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金身

  曾國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熱的幾天裡，得出這樣高明的結論：我到處碰壁，非是心外壁壘森嚴，而是我內心不夠強大。也就是說，淪落到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養方面有無限弱點，這些弱點才是讓我被人拋棄的主因。

  那麼，都有哪些弱點呢？

  曾國藩總結為兩條。第一條，缺少「謙」的美德。早在京城時，曾國藩就用理學修心法抑制過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勞無益，傲慢就在他骨子裡，自他開始辦團練開始，這種心態在輕視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發。曾國藩雖然是中下之資，卻非常自負，認為自己本領奇絕。奇絕在哪裡呢？他自稱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見到別人家不是，而見不到自己不是。

  他說，我曾絕望過兩次，自殺了兩次，活過來後，立即就精神百倍，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辦團練，有人譏諷我，用各種方法對付我，我忍辱負重，終於辦成天下第一軍——湘軍，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說，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沒有賞我，我也沒有抱怨（扯淡）；我的軍隊後來收復武昌，皇上也沒有賞我，我更無抱怨（更扯）；現在，我被皇上扔在家裡，我平靜如水（太扯了），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無可無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說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孔子可真夠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來。千萬豪傑拋頭顱灑熱血創造了太平盛世（有道）這個平台後，我出來推行我的主張，天下一亂，大事不妙，趕緊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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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恐怕不是這樣的人，他心懷天下，似乎還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經過反思後，他意識到，人不可能永遠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這是樸素辯證法。所以上坡時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時也不能低迷消沉。歸根結底，人必須要有顆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國藩說，從今以後，我要大變身，常見得自己不是，常見得別人的優點。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條，必須要圓滑。曾國藩終於覺察到一點，自己所經之地的官員處處和他作對，是因為他不懂官場。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歡的人應酬交際，不合群是官場大忌。中國官場是個奇特的所在，在這個場子裡，所有人都必須把真正的我隱藏，絕不可以致良知，誰致誰死。所有人必須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則只能是死無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個好官職。蔡京知道這人人品不錯，就沒有給他。有人問蔡京，為何不給他官。蔡京說了令人咂舌的官場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沒有這回事！

  曾國藩始終在官場保持剛方之氣，以為天地正氣能勝萬邪，最終，他失敗了。無論是湖南的芝麻小官，還是湖南大佬駱秉章、江西巡撫陳啟邁或是文俊，對他曾國藩都是有冷沒熱。原因就在於，曾國藩不能融入他們的官場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還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謂知行合一，非是單純的知與行的統一。它對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應該分裂，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人前一套人後一套。而中國官場恰恰要的就是這種人格的分裂。

  曾國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幾年後，對人無限感慨地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棘。後來改弦易轍，稍覺相安。」也就是說，曾國藩比從前更會做官了。只要會做官，官官相護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順當多了。

  當人們讚嘆蝴蝶破繭而出、鳳凰涅槃、雄鷹砸啄時，有誰能真正理解蝴蝶、鳳凰和雄鷹的苦楚？

  重生之後是光輝，但重生的過程卻痛不欲生。

  曾國藩的重生過程也是如此，當人們真正要脫胎換骨時，會對自己從前的愚蠢極度愧悔，這愧悔的心理過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當曾國藩要從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時又產生了新的煩惱，這煩惱如邪惡之火，的確燃燒了從前，但也點燃了現在。

  這種自我反省的過程雖然痛苦，但卻寧靜，不受外界的干擾。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別人的臉色。但有件事就不這樣容易了，這就是當時輿論對曾國藩的嚴厲苛責！

  大眾輿論一致認為，曾國藩常誇口自己深諳傳統道德三昧，忠君言辭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可為什麼在奔喪之後卻向皇帝伸手要權，權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來？這是典型的偽道學！

  曾國藩的敵人不必說，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攻擊他，縱然是他的朋友也來信語言婉轉，認為他這次很失態，沒了儀態。敵人、朋友的責難，曾國藩能承受，讓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對他毫無保留的攻擊。

  左宗棠在當時南方名動天下。他要推舉誰，誰馬上就飛黃騰達；他若貶損誰，誰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審判機。現在，他把這台機器對準了曾國藩。

  他先從曾國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喪說起：「老兄你領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維卻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你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趕，你的忠心可就沒那麼純了。你是否聽我的勸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說；你重新出山，憑你那點能力，對國家大局是否有幫助，我也不敢說。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喪，真是無禮無義，我必須敢於教訓你幾句。」

  鋪陳了這樣一番宏大開場白後，左宗棠直奔曾國藩的人生觀：「你經常擺出一副道學家面孔，四處吹噓自己『以誠為本』，可你這次卻打著給老爹上墳的旗號，行向皇帝要權的實。我看你的良知徹底壞掉了，你平時自詡光明正大，我看這要麼是你在說笑話，要麼就是……不必說了吧，你用事實證明了這是個反語啊！」

  曾國藩看信後，除了七竅生煙外別無他法。對付左宗棠這種嘴損到家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國藩隻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許多天回信，發現沒有回信。他竟然氣沖斗牛，對人說：「曾國藩這人才短氣狹，絕不是平賊之人。」意思是，曾國藩狗屁不是，心眼還這么小，根本就不是帶兵打仗的料。

  這可真夠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處說，結果長江兩岸都知道曾國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別小，更知道曾國藩「以誠為本」的人生觀根本是個笑話。

  幸好曾國藩心眼遠沒有左宗棠判斷的那樣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對昨日種種之非的愧悔和輿論的攻擊，讓曾國藩漸漸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時間裡，他猶如魔鬼附體，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從其家經過的人常常聽到一副破鑼嗓子，震天響。

  曾國藩有這樣失心瘋的表現，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對當時形勢痴心妄想的判斷。他離開江西時，太平軍和湘軍正在打破腦袋爭奪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軍事重鎮，雙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達開在南京城發現處處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帶領二十萬精銳出走。江西太平軍頓時兵力銳減，湘軍在江西全線反攻。曾國藩被這一亂象所震驚，他認為不出一年，太平軍就會被徹底鎮壓。戰爭一結束，他立功揚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時機就灰飛煙滅。這比出師未捷身先死還要痛苦一萬倍。

  他不無痛苦地和弟弟曾國荃說：「人生都是命，半點不由人啊。」悲嘆完他的世界觀，就跑到庭院裡大吵大鬧，曾家短暫的寧靜後，重溫雞飛狗跳。

  曾國藩不明白，他不是預言大師，他的出山是命中注定，沒有註定的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