊私語，私語的當然是勤王的問題。有幕僚說，「應該立刻勤王，這是臣子之責，」有幕僚幫襯著說，「很多官員都說咱們湘軍自成一系，對皇上不那麼忠誠，現在正是破此謠言之時。」

  曾國藩睜著空洞無神的大眼，望著窗外，窗外細雨綿綿，冷空氣進來，他的皮癬開始發作。他伸出兩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層明月光。

  眾人就在這紛紛的「雪片」中等待曾國藩的意見。曾國藩思考問題向來慢，他一面抓皮膚，一面思索：到底該不該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應該立即從床上爬起，帶著他的湘軍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豐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還要每個士兵臉上呈現出「忠誠」的顏色。但道理和現實有明顯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門大營；其次，如果調圍攻安慶的部隊北上，那他的作戰計劃將功虧一簣；最後，他不認為自己的湘軍能打得過英法聯軍。

  也就是說，他北上的話，非但意義不大，可能會滿盤皆輸。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讓臣來，臣不得不來。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國藩在軍帳里不斷踱步，思索皇上的命運，不知該如何是好。有幕僚進來，他招呼到棋盤邊，二人下了兩盤棋。幕僚明顯感覺到曾大帥魂不守舍，卻也無話可說。

  接到聖旨的三天後，曾國藩在一場噩夢中驚醒，眼前突現一片銀絲水簾，寒雨敲打著窗棱，如同咸豐用六棱錘敲打他的心臟一樣。

  「不能北上！」他對著房間裡的一片漆黑處，斬釘截鐵地說道。

  凌晨，他讓人叫來幾個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處處都是長毛賊占上風，只有安慶一城是長毛賊占下風，豈肯輕易撤退？」

  幕僚們已聽出曾大帥的深意，卻並不吃驚。他們太了解曾大帥了：堅守既有立場，絕不放棄一點點優勢。

  「可是，聖旨……」有幕僚一語中的。

  曾國藩立即萎靡下來，思索許久，才緩緩地說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橋。」

  這種謊言，連他自己都不信，幕僚們自然也不信。隨即，他又說，「我可向皇上請求從湘軍中調派一人北上，即使讓我北上也可以，但整個湘軍不能撤退。」

  機智過人的幕僚們紛紛點頭，曾國藩驚奇起來：「你們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訣。」

  「哦？」曾國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賣弄起來：「祁門離北京的路程，快馬加鞭的情況下，單程還需半個月。您這道奏摺送到北京，皇上的聖旨再來，一個月時間過去了，這就為進攻安慶爭取到一個月時間。」

  曾國藩笑出聲，但馬上就收起，長嘆一聲：「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實際上，曾國藩用拖字訣，並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當時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調，一旦咸豐允准他的建議，他就親自北上。但他也悲觀地承認，英法堅船炮利，我輩真很難阻擋，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體土崩，我輩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在憂懼和痛苦中，曾國藩度過了難熬的一個月，祁門大營轉機來臨時，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來信。信中說，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聯軍就摧毀了僧格林沁兵團，咸豐早已西逃。英法聯軍不但占領了北京，還把圓明園付之一炬。

  曾國藩原本的憂懼和痛苦頓時變成震驚，他在日記中寫道：「傷痛之至，無可與語。」他知道，已經等不來咸豐對他意見批示的聖旨，在接到朋友來信的十天後，他接到咸豐的聖旨。聖旨里的語氣半死不活地說：「和英法的和議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國藩額手稱慶，但這種情緒並未持續多久，他面臨兩個選擇或者說是兩個問題。第一，離開祁門大營；第二，英法列強對中國的虎視眈眈和步步緊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師穆彰阿探討過對待西方列強的態度，他認為應以和為貴，以信為本。但這些年他耳濡目染，卻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和與信並不能解決西方列強的貪得無厭。那麼有什麼辦法呢？

  至少在祁門大營昏暗的軍帳中，曾國藩冥思苦想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離開祁門大營的吵鬧聲吸引了。

  很多人都對曾國藩駐紮祁門頗有意見，李鴻章是反應最激烈的一個。如今危險已解除，按理說曾國藩應該立刻離開才對，但他就是不緊不慢，對那些請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個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職位是兩江總督，太平天國之前，兩江總督的駐紮地是南京，太平天國把南京變成天京後，兩江總督多駐常州，這是個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財賦支持江南大營，一方面又可把糧食運往北京。可現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國的地盤。整個江南幾乎都成了太平天國的地盤，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員、士紳都希望他即刻來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門，給人的感覺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時唯一的目標只是安慶。

  在和幕僚們閒聊、正式開會了多日後，曾國藩發現，自己的堅持應該放棄，因為祁門的確是險地，一旦再度被圍，就沒有上次那麼好的運氣轉危為安了。

  出祁門前，他重申自己的執意：出去後先打安慶，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們說：「只要能出這個絕地，先打哪裡都成，讓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國藩拔營，湘軍秩序井然、鬥志昂揚地離開祁門，離開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慶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