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654年會師長江的戰略設想

  第一節　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

  舟山失守以後，魯監國朱以海南下福建廈門。當時，部下的兵將還相當多。鄭成功把魯監國的兵敗來會，看成是建立自己獨霸東南沿海局面的良機。邵廷寀記載：「鄭芝龍之北也，遺書戒成功曰：眾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1]這件事可靠程度如何，姑不置論，但鄭成功自從起兵以來基本上是按照鄭芝龍的路子走的，即以閩海為根據地，對浙江以北、廣東以西沿海武裝不管是屬明還是屬清，一概視作異己力量，千方百計加以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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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監國政權既然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基地，漂泊無所，糧餉無源，客觀上形成投奔鄭成功的勢態。這樣，在魯監國的文官武將中就出現了分化，有的轉入鄭成功部下，如閩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則以寓客自居；定西侯張名振和監軍張煌言始終只願同鄭成功保持同盟關係。這在以永曆為「共主」的大前提下，自然是說得過去的。實際上雙方的隔閡以至疑懼在許多史籍中都有蛛絲馬跡可尋。史載張名振「至廈門見延平王鄭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為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大業。』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征之實績，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方寸何據？』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見之愕然，悔謝曰：『久仰老將軍聲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歷年謗書盈篋。名振立命火之。於是待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總制諸軍」[2]。這個記載只是反映了鄭成功和他的部將對張名振的猜忌，以至於「謗書盈篋」，而說鄭成功讓張名振「總制諸軍」則不符合事實。親鄭文人記載鄭成功命張名振管水師前軍[3]，意思是把張名振變成鄭軍部將。以恢復明朝為己任的張名振當然不願屈從鄭氏。正是在這種微妙的情況下，張名振、張煌言決定率軍北上，憑藉自己的實力（即原魯監國的軍隊）開闢抗清鬥爭的新局面。

  1653年（順治十年、永曆七年）八月，張名振和監軍兵部侍郎張煌言帶領五六百艘戰船向北進發，來到長江口的崇明一帶的沙洲。崇明城中的清軍兵力有限，不敢出戰，被圍長達八個月。張部明軍以崇明和附近沙洲為基地，如清方一份檔案中所說：「築圩耕種，近城十里之外，賊眾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饑饉難支。為我用者懨懨待斃，為賊用者欣欣向榮。」「崇明產米之鄉皆在平洋山前東、西阜沙，今被賊踞。」[4]張名振部明軍的進駐崇明沙洲只是為長江戰役做準備，並不意味著已經進入長江。正如清朝兵部題本中所說：「若夫蘇屬之有崇明，猶浙屬之有舟山也，俱孤懸海外，彈丸獨峙……」[5]次年（1654，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張軍三次進入長江作戰，這就是有名的「三入長江」之役。

  關於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在南明史籍中記載最為混亂，連年月也眾說紛紜。近人許浩基在所撰《鄭延平年譜》中「永曆七年癸巳三月張名振、張煌言請師之長江」條下特別加上按語，說：

  名振與煌言凡三入長江，而未知初入長江為何年？又不知題詩祭陵為何年？各書記載紛歧，莫知所據。《魯春秋》《東南紀事》俱作壬辰（1652）；《海東逸史》作癸巳（1653）；《小腆紀年》作癸巳初入長江，而甲午（1654）題詩祭陵；《台灣外紀》《海上見聞錄》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則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蒼水碑雲，癸巳冬入吳淞，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遙祭孝陵。甲午再入長江。蓋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書明年，下復系甲午，誤甚。謝山猶恍惚其詞，後人更難推測矣。[6]

  依據清朝檔案，參之以張煌言詩文，再以當時親身見聞者的記載補充，可以斷定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都在甲午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在十二月，按公曆推算已至1655年）。經過情形如下：

  1654年（順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起，張名振、劉孔昭、張煌言等部明軍乘船分批進入長江口，衝過狼山（今江蘇南通市南面沿江重鎮）、福山（與狼山隔江相對）、江陰、靖江、孟河、楊舍、三江、圌山（在今鎮江市境）等清軍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達瓜洲[9]。明軍在金山上岸，繳獲清軍防江大炮十位和火藥、錢糧等物。張名振、劉孔昭、張煌言等帶領五百名軍士登金山寺，朝東南方向遙祭明孝陵，題詩寄慨，泣下沾襟：

  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而賦。

  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鐘山望里真。

  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

  王師抱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

  南望孝陵兵縞素，看會大纛禡龍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並書。[10]

  張名振部海師在鎮江停留了兩三天[11]。清江南總督馬國柱同駐南京的滿、漢官員會商後，緊急派提督管效忠領兵由浦口、六合增援儀真（今儀征）、瓜洲；阿思哈哈番尼堪領兵由龍潭救鎮江。明軍在清軍到達之前，回舟東下。三月初六日，張部明軍四五百號在揚州府屬呂四場登岸，擊敗防守清軍，繳獲大河營守備印[12]。這就是初入長江之役。

  三月二十九日，張名振等率水師六百餘艘再入長江，四月「初五日已至圌山」，初七日乘順風溯流而上，過京口（鎮江境內），直抵儀真[13]，在儀真城外江中焚毀鹽船數百艘。計六奇記：「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數復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索鹽商金，弗與，遂焚六百艘而去。」[14]順治十一年七月山西道御史胡來相揭帖中說：「今春鎮江鹽艘被焚，岸市被掠，而財賦之區奚容致此，是防嚴未密，申飭不切耳。」[15]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工科給事中張王治在題本中說：「即如四月間，海賊直犯儀真，未能先事綢繆，遂致焚燒鹽艘數百號，折耗課賦商本數十萬，遲延至今未見兩淮運司設策畫謀，作何補救。坐視商疲課絀，則悠忽概可見矣。」[16]清江南當局急忙調兵遣將，對深入長江的明朝海師進行襲擊。張名振等人在儀真停留的時間很短，就返航東下，撤回崇明一帶的沙嶼稗沙、平洋等處[17]，是為二入長江。

  在考定張名振、張煌言率領海師三次進入長江的年月以後，下面可以逐節展開討論這次戰役的戰略意圖和各方配合的情況。

  第二節　錢謙益、姚志卓等人密謀策劃會師長江

  甲午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張名振統率的南明魯監國軍隊乘海舟三次進入長江，第一次進抵鎮江、瓜洲，第二次進至儀真，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時間裡積極活動於長江下游和入海口。以戰績而言，即如張煌言後來所述：明軍「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徒單弱，卒鮮成功」[24]，清方這時還沒有建立一支像樣的水師，長江下游駐防兵力又很少，只好沿江戒嚴，重點保衛江南重鎮江寧（南京）。總督馬國柱在奏疏中自稱：「但能保全無恙，便為無罪。」[25]實際上雙方沒有大的戰鬥。如果僅僅從表面現象來觀察，張名振等發動的三入長江戰役頗難令人理解。明軍旌旗炫耀，金鼓喧闐，幾百艘戰船浩浩蕩蕩直入長江清方要害之區，既不攻城略地，又不同清方派出的援軍正面交鋒。一年之內，三次進入內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動撤退，而且始終不離開長江入海口，這裡面大有隱情。清廷兵部在奏疏中說：「江南督撫各官每報賊船有數百號，每船有數百人，如是則足有數萬矣。若以數萬人之力，合而擊之，何堅不摧？崇明系彈丸之地，然數月不破者，乃賊之狡謀矣。賊意如破崇明，恐江東郡邑皆以崇明為誡，披甲登城矣。且賊既至京口，何不攻鎮江？既渡瓜、儀，何不進揚州？……今賊登上金山橫持斧鉞作賦，以假仁假義蠱惑人心。賊勢全可拔崇明，犯鎮江，劫揚州，然賊並不破城分封，與我死戰。……賊自海入江，皆張揚虛名。上起湖南，下至閩廣，賊必暗中串通。」[26]同年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在破獲了平一統（永曆朝廷授討虜前將軍職）、闞名世（永曆朝廷授威遠將軍職）等人潛伏內地的復明志士後向清廷報告：「該臣□（看）得，海□（寇）跳梁，逼入內地，若非內有奸徒暗通□（線）索，何敢狂逞至此？」[27]可見，清朝當局也多少察覺到復明勢力有東西聯絡、同時並舉的戰略意圖。

  介紹了上述情況，不難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從貴州帶回永曆朝廷和實權人物孫可望的大批文書，一個多月以後，張名振、張煌言等人就率領海師大舉入江，三次進至京口，迫近南京，時間之長，活動之頻繁，都同等待上游明軍主力沿江東下密切相關。初入長江時，定西侯張名振於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題詩明雲「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張煌言有題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師未至，遂左次崇明》詩，其中有句云：「一詔敷天並誓師……已呼蒼兕臨流早，未審玄驂下瀨遲。」[39]這兩首詩從題目到內容都充分說明：溯流而上的張軍實際上是應詔而來的偏師，戰略意圖是「接濟秦藩（秦王孫可望）」由湖北、湖南東下的主力。只是由於「上游師未至」，張軍徘徊終年，三度接應均無功而返。其間，參與密謀的賀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賣，被清政府逮捕，壯烈捐軀。

  以錢謙益為核心策劃的聯絡東西會師江南的方案在順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實現的。錢謙益長期醉心於收復江南徐圖北伐的計劃，早在永曆三年（順治六年，1649）給門生瞿式耜（時任永曆朝廷留守桂林大學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興之基業」是順江而下奪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為弈棋，說：「人之當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夫天下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宣移楚南諸勛重兵全力以恢荊、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荊、汴之鋒掃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歸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說：「王師亟先北下洞庭，別無反顧支綴。但得一入長江，將處處必多響集……我得以完固根本，養精蓄銳，恢楚恢江，克復京闕，天心既轉，人謀允臧。」瞿式耜向永曆帝轉報錢謙益密信疏中寫道：「蓋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而規畫形勢，了如指掌，綽有成算。」[40]這個以收復長江中下游為重點的戰略方針，錢謙益稱之為「楸枰三局」，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南明敗局已定時，他還在詩中寫道「腐儒未諳楸枰譜，三局深慚廑帝思」[41]，流露出無限的惆悵。發動長江戰役，東南沿海水師同西南明軍主力會師收復江南，取得這塊財賦充盈、人才薈萃之地作為扭轉明清戰局的關鍵，確實是有相當戰略眼光的。如果說在永曆三年（1649）他提出這一計劃還只是一種設想，當時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錢謙益依據明清雙方力量的消長，判斷已經可以付諸實行了。讓我們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長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峽以上處於明軍控制之下，湖廣地區清軍主力是1652年（順治九年）清敬謹親王尼堪由北京帶領南下的滿洲八旗精銳，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國軍作戰陣亡後，這支清軍由貝勒屯齊統率，雖然在周家鋪戰役中擊敗了孫可望的軍隊，但清軍傷亡也相當大，士氣不高，急於回京休整。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疇為五省經略大學士，次年他調集漢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務時在奏疏中說，「四月初旬內官兵方到各縣，正在安插間，即值貝勒大兵班師」[42]，說明這年春夏之交屯齊帶領滿洲兵馬北返。洪承疇調集的兵力全部不過一萬餘名，由於從北直隸、陝西、河南等地長途跋涉而來，「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間在寶慶（今湖南邵陽市）甚至發生「奪門私逃」的兵變[43]。湖廣以下清軍江防兵力也非常單薄，清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的奏疏中說，他於順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見南北江岸建設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盜賊，法甚善也。及舟泊各處，止見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無兵丁者，自安慶以下則更寥寥不可問矣。至江寧府（南京），又見演武場操點水師，兵丁不過二百餘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兒戲；且戰舡狹小，僅容數人，視大艘（指張名振等海師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狀，安望其對壘破敵，決勝於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屢犯，如入無人之境，汛防官兵未聞乘風波戰，一挫其鋒，是徒有防守兵將之名，虛糜朝廷金錢，而毫無江防之實效」[44]。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錢謙益、姚志卓等人認為應當把握時機，提出了長江戰役的計劃。他們不僅主動擔負起聯絡東西兩方面的南明軍隊和內地反清義士的責任，還以出資、出力等方式親自參加了這一重大的軍事行動。值得注意的是，發動長江戰役，奪取江南為基業，並不是錢謙益等內地少數復明志士一廂情願的幻想；張名振、張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們認為這個方案切實可行；西南的孫可望做出了相應的決策，證明他也欣賞和支持這個戰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員也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如刑科右給事中張王治就在一件題本中大聲疾呼：「江南為皇上財賦之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45]那麼，這一關係全局的重大軍事行動為什么半途而廢了呢？

  第三節　孫可望決策會師長江和計劃被擱置的原因

  這次由當事人精心策劃的會師長江戰役，結果卻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沒有出動。就西南方面說，孫可望讓姚志卓帶回的信息肯定是許下了從長江中游東下的諾言。當時，他同李定國之間的嫌隙已經比較深，定國帶領兵馬向廣東推進，另行開闢戰場。孫可望直接指揮的軍隊駐於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數州縣，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夢想取代永曆皇帝，需要坐鎮黔、滇，不願親自統兵東下。於是，孫可望決定起用因保寧戰役失利廢置昆明的撫南王劉文秀。史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正月，劉文秀被任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46]幾乎可以斷定這正是孫可望為了配合張名振展開大規模長江戰役而做出的部署。可是，事態的發展並不像孫可望想像的那麼順利。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和在貴陽的秦王「國主」行營之間的危機已經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永曆帝為了保持自己象徵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於在廣西的安西王李定國率兵「救駕」。就抗清大業而言，孫可望拍板定調決定採納北線長江會師方案；李定國在順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於南線同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會師廣東的計劃。永曆八年（1654）朝廷給左僉都御史徐孚遠、兵部司臣張元暢的敕諭中說：「今胡氛漸靖，朕業分遣藩勛諸師先定楚粵，建瓴東下。漳國勛臣（指漳國公鄭成功）亦遣侯臣張名振等統帥舟師揚帆北上。爾務遙檄三吳忠義，俾乘時響應，共奮同仇，仍一面與勛臣成功商酌機宜，先靖五羊（即廣州），會師楚粵，俟稍有成績，爾等即星馳陛見……」[47]從表面上看，南北兩線同時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前景頗為樂觀。然而，作為原大西軍第三號人物的劉文秀清楚地意識到孫可望的驕橫跋扈已經嚴重地威脅到西南政局的穩定。他立志抗清復明，卻不願意為孫可望打天下。於是，他「屢辭招討，不獲；從容治裝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貴陽）時四月矣」。[48]「行營諸文武郊迎，輒下車揖謝。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誤）。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公侯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某菲材，誠恐不勝。』諸人聽之皆悅。越數日，乃自於營中請宴文武諸人，優觴半，起謂諸人曰：『皇上猶佛菩薩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輩大和尚事。』已啟言：『營鎮諸將領征，歷經戰已久，不患不威勇，當通以忠義謀略，如《百將傳》請書宜各頒付，聽禮延文儒講論。』又言：『軍士皆（當）推心愛惜如子，諸營鎮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當參治。』」[49]顯然，這是對孫可望的批評。他奉勸孫可望應該滿足於當好廟中住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薩，自己爬上寶座，弄得不倫不類，信徒星散。同時針對諸將有勇有謀，卻只知「國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強忠貞教育。孫可望聽不進去，一意孤行，在這年五六月間由貴陽返回昆明，企圖舉行禪位禮，黃袍加身。關於孫可望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五六月間，曾由貴陽赴雲南昆明圖謀稱帝事，不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確記載[50]，孫可望本人在途經安莊衛（今貴州鎮寧縣）白水河大瀑布（即黃果樹瀑布）時觀賞風景，親自撰寫了一篇《望水亭記》，其中說：

  甲午（1654）夏，駐蹕舊亭，臨觀讚賞，俄而潭水且涌數丈（黃果樹瀑布下有犀牛潭），勢若錢塘怒潮，噴雲散霧，左右驚視，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靈征異也。爰命所司選勝為亭，以備臨眺。亭成而勝益著，因記諸石，以紀厥異雲。又題其石壁曰「雪映川霞」。[51]

  這就為孫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間確實途經安順、安莊衛往返雲、貴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劉文秀眼見孫可望做事乖張，內部既醞釀著一場重大的危機，自應以穩定政局為首務，「出師東伐」的計劃因此擱淺。五月初七日，劉文秀「以單騎出歷沅、靖諸營，遍觀諸險阻，勞恤軍吏，十日而畢。又訪求能知天文數術者，夏鴻臚言興隆山中有隱士李石說星數有驗，遣書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贈之衣金而歸；復以夏鴻臚薦賢謝之金」。[52]這意味著劉文秀擔心內變，一面加強同清方接境地區的防務，一面針對孫可望周圍那些諂媚之徒編造的「天命在秦」的「輿論」加以驗證。六月，孫可望回到貴陽；七月初六日「大招討劉文秀擇日出師，由平越道，屯於天柱（今貴州天柱縣，與湖南接境）[53]。在以後的半年裡，劉文秀毫無揮軍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擔心孫可望發動宮廷政變。孫可望同李定國、劉文秀之間的矛盾在永曆朝廷內成了公開的秘密。《存信編》卷五記載，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撫南王劉文秀駐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簡討朱全古兼兵科給事中視師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與全古曰：『劉、李之交必合，眾志皆與孫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我當以冬還蜀，君可以春還吳楚上下流觀察形勢，各靖其志，無蹈危殆。』安之尋遁入郝（搖旗）、李（來亨）營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營吏部尚書范鑛請遣使宣諭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還吳，轉渡江，由海門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報命。」

  概括起來說，1654年張名振、張煌言等的三入長江是復明勢力東西會合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戰略是由內地隱蔽著的復明分子錢謙益、姚志卓、朱全古、賀王盛等人經過調查研究、秘密策劃、東西聯絡後形成的，決策者是掌握永曆朝廷實權的秦王孫可望，積極執行者是定西侯張名振等人。只有弄清整個事件的背景和經過，才不致像目前所見各種史籍那樣把張名振、張煌言的三入長江之役看成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孤立行動，也不至於受親鄭文人的記載影響以為是鄭成功決策發動了這場戰役。

  南明史籍中一種常見的偏向是以晚節定論，這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歷史的殿堂不等於忠烈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話說：「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使必以一死為貴，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54]錢謙益、孫可望先後投降了清朝，大節有虧，自應遭到非議。然而這兩個歷史人物都是非常複雜的，尊重歷史事實就不能簡單對待。錢謙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有苟且貪生之念固然是事實；但他內心裡念念不忘恢復明朝，實際行動上多次冒殺身之禍從事反清復明活動，也不容抹殺。如果抓住錢謙益1645年投降過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禮部侍郎作為定論，那麼，王之仁、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筆抹殺。孫可望的情況同錢謙益很不一樣，他是實力派人物。在1657年反兵內向進攻昆明以前，他處理內部事務雖有不妥之處，總的說來功大於過。接管和改造南明永曆朝廷，創造一個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沒有任何人做到過。孫可望的缺點在於個人野心太大，特別是在對待永曆帝和原來平起平坐的李定國、劉文秀的關係上舉措失當。迫使李定國率軍由湖廣南下兩廣，雖然在客觀上開闢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經顯示出孫可望「國主」的權威運轉不靈。1654年他決策部署長江戰役是頗具戰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為重，不論是由他親自率領大軍東下，還是委託劉文秀為前線總指揮，戰役的進程必有可觀，明、清雙方的勝負尚難預料。可是，在這關鍵時刻孫可望利令智昏，妄圖推倒毫無防範能力的永曆朝廷，結果激起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歲月，事機全失。張名振、張煌言和錢謙益、姚志卓等人翹首以待的會合上游「秦藩」之師奪取江南的恢復大計就此化為泡影。

  第四節　鄭成功與「三入長江」之役的關係

  上文已經指出，1651年（順治八年）清軍攻破舟山後，魯監國在張名振等統率的軍隊護航下借居於鄭成功控制之下的金門、廈門一帶。鄭成功有意把魯監國的兵將收編，遭到抵制後，雙方保持一種聯合大於摩擦的同盟關係。1653年，張名振等的統軍北上既是為了重展雄風，開拓抗清的新局面，也是為了擺脫鄭成功的控制。然而，鄭成功卻依然以上司自居，把張名振率軍北上說成是自己所派。這在前引致李定國信里和永曆朝廷給徐孚遠等的詔敕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鄭成功藩下的文人按照這一口徑記述長江之役毫不奇怪。如阮旻錫說：永曆七年（順治十年，1653）「賜姓駐廈門，遣前軍定西侯張名振等率水師恢復浙直州縣，並遣忠靖伯陳輝等一齊進入長江」[56]。楊英《先王實錄》所記大抵相同。後來的史家受其影響，都採取了這種說法。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鄭成功傳》云：「張名振、陳輝之入長江也，焚糧艘，奪戰艦，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聞之震動。」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記：「是年（順治十年）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二萬，糧三艘。」這類記載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但顯然嚴重有悖史實。第一，張名振等魯監國的軍隊基本上是保持獨立系統的，並沒有變成鄭成功的部屬，北上長江時肯定同鄭成功商量過，但不能說是鄭成功所派遣；第二，張名振北上時帶領的是自己的舊部（即原魯監國軍隊），說成是鄭成功撥給士卒二萬，毫不足信；第三，把三入長江的張名振與鄭系將領陳輝並提，顯然是誤以為陳輝不僅進入了長江，而且參加了戰役的全過程，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下面依據史實，對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與鄭成功的關係做必要的剖析。

  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儘管沒有取得多大實際戰果，但他們深入虎穴的英勇獻身精神極堪稱道，且客觀上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意義在於：一是打擊了長江下游清朝統治，暴露了清政府長江防務的脆弱。次年（1655）五月，清廷派固山額真石廷柱為鎮海將軍，領八旗兵駐防鎮江京口[64]；同年八月又重新設立江南福山、楊舍、江陰、靖江、孟河、永生各營及沿江汛兵一千八百名[65]，並且把儲藏在江寧庫中的紅衣大炮移至京口，算是亡羊補牢。二是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舳艫相接，金鼓齊鳴，直入長江數百里，對大江南北復明勢力在心理上是一個不小的鼓舞。三是在戰略上配合了李定國進軍廣東，迫使清政府不敢抽調江南附近的軍隊赴援廣東。四是取得了入江作戰的經驗，後來鄭成功大舉進攻南京，由張煌言擔任前鋒乃是意料中的事。

  第五節　劉文秀進攻常德失利

  從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春天開始，明清雙方在湖南戰場上長期處於相持局面。這是由於雙方都吃了苦頭，實力又大致相當的緣故。就南明方面來說，孫可望既同李定國鬧摩擦，自己親自指揮的寶慶周家鋪戰役又以敗北告終，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扼守著辰州（沅陵）、沅州、武岡一線，同清軍對峙[66]。清朝方面也吸取了桂林、衡陽連遭重大挫折的教訓，在湖南的滿漢大員避免重蹈覆轍，力主持重，守著常德、長沙、寶慶地區，待釁而動。這年（1653）十一月，洪承疇以經略大學士的身份到達武昌。在摸清了雙方兵力部署之後，深知自己面臨的局勢相當棘手，憂心忡忡地向清廷奉報：

  湖廣地方遼闊，襟江帶湖，山川險阻，為從來形勝之地。今寇亂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逆賊孫可望等抗拒於湖南，而不知郝搖旗、姚黃、一隻虎等肆害於湖北。兼以土寇附合，苗賊脅從，群聚搶攘，是湖廣腹里轉為沖邊要害。臣今暫駐武昌，見聞最切。如辰、沅、靖州見為孫逆等賊盤踞，水陸不時侵犯。寶慶所屬之新化、城步各縣雖經歸附，而孤懸窵遠，屢報危急。永州府地界西粵，瑤賊出沒無常。桂東、桂陽又與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縣接壤，有紅頭逆賊結聚，官兵見在會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後通澧州，苗蠻雜處，時常蠢動。即衡州、長沙雖已收服，而逆黨觀望，實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論之，漢陽、黃州、安陸、德安四府粗安，而鄖陽之房縣、保康、竹山、竹溪四縣有郝搖旗、劉體純、袁宗第等諸寇，窟穴於羊角等寨，每營萬餘，虎踞縣界，殺擄肆行。鄖縣、鄖西、上津三縣，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賊竟擄舟渡江，兩岸蹂躪，逼鄖陽僅數十里。近又自均州槐樹關渡河者萬計。襄陽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縣有一隻虎（李過，即李赤心）養子小李（即李來亨）、馬蹶子（即馬重禧）、黨守素、李世威等諸賊，位於七連坪等處，將居民逼扶（挾？）供糧。光化縣倚山濱江，殘廢無人。荊州府屬之歸州及巴東、興山、長陽三縣接連西蜀，雖升補官員，從來未入版圖，無任可到，為姚黃、王二、王三等諸逆老營。而夔州之界，只有賊首譚詣、譚韜諸頭目數營，俱窟穴於巫山縣等處，游搶於彝陵、鄷都、遠安、松滋、枝江五州縣地方。鄖陽治臣朱國治屢報賊情緊急，亟圖會剿。此湖北之情形也。計今日官兵分布機宜，湖南見有滿洲大兵、陝西滿兵及提督各總兵等官兵，分駐武岡、衡州、寶慶、常德一帶，可備防禦。然各郡窵遠，聯絡不及，實有首尾難顧之慮。若荊州屬縣，賊孽正熾，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敵，而大江以南，恐至騷動，此尤當急為籌劃。臣與督臣祖澤遠會商，長沙系湖南、北總會之區，衡、永、辰、常、寶慶必由之路，即（既）可以接雲貴，又可以達廣西，武昌藉以為屏藩，江右倚以為保障，臣必往來駐紮其間，始可回應調度，相機進取。……[67]

  《清實錄》在記載上引奏疏，底下接著說：洪承疇「又疏言：頃者桂林雖雲恢復，其實附郭止臨桂一縣，外郡止靈川、興安、全州三州縣而已。逆賊李定國距省僅二百里，眈眈思逞，滿洲援剿官兵豈能久留？將來恢復州縣，何以分守，兵至則賊退，兵去則賊複合。彼逸我勞，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孫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賊兵截粵西險道，則我首尾難顧，反置孤軍於徼外，種種危形，顯然易見。……」[68]

  身膺經略五省重任的洪承疇這樣連篇累牘地叫苦，有他不得已的隱衷。清廷委派他統率從各省抽調來的「精銳」漢兵經營五省，本意是推行以漢制漢政策，順治九年跟隨尼堪、屯齊等出征的大批滿洲八旗兵被牽制在湖南，急需返京休息。所以，清廷在委任洪承疇之時，頗有言聽計從的樣子，實際上是讓歸附清朝的漢族官僚、兵將扮演征服西南未定地區的主角。然而，洪承疇指定調集的兵馬只有一萬多人，加上原駐湖廣、廣西、四川的綠營兵也絕對難以同孫可望、李定國等指揮的南明軍隊相匹敵。跟隨他進入湖廣的一個幕僚寫道：「時可望營頭眾盟八十餘萬，各省俱備，獨秦人有萬餘。」[69]對明軍兵員數估計過高，但南明兵力尚強當系事實。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洪承疇帶領調集的漢兵「精銳」到達湖南，駐防岳州、長沙、寶慶一帶，貝勒屯齊立即班師回京，這支八旗兵的進軍是清朝入關以來損兵折將、被拖住時間最長又最無戰果的一次軍事行動[70]。屯齊部八旗兵久戍得代以後，洪承疇知道僅僅憑藉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對付孫可望直接指揮的湘西、貴州明軍和夔東十三家軍隊不僅不能克敵制勝，連守住湖北彝陵、荊州，湖南常德、長沙、寶慶一線都毫無把握。至於他經略範圍內的廣西大部分地區仍為南明大將李定國所控制，就更是力不從心。何況，當時湖南久經戰亂之後，地方殘破，「大敵在前，小寇在野。滿兵絡繹，加送迎之煩。而招徠一二難民亦復鼠竄。百姓不來，有司欲去」。經略駐節的長沙「滿城極目蕭條」[71]，寶慶「城內城外無民無房，並蔬菜買賣俱無」[72]。憑藉這樣一個爛攤子要同明軍相周旋，確實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洪承疇一面竭蹶從事，努力組織綠營等漢兵固守地方，一面請求朝廷另遣滿軍助戰，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繼茂迅速移鎮廣西梧州，實際意圖是把攻取廣西、牽制李定國部明軍的責任推給廣東當局。[73]

  清廷收到洪承疇的奏疏以後，也知道單靠洪承疇節制的漢族兵馬難以同明軍一競高低，就在1653年（順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額真陳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藍拜、濟席哈、護軍統領蘇克薩哈等帶領滿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鎮守。敕諭中說：「爾等公同經略輔臣洪承疇悉心商確，擇湖南、湖北扼要之處駐札，其用兵機宜，悉同經略議行。……」[74]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陳泰被任命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雖在1653年底，他統兵南下卻是相當晚的，大約是在屯齊部清軍1654年回京之後方才起行，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春夏之際陳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額真濟席哈（季什哈）和藍拜的軍隊才進入湖南，他本人帶領的軍隊行至湖北監利縣境因江水泛濫，河堤衝決，無法前進[75]，直到病死軍中也未能參加戰鬥。二是清廷給他的敕諭措辭上頗有講究，只命他「鎮守」和「駐札」湖北、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沒有「進取」「剿滅」字樣，這充分反映了清廷統治者自知己兵有限，南明軍勢尚強，再也不敢孤注一擲了。清方在周家鋪戰役險勝之後，滿、漢大員屯齊和洪承疇等人滿足於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軍決戰。明軍方面也同樣偃旗息鼓，毫無作為。孫可望在寶慶失利後自知斬將搴旗非己所長，決定重新起用撫南王劉文秀。可是，劉文秀自從保寧戰敗被剝奪兵權後，日趨消極。據史書記載，他廢居昆明時「益循循，謹訓子（劉震）讀書為儒者風，欲入雞足山學道」[76]。1654年初在孫可望堅持下他出任「大招討」，由於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時領兵出征。直到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春，劉文秀才率領大將盧明臣、馮雙禮等部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餘只，踏上了東攻湖廣的征途。四月，劉文秀部集結於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計劃先攻占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後收復長沙、衡州、岳州，得手後再北攻武昌[77]。

  按照劉文秀的部署，明軍進攻常德採取水陸並進的方針。他派盧明臣率領一支軍隊乘船由沅江前進，自己率軍由陸路進發。當時，正值漲水季節，盧明臣的軍隊乘坐一百多艘船隻順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縣，活捉清朝知縣李瑢。[78]可是，劉文秀親自帶領的主力卻因為連日下雨，溪水猛漲，道路泥濘，行進非常困難，「馬步兵滯留數十日」，根本無法同盧明臣所統水路軍隊配合作戰。

  清朝五省經略洪承疇和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得到劉文秀大軍入湘的消息後，迅速做出對策，除了從衡州等地抽調軍隊回守省會長沙外，五月初十日，調遣荊州滿洲八旗兵趕赴常德，加強防禦力量[79]。五月二十三日夜，盧明臣部進至常德城下，遭到優勢清軍伏擊，由於得不到陸路明軍的支援，激戰到次日，盧明臣中箭落水犧牲，水路明軍幾乎全軍覆沒。[80]清軍乘勝加強了面對辰州的防務。劉文秀水、陸兩路夾攻的計劃既告失敗，盧明臣的陣亡又嚴重影響了士氣，他隨即放棄了攻取常德的計劃，帶領軍隊退回貴州。孫可望對劉文秀的舉措深表不滿，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權，讓他返回雲南昆明閒住。

  劉文秀出師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討就很勉強，缺乏克敵致勝的信心，水師失利之後，他自己統率的主力並沒有同清方對陣即自行撤返。上文說過，陳泰本人帶領的清軍因道路被洪水淹沒受阻於湖北監利縣境，此後不久陳泰就病死於軍中。劉文秀在前鋒失利、主力完整的情況下本來還可以尋找戰機，他的不戰而返，說明他無意於此。其次，在戰術上劉文秀沒有考慮到當時的天時、地利。水、陸並舉的方針固然正確，但是在夏汛到來之際應該率陸路兵馬提前行動，然後才出動水師，由於他安排不當，致使水師孤軍深入，陷於呼應不靈的絕境。

  孫可望任命劉文秀為大招討，本意是讓他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率軍由湘出長江，同張名振等會師，奪取江南。當時屯齊部清軍北撤，陳泰部清軍尚未南下，正是一舉擊破清經略洪承疇拼湊的漢軍、進取江南的大好時機。由於孫可望的圖謀篡位，劉文秀只好按兵不動，導致東、西會師的計劃全盤擱淺。在幾經拖延之後，劉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進攻常德之役。這是原大西軍聯明抗清以來，最後一次主動出擊的軍事行動。劉文秀無功而返，隨之而來的是圍繞擁戴和取代永曆帝的內部傾軋，南明朝廷已經無力東顧了。清方在陳泰病死後，於1655年（順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額真阿爾津接替寧南靖寇大將軍職務[81]。阿爾津同洪承疇統率的滿、漢官兵在軍事上也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軍相持。1656年（順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疇在奏疏中承認自己奉經略之命「將及三年，犬馬之勞不辭，而尺寸之土未恢」[82]。這種局面直到南明內訌，孫可望叛變投降清朝才改觀。

  [1]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十《張名振傳》。

  [2]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十二《張名振傳》。鄭達編輯的《野史無文》卷十收《張名振傳》記：乙酉年（1645）「六月初十日，名振刺『赤心報國』四字於背，自石浦帶兵三千，合新募萬人，十七日至蕭山。」此文未註明作者，推測為張名振之監軍金鐘所撰。查繼佐《罪惟錄》卷十二之下《張名振傳》雲，辛卯（1651）「名振既間關監國，為之乞援國姓思明州。國姓責以無功，名振乃露背所刺『盡忠報國』字樣，矢不二。成功心動……」沈光文《挽定西侯》詩中有「留將背字同埋土」句，注云「背上刺有『忠心報國』四字」，見侯中一編《沈光文斯庵先生專集》（台灣文海出版社出版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四輯）。張名振效法岳飛刺字於背，確有其事，但前二字有三種不同記載。

  [3]　楊英《先王實錄》。

  [4]　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殘件，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九十四頁。

  [5]　順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七十二頁。

  [6]　吳興許杏霞堂刊《鄭延平年譜》。許浩基的說法頗有代表性。他把初入長江列在癸巳年（順治十年，1653）三月，並雲張名振於此時至金山「題寺絕壁」；次年甲午（順治十一年，1654）「正月，張名振再入長江」，至於第三次入長江則避而不談。直到目前各種史著對「三入長江」的時間仍然說不清楚。

  [7]　順治十年九月江寧巡撫周國佐「為洋寇乘勢鴟張，海邑人心煽惑，微臣謹率旅親臨，以寢邪謀，以鞏地方事」揭帖，影印件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61號。

  [8]　有的史著認為張名振部明軍到達崇明沙洲就是「三入長江」的開始，這是不對的。崇明諸沙洲位於長江出海口，明清雙方都把它們看成沿海屏障，而不當作內地。如順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南總督洪承疇揭帖中說：「蘇州府屬八州縣，惟崇明縣設在海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三頁。

  [9]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為塘報海寇突犯京口等事」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七十六至七十九頁；順治十一年五月「江寧巡撫周國佐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九冊，A19—181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八二頁；順治十二年三月江南總督馬國柱「為沿海失事頻仍等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一一六至一二三頁。

  [10]　登金山賦詩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張名振題詩金山》條，商務印書館版在卷十，中華書局版在卷十六，詩末句中華本作「會看大纛禡龍津」，應從中華本。張名振題詩時間在後記中明言「甲午孟春月」，即順治十一年正月。同年清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題本殘件中說：「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鎮江副將張塘報，海寇船隻數百隻乘風上犯，傍岸而來，到金山西馬頭，請發援兵策應等情。」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二本，第一一九頁。清工科給事中翁自涵在順治十一年五月揭帖中也說：「賊登金山頂橫槊賦詩，假仁假義，煽我人心。」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七九頁。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和定西侯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當系同行時所作。

  [11]　《明季南略》中華書局版卷十六《張明正題詩金山》（明正當作名振）條記，計六奇親身見聞：正月「二十三日上午，予以候試江陰，因詣北門遙望，見旌旗蔽江而下，彼此炮聲霹靂，人人有懼色」。顯然，這是明軍回舟東下。但他在這一條里記張軍正月「十三日抵鎮江，泊金山」，「二十日明正等白衣方巾登山」，次日復登山，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掠輜重東下，似乎明軍在金山停留長達十天，與清方檔案不符。

  [12]　《漕運總督沈文奎殘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九四頁。

  [13]　順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安徽巡撫李日芃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三七頁。

  [14]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張名振入長江兵力據清方奏報為六百餘艘，計六奇寫作「千餘」，估計偏高。

  [15]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九三頁。張名振軍在儀真焚燒鹽船事在四月初旬，胡來相大約是風聞入告，誤寫作「今春」。

  [16]　張王治《工垣諫草》下冊，「為鹽法關係甚重，謹陳責成之法以垂永久事」題本。此書前有魏象樞、韓詩順治十二年寫的序，約為順治年間刻本。

  [17]　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寧巡撫周國佐「為賊艘入江窺漕等事」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九十二至九十三頁；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頁。

  [18]　張名振五月間南下浙江、福建時，清江南總督馬國柱、江寧巡撫周國佐上疏「鋪敘誇張，居功自飾」。其實，清廷也知道張名振「忽爾開?南下，明有狡謀」。「逆賊仍踞稗沙等處，應行令該督、撫、鎮嚴加防守……勿得稍有懈弛，致墮狡謀」。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五頁，順治十一年九月江寧巡撫周國佐揭帖。

  [19]　順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江南總督馬國柱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五十至五十四頁。

  [20]　姚廷舜《歷年記》中，見《清代日記匯鈔》。

  [21]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二一頁缺名殘揭帖；同書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頁江南江西總督殘揭帖。按，這兩個殘件均無年月，但二二二頁殘揭帖內有「十二□十八日辰時」，必為十二月十八日。

  [22]　南明永曆朝廷任命的「督撫浙江軍務兼恢剿閩、直」右僉都御史陳璧當時正隱蔽於江蘇常熟，在《甲午五十除夕》詩中云：「未知天命將何似，莫問樓船海上軍。」自註：「是月聞海兵進京口。」甲午除夕日他只說海師進至京口，還沒有得到退出長江的消息。見《陳璧詩文殘稿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第二十九頁；參見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

  [23]　順治十二年五月江南總督馬鳴珮殘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三五頁。

  [24]　張煌言《北征錄》，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九二頁。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三，此句作「此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歸，因師旅單弱，訖鮮成績」。

  [25]　順治十二年三月江南總督馬國柱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一二三頁。

  [26]　順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頁。

  [27]　《明清史料》丁編，第二本，第一一九頁，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題本殘件。

  [28]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八《嶺外稿》卷中《姚吳二君墓志銘》《祭姚默先文》。

  [29]　沈佳《存信編》卷四。

  [30]　錢肅潤《南忠紀·教諭眭公》條云：「眭明永，號嵩年，丹陽人，補華亭學博。清兵至，書於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自縊未死，大罵清兵遇害。」

  [31]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八四至一八八頁《刑部殘題本》《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殘題本》。按，殘題本中說：「與孫可望來的人姚志卓同去。」可證明姚志卓在這以前曾經去過貴州。

  [32]　清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順治十一年奏報擒獲「叛逆」殘題本中提及「未獲」人員有「張沖甫」，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二本，第一○九頁。

  [33]　彭士望《恥躬堂詩鈔》（咸豐二年重鐫本）自序中寫作張仲符，卷十六《山居感逝》詩中寫作張沖符。

  [34]　任光復《航海紀聞》中記載魯監國政權中有兵部侍郎張沖符；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二、卷十一作兵部侍郎張中符。

  [3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乙酉日曆》中記乙酉年（1645）五月初六日「茅山道士張充符過訪，言大司監俱有引退者，而韓內監贊周且削髮。時事可慨矣」。可見，在魯王朱以海監國以前張充符確為「茅山道士」，但關心時事，同南明高層人士有來往。魯監國時出任兵部侍郎，後仍以「茅山道士」身份潛伏清統治區進行復明活動。

  [36]　錢謙益《牧齋全集·投筆集·後秋興三之三》。姚志卓在魯監國政權中原任平原將軍，見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後加封仁武伯。錢謙益作詩時借明人典故諱「漢」字為兵士，「先裝五百羅漢」即先募數百士卒隱語，仁武伯改稱神武，也是一種遁詞。按，明代有宗室名漢，自諱其名，其子讀《漢書》，諱曰讀「兵士書」；其妻供十八羅漢，諱曰「供十八羅兵士」。見謝肇淛《五雜組》。

  [37]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按，是書記載於順治十年春，略誤，上引檔案證明十年十一月姚志卓才從貴州回到江蘇。

  [38]　參見《張蒼水集》第一○九頁。

  [39]　張煌言《張蒼水集》。

  [40]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曆三年九月《報中興機會疏》，疏中轉報了錢謙益手書。

  [41]　錢謙益《投筆集·後秋興六之一》。

  [42]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六頁。

  [43]　見上引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洪承疇揭帖；參見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三頁。

  [44]　順治十二年（原件無奏報日期，僅雲「順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為嚴責成以重江防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一二八頁。

  [45]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六九頁。此件為殘本，無年月，考張王治在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仍任工科給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給事中，順治十二年九月解職出京，此件當為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之間所上。

  [46]　沈桂《存信編》卷四。黃宗羲《行朝錄》卷五《永曆紀年》載：「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明末滇南紀略·慕義開科》記甲午歲（1654）「春末調蜀王劉文秀帶滇中久練兵士齊赴貴州」，下文即述劉文秀、盧明臣是年七月攻湖南常德。記載有誤，攻常德是次年（1655）的事情，當時劉文秀也尚未封蜀王。

  [47]　陳乃乾、陳洙纂《徐闇公先生年譜》，在徐孚遠《釣璜堂存稿》一書之首。

  [48]　沈佳《存信篇》卷四。

  [49]　沈佳《存信篇》卷四。

  [50]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六月，孫可望謀僭號，不果，復如貴州。」《雲南備征志》卷十七，倪蛻《雲南事略》，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均有此記載。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十一年甲午六月，孫可望自貴州還雲南，復入貴州。張勝率兵同往。」

  [51]　孫可望《望水亭記》，民國三十五年《鎮寧縣誌》卷四，藝文志引舊志稿。按，鎮寧縣在明代為安莊衛，從未修志；清朝道光至光緒年間修了一部《鎮寧縣誌稿》，未刻版印刷。20世紀40年代地方當局訪得該稿本，修成《鎮寧縣誌》。明清之際著名人物孫可望留下了少量奏疏，但他寫的文章極為罕見。他為黃果樹瀑布題的「雪映川霞」四字在瀑布後水簾洞內，「款識已漫滅」。

  [52]　《存信編》卷四。

  [53]　《存信編》卷四。

  [54]　王思任《王季重十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十五頁《頌節錄序》。

  [55]　《張蒼水集》第一四八頁《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

  [56]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

  [57]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一頁。

  [58]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七十七頁。

  [59]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六九頁。

  [60]　佟國器《三撫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順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撫宜永貴為塘報事。

  [61]　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四五頁。

  [62]　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書李際期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一二八至一三二頁。按，南田為浙江象山縣南與石浦相對的海島。

  [63]　《先王實錄》。

  [64]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一。

  [65]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

  [66]　順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說：「孫逆黨眾見占踞辰州、沅州、武岡各處。」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五○頁。

  [67]　洪承疇的這件題本收入《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一一九至一二一頁；但這部書的編者將此題本系時於「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實是順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一內容摘要見《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順治十年十一月庚申日，是月癸巳朔，庚申即二十八日。何況，順治九年洪承疇還沒有被任為五省經略。

  [68]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69]　丁大任《入長沙記》，丁當時在偏沅巡撫袁廓宇幕中任職。

  [70]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說：「四月初旬，官兵方到各縣，正在安插間，即值貝勒大兵班師。」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六至一四八頁。

  [71]　丁大任《入長沙記》。

  [72]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八頁。

  [73]　《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五〇頁，經略洪承疇順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揭帖。

  [74]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75]　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六六頁。《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記順治十二年八月「革澧州道張國士職，以大軍將往荊州，推諉路險難行，不加修葺，貽誤軍機也」，可資旁證。

  [76]　沈佳《存信編》卷四。

  [77]　康熙二十四年《桃源縣誌》卷一《兵燹》記：「乙未十二年，春二月，寇復東下，知縣李瑢被執去。札營邑之鄒市、李家洲等處，尋旋兵。夏五月，寇大舉，水陸俱下，步馬十餘萬，象四十餘只，列營燕子寨一帶。連雨溪漲，馬、步兵滯留數十日，以水師前鋒敗死，宵遁。」《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二，順治十二年六月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疏報，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所統兵馬為六萬，船千餘艘。《清史列傳》卷四《陳泰傳》也說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帥師六萬、樓艫千餘，分兵犯岳州、武昌，而文秀以精兵攻常德」。

  [78]　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經略洪承疇「為察報桃源失事情形」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五八至二六四頁。

  [79]　經略大學士洪承疇揭帖殘件（順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到）云：「常德府於四月十七日果有賊警，二十三日報到衡州。五月初十日職聞荊州已發大兵赴常德援剿。」（《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六一頁）《清史列傳》卷六《蘇克薩哈傳》說：「十二年，賊帥劉文秀遣偽將盧明臣、馮雙禮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蘇克薩哈（時為鑲白旗護軍統領）伏兵邀擊，大敗賊眾。明臣等復遣賊縱艦拒戰，又擊敗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戰艦千餘蔽江而下，蘇克薩哈指揮軍士，奮勇截擊，明臣等悉眾抗禦，我軍協力撲剿，六戰皆捷，縱火焚其船，斬獲無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創遁，降其偽副將四十餘人，文秀走貴州。」

  [80]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二記，大將軍陳泰這年六月奏疏中說：「明臣赴水死。」《清史列傳》卷四《陳泰傳》記常德戰役清軍先後在常德城下、沅江中、德山下擊敗明軍，接著在龍陽（今湖南漢壽縣）又敗明軍，盧明臣即在此地「赴水死，（馮）雙禮被創遁」。龍陽靠洞庭湖西，參考清方奏報，劉文秀的戰略意圖很可能是遣盧明臣、馮雙禮率舟師由沅江入洞庭湖，東攻岳州。沈佳《存信編》卷五記，永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丙午，「劉文秀、馬進忠與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七月癸未朔，孫可望命劉文秀、馮雙禮、楊國棟、莫宗文、盧明臣等領兵由辰州襲取常德，水陸並進。明臣戰舡夜至常德城下，清將楊□（當為楊遇明）伏兵暗擊之，明臣中箭墮水死，水師遂敗，陸兵走回」。誤將常德戰役寫成五月、七月兩次。

  [81]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

  [82]　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五六頁。