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曆帝入雲南和孫可望的降清

  第一節　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和陰謀篡位

  孫可望自從把永曆帝遷到安龍以後，朝廷大權已經完全被他掌握。所謂永曆朝廷不過是個虛有其名的空架子，僅靠一小批扈從文武官員勉強支撐門面。軍國大事都由孫可望在貴陽裁決，然後在形式上通知永曆帝認可，日常事務則根本不關白朝廷。如史籍所記：「時可望假天子名號令中外，調兵催餉，皆不上聞。生殺與奪，任意恣肆。帝在安龍，一不與聞。」[1]南明管轄區內的相當一部分文官武將除了奉行永曆年號外，心目中只有孫可望這位「國主」，皇帝被置之度外。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明恢討左將軍白某（大概就是白文選）給孫可望的四件啟本被清軍繳獲，本中白某自稱臣，用了「啟國主御前」「封進御覽，以慰聖懷」之類的措辭[2]。1654年固原侯王尚禮在雲南雞足山金頂寺鑄造大銅香爐一座，爐上鐫刻的銘文雖然用了永曆八年的明朝正朔，卻一字不提當今皇上朱由榔，一味地吹捧孫可望：「固原侯弟子王尚禮，率男廣祿，原籍陝西西涼府固原衛群門所張城堡人氏。自丁亥歲躬隨國主臨滇，發心欽崇三寶，修嚴各山寺院。……仰賴佛光普照，上祈國主聖壽無疆，皇圖鞏固。……」[3]這類原始文件說明孫可望已經放任或指使親信部將擁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了。他身邊的一批文職官員也巧加迎合，乘機勸進。如兵部尚書任僎借天命倡言「明運已終，事不可為矣」，主張由永曆帝禪位給孫可望[4]；編修方於宣則為可望「定天子鹵簿，定朝儀。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5]。早在朱由榔被迎至安龍的時候，孫可望曾經一度準備去安龍陛見。任僎卻說：「國主欲進安龍，二龍豈便相見？」[6]於是，孫可望連這個起碼的禮節也沒有舉行[7]。

  一些史籍記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五六月間孫可望曾經專程返回雲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稱帝。據說是由於選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無法舉行即位大典[11]，實際上很可能是遇到內部阻力（如與孫可望地位相當又掌握兵權的李定國、劉文秀堅決反對）才未能如願以償。孫可望圖謀篡位還表現在有時連朱明朝廷的正朔也棄置不用。例如，在湖南寶慶府紫陽河有一株很大的樹，孫可望觀賞後封之為「樹王」，樹幹上刻「歲癸巳秦國主」[12]。癸巳為1653年（永曆七年）。次年八月在昆明舉行了鄉試，「父老相傳此《題名錄》刻秦甲午科字樣」[13]。孫可望在貴陽自設內閣、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將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疊篆文改為八疊[14]。這些措施固然有掃除南明朝廷用人唯賄、整肅官箴的積極意義，但實質上卻是帝制自為了。有的史料記載，孫可望在方於宣等人參與策劃下，「定儀制，立太廟，廟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謀禪受」[15]。孫可望取代朱由榔的圖謀在緊鑼密鼓中進行。

  第二節　密詔李定國救駕和「十八先生案」

  詔曰：朕以藐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湍，倉卒西巡，苗截於前，虜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寧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累累若若，類皆身圖自便，任事竟無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鐫、張福祿、全為國、徐極、鄭允元、蔡宿、趙賡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鍾、任斗樞、朱東旦、李頎、蔣乾昌、朱儀昶、李元開、胡士端，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廷審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鐫、張福祿等同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取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昇平。

  孫可望的奏疏說：

  為行在諸奸嬌敕盜寶，擅行爵賞，大為駭異。隨奉皇上賜書，將諸奸正法，仰見乾綱獨攬，離照無私。首惡吳貞毓、張鐫、張福祿也，為從者徐極、蔡宿等也。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國法矣。蓋李定國[25]臣弟也，剿虜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反以為應賞矣。且臣所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楊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晉中樞旋晉內閣之故，原疏具在，可複閱也。因憶兩粵並陷時，駕蹕南陵（寧），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於內，虜首彎弓於外，大勢岌發，卒令駾喙潛跡，晏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危同累卵，諸奸惡力阻幸黔，堅請隨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蹕安隆三年矣，才獲寧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能覬此哉！故楊畏知之齎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請為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瀨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惟聽睿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據《爝火錄》記載，早在1652年（永曆六年）五月，孫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說：「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26]

  孫可望的專橫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只看到永曆帝自南寧失守以後既沒有兵，也沒有地，不得不遷入他所指定的安龍。好比元末群雄紛爭之際，朱元璋領兵把龍鳳皇帝韓林兒迎至滁州安置一樣，一切大政方針都由自己裁決，發布詔令時用「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面上掛個「大宋」國號，暫時保留龍鳳年號罷了。孫可望發布的詔書常用「皇帝聖旨、秦王令旨」，頗為相似。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同劉基的「天命自有在」也如出一轍。然而，孫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將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勢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元末是蒙古貴族統治的瓦解時期，而清初則是滿洲貴族勃興的時期。在民族危機深重之際，孫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須以復明為號召，復明就必須遵奉永曆朝廷。孫可望說：「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把永曆帝貶得一錢不值，這完全不是事實。即以孫可望賴以威福自操的原大西軍來說，李定國就寧願站在永曆帝一邊，而不願受孫可望的頤指氣使；何況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張名振、張煌言等人，夔東以原大順軍為主的抗清武裝以及內地各種或明或暗的抗清勢力，都是以復明為宗旨，絕不可能接受孫可望為盟主。孫可望的一意孤行，不僅在忠於朱明王朝的漢族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也加深了原大西軍內部的分歧，最終導致了原大西軍的分裂和內訌。

  第三節　李定國奉迎永曆帝入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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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定國，陝西綏德人[27]，生年不詳[28]，崇禎年間投身農民起義，被張獻忠收為養子，是大西軍主要將領之一。大西軍聯明抗清後，李定國對復明事業忠貞不貳，戰功卓越。1653—1654年他兩次進攻廣東的時候，永曆帝在孫可望的逼脅下，處境非常困難，一再派使者攜帶密詔讓李定國領兵迎駕。李定國深知永曆朝廷的存亡直接關係到抗清事業的成敗，他的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收復廣東，這樣既可以擴大南明控制區，又可以藉助鄭成功、張名振等閩、浙沿海擁明實力派扼制孫可望。李定國給鄭成功的信中說道：「聖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29]永曆朝廷當時僻處安龍，所謂「艱危」顯然不是來自清方，定國信中作如是語，正是指望聯合鄭成功等共扶永曆。1654年冬，新會之戰定國大敗，撤至廣西南寧休整士馬。聯合「東勛」共扶明室的希望落空了，他只有憑藉本部兵力親赴安龍從孫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曆帝朱由榔。

  孫可望得到情報，派部將劉鎮國、關有才領兵駐紮于田州（今廣西田陽）阻截李定國軍北上[30]，甚至下令「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31]。李定國為了突破可望的攔擊，抽調精銳，「軍中盡易皂旗」[32]，晝夜兼程，三天就進至田州。劉鎮國、關有才摸不清來軍的底細，猝不及防，「乘空馬馳去」[33]。定國以大局為重，下令不要追逐二將，只派前騎傳呼：「西府駕來！」劉、關部下士卒都在道路兩旁跪下迎接。定國傳諭安撫道：「若等無恐，吾於秦王兄弟也，以細人之言相間，今已無他。若等歸營，吾將勞汝。」「於是兩兵相遇歡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國發二萬銀犒之，且令休息。諸軍皆呼千歲。」[34]

  孫可望得到李定國突破田州防線向安龍進發的消息，急忙派大將白文選於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十月前往安龍，負責把永曆君臣搬入貴陽，置於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白文選雖然是孫可望的舊部，但他內心裡卻並不贊成孫可望對永曆帝肆無忌憚的傲慢態度。因此，在後來永曆帝每次有可能遭到孫可望的謀害時，他總是或明或暗地加以保護。某些史籍說，文選「及至安龍入謁，見其丰儀，股慄汗下，不敢逼行」[35]。朱由榔長得相貌堂堂，見之許多史冊，應屬可信；但白文選不敢逼駕未必是因為永曆帝一表人才，主要還是他心目中以永曆朝廷為正統，不願做孫可望犯上作亂的打手。十二月，孫可望見白文選還沒有把永曆君臣押來貴陽，又派親信百戶葉應禎去安龍催促[36]。自從密敕事件發生後，孫可望鋒芒畢露，這時一再派兵馬來安龍督促他移住貴陽，朱由榔知道此行兇多吉少，「宮中」大小哭泣不止；白文選即以安龍地方僻小，召募民夫不易為理由，拖延時日，等待李定國到來。

  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軍距安龍已不遠，先派傳宣參將楊祥身藏密疏前往安龍，在離城五十里的板屯江（一作坂屯河）被劉鎮國部兵擒獲，解送到白文選處。文選詢問其來意，回答道：「我傳宣參將楊祥也。國主令我來督催道府州縣預備糧草，以候國主之至耳。」當即從衣甲內取出龍牌一紙，「為仰安龍道府備糗糧之具。無他也」。白文選明知楊祥不是「國主」孫可望的使者，假裝糊塗，命以酒食款待後即任其自由行動。楊祥得以入城謁見永曆帝，呈上衣甲後心所藏密疏，署雲「藩臣李定國謹奏」：「臣今統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奏萬安，勿輕聽奸逆輒行移蹕」[37]，奏本上蓋有永曆密敕所賜「屏翰親臣」印為信[38]。永曆帝知道定國大軍即將到達，才比較放心。楊祥完成任務後改換衣裝由山路回報定國[39]。十六日，葉應禎聽說李定國大軍將至安龍，急忙帶領士卒戎服貫甲入宮，逼迫永曆帝、後立即騎馬前赴貴陽。一時「宮中哭聲徹內外」，白文選趕來，見葉應禎蠻橫無狀，把他叫過來說：「國主恐安西歸清，所以迎駕者，恐陷不測也。事須緩寬，若迫促至此，朝廷玉葉金枝，不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若能任其責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來，移蹕未晚。倘止是安西還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過為逼迫，自取罪戾！」[40]在白文選的干預下，葉應禎被迫退讓。二十二日凌晨，大霧瀰漫，忽然有幾十名騎兵直抵城下，繞城喊道：「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歡聲雷動，葉應禎所領劫駕兵倉促逃回貴陽[41]。接著炮聲由遠及近，定國親統大軍到達安龍。入城朝見時，永曆帝說：「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李定國激動得淚流滿面，說：「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重貽陛下憂，至萬死無能自贖。」[42]

  由於李定國在新會戰役中損失兵員較多，貴州地區又是孫可望的勢力範圍，因此他在朝見回營後就同白文選商議移蹕事宜，兩人一致意見以遷往雲南昆明為上策。定議後，李定國「自選帳下五百人衛宮眷先行」[43]，二十六日，永曆君臣離開安龍，向雲南進發。二月十一日，到達雲南曲靖[44]。定國請永曆帝暫時停留在這裡，自己帶領精兵前往昆明料理。當時，在昆明的大將有撫南王劉文秀、固原侯王尚禮，另有將軍王自奇部騎兵駐於楚雄、賀九義部兵五千人扎於武定，總兵力約有二萬。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是聽命於「國主」孫可望的；劉文秀和李定國一樣擁護永曆朝廷，同孫可望有矛盾，他地位雖高，兵權卻不大。李定國保駕已至曲靖的消息傳到昆明，劉文秀和王尚禮、沐天波等人會商應付辦法，拿不定主意。因為若是開門迎接永曆帝近於背叛「國主」，可是出兵相拒又顯然不恰當。儘管永曆帝在王尚禮等人心目中不過是個傀儡，但又不能不奉他的「正朔」，承認他的皇帝地位，何況護駕而來的李定國是原大西軍四大台柱之一，其影響也不可忽視。正在左右為難之際，忽然得到報告李定國已親統兵馬來到昆明城外。王尚禮慌了手腳，在劉文秀的勸說下勉強隨眾出城迎接[45]。定國同文秀定議迎接永曆帝入昆明，王尚禮既不便違抗二王，又不清楚定國部實力，不敢輕舉妄動。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曆帝在李定國的護衛靳統武、總兵張建帶領的軍隊保護下進入昆明[46]。有明一代，雲南被視為偏遠之地，真所謂天高皇帝遠，這時「真龍天子」駕到，昆明百姓激動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47]。朱由榔非常感動，讓隨從傳旨：「朕到，勿分軍民老幼，聽其仰首觀覘，巡視官兵不許亂打。」[48]除了王尚禮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整個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氣氛里。定國和文秀決定暫時把雲南貢院（大西軍入滇後這裡曾經是定北將軍艾能奇的住所）作為永曆帝的行宮，視朝聽政。

  李定國把永曆帝從孫可望控制下的安龍迎接到雲南昆明，從維護抗清事業的大局而言，自然應當肯定。然而，不能不看到李定國的原意是會合鄭成功收復廣東全省後再考慮移蹕事宜（永曆朝廷建立於廣東肇慶，長期駐於廣西，定國的意圖很可能是會合鄭成功、張名振以至魯監國聯名表請奉迎永曆帝還駐兩廣的適當地方，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孫可望比較難於阻擋，參見處理「十八先生案」時孫可望的奏疏）。定國兵敗新會，原來的計劃破滅，只有憑藉本部兵力冒險突入安龍，把永曆君臣護送入滇。這一重大措施雖僥倖成功，但是李定國部主力經貴州轉入雲南，他長期經營的廣西必然落入清方之手。順治十三年二月清兩廣總督李率泰奏報，清方利用定國主力轉移，廣西明軍勢單力薄的機會，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統領廣東兵馬會合湖南（經略洪承疇部）、廣西（原定藩線國安部）官兵迅速向廣西推進。這年（順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二日抵平南縣，守潯州府的明仁安將軍李承爵、管領水師陽春伯李先芳自知兵力不敵，初七日主動撤退，初十日清軍占領潯州府。十五日，廣東清軍進至貴縣，與廣西提督線國安、經略洪承疇下總兵南一魁、張國柱部會合繼續西進，十八日抵橫州，明將高文貴、李承爵、施尚義、李先芳不戰而退。二月初四日，清軍占領南寧府；初九日廣西左翼總兵馬雄部追至瀨湍，明陽春伯李先芳被俘。廣西大部分州縣都被清軍占領[49]。後來，在平定了孫可望的叛變後，李定國雖曾命保康侯賀九義率軍收復南寧，賀九義在1658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派部將閻維龍、曹延生等度東收橫州，終因兵力不足，再度放棄該州。不久，因大局逆轉，賀九義奉命領兵回滇[50]，南明被迫放棄廣西大部州縣。因為孫可望有不臣之心，李定國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就後果而言，首先是永曆朝廷同廣東義師的聯絡被切斷，閩浙沿海抗清武裝經海路入粵的通道也極難利用，形成東西呼應不靈、各自為戰的被動格局。其次，廣西大部分州縣的易手，為清方後來三路進攻貴州、雲南製造了更有利的態勢。由此可見，孫可望的專橫跋扈，使南明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永曆朝廷移蹕昆明後，李定國、劉文秀率領各公、侯、伯、將軍上疏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禮。臣等集議：奉孫可望出楚，臣定國出粵，臣文秀出蜀，各將所部兵馬，從事封疆。凡馭天下之大柄悉還之其主，謹冒死以聞。」朱由榔知道孫可望不會輕易放棄權力，俯就臣節，把這件奏疏留中不發[54]。對於孫可望來說，永曆帝被李定國迎入昆明，不啻是當頭一棒。因為李定國、劉文秀同自己一樣曾是張獻忠的養子，是大西軍四大將領之一，地位原來就差不多，在將士中有很高的威信。永曆帝被軟禁於安龍時，朝廷軍國大事實際上由他這位「監國」秦王一手握定。這時情況大為改觀，永曆帝在李定國、劉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權不由己。今後是改弦易轍聽命於永曆呢，還是維護自己的「國主」威權公開決裂呢？孫可望處於進退維谷之中。

  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在朝廷遷入昆明的初期，著眼於大局，給孫可望留有相當多的餘地。具體表現在：一、永曆皇帝並沒有住進孫可望為自己建造的豪華宮殿；二、朝廷雖已晉封李定國、劉文秀為一字王，對孫可望「不臣之心」卻未加任何指責（上引留中的奏疏雖說可望「失人臣禮」，仍用了「奉孫可望出楚」的尊稱字樣），這顯然是表示孫可望只要幡然悔悟，地位仍在二王之上；三、給在雲南的孫可望親信部將加官晉爵，毫無歧視之意。為了爭取孫可望，穩定西南政局，永曆帝派白文選和張虎為使者攜帶璽書前往貴陽，勸說孫可望消除隔閡，重歸於好。臨行前，朱由榔各賜金篦一枚，叮囑道：「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相好，事事為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矣。」[55]白文選、張虎到達貴陽入見可望，可望不僅毫無悛改之意，反而責怪文選、張虎不該擅自接受永曆帝的封爵。張虎是可望的親信，立即呈上永曆所封淳化伯印，說：「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故偽受之。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背哉！白文選受國公之職，已為彼所用矣。」又密告可望道：「上雖在滇，端拱而已。文武兩班，唯唯諾諾，內外大權，盡歸李定國。定國所信文則中書金維新、龔銘，武則靳統武、高文貴，終日升官加賞。兵馬不滿三萬，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56]可望聽了很高興，誇獎張虎有忠心。白文選見狀，知道難以從中調和，試探性地說：「國主倘以舊好為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立致定國於麾下。」[57]孫可望明知李定國迎駕入昆明是得到了白文選的幫助，認為文選對自己不忠，盛怒之下準備將他處死，經帳下諸將營救，打了一頓板子後，予以釋放。永曆帝又派「學士楊在、侍郎鄧士廉等宣諭，俾同心釋忿，濟國難」[58]。孫可望深恨李定國不僅打破了自己的皇帝夢，而且連獨斷專行的「國主」地位也保不住，根本不願摒棄前嫌，他派張虎回昆明復命，說「須安西親謝乃可」[59]。這實際上是要把定國騙到貴陽殺害，憑藉自己在黔滇兩省的親信和兵力繼續挾制永曆。定國等人又遣王自奇同張虎再往貴陽，盡力打破僵局。不料，王自奇和張虎一樣頑冥不化，向孫可望講述「定國孤軍易擒」，內外夾攻，可以一戰而勝。可望見親信將領所談雲南情況與白文選所說相符，才恢復了對文選的信任。他命王自奇回雲南充當內應。自奇回到昆明後，「力言可望必不可和」，隨即辭歸楚雄整頓本部兵馬，待機行事。[60]

  這樣，孫可望盤踞的貴州同李定國、劉文秀輔佐下的永曆朝廷雖然在名義上都屬南明，卻已隱成敵國。八月間，李定國奏准將孫可望在雲南的妻妾、兒子送往貴陽，命秦王藩下總兵王麟護送。臨行前，定國親自在昆明城郊設宴送行。同月十二日，永曆帝由貢院移居秦王宮殿。

  清初馮甦說過：「予以辛丑（順治十八年）至滇。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國，定國能用兵。』使其同心協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敗。」[61]這話雖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實現秦晉聯好，同心協力，關鍵在於孫可望必須交出實際大權，俯就臣節，這無疑是與虎謀皮。最高權力之爭，終於導致演出了一場南明內戰。

  第四節　劉文秀領兵入川

  永曆帝移居昆明以後，李定國、劉文秀仍然希望孫可望能夠以大局為重，摒棄前嫌，共圖興復。從劉文秀統兵北上四川可以證明他們沒有料到孫可望為了恢復自己獨攬大權的地位會不惜動用武力大打內戰。劉文秀既受封為蜀王，立即著手部署恢復四川。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春天，劉文秀派部將威寧伯高承恩統兵五千由雲南進入四川雅州（今雅安）[62]。大約在同時，歸他調遣的另一支主力由征虜左將軍祁三升任總理全川軍務，會同援剿後將軍狄三品、平虜營總兵楊威、懷遠營總兵賀天雲、監理重慶屯田總兵鄭守豹等統率兵馬進至嘉定府（府治在樂山）[63]。九月，劉文秀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漢源縣北）、雅州到達洪雅縣（屬嘉定府），在該縣境內的千秋坪建立帥府。在這裡劉文秀撰寫了《天生城碑記》，其中說：「永曆十年，歲在丙申，聖天子厪宸慮，推轂命予秉鉞專征，剪桐蜀土，為根本之地。期於水陸分道，力恢陝、豫，略定中原。」[64]可見，這次進軍四川是永曆朝廷移入雲南以後做出的一項重大的軍事部署。劉文秀領兵經營四川，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永曆帝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擁戴下雖然基本上穩定了雲南地區的統治，貴州和湖南西部卻控制在孫可望手中，要打開局面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東出廣西、廣東，一是北上四川。東進兩廣，意味著由李定國統兵出征，這在當時滇、黔對峙的情況下，永曆君臣是不敢貿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條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劉文秀出馬經營四川了。撥歸劉文秀指揮入川的祁三升、狄三品、楊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將領[65]，兵員有數萬當屬可信。然而，劉文秀開闢西南抗清第二戰場的行動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觀條件很大的限制。首先，他入川後的駐節地不能離雲南太遠，以免孫可望一旦反戈內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領大軍入川必須選擇社會生產破壞較小，基本上能夠就地解決糧餉的地區；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並且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慶一帶推進，實現把四川經營為北攻保寧（閬中），東聯夔東十三家出戰湖北的戰略設想。後來的事實證明，孫可望心懷不軌，蓄意犯滇，迫使永曆朝廷召回劉文秀和他帶領的主力，經營四川收到的效果相當有限，從戰略上說是半途而廢。

  劉文秀的經營四川從他在永曆十年（1656）春派出大批部隊到他在永曆十一年（1657）二月奉詔返回昆明，首尾不到一年；他自己親駐四川的時間還不到五個月。當時的四川人士對劉文秀這次出師沒有取得多大成果非議甚多，主要是不了解他面臨的困難。李蕃在《雅安追記》中寫道：「秋九月，劉文秀由建、黎出雅州，至洪雅魚丘坪，修王城帥府，宮闕壯麗，勞民傷財。統兵數萬，不敢節成都，而來魚丘坪做帥府，使蜀中有司、紳士盡來朝賀，雖假借永曆年號，仍是獻賊根苗，真鼠賊矣。數月而返。」[66]時人沈荀蔚記：

  歐陽直時在劉文秀營中辦事，自記：丙申「五月，論平蜀功升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丁酉（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隨蜀王奉調回滇。」又記：「丙申，安西將軍李定國奉旨冊晉王，自安龍奉永曆帝駕入滇。撫南劉文秀迎駕，奉旨冊蜀王，領兵入蜀，駐洪雅之天生城。丁酉，孫可望稱兵，蜀王文秀奉旨回滇，留高將軍鎮上南。」[68]就當時實際情況而言，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屢經戰亂後業已渺無人煙，社會生產幾乎完全停頓，重慶一帶也大致相似。在清軍控制下的川北保寧地區和明軍控制的川南、川東地區之間早已形成一片廣闊的無人區，解決不了糧餉問題，雙方都無法推進。順治十二年（1655）清四川左布政使莊應會在奏疏中寫道，「切川北一隅合計錢糧征額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餘兩，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該銀八千餘兩，一年賦額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69]，官兵糧餉更是全靠陝西挽運。正因為糧餉困難，順治九年吳三桂、李國翰部在保寧戰役中大敗劉文秀軍後不僅沒有乘勝南下，反而只留下四川巡撫李國英部留守保寧，全軍返回陝西漢中就糧。儘管當時清四川巡按郝浴就曾經主張收取成都平原墾荒屯田，以蜀糧養蜀兵，可是墾荒屯田除了需要足夠的兵力保障地方安定，還需要先投入大量糧食、種子和耕牛、農具做屯田之本。沒有這種兵力和財力無疑是畫餅充飢。南明劉文秀率軍入川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從他先派部將入川，自己又親到夾江、雅州一帶巡視，最後確定在洪雅縣千邱坪建立帥府，在這裡興建「宮殿」、營房，聯絡「蜀中有司、紳士」，目的是在四川殘存百姓中樹立永曆朝廷的威望，同時著手屯田發展生產（上引《重修凌雲寺記》列名將領有「監理重慶屯田總兵」，沈荀蔚說他的數畝田悉為「營地」都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孫可望同永曆朝廷的關係趨於緩和，劉文秀經營四川的規模和成效必然更加可觀。清朝吳三桂、李國翰部軍隊是在孫可望降清以後，才在順治十五年（1658）由陝西漢中再度入川，會合李國英部南下。若不發生孫可望的叛變，劉文秀有將近三年的時間經營四川，他絕不可能株守雅州一隅，必然是北收成都、順慶（今南充），東下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西南戰局將是另一種情形。儘管他在永曆十一年（1657）二月就奉詔率領主力返回昆明，仍然留下了高承恩部鎮守四川雅州地區，成績是非常明顯的。李蕃記：「丁酉（永曆十一年，1657）州守錢象坤。是時高承恩駐雅，兵馬聚集，幾無有司之政。田糧專上穀米豆草，不用民間錢糧，雖夫役征繁，而井裡飽暖，民忘其勞焉。」[70]直到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清軍三路入滇時，四川雅州、建昌地區仍在永曆朝廷控制之下，這不僅說明劉文秀經營四川功不可沒，也表明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之後，李定國多少顯得心胸偏窄，以永曆帝名義把劉文秀從貴陽召回，川、黔、湖南西部經略無人，加速了全線的崩潰。

  第五節　孫可望內犯和兵敗降清

  儘管永曆帝和李定國為了使孫可望回心轉意做了不少工作，卻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對於孫可望來說，「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首先，在西南的南明軍隊中他的兵力最強，不僅貴州全省處於他的控制之下，在雲南留守的將領中也有不少效忠於他。其次，他以國主的名義總攬了永曆朝廷的政務，已習慣於君臨一切。何況，他思想深處還存在著一種自己本應位登九五的思想，因為他是張獻忠這位大西皇帝的當然繼承人，在1647年進入雲南後以四將軍之首得到獻忠御營提督王尚禮和艾能奇部將馮雙禮的支持登上了「盟主」的地位；聯明抗清後利用永曆帝的招牌收編南明殘兵潰將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聲望。在當了幾年實際的執政者之後，這時卻要交出權力，聽命於李定國、劉文秀擁戴的永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於過去的所作所為，永曆帝、李定國乃至於劉文秀對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閡。在反覆權衡得失之後，孫可望終於在一小撮親信的策劃下，決心訴諸武力，消滅昆明的異己勢力。諂附可望的文臣方於宣為他出謀劃策說：「今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臣意請國主早正大號，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71]孫可望果然在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二月，「封馬進忠嘉定王、馮雙鯉興安王、張虎東昌侯，余大封有差」[72]。雖然他沒有先正「大號」，但封王之舉已表明他鼓舞諸將打下昆明，為推翻永曆朝廷，自己正式登基做準備了。

  在公開舉兵之前，雙方都做了集結兵力的部署。李定國舊屬龍驤營總兵祁三升駐紮在四川，孫可望為了抓到這支軍隊，令三升率部赴貴州遵義鎮守。李定國也下令調三升赴滇。祁三升對部將說：「國主、西府，舊主義均。今西府尊永曆為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為正。」[73]諸將都表示贊同，於是祁三升拒絕接受孫可望使者傳達的命令，率部向雲南進發。可望大怒，派兵追擊，三升且戰且走，輜重丟失殆盡，終於在1656年十月到達昆明。永曆帝深表嘉許，封其為咸寧伯[74]。孫可望還派程萬里赴昆明，要求把秦王舊標人馬遣還貴州。永曆帝當即同意，提供夫役送出。

  平心而論，永曆帝和李定國等人對孫可望做到了仁至義盡。孫可望的眷屬原住昆明，如果羈留作人質，孫可望不免有所顧忌。李定國以禮送往貴陽以後，孫可望沒有內顧之憂，悍然決定進兵雲南。當時他掌握的軍隊大約有二十萬人，李定國、劉文秀部下只有三四萬人，何況在雲南還有鎮守昆明的王尚禮、楚雄守將王自奇等人是孫可望的親信。孫可望認為穩操勝券了，他甚至命人「預製扭鎖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75]。

  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孫可望在貴陽誓師，親自統率十四萬兵馬向雲南進發，以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76]，由馮雙禮留鎮貴陽。八月十八日，孫可望兵渡盤江，滇中大震。李定國同劉文秀商議後，決定二人親統主力阻擊可望軍入滇。永曆帝下詔「特加晉王得專征伐，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印；蜀王作副招討」[77]，負全權指揮之責。為防止王尚禮在昆明發動內變，除了把他部下的兵馬分撥各營隨同出征，還留下定國中軍護衛靳統武會同黔國公沐天波暗中防範。在這以前，王自奇因醉後誤殺定國營將，擔心定國興師問罪，在七月間即率所部渡瀾滄江西奔永昌府（今保山），由於地處僻遠，消息不靈，無法同可望配合行動。九月十五日，雙方軍隊相遇於雲南曲靖交水，分別距離十里下營。可望軍十餘萬人列營三十六座；定國、文秀軍約三萬人布列三營，士卒見可望兵多勢眾，頗有懼色。十八日，孫可望召見張勝，說：「爾可率領武大定、馬寶選鐵騎七千，連夜走小路至雲南（即昆明）城下暗襲之。城中有王尚禮、龔彝等為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戰而走矣。」[78]

  孫可望自以為計劃周全，萬無一失，卻沒有料到他的這次出兵討伐永曆帝和李定國、劉文秀師出無名，部下將領內心裡都不以為然。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白文選等人與李定國、劉文秀長期同甘共苦，不願自相火併；而由南明軍隊改編的舊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79]等人又心向永曆。於是，作為前線總指揮的白文選私下同馬惟興、馬寶約定陣前反戈，文選還以視察前線為名親自馳入定國、文秀營中通報消息，說：「此時宜速出兵交戰，馬寶、馬惟興及諸要緊將領已俱有約，稍遲則事機必露，斷不可為矣。」定國、文秀對白文選的來意還存有戒心，猶豫不決。文選急切地說：「若再遲，則我輩死無地矣。有一字誑皇上、負國家，當死萬箭之下，我當先赴陣前，汝等整兵速進。」說完，上馬飛馳而去[80]。這就是三年以後彭而述路過該地時賦詩所云：「道旁遺老為我說：是日東南風正急，秦軍大衄寶刀折。秦王帳下曹無傷，夜半曾將軍情泄。」[81]奉命領軍偷襲昆明的馬寶也寫了密信差心腹人送入李定國營說：「張勝等已領精兵七千往襲雲南，雲南若破，則事不可為。必須明日決戰，遲則無及矣。」[82]

  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原先約定二十一日會戰，他的意圖是推遲交鋒日期，使張勝、馬寶軍有更充裕的時間奔襲昆明。李定國聽了白文選的意見，又在十八日晚上讀到馬寶的來信，當機立斷傳令各營次日出戰。十九日天還沒有亮，定國、文秀兵馬開營出戰；可望也揮軍迎敵，雙方交戰於交水三岔口[83]。對陣之初，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前鋒失利。可望立於高阜觀戰，見已挫定國銳氣，即命諸營乘勝前進。白文選知道形勢危急，親率五千鐵騎沖入馬惟興營中，二軍聯合抄出可望陣後，連破數營，定國、文秀趁勢揮軍進擊，可望軍大亂，將士大呼：「迎晉王！迎晉王！」[84]十幾萬大軍頃刻瓦解。孫可望見形勢陡變，在少數兵馬保護下，倉皇東竄。過安順時，馬進忠不僅「閉門不納」，還派出一支軍隊追擊，「使疾走，無得集眾」[85]，孫可望匆忙逃往貴陽。

  交水之戰結束後，定國同文秀商量說：「今張勝往襲雲南府（即昆明），王自奇又據永昌，我當回救；汝可同文選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後已。」[86]二人分工後，定國即率師回援。張勝、馬寶、武大定所統七千精騎取小路經五日夜急行軍已進抵昆明城下，馬寶唯恐城內疏於防備，故意沿途焚燒房屋，使偷襲變成了明攻。城內王尚禮等聽說可望之兵已近，正準備上城接應，卻被永曆帝召入宮內，由沐天波、靳統武率親軍看守，動彈不得。這時，交水大捷的露布已星馳送到昆明，永曆帝命人把捷報大張於金馬、碧雞坊下，安定民心。張勝帶兵至昆明城下準備攻城，忽然看見定國、文秀報捷露布，知道可望大軍已敗，原先約好充當內應的王尚禮又音息全無，城上防守嚴密，被迫退軍，在地名渾水塘處碰上定國回援之師，張勝欲奪路而逃，揮軍死戰，定國軍因交水大戰之後急救根本，路遠兵疲，幾有不支之勢。馬寶為扭轉戰局，在張勝陣後連放大炮，擁兵殺來，與定國軍前後夾攻。張勝大吃一驚，說：「馬寶亦反矣！」收拾殘兵敗卒突陣而逃。第二天，過霑益州，駐守該地的總兵李承爵原系他的部將，率兵來迎。張勝喘息方定，正向李承爵敘說戰敗原因，忽然左右衝出數人，出其不意把張勝擒縛。張勝斥責李承爵道：「汝為部將，何敢叛我？」承爵回答道：「汝敢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張勝被解至昆明處斬[87]。

  九月下旬，孫可望奔回貴陽[88]，命留守大將馮雙禮帶兵把守威清要路，並同他約定如果劉文秀追兵到來即連放三聲號炮報信。馮雙禮已經知道孫可望兵敗如山倒，出師時貔貅十萬，返回貴陽只剩隨從十五六騎，因此他決定改弦易轍，不僅不幫助孫可望穩定貴州局勢，反而在文秀追兵尚未到達之時就下令連放三炮。可望聽見號炮，以為追兵已到，連忙帶著妻兒和隨從出城東奔。一路上經過新添衛、偏橋、鎮遠、平溪、沅州，「各守將俱閉營不納」[89]，「所至城門晝閉，呼之再三，僅垂大筥盛壺飡餉可望；且有不應者」[90]。曾經不可一世的「國主」孫可望眾叛親離，成了喪家之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孫可望決定投降清朝。他對寥寥可數的隨從人員說：「今為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仇耳。」[91]行至湖南靖州，其中書舍人吳逢聖任靖州道，率所部迎接。可望曰：「一路人心俱變，惟有投清朝可免。」於是遣楊惺先、鄭國先往寶慶（今邵陽）向清方接洽投降。三日後，白文選所統追兵迫近，可望乃與吳逢聖、程萬里等連夜奔至武岡界上，又遭到南明鎮守武岡總兵楊武截殺，幾乎脫不了身。

  九月三十日，孫可望派人火急送往清湖南當局一封信，說：「李定國、劉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靈。可望興師問罪，反為所誘。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發鐵騎一萬，願獻滇、黔、蜀以歸一統，更報不世之仇。」[92]清湖廣巡撫張長庚接信後向朝廷報告：「大逆孫可望虎踞滇、黔，鴟張區宇，年來費餉勤師，用張征討。今天殄窮凶，自戕潰敗，俯乞皈化，是不勞撻伐而南疆邊土共戴皇上如天之福矣。」[93]清湖廣當局得知可望處境危急，為了撈到這張王牌，派湖廣中路總兵李茹春、左路總兵王平帶領軍隊接應，擊退楊武所統攔截之兵，孫可望和妻、子、隨從人員才得以在寶慶府南面花橋地方進入清方管轄區，十一月十五日到達寶慶。同一天，孫可望派人送信給清五省經略洪承疇，再次表示：「自行開誠，願附大清朝，獻滇、黔、蜀之土地，歲納貢賦，祈職（洪承疇揭帖中自稱）轉奏大清皇帝陛下，請兵報仇，以復滇雲，擒渠獲丑，蕩平叛逆，歸版章於一統。」[94]據洪承疇報告，孫可望「所帶偽官丁、婦女共約四百餘名口，騎馬亦約四百餘匹」[95]。

  孫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內訌和兵敗降清，對清廷來說無疑是喜從天降。在這以前，洪承疇受命經略五省總督軍務，始終侷促於湖南、廣西境內，毫無進展。彭而述記載洪承疇治兵長沙，「以四鎮駐常（德），兩鎮駐寶（慶），一鎮駐永（州），一鎮駐祁（陽），線伯（原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提督線國安）駐粵西，數千里內四年之間棋置星布，皆重鎮。轉漕吳、越，歲費百萬緡」[96]。順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疇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已經請准解任，回京調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離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說：「職經略無能，寸土未拓」[97]，充滿了頹喪情緒。不到半個月，他得到了「雲貴逆賊自亂」的情報，興奮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轉報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孫可望派人送來的信後，當即上疏說：「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機宜，時刻難以遲誤，職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調理致誤軍機。」[98]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擻精神要為清廷金甌一統效犬馬之勞了。十二月初五日，順治帝諭兵部：「經略輔臣洪承疇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調理。近聞病已痊癒，仍著留原任，親統所屬將士，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99]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疇親自同固山額真六十等人率領三起滿漢兵馬從長沙前往湘鄉縣，同月二十五日孫可望在清將李茹春、王平護送下自寶慶起行，二十八日到達湘鄉，同洪承疇等見面。孫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頌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說什麼：「雲貴遠在天末，聲教未通，十餘年來非敢抗拒王師，實欲待時歸命，近益喧傳皇上文德綏懷，特恩招撫遐方人心深切嚮慕，且滿洲大兵精強，威聲赫濯，自順治十年岔路口一戰殺傷滇黔兵眾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萬餘。……」[100]洪承疇也「開誠優禮，款待盡情」。彭而述還記載了兩人相見的情景：洪承疇對孫可望「仍待以王禮。可望自稱孤，命記室作降表」。但他說：「人或傳明系未絕，可望接永曆為帝，以臣自處身。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為，而不關永曆也。」[101]實際上洪承疇的情報比彭而述要靈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孫可望是永曆朝廷的實際執政者，對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來歸自然不敢怠慢。在給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孫可望之口說：「數年之內，湖南以守為戰，無隙可乘，以致雲貴內變自生，人心解體。」「連年湖南、廣西以守為戰，節節嚴密，遂致內變，而決計奔投。」把自己一個月前說的「經略無能，寸土未拓」粉飾成「以守為戰」，導致南明實權人物來降的主要原因。十二月初三日，孫可望隨洪承疇到達長沙[102]。洪承疇在奏疏中說：「今偽王、偽官、偽丁並眷屬人口齊到長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士庶無不喜色相告，共慶太平有日，計滇黔負固之眾行見聞風來歸，以成大一統之盛。」[103]

  清廷對於孫可望的來歸極為重視，這年十二月，特旨封孫可望為義王[104]。為了體現賞不逾時，清廷派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麻勒吉為正使，禮部尚書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胡兆龍、禮部右侍郎祁徹白為副使齎冊、印，專程前往湖南行冊封禮。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長沙舉行典禮，二十八日孫可望即應詔赴京陛見[105]。五月初二日，孫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明遺民方文當時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賦詩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106]次日，順治皇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多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此外賜府第、賜蟒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上紅極一時的人物。這裡做一點對比也許更能加深了解清勝明敗的原因之一。1649年孫可望統率數十萬貔貅之眾，以雲南全省之地自願歸附風雨飄搖中的永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備極刁難；而清廷對僅率數百人狼狽來歸的孫可望卻毫不猶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曆朝廷高明得多。

  孫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賣雲貴川抗清事業。他剛剛逃到湖南寶慶就給清廷遞上了「願取三省上獻，以大一統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張獻忠開創的大西軍事業，說什麼「望以關西布衣，適丁明季喪亡之際，不自甘於轅下，遂稱藩於滇黔楚蜀之間」，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儼然以「國主」自居，把大西軍稱為「望兵」、西南抗清基地為「望土」，恬不知恥地把同系張獻忠義子和大將的李定國、劉文秀說成是自己「恩拔」起來的人物，又把李定國等人反對他專橫跋扈、帝制自為的措施說成「以奴叛主」。接著，他要求清廷發兵，「則滇黔蜀地願盡入於皇上之版圖，兵馬將士願咸奉皇上之軍旅」[107]。到湘鄉、長沙同洪承疇見面時，又如洪承疇奏疏所說：「偽王孫可望另有開列雲貴形勢機宜，職方在查詢，再具密疏，恭請宸衷裁斷。」[108]他還同清經略洪承疇會同各提督、總兵進行圖上作業，「繪圖講究，有同聚米為山，明如指掌」[109]。為了取悅清廷，孫可望不僅提供了永曆朝廷軍事機密等各方面的情況，獻上了「滇黔地圖」[110]，還為清軍進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嚮導。1658年（順治十五年）初，洪承疇遵照清廷諭旨會同孫可望「於投誠各官內查有熟諳湖南、廣西、四川、雲貴地利官十九員」，將其中四員派赴羅托軍中，其餘十員留在洪承疇「軍前不時應用」[111]。孫可望到達北京朝見清帝後，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報效之日。滇南形勢，臣所熟悉。或偕諸將進討，或隨大臣招撫諸境，庶少效奉國初心。」清帝命王、大臣商議，結果「以大兵分三路趨雲南，指日奏功，無事可望再往」[112]。儘管清廷出於種種考慮沒有讓孫可望親赴前線，但還是充分利用了他過去在大西軍和永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強了政治攻勢。王夫之記載，當清軍三路進兵時，「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惟定國一人不赦」[113]。這以後，永曆政權在軍事上的節節敗退，不少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倒戈投降，孫可望的現身說法無疑起了很大的誘惑作用。清軍在進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孫可望過去的地位和影響，劉坊在《哀龍江》詩序中說：「戊戌（順治十五年）冬，清師距遮炎河，謬道路者曰：可望師至矣！我兵聞風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國主至矣！至矣！相率驚竄。」[114]李定國支持的永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清廷利用孫可望原來的地位和關係竭力進行瓦解，無疑加速了這一過程。

  從順治十五年（1658）起，清軍向西南的進兵是頗為順利的，這裡面自然也包含了孫可望的一份「功勞」。然而，孫可望本人的地位卻隨著永曆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曾經紅極一時的義王越來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過了，這種變化是通過一些似微實顯的跡象體現出來的。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孫可升相會了。明末戰亂以來，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孫可升在幾經飄零之後，先混跡於明朝行伍，後來又成了清軍的一名士兵。這年七月，孫可升從駐地松江府上海縣來到北京，兄弟久別重逢自是驚喜交集。孫可望向朝廷奏報了「聚合之奇緣」，奉旨同住。可是，孫可升的家屬奴婢十餘口還在上海，搬來北京籌措路費不易。於是，孫可望請求皇帝「敕部給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驛傳實現全家團聚[115]。在孫可望看來這不過小事一樁，所以在疏中寫道「想此項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這麼一件小事卻引來一場軒然大波。順治皇帝批交兵部議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參上一本，首先抨擊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著借題發揮道：「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出自朝廷，可望甫來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邦，武能戡亂，何至坐見敗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昧無知。繼則請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天子穆穆，端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合之給為朝廷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庶人下賤可以冒濫也。今可望之弟可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則應自備腳力，未聞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堅策良，逍遙皇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不言。伏祈皇上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義矣。」[116]魏裔介的劾疏處處流露出對孫可望的輕蔑，給了他當頭一棒。孫可望在「伏罪陳情仰籲天鑒」疏中說：「昨聞憲臣有特糾陳請之非，祈正悖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浹背，寢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憲臣之言不謬矣。」[117]

  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118]，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孫可望於驚懼之餘，連忙上奏本解釋自己放債的經過：「前蒙皇上賞給銀兩，臣恐花費，借與天津衛民鄧時增銀一千兩，有文約可據。緣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賢愚，臣不得知。」接著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陳述自己「鬱積之苦衷並所以招尤招謗之原」。他說：「臣於明季失身行伍，浪跡疆場，各處人民遷徙逃亡不無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寵眷，無寸功可紀，一旦錫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慮者臣下文官如吳逢聖、武官劉天秀等百有餘員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見出入朝班，諸人睨目而視，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眾心騰沸之端也。然怨忌既積於心，詬害自生於外，謗議之事，久知不免。」[119]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認為把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號撤掉並不明智，因此，順治皇帝特地發布了一件措辭大有講究的聖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誠，朕心嘉尚，特錫王封。乃舉國臣工，意懷輕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系孤蹤，不必疑畏，冊印著仍祗受。」[120]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121]；或者說「封為義王，尋被酖」[122]。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123]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孫可望死後，清廷賜諡恪順，「祭葬加隆」[124]；同時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襲。順治十八年（1661），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縊殺。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國也病歿於邊境。孫可望家族已經沒有多大利用價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8）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死，其弟征灝請求襲封。御史孟熊飛上疏說孫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後無纖微之勞。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襲替二次。……請將孫可望王爵停其襲替，或減等降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125]。孫征灝死後，其子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126]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跡[127]。

  第六節　孫可望叛降後的永曆政局

  孫可望的叛變，是南明政權內部又一次大動盪。孫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對永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響，但是，交水之戰和隨後的掃除親孫勢力，以大西軍為主體的雲、貴、川和湖廣、廣西的南明軍隊並沒有多大損失。平定內亂後，以昆明和貴陽為中心的兩個隱隱相對的實力集團得到了統一，這未嘗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國能夠同劉文秀等齊心協力，以永曆帝為號召，聯絡鄭成功、夔東十三家等各種復明力量，抗清形勢必尚可觀。

  然而，李定國在處理善後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頗。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勛鎮，白文選由鞏國公晉封鞏昌王，馬進忠由鄂國公晉封漢陽王，馮雙禮由興國侯晉封慶陽王，馬寶由安定伯晉封淮國公，馬惟興由興山伯晉封敘國公，靳統武由平陽伯晉封平陽侯，祁三升由咸寧伯晉封咸寧侯，高文貴由廣昌伯晉封廣昌侯，其餘有功鎮將也分別升賞[128]。狄三品、王會、張光翠等人「以黨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駐守楚雄、永昌一帶的王自奇、張明志、關有才曾經接受孫可望的密令，準備東犯昆明。孫可望敗竄後，李定國本可以用朝廷名義對他們赦罪招撫，但他計不出此，親自率軍進攻迤西，「陣擒關有才，降張明志，自奇走騰越，窮蹙自刎。定國回省，適劉文秀獲張虎於水西，檻送省城，同關有才磔於市」[129]。在大敵當前之際，以內訌中的「功罪」大申賞罰，對於爭取和團結內部，儘量減少損失，無疑是欠妥的。

  李定國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同劉文秀的關係上。就歷史淵源而言，李定國和劉文秀在原大西軍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聯明抗清後兩人既不像孫可望那樣心懷野心，又多次獨當一面，指揮重大戰役，在迎接永曆入滇和平定孫可望叛亂等問題上都做出了貢獻。自然，劉文秀的戰功遠不及李定國，但在當時穩定南明局勢上，晉、蜀二王同為朝野所關注，合則兼美，離則兩傷。可惜，李定國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對劉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時艱。交水之戰後，李定國留在雲南，劉文秀領兵追拿孫可望，實際上負有穩定貴州以及與清方接境地區的任務。他雖然未能擒獲孫可望，但安撫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做得相當出色。到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十月間，劉文秀見貴州形勢已經穩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軍仍據守著四川大部和湖廣武岡一線，就上疏奏請永曆帝移駐貴陽，這樣不僅可以體現進取精神，也便於就近指揮，振作士氣。永曆帝同意了這一建議，命禮部擇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國在進討盤踞永昌（今雲南保山）的王自奇時，得知永曆帝同意劉文秀遷都貴陽的建議後，大為不滿，「駐兵永昌，上疏告病，請卸兵事」[130]。永曆帝拗不過李定國，「璽書慰勞，召回，遲延三月始赴闕」[131]。永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國請盡撤川楚守邊各鎮將回雲南。遂罷幸黔之議」[132]。這是李、劉之間裂痕的第一次明顯暴露。從當時形勢來說，劉文秀的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李定國反對移蹕貴陽如果是考慮到永曆帝秉性怯弱，距敵越遠越好，加上移蹕之時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負擔，主張留駐昆明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挾永曆帝撤回川楚守邊諸將顯然是針對蜀王劉文秀的。因為他的親信部隊主要集中在雲南，而劉文秀安撫了貴州、四川、湖廣的軍隊，定國不免有所顧忌，擔心移蹕貴陽之後，劉文秀的地位將凌駕於自己之上。這年三月，李定國又建議永曆帝召回劉文秀，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來降的時機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李定國卻心存芥蒂，把劉文秀和處於一線的將領調回大後方昆明，嚴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揮部署。這說明李定國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以後，對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慮，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鞏固自己在永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廷臣金簡等上疏進諫道：「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刃，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於漏舟，熟睡於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於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133]這裡說的二王是指晉王李定國和蜀王劉文秀。劉文秀對局勢的危險有清醒的估計，他在追逐孫可望的過程中，注意收集孫可望部下兵將，多達三萬餘人，加以改編訓練，打算用於守衛同清軍接境地區。他的豁達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孫可望雖然叛變了，但跟著投降清朝的不過幾百人，而且沒有一個重要將領。這說明原先尊奉「國主」的大批將士在關鍵時刻是識大體的，不應心存畛域，加以歧視和打擊。可是，李定國卻缺乏廣闊的胸懷，採取了一些歧視原屬孫可望部下將士的錯誤做法，比如「以收穫孫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舊兵名曰晉兵」，「由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134]。甚至連在迎接永曆帝入滇和粉碎孫可望叛亂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劉文秀也受到冷遇。據記載，劉文秀追趕孫可望至貴州後，由於可望事先逃走，劉文秀就留在貴州從事善後事宜，重點是穩定內部，防止清軍乘釁進犯。事情剛有頭緒，李定國卻向永曆帝建議召回劉文秀。見面之後，永曆帝本應慰勞一番，卻一開口就質問孫可望是怎樣逃脫的。劉文秀回奏：「彼時殺敗孫可望之際，不料他走小路。臣帶多兵只從大路追去。及至盤江細問，把橋兵云：不曾從此過。始知走小路奔逃，只得仍從大路追下，且可望僅馬上不滿百人，隨處有馬即換，他不說大敗之故，誰不應承？連夜前去。臣只一日一站追，故追不及。臣到貴州，馮雙禮雲已去四日矣。即再發兵追之，已莫可及，可望故此得脫。」永曆帝沉默了很久才說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追他。今追之不獲，反激之投他處，恐滇南之禍不遠矣。」[135]朱由榔這一番話簡直是語無倫次，難道在交水之戰後讓孫可望返回貴陽重整兵馬就可以充當雲南的屏障嗎？劉文秀穩定貴州、四川、湖廣一帶功勞很大，李定國和永曆帝把他和主要將領召回昆明，使劉文秀的善後工作未能有效進行已是重大失誤，對劉文秀的亂加指責更使他心灰意懶。劉文秀的被召回，意味著被解除兵權，朝廷在晉、蜀二王之間已明顯地倚重李定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舉措又使劉文秀深為不滿。他內心非常苦悶，甚至私下對人說：「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136]把李定國比作孫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對定國大權獨攬和處事不當表示反感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以後他日趨消極，「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將一切兵馬事務悉交護衛陳建料理，亦不出府」[137]。不久發病臥床不起，永曆帝和李定國都曾去探望，再三寬慰，派醫調治。但心病無藥醫，四月二十五日劉文秀病卒[138]。臨終前，劉文秀上遺表云：「北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弭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此臣區區之心，死而猶視者也。」[139]劉文秀在病危之時對國家大事仍縈繞於心，所提建議都是從大局出發，不僅不贊成歧視原大西軍部分兵將，還主張應該同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夔東十三家兵馬緊密團結，共赴國難。言外之意是對李定國執掌朝廷大權後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誤提出了批評[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