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清軍大舉進攻西南及永曆朝廷的播遷

  第一節　清軍三路進攻貴州、雲南

  孫可望的發動叛亂和兵敗降清，在清廷看來無疑是天賜良機，可以利用南明的內訌，一舉蕩平黔、滇，實現統一大業了。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廷正式下達三路進軍西南的詔諭：一、任命平西王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與固山額真、墨勒根侍衛李國翰率領所部，由陝西漢中南下四川，進攻貴州；二、任命原定駐防江寧的固山額真趙布泰為征南將軍，統兵南下湖南，由經略洪承疇撥給部分漢兵，取道廣西會同定藩下提督線國安部，北攻貴州；三、任命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固山額真濟席哈等統兵前往湖南，會合洪承疇節制的漢兵一道由湖南進攻貴州[1]。

  1658—1659年清軍三路進攻黔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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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年（順治十五年）正月初九日，清廷又任命信郡王多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同平郡王羅可鐸，貝勒尚善、杜蘭，固山額真伊爾德、阿爾津、巴思漢、卓羅等帶領大批八旗兵南下，「專取雲南」，敕諭中明確規定「如貴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盡者亦並加綏定」[2]，這意味著賦予多尼以節制三路清軍的指揮權。多尼的任命雖距三路進軍的詔諭不到一個月，但實際上清廷的意圖是要看進攻貴州是否順利，再決定多尼率軍南下攻取雲南的日期。

  由於李定國在平定孫可望叛亂後，舉措不當，不僅沒有及時部署針對清方必然乘釁發起的攻勢，反而為了「整頓」內部把久經戰陣的領兵大員調回昆明，從而嚴重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區的防禦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三路進攻貴州進展得極為順利。現分述如下：

  羅托率軍於二月間到達湖南常德後，即會同經略洪承疇部左標提督李本深、右標提督張勇等部官兵一萬六千名進占辰州，另由偏沅巡撫袁廓宇領總兵李茹春、王平、南一魁、陳德等部官兵一萬一千名由寶慶進占武岡、新寧、城步、綏寧。這月下旬到三月間，羅托、洪承疇指揮的清軍已經占領湖南沅州（今芷江）、靖州[3]，長期在湘西同清方相持的明軍全線潰敗。清軍乘勝追擊，占領貴州鎮遠、黃平、平越；四月，占領省會貴陽[4]，南明安順巡撫冷孟銋兵敗而死[5]。

  同年二月，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由陝西漢中統兵南下四川。三月初四日到達保寧，初七日起經南部縣、西充縣向南推進，十四日到達合州，一路上人煙斷絕，「枳棘叢生，箐林密布，雖鄉導莫知所從。惟描蹤伐木，伐一程木，進一程兵」。吳三桂的記室（文案幕客）馬玉賦詩云：「空山惟有啼鵑淚，剩屋曾無乳燕巢」，還自認「未足狀荒涼萬一」[6]。南明鎮守重慶總兵杜子香棄城而逃，吳三桂部於四月初三日占領重慶。當時川東、川西還駐有不少南明軍隊，吳三桂和李國翰為了遵守清廷諭旨會攻貴州，於十三日率領主力渡過長江向南推進，為防止後路被切斷，留下永寧總兵嚴自明和新設的重夔總兵程廷俊（原廣元副將）鎮守該城[7]。吳三桂、李國翰軍取道四川綦江縣於二十五日進至貴州桐梓縣境的三坡、紅（虹）關、石台關[8]，這一帶山高路窄，「上則摩於九天，下則墜於重淵，人皆覆澀，馬皆釘掌，節節陡險，一夫可守」。明將劉鎮國帶領兵員和大象扼險以守，被吳三桂軍擊敗[9]。三十日，清軍占領遵義，明將郭李愛等率部卒五千餘名投降[10]。五月初三日，吳軍繼續南下，經息烽、扎佐到達貴陽同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會師。十一日回師息烽，在開州（今貴州開陽）倒流水擊敗明總兵楊武部[11]。不久，吳三桂返駐遵義，一面休養兵馬，一面招降南明官員，先後來歸的有水西宣慰司安坤、酉陽宣慰司冉奇鑣、藺州宣慰司奢保受、興寧伯王興及部下七千餘人[12]。

  趙布泰軍於二月初一日自武昌出發[13]，二十日到達湖南衡州。洪承疇撥給經略標下左路總兵張國柱部兵三千名，於三月初五日赴廣西[14]，會合定藩下提督線國安部兵八千餘名，取道南丹州、那地州（在今廣西南丹縣西南），北上進入貴州境，經豐寧司（今貴州獨山縣上司鎮），於五月間攻占獨山、都勻[15]。

  到1658年（順治十五年）五月，清方三路大軍已經實現了會師貴州的戰略目標，占領了包括貴陽在內的全省大部分地方。永曆朝廷雖然發動了局部的反攻，如給土司羅大順加官都督，讓他領兵於五月間收復清平（在今凱里、福泉之間）、新添衛（今貴定縣）[16]；命張先璧部於八月間兩次反攻貴陽[17]，都因兵力單薄，很快被清軍擊退。

  這年九月，多尼帶領的增援大軍由湖南進入貴州。十月初五日，在平越州東南的楊老堡召開會議，洪承疇由貴陽，吳三桂由遵義，趙布泰由都勻趕來參加。會議決定分兵三路大舉進攻黔西、雲南。除了留下羅托和洪承疇帶領部分軍隊暫住貴陽，鎮守新定地方，料理糧餉外，中路由多尼統率由貴陽進攻安順、安莊衛（今鎮寧縣）、關嶺、普安入滇；北路由吳三桂率領（李國翰已於七月間病死[18]）攻畢節、七星關入滇；南路由趙布泰統率本部及線國安、張國柱軍，並增派固山額真濟席哈部一道由都勻西攻安龍、黃草壩入滇[19]。「十一月，信郡王至貴陽，後數日遂發；吳三桂、卓布泰亦於是日率甲士各五萬行」[20]，從十四日起開始了針對雲南的大舉進攻[21]。

  清軍由湖廣、四川、廣西三路進攻，南明軍隊節節敗退。長期同清方相持的湘西、四川、廣西防線迅速瓦解，連孫可望掌權時期已經成為後方基地的貴州省也大部分被清軍占領。南明西南戰局出現這樣全面的惡化，李定國的舉措失當是主要原因。清軍的進軍順利並不是在兵力上占了絕對優勢，只要把1658年（順治十五年）同1652年（順治九年）清廷向西南戰場投入的兵力做一個對比，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一、清方動用的兵員並沒有很大的增加，1652年清方參戰的軍隊有由敬謹親王尼堪統率的滿洲八旗精銳進至湖南；吳三桂、李國翰部由陝西漢中推進到四川南部；廣西則有定南王孔有德藩下的軍隊。到1658年清廷抽調的軍隊和用兵方向基本沒有多大變化。至於統兵將領，奉命由湖南攻貴州的羅托不過是位三等鎮國將軍、固山額真；被任命為全軍統帥的多尼（信郡王）是豫親王多鐸的兒子（襲封時十四歲，這時出任安遠靖寇大將軍也只有二十三歲），幾乎從來沒有經過戰陣，這同1652年領兵大帥尼堪、多羅貝勒屯齊相比，無論在品級上還是在作戰經驗上都不可同日而語。二、1652年明軍主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都親臨前線，作戰勝算多於敗算；清軍在四川保寧戰役和湖南周家鋪戰役（又名岔路口戰役）雖僥倖得勝，但由於損兵折將不敢輕舉妄動，戰局長期呈現對峙狀態。三、1658年清軍三路迅速推進時，南明軍隊不僅沒有捕捉戰機，主動迎擊，而且處處呈現消極避戰，清方的奏疏表明，直到三路主力從湖南、四川、廣西直趨貴州，占領省會貴陽時，都沒有遇到稍具規模的抵抗。這就說明，南明戰局的全面惡化同李定國的失誤有密切關係：如上文指出，他不應出於猜忌把前線大將調回昆明；清軍三路進軍貴州的實際行動開始於二月二十五日，李定國到七月才從昆明統軍入黔迎戰，貽誤戰機長達半年；與此相關的是，在總體上南明兵力已處於劣勢的時候，要打破清軍合剿，只有趁三路清軍相距尚遠之機，集中兵力擊潰其中一路，方可贏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馬玉說：「夫前此數月，三桂駐遵義，征南將軍趙布太駐獨山州，信郡王在武陵（湖南常德），惟寧南靖寇大將軍駐貴州。當大眾未合之際，定國觀望逡巡。及楊老堡訂期進兵，刻日飲馬昆明，定國始秉鉞而出，事機已失矣。」[22]他作為當事人看到了明軍失敗的原因，但他說的「事機」已是順治十五年五月以後，這時多尼的增援八旗兵雖未入黔，但吳三桂駐遵義，羅托駐貴陽，趙布泰駐獨山、都勻，已經實現會師，扭轉戰局為時已晚。

  清軍大舉入黔，敗訊不斷傳到昆明。永曆朝廷經過緊張的策劃後，才在七月間決定由晉王李定國秉黃鉞出師[23]。從清方檔案來看，九月到十月間，李定國的部署是首先收復省會貴陽。他自己駐於關嶺，馮雙禮、白文選的軍隊集中於安順一帶，前鋒祁三升、李如碧帶領兵馬三十餘營進抵平壩，距離貴陽已經不遠了。此外，他還以永曆朝廷的名義加封羅大順為龍平伯，派他領兵再攻新添；另派使者聯絡原駐四川酉陽宣慰司的寧國公王友進、荊國公王光興領兵由思南府攻湄潭，藉以多方牽制清軍[24]。然而，這時貴陽及其附近地區集結的滿、漢清軍已經相當強盛，除羅托部八旗兵坐鎮貴陽外，原歸經略洪承疇節制的經略標下漢軍基本上都屯紮在黔東地區。李定國數路包抄貴陽的計劃無從實現。接著，多尼指揮三路進兵的消息傳來，李定國就完全陷入了被動防禦的境地。他命馮雙禮領兵扼守關嶺，祁三升部駐於雞公背，互相呼應，憑險阻擊清多尼部主力[25]；命李成爵部駐於涼水井（在今貞豐縣境）[26]，張先璧部駐於黃草壩（今貴州興義縣），阻擊趙布泰部清軍；命白文選領兵駐守畢節的戰略要地七星關[27]，阻擊吳三桂部清軍。另派竇名望率部增援劉鎮國，加強安莊衛的防禦力量[28]；給羅大順提供糧餉，讓他由水西騷擾清軍後方。李定國親自統率部分軍隊駐於北盤江西面的雙河口，統籌全局。

  十一月，清信郡王多尼指揮的主力進攻安莊衛（今鎮寧縣），明軍迎戰失利，劉鎮國在城北響水橋陣亡，安莊衛失守[29]。多尼部清軍乘勝進攻關嶺。馮雙禮為了集中兵力，率部由關嶺移駐雞公背，與祁三升合營。可是，數以萬計的軍隊齊集於雞公背山頂，糧草的運輸成了難題，士兵飢不得食。當清軍發動進攻時，明軍士兵棄險不守，自行撤退。馮雙禮、祁三升見軍心不穩，也只好隨軍撤退。吳三桂所統清軍進抵畢節，見七星關形勢險峻，易守難攻，就在嚮導指引下於十二月初二日由小路繞過險要，直插天生橋（今威寧縣北天橋）。白文選被迫放棄七星關，率部由烏撒府（今貴州威寧縣）退入雲南。趙布泰帶領的滿漢清軍進至北盤江羅炎渡口，明軍沉船扼險而守。投降的土知府岑繼魯向清方獻策，於夜間撈取沉船從下流十里處偷渡過江[30]。天亮後，扼守渡口的明軍發現清軍業已過江，倉皇撤退。清軍在涼水井擊敗李成爵所部萬人[31]，又在雙河口、魯溝[32]連敗李定國軍。李定國眼看三路堵擊均告失利，特別是北線吳三桂軍已經越過七星關，南線趙布泰軍已占領安龍、貞豐、黃草壩（今興義縣），不僅無法阻止清軍入滇，自己統率的軍隊也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他下令放火燒毀北盤江上的鐵索橋[33]，由馮雙禮斷後，全軍撤回雲南。清信郡王多尼等見鐵索橋已毀，命令軍士砍伐竹木，編成排筏渡過盤江，在松嶺擊敗馮雙禮部，貴州全省遂落入清軍之手。十二月下旬，吳三桂軍由烏撒府（今貴州威寧）涉可渡河進入雲南，經霑益州（今宣威縣）、交水（今霑益縣）至羅平，與多尼、趙布泰會合，迅速向昆明推進[34]。

  明軍全線潰敗，李定國下令放棄貴州的時候，已經估計到清軍必然乘勝向雲南推進，明軍不可能保住昆明。十二月初九日他派使者向永曆帝報告清軍勢大難敵，奏請「上當移蹕以避清人之鋒」[35]。永曆朝廷自建立之始，有如一葉扁舟隨風漂泊。移駐安龍時雖然比較穩定，但實際上是處於孫可望的挾制之下，苟且偷生。直到1656年（永曆十年）移居昆明以後才過上比較安定的日子，朝廷各衙門開始恢復正常工作秩序。雲南百姓從1647—1648年大西軍平定全省後，生活穩定安樂。然而，好景不長，前方兵敗的消息傳來，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動。

  十二月十五日，永曆帝率領文武百官離開昆明，同日到達安寧。臨行之前，李定國傳諭百姓：「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淫污，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遁，毋致自誤。」[41]昆明百姓知道大禍臨頭，城內城外哭聲鼎沸，不少人扶老攜幼隨軍向西逃難。李定國同白文選商量準備在朝廷和軍民撤退以後把昆明一帶的倉庫儲存糧食燒毀，以免資敵。永曆帝卻以「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為理由，傳出旨意不要燒毀[42]。這種婦人之仁在軍事上顯然是失策的，貴州地瘠民貧，清軍沿途籌糧已極為困難；明軍在主動放棄昆明等雲南迤東地區時如果按計劃實行堅壁清野，清方大軍雲集，糧芻匱乏，即便勉強立足，也難以乘勝直追。這點在清朝檔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證。順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經略洪承疇在一份奏疏里談到入滇清軍糧草「千萬艱難」時說：「所賴王師駐省城，征南將軍大兵駐宜良，俱有得獲賊遺糧米。職前三月內到雲南，蒙信郡王令職同固山額真臣宜爾德、卓羅等委戶部章京同提督張勇、總兵馬鷂子及府、廳各官雇覓民夫將省城內外倉米稻穀雜糧逐加盤量實數，派滿漢兵丁看守，聽戶部章京按月支給；其宜良縣米谷並委守、巡二道盤查，聽征南將軍委戶部章京支給。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銀買運，計節省銀數甚多。」[43]可見，留在昆明、宜良的糧食竟供應了入滇清軍半年以上的食用，結果是養肥了敵軍，拖垮了自己。

  從各種史籍留下的跡象來看，南明永曆朝廷的放棄昆明很難說是一次有組織的撤退。考慮到清軍是在永曆帝離開昆明之後半個多月才進入該城，永曆朝廷完全有時間召集文武大臣仔細研究戰守機宜。可是，事實卻表明朱由榔撤離昆明時就已經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清朝末年在昆明五華山出土了永曆皇帝的玉璽「敕命之寶」。這顆玉璽被砸成兩半扔下，說明朱由榔等撤離時的慌亂匆迫[44]。放棄昆明以後，慶陽王馮雙禮、廣平伯陳建、武功伯王會、延安王（艾能奇）長子艾承業率部向四川建昌轉移[45]。二十日，朱由榔等從楚雄出發，二十四日到達趙州。這時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國在二十一日領兵撤出昆明。金維新把自己同馬吉翔商妥的意見向定國報告，李定國果然改變了主意，決策向滇西撤退，派行營兵部侍郎龔應禎趕到趙州，請永曆帝前往永昌。就全國形勢而言，南明已日趨衰微，永曆朝廷無論是向滇西邊遠地區撤退，還是輾轉進入四川，都很難扭轉危局。可以探討的只是兩個問題，一是西撤同北上入川兩個方案中哪一個較為可取，另一點是應有統一部署。當時擁明抗清勢力除永曆帝、李定國等直接控制的雲南、川西軍隊外，川東鄂西有夔東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鄭成功、張煌言等部。清軍對湘西、貴州、廣西、四川大舉進攻以前，這三股勢力就存在相當隔閡，其中據守滇、黔、湘、桂的明軍不僅是主力，而且奉為「共主」的永曆帝也駐於這一帶。隨著湘西、桂西和貴州的失守，清軍進入雲南，永曆朝廷和李定國所統主力向西撤入人口稀少、生產不發達的滇西南，兵、餉來源極為有限，同夔東、閩海抗清武裝聲息難通；放棄昆明一帶轉入四川，雖然將處於清方包圍之中，但存在發展機會。特別是放棄昆明以後，李定國護衛永曆帝西撤，馮雙禮、陳建、王會、艾承業率部北入四川，這種分道揚鑣之勢反映了晉王李定國和蜀王劉文秀舊部之間的齟齬公開化。劉文秀同李定國不大一樣，在孫可望掌權時期他沒有多少嫡系部隊，幾次出征所統率的主力都是由孫可望撥給的；孫可望降清後，他安撫的軍隊基本上是孫可望舊部。李定國推行歧視政策，把兵將分為「晉兵」（舊兵）、「秦兵」（新兵），劉文秀實際上被看成是「秦兵」的代表人物。劉文秀失勢後鬱郁病死，他的部將對李定國更加不滿。史料的欠缺使後來的研究者難以說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個重要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即孫可望掌權時明、清雙方長期相持於四川、湖南西部和廣西西部，永曆朝廷的控制區基本上是穩定的。孫可望發動內訌和兵敗出逃，對南明來說在政治上影響比較大，在軍事上並沒有顯著的削弱。清廷決定乘南明內訌三路進攻，南明軍隊一潰千里，可是無論是清方檔案文書還是野史中都看不到雙方進行過激戰。可見，南明節節敗退的主要原因是內部摩擦和部署不當。當時擔任通政司右通政使的鄒簡臣所述情況是：「及大清師壓境，（馬）吉翔倡走緬計，公（指鄒簡臣）力爭之。定國主吉翔議，弗聽。貴州巡撫辜延泰言於公曰：『吉翔與晉王切齒公，將誣以他故而甘心焉。公死非名，宜早為計。』是夜，定國遣人捕蜀藩舊將廣平伯陳建，建夜遁，密報公。公曰：『禍至矣！』乘夜走避之祿豐。」[46]

  文官武將聽說朝廷變更了方針，由入川改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後脫離朝廷，尋找避難藏身之處，如吏部尚書張佐宸與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書孫順、禮部尚書程源、戶部侍郎萬年策、大理寺少卿劉泌、左僉都御史錢邦芑等行至永平縣時改名換號躲入山中。

  永曆君臣退至永昌時，留鞏昌王白文選守玉龍關。清吳三桂、趙布泰追「至鎮南州，聞偽鞏昌王白文選擁賊在玉龍關，隨遣前鋒統領白爾赫圖等進剿。白文選拔營先遁，我兵追及，賊復迎戰，隨擊敗之，獲偽鞏昌王金印一顆，生擒偽總兵呂三貴，並獲象三隻，馬一百四十匹。至永平縣，賊縱火燒瀾滄江之鐵鎖橋遁去，臣等乘夜發兵渡江，克永昌府，偽永曆及李定國遁去走騰越州」[51]。永曆朝廷得知白文選兵敗，在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閏正月十五日撤離永昌[52]。李定國命部將平陽侯靳統武領兵護駕，倉促西撤。這時又有一批官員落荒而逃，如大學士扶綱、戶部尚書龔彝、禮部侍郎鄭逢元、兵科給事中胡顯、御史陳起相、吏部文選司主事姜之璉等。工部尚書王應龍出身陝北制弓箭匠人，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時任工部尚書，聯明抗清後在永曆朝廷內任原職，這時已經年邁，行動不便，遂對他的兒子說：「我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尚可配顏求活人世乎？」言畢，自縊殉國。他的兒子哭著說「父殉國難，子成父忠」，也跟著上吊自殺[53]。

  明慶陽王馮雙禮等人在永曆朝廷放棄昆明時，率部入四川建昌地區，本意是避開清軍主力，轉入敵後，會同夔東十三家的軍隊另創局面。由於李定國聽信了馬吉翔之流的意見，帶領主力西撤，這兩支明朝軍隊被清朝入滇軍隊隔斷，相距愈來愈遠。馮雙禮部雖順利地到達了建昌地區，卻力單勢孤，難以有所作為。夔東十三家的軍隊反攻重慶以失敗告終（見下節），導致四川西南建昌等地的明朝將領喪失信心，不久就發生了狄三品的叛變降清。順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奏報：大兵克滇之後，偽慶陽王馮雙禮同偽德安侯狄三品等遁走四川建昌衛。臣再三招徠，雙禮執迷不從。狄三品等用計執之以獻，並繳偽慶陽王金印一顆、大將軍金印一顆、金冊一副、敕一張。雙禮或俘解來京，或軍前正法，伏候聖裁。得旨：覽王奏，計擒偽王馮雙禮，具見王籌劃周詳，指授得宜，預伐狡謀，克奏膚功，朕心嘉悅。狄三品等遵諭效力，擒逆來獻，誠悃可嘉，並敖一鳳俱著從優議敘具奏。馮雙禮附逆梗化，大軍所至，不即投誠，竄跡入蜀，本當正法，但今既就擒，殺之無益，姑免死，昭朕好生之心，著押解來京安置。」同一天又記：「吳三桂又奏報：偽延長伯朱養恩、偽總兵龍海陽、偽副將吳宗秀等為李定國守四川嘉定州，今率眾投誠，下所司察敘。」[54]這年六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奏報：「官兵進取川南，偽總兵杜子香及偽官等俱繳印札投誠，敘州、馬湖（在今宜賓市西，介於明敘州府與建昌衛之間），二府悉定。下所司察敘。」吳三桂又奏報：「四川烏撒軍民府（今貴州威寧）土知府安重聖及雲南景東府（今雲南景東）土知府陶斗等投誠。」[55]這些事實說明，在永曆帝撤離昆明的時候，四川西南的宜賓、樂山、西昌一帶都還在南明控制之下，聯繫到以原大順軍為主力的夔東十三家進攻重慶戰役，如果李定國只在滇西留下少量兵力會同擁明土司牽制清軍，主力轉入四川，與夔東明軍會師的可能性相當大，明清相持的局面將延續得更長一些。

  第二節　夔東十三家進攻重慶之役

  當清軍大舉向黔、滇進攻，永曆朝廷險象環生的時候，李定國等人為挽救危局，奏請永曆帝派了五名太監前往川東，聯絡夔東十三家，讓他們火速抽兵西上，進攻重慶，藉以牽制清軍南下。負責聯絡川東各支抗清力量的永曆朝廷大學士（督師閣部）文安之當即組織忠州、萬縣、梁山地區的涪侯譚文、仁壽侯譚詣、新津侯譚弘（即所謂「三譚」）與駐守巫山、興山一帶的原大順軍餘部袁宗第、劉體純、李來亨、馬騰雲、塔天寶等抽調精兵十六營乘船溯流而上。川東各明軍將領知道形勢緊急，都同意出兵反攻重慶。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七月「三譚」和劉體純等部明軍曾一度進攻重慶[56]。清吳三桂帶領的軍隊當時正推進至遵義（明代遵義屬四川省，清朝劃歸貴州），他唯恐後路被截斷，糧餉不繼，率領主力趕回重慶防守[57]。川東明軍由於兵力不足，被吳三桂軍擊敗[58]。十月，吳三桂部繼續南下貴州。十一月，川東明軍再次西攻重慶。這次戰役事先做了通盤的安排：由太監潘應龍聯絡「三譚」和「十三家」（指原大順軍餘部）的水師乘船進發；督師閣部文安之親自統領劉體純、袁宗第、塔天寶、黨守素、賀珍、馬騰雲等全營主力沿長江兩岸陸路前進[59]。十二月初二日，譚文和鎮北將軍牟勝所部七千人乘船一百五十八艘先行到達重慶城下，分三股進攻該城：一路攻朝天門，一路攻臨江門、千廝門，一路攻南紀門、儲奇門、金子門。清重夔鎮總兵程廷俊、建昌鎮總兵王明德據城頑抗。戰至十二月十三日，譚詣率領所部和「十三家流賊偽總兵」袁盡孝部水師六七千人乘船一百三十艘趕到重慶城下[60]。清四川巡撫高民瞻見明軍勢大，嚇得棄城而逃[61]。十五日，雙方仍在激戰之中，明軍突然發生內變，譚詣把譚文刺殺，率部降清，導致戰役全局逆轉。據清方文書記載，內變的原因是「譚詣久有歸順之心，苦為文所脅制，故行止不得自由」[62]。譚文從十二月初二日進攻重慶起，同清軍激戰了十二天，譚詣才率部前來，到達重慶城下後又不肯出頭廝殺。譚文、牟勝見他形跡可疑，進行詰問。譚詣心中有鬼，即於十五日晚搶先下手刺殺譚文，隨即派總兵馮景明到臨江門下喊話，進城向清朝官員聯繫投降事宜。當時，重慶城裡的清軍不多，求救的「羽書迭告」。清陝西四川總督李國英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重慶危急的報告，十一月從保寧領援軍起程，直到重慶解圍，援軍還只行至合川。正是在川東明軍源源到達，而增援清軍尚在途中時，重慶已危如累卵，忽然得到這一意外消息，有如喜從天降。清軍守將重賞來使後，馬上派人隨同前往譚詣營中驗視，證實譚文果然被殺。立即同譚詣約定乘其他明軍尚未得知真相之機，於次日「協力剿殺」。十六日，清軍出城迎戰，譚詣也率部突然反戈相向，譚文的部眾和袁盡孝所統水師措手不及，「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數」[63]。明軍水師大敗順流東撤，清軍追到銅鑼峽口才收兵回渝。十七日，譚弘在譚詣引導下向清軍投降。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清廷封譚詣為向化侯、譚弘為慕義侯[64]。

  由陸路進發的明軍行至豐都縣時，傳來了水師發生重大變故的消息，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慶的目標已經難於實現，被迫回師東撤[65]。

  這樣，不僅永曆帝和李定國指望夔東明軍反攻重慶藉以拖住由川入黔清軍後腿的計劃化作泡影，而且忠州、萬縣地區也淪入清方之手。雙方的距離更加遙遠，呼應不靈，完全談不上配合作戰了。

  夔東明軍進攻重慶之役雖由於譚詣、譚弘叛變致敗，然而這一戰役本身就說明夔東十三家大多數將領是堅決抗清的，也是顧全大局的。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這支重要的抗清武裝在南明朝廷內幾乎一直遭到歧視和排擠，早在隆武時期何騰蛟、章曠等人控制著湖南全境時，就在駐地糧餉上對其多方進行刁難，後來在永曆朝廷內又受到瞿式耜、陳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傾軋。孫可望掌權時，也從來沒有對其提供後勤支援，把這支能征慣戰的軍隊放在關鍵位置上。只有堵胤錫和劉文秀胸懷全局，主張重用十三家共圖復明大業，但是他們自己就不得志，空言無補。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李定國受馬吉翔等人挑唆，沒有採納劉文秀遺表中的建議由滇入川，在戰略上是失策的。作為永曆朝廷後期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只想利用夔東明軍進攻重慶減輕雲、貴壓力，卻未能想到以主力出川，同十三家會師。如果定國主力由建昌、宜賓、樂山向重慶推進，譚詣、譚弘叛變的可能性必然大大減少，西南兩大系統的明軍會合後兵力還相當強，整個戰局的演變將會有所改觀。

  第三節　磨盤山戰役

  1659年（順治十六年）二月（明大統歷閏正月）二十一日，清軍渡過怒江逼近騰越州（今雲南騰衝），這裡是明朝西南邊境，山高路險，「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騎」[66]。李定國估計清軍屢勝之後必然驕兵輕進，決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盤山沿羊腸小道兩旁草木叢中設下埋伏，以泰安伯竇名望為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為二伏，武靖侯王國璽為三伏，「埋地雷谷中，約曰：敵盡入，初伏乃發；然地雷，二、三伏乃發。首尾擊之，敵盡矣」[67]。埋伏的軍隊攜帶預先製作的乾糧，以免造飯冒出炊煙被清軍察覺[68]。部署已定，清滿漢軍隊在吳三桂等率領下果然以為明軍已經望風逃竄，逍遙自在地進入伏擊區。正在這一決定勝負之際，明光祿寺少卿盧桂生叛變投敵[69]，把定國設下埋伏的機密報告吳三桂。三桂大驚，立刻下令已進入二伏的清軍前鋒後撤，向路旁草木叢中搜殺伏兵。明兵因為沒有得到號令不敢擅自出戰，傷亡很大。竇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鳴炮出戰；二伏、三伏軍也應聲鳴炮，沖入敵軍，雙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清將固山額真沙里布等[70]被擊斃，明將竇名望等也戰死[71]。李定國坐鎮山阜之上，聽見號炮次序不對，知道情況有變化，派後軍增援，終於擊敗吳三桂所統來追清軍。但因兵將損失嚴重，李定國決定離開騰越州（今雲南騰衝），令定朔將軍吳三省斷後並收集潰卒，自己率領主力前往孟定（今雲南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西之勐定街，他書多訛作孟艮[72]）。盧桂生叛變告密使李定國部署的磨盤山戰役未能取得預定效果。盧因在關鍵時刻有「功」，被清朝賞給雲南臨元兵備道的官職[73]。

  磨盤山戰役是李定國統率明軍給予占有明顯優勢的清軍最後一次沉重的打擊。清廷因損兵折將，大為惱怒，經諸王、大臣會議後於順治十七年六月懲罰統兵將領；多羅信郡王多尼罰銀五千兩，多羅平郡王羅可鐸罰銀四千兩，多羅貝勒杜蘭罰銀二千兩，都統濟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並所加級，副都統莽古圖、傅喀、克星格也受到處分，征南將軍趙布泰革職為民。[74]從清廷對三軍主帥的處分情況來看，磨盤山之役戰鬥十分激烈，清軍的傷亡肯定相當大。李定國在兵勢已如強弩之末時，仍然能夠組織和指揮這樣一場勇猛的阻擊戰，證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際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

  追剿清軍在進抵永昌、騰越、南甸土司一帶之後，由於糧草難於接應，在這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前後撤回省會昆明[75]。當時，南明軍隊為數尚多，分別退到邊境地區。據清經略洪承疇疏報：除了李定國、白文選、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貴、靳統武、楊武、梁傑、吳子聖、吳三省、郭尚賢、王國勛等在雲南迤西邊境地區外，還有廣國公賀九義帶領伯、將軍、總兵李承爵、雷朝聖、黃元才、王三才、張國用、趙得勝、楊成、彭應伯、何起龍、閻惟龍等部從臨安府撤至「沅江府（當為元江府）邊外」；「又有偽將軍都督鄒自貴、馬得鳴等領殘賊奔逃於順寧府邊外；再有偽伯李如碧等領殘賊奔逃於雲龍州邊外；又偽伯廖魚等領殘賊奔逃於瀾滄邊外；又偽國公馬寶、馬惟興、劉鎮國、高啟隆等領殘賊奔逃於麗江邊外。是雲南迤西及迤東接界俱所在有賊，所在需兵，先事防備，臨時進剿，實為今日至急要著」[76]。只是由於明軍撤退時似乎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兵將雖多，卻陷入一片混亂當中，指揮系統失靈，難以集中兵力對入滇清軍展開有效的反擊。

  [1]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三。同書卷一一二記是年十月間命趙布泰駐防江寧。參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八六至五八八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2]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四。阿爾津不久病死，見同書卷一一七。

  [3]　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七九頁。

  [4]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紀》；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康熙六十一年《思州府志》卷七《事變志·事紀》；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

  [5]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紀》。

  [6]　馬玉《征行紀略》，計六奇摘編入《明季南略》，中華書局排印本卷十五。馬玉所記吳三桂軍至保寧和自保寧啟行日期與順治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四川巡撫高民瞻揭帖、同月十五日四川巡按陳洪柱揭帖（二件均藏第一檔案館）完全一致。《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六記順治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吳三桂、李國翰奏報：「官兵敗賊於合州，斬獲甚多。」據隨軍的馬玉所見，合州「儼同鬼域，蓋彼此所不到也」。只是南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派「輕舟」溯嘉陵江到合州江口偵探清軍消息，並沒有戰鬥。

  [7]　馬玉《征行紀略》。劉健《庭聞錄》卷三記「三月初四日至合州」，誤。

  [8]　《庭聞錄》卷三。《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記：「賊首李定國、劉文秀遣偽將軍劉正國等率賊眾、象只在三坡、紅關等處據險設伏以拒我兵。」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五八頁說：「《播雅》云：三坡有二，一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陽。此處當指後者。」判斷失誤。吳三桂軍正是由重慶、綦江、桐梓南下遵義的。諸書所記以馬玉《征行紀略》最為準確，他說吳軍「歷東溪、安穩、松坎、新站、夜郎」，前兩地屬綦江，後三地屬桐梓。《清世祖實錄》卷一二○記順治十五年八月吳三桂奏疏中有「臣兵至桐梓」語。清方文書內提及的三坡、紅關、石台關均在桐梓縣境。民國十八年《桐梓縣誌》卷十四《軍事中》云：「順治十五年六月（當為四月）……蜀師至三坡，桐梓兵民悉潰。劉鎮國拒戰，大敗。」同書卷六《輿地誌中·山脈》記，「山坡，古稱上天梯，言其險也」，距縣城六十里。「山坡」即三坡，同書卷二十趙旭、李銘詩均有《三坡》詩，述其「險峻處名上天梯」，又名滴淚三坡，為歷來兩軍相爭要地。「紅關」當作「虹關」，虹關又名酒店垇，即今桐梓縣地名「酒店」，在縣北一百五十里，「前連綦江界，升之若登九天，下之若降九淵」。石台關疑為石炭關之訛，桐梓縣有兩處名石炭關，一在東北，一「在西八十里，下有大石橫江，謂之關門石，為遵（義）、桐（梓）、仁（懷）三縣交界處」，見同書卷七《輿地誌下·關津》，今名石關。

  [9]　馬玉《征行紀略》。

  [10]　劉健《庭聞錄》卷三。

  [11]　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紀中》；《征行紀略》。《庭聞錄》卷三與《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均作在開州擊敗明總兵梁亦英部。按，《庭聞錄》卷三引吳三桂順治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奏疏曰「楊武原守倒水，經臣戰敗，至滇只領殘兵二百」，降清後「不勝暴戾」云云，可證梁亦英之名為誤記。

  [12]　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二〇、《征行紀略》及《庭聞錄》卷三。明興寧伯王興與廣東文村的繡花針王興同名，降清原因三書記載稍有差異。

  [13]　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八○頁。

  [14]　順治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偏沅巡撫袁廓宇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三〇三頁。

  [15]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豐寧司誤寫作「撫寧州」。

  [16]　道光《貴陽府志》記，羅大順於五月間「陷清平、新添。七月，洪承疇命張勇擊羅大順於新添，大順棄城走」。光緒《平越直隸州志》卷八《紀事》云：「七月，故明桂王都督羅大順夜焚新添衛城，經略右標總兵張勇赴剿，大順遁入十萬溪。」

  [17]　道光《貴陽府志》卷二《大事紀中》。一些史籍記載張先璧在順治九年保寧戰役後被孫可望杖斃，兩說必有一誤，待考。

  [18]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記：順治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固山額真侯李國翰卒」。馬玉《征行紀略》亦云：七月「二十八日。定西將軍墨侯以病卒於遵義」。

  [19]　楊老堡會議見《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趙布泰傳》，原文說，多尼、吳三桂、趙布泰「會於平越府之楊老堡，議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桂（貴）陽入，三桂自遵義入，趙布泰自都勻入，訂以十二月會師雲南省城」。洪承疇在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揭帖中說：他「自貴州省城赴楊羅（當即楊老堡）迎王師會議，十月初七日回至平越府。」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三四四頁。

  [20]　道光《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21]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二○頁。

  [22]　《征行紀略》。

  [23]　《求野錄》。

  [24]　見上引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洪承疇揭帖。

  [25]　據宣統元年《貴州全省地輿圖說·永寧州》記：「雞公背山，城東四十里，與關索嶺對峙。」按，明代在關索嶺置守御千戶所，「領有雞背堡」，雞背堡即雞公背，見民國三十五年《鎮寧縣誌》卷一《地理》。

  [26]　李成爵在《安順府志》等書中寫作「李成蛟」。涼水井在清方檔案及依據檔案修成的《清世祖實錄》中誤譯為「梁瑞津」。

  [27]　羅英《鄉征記》，收入光緒五年《畢節縣誌》卷十《藝文志·記》。

  [28]　見上引《安順府志》。

  [29]　民國《鎮寧縣誌》卷一《前事志》，卷二《營建志·橋樑》記，擊敗劉鎮國軍的是多尼部將白爾赫圖布葉錫；響水橋後來改名為化龍橋。

  [30]　據宣統元年貴州調查局印行的《貴州全省地輿圖說》，羅炎在貞豐州境內，有鎮、遞鋪，為北盤江渡口之一。

  [31]　咸豐《安順府志》卷三十一《信郡王傳》中說「卓布泰亦斬李成爵於羅炎河」。《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趙布泰傳》僅雲擊敗「偽伯李成爵」於梁瑞津（涼水井）。

  [32]　據民國《興仁縣補志》卷首興仁縣略圖，魯溝在安龍縣北面，宣統《貴州全省地輿圖說》標於興義縣北；1986年版《貴州省地圖集》第八十一頁，涼水井、魯貢均在今貞豐縣境內，魯貢當即魯溝。在清方文書如《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趙布泰傳》，卷二二二《邁圖傳》中寫作「魯噶」；卷二二三《布爾哈傳》寫作「蘆噶」：卷二二四《庫尼雅傳》《尹塔錫傳》《簡泰傳》則寫作「魯岡」：《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三更寫作「陸格」。

  [33]　鐵索橋在永寧州之西、普安州安南縣之東，是由黔「入滇要道」，見咸豐《安順府志》卷四十六李肇基《盤江考》；卷四十七卞三元《重修盤江鐵索橋碑記》。

  [34]　咸豐《安順府志》卷三十一《名宦·信郡王傳》記三路清軍會於羅平。馬玉《征行紀略》云：吳三桂領軍「出交水大道，晤信郡王、征南將軍於板橋」。板橋在羅平縣東偏北。康熙三十年《雲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記，順治十五年「十二月，我師三路會於曲靖」；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誌》卷二《沿革》所記相同。按，曲靖與羅平接境，三路大軍會合於這一地區應屬情理當中，但三將會面地點當以馬玉所記板橋為準。

  [38]　按，賓州在廣西；賓川州在雲南，屬大理府。《狩緬紀事》所記必為賓川州，傳抄時脫落一字。

  [39]　金維新原為李定國記室。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三八頁云：「近人李根源《曲石詩錄》謂『金公趾，名維新』，不知何據。」按，《求野錄》記「督理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為金維新，秩左都御史」。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永曆十一年二月「以金維新為吏部侍郎」。劉健《庭聞錄》卷三記，李定國「為人勇敢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動，取世俗所傳《三國志演義》時時為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行在陽秋》記撤離昆明時「晉府中書金公祉，雲南人，極言入蜀不利」。可見金維新即金公趾。徐弘祖在《徐霞客遊記》卷十一內記載他在崇禎十一年游滇時曾經在昆明會見金公趾，「金公趾名初麟，字頗肖董宗伯（其昌），風流公子也。……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金公趾既擅長書法，好交遊，在明季又被革去生員，大西軍入滇後充當李定國記室極為可能。

  [40]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時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朝議猶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蜀王遺表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沮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守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為蒙段。上可其議。」這段話說明包括沐天波在內的雲南人士大抵是主張西遷的。

  [41]　《安龍逸史》卷下。

  [42]　《明末滇南紀略》卷八《西走緬甸》記：「晉王於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與鞏昌王等議，欲燒倉廒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晉王云：我等到雲南十餘年，也作踐百姓勾了，若不留下倉糧，深為民累。於是不燒倉廒官署，騰城而去。」《安龍逸史》卷下云：「時秋糧已征貯，定國諭各營不得毀其倉廩，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諭晉王，令勿燒毀也。」看來最後一種說法比較可信，但李定國同意當系事實。

  [43]　《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五九頁，經略洪承疇「為雲貴兵餉中斷，十分緊急」事揭帖。另外，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洪承疇揭帖中對「貴州米谷甚難」，不足以供應駐貴州清軍糧草的情況有詳細報告；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撫高民瞻報告四川「千里荒煙」，「一切糧餉俱從秦省略陽運發入川」（均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這都證明了清朝重兵入滇後，如果不是得到明方留下的大批糧食，極難立足，更談不上追擊。

  [44]　永曆「敕命之寶」現藏雲南省博物館，為暗綠色玉制，中斷為二，雖經黏合，仍稍有殘缺。這個玉璽曾有人懷疑為吳三桂偽周時期所造，經前輩學者核對永曆敕命文書所鈐印文，「尺度字形，不差毫黍」，證明是永曆遺物，見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三冊，第一二四二頁。按，永曆在位時間較長，所造不同用途的國璽應當有多種。方國瑜先生述及此「敕命之寶」時附帶提到朱由榔流落緬甸後，囊空若洗，群臣索俸，憤而將黃金製成之「皇帝之寶」鏨碎分給（方先生誤書為「皇帝之寶玉璽」，實為金制）。估計當時未必沒有玉制國璽，只是玉璽砸碎不值錢罷了。現存永曆三年五月永曆朝廷頒給左都御史袁彭年誥命絹本原件，上鈐「制敕之寶」，永曆國璽可考者至少有三種。

  [46]　道光《樂至縣誌》卷十四，人物，明按察司僉事宿士敏作《鄒公易齋傳》。參見道光二十一年《安岳縣誌》卷十二，《鄒簡臣傳》。

  [47]　劉健《庭聞錄》卷三。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云：「職先於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具有雲南省城已報平服，防剿官兵亟應預計等事一疏。……」二月初二日他奉信郡王令諭親赴滇中，「職於今二月十六日自貴州省城起行，親赴雲南，以候信郡王臣商酌料理」。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四八頁。

  [50]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云：永曆十一年「二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吉翔素黨可望，知不為朝議所容。時吏部侍郎金維新、兵部侍郎龔銘，方見重於定國，遂諂事之。二人言於定國，得奏請，即令入閣辦事」。

  [51]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

  [53]　屈大均《安龍逸史》。

  [54]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按，同書卷一二七記，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授偽德安侯狄三品為抒誠侯，偽總兵馮萬保為都督同知，以擒偽王馮雙禮來獻故也」。但狄三品實際官職僅為雲南廣羅鎮總兵，康熙元年病卒，同年九月其子狄從仁降襲抒誠伯，見《清聖祖實錄》卷六與卷七。

  [55]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六。

  [56]　順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譚詣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十四冊，A34—123號。

  [57]　劉健《庭聞錄》卷三。

  [58]　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川總督李國英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清世祖實錄》卷一二〇記，順治十五年八月丙寅朔丙子日「平西王吳三桂奏報：賊寇薄重慶城，我軍炮擊賊船，傷死甚多，賊眾敗遁」。

  [59]　上引順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譚詣揭帖。揭帖中沒有提到郝永忠、李來亨、王光興等部，估計是讓他們留守夔東基地，以防止湖廣清軍乘虛來襲。

  [60]　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陝西四川總督李國英為「渝圍已解，謹匯報情形，仰祈睿鑒事」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九五八至九六一頁。

  [61]　《清世祖實錄》卷一三一記載，四川巡撫「高民瞻在重慶時，會夔門諸逆狂逞犯城，竟棄城逃遁，賴大兵救援始解」。同書卷一三八又記：「民瞻在重慶，值夔門諸逆犯城，民瞻棄城逃遁。」順治十七年七月查實，得旨革職。

  [62]　上引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國英揭帖。又，譚詣自稱他在順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後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陸大舉進攻重慶後，他又到萬縣同譚弘密商歸附清朝，並派使者赴保寧通報軍情，見上引順治十六年八月譚詣揭帖。

  [63]　前引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國英揭帖。

  [64]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

  [65]　前引順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譚詣揭帖。按，譚詣自稱他擔心陸路明軍知道消息，自己星夜放舟趕到豐都殺敗「諸賊」，一直追到萬縣。這顯然是誇功之詞。明軍水師戰敗後東撤的殘餘水兵必然向陸師報告情況，文安之和領兵大將在基本失去水師戰船的情況下，只有決定退兵。

  [66]　劉健《庭聞錄》卷三。

  [67]　《殘明紀事》。劉健《庭聞錄》作：「俟敵至三伏，山巔舉炮，首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似更合乎情理。

  [68]　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

  [69]　《殘明紀事》記盧桂生為定國中書。

  [70]　沙里布為多尼部將，蒙古鑲白旗固山額真。同時被擊斃者尚有阿達哈哈番琿津（見《八旗通志）卷一七〇《沙理布傳》、《清史稿》卷二二九，《琿津傳》、《沙爾布傳》，沙爾布即沙里布的另一譯音）。《清史稿·琿津傳》作：「十六年四月，克永昌。師渡潞江，明將李定國為伏磨盤山。師至，破其柵，琿津與固山額真沙爾布率眾深入，伏起，遂戰死，諡壯勤。」沙爾布傳云：「明年，與琿津同戰死，諡襄壯。」征南將軍趙布泰的侄兒多婆羅也被擊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三七。

  [72]　《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國傳》作孟定土府；劉健《庭聞錄》也說：「定國遂收余兵走孟定。」郭影秋著《李定國紀年》第一七二頁認為《逸史》所記可靠。

  [73]　雍正九年《建水縣誌》卷三《兵防》記：盧桂生，字月仙，四川墊江縣人，選貢，順治年間任整飭臨元兵備道。道光二十七年《澂江府志》卷八《秩官》記盧桂生於順治十七年任臨元道，又雲任迤東道。劉健《庭聞錄》記盧桂生初降時任清大理府知府。

  [74]　《清世祖實錄》卷一三七。

  [75]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九五至五九六頁，其中云：「三路追賊大兵皆以雲南迤西無糧，不能久駐。今信郡王大兵俱駐於雲南省城及近州近所；平西王臣大兵分駐於省城西北之富民、羅次二縣，僅離百里；征南將軍臣大兵駐札省城東南之宜良縣，離省城僅一百二十里，各行歇餵。」

  [76]　見前引洪承疇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九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